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埋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结——追念范敬宜老师

                 深埋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结

沈佐锐

人生有许多可以发掘的故事。2010年11月14日的手机报发来一则短消息，使我找回了深埋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结。是啊，我12岁拜他为师，13岁离开他，至今已有53年未曾谋面，他却离开了人世。在我的近百个老师中，他是最特殊一个。他就是这则短消息说到的在北京医院因病去世的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

那是1956年的暑假，我的爸爸王坪告诉我：“今天给你请了一个语文老师，叫范敬宜。”过了一会儿，一位白净秀气的青年来到我家，同来的是他的太太吴秀琴老师，带着眼镜，也是那么白皙文静。爸爸说：“我和你妈妈顶多就算初中文化，范老师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正儿巴经学文学的。”范老师马上接茬：“别那么说，老王，您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我们还要向你们好好学习呢！”

叫了“范老师”之后，我拿出自己写的作文，请范老师指点。范老师夸我有写作的天赋。在他的鼓励下，我立志在文学上多下功夫，长大后要成为父母和范老师夫妇那样的记者或者作家。然而，一年之后，这种师生关系嘎然中断，是因为一场文字狱。

我的爸爸和范老师同在辽宁日报社工作。辽宁日报社做为知识分子群集的新闻单位，自然躲不过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运动。那一年，一批新闻界才俊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包括范老师，时年26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地富反坏右是坏人。令我这样的少年人不解的是，像范老师那么文静的白面书生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坏人呢？从此，“坏人”范老师失去了指导我的资格，我也失去了求教于范老师的机会。师生两别离，一晃半个世纪就过去了。

这场文字狱对我的心灵撞击最厉害的，不仅仅是师生别离，而是泯灭了一个少年的理想。在范老师一批右派分子“戴上帽子”的时候，爸爸已经住进了大连疗养院，他患了直肠癌。既然远离了在沈阳的辽宁日报社的整风反右运动，那就安心养病吧！不，爸爸认为自己是三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整风反右运动这么大的事情，岂能躲开了事？于是，到了1959年整风反右运动即将结束之时，他主动写了思想汇报，交给辽宁日报社的党组织，说是右派分子的一些言论在他的头脑里也是有认同的，例如，“记者是无冕之王”，云云；他虔诚地表示，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更好地学习，更主动地进行思想改造。不曾想，报社党组织就立马把最后的右派分子帽子给他戴上了。10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各单位“打右派”是有指标的。您想啊，人家正愁指标没完成呐，您就上赶着把脑袋伸出来，那还不让人家逮个正着儿！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场政治儿戏。我爸爸被整出了大连疗养院，到辽宁日报社大楼地下室的印刷厂“劳动改造”。他由于直肠被切除，肚子上就开了一个切口，接上一个特制的袋子，随时容纳肠道流出来的排泄物。他就是这样带病劳动，认真地改造着思想。我曾经保留了他的一套三卷的《毛泽东选集》，其中许多页都有眉批，记述他学习的心得。厂里的工人对他很是同情和关照，只让他做些体力能支的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就跟一大拨右派分子一块儿摘了帽。

这一场帽子游戏可不好玩。它毁灭了几十万栋梁之材，几十万美满家庭，上百万青少年的理想。我这个年年都是“三好学生”的初中生，1959年夏季毕业的时候就被阻挡在高中的门外，因为父亲是右派分子。逼得我母亲跟他离了婚，赢得了所有四个子女的抚养权，把我们带到北京，我才得以读高中，成为百万悲剧人物中的一个幸运儿。高中三年，我的功课是全优的，其中最得意的还是语文。我的作文几乎每一篇都被老师做为范文在全班宣读。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我考大学会选文科。期而不然，我1962年高考时选了理工科专业。高中同学们哪里知道，我心中充满了由于爸爸和范老师以及我所熟悉的辽报其他伯伯叔叔遭遇的文字狱悲剧给我带来的怵慄和伤痛。正是在1962年高考前夕，爸爸在沈阳病逝，我赶到沈阳时，他已经被火化，我没有见到他，只是得知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身体疼痛难忍，骨瘦如柴，不时地呼喊妻子和儿女的名字，尽管声音越来越微弱。他很孤独，身边只有一个社会青年做护工，那时他才42岁。

离开了辽宁省，就离开了范老师。1970年，我又回到辽宁省。那是大学毕业后，我在黑龙江省北安县沈阳军区3343部队“锻练”一年，接着被分配到辽西的朝阳市工作。我在朝阳待了十年，竟不知范老师就“下放”在不远的建昌县。1979年，辽宁日报社通知我去沈阳。我当天去当天回，听了辽报宣布给我父亲彻底平反，“恢复党籍”。那天没有见到范老师，但听说他在建昌干得很出色，做为“戴帽右派”入党了。回顾自己，我1965年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一直表现很好，在大学读书是优秀学生，在单位工作是先进工作者，但因为是摘帽右派的儿子，所以一次又一次地被党支部讨论纳新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列为“排名第一的积极分子”，而排名第二甚至第三的积极分子总是跳过我而被纳新。范老师的入党无疑给了我这个做学生的一种潜意识的鼓励，我不气馁，终于在北京农业大学读完研究生留校任教后，于1986年年底去美国留学前夕实现了历经21年的入党愿望。

我的母亲沈平是新华社总社的记者、编辑，与范老师是同行、老朋友。我不时地从她那里知道，范老师到北京来工作了，范老师任经济日报总编了，范老师调任人民日报总编了，范老师又调任全国大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了… 我也常跟母亲说：“什么时候我也要见见老师呀！”她应道：“是啊，是啊！” 可是我和她都忙，相信范老师更忙，所以始终没找到机会。2008年6月18日我母亲因病去世，2010年11月13日范敬宜老师也因病去世。没有想到，我只能在2010年11月21日八宝山瞻仰范老师的遗体。在古今中外的正史、野史和传记中，已经有太多的人感叹人生苦短。但是，今天当我写这篇我和范老师之间的故事时，我才真正体味人生苦短的价值所在。

范敬宜老师精于文诗书画。做为他的第一个弟子，我手里并没有他的任何诗文和字画。我有的只是自己的内心世界保藏的一个青年才俊形象，以及对一位毕生求索的新闻大师的业绩和风范的崇敬。

深埋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结将不会因范老师的离去而终结。2010年9月21日，在我实验室的师生聚会上，我对弟子们谈了我的退休生活设计：按照新的算法，18岁是青年的开头，45岁是青年末尾，那么，72岁才是老年的开头；我今年66岁，我打算在进入老年之前实现一个转变，就是要从科技领域转向文学写作。他们有些人很赞赏我的想法，有些人也许不解。当我今天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他们也许就明白了。

我对自己40年的科技生涯是满意的，尤其满意的是我培养了近百名研究生和为数更多的本科生。我与弟子们写出了200余篇有关昆虫生态、植物保护和农业信息科技的论文及10来部科技专著或教材。凡是亲笔写作的，我都很在意其文风、文笔、文法和文字，因为深埋在我内心的情结中有他们常在——我的父母和我的老师。我在繁忙之余且有感之时也偶尔写写诗文，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北京晚报等副刊发表。

范敬宜老师生前曾说自己真正的新闻生涯是从50岁才开始。这里有悲凉，也有无奈，但更有励志，更有对世态炎凉的宽容、对人生坎坷的感悟和对新闻真谛的把握。如果阴阳两界之间存在冥冥中的对话，我真想让我的爸爸和范老师知道，我的文学写作将从70岁开始。在他们的心目里，我成器与不成器都无关紧要，我还是那个定格在teenage的王佐，只要努力就好！

注：此文做为对范敬宜老师的追念，写于2010年11月15日，北京。作者现在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于2009年退休。王佐是他别离父亲王坪和范敬宜老师时的原名。联系方法：ipmist@ca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