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屡遭诟病高耗低效 专家称要让学生参与

　　“语文课，请与课文内容说再见。”对于刚刚参加过“国培计划(2010)”——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上海师范大学高中语文班、小学语文班)的老师们来说，当前这一最前沿的语文教学理论，无疑给他们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怎样简简单单地上好一堂语文课，是15天培训带给他们的最大收获。

　　语文课上成了地理课

　　参加这一培训的老师都是各地的教学骨干，刚刚结业的第三期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研修班56名学员中有15位特级教师，有位学员第一次上课就带来他自己编写的两本专著。对如此高级别教师开展培训，“国培计划”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吴忠豪坦言“压力很大”，传统的听课、讲座远远满足不了学员需求。这次他们采用“工作坊”形式，通过个人备课、集体讨论、教学实践、评点反思，让学员在参与过程中体悟语文教学的前沿理论。原先驾轻就熟的教学方式不断受到质疑，根深蒂固的教学理念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老师们把这一过程称为“打磨”，那感觉就是“痛，并快乐着”。

　　“即使是如此‘高端’的语文教师，他们教学中也仍然存在一些痼疾。最普遍的是，对于语文课到底教什么，很多老师并不清楚。”吴忠豪举例说，课文《桂林山水》篇幅不长，但用词很精炼，语言流畅，构思巧妙，其中运用了很多修辞手法，尤其是排比和拟人，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但不少老师却花很大力气给学生讲解“山的特点”、“水的特点”，语文课上成了地理课。

　　在培训过程中，同样也碰到了类似问题。在对《香港，璀璨的明珠》一课进行备课时，一些老师习惯性地从网上找来很多资料，想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香港是一个“万国市场”、“美食天堂”和“旅游胜地”。“老师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介绍香港是一个怎样的城市，而这篇课文的语言特点是成语和四字词语特别多，如琳琅满目、物美价廉、一应俱全、大饱口福、举世闻名、奔流不息等，不下十来个。”吴忠豪说，“如何让学生理解和应用这些词语才是课堂的重点，现在却被很多老师忽视了，语文课的语文味也被淡化了。”

　　还原最质朴的语文课

　　这次研修班特别请来小学语文教学的“国宝级”人物——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于永正，一堂《高尔基和他的儿子》上下来，这些“身经百战”的骨干教师们都吃惊不小。生词教学、朗读训练、练习如何用三句话写回信，一堂课就这样简简单单，没有刻意雕琢的教学设计，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设置，也没有一道针对课文的练习题，却让人回味无穷。

　　“整堂课于老师都没有讲解课文内容，而是让学生反复阅读课文，自己又亲自示范读了两遍。”安徽省灵璧县实验小学教师张芳注意到，于老师一边读课文，一边在书上圈圈画画，他要求学生默读时也要边思考边批注，然后师生交流各自认为需要重视的词句。“于老师不断强调学生要动手去写，哪怕是一个词也行，因为那是学生自己的收获。”

　　山东菏泽单县教研室教师田知心特别欣赏课堂上的朗读环节。“于老师示范读了两遍课文后，让学生找出自己读的与老师之间有何不同。正是通过这种比较，老师把朗读的方法潜移默化教给了学生。他关注的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能力的培养。”

　　“于老师的课提醒我们，上语文课首先要落实‘教什么’。是教课文内容，还是教语言能力，语文老师必须认清自己的任务。”东北师大中信实验学校教师刘泳认识到，一堂语文课，如果教学内容有问题，或许只有在考试时才有用，那么教师的教学再精致、再精彩，课堂的气氛再热烈、再活跃，价值都极为有限。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于永正老师给我们还原了一堂最质朴的语文课，恰恰体现了当前语文教学最前沿研究强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吴忠豪介绍说，“一个中心”即以语言训练为中心，特别要加强语言的运用。“两个基本点”即培养语文能力(听、说、读、写、书)，提高人文素养。我们的课堂要由“教教材”变成“用教材教”；由“教课文”变成用课文学语言、用语言。这就要求教师由以往分析课文内容的教学，转向以策略为导向的教学，注重读法、写法、学法的指导，以提升阅读理解能力、运用语言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真正实现语文教学的“华丽转身”。

　　对于语文教学屡遭诟病的“高耗低效”现象，吴忠豪作了个形象的比喻：上语文课就像驾校上课，语文老师长期坐在驾驶员位子上，而让学生坐在副驾驶位子，学生学了三五年，却仍然不会开车。“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让教师和学生换个位子，让学生坐到驾驶座上，老师则在副驾驶座上进行指导，让学生自我参与、自我实践，教学效果就大不同了。”

　　“原来上好语文就这么简单！”安徽省涡阳县第四小学教师刘春卉参加培训后大为感叹。作为一线教师，她常常有这样的困惑：拿到一篇课文，琢磨来琢磨去不知道该教些什么，从何教起。为了上好课，她和同事们找来大把的资料，翻阅名家的参考书，还上网看名师的教学视频，可谓绞尽脑汁，但学生们的语文水平却依然不尽人意。“大家都感觉累呀！老师累，学生更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我们水平不高，还是学生不聪明？现在我找到了原因，是我们的观念出了问题，是我们的教法出了问题，把原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本报记者王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