全球化的危机与经验空间的转换

副作用的年代：全球化的危机与经验空间的转换作者：郑志文　　单位：台湾静宜大学大众传播学系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
关键词：全球化第二现代世界主义反身性┊阅读：774次┊
[摘要]：
本文以英国社会学者贝克（Ulrich Beck）、季登斯（Anthony Giddens）与瑞旭（Scott Lash）的观点，陈述当代社会结构与生活模式所产生的诸多变化，已具备一种“第二现代”（the Second Modern）之性格，并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后现代”的画分。本文以“第二现代”及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出发，指出“第一现代”的过度发展，将反过来瓦解掉全球化的市场与民族国家型态，并将产生反省式的文化发展。在反省式的文化发展下，现代理性及寰宇性皆会遭到强大挑战，社会亦将由内在开始进行自我转换。人们的文化经验与空间经验，包含了各种认同度的养成、生活歧异化的跨国形式、无国界之政治行动组织等等，将有更多样化的发展。具体而言，本文目的在于，以媒体发展之文化社会思考，探讨跨国媒体与文化之“反身性生产”、“流动的空间制度”、“日常生活的世界主义”及“全球在地化”等议题，指出过去的媒体理论已然失去理解全球发展轨迹的能力。因为，在反省式现代性空间下，一种不同的价值以世界主义姿态出现，已呈现更活泼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可能不会只有一种资本主义、一种现代性，而将有更多种的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本文以媒介发展为经，理论诠释为纬，透过对媒体实践及理论的双重检视，反省媒介全球化的思维，期对全球媒体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现代化的副作用与“第二现代”
在针对媒体产业讨论的学理中，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一直是最具有批判力道的思想。在“文化工业”分析中，由媒体与符号所造成的文化经济现象，导致了日趋无意义、同质化、抽象化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对人类主体性毁坏的文化场景。但这种批判性的分析，也导致了对各种媒体经济的讨论中，注定得到悲观负面的结论。然而，自90年代起，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中，另一股“第二现代”的理论讨论已兴起，为当代媒体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对立的逻辑。
“第二现代”所关心的社会，是一个呈现快速流动的社会形态，无论是媒体、通讯、影像与信息等，都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大量地移动交换。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又是对传统国族与地方性的“反省式”（reflexivity）社会学。这种反省式的概念，由贝克（Ulrich Beck）、季登斯（Anthony Giddens）与瑞旭（Scott Lash）等人在1994年共同发表的《反省式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一书中所提出。与传统现代性不同，贝克将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称为“第一现代”。在现代/后现代论述中，现代主义者主张的是以秩序/同一性/确定性/安定性为本质，而后现代拥护者则强调失序/差异性/不确定性/不安定性等特色。但“第二现代”的概念，则与一个整体的现代性、或是与断裂或片断的后现代都不同。主导“第一现代”是一种简单的、直线的、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工具理性进步观。“第二现代”则不是有计划的，而是充满了偶成性与多样性；并藉由非直线性的与机遇性的发展概念，开始来拆解现代性所构成的阶级社会，并展开个人主义化（Individualization）的命题。[1]
“第一现代”，或称简单式现代化，往往不能明暸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后果。在一味追求高科技与工业化之后，却让社会充满风险，失去了原本追求的安全保障。人类在此情境之下，即进入了“风险社会”；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人们如何反躬自省，进而建构“反省式现代化”，才能建立适当机制以抑制风险。“第二现代”起源于“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而风险社会的分配逻辑，主要是风险分配，它跨越阶级、不以财富差别来区分。因为，对贝克而言，风险社会并不是物质匮乏的社会；故传统上财富分配的逻辑，已由风险分配所取代。这种风险的特质，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未来性[2]与组织性；[3]其中，“组织性”强调，工业化社会所生产出来的风险不仅是组织性的，而且更是制度性的。这种风险是一种“组织性的不负责任”，具有高度的社会建构性，也掺入了各社会脉络之中，造成了跨越阶级的风险分配。
风险社会是当代社会的特征，而“自我反省”则成了第二现代的核心概念。季登斯与瑞旭，即采用知识反省的角度来对应现代化。其中季登斯特别强调，“制度性的反省”才应该是现代性的特征。因为，现代化的表现，乃由从前现代社会“对人的信任”转为对以专家/知识为主的“对系统的信任”，然而由于专家知识自身却充满着不确定性，人类的社会活动也因此变成不稳定的冒险活动，最后造成了某种生存的焦虑感（Giddens, 1990）。与季登斯略有不同，贝克针对这种自我反省的特性，则用“自我对质”的“反身性”（reflexivity）这概念，点出非预期的反身作用力，将成为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角色。他认为，这种“非预期的”与“非觉察到的”（unawareness）各种现代化结果，就成为“第二现代”的动力来源。换而言之，现代化过程之“副作用”，将反身式地冲击回现代性本身，使当代社会变成是一个充满“副作用”的社会；而“第二现代”就是对准第一现代的危机与副作用，再进行下一步的现代化发展（Beck, 1999）。
“风险社会”提陈出来的价值，有着全球共通的基础，因为在第二现代中，不论是政治、经济上或生态上的危机，风险的传布是没有国界的；故现代风险社会，必须置放于全球化脉络下来解读。然而，贝克关于“第二现代”中世界的描述，与过去单纯的全球化并不一样。为了诠释更符合全球发展的社会概念，他进而提出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含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以与“全球主义/全球化”（Globalism/Globalization）进行区隔。在多数论述中，全球化常指一种单向度的经济扩张，以其全球性分配方式，鼓吹全球市场、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去除管制。但这种市场经济的形式，会在“第一现代”发展的过程中，反过来瓦解掉市场与民族国家，因此必将产生反省式的全球化发展。在反省式的全球化发展下，“世界主义”即包含了各种不同文化认同的养成、生活歧异化的跨国形式、无国界政治行动组织，及更多差异化的人类社会发展（Beck, 2006）。
贝克以“第二现代”来描述西方工业社会发展之形态转变；瑞旭（Scott Lash）则重视后工业社会中信息与符号之大符流动，所造成的文化经济本质上的转变。因在跨国流动的消费社会内，“媒体”不仅生产了以信息为主的产品，而且这种产品也成了愈来愈多的、拥有美学想象成份的客体。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等商品的激增，表现在各对象表象符号价值之竞逐。这种符号化及美学化的商品，成了当代文化经济的特征，也导致当前的全球秩序（或根本是无秩序）转变成为是一个全球流动式的结构，一个“去中心式”的符号经济所构成的空间。瑞旭与卢瑞（Celia Lury）及卡斯提尔（Manuel Castells）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到类似的特征。卡斯提尔，由于关心信息经济的形成，着重的是信息化社会所产生的全球网络结构及其文化影响。总之，在这些研究之中，现代社会已被消解、被化约为各种人流、信息流、财货流，及特定符码流与文化符号流。移动性（mobility），将填补并取代被掏空的现代社会结构或小区之概念，而开启了另类新的社会学。
二、从福特主义到反省式的媒体生产
对瑞旭和厄里（John Urry）而言，这种文化经济的生产，乃是一种符号经济及空间经济（1994）；也是从传统资本主义现代性，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现象。媒体产业，也由福特主义式生产，转型为反省式的媒体生产。福特主义（Fordism），指得是福特式生产（早期福特汽车的工业化量产），其主要特色在于在专业分工与专业化的工具下，周期性地生产大量化、规格化的商品。以电视而言，从1920年代的美国开始，到1950年代的大量普及为止，是属于早期启动福特制生产的重要媒体类型。基于生产的需要，福特主义促使电视媒体成为一个水平式不断扩张，而不得不进行垂直整合的媒体巨兽。当来自英美国家为主的媒介整合，在20世纪70—80年代达到一波高峰时，也正反映着在简单式第一现代社会之下，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藉由媒体的强势力量，对全世界带来的“文化帝国”霸权之隐忧。在当时世界体系的带动下，这种边陲国家/半核心国家对核心国家的畏惧，充分表现在这些国家对好莱坞电影的不平衡流通上（见表1），也曾引起学术界的一片挞伐（见Herman & Chomsky，1994；Herman & McChesney，1997；Schiller，1989；Wilkin，2001）。
表1：好莱坞与全球电影市场的不平衡流通

资料来源：M. Wayne (2003). Post-Fordism,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Hollywood’s media industrial complex.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1), pp. 91.
尽管对于媒体帝国与全球媒体集中化的批判，已成为当代学术讨论的重心；但事实上，在媒体经济中，产业的发展却并非真如早期现代化式如此的可预期。部分媒体的大众消费，明显发生下降情况。加上市场交易条件的恶化，导致包括了电影、电视、出版与流行音乐都产生了某种垂直式解体。垂直式解体的结果，免不了导致生产的重组与委托外制之兴起，而这种“后组织化”的弹性生产方式，较福特主义更为复杂且变幻无常。譬如在欧洲，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 4）在80年代开播起，就开启了电视业外制的发展模式。这种电视台本身不拥有摄影棚，而全部节目皆来自外购，基本瓦解了电视生产链上从制作、包装与映演信道必须整合的传统操作。而独立电视台公司及独立制片人的兴起，也导致了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成本削减。而弹性生产方式之成功，也迫使英国及欧洲地区的电视台，也都开始追随这种方式（Robins，1989）。这种垂直式解体，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信息生产链上的制造或生产部门，被迫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在媒体界过去居于辅助地位的产业金融、市场经营，甚至营销设计部门。
英国第四频道只是开启了电视新的生产模式，紧接着则是这种弹性生产模式的空间扩散。随着卫星、有线电视及光纤化的电视世界来临，多频道对更多节目的需求，再加上跨越国界的市场扩张，电视节目商品的生产周期被迫更加快速，并且随时必须提供的类型也要更多，因此，其生产不仅专业化，也更加地弹性化，也让传统垂直生产链的产制流程更加扁平化。此外，为了能在销售上达到福特制生产时的产量水平，因此必须倚靠更快速的创新。亦即，弹性生产既是创新密集，也必须是知识密集型流程，方能响应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本质---信息与知识密集。因此，这种后福特主义弹性生产方式，也即是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信息产业，构成了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基础，而媒体更是其活泼的文化形式。因此，在文化产业中，不论流行音乐或是电视产业，都是典型以创新与开发新商品为主要导向，而“生产制作”只是作为辅助机制而已。这也就意味着，在传统文化工业中，对“文化商品化”的理论就容易产生不合时宜的演绎。譬如，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中提到具神圣光环的文化，已经在商品化过程中沦为一种制造业，此说法便难以解释当前文化经济的创意与创新特质。因为对瑞旭和厄里而言，这种文化生产本身已经不仅是弹性生产，更已是一种反省式的生产了（1994）。文化与商品的关系，并不是文化必须成为商品才可以贩卖；而是所有商品的生产已开始反身自省，因唯有商品成为文化，才有机会进入市场。[4]媒体产业，成为文化经济中重要的组成份子，也表示了：不再是商品制造业提供模型，让文化跟进而作贩卖。而是，文化产业自己提供了发展模型，而这种模型本身即是一种文化与创意的深思熟虑。
当然，文化的商品成为当代社会经济的支柱，也必须在相关社会条件成熟下的后工业社会才得可行。在这过程中，有二个重要的反省式层面：一方面是，劳动生产力的自我检讨与反省；第二则是，消费者/阅听人的自我批判与反省行为。 从生产端来看，在弹性生产模式之下，生产不仅是后福特主义式，也是一种反省式的。就如前面所提的，生产不但须注入更多的知识创新，在媒体中更须强化文化或象征符号之处理能力。正因为如此，创新与创意必须融入生产线中，并逐渐缩小了单纯制造环节的空间。瑞旭和厄里强调，这种生产必定是“设计密集型”，符号价值必然因此而挑战了传统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1994）。另一方面，对阅听人而言，并非对所有来自媒体的商品皆全盘接收；阅听众对于文化的感受度，将思索着媒体讯息的社会影响；甚至对个人的媒体接收行为都有一定的检讨与担忧，而自行发展出具批判力或反省的文化解读。在反省式的接收下，个人主体也逐渐发展出属于个人式的诠释与消费样式，而导致了社会的“个人主义化”（Beck，1986，2000，2002）。进而，这种个人主义化的社会，消解了传统社会中以“阶级”为主要典范的社会文化分析模式，也让传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产生了动摇。
三、资本流动的空间与其反作用力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只在固定之国内市场或社会体制之间进行着。在全球化的世代里，依人口、财务、货品与信息的流动上而言，它更是一种“空间调控”的制度。而这制度，也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核心（Lash & Urry，1994）。譬如，旧有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仰赖一套完整的生产网络，其中金融和信息等环结是辅助工业生产的次等要素。但在后福特主义时代，金融与信息跃升为提供服务的最重要角色。并由全球经略中，散布在各处的全球性城市而产生新的空间制度，而该制度的本身显然已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即全球性的地方特色化）的了。然而，在影视产业中，这种全球市场的空间分布，却也是不对称的（见表2）。当媒体空间在跨国流通过程中，常产生大规模的断裂；很多原本仰赖“国家”力量而进行的经济调控，却未在此刻及时衔接于全球化媒体的空间制度，其经济空间也就立即出现掏空现象。在这过程中，国族的角色不得不因为全球化过程而产生弱化，新的跨国公司以新的组织形态出现，用新的混合调控系统而崛起于全球市场。
跨国组织，以新的调控系统运筹于全球空间而取得优势。在采取跨国型组织结构中，其空间制度甚具弹性，媒体核心资源部分可能保留于母公司，但更重要的是，它也集中部分其它资源于海外子公司，并直接由该位置再传递至其它分公司。这种资源调度形成一个整合网络。它的生产模式，是对福特主义的修正，其组件、产品、资源及技术等均以跨国化管理进行，海外媒体子公司或策略联盟企业，会因应各自专长与资源分配而负不同责任；以求得用全球效率来对“地方差异”作出适当反应。因此，这种弹性跨国流通生产，同样是也一种反思性的。
表2：全球前十大类型节目输出国（以总小时数排列）

资料来源：World Trade in Television Formats. Screen Digest, April, 2005, pp. 100-101.
梅铎（Rupert Murdock）手中的媒体集团News Corporation便是极力转型为全球弹性生产的跨国式型态。他对全球各市场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特别是延着全世界庞大而待开发的区域市场前进，如亚洲的大中华地区与印度地区。在早期，News Corporation带有强烈的“多中心”或“地主国倾向”色彩（polycentric or host-country oriented）。以多国型、在地化之扩张，将自己视为是个别国家内地区市场的一员，并尽可能地建立当地频道与子公司，而并购当地媒体也就成为其主要手段。除了全球型频道如ESPN STAR和National Geographic外, 在90年代初也收购了STAR TV以覆盖亚洲电视市场。 STAR的泛亚洲策略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调整，到21世纪初这频道己成熟为庞大的亚洲品牌伞，但同时发展了在各大跨国媒体中，为数最多的地方频道与节目。各频道如卫视中文台、卫视电影台与星空卫视的知名度，都是建立在地生产的节目内容，而非其News Corporation的全球知名度之上。此外，News Corporation全球散布的制作单位，亦展现海外子公司独立自主的运作能力，其华语节目乃由台湾、香港与大陆独力制作或合制，不仅提供了在大中华市场所需的内容，这些华文节目更能让News Corporation分销到其在欧洲与北美的海外华人社群，也让梅铎在海外华人市场较其它全球媒体企业更具竞争优势。虽然其在台湾、香港与大陆的部门本质上是独立运作，但它们也同时可提供给母公司及其它全球散布的海外子公司必要的支持，而建立起一个互助的网络结构。
尽管表面上，跨国媒体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实际上，全球化也导致了少数寡头垄断的媒体公司的力量被缩小。瑞旭与厄里（1994）指出，当全球化剥夺了民族国家部分权力，而赋予了跨国公司力量时，却也同样损害了跨国公司对于母国国内产品市场的垄断权。如果将瑞旭与厄里的说法对照于当代全球前七大媒体企业，似乎不能呼应现状，因为以美国为基础的Time Warner、Viacom、Walt Disney、NBC Universal，及后来转移总部到纽约的News Corporation等跨国媒体，其实目前仍为美国国内市场上之少数垄断的媒体集团。然而，如果把媒介全球化的过程以新媒体空间的角度审视，这些跨国媒体集团在全球扩张时，的确伴随着组织的内部掏空。内部掏空一则由于后福特式的垂直解体，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集中力量在核心部门，特别是高度集中在掌握资金与版权方面的能力，并积极投入于研发与设计工作上。其次，由于生产部门的外包或外购，因此仰赖非本国性的中小外围媒体支持或独立制作的生产，就显得更为重要。跨国媒体公司在此时需要的是与全球在地进行合作或建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独立设置海外子公司、并购当地小型媒体、建立策略联盟伙伴关系，或甚至只是单纯的节目购买，都成为全球在地化的媒体空间型式。从全球观点而言，这些型式都显示了垂直解体的情况，不只是发生在传统采福特制的母国市场，更是由于媒体空间的转变，导致跨国电视不得不在全球扩张时，逐步将资源或核心权力移往全球市场，而相对释出或弱化了在母国的基础。
在全球化媒体产业里，在其生产线的垂直解体过程里，资金与版权成了最后不可放弃的核心要素。而电视产业的弹性生产，则表现在多重任务的执行与劳动人力之精减，及整体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说，在新资本主义的空间制度内，弹性的工作安排成为市场常态。然而如果是独立制作，由于资源的有限，往往无法进行长期性地电视节目制作，而须依靠市场上其它资金的挹助。这种情况，在生产端，反而使得跨国媒体大亨在具体的生产在线造成瓦解。也因此，全球化空间不再只是由少数跨国媒体所主导。在这个层次上，全球化也助长着一种“世界主义”氛围的成长，意味着把反省式批判的思考方式，延伸到了其它空间与区域的机会。正如同早期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下的现代性成为主宰社会发展的力量；这种世界主义式的延伸，也宣示着反省式文化原则或将成为普遍的文化性格。亦即，地方文化特性将渐被纳入一种全球性流动的空间脉络中，构成了“第二现代”的文化空间。
在反省式的现代化中，民族国家亦将式微。这指的是，国家功能之弱势特别显现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无能为力。然而，这并不代表民族主义就此衰退，它正确的意涵乃是：民族国家之“货柜式”想象，已不再适用。这种“社会货柜理论”强调社会一定是某一国家的社会，宛如社会一定得盛装在国家这个货柜或容器（Container）之内，社会的界线与民族、国家的界线乃完全一致。[5]当民族国家的“容器”想象，显得岌岌可危；意即，力求经济扩张的全球主义利刃，现在又回过头来痛击当初创造、发明它的国家。除集中化的崩解冲击之外，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国家冲击的另一项原因，是企业生产方式的全球分散。在媒体产制体系，通常是由跨国电视鉴于生产当地节目的不可行，因而改采折衷型式，如区域化的生产方式。其中，CNN与BCC Worldwide都是典型的区域型操作。CNN首先将海外版图划分成数个区域，包括亚特兰大、伦敦、香港及墨西哥城等，再进行区域生产及全球新闻交流。CNN在华语市场及亚洲市场的生产、发行和贩卖则经由CNN在香港的区域中心，CNN的成功也就依赖其香港为中心的区域化管理，再辅以地方分支机构（如北京办事处）的合作。全球主义（globalism）带着早期资本主义精神，它通常指一个由上而下的全球化，是一个利于强国公司与政治菁英的过程。但这种“跨国化”实践则不然，它是一个从下到上的过程，超越国界、联系不同社会需求，到日常生活形式的多样化转变。而这种形式的转变，也正是世界主义的论证基础。
四、日常生活的世界主义化与经验转换
除了资本主义的反作用力之外，民族国家作为一社会的“容器”将自行解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政治、经济、学术领域，乃迄于日常生活当中所产生之“社会内部全球化”的现象。这种社会内部的全球化所指涉的，是旅游行动、多国语言经验，再加上传播媒体的运作，如更广泛而密集的跨国报导等，这些都是导致社会从内部开始出现全球化。社会内部的全球化，也就是“内在的世界主义化”（inner cosmopolitanization）。就媒体而言，透过媒介带来的跨国性的“观念流通”；它使得一个传统国家之内可以产生另类的文化经验与社会关系，并提供了在政治上实践多元文化及世界化的倾向。
用贝克的概念理解，这种发生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主义化，实为“平庸的世界主义”（banal cosmopolitanism）（Beck，2006）。它与当前全球性的消费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而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往往对这种消费文化的构成也毁誉参半，例如大众文化与享乐愉悦文化就常遭到批判。但可确信的是，消费社会的确为现代性带来不可遏抑的副作用，故也是一种“副作用之世界主义化”（side-effect cosmopolitanization）。其最重要之处，在于消费社会已将世界主义本身给商品化了。在世界主义之内，文化差异性（而非同构型）因而成为受欢迎的商品形式。在这过程中，媒体扮演关键的连结角色，以维系全球文化的流通与告知。在全世界，跨国频道成为一日常生活中最佳的联系全球与地方的行动者，其中风格愈独特者，愈能产生文化效果。例如，有别于CNN的英国BBC Worldwide及定位在知识性频道的Discovery Channel，这两家媒体在台湾及亚洲同样拥有广大市场。
针对不同市场，Discovery在香港提供了五个频道组合，包括了Animal Planet、Discovery Travel & Adventure、Discovery Health、Discovery Science及Discovery Hobbies & Adventure。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Discovery Channel本身是亚洲最受欢迎的频道外，旗下诉诸于异国情调与生活风格的Discovery Travel & Adventure在短时间内即在众跨国频道中脱颖而出。对旅游风格同样重视的趋势也由台湾在2004年引进了Discovery Science及Discovery Hobbies & Living等频道中被意识到。其中，Discovery Hobbies & Living在一年后更直接被改名为Travel & Living Channel，指出了消费旅游与品味文化已是普遍性、世界主义式的社会建构。在这种平庸的世界主义中，人们不由自主地透过大众媒体接收充满异国情调的影像，而投入对异文化的躯体、美貌、食物及音乐等文化产品的浪漫想象。进而黑人音乐、中南美拉丁风情、欧式文化生活形态等，都成了个人消费的商品，并且让在地球另一端的文化他者主动模仿学习，例如打扮黑人发型，穿着印有英国城堡的T-shirt等。在现代化的副作用下，人们从自身主体上展示平庸的世界主义印记，而非原先的国族主义印记。随着个人日常生活网络的向世界开放，人们因此实践与培养出愈发高阶的全球性与相互依赖性。
平庸世界主义的另一个展示场域，在于“类型市场”（format market）的崛起。特别是问答节目（quiz show）与真人秀电视（reality TV）的节目类型上。传统上，电视市场锁定的是特定的阅听群，这一向是不容易跨越收视界线的媒体现象。然而近几年来，由机智问答节目带动的“超级电视类型”迅速穿越国族疆界，而更令电视产业震惊的，是随之而起的是另一个更具市场接受度的歌唱与模特儿选秀节目，也引导了新的全球风潮。由英国发迹的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FremantlMedia的The X Factor，美国的American Idle及American Next Top Model，成为在内容之外，以充满多样性与不确定性的风格，形成一股由下而上，但充满实践动力的文化运行模式。同样的益智问答节目在过去十年间征服欧洲、印度、香港与台湾市场，不仅如此，歌唱选秀节目的影响力也进入了原本较封闭的中国大陆市场，也曾引发某种形式的疑虑，从大陆的《超级女声》到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超级电视类型成为日常生活世界主义化的另类文化范本。
五、媒介的全球在地化
随着跨国资本、劳动、商品及符号的跨时空流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又造成了双重的影响。首先，跨国媒体的地方性运作，是一种后工业式与反省式的。跨国媒体为求地方市场的接受，单纯仰赖传统母国式（欧美文化）的内容或节目是不可行的。在这种跨国资本主义空间中，赤裸裸的西方文化粮食已不再如早期的强势。跨国电视原本是一种现代化的操作，即对文化帝国母体之节目的着迷，却转而成为地方市场对在地文化的熟悉与偏好。这是因为，布局全球的操作策略，正如同季登斯（1990）所指出的，不断地遭遇到原本理性知识所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第一现代”发展的无能，即成为“第二现代”发展的动力。使媒体对专家/知识为主的信任受到质疑，不得不采取反省式的方式、不断自我改革并扩张在地化知识，以求将风险降到最低。而其自我改革与提醒之原则，即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发展。
从90年代起，跨国电视的“全球化”就与多样性的“在地化”同时发展。后者，更是决定跨国频道和节目成长与否的关键。这种跨国经营的在地化趋势，呼应了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早在1992年就提出的“全球在地”（glocal）倾向。全球在地化，再一次挑战全球/在地对立的关系，但是否就产生了全球化的消解? 事实上不然，在地化不但没有弱化跨国媒体经营，反而更助长“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扩张。从News Corporation、Viacom和CNBC的运作，都可发现这个趋势。Viacom的MTV频道，向来因其经营哲学——“全球思考，在地行动”（Think Global, Act Local）而受推崇。不过，更早的模式是由News Corporation在其Channel [V]于亚洲地区建立了区域化/地方化的频道分化，并取得市场优势之后而建立起来的。直到2006年，Channel [V]和MTV Asia已分别在亚洲提供六个与10个之多的频道组合，因此当有Channel [V] Mainland China和Channel [V] Taiwan，也就有MTV China和MTV Mandarin（Ellis，2001：167）。类似模式设立在地化的频道还有News Corporation旗下热门的ESPN STAR Sports及NBC Universal的CNBC频道。同样在2006年，CNBC在亚洲已有了七个频道而ESPN STAR Sports则已演化成13个。频道如ESPN Taiwan、ESPN Hong Kong、STAR Sports Taiwan、STAR Sports Hong Kong与Xing Kong Sports等，给了News Corporation更多的弹性去适应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不同的观众偏好。
媒体经济的跨时空流动，在自我反省与矫正的过程中，不只垂直性地解构了媒体集团，更由于全球在地化的操作（例如上述的海外子公司、并购、策略联盟，及节目购买等），产生了由中央集权式的经营转为跨国弹性生产式的网络状态。这种状况，造成反省式现代化最典型的全球网络结构。在电视全球化中，跨国媒体不得不与地方生产部门或独立制作进行合作。然而，这种在地化的情势并不是全球各地都普遍均衡，而是发生在全球区域性的重要城市中，也就是更加世界主义式的国际网络中。于是，News Corporation旗下STAR TV除了在印度已是最受欢迎的境外频道，梅铎却仍然更积极投入于该市场的投资。[6]在英国，BBC Worldwide也致力于亚洲（特别是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市场，为其在英国亏损连连的BBC公共集团平衡财务赤字。[7]跨国电视在反省式的垂直解体中，将媒体经济进行空间分散。并在世界上选择富裕市场网络中，又从空间角度进行再集合、再整合。因为跨国公司空间分散的结果，使得它们与更大的信息社会网络结合在一起，尽管是断裂的、不对称的，但确是流动的、网络状地又结合回来，造成跨国电视媒体空间的制度化。
传播媒介的“全球在地化”，说明了文明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其实也激发了对第一现代化的挑战。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所构成的分化整合复杂度愈来愈高，当中牵涉到的变量与不确定性愈来愈强，所涉及价值争议也愈来愈大，而面对问题所要作出判断与决定的时间却愈来愈短；因此，旧有的全球主义与中央集权式地控制、计算与操作模式，遂不可行。另一方面，由于媒介全球化通常具有国家安全与道德的争议性，实践上并充满价值的矛盾或两难，包括全球各地社群认同危机、文化侵略、网络性别歧视、新(知识)经济阶级的落差等等，都构成了媒介“全球在地化”衍生的危机与副作用。如果，将此危机加以深究，可以发现“全球在地化”的风险有二大主轴：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国家媒体工业的线性延伸可能导致的危机，例如媒介集中化导致全球媒体工业的不对称倾斜。另一方面，乃肇因于全球在地化后，扩张成全球不同地区多点、多线的运作网，与在地社会的特殊性产生的互动影响。也就是说，当跨国媒体与全球各地不同的在地政治、传统、制度、文化及社会监督力量产生冲突时，就会累积成相同/不同的危机，多点/多线相互激荡。而这又将成为“第二现代”自我对质与自我修正的动力来源。譬如，News Corporation旗下Channel [V]在亚洲的在地化，乃是由于媒介全球化之后，跨国媒体、在地政府（中国、印度，甚至是香港及台湾）、及公众品味（地域性的文化偏好）三个行动者之间的冲突后，再加以自我调整的结果。
六、结论
本文检讨福特主义到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对当前全球媒介发展状态进行解读。本文指出，由早期现代社会工具理性不断扩张而产生的风险，迫使全球社会或早或晚，皆产生新一波的社会运动。这种面对媒介全球化风险所产生的修正行动，也发展成全球媒体与在地协商的实践行为，并形成跨国网络或信息联机的模式，而成为普遍式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用贝克说法，是由过去对全球那种“大熔炉”（melting pot）的隐喻（即“第一现代”的整合模式），换为一种“色拉碗”（salad bowl）的比域来取代，社会变成一个由“去领域化”的诸多元素所构成的彼此相系，却又相互矛盾的想象世界（2006）。这个流动空间，虽然是网络分层的，但与以马克斯为基础的阶级典范不同，它是“去阶级”的。再者，这个空间虽然是全球的，但又与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概念不同，它是世界主义式的，是“去传统疆界式”的，是“去国族式”的。
这种世界主义，虽造成了传统现代主义的崩解，但仍有无法控制与预测的副作用。这导致全球市场空间制度，以及阅听人的经验空间，不断产生衍译、变异。如此，也产生了足够的动力，让人们继续探索更适当的第二现代社会。因为，即使全球在地化，已经对简单式全球主义作出反省，它仍然不是未来永续发展的保证。当全球社会愈来愈走向“流动性”，并建构了一个卡斯提尔（1996）所强调的，不断盘旋扩大、彼此纠葛网络社会时，其产生的问题与对未来的视野，皆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任何当前短期的风险解决，包括全球在地化在内，都只能算是暂时的策略。对整体或中长期的文明社会风险，其实仍无法完全被归纳或被掌握。然而，在反省式现代性的发展空间下，不同的普世价值已经成为可能。或许，人类社会也应该扬弃只有一种资本主义、一种现代社会的观念，而探索出更多种的现代性之可能。
The Age of Side-effects: Global Crisis and the Transfer of Spatial Experience
ZHENG Zhi-wen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Providence University，Taichung，43301，China）
Abstract: British scholars like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after analyzing the contemporary societal changes, proposed the idea of “the Second Modern”. This paper is an effort to follow this idea and to adop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at it ensues, to analyze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f global media culture. Reflexive modernity or reflexive cultural practice would become the key issues in this discussion. It argues that modernity and modern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have inadvertently undermined the global capitalist society itself. In the end, a possible new cosmopolitanism could emerge. But this new cosmopolitanism would also be examined as to which it is a truly viable concept or just a banal 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first modernity.
Key words: Globalization；the Second Modern；Cosmopolitanism；Reflexivity
（作者简介：郑志文，男，台湾静宜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助理教授。）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08年第4期
[注释]
[1]刘维公（2000）.不是“后现代”是“第二现代”：介绍贝克（Ulrich Beck）与季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现代性分析.当代，154，10-19.
[2]由于风险是一种机率的计算，因此可在事前即看见未来可能的后果，而对未来产生怀疑，也因此风险较重视的是“未来”，而“过去”对“现在”的决定权将不再如以往。
[3]胡正光（2003）.风险社会中的正义问题：对“风险”与“风险社会”之批判.哲学与文化，30（11），147-163.
[4]刘维公（2001a）.爱情与现代性：评Ulrich Beck与Elisabeth Beck-Gernsheim《爱情之完全正常混乱》.东吴社会学报，10，299-311.
[5]孙治本（2000）.学习型理性：与贝克（Ulrich Beck）谈第二现代.当代，38，4-13.
[6]例如在2008年8月，当梅铎亲自为旗下Dow Jones India Titans 30 Index的剪彩而访问孟买时，又表示将加码投资一亿美元在六个新的印度地区性频道，而全部都将归入STAR品牌之下。
[7]到2008年3月为止，由于海外市场与商营得宜，BBC Worldwide年度盈余提高了17%，获利1.18亿英镑，而主要原因即在海外销售比例由46%提高到4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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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ppadurai, A. (2003).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Planet TV: A global television reader (pp. 40-52).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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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eck, U., Giddens, A., & Lash, S. (1997).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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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Wilkin, P. (200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London: Pluto Press.
（责任编辑：姬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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