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加强素质教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9:31:30
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也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也决定了加快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极大的紧迫性。记者了解到，在素质教育系统调研基础上，调研组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的若干政策思考与建议。
进一步坚定信心明确目标，积极探索新思路新策略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问题，调研组认为，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素质教育，要以再难也要持续推进的坚强决心，旗帜鲜明地、大张旗鼓地推进素质教育。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冲破阻碍素质教育发展的藩篱，抓住一些核心环节，争取在短期内使一些突出问题得到解决，并通过全社会长期不懈的努力，不断推进素质教育持续发展。
调研组认为，要进一步明确新时期加强素质教育的工作方针，即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奠基工程；坚持以素质教育为主题推进新时期各项教育工作，把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摆在教育工作最核心的位置；坚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面向全体学生，办好每一所学校，促进教育的公平、公正；坚持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发展，提高全民族的创新力、竞争力。
调研组提出，当前要抓紧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尽快使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得到初步遏制，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得到减轻，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学生的体质与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尤其是要使义务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取得显著进展。力争再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实现素质教育的整体目标。
调研组还建议，在推进策略上要整体设计、系统推进，从教育体系结构、教育政策到学校制度建设进行总体布局。尤其是要积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改革创新。支持大中城市和有条件的地区先行一步，率先探索形成较为完善的实施素质教育的体制机制，形成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教育模式。鼓励各地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点出发，形成各具特色的素质教育推进模式，因地制宜地实行综合配套和整片联动的改革，在全国形成星罗棋布、丰富多彩的区域性整体推进格局。要切实加强对农村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指导，重点把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奠基工程。
不断深化教育改革，持之以恒推进素质教育
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教育系统身负重任。如何深化教育改革，从关键环节进行突破成为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记者了解到，调研组就此提出了如下主要建议：
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放在教育工作最核心的位置。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落实“健康第一”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切实加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美育和劳动实践教育。
加快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探索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考核评价机制，全面推开高中阶段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进行不同院校分类考试、自主招生、多元录取的改革探索。
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完成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整体规划高中课程改革，加强农村中小学课程改革的专门指导，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多种模式和途径，完善课程改革的支持、服务体系，促进学校的整体变革。
努力构建有利于人才多样化成长的宏观教育结构。以科学发展观统筹教育的体系布局结构，合理规划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学校教育与终身学习的结构，促进城乡和不同区域教育的协调发展，不断促进和扩大教育公平。
大力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加强和改革师范教育，加快培养适应素质教育的新师资；创新教师补充机制，拓宽教师补充渠道；加大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重点支持农村校和薄弱校教师培训；加强校长和优秀教师队伍建设，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完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激发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氛围。
把教育信息化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举措。积极探索基于教育信息化的新型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进一步加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巩固成果、全面覆盖的基础上，重点提高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形成推进素质教育强大合力
素质教育是全社会都在关心的大事，也是全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社区、家长都要积极行动起来，以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形成共同推进素质教育的强大合力。调研组对此提出的主要建议有：
要切实提高新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教育工作的能力，进一步改进领导方式，重点加强县级政府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建设。建立和完善各级党委和政府实施素质教育的工作责任制度，把实施素质教育列入考核领导干部和地方工作的主要指标。要加大实施素质教育的财政保障力度，继续完善实施素质教育的支持服务体系。
完善学校、家庭和社会相结合的工作体系，形成全覆盖的育人网络。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要努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和良好舆论氛围；要通过完善政策措施为学生参加校外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提供必要条件；进一步完善公安、教育、工商等部门经常性的联合执法协调机制，构建和谐校园和良好的校园周边环境。
要加快建立有利于人才多样化发展的劳动人事制度。国家要制定科学的用人标准，完善行业、职业准入资格制度；引导企事业单位树立科学的用人观，完善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社会化评价体系；劳动人事分配制度要鲜明地体现鼓励诚实劳动、倡导劳动创造、行行都能成才。
要着力加强教育督导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建议建立一支从中央到地方专职的、专业化的督学队伍，形成实施素质教育的专业督导体系。要构建以素质教育理念为核心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相应的教育工作评价办法。
记者了解到，在系统调研的基础上，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进行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的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陈雨)
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素质教育系统调研特别报道之三 来源：《中国教育报》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续梅
素质教育从提出到如今已经20年了，国家在全面推进，基层在积极探索，为什么还是有诸多问题存在？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成为此次素质教育系统调研着力分析研究的问题。
人们常说素质教育是个“老大难”问题，因为几代领导人都很关心，几十年都在努力解决；因为关系到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因为它不仅涉及教育内部，更涉及文化传统、经济水平、社会结构等方方面面。调研组分析认为，在旧有的深层次体制性障碍还没有消除的情况下，这个“老大难”问题又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新形势、新挑战，使得一些问题的呈现更加复杂，解决起来更加困难。
妨碍素质教育实施的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社会根源并没有消除。
调研组认为，经过长期努力，尽管人们普遍接受了素质教育的理念，但在现实中，追求升学仍然是人们在客观社会现实和利益追求驱动下主要的教育价值导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我国人口众多，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业结构和人才成长道路相对单一，就业竞争和人才选拔日趋激烈，这种压力层层传递到教育内部，使中考、高考竞争不断升温。
二是受上千年形成的传统教育文化和观念的影响，我们既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又有重智育轻德育和体育、重学历轻能力的社会倾向。
三是目前的劳动用人制度和社会分配结构忽视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作用，导致社会片面追求高学历的倾向。
四是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矛盾集中反映到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上，加上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一个孩子往往承载着几代人的希望，更加剧了考试竞争和择校竞争。
传统的教育方法难以适应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急剧变化
系统调研表明，青少年的生活空间和学习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表现在：伴随对外开放而来的西方腐朽文化、腐朽生活方式对青少年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见利忘义等现象以及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邪教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沉渣都给青少年成长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独生子女家庭成为我国家庭结构主体，为青少年成长带来全新课题；互联网中一些有害信息对未成年人的心灵造成了腐蚀。
调研组认为，面对这些新变化，学校与社会、家庭的关系也在面临深刻变化：在与社会的关系上，学校教育倡导的主流意识与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存在许多冲突，正面教育效果因受到社会各种消极因素影响而有所抵消和减弱；在与家庭的关系上，学校与家长追求教育目标的不一致性增大，不尽相同的教育导向和成才期望使青少年学生出现困惑；在与学生的关系上，学校的主导性地位有所削弱，教师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因此，面对学生成长环境的迅速变化，还没有找到更多的有效应对办法，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中，学校教育难以应付自如。
现有教育条件和体系结构制约着素质教育的推进
系统调研表明，我国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又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距，这是制约素质教育的客观因素。目前教育经费投入仍然只能满足教育的基本需要，对提高教育质量缺乏必要的投入，教师、课程、教学等教育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的建设还没有摆到应有的位置。特别是农村教育仍然相对落后。而教师的发展水平更是制约素质教育的关键因素。目前，仍有约占5%的中小学教师未达到国家规定的合格学历；外语、科学、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普遍缺乏；农村教师数量不足，优秀教师流失严重，还有近50万名代课人员。教师工作压力也在普遍加大。显然，现有的教师管理体制、新教师补充机制、培训机制等都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时期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
传统的教育体系结构也制约着素质教育的推进。现代化建设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与人才选拔制度的单一性这一突出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职业教育出口不畅、分流的吸引力不强，升学压力仍然指向普通高中、普通高校。由于各类高校定位与特色尚不明显，入学竞争从一般性竞争开始转向结构性竞争，升学压力聚焦到重点高校甚至北大、清华等少数院校上。终身学习还处在观念普及和局部探索的阶段，一次性完成学校教育还是人们的基本选择。而社会对优质教育的要求日渐提高和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成为加剧择校竞争的重要因素。
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受到制度建设滞后的深刻影响
系统调研对近年来实施素质教育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和成效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实施素质教育的相关制度建设仍不完善，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进还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
对于高考制度改革而言，由于社会诚信的观念与制度建设跟不上，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和管理手段还跟不上，高考还是至今为止老百姓最为认可的公平的选拔制度。为确保教育公平，高校招生不得不更多地采取分分计较的办法，素质教育的很多要求难以体现。
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来看，客观上面临着转变大、要求高、速度快的挑战，又是在区域间教育发展不均衡，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的特殊国情下全面推进的，面临着诸多困难，需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和支持服务。
学校作为实施素质教育主阵地，校长和教师在教育教学改革上缺乏明确的责任和权力，也缺乏实施素质教育的激励机制。学校的内动力、创新力和生机活力尚未得到有效激发。
校外教育和社会实践缺乏制度保障，社会各方面还不能为素质教育提供强有力支持。公益性设施向学生开放还缺乏制度保障，企事业单位缺乏承担校外教育的义务，学生的公益活动、生产劳动、社会实践、岗位实习往往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学校开展教育活动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社区功能尚在发育之中，校园周边环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影响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调研组认为，这些困难和问题，既反映出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又反映出教育体制改革必须有新的视野，必须深入到整个经济社会的领域。这是因为，素质教育与传统教育模式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在于素质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更加社会化、开放性的教育模式。
教育工作领导方式和新闻舆论环境有待改善
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各级党委、政府。系统调研表明，近几年来，虽然各地对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不断提高，但以什么样的正确理念领导教育仍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不少地方领导虽然重视教育，但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责任认识不完全到位，在实际工作中把素质教育当成了一项“软任务”；有的地方政府推进素质教育的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地方政府抓教育工作简单化、片面化，习惯于像经济上抓GDP一样在教育工作中抓升学率，并以此作为考核教育部门和学校工作的主要指标。这无疑助长了“应试教育”的倾向，使素质教育的宏观政策遇到层层阻碍，难以在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得到落实。
调研中，很多地方和学校都普遍反映，一些新闻媒体的负面炒作，对实施素质教育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忽视对普通劳动者的宣传，造成公众对素质教育认识的混乱。一些媒体对教育政策措施加以片面解读，随意点评，使教育行政部门无所适从。最近还多次出现个别媒体不经严格审查，编造假新闻，对教育工作造成严重干扰。许多教育产品广告盲目夸大对考试升学的影响，起了负面导向作用。
调研组综合分析认为，素质教育的推进面临着新旧矛盾交织，体制性障碍与政策性问题并存，教育内部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等问题，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分析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迎接新挑战，采取有力措施努力实现新突破。
（责任编辑：陈雨
素质教育处在国家推进重点突破全面展开中 ——素质教育系统调研特别报道之一 来源：《中国教育报》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续梅
按照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从2005年6月开始，教育部与中宣部、人事部、社科院、团中央等部门联合进行了素质教育系统调研。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调研总报告。为了及时反映调研成果，本报推出一组素质教育系统调研特别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素质教育”，从去年开始再度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高频”词语，这源于去年6月开始进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素质教育系统调研。日前，历经一年多的调研工作告一段落。记者作为调研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与了调研全程。
这是一次高规格、全方位、大规模的系统调研
这次素质教育调研具有高规格、大规模、全方位的特点，因此也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要说规格之高，是因为此次调研的源起是按照中央领导的批示开展的，从国务院到各部门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去年6月，陈至立国务委员亲自主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部署调研工作，此后又多次召开座谈会、深入基层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教育部与中宣部、人事部、社科院、团中央等部门组成联合调研组，各部门领导亲自挂帅，分别就教育系统实施素质教育、舆论环境对素质教育的影响、社会用人制度改革、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成才规律、青少年健康成长及社会环境因素等方面开展了调研。
要说全方位，是因为此次调研不仅涉及多个部门，教育部还以首席专家牵头组织的形式，分7个课题组，分别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招生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局)也就近年来各地素质教育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认真总结。教育部还对全国400多名地市县教育局长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委托国家统计局对7万多名中小学生、教师、校长和学生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
要说规模之大，从几个数字就可见一斑：调研的省份遍及全国各地，参与调研的专家学者达到200余名。调研形成了1份总报告、14份专题报告、60余份分报告和近30份省级报告。《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以及本报等中央重要媒体配合调研，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素质教育大讨论，引起了全社会对素质教育的高度关注。
素质教育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标志性成果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应该说是素质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经过7年之后，目前究竟有何进展？
记者了解到，在广泛深入的调研基础上，调研组对全国实施素质教育的进展形成了这样的判断：目前整个素质教育的实施正处在国家推进、重点突破、全面展开的过程之中，教育领域正发生着一系列积极和可喜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从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教会到党的十六大，到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素质教育已经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法律规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并正在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
二是素质教育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正在逐步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
三是素质教育在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一些关键环节上开始突破，学校教育开始发生一些积极而重要的变化。
四是我国教育普及程度实现了新的历史跨越，而且在快速发展中保持了教育的基本质量和优势、特色，尤其是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当代青少年在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整体来看，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
教育系统不懈努力，力求取得重点突破
调研表明，近年来，教育系统以四个关键环节为重要抓手，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方面，2004年中央8号、16号文件和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使学校德育的重要地位不断凸显。学校德育体系正逐步建立，德育过程正逐步完善，德育实效性不断增强。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载体，取得了重要进展，已经为学校教育带来了一些具有本质意义的变化，促使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积极而深刻的改变。
招生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作为素质教育推进的重要“瓶颈”，也在不断探索中逐步推进。尤其是中考改革试点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等级制代替百分制，增加综合素质评价，将学生成长记录纳入评价范围等做法，为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条件。高考改革也稳步推进，已经有16个省进行了分省命题改革，53所高校进行了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试点，单一形式的统考统招模式开始改变。
就教师队伍建设而言，总体来看，广大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也有了新的提高，在新课程实施中有200多万名教师参加了各种培训，与此同时，通过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广大教师不断促进了自身的专业化发展。国家还通过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重大举措，使农村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水平得到切实提高。
全社会关心素质教育的氛围正在形成
系统调研表明，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把素质教育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涌现出了湖南汨罗、安徽铜陵、山东潍坊、江苏南通、辽宁大连、深圳南山、上海闵行等一批先进典型。这些地区因地制宜地、坚持不懈地实施素质教育，形成了鲜活的经验。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改革实践，因地、因校进行了新基础教育、成功教育、创造教育、体验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
综合调研情况来看，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公安部等部门通力合作，加大了未成年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推介力度，90%以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已向有组织的未成年人集体免费开放，文化市场的监管和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大大加强。部分大中城市正在积极探索发挥社区在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共青团、少先队广泛开展了主题鲜明、形式生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实践体验教育活动。各级妇联与学校、社区相互配合举办家长学校，传播家庭教育的正确理念和科学方法。全社会共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氛围正在形成。
在本报去年下半年组织的素质教育大讨论中，曾有不少读者反映，当前在一些地方和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愈演愈烈，学生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究竟在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存在哪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有哪些新的挑战？尤其是反映到学生成长上还有哪些突出的薄弱环节？这些问题成为这次素质教育系统调研的重点内容。
素质教育的推进并不平衡
记者了解到，经过对不同侧面调研的情况综合分析，调研组认为，素质教育就全国范围来看，发展还存在很不平衡的情况。
从区域来看，既有湖南汨罗、安徽铜陵等地区，采取积极措施推进素质教育，创造出丰富的新鲜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也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存在升学竞争日益加剧的趋势。从城乡来看，城市学校面临的主要症结是升学竞争、择校压力和学生学业负担偏重；而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确保和不断提高基本教育质量。从不同学段看，小学阶段推进素质教育取得显著进展；而离高考、中考越近的年级，实施素质教育的难度就越大。
系统调研表明，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和教育系统下了很大的决心，也花了不少的气力来推进素质教育，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地方仍然是“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面对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调研组总体上认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依然任重道远。
升学竞争压力仍然居高不下
按常理分析，如今高考扩招了，评价制度在改进，中小学的整体办学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应试的压力应该小了。但是系统调研表明，学生、家长和学校仍然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过高压力，这使得当前的升学竞争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竞争目标不断提高，现实生活中许多学生、家长在发展预期上追求高学历，不仅仅想上大学，而且都想上重点大学。仅2004年，北京等6省市600分以上的高分复读生就有3000多人。二是竞争重心不断下移，许多家长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就为孩子增加大量的校外辅导班、兴趣班、家教等课程，各种社会补习班十分火爆。三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还难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加上一些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部分大中城市择校现象愈演愈烈，教育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四是扭曲了教育的目的和学校教学行为。一些地方的学校和教师由于面临着不断增大的各种压力，教育教学片面地适应升学的需要，忽视学生的人格养成、身心健康和能力发展；国家规定的课程计划难以落实，题海战术、反复考试大行其道。有些学校甚至采取半军事化管理，学生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高压，只能是拼时间、拼精力、拼健康。
调研组认为，多种因素综合形成了强大的升学竞争压力，社会、学校和家庭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仍然相当普遍。
四方面问题影响学生健康成长
推进素质教育最终要落在学生的健康成长上。调研组认为，目前各种社会复杂因素造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在学生身上，出现了四方面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
一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仍然未能有效扭转。据国家统计局、教育部对全国部分大中城市中小学校和农村县中的调查，35%的校长、37%的教师、58%的中学生认为负担“比较重”或“过重”，其中高三学生6点前起床的有34%，11点半后睡觉的超过40%。假期补课现象仍较为普遍。一些城市调查，80%的小学生都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奥赛班、兴趣班、考级班，并多数在两个以上。许多中小学生作业多、补课多、考试多，睡眠少、体育活动少、社会实践少,因此失去快乐的童年、自由成长的空间和多样性发展的可能。
二是青少年思想品德状况存在着令人忧虑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教育部调查表明，在学生最需要加强教育的方面，校长和教师给出的排序第一、第二位的是吃苦耐劳和诚实守信，其次才是学习能力。一些青少年意志力薄弱，不讲文明礼貌，生活方式不健康，缺乏爱心和尊重生命的意识，缺乏团结友爱互助精神，甚至有极少数青少年缺乏基本的是非观。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日渐突出。
三是青少年的身心素质发展不容乐观。教育部最新的体质监测结果表明，在学生形态发育水平提高、营养状况改善的同时，学生的速度、爆发力、力量、耐力、肺活量数据持续下降，超重及肥胖检出率上升，初高中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达到58%、76%。国家统计局、教育部调查有64%的中学生不做任何家务，63%的中学生回家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心理素质方面，国家统计局、教育部调查，许多中学生步入校门时的心情感到“郁闷”、“紧张”、“疲惫”、“厌烦”、“焦虑”或“恐惧”。一些特殊群体，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单亲家庭学生、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更迫切要求情感和心理关怀。
四是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较为薄弱。在片面升学率导向下，学生为提高几分成绩进行重复练习，透支了学习热情与兴趣，批判性精神缺失,创造能力受到压抑。一些用人单位反映，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劳动精神、动手能力仍然是最为薄弱的环节。
综合调研情况，调研组认为，当前加快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极大的紧迫性，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必须摆在整个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责任编辑：陈雨
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刻不容缓 来源：《中国教育报》2006年11月8日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续梅
在本报去年下半年组织的素质教育大讨论中，曾有不少读者反映，当前在一些地方和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愈演愈烈，学生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究竟在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存在哪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有哪些新的挑战？尤其是反映到学生成长上还有哪些突出的薄弱环节？这些问题成为这次素质教育系统调研的重点内容。
素质教育的推进并不平衡
记者了解到，经过对不同侧面调研的情况综合分析，调研组认为，素质教育就全国范围来看，发展还存在很不平衡的情况。
从区域来看，既有湖南汨罗、安徽铜陵等地区，采取积极措施推进素质教育，创造出丰富的新鲜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也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存在升学竞争日益加剧的趋势。从城乡来看，城市学校面临的主要症结是升学竞争、择校压力和学生学业负担偏重；而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确保和不断提高基本教育质量。从不同学段看，小学阶段推进素质教育取得显著进展；而离高考、中考越近的年级，实施素质教育的难度就越大。
系统调研表明，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和教育系统下了很大的决心，也花了不少的气力来推进素质教育，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地方仍然是“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面对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调研组总体上认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依然任重道远。
升学竞争压力仍然居高不下
按常理分析，如今高考扩招了，评价制度在改进，中小学的整体办学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应试的压力应该小了。但是系统调研表明，学生、家长和学校仍然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过高压力，这使得当前的升学竞争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竞争目标不断提高，现实生活中许多学生、家长在发展预期上追求高学历，不仅仅想上大学，而且都想上重点大学。仅2004年，北京等6省市600分以上的高分复读生就有3000多人。二是竞争重心不断下移，许多家长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就为孩子增加大量的校外辅导班、兴趣班、家教等课程，各种社会补习班十分火爆。三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还难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加上一些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部分大中城市择校现象愈演愈烈，教育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四是扭曲了教育的目的和学校教学行为。一些地方的学校和教师由于面临着不断增大的各种压力，教育教学片面地适应升学的需要，忽视学生的人格养成、身心健康和能力发展；国家规定的课程计划难以落实，题海战术、反复考试大行其道。有些学校甚至采取半军事化管理，学生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高压，只能是拼时间、拼精力、拼健康。
调研组认为，多种因素综合形成了强大的升学竞争压力，社会、学校和家庭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仍然相当普遍。
四方面问题影响学生健康成长
推进素质教育最终要落在学生的健康成长上。调研组认为，目前各种社会复杂因素造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在学生身上，出现了四方面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
一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仍然未能有效扭转。据国家统计局、教育部对全国部分大中城市中小学校和农村县中的调查，35%的校长、37%的教师、58%的中学生认为负担“比较重”或“过重”，其中高三学生6点前起床的有34%，11点半后睡觉的超过40%。假期补课现象仍较为普遍。一些城市调查，80%的小学生都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奥赛班、兴趣班、考级班，并多数在两个以上。许多中小学生作业多、补课多、考试多，睡眠少、体育活动少、社会实践少,因此失去快乐的童年、自由成长的空间和多样性发展的可能。
二是青少年思想品德状况存在着令人忧虑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教育部调查表明，在学生最需要加强教育的方面，校长和教师给出的排序第一、第二位的是吃苦耐劳和诚实守信，其次才是学习能力。一些青少年意志力薄弱，不讲文明礼貌，生活方式不健康，缺乏爱心和尊重生命的意识，缺乏团结友爱互助精神，甚至有极少数青少年缺乏基本的是非观。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日渐突出。
三是青少年的身心素质发展不容乐观。教育部最新的体质监测结果表明，在学生形态发育水平提高、营养状况改善的同时，学生的速度、爆发力、力量、耐力、肺活量数据持续下降，超重及肥胖检出率上升，初高中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达到58%、76%。国家统计局、教育部调查有64%的中学生不做任何家务，63%的中学生回家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心理素质方面，国家统计局、教育部调查，许多中学生步入校门时的心情感到“郁闷”、“紧张”、“疲惫”、“厌烦”、“焦虑”或“恐惧”。一些特殊群体，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单亲家庭学生、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更迫切要求情感和心理关怀。
四是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较为薄弱。在片面升学率导向下，学生为提高几分成绩进行重复练习，透支了学习热情与兴趣，批判性精神缺失,创造能力受到压抑。一些用人单位反映，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劳动精神、动手能力仍然是最为薄弱的环节。
综合调研情况，调研组认为，当前加快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极大的紧迫性，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必须摆在整个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责任编辑：陈雨）
上世纪90年代办私立学校时，曾经考虑过私塾也应该是一种因地因人制宜的办学形式；后来，曾多次看到介绍美国的学习化社会中也存在私塾的教学形式。进入21世纪，到大江南北的一些古村古镇游历，感觉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文明的传承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是通过私塾来打基础的；在深入农村山区进行调查研究时也发现，为数不少的“复式”教学点（一名至两名教师教为数不多但包括多个年级的学生）也与私塾有类似之处。特别是曾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私塾仍传诵读声：湖南省平江县至今沿袭读“老书”传统》的报道，又钩起了我的思绪和思考。
据报导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每当晨曦初露，幽幽的五角山下就传来阵阵读书声。
近了，你会看到，在简陋的农舍里，三五成群的学生正围坐在几张用门板搭起来的书桌旁，各自读书，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先生则在这些孩子中间穿来走去。
似乎早已消失的私塾，在湖南省平江县还一直存在。
当地称私塾叫“教老书的”，又叫“蒙馆”，其教学的主要内容有：学古文、习书法、作诗文。学的古文主要有《幼学〈琼林〉》、《诗经》、唐诗宋词等。学什么内容，学生可以自己选择，教材由学生自己去买。
……写作文的主题主要是对五乡四邻最近发生的事发表评论和看法。如保护环境、孝敬父母等。至于诗作，则是见到什么就写什么，没什么限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课程。
……能写一手好毛笔字、能做诗对、能主持各种典礼活动的人，就受到乡亲的广泛爱戴和尊重。而这种人才，在当地正规学校培养不出，就通过私塾来培养。
看了这样的报道，会使人想到“世外桃源”，甚至会想到，在这样的私塾中，也说不定冷不丁会出个超凡脱俗的大文人。
我们过去总认为，私塾是与古代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一种基层教育形式，随着历史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这种教育形式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它的典型的代表形式是：一位年迈老朽的教书先生带着眼镜、拿着戒尺，督促着几个孩子摇头晃脑地背诵古文，学的全是些不着实际生活的所谓“学问”，一切都似乎离今天非常遥远。
其实，从古至今的私塾，也不全然是人们印象中的那样。在学习古文的同时，私塾先生还要教一些算术歌诀、中药的“汤头歌”、农谚和地方的法规等，学习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在未来的生活中具有生存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在前些年谈到我们的学校教育效率低下时，我时常在想，过去的私塾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教人学会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回过头去研究一下其中的问题呢？私塾被现代教育所取代，主要是因为当时私塾普遍的教育教学形式和内容相对陈旧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私塾已经完全丧失生命力了。
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最早的现代学校有的是外国人办的，有的则是由私塾转变而来的。这说明私塾本身也可以是“与时俱进”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可以变化的。我们在评价一种学校形式是否有价值时，不能只看其外在的表现形式，而要注重其内在的潜质。如私塾的小班教学、个别指导、教学的灵活性和可拓展性等，都是有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另外，私塾的存在还说明，在中国现有的经济条件和教育条件下，其他形式的教育还不能满足全体国民的学习需求，私塾作为一种重要的补充是完全必要的。引导和扶持私塾更好地为大众服务是实事求是和尊重现实的做法。通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信息一体化的传播途径，今天的私塾也会超越历史，焕发出时代的特点，为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贡献。
从全球教育发展的角度看，常规的学校教育形式也在变化和发展，民办的和非正规的教育将在未来的学习化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发挥越来越广泛的作用，甚至会与学校教育争夺天下。有了多方面的选择，学习者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在多元化的学习服务中，各类教育的竞争也将促进教育事业的进一步繁荣。
除此之外，我还想到，教育在最初的发展时期，是以老幼结合为主要的存在和表现方式的，其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形式是与后来的私塾非常相像的。在当代社会老龄化现象日趋明显的今天，也许在教育中会出现一种“回归”。即利用文化人60岁以后的资源，以及老幼之间天然的亲和力，极大地丰富社会的学习和教育资源，并从一个方面改善教育教学的既定模式。
因此，私塾的历史并没有完结，也许还是未来学习型社会重要的增长点。学会从历史中找到发展的思路，不仅是学习历史的好方法，也是创新的、有价值的思路。对私塾是这样，对书院、师傅带徒弟、农村的社学、传统的俗讲等大众教育形式，也有必要站在今天和未来的高度重新加以审视和判断。
“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市场化：两种不同的改革 来源：作者博客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杨东平
“教育产业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很高、但缺乏共识的模糊概念。它基本不是一个理论概念，每人的理解和所指各不相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留学教育等作为公共事业，同时具有产业属性。“教育产业化”的合理性，是在教育属于“第三产业”的概念下，强调其产业属性的一面。通俗的理解，“教育产业化”泛指利用市场手段扩大教育资源、利用市场机制“经营”教育的各种举措。在现实的发展中，“教育产业化”已成为享有骂名的负面词汇。从2004年年初起，教育部领导一再回应社会的批评，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教育事业了。”教育部反对的主要是“化”，认为所谓“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意。老百姓的评价并非来自语辞和理论，而是对教育现实中学校营利创收、高收费、乱收费、乃至钱权交易、教育腐败等各种不良现象的气愤和切肤之痛。
对“教育产业化”进行定义和概念之争并不重要。比较学术化的表达，“教育产业化”是指在教育领域实行的被称为“单纯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或者说是一种“经济主义路线”的教育改革。即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为弥补经费短缺，围绕着学校创收、经营、转制、收费、产权等问题，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的教育改革。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的教育政策，无论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农村“普九”，还是大学高收费，学校广办公司开展多种经营创收活动，公办学校转制、“名校办民校”和择校热，公办高校举办“二级学院”、“独立学院”，以及用房地产开发的模式兴建“大学城”等等，大致是循着这一思路。
“教育产业化”是纯粹的“中国概念”，无法与国外交流的。国外与之相似的概念叫“教育市场化”，是具有确定内涵的严格的理论概念，主要用于高等教育领域。西方国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改善政府治理方式，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整结构，提高高等教育的活力、质量和效率。它在实践中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减少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资的比例，增加非政府（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二是强化高等教育与私有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大学与工商界的联系。三是加强私立/民办高等教育的角色和作用。
高等教育市场化并非纯粹市场化，围绕这一变革，事实上出现了两个逻辑。一方面，国家运用市场的理念和做法来运营高等教育，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以增强高等教育的竞争性和选择性，使其提供的服务更适应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想使大学能够灵活地在市场环境中发展，就必须减少对大学的控制，使大学成为市场的主体。因而，这一过程必须增强大学的自主性，使大学既不为行政驱使，也不致简单地蜕化为“市场的奴仆”。去年日本对国立大学实行“松绑”的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改革，就是最近的一例。
在基础教育阶段，情况是类似的。西方国家的公立学校由于发展过于均衡、缺乏竞争和严格的政府管制，造成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效率普遍不高、缺乏特色和活力，导致家长和社会的不满。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美国、欧洲、澳洲等地均出现了针对公立学校的择校改革，通过向家长和学生赋权，放宽择校限制，以促进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与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不同，它基本不涉及学校产权、经费或收费问题。公立学校改革更根本的特征是放权，政府通过权力下放，向社区和学校赋权，实行学校自治，从而增加教育的活力、形成学校特色的多样性，提升教育质量。虽然学校自治与家长择校并不必然相关，但两者在改革中共生的特点，显示它们创建教育服务“准市场”的实际功效。
以英国为例，《1986年教育法》对公立学校董事会进行改革，撤换和减少地方教育当局成员，增加家长和商业界的代表。同时，政府建立起一批完全不受地方教育当局影响的新型公立学校。《1988年教育改革法》，允许公立学校在家长无记名投票后选择脱离地方教育当局，成为由中央直接资助的拨款公立学校，并赋予它更多的自主权。《1993年教育法》的主旋律是向学校、家长和社区放权。保守党政府甚至提出通过立法使所有学校成为拨款公立学校或废除地方教育当局的想法，希望所有公立学校都能成为自由的自治学校。其它国家对公立教育制度的改革，也是“择校”和“放权”这样两个措施。择校是引入竞争机制的手段之一，放权则是公立学校改革更主要的特征，它的基本追求是赋予学校真正的办学自主权，在学校、市场和政府之间构建新的关系。因而，它与其说是一场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不如说是民主化改革；在有些国家，它被明确地命名为“教育自由化”。
不难看到，中国的“教育产业化”与西方国家的“教育市场化”和择校改革貌似而神异，问题、动机、政策取向、操作过程完全不同，有天壤之别。认识这一差异，的确有利于我们认识我国“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所在。
与中国将择校与高收费、学校改制、产权改革相联系不同，西方国家的放权和择校改革既不涉及高收费和创收、营利，也不涉及产权问题，主要是管理权的改革。在这些发达国家，政府的教育供给十分充足，政府的教育责任并没有减少，公共教育政策保障教育公平，保障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的基本价值并没有改变。择校改革既不是为了政府和学校创收，也不是为了提高升学率，而是以促进竞争、改善教育品质、增加公立学校的吸引力为主要诉求。
我国的“教育产业化”虽然也进行了十多年，但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还没有开始，政府对教育的管理，高度行政化、垄断资源和对学校的直接微观控制的弊端并没有改变。本应更大程度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仍处于主要由政府包办的状态；以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研究型大学仍需处处“跑部前进”；本应作为教育产业的主体而大力发展的民办教育，仍然步履维艰，份额很小。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不可谓不激烈，然而，由于学校的自主性没有出现，因此学校的办学特色、多样性也没有出现，仍然是单一的升学竞争、应试教育。结论是需要推动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责任编辑：陈雨）
教育问题之我见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葛剑雄
我们在肯定中国教育的传统时，也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教育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弊病，从全新的意义上来认识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新世纪对“师”和“教”所提出的要求绝不是传统的延续。
有人称1999年是中国的教育年，又有人称21世纪为教育世纪。具体的提法并不重要，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人终于开始认识教育的重要性了，尽管这一天已经来得太迟了。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说中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只是一度不够重视而已。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尊师重教，有其特定的含义，在对教育作出一般肯定的同时，强调的是政治和道德，由此而产生的泛政治化道德化，正是过去教育弊病的根源之一。所以，我们在肯定中国教育的传统时，也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教育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弊病，从全新的意义上来认识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新世纪对“师”和“教”所提出的要求绝不是传统的延续。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认真反思以往和目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从1950年上小学开始到目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这49年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读书，小学、中学和研究生；三分之一教中学；三分之一当大学教师。虽然谈不上有什么经验，至少也是近半个世纪中国教育的亲历者，所以我有义务贡献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否正确。
素质教育并不排斥应试
现在提出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就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素质而言，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但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作为教育的两个侧面，提倡一个，反对一个，似乎两者是根本对立的，却既不符合实际，在理论上也说不通。
所谓应试教育，据说就是将考试当作教育的目的，学校的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考试转，或者只根据考试的结果来评价教育质量和学校的水平。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考试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学生重视考试，当然是为了获得好成绩，取得精神或物质的奖励，升入高一级学校，或找到好一点的工作。教师重视考试，当然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成绩，作为自己对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标志，也作为升职称和工资的根据。学校重视考试，因为只有考试的结果才能说明本校的教学质量和成绩，提高排列的名次，进入或保持各类重点学校的地位。而教育行政部门之所以重视考试，无非是希望通过考试来检查和考核所属学校及其教师的业务水平、教学质量和办学能力。就是家长重视考试，也只是为了了解子女的学习情况，目的还不是为了子女的前途?试问，有谁会将考试当作唯一的目的?
所以，反对以应试为目的，本来就是找错了对象，或者只是找到了一个假想敌，还能反出一个什么好的结果来?
再说，你可找出考试的成千上万的弊病，却找不到任何可以代替考试的方法和手段。不仅从小学到研究生都离不开考试，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只要不是人人都有的机会，只要客观条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主观需要、只要有区别人与人之间差距的需要，就必须要有一种加以选择和区别的办法，而考试无疑是最公正的手段。
考试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其实质却并无二致——让受试者在同样的条件下，显示出自己的知识、技能、经验、能力，以便检验其已经达到的水平，加以区别，排出顺序，确定等级。有时我们将实践当作考试的一种方式，比如一个人能够开着汽车顺利通过闹市区，或者安全驶完一段险路，可以说他已经掌握了驾驶技术。但如果要你确定他的技术待级，或者要将他的技术水平与其他人比较，那就只能设计出一个规范的标准，给他们予同样的条件，就必须用考试的方式——尽管未必要在课堂，或采用书面回答——却必须使用相同的标准，或者由同一位考官作出判断，否则就不会有公正的结果，也就失去了考试的意义。
我们提倡素质教育，重视学生的素质，采取措施提高学生的素质，固然非常必要，但如果不通过适当的考试，又如何能肯定或检验学生的某项素质确实提高了?而且，每个学生的提高程度不可能都相同，要确定每个学生的提高程度，除了考试又有什么其他办法?例如，我们要了解学生的身体素质，可以通过体格检查，由于使用的仪器是标准的，医生的判断也是尽可能标准的，这实际上是一场考试。要反映身体素质的另一方面——运动水平，更只能通过一个个项目的考试。
就是比较抽象的思想和道德素质，也只能通过具体的标准来进行鉴定，采用知识、言论、行为等多方面的指标才能确定，这不也是考试吗?要是没有这些考试，素质教育的成绩岂不成了随心所欲的评判?再说，在学生毕业离校以后，等待着他们的也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公务员、律师、会计师、经济师……
哪一样不要考试?招工、招聘、提升职称、申报项目、申请资助、评奖、竞选……哪一样不是种种形式的考试?谁都知道，除了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优秀以外，应试的本领(或者直接称之为考试诀窍)同样是很重要的。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如果没有显示自己的优秀素质和能力的手段，必定会白白丧失大量的机会。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大多数学生的应试能力还不够，还要大大地加强。
有人为了进行对“应试教育”的批判，往往把目前的教育比之于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将“应试”的后果类比于科举考试的弊病，其实同样是不公平、不科学的。恰恰相反，科举制度是中国文明的一项杰出创造，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所以才能在中国持续千年而不衰。
而且在世界上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都形成了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各类人才的制度，如招生、招工、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晋升、特殊人才的发现，一般都是由考试决定的。
在分析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片面认识时，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把制度比喻为一条流水生产线，那么需要由这项制度来操作的具体内容就像投入生产线上的原料，原料不同，最后的产品自然也不同。所以，制度是否合理就像一条生产线的设计是否合理一样，而产品的优劣并不仅仅取决于生产线本身，还与投入的原料及操作人员有关。这样来判断一项制度，就可以区分哪些是制度本身(生产线)的毛病，哪些是执行制度者(操作人员)或具体内容(原料)的问题。”
我认为，科举的弊病主要是在于考试的内容(如八股文)和执行制度的人(各级考官)的腐败，而不是制度本身。正因为如此，清末废科举只是废了考试的形式和内容，并没有废除考试制度。同样，我们今天可以改革考试的方式和内容，但绝不能取消考试。
从来就是解决贫困的根本路径。我的一位朋友卢志文先生说过，教育是穷人翻身除了造反以外的唯一途径。许多媒体把这句话的发明权加在了我的头上，这里我公开说明，以示不敢掠美。
，前不久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而“缺乏知识和技能”是城乡居民对挣不到钱的一致归因之一。
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于2005年10月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西安、南通8个大中城市，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乐、辽宁锦州北宁、河北石家庄辛集、湖南岳阳临湘、四川成都彭州、陕西咸阳兴平7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另加湖北武汉黄陂）进行了调查，样本总量为4128人。从调查中居民的回答来看，贫困的原因不外乎两类，一是“我需要花的钱太多”，二是“我没本事挣到更多钱”。而教育和医疗支出成为贫困居民两大负担。其中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
调查公司的调查结论是：贫困的根源还是在于“教育”，因为教育花费高，所以上不起学；因为上不起学，所以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所以挣不到钱。因此，“教育公平”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首要前提。
许多地方政府都把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作为重要的目标，要求每年增加多少百分比。其实，我个人认为，与其增加收入那么困难，不如减少开支。减少开支其实就是增加收入。如果一个老百姓一年的收入是5000元，他的开支是4500元；而另外一个地区的老百姓一年的收入是4000元，他的基本开支是3000元，后者的富裕程度应该是超过了前者。所以，我们的思维模式应该从过去的简单增加收入，转变到现在的减少开支。
与看病是老百姓的两项基本开支。因此，减少老百姓在教育与医疗上的开支是提高老百姓富裕程度的根本。对于农村而言，基本的做法是实施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让老百姓的孩子真正上学不花钱。目前国家已经在实施免除杂费，希望进一步免除其他的费用。对于城市而言，取消择校费用是关键。现在城市学校的差距比较大，因此老百姓不惜一切代价选择学校，又人为扩大了学校的差距。而最近出台的对于学校择校费用收税的政策，又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择校费用的合理性。所以，我建议，应该取消城市的择校费，政府集中力量办好每一所学校，尤其是把主要的精力与经费用在薄弱学校上，保证教育的公平性。如果政府再努力减少老百姓在看病上的开支，办好真正的公惠医院，这样老百姓的生活才会真正的富裕起来。
改变命运。教育本来应该是富裕的前提，通过教育，个体获得了知识与技能，形成了人力资本。这是教育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我们的教育不仅不能使大家富裕，反而导致贫困，那么，这样的教育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内容提要】在自由发展状态下，文化差异是不可能也不应当被消灭、甚至可能不会缩小的。尽管当今美国与瑞典的利益可能远非一致，但是没有任何严肃的人会设想这两国或两族在未来会发生严重的“文明冲突”。既然可以实证的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实体尚且如此，其他的“文明冲突”怎么会就没有了解决办法？
谈论“文化保守主义”，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如何去“保守”？
这里我不想陷入繁琐的定义讨论。我们现在讨论“文化”，一般都是把它当作民族性、即一民族不同于它民族的那些特征而言，即所谓“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之类，而不同于改革前意识形态那种把“文化”看成超民族的与特定制度对应的“上层建筑”（如所谓“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之类）。同时，这种文化或民族性主要并不指那些客观的生理差异（如中国人之黑发黄肤和西欧人的金发白肤等），而是指主观的价值偏好：例如按照流行的说法，在“形而下”层面，中国人喜食米饭，西方人喜食面包，是为“饮食文化”之别；在“形而中”层面，中国人重德，西方人重才，是为“伦理文化”之别；在形而上层面，中国人长于综合、形象思维，西方人长于分析、逻辑思维，是为“最根本的”或“深层的”文化之别；等等。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准确，不管你对这些假定的或确实存在的偏好如何褒贬——不管你主张中优西劣还是西优中劣或者各有千秋，所谓“文化”的区别被认为是价值偏好的区别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在于：一个人的价值偏好好说，一个民族的价值偏好如何确定呢？中国人张三重德，西方人约翰重才，这就能说明“中国人”重德而“西方人”重才吗？有多少中国人像张三这样偏好，又有多少西方人像约翰这样偏好？张三或约翰能“代表”他们各自的“民族”和“文化”吗？
如果说以上问题还可以通过统计来解决，那么更麻烦的是：你怎么能判定这些人有同等的可能来表达自己的偏好？举个极端的例子：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与曼哈顿的犹太人行为方式有如天壤之别，你能说他们体现的是两种“文化”吗？你能根据前者说“犹太文化”特征是服从忍耐逆来顺受，或根据后者说犹太文化特征是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奥斯威辛里的犹太人与波兰人行为相似，你能据此说“犹太文化”与“波兰文化”很相似吗？
显然，根据常识我们只能说：犹太人在奥斯威辛与在曼哈顿的行为（乃至思维）迴异，这不是“文化”之别，而是制度之别。犹太人在奥斯威辛处于奴隶（或者说连奴隶都不如）状态，而在曼哈顿处于自由中，两者的“区别”不过如此。在奥斯威辛我们是无法判断犹太人与波兰人有何“文化”差异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表达价值偏好的自由。而在曼哈顿，如果犹太人与波兰人行为存在着具有统计意义的集体差异，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犹太文化”与“波兰文化”的区别何在了。
奥斯威辛与曼哈顿的差异也许太极端，但不那么极端的差异也能导出类似的逻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例说：“我喜欢吃米饭和你喜欢吃面包是文化之别，但我被要求吃米饭和你喜欢吃面包，就决不是文化之别。喜欢缠足和喜欢隆乳，是文化之别，但强迫别人缠足和自己喜欢隆乳，就决不是文化之别。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和异端审判决不是文化之别。喜欢拥戴大贤大德和喜欢拥戴大智大能，是文化之别，但统治者的权力是否来源于被统治者的授予（即来源于后者的‘喜欢’），就决不是文化之别。”
问题的关键在于：价值偏好是人的大脑评价的，而大脑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一点普天下皆同。某个民族是一人一脑，而另一民族却是“共脑人”——哪有这回事？所以一个民族如果有不同于其它民族的特殊价值偏好，这不是因为这个民族的成员共用了一个大脑，而这个大脑的构造与别的民族有什么区别，而是因为（由于历史、环境等原因）这个民族的每个人，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各自都有某些价值偏好（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在形而上层面），而这些偏好恰好又有共同之处。换言之，“民族偏好”是其每个成员个人偏好的“最大公约数”。如果每人的偏好不能充分表达，“最大公约数”也无从统计。这样我们连“某某文化”是什么都无从说起，更别说比较优劣和假如优的话又如何“保守”它了。
例如有些人说：西方人尚能，而中国人尚贤。我们怎么证实或证伪这个说法呢？当然不是凭某个中国人（或西方人）写过一本鼓吹尚贤（或尚能）的书，——这样的书和相反偏好的书在很多民族中都会有人写，也不是凭某个民族的当权者是否把这本书挂在嘴边，而只能是看生活中一个个具体的人是否确实表现了这些偏好。尤其在与他民族比较时，更只有在可比场境下才能体现这种差别。假如同样在自由的选举中，一个民族的选民偏好于选择贤而未必能的人物，另一个民族的选民偏好于选择能而未必贤的人，这种“文化差异”就得到了证实。甚至如果当选者自称己贤而其实未必，你可以说选民受骗了（因此下次不会选他），却不能否定这种“文化”的存在，因为的确是这种偏好使他当选
但如果一个民族自由选举出了能者，而另一个民族的“贤者”却是强权自封的，那么即便后者是真贤，你也不能说这里有什么“文化差异”——因为他的上台与人们的“偏好”并无关系。你只能说这里有“制度”之别，却不能以此证明什么“文化”之别。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无不自称贤明，这并不能证明“中国文化”尚贤，正如明清之际大儒们多有“凡帝王者皆贼也”之论，这也不能证明“中国文化”不尚贤一样。
可见，一种“文化”是否尚贤，关键是看这种“文化”中的一个个活人是否自由地表达出“尚贤”的偏好。
同样，一种文化是否崇孝，也要看这种文化中的一个个人在没有父权强制的状态下是否能孝敬父母。当年五四时代一些人攻击启蒙者“讨父仇孝”，毁灭中国文化，陈独秀答道：“我们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的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 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
这道理本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孝敬决不是父权压迫出来的。如果只有在“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威胁下儿子才会孝敬父亲，没了这个威胁他就会忤逆胡为，能说这是真的孝子？如果一个民族中这样的儿子占到某种比例，能说这个民族的“文化”是崇孝的？
可见对于那种指责在逻辑上只能有两个评价：如果中国人真有崇孝的文化，过分严厉的父权没有又何妨？怎么能说否定这种父权就是毁灭了崇孝文化？而如果没有严厉的父权人们就会不孝，那所谓崇孝文化是否真的存在过就很值得怀疑，又谈何“保守”或毁灭呢？
当然，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时代的民间父权是否严厉到陈独秀们当时认为的那个程度？专制国家能允许“为父绝君”的原始儒家伦理存在吗？如果以“国族权益”取消了家族权益，会不会等于君权取消了父权，陈独秀所期望的自由在那种情况下能成长起来吗？
所以，正如真正的爱情决不是“强扭的瓜”所能产生的一样，一切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它能够凝聚人心以抵制外部之强制同化的同时，也决不需要在自己内部搞强制同化。而所谓“保守”文化，或者说捍卫文化，就是要反对强制同化，而不是要强制反同化。恰恰相反，文化的捍卫者，必然是强制的反对者，即那些既反对强制同化，也反对强制反同化的人。
事实上我们的文化中本来就有“和而不同”这个古训，遗憾的是现在有些人只用这个概念来强调各种文化之间的多元共存关系，却不愿在我们这个文化内部实行这一原则。其实，这个古训在我们的先人那里倒确实是就个人之间的价值多元而言的。古代先贤在“华夷之辨”这类文化间问题上一般都主张以华化夷，很少人有华夷价值平等的主张。“和而不同”本是主张华夏内部各种学派、思潮、观点和价值偏好应当“各美其美”，真正爱好中国文化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在自由发展状态下，文化差异是不可能也不应当被消灭、甚至可能不会缩小的。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奥斯威辛与曼哈顿也许是难免严重冲突的。但“文化”的差异真的会引起严重冲突吗？根据上面讨论文化差异的逻辑，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命题：
“在可以实证的意义上，世上哪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最大？是美国与穆斯林国家？是西方与苏俄？是中国和美国？都不是，‘文化’差异最大的两个民族，就是美国和瑞典”。
这个命题的根据是：正是在大致相同的自由表达与民主选举机制下，美国人与瑞典人表现出了相差最远的两种价值偏好：美国人选择了一个相对而言最“自由放任”的体制，而瑞典人选择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都依靠国家安排的机制。
在今年7月的北京会议上，我们明确提出了“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目标。
我们认为，新教育实验就是以教师的专业发展为基点，以六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标的实验。这个解释大致反映了新教育实验对教育的理解和追求。
任何教育理论，大致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它的本体论，二是它的价值论，三是它的方法论。本体论，反映人们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从本体论来说，我们认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即所谓的教育生活。价值论反映人们关于教育的功能与意义的认识。从价值论来说，我们认为我们所追求的教育生活，它应该是幸福而完整的。方法论，反映人们对于如何实现教育的价值的对策。从方法论来说，我们是主张通过营造书香校园等六大行动，以及通过新公民新生命等项目，来实现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那么，什么是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意思。第一、教育就是生活。这句话是针对过去比较传统的教育目的，认为教育是为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做准备，即教育是为了未来的。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教育当然应该面向未来，但是教育同时更应该面对当下。教育本身就是生活，教育就是生活的方式，是行动的方式。教育在作为促进美好生活，在作为一种手段的同时，它本身就应该是目的，应该让所有的与教育发生关系的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
第二、教育同时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教育是一种生活，这是杜威早已经说过的话。他同时还说学校就是社会。在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之间划了等号。这似乎也有问题。我们说教育就是生活，但更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教育必须确保受教育的个体生命获得充分的成长，必须实现社会对于一个未来公民的希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又不是简单的生活，而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生活。这种教育生活，又不能等同于学校教育生活，如在家庭里父母和子女的沟通，在职业生涯中每个人的学习，都可以视为教育的生活。所以，我们理解的教育生活，应该是面向男女老幼、从坟墓到摇篮的全人与全程的。
第三、教育生活应该是幸福的。教育既然是努力的去促进每一个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它本身就应该是幸福的。其实，孔老夫子早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教育不仅应该给人幸福，它本身就是充满了乐趣的。只有在愉悦快乐的情景中，教育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强调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不仅仅有对教育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追求，当然更还有对当下某些教育的问题的担忧与不满。我们遗憾地看到，许多地方和有一些教育，孩子已经没有童年，他们的学习充满了失败。很多孩子已经失去了凝望世界的明眸，失去了追求理想的激情与冲动，失去了尝试成功的勇气与感恩的情怀。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我们的孩子和老师们没有幸福和快乐可言，这样的教育还有必要吗？
第四、教育生活应该是幸福而完整的。我们在幸福后面加上完整两个字，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仅仅强调幸福，很容易让大家过分重视情感的体验，甚至会误认为感官的享受。尤其是在当下的教育中，我们的教育是单向度的，是畸形的，是片面的，是唯分数的教育，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做人的教育，缺乏德行的教育。人应该是完整的，包括他（她）自己个性的完整性。让人成为他（她）自己，一个完整的自己，这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当然，这也是我们新教育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义务教育，这20年为何这么难？ ———对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马昌博 徐卓君
编者按：义务教育，顾名思义，核心在“义务”二字，即由政府免费提供。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腰缠万贯还是流离失所，无论你被尊为显赫还是被鄙为低贱，在受教育方面，都拥有同样的权利。2006年9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开始实行，这意味着，这一梦想离中国人越来越近。
由此上溯到20年前，义务教育法的制定被认为是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义务教育的现状离国人期待还有差距。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当年教育政策制定者们的想象。
本期高端访谈，我们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柳斌先生。1985年，柳就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此后，主管中国基础教育十余年，他是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总督学，是义务教育的监督者。中国义务教育风雨20年，今天面临的问题，在20年前根本不曾设想，其中的无数故事，以及诸多问题，柳斌了然于胸。
如何评价中国20年的义务教育？
月末的一个下午，在教育部的一个办公室，长时间沉默后，69岁的柳斌用3个“难”来形容：“办教育难，办基础教育更难，一个人口大国普及教育更是难上加难！”
20年前的承诺
让中国人接受义务教育，一直是一个美丽的梦：共产党建政之前就带着这个梦，之后掌握政权，梦有可能变成现实。
早在1956年1月，教育部印发的《十二年教育事业规划纲要》就提出，“7年内在全国基本上普及义务教育”。然而此后风波频仍，未能实施。
相反，1977年，全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6.5％，到了1982年却下降到93.2％，其中农村由90.8％降到62.6％，虽然1980年代初期中央几次下文加强基础教育，但收效甚微。
如此状况下，国家决策层决心用强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毕竟，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无法回避的义务。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
而大方针初定，却在“钱”字上面遇到羁绊：国家无力承担全部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部分只能向社会收取。
记者：1985年制定义务教育法的具体背景是？
柳斌：“文革”后，小平重视教育，说要当教育的后勤部长。在他的推动下，很快就召开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确定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
1985年5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来国家教委在1985年成立，成立这个机构就是要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柳斌出任这个新机构的副主任。
当时开会的时候，副总理万里说，如果我们经过5年努力，到1990年，能使除了京津沪三大城市外，还使沿海的几个省份普及义务教育，普及的人口就相当于两个日本，一个美国，大家听了都很振奋。
柳斌：后来，国家教委确定我做义务教育法起草领导小组组长。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当时有人认为普九太早了，只能普及五年义务教育。但是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多，因为“文革”前即已经提出了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1982年教育部就发布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文件，这时候怎么能只普及小学教育？
记者：制定过程中是否有不同意见？
柳斌：在是否收杂费的问题上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杂费不要收了。一算账，杂费有6个亿，1985年的6个亿是很大一笔数字，国家拿不出这笔钱。全国人大讨论后，决定还是只写免收学费。而且以前的杂费确实很低，没想到后来慢慢地越收越多。
确实，正如柳斌所说，义务教育法中“免收学费”不免“杂费”的规定，日后成为乱收费的一个借口，“杂费”雪球越滚越大，是个“无底洞”，甚至成为一些贫困儿童的梦魇，这在当时，是没有料到的。
柳斌：当时制定义务教育法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先把最主要的原则确定下来，法一出来，有人说这是“豆腐法”，软法，因为对投入没有硬性规定。后来我们和全国人大联合召开了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的大原则已确定了，具体的硬性规定很难出台，大家还是要把认识统一到执法上。
从一开始，因财力所限，义务教育就没能做到免费。当时，决策层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各级政府，而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差距又造成了教育鸿沟。
柳斌：我们想，要实现9年义务教育，只能依靠人民办教育。一靠农村教育附加，按农民前一年的纯收入征收，比例是1％－1.5％，这个钱是拿来改善办学条件和聘请民办教师；二靠农村教育集资，这是建校舍的钱，因为农村的学校国家没有专项拨款，不纳入基建计划，纳入基建计划的只是城市学校，农村只能自己?
义务教育，有教无类比因材施教更重要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社论
新《义务教育法》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法首次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学校也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新法之效如何？近日，深圳一位中学老师自曝学校分班内幕，将新法的高调施行与低调现实摆在公众面前。所在中学则称，并没有开设重点班，将学生分层而不是分班，是为了因材施教。
应当承认，中学阶段重点班、普通班，以及奥赛班、特长班之分久已存在。新《义务教育法》基于均衡分配教育资源的立意，提出禁设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一经实施就遭遇“阳奉阴违”的现实，也并不令人惊讶意外。因为法律的更新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指导和改善，而现实生活并不会因一部法律的出台而自动改换，更何况其中所涉，还包括复杂的利益纠缠与行为习惯。所谓学生分层不分班是为因材施教的说法，就是新《义务教育法》实施过程中一种颇为典型的认知阻碍。
事实上，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值得社会高度重视，相信亦无人反对。然而，在义务教育阶段禁设重点与非重点的问题上，作为反对论据的因材施教，却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含混意味。因材施教强调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能力、兴趣、性格、气质特点来进行有差别的教育，使每个学生的潜能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谈及自己的成功时，仍念念不忘当年在芝加哥大学所接受的一对一的教学指导。这才是因材施教的成功范例。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是一种个体化的教育方案，它以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为前题，也难以在群体中推行和复制。这和通过把学生分为重点班与普通班所实行的因材施教，有着本质的不同。更何况任何学校的教育资源都有限，划分重点与非重点，就势必进行资源的倾斜分配，导致形式上的因材施教演变成事实上的教育不平等。而教育之外的强势力量纷纷介入，使得“拼关系”、“拼钞票”成为了左右资源分配的黑手，更加剧了教育不平等状况。
所以，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并非民众的主要分歧，假其名而行的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才是义务教育争论的本质所在。众所周知，义务教育是政府通过动用社会公共资源所兴办的，它不仅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同时也是政府的基本义务。公平，才是义务教育阶段首先应该追求的目标。如果通过因材施教强调义务教育的效率，而放弃对于公平目标的全力追求，它首先就违背了公共资源分配的平等原则，必然要为民众所反对。正基于此，新《义务教育法》对义务教育阶段划分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作出了严格禁止。那么，在政府提供普遍而均衡的义务教育之外，如何实现部分人对于优质教育的额外需求？这主要是通过市场购买，比如通过聘请家教、入读优质民校等方式来实现，同时，在非义务教育阶段，通过合理竞争而获得入读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的资格，以此满足人们对于优质教育的需求。
不得不指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划分重点与非重点的冲动，与其说出自因材施教的育人观念，不如说源自学校本位的私利想法。择精英而育之，既可成就人才，也可以漂亮的升学率远播声名。只是如此重视一批，放弃一群，学校的挑肥拣瘦与义务教育的公平精神却格格不入。遗憾的是，为学校提供这样一种制度激励的，又恰恰来自以应试升学为导向的教育体制。因为教育领域的资源分配，天然倾向于当前应试教育体系下的优胜者，资源诱导下的学校教育，终究要在应试升学的成绩单上排定座次。层层追溯，真正阻碍义务教育阶段因材施教的，正是长期以来僵化封闭的教育体制。如此来看，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行因材施教之前，务必先求实现彰显社会公平的有教无类才对。
（责任编辑：陈雨）
规范“名校办民校”行为，培育教育公平环境 来源：民进网站 发布时间：2010-08-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后，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迅速发展。四川、湖北、广东、辽宁等地的最近情况表明，中小学阶段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现象已非常普遍。在这一背景下，四川省原有近400多所民办中小学“关、停、并、转”，多数被公办名校所“兼并”。“名校办民校”已经成为这些地区民办教育发展的主流。从全国范围看，独立学院发展迅速，至2004年4月，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独立学院已达200余所。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增加民办教育新的增长点的重大举措。但由于缺乏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有效管理措施，导致许多不规范行为的发展，进而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一、困惑和问题
（一）引发不公平竞争，恶化了原有民办学校的生存环境。公办名校是政府财政支持和教育行政部门政策倾斜的产物，其教育质量和社会声誉得到社会认可，所举办的民办学校可以借助其优势，使靠民间投入举办的民办学校无法与其在同一平台上平等地进行竞争。如：公办名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在贷款、划拨土地、师资待遇、招生政策等方面享有其他民办学校所没有的优惠条件，构成了这类民办学校的特殊优势。再如独立学院，一经审批即具有颁发本科学历资格，实际上在同专科层次的民办高职院校大规模竞争生源。由于这类公办学校，既可以从“计划”中得到好处，又可从“市场”中获利，使得更多的公办学校争相举办民办学校，加剧了与民办学校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造成近一年来，投资者对举办民办学校犹豫观望，不少原有民办学校濒临倒闭。为了生存，更多的民办学校只得与公办名校合并，或者挂靠在公办名校，纯民办学校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
（二）办学行为不规范，为滋生新的腐败提供了条件。由于“名校办民校”可以为政府部门减少财政负担，同时又能带来额外的可直接支配的利益。因此，政府部门往往对“名校办民校”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绝大多数公办学校举办的民办学校没有做到“五独立”，有的甚至其财务、教师和学校管理与公办学校一体化；有的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根本没有签订联合办学协议，纯粹是出于经济利益而出让校名等无形资产；还有一些公办学校举办的民办学校没有或有意不领取办学许可证。另外，不论是公办名校出卖校名，还是派出本校师资与个人或企业、社会团体联办民办学校，公办学校都会直接从民办学校收取的学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作为补偿，有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从中收取一定比例如10%－20%甚至高达50%的“管理费”。如此种种现象既不符合法律、法规，也不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办学校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手中的资源通过举办民办学校的方式设租、寻租，这不仅助长了教育腐败，而且损害了政府和一批名校的形象。
（三）存在投入的风险隐患。“名校办民校”大多投入了巨额资金，其主要来源是通过名校品牌吸纳社会资金，也有相当一部分举办者或者联合办学者是利用了公办名校的信誉获利银行贷款来建校，这种“钱进民校、债留公校”的现象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一旦办学过程中学校品牌、生源和办学效益这一链条发生断裂，或者出现产权或学校管理等方面的纠纷而民校倒闭，其风险将留给公办学校或政府承担。
（四）影响公办教育的办学质量和公平原则，损害优质教育资源的健康发展。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不严，加上公办学校随意办学，这使得名校所办民办学校一哄而上，这实际造成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和损害，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初衷背道而驰。“名校办民校”还导致部分学生失去应按接受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的机会。不少地方政府不为新建住宅小区提供师资和教学设备等配套投入，却热衷于“名校办民校”，实行高收费和择优录取，由此使得众多业主的孩子被转移到其它学校就读，无法接受义务教育，影响了教育的公平。
二、政策建议
（一）规范政府管理行为，维护教育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既需要加强对民办学校的办学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同时也需要加强政府管理行为的规范。目前，教育行政部门利用其所掌握的公有教育资源，不自觉地介入了教育市场竞争的领域，诸如在民办学校的招生、收费等方面的不当干预或设置各种标准即为具体的表现。教育行政部门参与教育市场竞争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其管理行为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也直接导致对公办学校参与民办学校行为的管理渗入了利益因素，从而在对这类学校与一般民办学校的管理上失去了公平的尺度。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退出教育竞争市场，创设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环境，保证教育市场的开放性和公平性。
（二）停止对义务教育阶段“名校办民校”的审批，对原有义务教育阶段“名校”所办“民校”进行清理、整顿。或者改造为真正的民办学校（含服从制学校），或者改造成为真正的公办学校。对于部分小学的“名校办民校”可以鼓励向幼儿园发展，中学的“名校办民校”可以向高中发展，使“名校办民校”走向非义务教育阶段。
（三）教育行政部门严格审批新的“名校办民校”。由省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统一的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准入条件，教育行为主管部门审批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严格按照《实施条例》规定，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转为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必须真正做到“五个独立”，不允许公办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分享民办学校的收入，挪用办学经费，或者分享的收入必须全额用于民办学校办学，如果两者都无法保证，建议暂停此类学校的审批。
（四）严格规范公、民两者联合办学的行为。联合举办民办学校，应当签署联合办学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联合办学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的公证。联合办学要突出优质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整合，一方面，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必须是办学质量好、社会知名度和知誉度高的优质学校，另一方面必须引进社会资源（主要是资金投入）。禁止任何虚假的联合办学行为，保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做到地位平等、利益共享，真正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张。
（五）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应当建立公办学校校长对国有资产管理的问责制度。确保“名校办民校”的教育收益全部用于本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能挪作他用。明确“名校办民校”和独立学院仅仅是民办学校的一种类型，杜绝任何形式的政府资源或政策向“名校办民校”和独立学院的不公平倾斜。
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思路必须调整 来源：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程方平
内容提要：中国的职业教育经历了许多的困惑和挑战，改革的思路仍有偏狭或有待完善，因此，必须要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的实际出发，诊断问题、调整思路，才能真正使中国的职业教育健康地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与人民的学习需求、企业的人才需求和学校的改革需求。
关 键 词：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思路调整
作者简介：程方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88）
职业教育在近些年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相关的经费和舆论支持也非常有力和到位，但事关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层和复杂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现有思路还有较大的局限性需要及时有效地加以调整和改善。
众所周知，义务教育是提高国民整体基本素质的教育，而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等，是在前者基础上为各行各业输送各级各类人才的教育，除了与教育界有关，还与市场、产业、人事、经济、科技、社会、文化、行业等许多部门和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在教育管理方面曾经有过相关的尝试，将教育部和高教部分开设置，因为二者在管理上的许多方面均有较大的差别。从今天中国教育的发展现状看，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宜由国务院的科教领导小组直接领导，或成立具有协调和权威行政能力的专门委员会，而非仅由教育部独立支撑，因为教育部现有的职能难以协调和解决相关的复杂问题。
从职业教育的发展来看，仅有教育部门的推动是表层的和难以可持续发展的，必须有政府、企业、学校和个人（包括学生和家长）需求等四个支柱的共同支撑。而在这个支撑系列中，职业学校的教育作用是有限的，在入学和毕业的时候，国家的意志和学校的意愿在今天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实现，必须有企业、社会和个人的选择与呼应才能实现。前者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后者则主要取决于企业和社会的选择，政府的意志和学校的作为最终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方面的选择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全世界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学习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试验了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多种职业教育的模式，但是从总体上比较而言，还有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削足适履的效法和尝试尽数夭折，要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现行的做法，尤其是现有的改革思路必须调整：
首先、必须调整只强调和关注国家意志的推进思路
众所周知，经济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机械化大生产发展起来的，其积淀的传统、规范的法律、各方权益的保障、营造的社会氛围，以及逐渐建构的终身教育体系等都为其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即便是非政府的企业和个人，都会在契约形式的法律空间中找到与自己对应的责权利，包括获得经过专业训练的员工免税、行业保护、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和参与考核等，并能积极主动地利用职业教育提供的“人才资源”促进其自身和国家整体的发展。而在我国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宣传、法律规范等方面，还过于强调国家意志和学校意志，对社会各方面受益群体的权益保护和相关解释等都做得很不到位，使得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没有真正建立和健全起来，职业教育发展所面对的生态并不和谐，基础并不牢固，急需做出调整。从另一个角度看，职业教育是所有教育中成本偏高、风险偏大，但却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如果在职业教育的领域中政府意志过强，过于想包揽一切主办权、管理权和评价权，则不仅会使职业教育因缺少民办的参与而恶化生态、局限资源，还会使政府办学的负担和风险都过于巨大，最终还是会制约职业教育的发展。
其次、必须调整确定职业教育目标和重点的政策思路
二战后德国日本的快速崛起得益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秘密武器”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个“秘密武器”的系统中，什么是关键？可以说是“技术创新”，为此，职业教育的办学思路、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相应的评价体系都需要改变，要有不同于普通学术教育的标准为其发展提供依据。围绕技术创新，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是“工作为本”的，学术性知识只占三分之一；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科学创新”经职业教育而转变为产品和商品，职业教育在科学发明和实用产品之间，成为实现价值的主要环节，并不断给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来自市场的参照。渐渐地，职业教育也在提升，有了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在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同时，与其它类型的教育进行系统的交流，让各行各业都能认识到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价值和因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品增值价值。
第三、必须调整对传统职业教育资源的偏见和误解，改变相关的宣传思路
长期以来不少文章草率地认为，不重视职业教育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这是对传统文化很大的误解与歪曲。如果没有中国传统的职业教育，中国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科学技术长时期的辉煌业绩，中国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思想，是最了不起的职业教育的思想。不仅各行各业有自己的行业神，还有严格的行业标准和行规。为什么中国今天的职业教育难以发展，主要是现实的学习导向和从业导向，以及体制性的问题使然。在义务教育之中，职业素养的教育没有地位、没能渗透，与职业着边的教育都被看成“低人一等”的活动，只在义务教育后，甚至大学毕业时才进行职业教育，使职业教育的时机出现了严重的错位，效果自然不会理想。而若将职业教育不受重视的原因过多地归罪于传统，则现实的问题就会被忽略，问题的症结就会误判，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不利，还会产生诸多的误导。
第四、必须调整消除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体制性障碍的改革思路
中国的职业教育难以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现有的教育体制存在着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我们的政府部门一再忽略中外职业教育研究者提出的改变教育“双轨制”的建议，致使多年来不仅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学术性教育的阴影下不能自立，缺少自己的标准；而且中职生升高职的比例一直被强行控制在5%以下，升学计划是以牺牲95%的中职生为代价的。在义务教育后进入中职学习的学生眼中，中职的出口被堵死，高职的入口也被堵死，根本看不到未来发展的希望。在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中，职业教育本身就是“双轨制”中的“细腿”，自身尤不能形成通道，其发展不利明显是体制造成的，致使其他方面的努力均很难奏效。目前，中国正在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高中教育的普及，若其中职业教育的比例过低（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比例可达50%左右，而多数不发达地区则不到十分之一；在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沦落至“四流”地位，获取资源和推进办学均极为困难），则不仅职业教育本身难以发展，选择职业教育的人群也会极大地萎缩。近年来一些地方，尤其是省会和经济发达城市，中高等职业学校的发展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不仅学校数量在减少，只认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的社会舆论也将有限的职业教育需求极大地压抑和扭曲了。在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国民职业素养的培养不仅渗透于幼儿园和小学，职业类学校和普通学校也没有任何等级上的差异，中职学生毕业后可以考高等职业院校和理工科大学等，其在中职阶段的实习和工作经历还可以在大学阶段顶替相应的实习学分，不仅不受歧视，还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承认，其整个教育体制不仅不排斥职业教育，反而给职校学生更多的优惠。可见，在中国切实消除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应是发展职业教育首先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第五、必须调整职业教育主要为“片面城市化”提供职业技术人才的发展思路
由于前些年中国过分强调“城市（镇）化”的问题和趋势，在职业教育中也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偏重发展二产（工业）、三产（服务业）培训，而弱化一产（农业）就业者教育的情况。当政府很快认识到城乡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之后，及时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配套改革和发展的思路，而职业教育的偏向还未能及时地扭转过来，对一产相关专业教育的支持还相对微弱。这说明，在国家意志和实际需求之间，从总体上还存在着一些错位和可以调整的空间，需要有专门的调查研究、诊断设计、实验推广、评价引导和政府各部门的协同支持与服务引导。如此才能使中国的职业教育系统及时有效、着眼长远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而且，重视城乡和谐发展，不仅会给职业教育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也能为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村发展、农业富强、农民富有诸目标实现的人才保障和技术保障。
第六、必须调整过分强调大一统和习惯僵化控制的管理思路
由于以往的职业教育管理曾经分属过不同的部委和部门，所以，条块分割的问题比较严重，其消极影响也远未消失。现在多数中高等职业院校和相关培训机构都归口教育部门管理，可以政出一门，但与其他行业、部委、部门的关系又难以协调了。如何处理和协调这些关系，若成立高于各部的专门委员会加以管理是否是明智的选择，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中，利弊还很难说清。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明显的区域特点，区域内的各行各业也有自己的特点和需求，如果只有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政策和发展思路，则地方的职业教育将在诸多的矛盾和体制性障碍中被大大地削弱。为此，即便在国家层面已有职业教育的法规政策，也必须支持有立法权的省区根据自己的情况推进地方立法和地方试验，因地制宜地发展职业教育，保护传统职业教育资源，如贵州的蜡染、江西景德镇的瓷
（职教应建立在职业生涯设计基础上 来源：人民政协报2007.05.09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姜大源
中国目前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多数是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是弱势群体，也是扶贫对象。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消除贫困，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而职业教育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途径。国民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影响到1150万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人下岗，他们需要接受再教育，需要接受转岗培训。而现有的7亿多从业人员，也需要学习新的手艺和技术。靠什么来实现？职业教育。我们每年初中毕业生近2000万人，800多万人上普通高中，500多万人进了职业学校，那么其他的青年人呢？不能让他们流落街头，他们也得进行学习。靠什么来实现？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搞好了，促进了就业，不只是为国家减少几所监狱、几所劳教学校的问题，而且将为新增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其“乐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为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所以说，职业教育，是维护整个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维护个人心理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上述所说的是职业教育外显的社会功能，而从未来发展趋势上看，职业教育的功能无疑将从基于社会学的显性思考走向基于教育学的隐性思考。
职业教育是教育公平的需要
“有教无类”，保证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内在目标。发展职业教育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著名经济学家
真正的公平，反映在教育评价上，应该关注教育类型中的层次标准。不同类型的教育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就涉及“是层次中的类型，还是类型中的层次”的问题。教育评价的公平，体现为对不同类型的教育、不同智力类型的学生，应有不同的标准。基于智商的教育评价的泛化，以强势教育类型的标准去衡量还处于弱势教育类型的群体，将导致严重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失衡。只有基于能力的评价才能突现教育的公平。
职业教育是教育和谐的需要
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就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实现教育的和谐发展。这里的和谐，除指教育的全面性，即兼顾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共同发展，不能“一条腿粗，一条腿细”以及教育的协调性，即强化教育调控——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分类指导，弹好“钢琴”之外，更重要的是指职业教育要彰显自身规律。仅从教学层面看，这些规律就表现在：“专业”源于社会职业，是对职业群和岗位群所需共同职业资格的归纳，而不是学科专业的复制；课程追求工作过程的系统化，而不是学科结构的系统化；教学的组织实施指向职业行动，而不是学科知识的位移。对以形象思维为主的群体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有着自己深沉的思考——使其具备不断开发自身潜能的能力。
无疑，教育公平和教育和谐都表明，劳动者所需的内隐的职业能力的培养，是职业教育教育功能的基本取向。这是教育对职业的影响。
面对大多数人的职业教育，应有自己的理论思考。它应建立在职业生涯设计的基础之上：使人有业乐业，更要使人成就大业；使人获得职业，更要使人学会创业。它不仅要关注职业分析、职业标准、职业资格，而且更要关注人的价值、人的潜能、人的个性。从基于社会学的显性思考走向基于教育学的隐性思考，关于职业教育功能的话语，就掷地有声了！
（作者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助理）
民办教育者应该抛弃“受害者心理” 来源：人民政协报2007.05.09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柴纯青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走访了全国各地的10多所民办学校，它们都是办学10年左右、办学稳定并取得良好社会声誉的学校。在与不同学校的董事长、校长，甚至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民办教育的历史是一段抱怨的历史。这种抱怨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天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办教育会议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所抱怨的内容，涵盖了民办学校办学的全部方面，教师的流入和引进、招生的条件和门槛、收费的标准和程序、公办学校的无序竞争等等，总体目标集中于对民办教育政策的强烈不满。
不满是应当的。但是，它所包含太多的“受害者心理”却值得商榷。“受害者心理”的主要表现是，对政府的民办教育政策不经过理性分析就简单否定，对不好的政策更多的是抱怨和责备。这种“受害者心理”不仅伤害了整个民办教育，也伤害了具体的民办学校。在匆忙的否定和责备中，民办学校关注内涵的精力和时间少了，主动调整和应战的能力及灵活性弱了。
比如说，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原来的投资模式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部分民办学校却依然在继续沿用该模式，所发出的声音基本还是对政策的简单批评。与此同时，民办学校缺乏新的有效招数来吸引家长和孩子的注意。
此外，当民办学校依然在为自己满足家长的“寄宿制”、“托管孩子”的需要而沾沾自喜时，家长们对教育的要求早已发生了变化。有些民办学校在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方面的建树却难以为人称道。一面喊着“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一面在各种考试中“垫后”。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去寻找解决民办学校学生学习困难的策略和教学方法，反而转向对应试教育的强烈批判，在批判中，我们失去了改善的时间和最宝贵的内涵建设，于是，牺牲就不可避免了。“南洋”、“金山桥”、“双月园”，每一个学校或教育集团的“死亡”都令人瞠目结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办教育的“受害者心理”是一种过分关注外部环境、没有把提高学校办学水平作为战略考虑的心理；是一种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寻求改变自我的心理；是一种责人甚于责己、很难保持平衡的心理；是难以在政策制造的困局中因势利导、寻找有利自身发展因素的心理。
在做这种反思的时候，回过头去看看我所走访的被称之为“成功”的民办学校，无疑是有很大启示的。在同样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这种“受害者心理”在他们身上却没有明显的表现，与很多学校一味怨天尤人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恶劣的发展环境中积极寻找立足的任何可能。四川光亚学校的卿光亚校长量入为出、稳步发展的经营理念，“如果光亚学校死了，那它肯定是我办得不够好”的心态，使光亚学校在成都70余所民办学校“死亡”后依然屹立在都江堰；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的马自雄董事长认为，国家的大政策已经定了，关键还是学校做得好不好，只要学校办得好，家长就愿意花钱进来，所以他的学校在精品战略指导下成为精品；秦皇岛渤海私立中学的邓启光董事长把制度和文化统合起来，建设了一支和谐相处、在校工作5年以上教师达到80%的教师队伍，同时还和本地民办学校一起共同营造发展的小环境；浙江台州的路桥蓬街私立中学的叶林平校长真正把办学当做事业来做，所以不急于事功，强调建立真正有利于学校发展的领导体制，从而把精力主要用于学校的内涵和质量发展的工作上，10多年来，创造了辉煌的办学成果；辽宁海城同济中学的张德福校长把办学思路和学校发展道路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创造了“生源有库、办学有素、升学有路”的质量发展模式；浙江安吉上墅私立高中的汤有祥校长在办学环境不好、办学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把教师队伍作为重中之重，从早期的诚心聘师，到2005年的名师工程，从严格的招聘关，到每学期的考核关，从教师的物质回报，到对教师的情感关怀，从国内教师，到国外教师，使学校建设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受害者心理”，或者说把“受害者心理”转变成了对办学质量和水平的追求，转变成了对办学模式的重建，转变成了对外部任何有利因素的寻求和落实，这就是他们的成功之处。
在民办教育的生存环境还比较艰难的时刻，我期望所有的民办学校能够真正抛弃惯有的“受害者心理”，从教育规律出发，找到长效的竞争机制和长远发展的道路。这才是中国民办教育的希望所在。
素质教育是“老大难”问题 多难都要推进 教育部部长周济就素质教育有关问题接受记者专访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0-08-20
素质教育，一个历史性课题――
它是个老问题，几代领导人都十分关心
它是个大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它是个难问题，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记者：不少读者在素质教育大讨论中提出，自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教会以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成为教育工作的主旋律，但当前在一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并不乐观，学生的课业负担仍然过重，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实施素质教育的形势？
周济：人民日报的素质教育大讨论搞得很好，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的大讨论也得到社会特别是教育系统的高度关注。在这场大讨论中，我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素质教育的确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这一种共识，可以说是实施素质教育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也增强了我们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信心。
从全局来说，实施素质教育正处在国家推进、重点突破、全面展开的过程中，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第一，从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教会到党的十六大，素质教育已经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第二，在加强德育、课程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的改善、教育信息化等关键环节上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第三，已经从理论研究和局部试验进入了全国全面展开的阶段，各地都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教育一体化、城镇教师服务农村学校等等。
但是，这个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从区域来看，既有一些地区，例如南通、深圳、潍坊、铜陵、大连等地，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也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和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业和心理负担沉重；重视智育，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学生得不到全面发展；智育也不是全面科学的智育，往往以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精神、实践能力为代价。这些问题愈演愈烈，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决心解决的时候了。
但是，正像一些同志讲的那样，素质教育是一个老问题、大问题、难问题。说是老问题，是因为几十年一直在努力，几代领导人都很关心，但一直没有完全解决；大问题，是因为它关系到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和中华民族的未来；难问题，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更涉及到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用人制度等方方面面。所以，我们既要有很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快改变这种状况，又要进行系统地调查研究，进行科学规划，有步骤地推进。
素质教育无论多难也要推进――
素质教育的核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素质教育的实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记者：我们在大讨论中也注意到，一些同志对素质教育这个概念提出质疑，对其中的内涵也有争论；在基层，还有一些同志认为，素质教育就是“跑、唱、跳、画”，您认为应当怎样来认识素质教育？
周济：素质教育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以后，就是在不断讨论、深化和明晰的。什么是素质教育？就是要解决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两大问题，是人的培养模式的一次深刻变革，是教育领域最核心的一个变革。它的实质，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是当今时代条件下党的教育理论与政策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观的发展成果。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育人为本，是面向未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
素质教育是一个发展着、实践着的过程，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最初，素质教育是针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提出的，现在，我们更多地强调如何面向21世纪培养青少年。因为到21世纪中叶我们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时候，今天的学生将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建设者。到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必须在今天的教育中得到充分的考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素质教育的内涵中更多地强调德育、创新、实践。所以，我更主张不过多地争论素质教育的概念性问题，不用概念去框住理论的发展，而是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推动实践的创新，在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中使理论之树常青。
通俗地理解素质教育，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既要成人、又要成才。成人，就是我们常讲的育人为本、德育为首。从去年到今年，中央颁发了关于未成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两个文件，召开了两次大会，胡锦涛总书记都作了重要讲话，这样大的力度，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首次。今后几年，教育系统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采取有力措施使两个文件提出的各项政策都落实到位。成才，就是三百六十行，行行能成才。人的禀赋、个性和特长都是多样化的，社会经济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为什么要用一个标准、一个模式来培养选拔人才呢？
实施素质教育，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也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未来。特别是独生子女，是几代人关心着一个孩子的成长。自己的孩子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学会做人，有特长、有技能，一生平安，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家长的愿望，实际上，这就是素质教育的目标。我们有个口号，叫“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素质教育的其他方面也都是为着幸福生活这个目标的。
落实科学发展观、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最终都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这个本质要求，这是历史赋予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无论有多么困难、多么复杂，教育部门都要坚定信心，坚持不懈，坚持做下去，并一定要取得胜利。
素质教育的主战场在课堂――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给课堂带来新变化
所有地区义务教育起始年级都采用新课程
记者：当前，社会对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实施十分关注，也存在一些争议。您认为这项改革对素质教育有哪些推动作用？
周济：素质教育的核心阵地在学校、在课程、在教学。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减轻学生负担，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都是通过课程集中体现出来，并通过教学活动转化的。目前，全国几乎所有地区的义务教育起始年级都开始实验新课程，普通高中新课程在广东、山东、海南、宁夏、江苏五省（区）率先开始实验工作。我们委托几个方面专家进行了调查，一个共同的结论是，90％以上的校长和教师赞同课程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由于我国区域间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参差不齐，这次课程改革的时间之紧，困难之大，是世界各国中少有的。但是，成效是明显的，它正在给我们的课堂带来很多变化，比如教师注重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气氛变得活跃了；积极实行启发式和参与式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等，正在给基础教育带来本质的、积极的变化，其成效将在今后逐渐显现出来。当然，正是因为新旧课程的变化很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能力、教师的素质、教学资源的支持都跟不上变化的形势，新课程在实验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需要改进、调整的地方，推进新课程改革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看准了就做――
新的中考模式已在500多个实验区推行
高考改革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网上录取、自主招生、阳光工程等在稳步推进
记者：您刚才提到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在很多人看来，高考是整个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高考制度不改，素质教育就无法推进，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
周济：不仅是高考，包括中考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所以，不能孤立地思考高考问题。我们所说的招生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从纵向来看，它是从小学开始到研究生阶段的评价、考试、招生、录取制度的改革；从横向来看，涉及到整个教育的体系结构与制度，例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构，终身教育制度的构建，学校管理制度的完善，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等等，也涉及到社会公平、诚信制度等外部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进行周密设计，看准了再做。在这方面，有些国家和地区是有深刻教训的。
中考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指挥棒，中考改革搞好了，就能为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素质教育创造条件。新的中考模式已经在500多个实验区进行试验，取得很好的效果。具体地讲，一是在初中进行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二是中考分数实行等级制，三是高中改变以升学考试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惟一录取标准的做法，进行综合评价和录取，同时试行优质高中部分招生名额分配、优秀初中毕业生推荐等多样化的高中招生办法。从2006年开始，这一改革将逐步在全国全面推开。
高考制度的改革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比如1999年试行“3＋X”科目改革，试点网上录取，2002年推广到全国；2003年22所高校试行自主招生改革、分省命题的改革；2005年实行“阳光工程”等等。高考制度仍是迄今为止老百姓认可度最高的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之一。在社会诚信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社会对高考改革的科学性、权威性、公正性和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考改革必须既积极又稳妥。
素质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学校应该树立科学的成才观
社会应该形成合理的人才观
政府应该确立正确的政绩观
记者：很多读者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在讨论中都谈到，实施素质教育难就难在有太多外部因素的制约，素质教育的问题不是单凭教育部门能够解决的，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周济：我想，实施素质教育的阻碍，既有教育内部的问题，也有教育外部的问题。从根?
思想争鸣有助于重建改革共识 来源：天益网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徐友渔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冲破种种困难和阻力的过程中曲折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思想上的对立和斗争。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争论”的闸门再也关不住社会思想的洪水，对改革的质疑和批评越发公开，声音越来越大，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那种全民一致具有改革共识的局面现在没有了。从80年代到今天，思想分化越来越厉害，后来又与利益的分化交织在一起，在改革走到十字路口，“反思改革”成为各派社会思想的共同口号的今天，梳理改革以来社会思想的分化、流变，重建改革的共识，很有必要。
“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
“左”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要干扰和危害，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这样，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如果说，以前因为“左”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人们身在其中而没有自觉，那么在改革中，反“左”就是一种清醒的、自觉的努力，尽管这并没有保证防“左”反“左”一定能取得胜利。
很长一段时间，“左”派祭出的法宝都是追究“姓社姓资”，不论是自命为“砥柱中流”、“真理”的守护神，还是不断抛出“万言书”，他们都是以正统自居，以“和平演变”、“亡党亡国”危言耸听，他们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是国家求强盛、人民求富裕的意愿，以及世界各国大发展、大竞争的百舸争流的局面。他们的有恃无恐源于“本本”和“天条”(偏偏不管“条条”中“发展生产力”这首要的一条)，他们像鸵鸟一样不愿面对实际，不愿面对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严峻。
老式的“左”的思想主要靠在体制内对上层产生影响而起作用，如果上层不予理睬(即“不争论”)，那它就无计可施，因为它的思维方式和腔调太陈旧，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不过，近年来它也表现出相当的适应能力，在社会不公、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在就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怨言时，这种思潮把重点转到了“为群众利益代言”方面，更有甚者，一旦“左”倾气温上升，它又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帽子和棍子也随之而来。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这话一点不假。
老左新左都要败下阵来
如果说老左是土生土长的，那么新左则是舶来品，它的思想资源出自当代西方左派，它的鼓吹者都是在西方学过洋理论的学者，它的受众以大学生为主。它把西方左派对自己社会的诊断和药方照搬到中国，断言中国已然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问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比如社会不公、贪污腐化不是出自滥用权力，而是出于市场经济，出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它认为中国要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下求发展，要迎接和参与全球化就是屈服于霸权，甘当殖民地。
新左派以提倡“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为标榜，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对化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行反拨；所谓“制度创新”，就是要抵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另寻人类至今还没有的，具有“东方特色”或“中国特色”的新路。在这一点上，新左十分欣赏“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和灾难的极“左”思想的产物视为开创新型文明的伟大尝试。
和老左一样，新左也抢占“社会公正”、“反贪反腐”的道德制高点，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很高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至于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们要的是大众民主，而他们的对立面只要个人自由和权利，他们是为工农群众代言，而其对立面只为经济精英和知识分子说话。一般人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以“新左派”等等为名称的思想派别与其他派别的区别大致上是如此，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此左派非彼左派，正如此社会非彼社会。
在实际行动这个试金石面前，不论是老左还是新左都要败下阵来。他们的“站在群众一边”、“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只是空喊的口号，在维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活动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在揭露和批判行业垄断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观念和理论王国驰骋，对于扶助贫弱群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袖手旁观。
有种思潮始终支持改革开放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有一种社会思潮始终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批评“左”倾思想。当然，思想阵线有分化，思想也会随形势变化、发展。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新左在80年代是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他们的立场、观点在90年代初期或中期发生了变化，认为原来的问题——旧的体制问题，即斯大林模式引起的问题——已经过时，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以前的问题根源在内部，是高度垄断、不受制约、常常被滥用的权力，而新问题则出自外部，是国际资本。最根本的分歧是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一方将其视为恶的总根源，一方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后者当然正视伴随市场化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但认为那不是市场本身引起的，而是市场不规范所致，是权力干涉、扭曲市场机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法治成为同样重要的目标，而权力的监督、制衡，个人自由、权利、财产的保障等等，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立场，较为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宪政民主”。
这种立场是随时间而演化、深入形成的。在80年代，它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它既是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潮流相伴随的思潮，也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在接受、消化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种新知识而应用于中国现实的产物。
呼唤“文革”倾向值得注意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美化“文革”、怀念“文革”，甚至呼唤“文革”的思想倾向。由于社会不公和搞特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人们对于反腐败不力越来越失望，不少人认为，只有用“文革”的“四大”为武器，只有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倾向值得注意，我们有必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人们，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民主”、所谓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目前的社会不公正、腐败等等根源何在，是市场还是旧体制，解决的方向在哪里？听听具有实际经验、处在工作第一线的人的意见是有益的。《南方周末》2006年10月26日登了一篇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访谈，他在力陈反腐的艰辛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提倡真诚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
从90年代初起，民族主义凸显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要话语。有人认为，它的出现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还有人主张，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应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在今天，当“大国崛起”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时，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是不可避免的。
中部教育如何崛起 来源：人民政协报2007.05.09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周洪宇 2006年对于中部教育是个不平凡的一年。
从国际的角度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一种普遍潮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是由它的区位因素造成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世界人口和经济的80％都分布在离海岸
因此，我们要抓住国内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顺应区域协调发展的国际潮流，进一步深化中部教育改革、加快中部发展，共同开创中部教育的新局面。
尽快建立中部教育协调工作机制加强中部各省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中部地区各省面临着类似的发展困境，也面临着共同的发展机遇和共同的发展任务，为了加强交流各自的发展经验，研讨发展中共同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共同推动中部教育的振兴，我们建议：
一是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中部地区崛起工作的协调机构中成立教育协调办公室，建立中部六省教育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中部六省教育部门的工作研讨机制，通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有关合作项目进展等情况。
二是每年轮流在中部省份举办一次中部教育发展论坛，加强中部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观念交流，重点研究如何共同加快发展，迎接挑战。
三是整合教育资源，在互惠互利原则下进行项目合作，建立中部六省之间专家学者互访、互派机制，开展示范性中小学校际交流，加强高校校际合作，开展互派访问学者、互聘客座教授、互带博士(硕士)研究生活动。加
四是推动中部六省之间教育信息资源共享，建立健全各省教育专家库及其他各类教育资源信息库，充分运用网络技术，定期通报教育资源状况，预测和发布中部六省教育人才供求信息，逐步实现区域内教育人才信息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库资源实时共享，建立教育人才信息和各类教育资源信息交换合作机制。
五是破除区域界限，共同组织各类教育专家服务团定期深入农村基层学校，开展巡回教学，从事教育扶贫。共同组织农村教师培训班，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六是联合举办各类教育理论高级研讨班和国际教育学术研讨会，促进区域间、国际间教育学术交流，共同发展教育学术事业。
深化中部教育改革
一是要进一步巩固提高“普九”成果：贯彻落实新《义务教育法》，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统筹城乡教育事业发展，坚持农村教育“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巩固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促进中部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进一步完善“防流控辍”制度，遏止农村初中生的辍学现象。杜绝新文盲的产生。做好学校布局结构调整，重点加强城镇和乡镇中小学的新建和改、扩建工作，尽快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饮水难、如厕难、交通难等问题，努力缩小县（区）域内中小学校之间的差距。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逐步建立以农村社区为基础，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村学前教育。继续实施以“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为主要目标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农村教育更好
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 ——杨鹏、赵晓对话录 来源：天益网 发布时间：2010-08-20 作者：杨鹏 赵晓
编者按：随着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播出，“中国崛起”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但在谈论这一话题时，人们往往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制度转型，以及制度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所起的重大作用，忽视了在制度选择的背后，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没有意识到“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一场文明转型。我们的生活富裕了，经济总量扩张了，但我们却不同程度地发现，今天的国人缺乏诚信，缺少信仰，深感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诚信危机和信仰危机。有鉴于此，《新青年 权衡》特邀著名学者杨鹏先生和赵晓先生就“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进行对话。
杨鹏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是国内公共政策问题的专家，同时又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赵晓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也对基督教深有研究。相信他们之间从不同视角展开的对话，对我们从文明和信仰层面上看待中国崛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赵晓：中国崛起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但崛起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或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要落实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发展上。其本质应该是文明的进步。因此，信仰与文明应成为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全新视角，也将成为转型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杨鹏：你关注文明层面，即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看中国崛起对世界文明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讨论问题最怕的是对概念的定义不同，所以请你先阐述一下你理解的文明的涵义。
中国改革和崛起的实质是文明转型
赵晓：就我们的讨论而言，可以将文明理解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组合。比如中国在生产方式上曾历经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它们都没有摆脱经济学上所讲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再比如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包括精神生活方式），更加看重财富分配，带有此消彼涨甚至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特点。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的中国传统文明方式是治乱循环式的，即所谓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此我认为，经济改革和经济总量的扩张仅仅是中国改革和崛起的表象，其实质是文明转型，是中国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杨鹏：我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跟你不完全相同。我认为“文明”涉及到人为的非自然的一切，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东西。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生活在自然界之中，完全受制于自然界规律和资源的边界。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之中，更生活在人造世界之中。人创造出自己的科技、文化和制度，以便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和资源，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总之，“文明”发生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我的关系中。人类在这四大关系中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就构成我们所说的文明。在处理这四大关系的过程中，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过去的创造被后人遵从，就变成传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事件，就是创新。所以文明本质上就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文明的动力本质上就是人创造的精神。在我看来，文明转型就是上述四大关系的转型；转型的背后是人的创造力的释放；转型的目标是建立起释放和激发人性创造力的文化和制度。
大家关注的往往是制度转型，但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制度问题。中国卷入全球交流和竞争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多的非制度性问题，可以简单归之于文化问题。研究一下美国和东南亚地区不同文化族群的生态位，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同等制度背景下，不同的文化族群在竞争时取得的成就差别很大。在美国，犹太人和华人同属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有别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或习俗，也是两个相对成功的文化族群。但在美国的社会生态层上比较两个族群，会发现犹太族群的生态位远远高于华人族群。总的来说，华人给人的大体印象，是开中餐馆和当研究助手，在这两个领域华人比较集中。虽然从事研究和学术的华人不少，但在学术上取得类似杨振宁、李政道那样世界一流成就的人很少。而犹太人则活跃在金融、投资、法律、文化（比如好莱坞）甚至政治等领域，犹太人中涌现出大量的金融家、实业家、思想家、大导演、大律师、大政治家，他们取得的成就远比华人辉煌得多，他们的生态位也比华人高得多。
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东南亚。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华人取得的经济成就甚至文化成就往往要高于当地人。在东南亚，华人更多从事城市工商业，也从事金融业、娱乐业等。在某些东南亚国家，华人几乎控制了整个城市经济，成为上层文化族群。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华人在美国取得的成就低于犹太人，而在东南亚取得的成就高于本地人呢？我们会发现制度以外的其他因素，可以笼而统之地归之于文化因素。也许有人说，可能是人种因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人种来看，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是闪米特人的后裔，具有共同的血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区分，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
美国的福山讲“历史的终结”，认为贵族等级制已进入人类历史的尾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奴隶的道德，从长期看具有最大的力量，因而具有普适性，任何力量也阻拦不住；世界性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迟早会到来；那些经济尚未市场化的国家，那些政治不民主的国家，只是市场和民主之海洋上的小小沙岛，将很快被淹没。我认同福山“历史的终结”的断言，认同全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趋同趋势。但我更关心的是，所谓“历史的终结”只是一种制度层面的东西，制度趋同之后，人类的竞争将围绕什么进行呢？制度转型完成之后，中国人作为一个文化族群的竞争力何在？全球市场化和民主化完成后，世界会不会等同于美国式社会的放大？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会不会就像今天的华人在美国的一样呢？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研究超越了制度差异及制度竞争。他认为全球民主化和市场化并不能结束冲突，只是冲突的动因和方式不同了。未来的世界格局会以文化族群为边界来划定，未来的冲突将是“文明冲突”，主要会发生在不同文明族群的边界交接处。这种观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并不全面。近代百年，各种文明要素进入中国，在中国体内发生了冲突，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文明的冲突关系不仅表现在国家之间，更多是表现在同一国家之内不同文化群体之间。这种冲突无处不在，我们看不到清晰的边界线。这种受不同文化要素影响的不同人群，在争夺对世界改造和控制力量的背景下引发的冲突，才是本质性的。当然文明之间也有相互吸收和促进，比如中国文明史上的佛教与道家、儒家的关系就更多是相互融和与促进。亨廷顿是一个暧昧的种族主义者和新教原教旨主义者，他担心的真正问题是美国国内问题，他认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新教信仰”代表着美国的主体民族和主体文化，而这个主体性正被美国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发展所侵蚀。他的全球文明冲突观，不过是他对美国国内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新教信仰”文化族群与其他文化族群的关系的简单放大。但他的观点无论对错，都对我们有启发。
你说中国正在进行的不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而是整体的文明转型，对此我非常认同。由于经济的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当然，还有更为隐秘但并非不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人与神、人与自我之间。四大关系都在变化，当然是文明转型了。
赵晓：的确，很多人特别看重体制变革，认为中国缺乏体制变革，但人们很少考虑甚至完全忽视了体制变革能否架构在任何一个文明环境中，忽视了文明深层次因素对体制变革的制约。我们当然可以举出许多反例，比如巴列维在伊朗改革的失败，又比如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搞共和制，但大多数国家经历过动荡甚至流血，只有内含基督教文明的英美走得最顺利。这些都说明，文明的内在理念因素会对人们的选择产生影响。经济学甚至还可以证明，如果非正规的制度足够强大，即使没有正规制度，也能产生预期效果；而正规制度
因在央视《百家讲坛》解读《论语》和《庄子》而出名的“学术超女”于丹，在受到追捧的同时，也饱受了非议，甚至有人宣称“让于丹闭嘴”。近日，《解“毒”于丹》《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以及《当〈论语〉遭遇于丹》等批驳于丹观点的新书使反“于丹现象”再次掀起高潮。
其实，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向来有着极其微妙的关系。一切阅读对于作者的创作原意而言，都可能是误读。所以，谁最有资格来代言经典原著？谁又有资格剥夺于丹、易中天等“学术明星”解读的权利？文艺鉴赏理论告诉我们，作品问世之后，“作者已死”，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参与文本的二次创作，通过阅读完成对作品的独特诠释。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在解读作品的时候，染上自我的色彩。
百家讲坛不过是一档文化娱乐节目。学术明星们的讲解，只不过是他们个人的看法或见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教学”。观众可以接受，也可以怀疑。不会有人以讲座内容为题，来考你，来淘汰你。主讲人只不过是把经典的东西，以老百姓能接受的娱乐化通俗化方式传播出去，这违反了哪家的王法呢？如果观众以此为导读，以此为起点，在此基础上有所感悟，激起看经典的欲望，应该说，这是非常好的文化普及形式。《百家讲坛》开播以来400多个学者的讲述，客观上已经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术明星不仅不必打倒，《百家讲坛》不仅不必停播，而且在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应该大力弘扬。试想：如果有更多的民众能够凭借广泛深入地阅读和思考，达到“给我一个讲台，我能搅动中国”的程度，这该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局面？
当然，学术明星不是完人，他们也会有知识的盲点。对他们的讲座内容，可以质疑，可以争论，可以讨论，但应该着眼于建设着力于繁荣。不能怀着酸葡萄心理，搞泼妇骂街，以“百家争鸣”为名行“百家争名”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