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烽：对我国发展观的深层反思

对我国发展观的深层反思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陈烽
2008年10月16日
改革与发展是中国近三十年的双重主题。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观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第一次是改革初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第二次是近些年来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到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转变。严格说来，第二次转变目前还没有真正完成，尚需要在更深层次上的进一步反思和定位。
一、可“持续”发展还是可“承受”发展
“可持续发展”一词来自拉丁语“sustenner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者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中的“持续”一词（susten）用的是法文。其原意是“撑得住”、“垮不了”和“得以维持”，具有很强的警世意义。即再按传统西方经济模式发展下去，就撑不住、维持不下去了。但译为英文 “sustain”后，原意中的警世意义已大大减弱，再转译成中文的“可持续”，其警世之意进一步减弱。1
英文“sustainable development”按其原意本应译为“可承受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比，含义相差甚远。2 “可承受”发展是基于对原有发展观念的反思，强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环境的可承载力，突出发展的适度性，要求节制人类的欲望，实现与自然的协调共处。而 “可持续”发展则仍然延续了原有发展观的核心追求和欲望，强调的是通过调整发展方式，确保能够获得持久不断的永续发展。
近三十年来，人类消耗了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可利用资源，而人类对资源的需求仍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着。今天的地球是进化35亿年才形成的产物，人类不可能用另一个35亿年去再造地球的资源。世界保护自然基金会称，如果人类再不改变对待地球资源的态度，到2050年我们就必须迁居到两颗跟地球大小相仿的星球上去才能生存。3 而2050年正是中国制定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时间节点。就资源的有限性而言，人类的发展只能是有节制、可承受的发展，不可能是无限的、永续的发展。而且，目前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和消耗已经接近危险的极限，面临着过度发展导致自我崩溃的深重危机。
当然，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这种反思是在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回观”、“反望”，而对于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大多正处于工业文明发展的初期或起飞阶段。因此，对与西方关于节制发展的主张，后者予以反驳的通常逻辑是：你们通过对内工业化、对外殖民化，达到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凭什么来反对其他后进发展中国家寻求强国富民呢？若以国家为基本考量单位，这是个体理性，但国家的个体理性却往往导致人类的集体无理性。 4
二、“赶超”型发展还是“适度”性发展
由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领先”而产生的自豪感和近代以来“落伍”、“挨打”所造成的屈辱感，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一直是以“落后就要挨打”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心理背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参照系的“赶超”型发展。然而，需要深入反思的是：
1．“落后就要挨打”是否可以作为发展的主导动机
“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隐含着“领先即可打人”的反向命题。这不仅是对国与国之间“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原则的一种默认，而且也是中国“崛起论”在世界上引起众多疑虑的原因之一。这种逻辑使我们自己陷入一再解释、宣示自己是“和平发展”，强大了也“不称霸”的尴尬境地。然而，在世界各国间永远会存在相对 “先进”与“落后”的格局，是否发达的强国就一定会欺负欠发达的弱国，落后的弱国就永远处于挨打的惶惶境地？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需要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加以辨识的大视界。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从“传统”到“现代”的文明发展的大潮之中。而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打破奴役性、依附性的传统文明型国际关系。现代化先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自觉地充当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工具的同时，也给落后国家造成了痛苦与灾难。而现代化先行的西方国家在扩张本国利益、“输出”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时，之所以仍然大量采用传统文明时代的超经济强制和暴力方式，是由于现代文明的准则与秩序尚未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形成，即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世界范围的层次上尚未成熟。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对外关系形态，是传统文明形态中“人的依赖关系”5 和超经济强制的历史遗留与惯性表现，也是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表现(以此角度看问题，就可以合理地说明为何有些不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政策)。近代以来落后国家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实质上是反映了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需要在全世界范围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要求——独立、平等的国际交换关系和交往关系 。
随着落后国家的先后独立与不懈斗争，随着世界各国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所要求的独立、平等的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形成之中 ——尽管它是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的不平等，但已主要是现代性的不平等，而不是传统性的不平等。殖民时代已成为历史，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正越来越受到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反对、谴责和抑制。可以肯定，随着新的趋向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的逐步拓展与形成，会使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进入更加健康、成熟的协调发展阶段。
只有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看问题，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和平与发展”何以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流。而“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也不应再成为寻求发展的主导动机和时刻悬在弱小国家头上的一把利剑。
2．以“赶超”欧美为目标的“伟大复兴”是否现实与合理？
欧美的现代化过程和目前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优先、优势使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之上的。占世界人口6% 的美国，消耗了全球资源的35%。全球共有17.28亿人生活在“消费的社会”中，工业化发达国家中有8.16亿高层次消费者，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80%。6
作为一个日益融入世界、承担国际责任的人口特大型国家，中国的发展是全人类发展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固然应当要求先行发达国家在环境和资源保护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同时也不能回避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必须现实而清醒地看到，在既成的世界资源占有、利用和控制的格局上，先行者与后行者的实力差距与力量对比是悬殊的，并且两者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后者抗争的结果并不能扭转这种格局，而只能减缓差距扩大的速度。因此，中国必须把自己的发展目标和路径，建立在现实与可能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主观期待上。
例如，发达国家GDP达到人均1万美元时能源消耗是人均4吨标准油/年。即使不考虑增长，到2050年中国人口以15亿计算，将需要60亿吨标准油，是世界目前能源生产能力的60％。如此巨大的资源需求实际上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在涉及资源性的发展指标上，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预定的发展目标。7
作为人口总量超大和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低于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中国，以西方为发展模式和赶超对象，仅要达到“中等发达”的程度，就将受到本国和世界资源承载力的严重限制与挑战。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上一些人和一些国家对中国以目前的方式快速、执著地追求“发展”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产生某种担忧和疑虑也是难免的。
总之，从国情和世情的实际出发，中国只能和必须放弃赶超型发展，转为适度性发展。仅靠目前制定的各种“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具体措施，而不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思路，修改发展目标，实施适度发展战略，只能是舍本求末，无法从根本上化解渐行渐近的严重危机与困境。
三、“物”化目标的发展还是“人”化目标的发展
作为一个具有“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传统文化资源和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大国，面对人类发展的危机与挑战，我们需要回答的是能否构建一种新的发展目标和现代化模式。
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开掘已有众多努力，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不能简单地以农业文明阶段的价值理念移为现代文明的价值追求。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返回传统的生存与发展方式，而是如何进入现代的生存与发展方式。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解除了“落后挨打”和“伟大复兴”等附加情结，发展的涵义就会单纯、本真得多——即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尊严，为了中华民族与全人类的幸福安康与和睦相处。而这种幸福、尊严、安康与和睦，绝非是以目前注重物质文明的发展指标(人均GDP等)及其追求所能衡量和实现的。以目前的“物”化发展目标和方式追求“持续发展”，必然导致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和为争夺稀缺资源而引发的国际关系紧张与冲突，从而背离人类追求幸福、尊严与和谐的初衷。
作为宣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需要准确领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发展”的理念。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既立足生产力的发展，更关注人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服从于人的发展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曾以人的发展为坐标，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形态。第一大形态是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传统自然经济文明，第二大形态是以机器工具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文明，未来的第三大形态是以自动化工具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文明。三大形态中人的发展的基本特征分别是：不发达的完整性、发达的片面性和全面而自由的个性。
在未来自由人联合体文明形态下，从直接生产过程中摆脱出来的劳动本身，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又重新结合起来，成为真正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由创造活动。生产工具的全面自动化使人力退出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价值实体——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崩溃，导致实行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的消亡。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不再是物化的劳动时间，而是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人们将根据自己的才能和爱好，自由地投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之中，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因此，马克思固然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动力，但更将其视为服务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手段，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并不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是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是以自由支配时间大量增加、满足生存需求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幅缩短为前提的。如果人类物质需求的膨胀永无止境，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幅缩短就永无可能。因此，马克思所提出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克服劳动的异化和人的物化，摆脱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背离，超越各种拜物教，节约资源，控制物欲，反对奢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等丰富而深刻的价值追求。可以说马克思的发展观不仅是体现顺应客观规律的“科学发展观”，而且是具有强烈价值追求的“人文发展观”。
尽管马克思对未来文明的预测还需要人类实践的检验，但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已经出现他所预言的某些趋势的端倪。如一些产业自动化程度迅速提高，体力劳动比重大幅减少，闲暇时间大量增加，城乡差别显著缩小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现代化的“后现代”思潮兴起，提倡并实践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与自然和谐、注重人文和精神生活提升的“绿色”产业、“可承受”发展和强调简约、健康和环保等新发展和新生活的理念及方式，已经在广泛传播与扩展之中。
作为人口总量庞大、人均资源贫乏的中国，尽管尚处于现代化的起飞阶段，也应当并必须在坚持“以人的幸福和世界的和谐为根本”的大前提下，反思目前发展理念与方式的缺陷，正视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深重生存与发展危机，汲取西方和自身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具有新的价值追求和发展方式的现代文明之路。这将是对中华民族也是对全人类的最大贡献。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才有可能是中华民族重写辉煌的世纪。
注释：
1,吴季松：《以长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江水利网 2003年1月8日。
2,参见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0、81页。
3,金时网•金融时报，2005年08月05日 。
4,参见白衣夜行：《房宁的书<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e8ba801000bej.html。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6,金时网•金融时报，2005年08月05日 。
7,柳鲲鹏：《中国人有可能过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生活吗》，中华网论坛2007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