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晖：反思我国反腐的“大案要案策略”

众所周知，吾国正处于经济急速成长的时期。但经济的急速发展，和积极政府的强大作为息息相关。这和东亚各国（地区）经济迅速成长期的情形很是接近。但积极政府在经济成长中的所作所为，从来是利弊参半的，是典型的所谓“双刃剑”。积极政府在推进经济成长的同时，也是成本高昂、代价巨大的政府。但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一个叠床架屋的庞大政府，既不可能借助高工资从根本上满足所有雇员的高报酬追求，又因全能主义的权力架构，给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留有可乘之机。于是，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就蔓延在权力所及的各个地方、各个角落。国家的选择，要么以一贯之地惩治腐败，要么放任腐败为所欲为，最终腐蚀经济肌体、政治肌体，直到天下大乱，经济裹足不前。

在早期资本体制发展史上，这种情形就已呈现。当年英国法官的腐败行为，可谓大面积的。连国人熟悉的“知识就是力量”始作俑者，也因为在任法官期间行为贪腐，锒铛入狱！后发达的拉丁美洲，正在经济蓬勃起飞的当口，上世纪九十年代，因为腐败和其他原因，引发了拉丁美洲政坛的一次次地震，从巴西到委内瑞拉，政府的腐败不但使当局兵败如山倒，而且引致社会裂痕扩大、公民合作精神受挫、制度的规范效应失灵、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情结愈演愈烈。此种情形，照例发生在后发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韩国、菲律宾、印尼、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几乎和腐败现象同步展开、相伴而行。比拉美相对好一些的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后起的经济体与因为腐败而急于寻求出路的经济体之间，比较好地搭架起了经济平台，不至于像拉美那样，经济停滞近二十年！

应当说，中国、印度、越南等亚洲国家，是紧随拉美、东亚之后，在经济上迅速崛起的第三波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特别是长期坚持大政府的中国和越南等，经济的发展已经严重地受制于政府和官场腐败。集中反对腐败，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共识。吾国当局为此也是三令五申，但腐败现象和经济成长节节比高的情形不但未根本改观，反而却愈加恣肆。官员只要有利可图，就不惜冒着杀身趋利的危险。对此，当局也常常厉声谔谔地安排动作，“运动式”执法模式自然会轻车熟路地被运用到反腐的实践中。其中深挖大案要案，以表明当局反腐的决心和信心是典型表现。但这种“大案要案策略”，却存在诸多问题：

问题一、源头污染、末流截污：源清才可流清，源浊必然流浊，这是一条常识。权力运行的大面积腐败，是滋生一系列大案要案的根本因由。但当应对手法只瞄准那些大案要案，对日常权力运行中的怠责、越权、卡压、夺占等现象听之任之、甚至不闻不问时，事实上，这一策略本身就有纵容当权者日常为恶的嫌疑。“莫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在这里荡然无存，“小错误不断，大错误不犯”反倒习以为常。末流截污搞得有声有色，但源头清淤工作却毫无起色。因之，当局反腐的“大案要案策略”，也就收效甚微。它的最基本的效用，不过是意识形态化的教化和示范效用，而很难收到丝丝入扣的制度建设效用。就如重庆此次“打黑”一般，在“黑恶势力”萌芽滋生、“开花结果”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其坐大为患时，当局才出重拳打击，社会震荡权且不论，效果好坏公民自有评说：“三把火”而已。

问题二、打了苍蝇、漏了老虎：“大案要案策略”，尽管会收到一时的警戒和示范效应，也会收到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但它并没有那种“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的预期效应和确定性。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只能运动过后，一切如常。更重要的是，这种反腐败策略，只能反掉那些日常气焰嚣张、策略欠周的腐败者。对那些老谋深算、毫严丝扣的腐败者而言，却无济于事。陈毅脍炙人口的诗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在“大案要案策略”中，基本上就不奏效。道德劝诫和警告，对于利欲熏心、大面积腐败的官场而言，根本就是失灵的。只要人们习以为常地认为公款私吃、公车私用、公话私聊、公费私游并没有什么大不了，都不值得列入反腐的日程中，那么，在本质上，腐败的“群众”基础就巍然屹立，小腐扶大腐、大腐扶巨腐，官官相护、腐败丛生的情形就成常态。“伸手必被捉”的必然性一旦变成“伸手可能捉”的偶然性，其结果只能是打了苍蝇、漏了老虎。

问题三、杀一儆百、挂一漏万：在近年的反腐活动中，不时可以听到民间的如下议论声：“抓住了算你倒霉，抓不住算你走运”；“饿死胆小的、喂肥胆大的”。这至少表明国民对目前反腐败方略和效果的不认同、不信任。为何“国级”领导陈希同、成克杰或锒铛入狱、或“小命”不保，但仍然有黄松有、杜世成、陈同海之类前赴后继？原因恐怕就在于在他们背后，有更显赫的腐败示范者，只是这些人被归入犯罪黑数之列，难以公之于众罢了。一种在源头上对腐败小节不予追问、不能责罚，但一门心思去挖大贪、巨贪的策略，要么是立功心切，追求杀一儆百；要么是网开一面，存心挂一漏万。要实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情形，在此种“大案要案策略”下，可以肯定，几乎是无济于事的。

问题四、纵官为盗、又去办盗：不从日常的、源头的、经常性的反腐工作入手，而只借助大案要案的轰轰烈烈的反腐策略，几乎可说是一种纵官为恶的策略。诚然，策略制定者绝非有意纵官为盗，但其实施结果，却只能如此。最近正在等待一审判决结果的前大法官黄松有，据说在升迁大法官之前，就在广东湛江贪腐无忌，可直到尘积沙垒，长为巨贪，才东窗事发。案发后，社会上流言纷飞，对其嗜好处女、喜欢贪贿的情节描绘的惟妙惟肖。鄙人就亲耳听到过黄被抓伊始，一些曾接近过他的人，叙说其好色好吃的情节，那真可谓是谓绘声绘色呢！人们不禁要问的是：如此劣迹昭彰，且行为暴露的大法官，此前的日常监督措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直到其发展成为巨贪要犯时，法律才狠狠地出“重拳”，给他致命一击？此情此景，不是纵官为盗，又去办盗，又是什么？所以，期望借助“大案要案策略”去反腐惩恶，反倒只能引致人们对贪腐官员的惋惜、甚至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