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求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8:28:26
——记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
施宣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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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琦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继罗尔纲之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我认识他已近三十年,虽然我们在沪宁两地,但是经常来往联系。他已年逾八旬,依然步伐稳健、精神很好;和他聊天,每次都见他笑口常开,和蔼可亲,侃侃而谈,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茅先生解放前夕就读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学的是经济学,解放后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留校在图书馆工作,图书馆里有许多史书,他什么书都翻,尤其对历史文献更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久,他转到历史系任教。茅先生相信一句经验之谈:研究历史要集中精力专攻一段,这样才能成为专家。因此,他选定了太平天国史,并常常去请教罗尔纲先生有关太平天国史问题。罗先生曾在中央大学任教,解放初又在南京征集太平天国史料,筹备成立太平天国纪念馆。罗先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尤其注重史料的积累和实证,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在罗先生的谆谆教导下,茅先生进入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五十年代中期,太平天国史研究“热火朝天”,茅先生年轻气盛,看到一些与他观点不同的文章就奋笔疾书,参加争鸣,他写了《我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一些看法》和《太平天国革命后江南农村的土地关系试探》,成为一家之言。好在那时学术风气很好,大家互相尊重,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当然,已经有了“左”的倾向,有的强调“以论带史”。“文革”前,戚本禹抛出《评忠王李秀成自述》,茅先生出于一位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以确凿的史实写了《论李秀成》文章,投给《文汇报》,不久便发表了。这下子,大祸临头了,江苏《新华日报》组织两个版面点名批判他,说他为叛徒李秀成投降变节辩护。“文革”期间,茅先生靠边了。但在“靠边”期间,他却平心静气,读了许多书,思考了许多问题。
“文革”结束,茅先生进入到“知天命”之年。由于他在历史系人品好,有才气,威望高,被推为系主任。他不负众望,不辱使命,他当系主任期间,南大历史系兴旺发达,人们称它是“黄金时期”。同时,也是茅先生学术生命重新焕发、学术研究著作迭出的“黄金时期”。他一边抓系里的工作,一边集中精力搞研究,写了许多太平天国史的著作。如《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太平天国与列强》,校补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还主编《太平天国通史》等。这不仅奠定了他作为太平天国史学科带头人的地位,而且使南大历史系成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镇。
茅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视野开阔,既有实证功力,又具思辨功夫的历史学家,在史学理论方面建树甚多,新见迭出。
善于思考    不断探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茅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的假设的运用》,首先提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假设”方法,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他看来,人的认识有一个多次反复、逐步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通过一次认识就能接近真理或找到真理是不可能的。在史学研究中,同样要有一个多次反复、逐步深化的过程。因此,把史学研究中得出的初步结论视为一种假设,以待日后的检验,并逐步修正,使它逐步接近真理,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究竟靠什么东西检验史学中的假设是否接近真理呢?一是要看以后陆续发现的资料能否继续证明已经提出的假设是正确的;二是要看你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以后是否仍然认为过去提出的假设是切合实际的。他认为,假设方法的运用,提高了学者的实证功夫和思辨能力;学者的实证功夫和思辨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推动对已有的假设的修正,使之更接近真理。茅先生运用“假设”方法认证了许多问题,如洪秀全并没有建立“拜上帝会”,“拜上帝会”是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强加给聚集在一起拜上帝的造反者的一个称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时间不在1851年1月11日,而在1850年11月4日。
茅先生通晓外文,他阅读了大量的外文档案资料,认为学术界许多人认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起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的时代,太平军要取得像刘邦、朱元璋领导的农民战争那样推翻旧王朝是不可能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茅先生根据中外文档案资料,发现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并没有和中国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太平军。太平天国的对手仍然是一个腐败的封建王朝,如果太平军的领袖们团结一致,指挥正确,推翻清王朝,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改朝换代,并不是注定不可能的。他这一精辟见解,首先是“假设”,而后经过多年的反复小心论证,终于得到人们的认同。在茅先生看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科学的假设方法,实质上是认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历史学家要运用假设方法,必须具备实证功夫和思辨能力,这就需要多读书,勤思考,扩大知识面,从复杂的史料中找出一些规律性。他提出研究太平天国史不能只看到太平天国的十四年(1851年——1864年),要走出这十四年历史的思想束缚,将太平天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秦汉以来的所有农民战争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寻找其规律,这样做,才有可能缩小研究中的一些分歧。他对参加农民战争的成员的复杂成份进行分析,认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贫苦大众,他们是为了求生存、求活命,反对贪官污吏而参加斗争;二是农民战争的领导人、发动者,他们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想做皇帝,“利用”或者说“发动”贫苦大众,起来打倒在位的皇帝,取而代之。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到朱元璋、李自成莫不如此,太平天国也是这样,金田起义后不久,洪秀全称天王,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五人也都封王。历史事实证明:不是在推翻旧皇帝以后,农民起义领袖才“蜕化”为新皇帝;而是这些领袖们在发动起义时就抱着推翻在位的皇帝、由自己做皇帝的目的。中国的农民战争都是这样,贫苦大众被那些领导人、发动者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到头来,他们仍然挣扎在饥饿线上。充其量是在新王朝建立后采取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农民可能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让步政策”。茅先生进一步提出:“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动力,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自我调节”,这是对传统看法的一个重大突破。
关注现实社会    开拓研究领域
茅先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权威,可是人们看到,他的思想与时俱进,他研究的领域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是他开辟了当代台湾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研究。
茅先生经常告诉他的学生,有的人一辈子研究一段历史、一个朝代或一个人物。这当然有优势的一面,就是研究工作可以做得深、做得细。不过,当这个领域研究做到一定程度,资料搜集差不多,值得讨论的课题也基本解决了的时候,历史学家不宜再固守一隅,应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究竟选择什么新的研究课题?要根据历史学家的资料条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等方面判断决定。这就是说,研究领域向何处开拓,也要依靠历史学家的实证功夫和思辨精神。茅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他看来,太平天国史经过前辈学者的辛勤工作,资料的搜集整理,重大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虽然若干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但是能够做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暂时转移“阵地”,另外选择一些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1980年春,茅先生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到美国讲学访问,了解到1949年台湾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当时,他深感不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们对台湾却不甚了了。历史和现实的呼唤,使他萌发“拓荒”之念。回来以后,他与几位同行说了自己的想法。有人认为这是“禁区”,搞不好要挨批。“文革”过后,许多人还“心有余悸”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历史与现实从来就是联在一起的。研究历史就是要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他召集几位研究生座谈,开门见山地说:“你们不用怕,我们做的这个工作,也是一个统战工作。”不久,他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自己当顾问。经过两年的努力,写了《台湾三十年(1949--1979)》。这本书出版后,被媒体誉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当代台湾史学术著作”。其后,又陆续推出《八十年代台湾》、《台湾经济政策轨迹》、《李国鼎与台湾财政》、《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转变》等,填补了内地台湾历史研究的空白。南大历史系不仅出了研究成果,还率先提出并设置“当代台湾研究方向”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研究人才。茅先生被人称为:“1949年以来大陆研究台湾历史的第一人和最著名的学者。”
台湾研究告一段落后,茅先生又带领他的“团队”转移“阵地”,开辟新的领域——长江三角洲城市研究。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课题?茅先生告诉我,我们史学界长期以来流行了一种观点: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是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个结论是从全国范围考察得出的。但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如何呢?他组织一些学生到无锡、南通、常州、扬州、镇江、宁波、芜湖、安庆等长江下游城市做个案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早在明清之际,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是植棉、蚕桑生产、纱布、丝绸手工业和粮食生产并举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也有了高度的发展。他们将考察的成果写出了《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这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力作,为当代长江三角洲的开发提供了某些借鉴和启迪。同时,也解决了一些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进入新世纪,茅先生又和他的同行推出了《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和《孙中山评传》。
众所周知,由于海峡两岸学术界长期分隔,两岸专家学者的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都不同,所以要写出一部客观、公正论述中国国民党的著作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茅先生认为,历史研究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但是任何一种指导思想必须服从于一个基本原则,即“实事求是”,这是最高层次的指导思想,以实事求是原则研究历史就是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按照史料反映的历史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真相。根据这个指导思想,茅先生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终于写出了使两岸学术界基本上都能接受的《中国国民党史》。
《孙中山评传》是南大老校长匡亚明主持的跨世纪学术大工程《中国思想家评传》的收篇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原先约请一位作者撰写《孙中山评传》,可是改来改去都不理想。为了不拖延出版时间,匡亚明老校长深知茅先生德高望重,治学严谨,是国内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当机立断,点名茅先生“出山”,组织班子重新撰写《孙中山评传》。老校长开口了,茅先生怎敢怠慢?他接到任务就组织八位教授共同撰稿,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完成了这部七十余万字、被学术界称为“孙中山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当今,海峡两岸和海外研究孙中山的人太多了,而且有些问题也属“敏感”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倾向性的问题:首先是主观因素的,这来自于对孙中山的强烈感情。学者们往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遇有不同记载的数据,对不利于孙中山的资料,或有意回避,或轻率给予否定。还有出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近代爱国主义的旗帜;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集中代表,只能颂扬,不能批评,所以就出现了不少令人难以信服的谀词。或者是给孙中山戴上不切实际的“帽子”。两岸学者都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台湾的学者。茅先生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在他看来,衡量一位历史人物应该看这位历史人物在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对社会历史所起的作用,是对社会全面起积极的、正面的作用,还是起消极的、负面的作用。历史学家评论历史人物的任务,主要是客观地衡量他在其生活的时代,哪些方面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起了多大作用?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有哪些精神值得弘扬?至于确定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在历史上排名第一,还是第二,亦即是替历史人物做政治鉴定,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按照这个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孙中山评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实事求是地剖析了孙中山从青年到最后岁月的活动和思想,既充分肯定了他推动中国乃至亚洲进步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经世致用与哲学思想”的光辉优秀遗产,又指出他的“经济思想切合中国国情不足,政治谋略方面存在的重大失误”,以及理论上的局限,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不隐恶,秉笔直书。
五十多年来,茅先生著作十多部,论文一百多篇,享誉学术界。但他并没有“告老还乡,金盆洗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据我所知,他在审阅《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时候,感想甚多,正在酝酿“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历史考察”问题;去年,他又组织几位年轻专家撰写《一代宗师 布衣学者——罗尔纲传》,据说已经定稿。茅先生,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来源日期:2008-6-14       本站发布时间:200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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