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内政（2）

削封

景帝的时候已经造成王侯只食租税不能问王国内政事，但封地很大还是很危险。

汉武帝在进行对外战争的同时，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势力。地方势力主要有两种：王国和地方豪强。

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前127）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其他诸子都在本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这样，大的王国分为若干小侯国，但是“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多，而势力越来越弱。

后来，武帝又设左官律和附益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王国官吏，并且不得进入中央任职。实质上就是限制王国网络人才。大凡有才能的人都希望高官厚禄，你要是在王国干的话，那你别想出人头地。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

这还不算，在元鼎元年（前112），汉武帝又借口“酎金”案，把他看不惯的不老实的王侯的封地给剥夺了。“酎”是诸侯每年到长安进献的用于祭祀祖先的酒。诸侯王每年要千里迢迢地带着很多坛坛罐罐来到长安，很麻烦，说不定路上不小心马车翻了，那祖先就喝不成酒了，那就是大不敬。我大汉可是以孝治天下。于是有人想办法了，专门派人在长安酿造这种专门的酒，哪些诸侯王直接把黄金交给中央，中央替他们买酒来祭祀祖先。这些黄金就被称为“酎金”。汉武帝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哪些哪些人，你们交的是什么黄金啊，成色也不好，数量也不够，你这是不敬先祖，你还配为王侯吗？你别当算了。夺你爵，削你地，就这样把一百多家大小诸侯弄垮了。

武帝耍了这么多手段，折腾了这么久，终于基本解决了诸侯对中央的威胁。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豪强兼并大量土地，经营商业，非常富有，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把产业分给女儿啊，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等等，代代相传，形成强宗大姓，以强凌弱，横行一方，给地方行政带来极大阻碍。于是武帝又要对他们动手了。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措施，把他们迁移到关中，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另一方面，利用酷吏诛杀豪强，若那些豪强胆敢犯点小错也疑虑诛杀。这样地方豪强也被削弱。

为了监督地方官的工作，武帝在元封元年（前106年）分全国为十三州，每州派监察官一人，称为刺史，于每年秋季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在东汉的时候刺史开始经常到所任的郡国巡查，有了固定的治所，只需在适当的时间派人向中央回报工作，逐渐掌握各郡县官吏选拔等权力，这样，临时的检察区域就逐渐形成了固定的行政区划。当时全国的十三州分布如下图：

选拔官吏：汉初的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授官；二是选自郎官，郎官负责守卫宫殿和做皇帝的侍从，先跟皇帝混个脸熟。突然有一天有中央官或者地方官缺额的话，皇帝想起有个叫什么什么的郎官还不错唉，就让他先顶上吧。但是这些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二千石官员任职满三年，可举子弟一人为郎官，称“任子”，如霍光便是通过霍去病的关系先任郎官，然后才平步青云的；商人出钱满四万，可任郎官或做下层官吏，这就相当于花钱买官，这叫“赀选”。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汉初有才能的大臣早已作古，而通过“任子”和“赀选”又难于选到真正的人才，武帝鉴于这种情况，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的选官制度：

一是察举制。古已有之。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成正式的制度，武帝就以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规定中央官吏、地方大员都必须要每年向中央推荐人才，经过考核，任以官职。被举荐者必须至少具备德行清高、学问通博、明达法令、刚毅果决这些条件中的一种，又听董仲舒之言，必以儒士惟用。也可举贤良和文学者。但是通过这种制度容易造成官吏之间相互勾结，结党营私，形成私人势力和权贵集团，为东汉末年的地方割据埋下祸根。

二是征召制。武帝以皇帝个人名义征召那些有才能的人。但是这时一种不规则、临时的制度。

三是选用博士弟子。元朔五年，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最好的可选郎官。

四是鼓励有才能的人向朝廷上书自荐，请求拜官。

新的经济政策

武帝是要把所有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的，在经济方面也是。

首先是铸币权。汉初，郡国甚至是民间都可自行铸钱，这样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物价上涨，阻碍商品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铸币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当年吴王刘濞能够发动 叛乱的重要条件就是能煮海为盐，开山铸钱，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元鼎四年，武帝下令禁止郡国和个人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中央销毁，收回了铸币权，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专门的五铢钱。他们具体分工是：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这次新铸的五铢钱重如其文，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也称之为上林钱或三官钱。

然后是盐铁专营权。

汉初时，盐铁也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特别是文帝时，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占有山海，采矿冶铁，煮海制盐。盐铁都是人们生活必需品，这些因此赚了很多钱。武帝见那么多钱都进了别人口袋，心里不平衡，况且这些人万一又有二心，又有钱，又能制兵器，很危险的，便把冶铁、煮盐、酿酒等权力收归政府，不许私人经营，然后在全国各地设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大盐铁商人管理。这样，钱都流进官库里，武帝可高兴了，但是这些盐铁产业一旦成为“国营企业”，那毛病就来了，产品劣质价钱还很贵。

为了进一步限制富商大贾，武帝又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和各地输送。大农令又设平准官，将这些物资财货，“贵则卖之，贱则买之”。

看来武帝是跟有钱人有仇。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又颁布了算缗、告缗令。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商人财产每2000钱，抽税一算（120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每4000钱抽税一算；“私家车”也要征税。规定平民有“轺车”（一种小型马车）的，每辆抽税一算；要是你是商人，就每辆二算，但是三老和北方戍边骑兵家里的车不收税，也算“拥军优属”吧。长于五丈的船也要抽税，每艘一算。标准定在这儿，全国平民自报家产，用以定税。你可千万不要耍小聪明，隐瞒不报或者少报，因为皇帝早帮你想好了，所以又有“告缗令”，就是鼓励知情者告密揭发。若查明属实，就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要是那年打仗你死翘翘了，那国家是没有责任的，怪你运气不好；而告密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并且禁止商人占有土地，违者没收。此法一行，各地正想告密，全国豪富破产者不计其数。武帝又发了一笔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