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深圳文化公共性中的问题与陷阱

重建深圳文化公共性中的问题与陷阱
魏甫华
香江水暖深先知。CEPA之后不久，深港两地城市在经济政治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了，而一个非常值得令人注意的现象，是两地之间越来越趋同的文化性格。今天是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的日子，而中心10年来一直致力于对“特区文化”的研究，甚具成果。我就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谈谈“两个特区，一个文化”这一现象。
最近，网上流行一种 “深圳香港化，香港深圳化”的论述。 “深圳香港化，香港深圳化”一是讲述了两个失意城市之间某种惺惺相惜的香闺情怀。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至今仍泥足深陷，弄乱了粉黛。“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上海”，也流露出了深圳在“特区不特”之后的某种闺怨。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深港两地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而这过程中最让人瞩目的当是文化上的一体化了。
因了历史的机缘巧合，在中国近当代史上出现了“城市三姊妹”：上海、香港和深圳。三者之间的关系也颇具暗香疏影。香港实际上一直不太把深圳看在眼里，但对上海却敬畏三分，一说双城记，说的就是香港和上海。虽然深圳和上海一样，和香港都发生过某种出逃和接纳的屋檐爱情，但或许是深圳和香港太近了，近得难以发生离愁别恨。“阿拉”也有些看低会说很多方言的深圳，认为不够传统，显得有些轻浮。但“城市三姊妹”却是具有骨子底里的相似性。
深圳和上海，一个是只有25年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个是百年开埠都市，虽然时空变化，角色心态不一，但它们在中国的两个不同时期扮演了相同的角色：开放；一个是首先在是香烟上引入美女广告；一个是可乐最早进入中国的城市，最早在中国城市招聘可乐美女（直销员）进入城市各大娱乐消费场所。
深圳和香港，一个是后社会主义城市（我在这里使用的“后社会主义”是匈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定义，强调的是计划经济之后的市场社会主义），一个是后资本主义城市，两者城市文化环境迥然不同，但其城市的文化性格为什么越来越趋同呢？
三地文化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来了商品性质。文化的商品性，这就是三地城市文化的共同性格。这一文化趋同后面隐含的文化危机是什么？怎么看待和面对？我在这里只简单说说深圳和香港。我们很容易看出形成这种文化同一性背后的资本逻辑。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提出“赚钱的报纸就是好报纸”，就道出了香港媒体商品属性价值高于文化价值的社会价值位序。文化首先是商品，是市场逻辑决定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价值位序，决定文化公共性在城市空间的公共表述形式。这种文化公共性言述的市场逻辑至上原则，已经导致了SCHILLER所指出的“公共空间的终结”现象，也就是在私人化和商业化趋势下，城市公共空间之中所表现的象征性几乎全部为大公司所掌握。公司资本对城市文化公共性言述资源的垄断，导致文化公共性的扁平结构：talk money。在这方面，最有力的说明就是目前方兴未艾的房地产业对文化领域的进军了。有人说，90年代之后，中国诗歌死了，但是最近几年又复活了，谁拯救了她？是房地产。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深圳媒体广告有60％以上的份额来自房地产。可以说，深圳房地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深圳文化的公共表现，不仅是具象的社区空间，而且还有想象的公共性以及公共言述。文化不是文化，而是资本，这和地产商的雅俗无关，和资本追逐利润有关。
房地产对城市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决定性作用，香港和深圳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和相关性。相似性指的是两地城市文化的表象，相关性指的是塑造两地城市文化性格的资本（包括金融和人力资本之间）之间的跨地域运作。当然对深圳来说，还有一个是政府对文化领域的干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政府干预有利于平衡公司资本对城市文化公共性的支配力量，如《深圳人的一天》，就是深圳市国土规划局介入，力图通过雕塑和市民一起来寻求对深圳城市文化公共性的表达方式。但是政府干预很可能造成公共文化的虚拟结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各个区镇政府门前的公共广场。
深港两地文化的商品属性与城市文化公共性之间的建构/反建构的关系，已经构成了我们理解重建两地城市文化公共性的可能性和历史向度。德籍著名社会理论家哈贝玛斯（JURGEN HABERMAS）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论述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界定了两种类型的公共性：一种是位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它是由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社团、媒体与城镇空间等公共空间发展出来的一种批判性的公共论述；一种是福利国家的公共领域，它主要表现在操纵性的国家干预与文化消费。哈氏认为，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阶段到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阶段，公共领域经历了结构性的转变。这一结构性转变反映在，一是由于国家干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互相渗透，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原先那种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公共领域逐渐变为文化消费的虚假公共性或者虚假私人世界所替代；其次是市场规律侵入公共领域，理性－批判的辩论让位于商品消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中介，其功能已经被特殊利益团体与政党所取代。批判性的公共清议与市民论坛（civic forum）为民意调查为代表的操纵性公共意见所取代。至此，市民已沦为社会福利的被动领受者和促销公共舆论（pubilc opinion）的消极接受者了（参夏（金字旁加寿）九著，《（重）建构公共空间》，见陈清侨编，《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07－140）。
一方面，资本的力量带来了我们对以往国家权力控制整个文化公共领域的解放；但同时由于资本对利润追逐的天性，也造成了文化即商品的单向度发展，形成了资本权力取代国家权力对文化公共领域的控制关系。这就是我们在重建深圳城市文化公共性必须面对的问题与陷阱，由于我们缺乏一个类似欧美国家那种可以隔离权力的中间阶层——市民社会，我们的任务将更为艰巨。

文化科技国家队的创新理想
    一
 
    当今时代，文化与科技相互融合。科技对于文化工作的支撑、提升、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出来，成为推动文化工作的一大引擎。
 
    作为文化部唯一的公益性艺术科技研究机构，成立30年来，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围绕开展文化科技理论及相关技术研究与开发、推动文化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研制与推广、从事文化遗产和传统艺术科技收集整理与保护等基本职能，在剧场建筑声学研究、舞台技术研究、行业标准化建设、乐器材料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为服务文化建设和提升文化科技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这些前瞻性的论断与部署，既为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也赋予了我们更具挑战性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围绕文化建设的需要，明确定位、发挥优势，调整思路，拓展业务，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文化建设的“智囊团”和“孵化器”。

    二
 
    我们在明晰自身定位的基础上，提出要坚持开展文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当好文化部的科技智囊与参谋。
 
    做好文化部及相关司局有关科技领域的战略研究与政策调研，是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在文化部文化科技司的领导下，我们完成了《文化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20）》的研究与编制工作，承担了《文化服务业术语规范》、《文化服务标准指南》、《文化创意产业标准体系》、《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标准》、《下一代演艺灯光控制协议研究》、《国家标准体系框架研究》等一大批涉及文化发展全局性、战略性的调研课题以及标准化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目前正在组织力量开展全国文化科技“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调研与论证工作。
 
    受文化部委托，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共同承担完成了中宣部关于《科学技术与文化建设研究》专题调研课题，为上级决策部门提供了详实的研究报告。此外，还参与了编制《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的相关工作。
 
    文化科技的发展，需要整合全社会的资源来共同推进。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充分发挥文化科技排头兵、文化建设智囊团的作用，积极推动全国文化科技领域公益性组织建设，切实承担起服务职能。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设有文化标准研究中心，该中心在业务上接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文化部的领导。文化标准研究中心成立后，协助文化部和国标委筹建了文化领域的8个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并组织了标准化业务培训工作。我们还具体承担了“全国剧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剧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舞台机械分会”、“全国文化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并积极协助文化部推动“全国网络文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娱乐场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动漫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新的标准化组织建设。

    三
 
    坚持公益性文化科技工作的主线，以重点项目为引导，发挥文化科技孵化器的作用，是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推动文化科技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
 
    作为中央级公益性科研单位，我们坚持站在国家文化建设的高度，聚焦关系国家文化发展的共性科技问题与关键技术领域。在财政部、文化部的支持下，近年来我们重点安排、实施了一批重大文化科技项目。如《舞台系统工程仿真技术研究》、《中国文化地图》、《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研究》等，这些重点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此外，我们还设立所内的自主科研课题，鼓励所内科研人员积极申报课题。今年立项的有15项，都是围绕文化建设的共性技术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支撑来展开的。
 
    作为公益性研究平台，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科技孵化器的作用，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努力加强基础建设。目前，研究所正在筹建“文化科技实验与工程中心”。该中心将内含一个舞台科技检测检验中心以及数字技术、美术科技、网络文化技术等专项实验基地，同时还将设立“全国剧场信息公共服务系统”、“国家文化地图支撑系统”和“文化政策法规规划信息平台”、“文化科技信息平台”等系列共享技术平台。中心建成后将主要研发文化科技关键技术、汇集文化领域的适用技术、面向全社会和文化行业推广与转化文化科技成果，谋求推动与促进全国文化科技水平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