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国，大学重建

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两种理解模式
经济、政治与文化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三个基本面。对它们间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是机械唯物论的模型，经济是基础，政治和文化是上层建筑（政治相对于文化更接近基础）。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这是过去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教科书给我们的理解，不过今天即使是反感教科书的人，大多数仍持这种理解。
一种是生命哲学的模型，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经济是新陈代谢系统，政治法律制度是控制系统、免疫系统，文化则是神经中枢，相当于大脑，或者基因。这样看来，文化是灵魂，政治是统帅，经济是现实运作。这种理解，更合符人类文明演进的逻辑。
在前一种理解里，生产力是第一性的、决定性的、目的性的，其它一切都是围绕它、服务于它、取决于它而展开的。
在后一种理解模式里，生产力既然是人们改变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当然不是动物的本能，而是人后天的智慧所支配的能力。这种智慧就是文化。因此，决定一个社会生产力的，是它的文化，包括信仰理性，科学技术，道德信用，艺术想象等等。
文化思维与文明思维
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
文化，重点强调“化”的过程。英文culture，词根里原有耕种、培植、养殖的意思，也是指生命成长尤其是内在化育的过程，转意强调心灵上精神上的修养、教养、涵养。于是，文化是指存在于人内心中的自觉意识，是纯粹精神的东西，它还强调来自生命深处的那种追求自我实现的冲动。
文明，重点强调“明”的结果。英文civilization，词根里原有城市、公民社会的意思，也是指既已形成并且不断积累着的事实，转意强调社会生活里有形的事物，外部结构。因此，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或表现出来的物质化、凝固化东西。在成熟的社会里，它给每个人一系列先验事实与既定标准。
文化的思维强调人内在的主观世界，尤其是人在精神上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
文明的思维重视人面对的客观世界，尤其是人在物质上的占有度、舒适度、满足度。
在当代德国思想家眼里，文化是内在的、鲜活的、有生机的、有创造力的生命过程。文明是外在的，物化的，结晶化的，约定俗成的社会状态。这样看来，文化是人类追求的过程，文明是人类追求的结果。这种文化思维，显然更强调文化先于文明的重要。
我们曾经习惯了苏联教科书的唯物主义：既然文化是精神，文明是物质，那么文明是根本，是第一性的，文化只是文明的反映，是依附性的产物；先有文明，文明的程度决定文化的取向；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明是目的，文化只是工具。
今天，我们更热衷于用当代英美式的现实主义思维，强调文明的重要性，那是因为我们认准了欧美现代文明的既定状态，就是我们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我们甚至相信它是人类普适的价值和最高的真理。至于我们内心，再不要有什么怀疑、犹豫、反省，有什么不服气，老老实实与西方文明接轨就行了。因此当代中国人基本上倾向于这种文明思维——服从于外部强势力量和既定逻辑，很少有的文化思维——听从内心生命冲动和原创精神的呼唤。
当然，在今日全球化的结构里，欧美国家的中心地位，正是建立在全世界认同他们的文明标准之上，因此他们也乐于推广这种文明思维。我是文明，拉登是野蛮，要么跟我走，要么跟他走。
但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系，都有自己内在的文化为核心的。连原始部落都有自己特有的禁忌、图腾、祭坛，人们心中持有一种敬畏和信仰，由此产生的思维体系和话语体系，支配人的生存活动，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更不要说延续至今的伟大的古代文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都是在大约公元前800－200年之间，几乎同时产生了各自的有记载的经典文化传统，从而稳定地传承、演绎到今天的世界各大文明。这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文化。
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内核源于希腊
西方现代文明的几乎全部奥秘，都源自古代希腊文化。
以文化思维看西方现代文明，它决不是任何一种文化都可能孕育出来的，四大古代农业文明都没有，即使在希腊地区有着一小块农耕平原的斯巴达也没有，唯独在山上只长着葡萄和橄榄的典雅城邦，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这里的人们无法自给自足，只能靠航海，把葡萄酒和橄榄油转运到地中海、黑海沿岸各地，去交换他们需要的生活资料。行走世界强化了的几何思维，频繁交易的产生了数字思维，专业化的手工制作产生了原子论思维。这些思维终于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总结下变得更加精致：人们看得见的变幻万千的事物背后，有着一种被称为“逻各斯”、“理念”、“形式”的普遍必然性，它可以用数学、逻辑的实证方式精确地理解和表达，并且用来解释和操控对象。这就是西方特有的理性思维的渊源。希腊哲学家几乎都有一种为知识而知识，为言说而言说，为智慧而智慧的传统，他们以这种“逻各斯”的理性思维，把握万物背后的普遍原则。欧几里德、阿基米德、托勒密以及罗马法的背后都是这种思维。
西方理性思维后来综合到基督教神学里，并在中世纪经院哲学里存活下来，然后在文化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萌发，生长为现代文化主干，最后演变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两大文化支柱：科学思维与法理思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对自然，就是要通过牛顿式科学规律来操纵它，这就是科学技术；人们面对社会，也是要以普遍的法律、严格的契约来建立秩序，这就是民主法治。它们共同的文化基因就是，人们在自己的利益、情感、个性之上，认同一个普遍的可以实证的合乎逻辑的规律、规则、公理、法律。
这种思维在中国传统里是没有的，中国人的所有道理，不是客观尺度下的实证原则，而是一种以生命的直观为尺度体验的道理。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就缺乏那种“数目字”管理。
西方工商业文明是重构主义的，中国农业文明是自然主义的。
重构主义文明像一架机器，有一个明确的理性框架、蓝图、方略，它的总图纸设计者，就是大学所代表的学者共同体。
自然主义文明则像一种生态，没有明确的分化，纵有复杂的互补制约结构，外观上也很难看出来，文人的使命突显不出。
资本主义产生在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里
柏拉图说，理想的世界里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做国王。中世纪欧洲，果然有手捧圣经的人统治手拿刀剑的人。每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都认同西方文明的基石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所代表的希腊文化。连在新大陆上为生存而奋斗的早期北美移民，都知道他们的根在哪里。北美开埠不久，就有了哈佛这样的大学，人们还把柏拉图和真理相提并论，固定在哈佛的校训里。
不仅如此，北美之为北美，不同于伊比利亚人只是要急切寻找黄金、白银而更早开发，条件也优越得多的南美，他们还带去了清教徒的理想，带去了北欧人民对基督教文化的深层皈依。
今天，许多宣扬制度决定论的中国学者，刻意强调华盛顿禅让总统的高风亮节，还有美国宪法创制者们的英明远见，他们创造了人类最伟大制度典范。可是很少中国人看到，在此之前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之根本，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以及哈佛这样对欧洲理性文化的认同。其实，被称为北美“移民始祖”的那102名清教徒于1620年乘“五月花”号上岸时，北美殖民者早已经有了上千人的规模。美国历史教科书都着意强调“五月号”的意义，显然因为他们也认同一点：美国立国之本，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信仰。
那些信奉自然神论的加尔文教徒相信，人死后可否进天堂，上帝早就定了，自己再努力都改变不了。可是人们仍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便有一种说法，谁能履行上帝的天职，能够在世俗生活里成功，就表明他是上帝选中的幸运儿。于是清教徒们以赚钱创业为神圣，以奢侈浪费为可耻，甚至不吸烟、不喝酒、不看戏、不跳舞。是宗教赋予人们平等观念、节俭观念、天职观念、契约精神和以世俗成功验证自己获得了上帝赦免的信念，给了人们行动的原动力、行为的规范、生活的观念，这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的。
当然新教伦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千年基督教教化和修道运动的结果，教化的内容就是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犹太教的宗教信仰的结合。宗教改革所发生的超越，只是由中世纪的信仰高于理性，转换成现代的理性高于信仰。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认为，文化所建构的社会信任和合作程度，是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所有在经济上成功的社会，都是相互信任的社会。在他看来，文化差异是导致社会和经济差异的决定因素。美国、日本各有所他们的文化所带来的社会高信任度，这是那里资本主义强大的根本原因。而意大利、中国社会的互信度就比较低，他认为这是中国不得不靠国家组织计划经济的原因。
这样说中国不大好听，可是难道我们没有被说中的感觉吗？
刚刚去世的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是杨小凯，是一位“制度兴国”论者，但他也发现，新教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
城市运动与大学运动的呼应造就现代文明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欧洲人看上去穷困潦倒，自惭形秽。在他之前数十年，中国郑和的宝船比他的小船几乎大了两个数量级，以惊人的实力炫耀于大半个世界。而且即使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他们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商品到东方来换取哪怕最廉价的财富。但是欧洲以他们的地球理论发现了新大陆，从那里找到了贵重金属，用它来做全球贸易，开始了原始积累。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几乎都有一个文化中心，这就是从教会的经院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大学。大学复兴了柏拉图时代的传统，企图用一种公理化、数学化的普遍理论，把握各个领域的现象背后的规律和秩序，并且形成分门别类的各种学问体系。
欧洲近代文明，就是象牙塔里的大学文化运动与真刀真枪的城市工商业运动相互响应、相互推动中产生的结果。大学给城市的发展提供普遍的文化引领，城市为大学的发展提出现实的推动。
有人说，工匠瓦特的蒸汽机，奠定了近代工业革命的基础，这说明现代文明与希腊文化并没有关系。可是深入研究却发现，瓦特并不是哪里都可能有的工匠。他从小受到数学和科学的训练；他改进蒸汽机是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实验室完成的，而且获得著名科学家布莱克教授关键的理论指导；他规定马力为功率单位，可以表明他自己的理论功底；他还是当时科学家、工程师、工业家、医生、人文学者聚会的“太阴学会”重要成员，后来还成为皇家学会会员。可见当时，科学与工业，大学与城市的结合就已经多么密切。
真正的大学，不只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那种传授高级知识的学校，它是全社会的文化中心，是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的源泉。大学是社会的文化特区，任何世俗权威，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在大学为面前都得保持敬畏，无权干涉大学的绝对思想自由。
不可能想象，有哪一个核心国家没有一流大学，哪一个拥有一流大学的国家不强大。19世纪初的德意志，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封建社会，而且笼罩在战败的阴影里。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发表《告德意志人民书》，唤起这个执着于内心信仰的民族；普鲁士皇帝意识到，民族崛起的关键，不是经济也不是军事，而是教育；教育大臣洪堡建立了柏林大学，以费希特为首任校长；柏林大学很快成为凝聚民族文化创造力的中心。伟大的思想孕育了新的科学，新的科学催生了高技术，高技术形成最先进的生产力；自由的文化培养丰满的人格，丰满的人格塑造了高素养的社会精英，成为强大的现代文明的中流砥柱。德国的大学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德意志民族也很快实现统一，而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深刻、最有创造力的国家。至今，柏林大学仍是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楷模。
非基督教民族如何能赢得现代化进程？
在我们的视野里，在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非基督教国家，在单纯经济领域里亦步亦趋地与西方接轨，走这种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者几乎没有，而失败者却比比皆是，在拉丁美洲，在东南亚。
以色列是一个特例。本来，犹太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就有同源关系，而且以色列的建立，本是在西方向伊斯兰教地区渗透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耐人寻味的是，以色列的开国总统，是早在建国的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就在巴勒斯坦建立希伯莱大学的魏兹曼。半个多世纪以来，以色列战火不断，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是中国的三倍。外人看以色列，显然是战争立国。但以色列人自己清楚，他们是文化立国。
日本又是一个特例。今日日本钞票的最大面额上的人头像，并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是一位从来没有做过官的启蒙思想家，日本第一所大学（庆应义塾）的创立者福泽谕吉。福泽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恰如立于墙壁之前寸步难行，不是踌躇不前，就是想前进一寸，反而后退一尺。”
日本正是这样由虚到实走下来的，先是派出留学生，他们一回来马上就委以重任，由他们主持社会变革。日本早有“文化立国”的口号。比他们打开国门还早得多的中国，走的却是相反的路，洋务运动可是完全“脚踏实地”的经济建设，派出去的都是务实的采购官员。结果，如德国宰相俾斯麦早就预言的那样，中国日益腐朽没落，任人宰割，日本则崛起为东方强国。
韩国、新加坡的崛起，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外部挑战和机遇造成的，但他们也有清醒的文化意识。他们意识到西方文明建构在基督教文化的认同之上，那么东方民族如何解决社会的文化认同问题，他们倾向于强调传统儒家伦理对于维持社会秩序与信任的作用。1998年代韩国金大中总统也公开倡导“文化立国”战略。
在中国台湾，不仅有台北市长马英九及文化局长龙应台的“文化立市”，竟还有“文化立国”，不过后者是陈水扁的文化台独战略。民进党本是一群既无党产，又无传媒，处处受到国民党官方打压的街头政客。据说，当初他们认真研究并借鉴过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经验：得天下者，先要得天下人心。1991年陈水扁参观大陆一家军事博物馆的一张照片似可做为佐证，那时他连台北市长都还没有当，心中虽然早有台独之念，但直接的对手当然还不是解放军，而那曾被解放军打败的国民党。因此那时的他，与其说是窥探对手来的，不如说是取经来的。随后，他们直接深入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利用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官僚的漠视与反感，煽动所谓台湾人的文化认同，并逐步淡化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终于主导台湾政坛。
20世纪中国的文化立国之路
别看今天中国绝大多数人漠视文化，一些成天操心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知识分子公开奚落文化思维，可是20世纪中国却是由文化运动开创的。洋务运动（经济建设），戊戌变法（体制改革），辛亥革命（制度革命）相继失败之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可能受了福泽谕吉的启发，认为人心的变革，新民的塑造，是比制度变革、器物打造更根本的事情。胡适认为，国家可以没有军舰，但不能没有大学；鲁迅痛感医治人的精神疾病比身体疾病更加迫切，毅然弃医从文，旨在“立人”。在这个背景下，蔡元培主持的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新文化运动，正是现代中国的起点。
一所大学的校长开创了一个民族的新时代。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现代文明深层而非表层的共鸣。
受梁启超“新民说”影响的长沙青年学生组成“新民学会”，毛泽东也从这里开始他的改造中国的历程。他和蒋介石早年共同佩服的一个人是曾国藩，那位深具的传统理学根底的湘军领袖，军事才能并不见突出，但他掌握了“动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治军强调精神教育，以传统纲常伦理陶冶军心，训练出一支精悍的地方武装，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农民军队。
众所周知，中华民国在孙中山时代完全是一个空架子，实际毫无建树。但从三民主义武装起来的黄埔军校开始，它却克服了一个个地方军阀，一步步成长为一个基本成形的民族国家政府，还开始了抗战前几年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并使以后日寇的入侵并非如入无人之境。蒋介石一生的权威，并不在于他有多大的军事天才，而仅仅因为他是孙文主义旗帜下的黄埔军校的校长。
毛泽东比蒋介石更胜一筹的地方，是他无论在思想的深度、见识的广度、创造的力度上，都为共产党和老百姓带来了一种信仰，一种期盼，一种激情，然后是一套语言，一套方法，一套战略，自然地形成一支队伍，一套体制，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的国家，开创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他这一生功业的关键就在延安，而延安学习运动何尝不是另一所意识形态大学呢？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说四个伟大的称号讨嫌，但要保留一个名号“导师”。他当年师范毕业，做过小学校长，办过蔡元培和胡适都倍加称道的“湖南自修大学”。他自认一生的职业，不过是教师而已。
略去对历史进程的是非功过的评价，滤除人们情感上的大起大落的色彩，20世纪中国一度成为一个由内部文化动力驱动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甚至还为一些与西方接轨无望的弱势民族输出价值和理想，实为世界少见。显然，这也是一条“文化立国”之路。
然而，这种文化主要是由一整套意识形态信念构成。这种基于急迫的政治和经济需要而建立的信条，一旦确立就不可怀疑，排斥了多元选择，因而也中止了创新，它普及迅速，能付诸行动，且具爆发力，但也很容易沦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工具。
还不能忽略的是，在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尽管腐败丛生，但它竟然以仅次于军费的巨大财政力量，维持着甚至比战前更大的文化教育体系，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在分散在大西南山坳上的西南联大，那是现代中国出现过的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尽管它只有昙花一现的八年历史，却培养了华人世界的一代文化精英，包括20世纪后半叶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一代栋梁们。
然而，蔡元培的北大之后，尤其是西南联大之后，中国再没有一所真正文化意义的大学，独立于政治立场、经济需要之上，引领时代的方向。当人们淡化了意识形态目标之后，文化便缺席于社会进程。人们心中空空如野，只有透过经济特区这个窗口，把西方现成的文明结果（常常是二手、三手货）拿来模仿、跟踪、接轨。
文化缺席的现代化
深圳、上海、广州相继提出，要在十年二十年内率先实现现代化。外国人奇怪了，他们看来，这些城市里不断刷新高度纪录的楼宇、由西方最时尚的设计师设计的机场、大刀阔斧拓新着的街道、商店里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档消费品，还有人手一枚不断更新着的移动电话，无不表明这早就是世界上最摩登化的城市。
中国人也似乎知道，这些城市的软件设施还不够，于是政府又大笔大笔投入建设歌剧院、交响乐团、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城。可是这些用钱堆出来的文化设施不过是展示给人看的，或者用来增长GDP的，全都没往人们心里去。什么有形的东西都己存在，还有太多最新时尚诱人去追逐。
这里什么都不缺，除了人心中的内涵、自信，除了文化。
让一所大学昂着高傲的头，挺着自信的胸，领着自己的城市向前走，这在中国简直是天方夜谭。中国大学几乎就是一所职业培训所，教授们毕恭毕敬跟着世界潮流走，跟着领导意图走，跟着老板需要走，大学生更只要关心两件事情就够了，外语，计算机。
模仿原是人类共有的本能。两百多年前，欧洲人的近代化也在学习和模仿。除了复兴他们古代先哲的智慧，他们还努力效法伟大的东方。从莱布尼茨到伏尔泰，直到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无不对中国充满敬仰。但由于地理的阻隔，他们仿效的只能是自己心目中的东方，他们凭激情和想象创作的东方故事，他们在琢磨东方智慧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他们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发现的东方大陆，他们在向往中国皇帝的开明统治的幻觉中建立的公务员制度，他们在四大发明之上创造的现代技术体系，与“原型”几乎没有关系。
而在开放的当代中国，发达的交通使上层人士出国旅行容易、舒适，而且风光、体面，便捷的通讯更使所有人的大脑被目不暇接的外来现实所填充。中纪委公布的数据令人吃惊，中国每年政府官员用于公费出国考察的经费高达三百亿美元，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好多人出去连外语都不懂，只是公费旅行，绝大走马观花而已。人们也羡慕着西方文明的每个细部，以为无条件的价值取向，予以全盘的移植。当然，我们也从洋人的趣味出发，仿造一些假古董。一百年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每个人，从头到脚一切似乎都变了，内心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行动方式以及长程的战略思路没有变。我们吃穿住用的消费越来越紧跟西方时尚，建筑越来越接近西方城市，连语言思想也越来越西方化，但人的内在精神和创造力始终在沉睡中，没有自觉，缺乏反省。
我们热情地参与着西方人的游戏。在各种文艺考试、体育竞赛中，中国人在知识、技巧及其准确度上，常常会超过西方人，赢得越来越多亮闪闪的金牌。但是，我们竞争的动机是俗世的，气质是呆板的，语言是空洞的，体制是官式的。
我夫人在德国学语言，一次老师解释世界著名的“德国制造”的奥秘——精确、完美、高价，随后一位巴西籍学生站起来说，与之相反但同样著名的是“中国制造”——廉价、劣质、恶俗，全场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在两位胀红了脸的中国大陆学生身上。另一次在车上，她携带手提电脑的背包带子脱落，一位瑞士人好心上来提供帮助，却好奇地询问一句，这是“中国制造”吧？
科教兴国应当提升为文化立国
当代中国人的理念里，最接近“文化立国”思维的要算“科教兴国”口号了。倡导科教兴国的人们已经看到，现代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根本不同，关键不在物质资料上，甚至不在人的体力和技巧上，而在为整个工业化文明提供普遍的理性指引的现代科学上；要发展科学，还需要全社会广泛提高教育水平。这种思维，已经肯定科学这种文化因素不只“反作用于”生产力，而直接构成第一性、决定性的现代生产力。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还只是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操作主义的就事论事，没有升华到人的生存意义、价值追求以及全民族的文化素养的高度；只落实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不是全面的发展战略，没有解决公民文化和民族精神这个内在的、根本性问题。
科学只是人们以客观的尺度、实证的方法把握客观对象及其规律，它也用来把握人和社会的规律与秩序，但方法仍是对象化的；与之并行的还有人文，以人的主观的尺度、价值的原则支配人和社会的选择，即使是关于对象的描述和安排，也是依据主观标准。
科学给我们带来工具理性，带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有效手段、方法和途径；人文则给我们带来价值理性，激发我们内心的信念、理想和激情，让人成为人自己。两者构成文化整体的两个对立面，相互并存，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推动，不可偏废。
不可想象，缺少人文的科学能如何产生，又如何进步。没有哲学的宏阔思维，没有历史的深厚背景，没有艺术的丰富想象，没有道德的良心约束，科学就会沦为机械的结论，僵死的知识，枯燥的数字，冷酷的手段，那还是以真理为信仰，以求知为目的，以探索为快乐的科学本身吗？
事实上，今天中国科学在一派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大背景下，生机已经丧失殆尽，几乎成了与传统巫术、方术没有什么差别的迷信——你只要相信它，运用它，它就能给你带来神奇的效益。
曾任国家科委科技干部管理学院院长的师汉民教授说：20多年来，中国人在所有的科技领域里，没有作出过任何一项有原创价值的新概念、新体系、新方法。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拥有绝对领域世界的科技成就，80年代还有拿得出手的准创造性成就（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发明一等奖年年都有），到90年代末几乎彻底干枯了（上述两项大奖连年空缺，近年干脆被取消了）。13亿人口的大国，在看得见的将来，没有任何一线获诺贝尔奖的希望。
科教落实为科技，科技落实为技术，技术落实为经济效益，终于又回到人的动物性生存和消费需求上去了。
我们拥有手段，拥有金钱，恰恰忘记我们是谁，我们要什么样的内在人格。于是，只有好人有我有，人云我云，人爱我爱。
科教兴国，科学只是兴国的手段，所兴之国仍在西方人卷起的潮流中沉浮、观望、跟从着。文化立国，文化代表着人自己的理念和目标，它建构的社会属于自尊、自信、自立的人民。
科技教育只是工具教育，人文教育才是人格教育。完整的教育当然包括两个方面。与教育相提并论的是文化，科学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一个国家最高发展战略应是文化教育战略。因此，科教兴国只是一种片面表达，必须进一步提升为文教兴国。
文化思维为何在中国倍受误解、歪曲、奚落？
近年来，中国大陆也出现了文化立省、文化立市一类口号。但是，再仔细一看，基本上还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那套。所谓文化产业，不过是在经济生活里添加一点文化味精。
文化一词用得特别滥。尽管所谓“几百种文化定义”之说，可能是某位故弄玄虚者的戏说，被更多故弄玄虚者讹传下来，但也体现人们对这个词的失望。无法回避的误解有：
粉饰经济、政治目标的宣传文化；
体现权威与程序的仪式文化；
意识形态体系的说教文化；
早已变成标本的习俗文化；
抽象概念里重现的传统文化；
文人们自娱自乐的消遣文化；
大众们附庸风雅的消费文化；
作为谋生手段和技艺的工具文化。
所有这些，都是没有生命的文化现象，文明的碎屑，都是外在于人心的抽象符号，表演作秀，实用技艺。如果文化建设扎进这一堆泡沫里，除了做些滑稽的排场，自然是什么也立不起来。
这种文化最著名的奚落者，可能是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在他看来，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其实是因为文人们不敢赤面现实冲突，只有躲进概念里自欺欺人，对社会变革来说，不过是在腹部脂肪上跳舞或搔痒，是懦弱的逃避，不光彩的自恋、炫耀与献媚。毫无疑问，朱先生的批评上述文化现象有一针见血之功。
可是，朱先生在戳穿这种“脂肪文化”的同时，竟断言文化就是脂肪，对于经济、政治来说可有可无，否认社会肌体还有大脑文化，甚至赫然把梁启超、胡适、鲁迅直到毛泽东的文化运动，视为20世纪中国的误区与灾祸。
把一个社会看作没有大脑的机体，这已无争论的必要。只是让人思考，为什么独独今日中国拒绝文化思维：
一，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早已烂熟而丧失活力，如所有古老文明一样，僵化的文明思维容易抑制鲜活的文化生机。
二，近代以来，外来挑战表现为有形的器物文明，通常人们只顾应付“坚船利炮”的挑战。传统文化的负担沉重，人们要透过器物文明去理解西方背后的文化，并在对话中自我重建，就比日本难得多。直到传统文化被压垮，新文化也没有建立起来。
三，革命的意识形态文化曾在民族生死关头建立起来，发动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但和平时代危机感缓解时，人们又开始麻木，随着信仰色彩日益淡化，人们心中的理想便荡然无存，反倒是更加急切地追逐着当下的利益，文化成为虚幻的代名词。
四，随着社会的开放，西方消费生活给人们舒适、进步、轻松的感觉，尤其在大城市，在上层人士那里，更有一份相对于底层和边缘的巨大优越感，他们只顾追逐着外来文明，放弃了基于良知和理性的怀疑、反省、重建，看不到民族日益边缘化的危机。
五，中国本没有彼岸性的信仰和形而上的理性，人们的精神生活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以直觉的、诗化的方式存在。今天这种意境早已被隆隆的机器和技术化的生活赶得无影无踪了，心灵上的精神平台一派荒芜，社会生活也相应地缺少对文化的崇尚。
我们这肥胖的驱体需要“消脂”，更需要“健脑”。
拿什么文化来立国：传统，西方，现实？
人们常常会急切地问，什么样的文化可以作为立国之本？
一百多年来，学界争论最多也最没有结论的问题，是中国应当以传统文化为主体，西方文化为主体，还是现实需要的文化为主体。通常，答案无非在三者中选择其一，当然会也有和事佬。
中体西用：坚守并复兴本民族的基本传统，以为自己的根基与信仰，在工具层面上，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用之处。
西体中用：认同西方现代文明是人类的普适价值，西方道路是人类共同归宿，保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以为特色。
实用主义：一切以社会生活的具体需要为转移，以现实情况、需要和客观效果为原则，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这三种文化建构的基本原则，分别执着于传统、外来、现实三端。它们之间本不存在谁对谁错，谁重谁轻，谁优谁劣。人们在三者间打了那么多仗，却没有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仔细分析，这三者都是外在于人的因素：传统文化对于变革时代的人们，尤其对于能动的主体来说，已是对象性的存在；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再如何优越，也是外在的对象；现实需要也是外在于人的。三者对于作为主体的人，对于独立自主的民族而言，都只是文化的条件和资源，并不是文化本身。
几乎所有讨论者恰恰忘掉了，唯一真实的，而且鲜活的文化主体，就是人自己。文化建构的根本依据，既不是什么千年传统，也不是什么普遍真理，更不是现实存在，仅仅是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和创造能力，以及由它升华而来的自我意识。
上述三种立场，各都有一番居高临下的、道德的、理性的言说，证明自己的优势：什么历史传承－文化根基－老祖宗，普适价值－黄金规则－人类公理，现实主义―实事求是―百姓疾苦。其实，三者互为前提条件，各有肯定与否定两种对立的倾向，谁也不优先于谁。
孔子和老子，柏拉图和耶稣，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一个真正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家来说，都是外在的，并不存在哪一方面更重要的问题，在作为背景、资源与条件而言，它们都是重要的。一个社会必须多方面并存，要有经常的对话、撞击、合作、综合，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选择不同方面与倾向。
尊重保持传统不能沿袭古人，要挖掘并激活传统；对外开放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应当引进并消化西方；国情不能拘泥于具体现实，而是立足并超越现实。而这样做的唯一主体，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醒悟着的自尊自信自立的主体精神。这种基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的主体精神，是文化是最终依据，甚至就是人的上帝。
这种主体精神是人特有的自由意志，真正的自由，是自己的自觉意识支配自己的一切，不是被潮流，被欲望，被偶然性驱使。由个体的自我意识出发，通过文化的交流、对话、交融、认同，形成有文化意义的群体、民族、人类。文化立国，也是如此。
中国需要文化特区与文化运动
一个自由的健全的人，需要有自己内心独立的精神空间，这个空间里可以做梦，可以反思，可以与亲友交流。充实而自信的精神生活是人最根本的人格基础，也是一生命运的最终决定者。
一个自立的自强的民族，也需要一个超越世俗生活的象牙塔，一个存在于本民族内部的文化特区，这里有最浪漫、最活泼、最纯朴的想象，最深刻、最自由、最丰富的思想，有不同学科、学派、立场、年龄、地域、民族、阶层的人们在理性的平台上展开对话和交流，它保留全民族最高的文化价值，创造最丰富的智慧，从而使它在现实潮流中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主动进取的民族。
这个国家文化中心，文化立国的战略基地，或者文化特区，就是现代大学。大学决非仅仅是一所给学生灌输知识的高等学府，它相当于整个民族肌体的大脑。有人说，即使如此，这个位子首先也要轮到那些国家级的专业文化机构、智囊机构、科学院所。这是不对的，专业的文化机构，要么是比较现实的、职业性的机构，归属于企业或政府，要么作为超越性的、学术的机构，隶属于大学。
中央研究院本来是隶属于中央大学的，照这个逻辑，中国科学院就应当成为中国科技大学之下的一个研究机构。但我们把关系搞反了，这是一种对大学理念、构成、使命误解的产物。
为什么说大学才是一个民族最高的文化中心呢？因为大学不仅有专业的文化工作队伍，而且还有至关重要的青年大学生群体。前者承继传统资源，维护学术规范，代表专业水平；后者充满活力，最具与生俱来的生命激情，代表文化创造力的源泉。
经济特区是把西方文明的结果拿来模仿，是低端的现实主义发展之路。它要凭借外部先进文明的带动，同时也必然受强势力量的支配。把经济特区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单一中心地位，会造成整个民族的依附性地位，造成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边缘化、低端化，最终沦为丧失自主发展能力的三流、四流国家。
大学这个文化特区的意义，比经济特区更加根本得多。用现代大学之父洪堡的话说，它是国家赢得世界尊重的最高手段。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用自己民族的创造力来驱动自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业，开启自己的智慧，树立自己的品牌，充当自己的老板，而不是一味跟在别人后面，做买办，当代理，当打工仔。
大学当然不是孤悬在现实生活的真空里，它通常位于核心城市的一角，但它通过各级学校和文化机构组成的文教体系，形成最广泛的社会文化辐射网，覆盖每一座城市，影响整个社会。
它与世界上的其它大学和机构有密切的交流和往来；
它的师生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决不由当地人主导；
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有着敏感的触觉和精确的分析；
它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宏观战略思维和微观科学方法；
它是所有社会精英和公众心目中最权威的理性文化平台；
它以独立的立场充当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批评者监督者。
中国现代大学的根本改造与重建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的大学，当然是指University，尤其是作为国家文化中心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而不是今天中国争相冠以大学之名的高等学校。一般的高校可以专业化、职业化、产业化、社会化，但国家的主干大学必须超然于全社会之上。
显然，中国大学要真正担负起它应有的使命，决不是眼前在经济学家们的利益分配思维主导下进行的改革能做到的。中国大学无论在大学理念、大学结构、管理体制、办学思想、社会角色、国际地位、师生构成上都需要一个全面的改造和重建的过程。
首先一点，大学的改革者，包括大学校长，必须是高屋建瓴的哲学家——当然不是专业研究上，而是思想境界上——而决不能只是政治家、经济家、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只有哲学家才能克服他们的狭隘和短识，把整个国家的文化放在一个高、大、全的位置上。有人认为，这样强调离现实太远了，可他们恰恰没有看到大学的真谛。从中国大学的先驱孔子，西方大学的鼻祖柏拉图，到每一个现代民族崛起的关键启蒙者，再到今天世界范围内每一所真正的大学的校长，无不是最有教养的哲学家。
至于具体的大学再造方略，其实并不需要太多专门论述。从文化立国的整体使命出发，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第一，国家应当制定《大学基本法》，规定大学的最高文化特区的地位，政府提供主要的财政保障，社会的政治、经济集团不得操纵大学。所有非学术的意识形态、宗教、政党、企业势力都应当淡出大学，相应的大学必须严守文化的中立，不能直接介入社会的利益冲突。
第二，大学内部实行自治，学生和教师分别实行民主自治，以此为基础公开推选校长，在民主与规范的框架里组成管理体系。
如果我们确认，民主化是未来社会的共同趋势，毫无疑问，民主的先锋决不可能是乡村、街道，而只能是最应当讲理性，最应当超越利害冲突，因而也最少产生破坏与振荡的大学，尤其是作为整个国家文化中心的文化特区。总不能让未来中国的大学生再上山下乡，到田间地头去向农民伯伯、大哥大嫂们学习现代民主！
第三，大学内部所有学术活动应当置于一个全面的评审、批评和监督体系中，既能广泛包容不同的思想立场，成为自由思想和健全人格的沃土，又能遵守严谨的学术规范，扼制目前中国学术日益恶化的地方化、江湖化、泥沼化、近亲繁殖现象。
第四，大学教育体系也必须全面改造，以思想探索取代知识灌输，以自由教育取代应试教育，以人文教育取代工具教育。
近半个世纪前，苏联人造卫星首先上天，引发美国教育的大地震，人们把自己落后的原因归于文化与教育，由此开始一系列深刻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制度的大变革。我们若有这种胸怀，看到中国文教科技与经济社会的现状，会有一种迫在眉睫感觉了。
文化立国之路，先从大学的全面重建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