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茅于轼《警惕福利国家》的论述-网友投稿

警惕茅于轼《警惕福利国家》的论述
2010-2-8 12:09:05   来源:曹久强  阅读:1072   【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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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在他的《警惕福利国家》一文中，对福利国家提出了警惕，认为福利国家有很多的弊端，但是，我也对他的文章提出了警惕，我认为他在文章中对于福利国家警惕的很多观点并不深入，也不正确。
首先，我也承认政府自己并不创造财富，政府的财富主要来自税收。这一点大家都是明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转向福利国家，政府也就要支出更多的钱，政府在自己不创造财富的情况下，政府就只能从加大税收来获得对于国家福利的支出。这一点，从现实的一般意义上讲是没有错的。但是，茅于轼这种现实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对于社会主义政府，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庞大的国企，政府不担心国企像私人企业一样逃税，也就保障了国家税收的颗粒归仓。另外，社会主义政府借钱给以国企，国企理所当然要向政府上缴法定利息，于是，这些利息收入也应当算入政府财政收入中去。就这一点，社会主义政府的收入来源就宽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还有，对于自然垄断的国企，社会主义政府可以收垄断税，这也是一个税收来源。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具有一定比例的情况下，政府收缴的利息与垄断税将造成社会主义政府国家税收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这也意味着，政府福利支出增加并不一定要提高税率。在国企足够强大与庞大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府每年的利息收益就可以弥补国家福利增加的支出。因此，以一国转向福利国家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提高税率来弥补财政支出的增加是错误的。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一定如此。
目前，中国政府为什么一直被认为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那也就是中国政府手中拥有庞大的国企，每年国企上缴的税金占据国家税收很大一部分。同时，中国政府拥有庞大的国企，也就拥有巨大的价值资源，在市场随时可以换成真金白银。目前，中国国企还没有真正意义上上缴利息与垄断税，一旦上缴利息与垄断税，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增加就非常可观。2008年，国企利润超过了一万亿，2009年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有所减少。如果国家把这些年投入国企的钱作为对于国企的借款基数来征收利息，那么，每年收到的贷款利息与垄断税收入将是非常可观的，完全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国家福利的支出。可见，中国未来转向福利国家的支出只要立足于国企每年上缴的利息与垄断税就可以了，没有提高税率来增加税收。
其次，茅于轼认为国家福利支出还不如减税的论述是不正确的。我认为国家福利比减税强多了。国家福利支出面向的是中低收入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以针对性的集中利用资源。而减税是面向全民的，很多不需要帮助的富人也是受益者，直接造成资源的浪费与不合理分配。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很多有正义感的富人鼓励国家多征税的原因。同时，国家福利的存在让大众在社会有了安全感，可以安心去发展。而没有国家福利，不管国家怎么减税，中低收入者是没有安全感的。作为社会多数的中低收入者没有安全感，那就会出现非常大的社会问题，也不利于国家健康发展。在我看来，减税之所以不如国家福利还在于在当今资本主义市场下，利润总是远远不断流向私人老板，工人工资总是被扣或者被人为压低。资本主义形态下的市场分配只会造成富者越富，穷着越穷。即使国家减税，减税的主要好处也落不到一般中低收入手中，减税在私人生产下只会主要增加私人老板的收益。因为国家减税带来了企业收入增长，也就是企业利润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私人老板不一定给工人涨工资。由于工人过剩，私人老板不怕招不到工人，涨工资是基本没有可能性的。由此，国家减税的主要好处还是被私人老板拿去，社会分配只会更加不公平。
茅于轼不看好国家福利的另一原因是在他看来国家分配不好，不如市场有效率。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就存在自身的缺陷，市场的效率也就有限。现在的经济危机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社会福利不足的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就说明了问题。
在当今社会，由于国家并不是绝对的恶，国家调节经济是必须的。国家调节收入分配也是必要的。因此，国家福利的本质就是向中低收入者转移支付，其实就是国家主导第二次资源分配。所以说，国家第二次分配优先公平，以保证中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求来体现。因此，国家配置资源是必要的。至于国家福利导致贪污腐化，这些成本的付出比起福利的好处来说，根本不值得一提，而且国家可以不断完善体制来抑制腐败。反过来说，如果国家不搞福利，社会稳定就会成问题，这对于国家的冲击大过腐败对于国家冲击的一万倍。这也就是世界发达国家为什么在明知道福利导致一些贪污腐败而要坚持福利的原因。而且，即使一搞国家福利，就出现了一些腐败，就以此不搞国家福利，那也有点因嗑废食了。那我要问一句，现在是不是只要有政府就会有腐败，是不是政府也要完全废除呢?没人敢这么说吧。所以，腐败是在社会、政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才大规模发生的，只要没有完善社会、政府机制，即使没有国家福利支出，腐败还是依然会发生，世界上的第三世界不就这样吗？可见，以存在腐败与政府配置资源为由不主张国家福利是不正确的。
至于国家福利会造成人懒惰，这一点茅于轼先生的认识就更加错误。为什么福利国家的人一旦获得国家的福利，就会偷懒呢？造成偷懒的原因并不是福利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本家认为工人没有生活资料，只有进入工厂受雇佣，要是人人有吃有穿，谁还能进入私人工厂给资本家做牛做马啊。所以，社会存在很多没有衣食保障的人是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现在国家提供福利，工人没有生活资料，也不会饿死，也能保证生活，那谁还想进入工厂去受资本家使唤？工人都明白，私人企业都是资本家的私人财产，自己只是他的奴仆，没钱吃饭的时候不得不去给他当奴仆，任他使唤。现在国家有福利，凭什么还得去给资本家当奴仆，受他使唤，谁不愿意呆在家里自由自在啊。所以，国家福利造成人偷懒并不是福利的错，而是私人生产制度的错。既然给资本家打工不是自己的事，是出于生活的无奈，那么国家有福利，工人自然而然喜欢干自己的活，自由自在，不受人使唤，也就所谓的偷懒。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企业属于工人自己的，工人在企业工作是自己的事，企业一切也是民主的，没有谁来使唤他，他与所有企业人员平等、自由，不管国家给出多高的福利，工人还是会去努力工作的。这是因为这时的工作是自己的事，自己就是企业的主人，哪有自己的事自己不努力干的。再说，天天休息也只那么有味，休息多了自然不想休息了嘛。可见，国家福利越多越好，也不妨碍自己努力干自己的活。
所以说，福利制度之所以会造成工人偷懒，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工人生活有一些保障，是工人喜欢、追求自由，不愿意受资本家使唤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公有制下，根本就不会因为国家福利造成工人偷懒的事情。
因此，茅于轼警惕福利国家都是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立场与现实考虑的，而不是站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立场上考虑的，自然结果就不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用害怕国家高福利会造成提高税率，只要国企不断发展壮大，就会大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根本无需提高税率，反而在一定时候可以减少税率。也不用担心造成偷懒，只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制度下，人人都是企业的主人，人人干的都是自己的事，不管国家有多高的福利，人们照样不会偷懒，只会更加勤快，努力自由干自己想干的活。于是，我也要提醒大家，要对茅于轼的《警惕福利国家》的一些论述，我们也需要提高警惕。
附
警惕成为福利国家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由来已久。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福利总比没有强，所以都赞成福利国家。但是对专家来说，他们多了一层思考，提出的怀疑很多。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福利所用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又用到了哪儿？普通人总以为政府的钱自有其来源，能有钱用在自己身上总是好事。其实政府并不创造财富，反而要消耗财富。归根究底，政府的钱就是从纳税人手里征得来的。而且政府越大，管的事越多，花的钱必然也多。总体上看，政府从纳税人征税，再用在纳税人身上，有点多此一举。而且让政府多征税，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未必是好事。与其征税再返回不如少征点税，还能节省许多征税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费用，总体上提高了效率。这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主要理由。
所以计及税收的确切来源和它的确切去向，福利国家无非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它好不好要看税是从谁手里征的，又花给了谁。如果是从较富裕的阶层手里征的，又用到了较贫困的人群，它纠正了过大的贫富差距，这样的福利有可能是好的。我用“有可能”，说明并不一定，因为它还有不良的副作用。如果税是从一般群众手里征的，又用到了一般群众身上，这种福利政策就多此一举。它没有改变收入分配，剩下的只有那个不良的副作用。更坏的是从低收入群众手里征税帮助高收入的人群，它恶化了收入分配，又降低了效率。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恰恰属于后一种情况，我们的福利制度恶化了收入分配，而且还有不良的副作用。
不良的副作用是什么？就是改变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努力去赚钱，也就是创造财富。而在福利制度中人们努力去钻空子。交钱的时候躲着走，分福利的时候抢在前。整个社会的奋斗方向被扭曲，从财富创造变到了财富分配，人们的力量用于互相抵消的内耗，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用纳税人的钱扶贫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扶贫是必要的，产生些副作用可以想办法克服。而对一般人的福利并非必要，对有钱人的福利更是有害的。再加上不良的副作用更没有必要了。
根据多数税务专家的看法，我国的税制是不利于穷人的。或者说，穷人交的税从占收入的比例上看比富人多。比如穷人的收入中有25%交了税，而富人只交了18%.因为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与商品的流转有关，也就是和百姓的消费有关。富人的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低，储蓄所占的比例高，而穷人则相反，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高。所以富人纳的税从占收入的比例而言，比穷人低（绝对值是高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是用来纠正贫富差距的。但是我国的收入调节税根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富人多数都逃税，事实上这部分的税收主要是从工薪阶层征得来的，它起了反调节的作用。要纠正这一税收所造成的扭曲必须从税制上想办法，这是另一个大问题。
如果税收没有扭曲，也还有支出方面的问题，即政府用于福利的钱花给了谁。如果是花给了一般老百姓，从大家手里拿钱再用给大家，这就像前面所说的多此一举。而且钱从大家手里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里是有漏损的。不但有征税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还有贪污腐化的腐败成本。大家交出去100块钱，拿回来的恐怕连90块钱都不到。所以这种福利还不如减税更有效。当前所谓的夹心层靠什么买房的问题，答案就有了。普通群众都寄希望于政府帮助，但是这样做的话，大大地不合算。更糟糕的是如果政府给钱帮助大家买房，大家的这笔收入还要交个人收入调节税，又给政府扒了一层皮。所以说到底，夹心层买房只能靠自己。这个结论虽然叫人很灰心，但是这是一个科学的分析，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承认。
如果福利开支用于低收入人群，这样的福利是有意义的。但是福利措施的对象一定是最低收入的人群，不是中低收入的人群。道理很简单。有限的钱应该用于谁的身上，不用于最低收入的人群而用于中低收入的人群，把最困难的人置于不顾，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如何确认谁是最低收入的人是很困难的。但问题往往不是确认的困难，而是根本的方向性的错误。比如经济适用房是帮助了最困难的人群吗？显然不是，经适房是帮助已经有了几十万块钱的人。他们显然不是最困难的人。相比之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比他们困难得多。但是他们买不起房，所以解决他们住房的政策应该是廉租房。或者更好的办法是给住房补贴，让他们自己寻找最好的花钱组合。
如果我们分析清楚了福利款是从哪儿来的，又用在了哪些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是谁赞成福利国家？又是谁反对福利国家？利害清楚的情况下，赞成福利国家的是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人，他们有望从国家的福利政策中获得好处。反对的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有一部分给了别人。如果举手表决的话，低收入的人占多数，所以福利国家的建议往往容易在议会中通过。福利政策能够缓解贫富差距，是对社会安定有益的。高收入者也不会强烈反对。但是社会中难免有人利用福利政策偷懒。能够工作的人也不工作，靠福利补助过日子。对高收入的人，高福利会降低他们挣钱的积极性，因为多挣的钱给别人花了。结果是社会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财富的创造减少，社会弥漫着懒汉思想。这是福利国家的副作用，也是目前福利国家确实存在的现象。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降低福利标准。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一般国家而非福利国家。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福利水平上去，就很难再降下来。选择福利水平并不是很自由的。它往上走容易，向下走难。所以我们对是否要增加福利要保持警惕。高福利水平容易通过的原因还因为它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即使是高收入的人也需要安全保障。万一他的收入降下来，如果有福利保障显然更安全些。这也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副作用，但是是好的副作用。究竟怎么选择，就看多数人感觉怎样。但是这种感觉应该有更多的理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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