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战略难度加大 去全球化威胁贸易稳定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G20会议之前抛出以贸易顺差国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以及建立审查各国经济政策的机制，如将此同不久前中美之间的“轮胎特保案”联系起来，表明危机中的各国合作“蜜月期”已经不复存在，于是此轮危机不仅发生全球去杠杆化、去库存化，很可能也会“去全球化”。

　　今年7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全球智库峰会上曾给出未来经济复苏后的六种路径，而六种情形中他最为担忧的也是他认为最坏的“情景6”似乎更有可能在我们面前浮现——“当前国际经济不平衡的格局还持续，贸易保护主义会越来越严重”，而“情景6”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挑战也是最大的。

　　对于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而言，关键也在于中美作为共生体如何积极修复失衡的经济结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经济模式一旦被打破，必定需要一个漫长的筑底过程，方可使全球经济运行重新走上新的增长轨道，而且新模式的出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当下中美双方而言，需要共同努力来构建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缓冲期。针对内部日渐增多的失业压力，欧美对中国必将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外贸环境。而外部经济环境将直接决定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央行未来的重点应该是让突然变陡的信贷斜率实现平稳回归，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外部需求一定稳定，不能继续对经济整体运行形成拖累。

　　而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内部流动性结构异化程度能否得到有效修正。实际上，伴随近两个月新增信贷的回落，信贷结构相应出现了“双调”——中长期贷款比重增加和中小企业额度增加，如果单纯从银行信贷数据来看，此种结构性调整确实符合决策层多次提及的结构性调整要求。但我们发现伴随今年信贷数据的异常，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统计局公布的固定投资中信贷资金总量和央行公布的中长期贷款数据发生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差额，前8个月中长期贷款累计投放4.9万亿之多，而体现在固定投资中的信贷资金仅为2.3万亿，两者相差2.6万亿，如此巨大的差额如何解释？

　　同时今年以来企业存款增速也表现出异常，而据我们估算的企业活期存款数据，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而自2006年4月以来，企业活期存款和A股市场的相关度较高，而且资本市场的几个拐点变化，均在企业活期存款数据上有所体现。

早报特约评论员 刘涛

美国商务部11月24日做出终裁，以中国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由，宣布将对相关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36%至15.78%的反补贴关税。该案涉及金额约27亿美元，堪称迄今为止美国对华贸易制裁数额最大的一起案件。联想到此前美方接连出台的轮胎特保案和金属丝网、铜版纸关税案，颇给人以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又已来袭的印象。

仅仅几天前，奥巴马政府还在信誓旦旦地向中国保证，美国是坚持自由贸易的，反对贸易保护的。无疑，这种言行不一致的反差客观上将恶化中国民众对于奥巴马政府的观感。

当然，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来看，这也本属正常。美国国内既有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权力之争，又有联邦和地方层面的不同利益考量；即便是在行政体系内部，各部门也保持了相对独立性。此外，美国人对外交往时还喜欢将“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这句话挂在嘴边。可以说，至少在中国知识阶层，能够理解美国这种行事原则的人不在少数。

然而，问题症结正在于此：我们常常愿意去尽最大努力理解美国文化和美式思维，而美国人却无意放下身段去认真理解东方文化和中国人的想法。这种不肯“俯就”的心态，恰恰说明了美国人头脑中某种固有的傲慢惯性。

尽管近年来美国国内一些人开始正视中国崛起这一事实，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提出了“G2”构想，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更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这类前卫概念，而奥巴马此次访华时似乎也非常乐意将中美关系抬得很高，甚至令日本、印度等都不由得心生嫉妒。但这种表面上的赞美丝毫不能掩盖多数美国人内心深处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的杞人之忧——就在奥巴马访华期间，CNN的一份民调显示，7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个经济威胁，只有28%的受访者持积极态度。

另一方面，这种美式“人格分裂”其实也是某种冷战思维的延续。美国权威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哈斯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旨在总结美国在与前苏联对抗中最终“取胜”的法宝。其结论是，在直接反击对手的“推回”（Roll back）策略和围堵对手影响力扩张的“遏制”（Containment）策略两者中，归根到底起作用还是靠后者。因此，哈斯最后总结道，对于伊朗、朝鲜这种国家，美国今后仍应继续诉诸“遏制”这一屡试不爽的办法。不过，明眼人一望便知，恐怕遏制中国才是其真正用意所在吧。

遏制绝不仅仅意味着贸易封锁禁运。在美国人看来，也许只要时不时地将手中的绳索（如反倾销、反补贴、要求人民币升值等政治、经济手段）勒一勒，就足以让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列车速度降下来。美方之所以无视WTO规则及全球自由贸易化趋势，屡屡在贸易问题上明目张胆地勒索中国，无非基于两个理由：一是中国入世前为节约谈判成本，对美国做出过一定让步；二是美国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个理由的效力行将终结，而第二方面因素的影响则将长期存在。

当然，更为直接的，还有奥巴马政府基于中短期国内目标的实用主义考虑。

其一，从近期宏观数据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呈现出明显的复苏先后顺序。全球经济的不同步复苏，一方面消解了各国此前在金融风暴中抱团取暖、一些国家转而关注自身短期目标和收益；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各国经济复苏有快有慢，而出口又被普遍视为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在追求复苏的急躁情绪和增加就业的双重压力下，一些国家很容易被贸易保护主义俘获。

其二，从美国国内选举政治周期来看，2010年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而2012年奥巴马还要争取总统连任。当前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带来的现实压力，使得奥巴马及其民主党不得不试图重新笼络作为其传统支持势力的工会及其成员。

或许，当奥巴马访华时将美中关系别开生面地定位成“既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时，人们总是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前半句，而忽略了后半句的隐含意味。成为公平的竞争对手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但在世界一只脚迈进复苏通道、另一只脚还停留在衰退泥潭中的微妙时刻，是否有必要这么急着将合作抛诸脑后呢？

　　2009年年初，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诸多不确定风险，中国经济吹响“反危机”的战斗号角。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四大政策推动下，中国经济走出了一条V形反转的复苏之路。

　　中国人回来了

　　围绕“保八”的战略目标，6.1%、7.9%、8.9%……全球目光都被中国经济指标逐季回升的高速复苏态势吸引。有人评价，这个刚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总数第一的国家，似乎很快就要在经济赛场上展现奇迹。

　　200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虽然用“极其不易”4个字描述一年的经济工作，但成绩是显著的。“保八”已无悬念。伴随着出口额结束连续下行趋势，人们发现，中国在危机中已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对于中国经济2009年交出的答卷，国际舆论更多的是表示惊奇。英国《经济学家》预测，按目前态势，未来10年中国有可能获得四分之一的世界出口额，这一数字将超越美国上世纪50年代18%的高点。

　　人们更看重中国经济崛起的拉动效应。今年年初，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汇丰银行驻香港经济学家说，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没人想到中国经济的复苏将大量吸收亚洲其他经济体的产品，而这正在发生。德国的出口商则表示，中国财力增强对德国企业是个好消息，“我们的客户越有钱，我们的生意就会越好。”

　　经过1年大危机的洗礼，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发动机”，这已成为2010年新年最热门的话题。法国《问题》周刊说，“我们不应该忘记，郑和15世纪率船队下西洋一直抵达非洲海岸，所使用的船比哥仑布大两倍！今天，中国人又回来了。”

　　“反危机”的中国经验

　　中医看病讲究“全身调理”。中国经济的“反危机”之道，不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一揽子”解决方案。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复苏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化政策调理过程。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果断出台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各项政策作为“配套处方”更是关键。

　　首先，中国相继推出了10个区域经济规划和11个产业振兴规划，把国家区域经济和产业振兴长远规划纳入“反危机”的应急治疗。其次，中央以7300亿元财政投入用于改善民生，大力推进医保方案和教育改革方案，并在2009年年末打出“组合拳”治理房地产市场，为提振内需创造空间。同时，面对罕见的自然灾害和不利因素，中央力保农业稳定，2009年粮食生产连续第六年喜获丰收，稳固了经济复苏的基础。

　　数据显示，2009年1~11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1%，比上年同期加快5.3个百分点，尤其是农业和服务业的高投资增长令人振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3%，其中家电和汽车消费增长比危机前还要火爆。

　　“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政策拉动了农村消费市场，是今年的“反危机”亮点。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一次大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而每一次经济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持。2009年9月22日至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3次座谈会，约请47位经济、科技专家，围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7个产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之后，这七大产业被表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据统计，在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3700亿元投入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作为杠杆，这些资金激起了中国企业的自主科技创新的热情。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沿海加工企业的订单骤减一度让人惊慌。中国经济对外依赖性过强的特征在危机中暴露出来，“外向型经济”面临滑向“依附型经济”深渊的风险。在2009年年初，许多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国企业就提出，“人家过冬，我们冬泳”，他们发现了危机中的良机。

　　2009年的中国，一个“技术派企业家”群体正在危机中崛起。在自主创新战略的引领下，他们从“中国制造”走到“中国智造”，再到“中国创造”。这个新兴群体分布在不同的行业，却拥有共同精神气质：他们专注、勇于超越，有强烈的使命感。

　　只有掌握了自主技术、自主品牌和自主渠道，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才能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作出贡献。这是中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突围并率先复苏的路径指南和重要经验。

　　“中国模式3.0”的风险与考验

　　经济学家彭晓光把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呈现出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归结为“中国模式3.0版”。

　　他认为，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动荡，而这一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60年。通过前30年工业化基础阶段(中国模式1.0)和后30年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模式2.0)，中国铸就了“辉煌60年”。“中国模式3.0，毫无疑问是对前60年的继承和发扬，进而全面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他说。

　　显然，在大危机中催生出的“中国模式3.0”还远未成熟，它必须经受更大的风险与考验。彭晓光说，中国政府对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坚持，是中国这次比较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原因。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同美国与世界的货币、金融合作将会日益紧密深入，同时要对外部资本的金融支配企图保持高度警惕。

　　环球财经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预测，即便目前金融危机还没见底，但未来10年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中国有可能成为下一波全球化浪潮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主要领导者。众石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