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改革”应该慎重考虑后再实施（三） ...杨松林

“土地流转改革”应该慎重考虑后再实施（三）
2008-10-12
现在是推出这项改革的时机吗？
为什么现在要推出“农村第二步改革”？原因不清楚，但可以看到的是，现在恰好是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土地流转改革追求的“规模化”本身就意味着没有进入“规模”的农户中要有很多失去农业就业机会，要解决这些人就业唯一的出路就是增加非农就业的机会。那么，现在或者今后一段是非农就业机会大增的时候吗？
客观的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如果不是西方经济加速向赌博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大量产业资本涌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贸易额暴增，中国本该在那个时候就进入一个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衰退或者萧条时期。 正是西方虚拟-赌博经济的迅速膨胀才给了中国一个以出口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黄金期。
但西方这种以拼命累积负债和大量发行货币以享用中国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总是要崩溃的。因为任何类似的正反馈系统总是要崩溃的，早晚而已。这种体系的问题就在于西方巨大的需求是虚假的，是依赖一个强制性信用体系来支撑的。只要这个信用体系发生动荡，虚假需求消退，整个世界就显示出严重的生产过剩（对应需求大幅下降而讲）。 但是，现在西方创造的这种全球生产-分配体系已经显示出问题，风暴已经到来。这场风暴能刮多大，持续多长时间，各有各的说法，但风暴已经来临，而且显现出类似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所表现的生产过剩特点，却是几乎所有学者都认识到了的。美国今年8月居民消费自二战以来第一次低于上个月，而且预期9月会继续下滑就是迹象。
本文不再去分析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和趋势，但对必然发生的世界性生产过剩，世界性需求萎缩对中国的影响，对马上要开始的“农村第二次改革”会有什么影响，却是需要做的。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凡是全球化程度越深的影响越大，全球化程度浅的影响小些（如当时的中国），与全球化隔离的没有坏影响（如苏联），这次一定还是这样。那么中国是在这个漩涡以外，还在漩涡的边缘，拟或在漩涡中心呢？应该是在漩涡中心。因为现在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是主要生产者，西方尤其美国是主要消费者。中国是整个危机链的一端，西方是另一端，怎么不在漩涡中心？
如果这样看，一旦全球危机加深，世界贸易额下降（1929年后下降25%），会发生与过去经济危机不同特点。以前西方发生经济危机，国内企业大量破产，工人大量失业。这次要发生的经济危机，是西方没企业可破产（都挪到中国了），西方没工人可失业（没工人了）。会出现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中国发生企业大量破产，中国工人大量失业。中国目前出口企业以外资为主体，国内有21个行业前几家大企业也是外资控制，很多企业在国外上市，而且西方最大的公司都在中国有重要投资。于是只要在中国的这些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西方股票市场就走向更深的熊市，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西方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需求进一步下降，在中国的企业日子就更难过——也是个正反馈系统。中国与世界联系得再没那么紧密了。
不管上述描绘的程度有多深，但基本关系是不会变的。这奠定了中国下一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环境。不考虑这个环境，一切政策涉及都是无的放矢。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一次改革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考虑。
如果这项改革推进了，能够消除其副作用的唯一力量就是中国出现了更多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如果没有一个增量的非农就业机会，这项改革必然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但是问题出来了，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承担的角色是“国内企业大量破产，国内工人大量下岗”。因此，不仅不会出现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反而会是非农就业机会大幅度减少。可以预期大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随着美国和西方需求降低，沿海出口企业开始萎缩，大量制造业的农民工首当其冲被辞退。这是第一波浪潮，而且现在已经有迹象了。即使所谓有些企业在“转型升级”，也并不能掩盖更多企业停业或破产使大量农民工下岗的趋势。
随着金融危机加深，一些外资将回国救主，中国也会出现流动性枯竭的局面。中国楼市已经低迷，随着流动性降低，以居民住房和写字楼为代表的建筑业会呈现过剩局面，基本建设会大幅度减少，于是建筑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会被迫“下岗”。这是第二波，其实已经显现了。
接着，随着楼市低迷，加上中国股市已经处于熊市，中产阶级（富裕阶层）必然损失大量资产，加上经济情况不好，很多中小经济体日子难过，支撑中国消费的主体将会趋向减少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这样，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服务业农民工也将失去就业机会。
这三个方面减少的非农就业机会，少说也要有4、5千万，占现在农民工总数的20%左右。
中国农民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2006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务工部分已经达到38%，收入增长部分60%来自工资性收入。如果20%的农民工失去“工资性收入”（往往还是农村中低收入户），中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肯定出现明显负增长！
这种环境下推进“土地流转改革”会有什么结果，恐怕不用再分析了。
很多“专家”说，中国会趁机用扩大内需的方法恢复以国内市场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
扩大内需？中国什么时候没说过要发展内需？从2001年北戴河会议上江泽民就提出要大力发展内需。结果是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始终没什么起色，倒是外贸出口不断扩大。原因很简单，中国早在1997年前后已经达到西方传统经济危机的标准了，也就是大量低收入群体无力消费，导致生产过剩。只是因为1996年人民币大幅贬值，使出口能力扩大，才掩盖了这个问题。
中国看起来市场很大，但由于贫富分化严重，城乡差别扩大，大量群体根本不在这个市场中。即使按国家统计局数字，2006年，占城镇居民10%的高收入群体（5771万人）年消费支出为11734亿，而占农村居民80%的低收入群体（5.9亿）只有11480亿。5771万人消费总额比近58994万人还多。如果参考王小鲁的研究文章，这个数字还悬殊 。绝大部分农民（80%月均支出现金162元，全部农民也不过月均支出现金221元）和40%以上的城镇低收入群体（月均支出现金425元）基本不具备购买现代产品的能力（现在中国市场上消费品要么是适应外国人水平的，要么是适应国内富裕阶层的，因为他们消费了80%以上的制造业产品和服务。出口企业转向内销，产品档次更本不是低收入群体能消费起的），也就是说有10亿人基本不在中国现在的消费品市场上，靠什么提高内需？一旦出现大批农民工返乡，土地流转促成的城市商业资本吞噬农民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利润，农民将更加远离现代产品和服务的市场。
要提高农民消费需求，必须增加低收入农民的收入。而土地流转改革，恰好是对低收入农民不利，对“种田能手”和城市投资者有利。这不是个悖论吗？怎么解决问题？
由此看来，在马上，甚至已经显现出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很快要出现生产过剩，工人大量下岗，国内需求继续萎缩的时候推出这项改革，不是自找霉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