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

2010-12-24 18:48:10

浏览 6137 次 | 评论 14 条

姚国华

2006年4月14日华中师大讲座整理

●这20多年来中国今天所有的大学都不能算大学，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学理念。

●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都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只有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中国的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培训机构，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

●任何成功的现代化社会，社会发展的起点从来是大学，而中国却是小渔村（深圳）。

●正在主导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是一帮愚蠢之至的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现代文明，

●一个学者、大学教授所有的人生追求，都放在房子从80平米到100、120、160、180、260平米这样折腾的时候，他还有可能去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不可能。

●我们今天有无数的人喊，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喊这种口号的人都是脑袋有毛病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更不知道什么叫世界一流的大学。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那就是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还有一位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先生。三个校长都是非常有个性的校长，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这三个校长风格俨然不同。

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全国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一个学者的眼光治校的校长。章开沅先生曾经讲到，好多教育部召开的会他都不去，基本上不跟教育部的官僚们打交道，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让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就让底下的人去做”，他自己很少去参与行政事务。那么，章先生这样完全保持以一个学者的姿态而不是官僚姿态来治校的风格，让当时的华中师范大学在全国成为一个很有个性的学校。

我见到过我的好多朋友都是从当时的华中师大出去的，他们的身上的风范都打上了章校长的风范（的印迹）。多年以后我请章校长到我们学校去讲座的时候，讲到这一点，大家还很有同感。那么朱九思在武汉当时是最有资历的（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工治理得非常严谨，把华工治理得井井有条，华工整个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的，大批大批的标准化的大学生，所以华工的严谨，华工的学风，所谓“学在华工的”这种说法就是在朱九思的时代留下来的。

（当时的）武汉大学是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被看作当时改革开发的先驱这么一个形象。在刘道玉先生时代，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的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校园都可能没有超越。比如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可以自由地转系，可以不听课，所有的课程都可以选修。包括一些生活方面的，男女生之间的交流，宿舍之间没有界限等等。可能直到最近，武汉大学仍然保留着这种传统，最自由的传统。

多年以后，武汉大学可能变了样。1988年，刘道玉先生退出了武汉大学校长这个职位，而且是在他的一个名望非常高的高峰上退出了。而且退出以后，居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中间，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的职位。就去年，刘道玉先生才重新走上媒体。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北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我正好去了。

在那个会上，有很多骄傲的武大校友，他们说，武大了不起，我们武大是80年代的小深圳。小深圳，我就抓住这一点，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小深圳，这句话，对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的意思很清楚，很明白。武汉大学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而深圳意味着什么，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所以武汉大学很骄傲。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如果把这个说法放到整个世界，放到整个现代文明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说法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它们的起点，从来都是文化先锋，从来都是大学。只有中国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带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一个南方的小渔村。那么深圳为什么能够带领中国往前走呢？因为它的后面是香港，而香港背后是西方，是英国。

说到底，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这个民族自己拽着自己往前走，它的动力来源却是整个西方世界。我有一篇文章叫“百年中国的脑震荡”，我想说的是我认为，100多年来，中国人的大脑是麻木的，是不清醒的，我们中国人靠洋人拽着我们往前走。洋人拽着香港往前走，香港拽着深圳，深圳拽着广州，广州拽着武汉。这样一步步的，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模式，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武汉大学很骄傲，它把自己比做是中国的小深圳。

在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大学永远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文化机构，最高的象牙塔，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超越大学。在精神上，在心灵上，在带领一个国家往前走这个方面，大学永远是最高的。但是我们中国却恰好相反了，武汉大学居然是中国的小深圳这是中国的怪胎，与之相应的是刘道玉意先生本人的政治命运。

我们暂且不考虑刘先生的个人性格等等，他的政治前途中有一点是值得玩味的，他是60年代的风云人物，著名的反修战士，从苏联被驱逐，周总理亲自去迎接。从教育部返回到武汉大学任校长，这么一个年轻的，优秀的干部，在中国一批老干部退出，要选拔一批年轻干部的时候，刘道玉，这么一个政治明星，既没有出任武汉市市长，团中央书记，也没出任教育部长。为什么呢？一个大学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校长，当然是这个社会最高的思想权威，他是不屑于去做任何官的。

直到今天，比如牛津大学校长，剑桥大学校长，他们的资历是其他的部长不能比的。他们是和这个社会最高级的精英是平起平坐的。在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大学校长无疑享有最高的思想权威。如果在西方的背景下，刘道玉是不会去做什么武汉市市长的，但这是在中国，武汉大学的校长如果他要升上去，就必须做武汉市市长，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部长，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他在这个路上滑落了，这是中国特色。我们要问：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其实至少在这20多年来中国是没有真正的大学的。除了80年代那种昙花一现的大学以外，中国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大学的。直到今天，中国也是没有真正的大学的。

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人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一种理念上的认同。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理念就越系统，越全面，越理性化。那么，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代表这种理念，形成一种权威。所以，自从人类出现文明开始，就有一种专门的机构，或是一种专门的象征来代表大家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个理念。可是对原始民族来说就可能是一个祭坛，再文明一点的民族，就可能是个庙宇。使得所有的人在面对它的时候能暂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物质生活先放下，抱着一种敬仰一种敬畏，面对它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这是一个文明成立的前提，越是文明的国家就越是有一个专门的知识分子体系，甚至有一批专门的学者来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或者系统的理念，用这个系统的理论来影响辐射所有的人。而这些人抱抱有非常高的智慧的。那么这时候大学就开始形成了。

中国式的大学，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孔子形成一个学校，通过这个学校形成了一种理论，可以世世代代传下来。我们知道，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经典的方式传承下来。于是就进入了轴心时代。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还可以看做是这几大文明的经典影响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重点讲，西方人之所以强大，西方人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我们说过去有四大文明古国，后来这四大文明古国都不行了。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现代化的时代，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我们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大学来的。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最早从柏拉图时代开始，柏拉图建立一个叫academy的那么一个东西，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我们中国的科学院就是中国的academy，柏拉图在academy中间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是不重要的，而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一种Logos，或者按我们今天所说的，一种规律，一种规则，这个东西是万物体的根本，你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把握了万物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用逻辑，用数学，用严密的逻辑体系表达出来的。只要把握了这个东西，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就形成了古希腊哲学的精神。

古希腊哲学跟其他的思想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尤其是跟我们中国人注重直觉的感性思维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感悟，我们人和对象之间这种感性的直觉的生动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西方人，柏拉图时代，就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寻找它们之间的和谐，它们之间的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法治，这种智慧一脉相承，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通过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了一个讲道理的宗教。

到了公元12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更加学术化，基督教第二次大综合，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这种理想，就是相信万物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不是乱来的，上帝是按照至善至美的原则，按照至善至美的那种形式，比如说逻辑，比如说数学推理，严格的理论推理，按照这种方式来赋予万物以规律。这种智慧就使得基督教越来越讲道理，这种智慧到了12世纪使得基督教越来越理性化。于是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最早的大学。

两个月之前，我去了世界上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现在还在，那些房子非常的老旧了，已经支撑不住了，实在支撑不住了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撑上，撑起来，还保持老样子，那些残垣断壁都很好地保护在那个街上，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接近1000年了。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这些大学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了世界的一种抽象的规律、规则，抽象的道理，寻找后面的Logos。这些道理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荒诞的，经院哲学在中国人心目中间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是一个不好的概念。

我们知道，邓小平有一个伟大的智慧就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不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马列也要管用，学那么多马列不管用，那有什么用？所有的争论要管用，不要争论，所以就造成我们今天说的东西啊，大家都知道那是不能做的，做的东西那是不能说的。深圳那个小渔村，他们怎么富起来的？都是靠“做”不要“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都没关系，那时侯无所谓擦边球的问题，深圳完全就让它放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为什么叫特区呢？特区就是这个意思。它就这样富起来的。

但是西方现代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些什么问题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现在是不是少了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有没有肚脐眼；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透顶，但是这些问题就是最早的大学要争论的话题。这些争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毫无意义，但是它具有另外一种意义，什么意义呢，这种争论背后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万物背后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是根本，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争出来，是可以推理的，可以去证明的，可以去寻找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所以最早的大学就干这些事情。所以从一开始西方社会的精英们就相信这个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抽象的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一种抽象的规律，而且它能够严格遵守逻辑，遵守数学、实证，这样一个东西，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留下来的这样一种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我们看到西方人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和另外一个东西结合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大学运动和城市运动结合就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什么是城市运动呢？西方人的城市运动继承了古希腊人的生存方式，我们知道古希腊文明跟其他文明完全不一样，跟我们中国的农业文明完全不一样，古希腊文明是我们地球上产生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都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明。什么是自然主义的文明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依靠大地，天空，依靠自然生态的这种演进，尤其是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我们。这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世界最高的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的这种文明，而且可以说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一个不可能灭绝的文明就是中国的文明。因为中国的自然条件太好了，黄河长江这么辽阔的地方能生产出来的粮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够比拟的。这么一块土地，在传统社会能养活上亿的人口，其他任何土地都养不活这么多人。

但是希腊文明与柏拉图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文明，这个地方，我在一两个月前也去过这个地方，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上去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地方，为什么呢，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很容易流失，过上几百年没人的话，土地还是很肥沃，但是一旦住下来了以后，人口繁殖增长，种粮食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水土就很容易流失，一旦流失了，那就养不活人了。所以古希腊文明经过几次反复，但是他们后来又受了腓尼基人的影响。腓尼基人的一种特殊的文明是他们不是靠自己来生产粮食，他们山上能够种很多的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会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可以把它酿成葡萄酒，卖到别的地方去，而他们非常好的航海条件，整个希腊可以说是镶嵌在地中海上，爱琴海上，他们的周围几大发达的农业区，有巴格达，有开罗，有整个黑海，沿岸可以到欧洲很多很多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产粮食的，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这两种高级的食物跟别人换粮食过来，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业文明，航海文明，进一步来说工商业文明，在这个地球上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它不是靠自己土地上生长的东西来养活自己，而是靠把这些东西卖到别的地方去。商人就产生了，当他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大海上时，自己感性没有办法跟农民一样直接跟对话他只能看到比较抽象简单的东西，于是这些商人、航海家他们的数学，几何学就产生了。商人老是跟数字，跟比例打交道，于是数学思维就产生了。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尤其是跟商业相关的手工业高度地发达，而手工业跟商业一配套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导致了机械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学过牛顿的人都知道，牛顿的思维方式就是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古代希腊就已经有了，原子论就已经有了。这种思维方式一直慢慢地影响到近代就导致了牛顿的产生，牛顿的思维就是跟古希腊的这种反自然的、机械论的思维是一脉相承的。它去寻找万物背后一种抽象的规律，于是自然科学就产生了。自然科学的产生就使我们相信万物背后的物质是不重要的，万物背后规律规则是最重要的，，那个能够用数学和逻辑表达出来的抽象的公式F=ma走到哪里都可以管用，这种理性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来源，而这个来源从哪里开始，从柏拉图那个时代开始，从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开始，导致了牛顿的产生。

自然科学是怎么产生的？那我们知道，西方人今天除了自然科学这个最有力量的作为改变世界的工具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友情，通过人情网络关系来把握，或者通过权利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的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可以把握的客观的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理性思维，法理思维，跟那个自然科学思维是如出一辙。它同样是相信所有个别的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规律，中国人是不相信的。

中国如果说有上帝的话，这个上帝也是个具体的人，比如说皇帝，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小孩子就说上帝就是父母。但是他是个活人，上帝在西方，是绝对抽象的看不见的，甚至一神教那里上帝就变成一种抽象的道理。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一个自然科学，一个就是法律、法治，这两个东西，都是从希腊哲学中间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怎么跟自然规律是一回事情呢，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个（自然）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其实呢，在西方语言中间，它是一个东西，都叫law，自然规律叫NatureLaw，人间的法律就是法律，西方人今天成功的奥妙都在这里。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Logos，有一个规则，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抽象的概念，有一个普遍的共相，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的。

而大学是干什么的呢？大学就是秉承柏拉图的那个Academy，然后到中世纪的那个经院哲学，精神是西方人今天所有成功的奥妙。执著追求上帝赋予事物的那个抽象的规则。而且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就是要争论，这种把道理搞清楚，高于一切的心态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可以体现出来。

泰勒斯是一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不好好赚钱，他老去探索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赚不到钱，他有一点钱就去旅行就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很穷的人。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掌握的知识赚了一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有杜撰的意思，他知道那一年雅典人的橄榄会丰收，然后租下了全村所有的榨橄榄的机器，于是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就赚了一把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有智慧的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要去追求，赚钱，如果他想赚的话，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不过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还有一个说法说泰勒斯有一天晚上走在旷野之间，抬头看着星空，满天星斗，可是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会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就掉进那个坑里差点摔了个半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把我救起来，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有个关于哲学家的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不知道脚下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但是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只有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而泰勒斯就是标志着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在西方著名的大学，柏拉图的学园——雅典学派这幅画中，所有的学生老师都在一个大厅里面交谈，在各自干自己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没有上下，没有地位上的区别，老师和学生平列在一起，争论地面红耳赤。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很大，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是发布真理的，老师什么都知道，学生什么都不知道，孔子的学生一个个问老师，老师发布真理。这是中国的大学。西方的大学，真理谁都没有，真理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在一个绝对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分有去享有真理，老师并不一定有真理，所以真理高于一切，所以才有亚里士多德说的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这种传统一直维系到今天西方的大学，西方的大学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的作用、灵魂的作用。

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现实和大学运动理想象牙塔这两个东西的呼应结合，才能产生的。而事实也是这样，意大利崛起有博罗尼亚，法国人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人的崛起有剑桥，有牛津，美国人的崛起有哈佛。每一个伟大民族的崛起都同时有那个民族最一流的大学的崛起。后来在十九世纪德国人要崛起的时候，出现了柏林大学。

真正的大学校长是这个社会中智慧最高的人，才有资格做大学校长，我们今天中国大学的校长是些什么人？经济学家！北大的改革居然是一位经济学家在支配。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家都知道，是中国最愚蠢的一帮人。中国今天一批最没有脑子的人，中国今天有一帮最没有脑子的人，一是经济学家，二是新闻记者，三是娱乐明星。

经济学家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的，为什么？因为经济学家关心的是生产一个东西的，而大学是生产人的。只关心生产东西的人，他能做大学校长吗？当然不能，大学不仅要生产人，而且是这个民族最高的人，最高的精英，大写的人，大学校长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有智慧的人，院士也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的，当然如果他同时是院士兼伟大的思想者、哲学家，那有可能，可以做。光是院士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因为院士在中国今天不过是搞出自然科学研究，他也是关心一个东西的，研究一个东西的，而且中国今天的院士也没有几个人有真正的创造，我们找不到，今天实际上是没有的。

所以今天关于中国大学校长，我们说点别的，我不是指的某个具体的，一定要说具体的话，我们指的外边的那个，我们说清华的。清华的大学校长那就明显的是不合格的。连战这样一个在台湾被淘汰了的政治家，在北大讲了一个满堂彩，许许多多的人都给他打了100分。的确，我们今天去看，连战那场讲演讲得太漂亮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大陆的人，我们太多的场合，官员们，大学校长也是官员，说的话滴水不露，只会背书，背书的水平远远不如连战，所以我们一下看到连战，啊，太妙了，可以打100分。

我要衬托连战的是中国的大学校长，北大清华的大学校长，丢的脸啊，过了几天，清华的大学校长丢了很多脸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记者把清华大学校长丢的最大一个脸给揭露出来，我给大家揭露揭露，看你们知道这是不是丢脸。我不能背书，但我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故意添油加醋，他这么说的，他说前几天连主席到北大讲演，说连主席跟北大有一个交集，那就是连主席的母亲是北大的校友，今天宋主席到清华来讲座，宋主席跟清华也有一个交集，这就是邀请宋主席来大陆访问的胡锦涛总书记是清华的校友。好，到此为止，我想稍微有一点点中国文化的基本修养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精心策划了的最愚蠢的一个噱头。这种低级的错误出在国家最高的学术领袖身上，他丢人丢到哪里去了。

大学校长是这个社会最高的精神权威，大学相应的是最高的象牙塔，大学就是这个社会敬畏的，大家都抱着虔诚的心去接受她所辐射的智慧的这么一个机构，而在中国呢，至少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他主要的不是这样一种智慧，我们是靠什么智慧啊，我们是靠深圳的智慧，深圳的智慧从哪里来，从香港来，香港的智慧从哪里来，从英国来，这样一级一级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大学在这个过程中间是微不足道的。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人才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说法，人材相当于什么，那个材实际上是材料的材，繁体字的才就是那个材料的材，木材的那个材，我们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工具，都是螺丝钉，都是为某个东西服务的一个东西，中国培养的是人“材”，这就表明中国没有大学，因为真正的大学培养的是正常的有全面发展的内心世界这样一个大写的“人”，大学是培养“人”的，大学不是培养“人材”的。我们中国的大学是培养人材的，人材是干什么的，是被领导所用的，是被老板所用的，是做打工仔的，所以中国的大学是为深圳培养打工仔的，为那个小渔村培养打工仔的。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西欧之外，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之所以为美国，今天美国比拉丁美洲啊，大家都知道，要富裕得多，而且富裕不是一个级别，美国今天仍然是如日中天，而拉丁美洲今天是决没有希望的。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有个区别，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的开拓者一样，是去捞一把钱，是去赚一把钱就满足了的人，于是他们最早开发的新大陆就这样开发了。我们今天知道北美最早移民的那艘船叫五月花，这些人上岸后只有16年，就建立了美国最早的大学，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哈佛大学。

以色列强大到什么程度？以色列只有我们武汉市这么多人口，可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它什么都有，它从来不说它有原子弹，但是从来也不说自己没有，但是全世界人民都相信以色列有原子弹。以色列建国只比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早一年时间，他们打了那么多的仗，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处在一百倍的敌对势力包围下，到今天已经强大到完全没有可以平级的对手了。以色列只有500万人，它的高科技应有尽有，连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要去找点高科技的时候，就发现美国不给，欧洲也不给，小日本也借这个机搬翘，最后不得不去向以色列购买。以色列凭什么这么牛啊？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以色列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以色列还根本不能建国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条件建国的时候，以色列一位伟大的思想者、学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希伯来大学比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早了25年。

美国上岸过了16年就建了大学，他们过了160年才建立了美国宪法，那你说美国是先有大学重要还是先有美国宪法重要？

咱们再看看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那时侯的水平程度远远不能跟中国比，可是他们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日本人是认的，大家可以看日本的钞票今天最大的面额是一万日元，一万日元上面的人的那个头像，不是天皇，不是任何有军事政治贡献的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日本的第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的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他成了日本民族现代的灵魂人物。福泽谕吉告诉日本人，一个民族要崛起，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灵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层面、经济层面的改变，这三个层面的顺序应该是先是心灵的改变，然后是政治体制的改变，最后才是经济的改变。福泽谕吉说，也有可能把它颠倒过来，但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更快一些，但最后是走不通的。福泽谕吉这个话早在中国搞洋务运动之前就说了，可是中国人在福泽谕吉之后就走了一条他预言走不通的一条路。

所以中国人最早打开过门的时候就是搞洋务运动，就是搞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买过来以后就造，造了以后一步一步地发现要政治体制变革了，这个时候就搞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这场闹剧结束了以后就倒退，没办法倒退的时候，这个社会矛盾尖锐冲突的时候，只好搞革命，革命搞完以后，整个社会一片混乱，水深火热、军阀混战。这时，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梁启超告诉我们先改变人的心灵，然后再去改变政治制度，最后才有可能改变整个社会。梁启超的道路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一个全新的开始。

中国20世纪一度是文化立国的、教育立国的。我们可以说，整个新文化运动就是梁启超受了福泽谕吉的启发，开创了是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中国20世纪或者说是中国现代史的真正的开端，而这个开端一个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手下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蔡元培从德国回来，把德国柏林大学的模式、治学理念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有一二年时间，就把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的新的精神的摇篮，于是北大才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

我们怎么评价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怎么把它提到多高的位置，它都无愧于这个位置。蔡元培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真正伟大的第一个人，他伟大的程度是远远超过孙中山的，孙中山如果说不是偶然的事件，一些别的原因，孙中山是没有这个地位的。真正伟大的第一个人是蔡元培，蔡元培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因为北大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是那个北大相比起日本来说已经晚了，所以北大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去做上十年二十年、半个世纪、一百年，只有几年时间，北大已经无法安心于去做一个北大，因为中国当时已经没有条件没有时间让你去做，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北大在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连战在北大讲演时说北大是自由主义的摇篮，你稍微考虑考虑，连战的那些话其实在学理上是非常片面的。北大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摇篮，北大还是社会主义的摇篮、共产主义的摇篮，同样也是极左思想的摇篮，因为北大是兼容并包，什么都有的。我们今天知道，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话大家都知道，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这个说法同样是对的，因为共产党的早期，所有的领袖几乎都是从北大出来的，连毛泽东都沾了一点北大的边，他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北大的地位在这里，北大过去之后，中国没有办法继续让北大起作用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意识形态制造的一种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黄埔军校的年轻学生所构成的学生军后来收拾了中国的天下。黄埔军校为什么能收拾天下？因为黄埔军校是有信念的。这些年轻人在黄埔军校虽然只过了半年时间，也就是你的大一上半学期，但是这上半学期够了，为什么呢？灌注了一种理念，从此你被一种理念所支配，被一种意识形态的理想所支配，有了一个超越吃喝玩乐升官发财的更高的一种理念。蒋介石一辈子的所有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这就是黄埔军校。

共产党后来也是这样。毛泽东一生的奥妙都在延安，毛泽东的延安实际上就是以办军校的方式，办大学的方式，当然也是准大学的方式，来开始他在延安最重要的八年经营，把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抽象的照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信仰。所以共产党才那么强大，所以共产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迸发出那么大的力量。那八年，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中间，组建了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这五大名牌大学王牌大学，共同支撑了抗战中间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在这样真正的大学里面，这些真正的大学可能就是在穷山恶水之间，在漏雨的平房里面，在破庙里面，在茶馆里面，形成了世界上一流的大学。

我们今天有无数的人喊，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喊这种口号的人都是脑袋有毛病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更不知道什么叫世界一流的大学。大家想一想，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假如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它能不是世界一流吗？大家都承认，中国人的智商是很高的。这么高智商的人，这么大一个民族，这么多的精英，只要有一种真正的大学理念在运作的话，这个大学能不产生世界上最伟大的智慧吗？在西方文明，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这两大冲突之间，没有办法分出胜负的时候，没有办法调和的时候，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能不占有一席之地吗？中国没有这样的大学就意味着中国没有大学，中国今天所有的大学都不能算大学，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学理念。

可是西南联大当然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西南联大能够在破庙中间，在那种最简陋的房子里成为真正的大学。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应该说也有功不可没的地方。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是在抗战八年间，国民政府在最穷的情况下，它居然把仅次于军费开支的第二大开支，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行政费用比政府的费用都高得多。这个又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国家快完蛋的时候，它的大学还能办吗？这时候有很多声音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办化学系，造火药造枪炮，物理系，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培养政治辅导员、政治教官，就这样办。可是呢，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按常态的方式来办。而这种大学，在抗战时期，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它的人数成倍地增加。这就使得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这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那就是，要总结中国20世纪最大的或者说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没有希望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数的几个中国人，他们居然能在中国办起大学或准大学，而这些大学支撑了中国的整个20世纪。中国20世纪所有的伟大所有的骄傲都归结为这几所大学，这就是北大，黄埔，延安，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都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只有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没有培养真正完整的人的地方。

我们今天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洋人来带动的，而这种带动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正在沾沾自喜的津津乐道的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最终是一种灾难，这种灾难早已经由拉丁美洲证明了是一种灾难，中国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拉丁美洲化，最后的结局就是中国人彻底的变得没有脑袋，中国的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培训机构，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中国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自主开发能力，最近几年在开始，人们才发现，要有自主创新，怎么自主创新？怎么能创新啊？建几个院士楼，买几个院士，啊？搞很多很多的车，大堆大堆的钱，什么什么工程，什么什么学者，什么什么博导群，能够培养学者吗？不！不可能！

中国今天整个科学技术已经到了崩溃的状态，我不想说崩溃的边缘，它已经崩溃了。20多年来，已经崩溃了！在我的书写出来的时候，我就敢说这样的话了。我们学校以位老先生告诉我的一句话，2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作出任何一个自己的创新、任何一个新概念、任何一个新理论、任何一个新方法，没有一个是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文革末期的时候，全中国人民都在学习陈景润。陈景润在中国根本不是一流的数学家，可是今天陈景润那样级别的数学家在中国一个都没有了。中国今天的数学是完全不入流的，中国的物理理论也是完全不入流的，中国的生物学理论曾经有世界超一流的水平，什么叫超一流的成就，袁隆平当然是超一流的科学家，他的成就水平是诺贝尔奖无法形容的。中国做出的人类胰岛素也是一般的诺贝尔奖无法形容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工合成有生命活性的物质是在中国产生的，中国当年有相当的项目是世界超一流，可是今天中国不要说超一流，就是亚一流、准一流，接近一流的都没有，完全绝迹了。

今天的中国整个科学界已经彻底干枯了，为什么会干枯呢？不是没有钱，是因为大学干枯了，中国没有大学，中国的大学理念。正在主导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就是一帮愚蠢之至的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现代文明，他们根本不知道现代文明的奥妙在哪里，他们根本不懂现代文明是先有一种理念，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扎根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尤其是智慧体现出来的一种法理精神一种科学精神，是主宰着一大群知识精英，而这些知识精英的堡垒就是大学。

而今天中国的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个牟利的饭碗，一个有车有房有学位，这些学位是可以无限拷贝可以卖钱的，可以让这个增长GDP的。中国人为什么被这么愚蠢的人在支配？中国人今天是被欲望被心中的欲火烧成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太穷，我们总想增长GDP，我们真想去捞点钱，真想去买车买房子，买第一套房子，买第二套房子，所以才有第二套房子的经济学理论，所以我们的房子从五十平米到八十平米，从八十平米到一百平米，到一百二十平米。现在你到华工去，已经买不到140平米的房子了，要买就160平米、180平米、260平米！住着那种房子的人，他能不变态吗？

我不是排斥物质欲望。一个社会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学者、大学教授，当他所有的人生追求，都放在房子从80平米到100、120、160、180、260平米这样折腾的时候，他还有可能去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不可能。

欧几里德大家都知道，所有学过初中平面几何的人，都会惊叹于欧基里德平面几何的完美，整个平面几何居然能够以五条自明的公理由几条概念点、线、面把平面几何的所有的规律用逻辑全部推演出来，而且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空隙，没有任何的皱折，一切那么的光亮。一个初中生，对智慧的最早敬畏就来自于这里，当他能够用这种智慧推演出一条一条的定律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自己的智慧溶入了人类最高的智慧之中，每证明一条定律所获得的快乐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来形容的，它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欧洲的科学家，最早的科学关怀大多都是这种原始的体验。这种体验在两千多年前，欧几里德就建立了。

欧几里德有一个学生，也许是受了我们中国人思维的影响，给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啊，你这个东西好是好，挺好玩的，可是它有什么用啊？这个问题一下把欧几里德给问住了，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没用啊，是没有用啊，欧氏几何没有用啊，它就是用来玩的，那要有用怎么办呢？所以老师一下子觉得很惭愧，我这个东西没有用，那学生说要有用怎么办呢，于是他掏出两个铜板交给他：对不起，（我教的）没有用，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学有用的东西）吧。欧几里德（的几何或智慧）是没有用的，西方这种智慧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没有用的智慧是嵌入了人的内心深处，是关怀人的内心世界的，它建构的是一个内心世界，而只有拥有这个内心世界的人最终才能改变外部世界。

我们中国人是一切都要有用，我们中国的大学都是有用的大学，中国所有的专业都是有用的专业。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为了有用的，人本身是目的，用俗气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材，人不是打工仔。我们的大学是要有用的，所以我们的大学是要培养打工仔的。西方的大学是培养人的，所以西方的大学能够培养老板。

我们中国是没有老板的，即使有老板这些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今天的世界舞台上没有中国人呼风唤雨的领域，没有中国人领先的潮流，没有中国人自信的品牌、标准，一切都是国际接轨，这种国际接归最终是断子绝孙，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的发展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中国用尽了无数的资源造成了极大的不可挽回的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破坏，最大的破坏尤其是人心灵的瓦解，换取的是眼前欲望的膨胀，换取的是低级的生活方式，是对别人的依附，完全的依附，换取的是是整个内心世界完全丧失自信心和创造力。

我们中国今天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今天中国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我刚从这个欧洲回来，感到今天的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的时候，你是永远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人制造的所有东西都是最低劣的，即使你某件东西做得非常漂亮，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我照了一张相，在德国人一个大的市场上，德国人或者说欧洲人制造的一个小玩意，再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简单到刮那个苹果皮梨子皮的小刮子，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小塑料片，还有一个小铁片，折合成的一个东西，最少是3.5个欧，也就是换成人民币35块钱到50块钱，在中国这个东西就是五毛钱或者是一块钱，但是放在它旁边的是中国人产的一个碟子，一个很大的瓷的盘子，这个盘子比我们家里的盘子要高级得多，非常高级的镂空工艺，在中国也是高档品，那个东西卖过去居然比不上他们一块小塑料片加上一个小铁片形成的个刮子，这个东西只卖2.5欧，也就是25块钱，比那个小小的东西要便宜这么多。

中国所有东西都是最廉价，而且中国人甚至不惜倾销。倾销的背后是什么？就是狠狠地压低中国人的工资，那些打工仔的工资，他们七八个人住在那种鸽子笼似的那个房子里面，中国的工人是没有工会，不可能保障自己的权益的，每一个地方官员都是狠狠地压着最低的工资来制造召商引资的优良环境，让国外的甚至是大批台湾同胞前来投资。台湾街头那些找不到工作的无业游民跑到大陆来，就可以做老板，去剥夺我们那些大学生。

为什么啊？因为这种经济就注定了这样一种种格局。这种格局，中国人都是打工仔，中国人都是要跟别人接轨，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别人干什么，你干什么。中国人放弃了所有的高科技，我们那些最高级的学者也是跟国际接归，这种国际接轨就必然造成学术的全面腐败。今天多少学者是没有抄过的？今天多少学生写文章还是自己在写的，统统都是在抄，抄，连清华北大都是在抄，院士都是在抄，其实不抄也没有任何创造性，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抄和实际上的抄而已。

国际接轨就是抄，整个民族都已经抄到底了。因为完全没有自己的智慧，这种结局意味着老板赚的钱永远是最高端的，中国人赚的钱只能是最低端的，能够赚到的钱只是一点点零头。接近十年前朱容基就安慰美国人说：我们中国GDP的增长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中国卖到美国的那些东西那些货，实际上中国人赚到的只是一点零头而已。在美国，一双鞋子卖一千多块，可是在中国，那些台湾香港的老板赚走了20多美金，中国的打工仔只赚了两美圆，一点点零头，卖120到160美元的鞋子，中国制造的可是中国的打工仔只赚了两个美元，一个巴比娃娃赚了十个美元，可是中国的打工仔赚了0.35美元，一点点零头而已。中国的经济就这个样子，它带来的是整个民族的低级化，整个民族内心的空虚，整个民族最低级的待遇。我们的这些打工仔完全没有任何的人格，然后这种经济增长在中国只培养了少数的富裕阶层，他们的房子有50、80、160、260平米，这种经济发展是一种断子绝孙的发展理念。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中国必须要有真正的大学，中国的大学不能这样办，中国必须要有真正的社会精英，必须有真正的智慧。这是中国未来的唯一一条出路，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都是文化立国，文化立国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基本上还只有我在说，可是在台湾，它早就是陈水扁台独立国的战略，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西方我们刚才讲到无论哪个强大的国家都是文化立国，但是在中国大陆，没有人喊文化立国，没有的。

而我现在喊文化立国，它的声音是传不出去的，因为有无数的蠢货都在占领着舞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的一个思路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认识到制度建设也是关键，这就是今天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主流激进的思想家，他们意识到，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但是中国人今天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是一切的关键这样一个命题。因为改变内心是痛苦的。著名作家韩少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过去的改革家和革命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他们不敢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问题，他们转而去把矛头把焦点放在身外的一个目标上。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把身外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都解决了。其实所有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问题没有改变，所以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是从我们内心深处改变起，我们总是认为，一切问题是林彪搞出来的，后来是四人帮搞出来的，后来又是什么人什么人搞出来的，总而言之都是别人搞出来的，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的内心，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一切的关键都在于人内心深处的改变。连台湾都认识到了，它的文化地位那么高，连韩国都认识到，日本早就这样做，中国大陆就难以这样做。中国知识分子都在不断地骂那些官员，实际上中国官员固然腐败，中国今天知识分子腐败的程度已经比官员腐败的程度有过之无不及。

所以一个民族的崛起是整个大学的崛起，而大学的崛起呢，今天是不可能的，只有落实在大学生的内心的崛起，大学生怎么崛起，我们没有大学怎么会有大学生呢？只有在心灵中建构大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咱们这几位同学办起这么一份杂志，办起这么一个讲坛，这就是真正的大学。大学其实不在别的地方，真正的大学不在别的地方，不在高楼大厦，不在这些东西，不在些很嚣张的东西，就在于去从很细小的事情开始，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表达，然后展开对话交流，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学术氛围，然后这种氛围一步一步分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这就是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就这样崛起了。等到有一天等它壮大了，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运动，一大批精英站起来了，这个国家马上就有希望，否则的话我们这样一种方式是永无希望的！我就讲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