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逸舟：关键仍在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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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06-25 09:50 作者:王逸舟点击:1319次
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现在这种发展，力量对比最终对自己是有好处的。中国未来倘若出事情，不是台湾问题，不是主权冲突，这些问题可能是导火索，但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国内，就是自己的体制是不是能够朝着继续改革和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
世界格局开始质变
世界格局在世纪之交的初期确实发生了变化。超级大国美国与发展最快的新兴大国中国在战略上都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虽然目前很难看得很清楚，但是这将是非常深远的变化。
美国处于比较明显的战略收缩势态，特别是在经过小布什政府八年晦气倒霉的战略失败之后，奥巴马开始新政，除了每届政府都会推出的诸如应对金融危机等具体政策，也能看到美国在休养生息。如果把它看成是猛虎，前一段是出击，现在是舔爪子，恢复元气。
外交上，奥巴马上台第一年基本上是修复关系，到处伸橄榄枝，用外交手段取代布什“武装到牙齿”式的军事优先政策，比如对内贾德、对阿拉伯世界和中美洲的一些左翼政权等。
另一方面，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国开始战略出击，官方说法是“更加有所作为”。最近的一次就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中国采取坚持立场，不妥协态度。去年和前年关于WTO的新一轮贸易谈判，也主要是中国、印度跟西方老牌工业国围绕农产品等重大分歧进行的悬而未决的谈判。所以也有人说新的贸易谈判主要取决于像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和西方老牌国家的对峙是否可以达到一个契合点。
如果仔细查看GDP、军事力量、社会发展等综合指数，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分量和前些年相比不太一样。这样的变化折射出新老交替的趋势——老牌工业国发展一百多年，占据了高位，是国际政治的主角。但现在，总的来说西方的乏力十分明显。新兴国家快速追赶、崛起，开始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世界格局变化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从历史上说，这种交替过程或持续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一话题的讨论都不会停息。
老牌强国的乏力
在这一次的格局转变中，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苏联解体、海湾战争胜利的得意忘形，放眼天下无敌手、“历史终结”等傲慢之后，发现现在自己不是万能的了，西方世界也有兴衰的规律。这种规律正在发生，调整。尤其是美国，以前是解决问题的能手，现在却屡屡表现乏力，同时也变成麻烦制造者。
比如，伊斯兰世界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西方的乏力不仅没有促使伊斯兰走向现代化，相反增添了它的混乱。在小布什时代造就了一批“拉登”之后，伊斯兰世界更加麻烦，更加混沌。如果过去是巴以冲突一个点的话，那么现在是从北非到西亚到中亚，甚至东南亚延伸出来的弧状的伊斯兰世界都处于一个忐忑不安、矛盾交织的状态，而且伊斯兰世界的未来都仍无法确定。
因此，西方世界不得不分享权力，不得不与新兴国家共治。这一过程是明显的，也会给国际关系带来很多变化。
比如，美国的相对收缩给了内贾德、拉登更多的机会，激进分子是很高兴的，因为他们看到了美国人的失败，看到美国陷入大的麻烦，比如金融危机。“塔利班化”在未来不只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很有可能向更大的范围蔓延。北非的一些激进分子也都宣称效忠拉登和“基地”组织。这种蔓延让人忧虑，哪怕对新兴大国，对我们非西方国家来说，如果想承担起未来全球治理的责任，朝着更加和谐的路子去走，这个问题对我们也非常严峻。
新兴国家的短长
新兴国家不仅有天然的优势，也有天然的缺陷。
很多人都说“中国模式”的优势，但对问题重视不够。中国的发展特点是政府主导、投资依赖、经济控制、意识形态紧缩，这些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混合在一起，一方面激发出人们赚钱、消费、投资的欲望；另一方面，政治公平、社会正义、人的教育发展以及制度性保障非常缺失。所以说中国既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上快速增长和政治上停滞不前、意识形态保守落后并存的国家。这种发展模式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或者说整个新型国家取代现有发达国家的势头会不会因为自身发展的不可持续而中断，这些值得忧虑。
比如印尼，从1967年苏哈托上台到1997年金融危机，印尼增长非常迅速，人均GDP从不到100美元到1000美元。但金融危机让这个“沙滩上的建筑”倒塌，这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内部族群矛盾、政治腐败、巨大的贫富差距等等。“印尼陷阱”对中国和新兴大国是有启示意义的。这些国家都有重大的短板和软肋，有些是短期的局部的，有些是长期的致命的。
所以，中国未来的外交问题，更多要看中国国内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体制的发展。说到底，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相对落后，特别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确实作出了调整，但调整不足以满足社会公平。只依靠执政党去推动，社会、媒体、法律等表现乏力，这个问题很严重。中国在目前这个看上去升势的过程中应保持清醒，不要自我陶醉，陷入“印尼陷阱”。
从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国际格局的角力不在于各个集团或者东西方之间在外交领域的直接对峙、较量，这都是“标”。真正的“本”是各国内部的调整——能不能“强身健体”，增强自身体制的进取心、开放性和自我修正能力。再好的制度，当它变得自满自得时，就该出问题了，必须加以反省和改革，才会持续发展。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尽管中国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但是反观外交，中国还是新手，相当单薄。中国在世界经济界是个蛟龙，弄潮儿的角色干的还不错；在政治界，中国开始学会博弈，开始搞大国平衡，建立大国战略对话框架，有点后来居上的味道；在社会界，中国的外交显得比较笨拙。面对国外媒体、NGO，不知如何回答，或是简单划一的条件反射。而这些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国内的状况，比如对NGO的态度，其实就是我们国内对NGO和公民社会的角色没有想清楚的表现，比如在全球环境治理、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不愿承担更大责任，说到底是国内这方面比较软。国内认为经济发展是硬指标，环境治理是第二位任务，因此，这样靠边的任务对于外交来说是软指标，招商引资是硬指标。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上的短板是内政的缺失。中国未来在外交舞台上的博弈能力既取决于我们外交官素质的不断提高，但是，也取决于国内的发展。比如，执政党是不是更有勇气去做一些重大变革，真正提高公民决定社会前途的份量。
中国的经济底气足了，民族主义也在上升，有可能出错牌，或在很多交锋中不慎重。比如售台武器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打好组合拳，我们打牌的次数和力量都在上升；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打牌，如果驾驭不好，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失控，也可能打错牌。
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主权纠纷最多的国家，目前还有十个主权纠纷点，如大家知道的和印度、日本、越南，还有大家不太清楚的朝鲜、韩国、不丹以及东南亚几个国家。这些纠纷点大的涉及几万平方公里，比如跟印度；小的就是几个礁石，专属经济区。我认为，未来一二十年，掌握好既不使主权被侵蚀，又不简单粗暴地对待邻国这个度并不容易。
现在中国随着奥运、世博会等的接连举行，以及经济实力的上升，盛世情结在增多。如果不加遏制地释放出去，可能会难以控制，并带来负面作用。比如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担忧，这需要一个平衡点，一方面不要让别人蚕食你，屈辱你，另一方面，不要用指望武力去解决曾经用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
中国外交需要提升质量
新兴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崛起目前来看还只是量的扩张。西方国家的实力不只是GDP，如果仅从这个指标看，G7的很多国家都被中国超过了。但这种超越都是简单的数量超越。制度性和结构性霸权包括很多别的东西：比如在国际制度、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决策权、倡议权、领导权。比如国际协议签署地的数量、国际组织领导数量，中国都很少。陈冯富珍出任世卫组织总干事是个突破，她是联合国18个大组织中现在惟一的中国籍主官。此外，中国参加的很多国际组织还是比较低层次的，含金量很低。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充当决策、动议、召集的案例很少。
另一个指标是国际贡献度，也能反映出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比如，北欧国家国民收入的
0.8%至1%用于国际维和、国际扶贫等国际事务，而中国只有0.3‰。很多跨国公司在北京、上海都有分部，但国际组织，尤其是对国际安全、国际政治起主导性作用的组织在中国设立机构的就很少了。
中国要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一定要加强两个东西：提供更多的战略外援，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
中国外交的战略外援指的是对中国发展、中国形象和中国利益等有直接关系的援助。比如对苏丹的援助，因为我们在那里有重大的石油收益；比如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因为在巴基斯坦我们有重大的地缘战略安全利益。甚至广义上讲，我们在印度洋海啸时给南印度洋国家提供援助都带有战略外援性质，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未来在这一区域的发展。
公共产品包括比如维和部队。中国现在提供的维和部队从数量上是常任理事国最多的一个，但和中国的能力相比，还可以大大扩展。我们提供的联合国会费达到3%，但跟德国的7%，日本的16%，美国的21%还是有很大差距。
公共产品的概念也不应只是限定在联合国范畴。中国现在也向非洲欠发达国家派出志愿者，每年是50至70人。这些人出去不是为了赚钱或开发能源，而是扶助当地教育，人力资本建设，保护濒危灭绝的物种等。这是伟大的创举，但问题是这类行为从数量到种类都仍然太少。
中国的外交其实已经做了很多调整。比如缅甸，中国不仅仅是外部想像的仅给缅甸将军们提供武器，拿缅甸木材等战略资源、获得出海口等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中国也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王毅曾作为特使去缅甸劝说其同意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到缅甸。再比如中国在劝解苏丹对立派别停止战争问题上，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做法都反映出中国特殊的介入，一种建设性、创造性的介入。
有些人认为中国只是monster（怪兽），就是掠夺资源，支持暴力政权，这并不准确。中国也在试图调整。在解决全球热点问题，参与全球活动时，中国不会采用美国那种打烂一个旧政权，重新扶持一个新政权的方法，而更青睐对话，劝解，帮助当地建设。当然这种方式的效果比较慢，但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做法的可行性、合理性也需要一个过程。
世界如何接纳中国
所谓的“北京共识”背后实际上西方人有一个潜台词，就是中国不只是在经济，在军事、环境甚至整个发展道路上可能跟西方都完全不同，会是对西方的一种取代，这种取代对于习惯了以往美好日子，过惯了太平生活的掌权者，对于精英俱乐部的国家来说，就是一种威胁。这可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西方的一种思维是，对于只要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就有一种很深的疑惑。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描述中国的崛起：美国、欧洲、日本在冬日午后喝下午茶，很惬意的时光，突然闯进来一个大个子中国，他坐下来说：“我也要吃，我也要喝。”结果一壶不够，再加三壶，风卷残云之后就走了。这三个人开始商量：“这不成，他下次再来的话，咱们茶也没得喝，糕点也都没有了，揍也揍不过，怎么办呢？以后他进来这个门，得敲敲门，或者门槛加高一点，比如绿色屏障，环境问题，或者劳工，或者反倾销，或者人权，总而言之就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那些地方，我们都要给他设个坎，设一个规定，要满足了条件以后才能进来。”
这个改变在心理上的震动和不安，或者说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是一种深层次的担忧。更何况不同文明之间本来就有差异性，理解上就有一定的隔阂。所以，中国人纵使有一千张嘴，也解释不明白。但是，对于各种中国威胁论也不必太看重，有的时候它也有一定的好处，就是提醒我们需要注意一些怎样的问题。
中国加入国际俱乐部这个过程是互动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必须要接受现实，即这个巨人或迟或早最后都是要加入这个精英俱乐部的。
说到底，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现在这种发展，力量对比最终对自己是有好处的。但是，中国未来出事情，不是台湾问题，不是主权冲突，这些问题可能是导火索，但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国内，就是自己的体制是不是能够朝着继续改革和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在国际关系当中，中小国家是有可能身不由己的，但是大国，能够生存下来，几百年几千年生生不息，一定有自己生存的逻辑，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合理性。
谨慎地说，中国未来总体上希望还是大于失望，和平崛起和成功发展的可能大于内部危机爆发、矛盾不可收拾的可能。过去30年也证明这一点。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一个很简单的教训，也是重要的历史遗产，就是“文革”，它让我们懂得现在的30年来之不易，中国不能再折腾，中国一定要在稳定中实现发展，当然前提是进步与发展，而不是自满和停步，更不能倒退。
王逸舟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来源:中国改革
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现在这种发展，力量对比最终对自己是有好处的。中国未来倘若出事情，不是台湾问题，不是主权冲突，这些问题可能是导火索，但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国内，就是自己的体制是不是能够朝着继续改革和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
世界格局开始质变
世界格局在世纪之交的初期确实发生了变化。超级大国美国与发展最快的新兴大国中国在战略上都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虽然目前很难看得很清楚，但是这将是非常深远的变化。
美国处于比较明显的战略收缩势态，特别是在经过小布什政府八年晦气倒霉的战略失败之后，奥巴马开始新政，除了每届政府都会推出的诸如应对金融危机等具体政策，也能看到美国在休养生息。如果把它看成是猛虎，前一段是出击，现在是舔爪子，恢复元气。
外交上，奥巴马上台第一年基本上是修复关系，到处伸橄榄枝，用外交手段取代布什“武装到牙齿”式的军事优先政策，比如对内贾德、对阿拉伯世界和中美洲的一些左翼政权等。
另一方面，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国开始战略出击，官方说法是“更加有所作为”。最近的一次就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中国采取坚持立场，不妥协态度。去年和前年关于WTO的新一轮贸易谈判，也主要是中国、印度跟西方老牌工业国围绕农产品等重大分歧进行的悬而未决的谈判。所以也有人说新的贸易谈判主要取决于像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和西方老牌国家的对峙是否可以达到一个契合点。
如果仔细查看GDP、军事力量、社会发展等综合指数，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分量和前些年相比不太一样。这样的变化折射出新老交替的趋势——老牌工业国发展一百多年，占据了高位，是国际政治的主角。但现在，总的来说西方的乏力十分明显。新兴国家快速追赶、崛起，开始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世界格局变化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从历史上说，这种交替过程或持续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一话题的讨论都不会停息。
老牌强国的乏力
在这一次的格局转变中，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苏联解体、海湾战争胜利的得意忘形，放眼天下无敌手、“历史终结”等傲慢之后，发现现在自己不是万能的了，西方世界也有兴衰的规律。这种规律正在发生，调整。尤其是美国，以前是解决问题的能手，现在却屡屡表现乏力，同时也变成麻烦制造者。
比如，伊斯兰世界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西方的乏力不仅没有促使伊斯兰走向现代化，相反增添了它的混乱。在小布什时代造就了一批“拉登”之后，伊斯兰世界更加麻烦，更加混沌。如果过去是巴以冲突一个点的话，那么现在是从北非到西亚到中亚，甚至东南亚延伸出来的弧状的伊斯兰世界都处于一个忐忑不安、矛盾交织的状态，而且伊斯兰世界的未来都仍无法确定。
因此，西方世界不得不分享权力，不得不与新兴国家共治。这一过程是明显的，也会给国际关系带来很多变化。
比如，美国的相对收缩给了内贾德、拉登更多的机会，激进分子是很高兴的，因为他们看到了美国人的失败，看到美国陷入大的麻烦，比如金融危机。“塔利班化”在未来不只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很有可能向更大的范围蔓延。北非的一些激进分子也都宣称效忠拉登和“基地”组织。这种蔓延让人忧虑，哪怕对新兴大国，对我们非西方国家来说，如果想承担起未来全球治理的责任，朝着更加和谐的路子去走，这个问题对我们也非常严峻。
新兴国家的短长
新兴国家不仅有天然的优势，也有天然的缺陷。
很多人都说“中国模式”的优势，但对问题重视不够。中国的发展特点是政府主导、投资依赖、经济控制、意识形态紧缩，这些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混合在一起，一方面激发出人们赚钱、消费、投资的欲望；另一方面，政治公平、社会正义、人的教育发展以及制度性保障非常缺失。所以说中国既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上快速增长和政治上停滞不前、意识形态保守落后并存的国家。这种发展模式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或者说整个新型国家取代现有发达国家的势头会不会因为自身发展的不可持续而中断，这些值得忧虑。
比如印尼，从1967年苏哈托上台到1997年金融危机，印尼增长非常迅速，人均GDP从不到100美元到1000美元。但金融危机让这个“沙滩上的建筑”倒塌，这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内部族群矛盾、政治腐败、巨大的贫富差距等等。“印尼陷阱”对中国和新兴大国是有启示意义的。这些国家都有重大的短板和软肋，有些是短期的局部的，有些是长期的致命的。
所以，中国未来的外交问题，更多要看中国国内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体制的发展。说到底，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相对落后，特别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确实作出了调整，但调整不足以满足社会公平。只依靠执政党去推动，社会、媒体、法律等表现乏力，这个问题很严重。中国在目前这个看上去升势的过程中应保持清醒，不要自我陶醉，陷入“印尼陷阱”。
从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国际格局的角力不在于各个集团或者东西方之间在外交领域的直接对峙、较量，这都是“标”。真正的“本”是各国内部的调整——能不能“强身健体”，增强自身体制的进取心、开放性和自我修正能力。再好的制度，当它变得自满自得时，就该出问题了，必须加以反省和改革，才会持续发展。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尽管中国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但是反观外交，中国还是新手，相当单薄。中国在世界经济界是个蛟龙，弄潮儿的角色干的还不错；在政治界，中国开始学会博弈，开始搞大国平衡，建立大国战略对话框架，有点后来居上的味道；在社会界，中国的外交显得比较笨拙。面对国外媒体、NGO，不知如何回答，或是简单划一的条件反射。而这些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国内的状况，比如对NGO的态度，其实就是我们国内对NGO和公民社会的角色没有想清楚的表现，比如在全球环境治理、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不愿承担更大责任，说到底是国内这方面比较软。国内认为经济发展是硬指标，环境治理是第二位任务，因此，这样靠边的任务对于外交来说是软指标，招商引资是硬指标。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上的短板是内政的缺失。中国未来在外交舞台上的博弈能力既取决于我们外交官素质的不断提高，但是，也取决于国内的发展。比如，执政党是不是更有勇气去做一些重大变革，真正提高公民决定社会前途的份量。
中国的经济底气足了，民族主义也在上升，有可能出错牌，或在很多交锋中不慎重。比如售台武器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打好组合拳，我们打牌的次数和力量都在上升；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打牌，如果驾驭不好，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失控，也可能打错牌。
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主权纠纷最多的国家，目前还有十个主权纠纷点，如大家知道的和印度、日本、越南，还有大家不太清楚的朝鲜、韩国、不丹以及东南亚几个国家。这些纠纷点大的涉及几万平方公里，比如跟印度；小的就是几个礁石，专属经济区。我认为，未来一二十年，掌握好既不使主权被侵蚀，又不简单粗暴地对待邻国这个度并不容易。
现在中国随着奥运、世博会等的接连举行，以及经济实力的上升，盛世情结在增多。如果不加遏制地释放出去，可能会难以控制，并带来负面作用。比如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担忧，这需要一个平衡点，一方面不要让别人蚕食你，屈辱你，另一方面，不要用指望武力去解决曾经用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
中国外交需要提升质量
新兴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崛起目前来看还只是量的扩张。西方国家的实力不只是GDP，如果仅从这个指标看，G7的很多国家都被中国超过了。但这种超越都是简单的数量超越。制度性和结构性霸权包括很多别的东西：比如在国际制度、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决策权、倡议权、领导权。比如国际协议签署地的数量、国际组织领导数量，中国都很少。陈冯富珍出任世卫组织总干事是个突破，她是联合国18个大组织中现在惟一的中国籍主官。此外，中国参加的很多国际组织还是比较低层次的，含金量很低。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充当决策、动议、召集的案例很少。
另一个指标是国际贡献度，也能反映出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比如，北欧国家国民收入的
0.8%至1%用于国际维和、国际扶贫等国际事务，而中国只有0.3‰。很多跨国公司在北京、上海都有分部，但国际组织，尤其是对国际安全、国际政治起主导性作用的组织在中国设立机构的就很少了。
中国要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一定要加强两个东西：提供更多的战略外援，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
中国外交的战略外援指的是对中国发展、中国形象和中国利益等有直接关系的援助。比如对苏丹的援助，因为我们在那里有重大的石油收益；比如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因为在巴基斯坦我们有重大的地缘战略安全利益。甚至广义上讲，我们在印度洋海啸时给南印度洋国家提供援助都带有战略外援性质，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未来在这一区域的发展。
公共产品包括比如维和部队。中国现在提供的维和部队从数量上是常任理事国最多的一个，但和中国的能力相比，还可以大大扩展。我们提供的联合国会费达到3%，但跟德国的7%，日本的16%，美国的21%还是有很大差距。
公共产品的概念也不应只是限定在联合国范畴。中国现在也向非洲欠发达国家派出志愿者，每年是50至70人。这些人出去不是为了赚钱或开发能源，而是扶助当地教育，人力资本建设，保护濒危灭绝的物种等。这是伟大的创举，但问题是这类行为从数量到种类都仍然太少。
中国的外交其实已经做了很多调整。比如缅甸，中国不仅仅是外部想像的仅给缅甸将军们提供武器，拿缅甸木材等战略资源、获得出海口等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中国也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王毅曾作为特使去缅甸劝说其同意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到缅甸。再比如中国在劝解苏丹对立派别停止战争问题上，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做法都反映出中国特殊的介入，一种建设性、创造性的介入。
有些人认为中国只是monster（怪兽），就是掠夺资源，支持暴力政权，这并不准确。中国也在试图调整。在解决全球热点问题，参与全球活动时，中国不会采用美国那种打烂一个旧政权，重新扶持一个新政权的方法，而更青睐对话，劝解，帮助当地建设。当然这种方式的效果比较慢，但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做法的可行性、合理性也需要一个过程。
世界如何接纳中国
所谓的“北京共识”背后实际上西方人有一个潜台词，就是中国不只是在经济，在军事、环境甚至整个发展道路上可能跟西方都完全不同，会是对西方的一种取代，这种取代对于习惯了以往美好日子，过惯了太平生活的掌权者，对于精英俱乐部的国家来说，就是一种威胁。这可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西方的一种思维是，对于只要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就有一种很深的疑惑。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描述中国的崛起：美国、欧洲、日本在冬日午后喝下午茶，很惬意的时光，突然闯进来一个大个子中国，他坐下来说：“我也要吃，我也要喝。”结果一壶不够，再加三壶，风卷残云之后就走了。这三个人开始商量：“这不成，他下次再来的话，咱们茶也没得喝，糕点也都没有了，揍也揍不过，怎么办呢？以后他进来这个门，得敲敲门，或者门槛加高一点，比如绿色屏障，环境问题，或者劳工，或者反倾销，或者人权，总而言之就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那些地方，我们都要给他设个坎，设一个规定，要满足了条件以后才能进来。”
这个改变在心理上的震动和不安，或者说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是一种深层次的担忧。更何况不同文明之间本来就有差异性，理解上就有一定的隔阂。所以，中国人纵使有一千张嘴，也解释不明白。但是，对于各种中国威胁论也不必太看重，有的时候它也有一定的好处，就是提醒我们需要注意一些怎样的问题。
中国加入国际俱乐部这个过程是互动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必须要接受现实，即这个巨人或迟或早最后都是要加入这个精英俱乐部的。
说到底，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现在这种发展，力量对比最终对自己是有好处的。但是，中国未来出事情，不是台湾问题，不是主权冲突，这些问题可能是导火索，但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国内，就是自己的体制是不是能够朝着继续改革和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在国际关系当中，中小国家是有可能身不由己的，但是大国，能够生存下来，几百年几千年生生不息，一定有自己生存的逻辑，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合理性。
谨慎地说，中国未来总体上希望还是大于失望，和平崛起和成功发展的可能大于内部危机爆发、矛盾不可收拾的可能。过去30年也证明这一点。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一个很简单的教训，也是重要的历史遗产，就是“文革”，它让我们懂得现在的30年来之不易，中国不能再折腾，中国一定要在稳定中实现发展，当然前提是进步与发展，而不是自满和停步，更不能倒退。
王逸舟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来源: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