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知堂』龙榆生：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张 晖）(转载)

发帖人：老熊  发表时间：2008-06-25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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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榆生：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
   
   
    ○　张 晖
   
    负气声名甘败裂，吞声歌哭愈艰难。
   
    ——钱钟书《得龙忍寒金陵书》（1942）
   
    　
   
    对于近世著名词人龙榆生曾在1940年至1945年间任职汪伪政权的事，人们一直比较关注。但如何给予评价？评价的标准又在哪里？则是人言人殊。《读书》杂志2006年第2期发表了散木先生的《读〈年谱〉》一文，从拙著《龙榆生先生年谱》[1]谈起，对龙榆生先生的事迹进行了评说。散木先生的文章对龙榆生先生寄予了很大的同情与理解，这与过去的评价尺寸显然已有很大不同。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散木先生的文章可以代表学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如何评价汪伪政权的深入思考。
   
    尽管眼下对汪伪政权的斥骂之声依然不绝如缕，但历史研究者早已希望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困扰，冷静地看待这段历史。近来王克文在《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一书中，郑重表示自己的研究并非简单的“替汉奸翻案”，而是尝试跳出“忠”、“奸”两立的政治框架，贴近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理解汪精卫的心态以及汪政权成立的前因后果。他说：“从历史的情境里探讨和理解一个人物的行为，纵不敢说是还其本来面目，至少有助于消减政治和情感因素的干扰，使不易论定的民国史，得到更大的讨论空间。”[2]这种回到具体历史情境的研究思路，在散木先生的文章中也时有体现，这让我十分佩服。唯一令我遗憾的是，散木先生在评价龙榆生的政治选择时，往往过多阑入对道德问题的考量。道德判断固然十分重要，但要了解龙榆生在汪伪政权中的所作所为，我认为，还是要尽量避免道德、政治、情感等因素的干扰，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思考，庶己可以接近历史的真相。
   
    　
   
    一、公开合作：加入汪政权
   
    和汪精卫有同门之谊，是龙投靠汪政权的诱因。龙和汪都是大词人朱祖谋的门生。汪精卫1901年应广州府试第一，当时朱祖谋任广东学政，所以汪一直对朱持弟子礼。[3]龙则是朱晚年在词学上的传人，他秉承朱的遗命，在抗战的炮火中保存下朱的遗稿，赢得许多人的尊重。汪作为朱的旧门生，专门写信给龙，对他整理老师的遗稿表示感谢。自此之后，两人一直保持联系，并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同门情谊。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龙一直服务于文化学术界，并无明显的政治诉求，也从未利用他与汪的关系谋取一官半职，或在学术界争取更大的利益。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龙亦十分看重他与汪的交往，并以此为荣。当然，这种心态也是人之常情。正如1922年5月30日，新派人物胡适谒见废帝宣统，亦沾沾自喜。（见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页75－76）然而，谁也无法料到，这段本使龙感到荣耀的关系却使他最终卷入政治漩涡，以至于这个原本普通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在1940年之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正式成立国民政府。早在1939年12月，汪就派遣随从秘书陈允文去看望龙。龙在《干部自传》中回忆：“（陈允文）说汪很想念我，听到我身体不好，准备给我一些友谊上的帮助，并不要我做任何工作。”到1940年2月，“陈允文又来看我，说汪想和我一叙久别之情。……见面时，汪说：‘国土快被蒋介石丢光了！我想在老虎口里挣回一点算一点。’……我那时却以为他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来搞这一套的。”到3月，汪正式派陈允文来问龙是否愿意去南京就职，龙表示：“我是一个无用的书生，只希望有个比较安定的地方，搞点教育事业。”汪后来又以“为苍生请命，为千古词人吐气”之语邀请，被龙拒绝。到4月2日，汪没有经过龙本人的同意，在《中华日报》上刊登立法院立法委员的名单，其中有龙的名字。当时龙仍在上海，事先没有任何消息，而报纸上忽然刊登他就任立法委员的事，立刻招来友朋的非议。经过犹豫彷徨，龙辞去在沪所有教职，于4月中旬方始赴宁就职。
   
    根据龙的自述，他之所以选择赴宁就职，主要是汪软硬兼施的结果。一方面，汪以朋友的身份找龙述苦，跟他倾诉自己的政治理念，博得龙的同情；另一方面，则不管龙是否愿意赴宁就职，就将他的名字公之于众，使龙置于众叛亲离的位置，唯有选择赴宁。但龙的说法是否可信呢？
   
    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记载龙赴宁是在4月3日而非他本人所说的4月中旬。很明显，龙在回忆中给自己留下一个“犹豫彷徨”的时间和空间，以显示自己并非主动、积极地参加汪政权。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龙在汪公布名单的第二天就赴宁就职了。可见，龙在回忆中故意淡化、甚至抹掉了自己到南京就职的政治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后来龙一再强调他到南京只是为了从事文化事业，但他刚到南京之时，除了立法会委员之外，还一度兼任陈公博的私人秘书。半年之后，龙才辞去陈公博秘书之职。其中的缘由，龙在1951年所写的《自传》中曾加以表露：“我到了南京之后，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悲恨交集。我去找陈允文，要求见汪辞职。……陈一面安慰我一面说：‘你现在是沾上了色彩，也就没法超然了。’我无可奈何，只得忍耐下去。”又说：“我到南京参加伪组织之后，我看到伪政府的情形太糟了，哪里谈得上争回权利，拯救人民？我曾写过一封信给汪，希望他找点好人，培植若干比较有良心的干部，或者可以减少一些人民的痛苦。可是他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只是隔了一两个月，请我去吃一顿饭，谈谈诗词。”
   
    龙写这些自述，是想证明自己在汪政权中并未与政治产生关联。但是，从中反而可以看到龙在最初加入汪政权的时候，在政治上是有一定抱负的。只是这种最初的政治用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立刻被粉碎。龙对现实政治显然极度失望，所以导致后来根本无意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遂转而全身心投入文化教育工作，绝不过问政治。这是一个很清晰的转变过程。据此可见，前文所引龙的回忆“我是一个无用的书生，只希望有个比较安定的地方，搞点教育事业”，恐怕是龙事后有意地掩盖他最初在政治上有所用心的一个讲法。
   
    龙对政治态度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他有意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包括各类大小会议。1946年6月20日，苏州市高等法院在审讯龙的时候，他为自己辩护说“并未参与会议或机要”。可见，他认为不参加政治会议是远离政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与此同时，龙开始积极投入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汪政权在宁筹办中央大学（原中央大学已内迁至重庆），龙是复校筹委会委员。同时，他在汪的支持下着手创办刊登诗词研究及作品的《同声月刊》，这份刊物的撰稿人集中了当时诗词学界的著名学者，除在汪政权中服务的赵叔雍、钱仲联等人之外，还包括张尔田、夏敬观、冒鹤亭、俞陛云、俞平伯、夏承焘等人。[4]在负责中央大学教学、编辑刊物的同时，龙榆生还从1943年秋起，以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与日本人周旋、保护文物。
   
    龙在汪政权中的五年（1940－1945）中，不仅担任了许多文化教育上的行政职务，在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也达到了一个高质量的多产期。五年间，他撰写讲义，如《宋词》；独立编印、校勘、发行杂志《同声月刊》、《求是》；刊印词籍，包括《遁庵乐府》、《重校集评云起轩词》等；整理古籍，如校勘《庚申苏城见闻录》；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散文与诗词。
   
    综上可知：龙在最初加入汪政权时，在政治上是想有所作为的。但汪政权的现实，使得他极度失望，所以，他开始躲避政治活动，转而投身文化教育。他在潜意识中，已经将文化视作躲避政治的避风港。他希望文化是文化，政治是政治。学术教育如果与政治毫不相干的的话，他就可以彻底逃离政治。
    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龙逐渐意识到他的不参与政治，希望通过文化来保持自己的清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为了谋求将来的出路，他必须获得新的政治资本。
   
    　
   
    二、暗中反抗：策反郝鹏举
   
    1942年9月，龙秘密邀请学生钱仁康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这件事情的原委，直到1995年钱仁康正式撰写回忆，我们才略知一二。钱说：“榆生师从南京来信，约我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去教音乐。……后来他来上海和我面谈，说要我去南京纯粹是担任教学工作，不会和敌伪发生牵连。但他已和抗日力量取得联系，将秘密进行策反伪军的工作，我是他最信得过的学生，希望我在教课之余，能够协助他做好这爱国的实际工作。”
   
    钱仁康（1914－ ）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资深教授，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音乐研究所所长等职。他的回忆中有着事后的“洞见”，如称呼策反郝鹏举为“爱国”行为等，并不可全信。但可以从他的文中大致推测出：当时龙已经开始试图寻找不同的政治出路。
   
    如果按照龙自己的说法，他是直到1943年8月在北京见到张东荪，才开始真正进行抗日工作的。他在1951年6月30日所写的交代材料《我劝导伪军郝鹏举起义的经过》中说：“那时张东荪先生住在大觉胡同十二号，还在日本宪兵的监视中。我因和他的哥哥张孟劬（是一个史学家）有了二十多年的交谊，才得和他见面，请求他指引一条走向光明的道路。此后，我就和他保持联系，一方面留意人才，以便共同负起这个打击敌寇的责任。”
   
    龙在去北京之前，事实上已经和郝鹏举认识。回宁之后，便开始盯准郝鹏举，积极展开策反工作，甚至派钱仁康到郝鹏举家中做家庭教师。钱仁康说：“1943年榆师三次去北平，告诉我是通过张东荪教授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取得联系，商谈策反的事。……1943年，榆师介绍我去郝鹏举家里教他的女儿弹钢琴，要我试探郝的思想动向，并做他的思想工作。”
   
    1943年9月，郝鹏举出任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和保安司令，龙赋《水调歌头》词相赠，下阕有云：“淬砺江东子弟，相率中原豪杰，风雨共绸缪。”分明有军事行动的意味在里面。1944年3月，龙从南京浦口乘火车到徐州会晤郝，两个人曾一起登山。至于具体谈了些什么，则无从知晓。
   
    1944年暑假，龙为策反郝的事情，又专程去了一次北平。关于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的许宝骙在1981年发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一幕军事活动》一文中有详细的回忆，他说：“龙为郝的问题曾专来北平找张东荪先生商量，我也参加了意见。龙讲述并分析了郝鹏举当时的情况和处境。概括说来是这样：郝原是蒋军胡宗南部下的一名师长，由于胡匪拐夺了他的爱妻，郝一怒之下，就带领所部脱离胡匪而投降了汪逆（龙当时讲到这里时，曾恰当地引用了吴梅村《圆圆曲》中的‘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一名句）。……当时日寇的败局已日趋明显，郝自然要及早预谋出路。而由于‘夺妻’之恨，无脸面重回蒋胡匪军，因而想在时局变化时别树一帜，投靠民主政团同盟云云。……郝的最主要的一点要求是日后得到安全保障，而民主政团同盟根本无力作他的保障；我们应该劝告他再向前多走一步，到时起义，干脆投靠中共武装力量。……榆生又认为，他自己已经做好了打底子的工作，要进一步和郝洽谈，须换个生人作为民主政团同盟的代表前去，才能更引起郝的重视和信赖。于是决定，这一任务就由我出马去做，由榆生先生去通知郝鹏举。”
   
    郝鹏举是否真的因为“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向共产党投诚，此事无从论证。但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来看，龙无疑在策反郝的行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许宝骙在文中还说：“榆生当时又说，在江西方面还有一笔更大的生意，正在接洽之中，等到酝酿成熟，还要找我商量。”许文所说的“江西方面还有一笔更大的生意”，龙在《干部自传》中也曾透露：“我还注意过一个做过伪警卫旅长的刘夷，……他在九江牯岭搞畜牧，一次回到南京，对我谈起，在鄱阳湖附近有不少蒋军，是他的旧部，想通过敌伪，转向解放军。……但不久，汪死在日本名古屋，这计划又落了空。”
   
    策反郝鹏举和刘定一，是龙在汪政权中策划的两件大事。这些秘密的政治活动之所以能够展开，完全是因为龙一直仅以文化者（如周佛海在日记中称他为诗词家，见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1944年6月25日，页894，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的姿态出现在汪精卫和公众面前。诗词家、大学教授的文化身份，正是别人给龙的评价符号。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看似文弱的书生，一直在暗地里进行对现政权有颠覆危险的政治活动。龙的文化身份，在这些政治活动里面，恰恰起到了一种掩饰的作用。而龙为策反郝鹏举成功，也微妙地利用自己的文化身份作为挡箭牌。
   
    　
   
    三、留守南京：一个文化立场
   
    上文的分析一直比较强调龙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活动。学术教育一开始就是龙的避难所，继而又沦为他的面具。文化似乎是他的工具，他的一切目的似乎都是政治。然而，当汪政权倒台之际，可以从他的所作所为上，惊讶地发现龙在内心深处，确实认为文化应该和政治脱离，甚至是：文化可以超越政治。
   
    汪政权倒台之际，大小官员作鸟兽散。仅以文化官员而言，钱仲联[5]、冒效鲁、吕贞白等人隐居。当时身为汪政权上海市副秘书长的词人赵叔雍，则潜逃到香港，后来任教新加坡大学中文系[6]。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也躲到浙江乡间，后来安然出境（胡兰成《今生今世》之《永嘉佳日》和《山河岁月》两章，台北：三三书坊，1990年，页441－530）。在此关键时刻，龙却选择留在南京。他不仅没有外逃躲避，甚至在1945年8月1日还接任南京模范中学校长之职，负责善后事宜。
   
    龙并非没有想过躲避。他在1945年6月24日给学生张寿平的信里说：“但思将书物安置得所，再行相机率儿女遁迹他方，图茍全性命于乱世耳。”在7月15日出版的《同声月刊》中，他更公开说：“行将率妻子，入庐山；课蒙童，事垦牧。长与樵夫为伍，期为乐世之民。”但到7月下旬，因为担心南京博物馆在文物转移中遭受损失，毅然决定留在南京，取消远行计划。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9月，国民党政府对身处沦陷区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进行“甄别”考试，只有通过甄审的学生，其学籍才能被承认。[7]大学生于是组织游行请愿，提出：“学校无伪、学术无伪、学生无伪”及“反对歧视、反对甄审”等口号，进而展开罢课、绝食等活动。龙在这场运动中，支持学生的意见。11月18日，国民党教育部以了解学潮为由“请”走龙，将其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次年3月8日，龙从南京移至苏州狮子口监狱看守所，囚禁性质立刻发生了改变：从普通的犯人变为政治犯。随即，被判处12年徒刑。
   
    在整个事情中，首先要追问的是，为什么龙在最后关头没有选择离开，反而要选择留下来保护包括学校、文物、学生在内的所谓文化？是什么东西使得他对文化的关怀可以超越现实政治的恐怖？薛冰先生指出，龙“始终没有脱离汪伪政权的表示。甚至到了日寇投降，他还坚持着维持残局，……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实则龙氏是十分聪明的，事已至此，他只有一味装糊涂，才能于无可辩白之处行辩白，以期赢得旧日文化界友朋的‘理解之同情’”。[8]这种推测，正是王克文所说的“后见之明”，王克文说：“我们所知道的——至少自以为知道的——都是既成的事实。因为我们以已看到一件事的后果，所以上溯其因，就很容易掌握这件事发展的脉络；不过正因为看到了后果，我们有时也会犯下‘倒读历史’的谬误，让后见之明扭曲了我们对一件事的认识。”[9]
   
    之所以判定薛冰先生的推测为“后见之明”，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试问谁会预料蒋介石国民政府将对汪政权采取什么态度？留在南京，就意味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所以，外逃是当时人的唯一希望。从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开始，几乎有能力外逃的人都在外逃。所以说，即使龙真地希望获得友朋的理解，也不必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维持残局。况且，如果他自己想保护文化，至少也可以让家里人先逃离南京。但是，他都没有做。尽管现在知道，蒋介石后来对汪政权的人没有进行严厉的制裁，除枪毙少数大员陈公博、梁鸿志等人外，大多外逃的人并没有得到严厉的制裁，许多在汪政权中比龙职位更高的人最后都安然无事。如果龙当时选择离开南京，那么，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很可能不必受到刑法的处置以及承受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
   
    几乎可以断定，龙不畏惧生命危险而选择留在南京保护文物和学校，并非如是薛冰所说的求友朋谅解，恐怕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个原因，正是他内心深处的自信：即龙认为自己和汪政权中的其他人是不同的。龙在汪政权中，仅短期从事政治活动，其后一直在学术教育界工作（其策反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国民党无从得知），并不与政客同流合污。而作为一个保护文物、学校有功的有功人员，龙更加相信自己不会遭到刑法处置。在他看来，在汪政权中保存文化，同样也是有贡献的。即使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褒奖，至少不会有罪。这大概是龙当时的心态。正是因为这样，龙非但没有离开南京，还主动正式地发函给国民政府要员叶恭绰，请徐森玉等人前来接受文物。进一步说，龙内心认为学术教育可以与政治不相干涉。所以，他并不畏惧留在南京。
   
    然而，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学术教育真的可以与政治不相干涉吗？现实和龙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他在1945年11月，先是被请去了解学潮。1946年6月，以“通谋敌国”罪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尽管龙在审讯时，一再辩白：自己“未参与会议或机要”。然而，参加不参加机要、在关键时刻有没有保护文物、学校，此时已经并不重要。只要加入了汪政权，就是有罪的。当时也有人认为，龙之所以被判罪，参加汪政权只是一个借口，根本原因是他得罪了国民党的文化领导何炳松等人。[10]但不管怎么样，龙最终还是以参加汪政权而获罪的。无论龙如何认定自己并未参与政治，或希望以单纯从事文化来辩解，都是没有用的。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参加了汪政权，不管有没有参加政治活动，或者在文化上有着什么样的功绩，他还是一个政治的罪犯。从政治退守到文化，只不过是从政治上的合作变成文化上的合作，其合作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龙榆生在最关键的时刻，坚持文化的价值独立，不受政治约束。这在现实政治面前，不免是个天真的想法。
   
    　
   
    四、结语：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
   
    晚清科举制度的取消，使得中国社会许多生活习惯、风俗等都产生巨大改变。对于文人来说，科举的废除切断了法定的走上仕途的程序，读书人的生态由此发生显著的改变。一方面，通俗文化的发展养活了大批中低层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学术制度逐渐建立，学术独立也开始逐步实现。这两者使得读书人在政治之外，开始拥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
   
    但读书人的政治情结绵延数千年，岂能一下子截断。面对现实政治的不如意，读书人更加有理由说服自己寻找进入政治的途径。如大学或研究院的上层知识分子们在享受相对独立的学术空间之时，依然不能忘情政治，很多人一直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国民政府中就有许多学者从政，如翁文灏、吴景超、蒋廷黻、吴文藻等。最著名的莫过于胡适，作为文化领袖人物，他发表过许多政论，并于1938年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抗战时期，读书人更以不同的方式投入救亡。很多读书人弃笔从戎，也有一些人主张文化抗战，这不仅包括直接宣传抗战的大批文人，也包括撰写《通鉴胡注表微》、阐发胡三省民族思想的陈垣。
   
    龙榆生正是众多读书人中的一个。抗战来临，他不甘于仅仅以文字报国，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为和汪精卫有着较深的交谊以及受其政治思想的吸引，加入汪政权。随即感到绝望，遂转而回到学术教育，希望藉此脱离政治。但政治救国之心未死，他利用自己诗词专家的文化身份，暗中帮助中国共产党从事策反郝鹏举的工作。[11]当汪政权倒台之际，他认为自己在汪政权中主要从事与政治无涉的文化工作（策反事件在当时是不为外界所知的，包括国民党也一无所知，否则对龙榆生的处罚会截然不同了），对保存文物、学校有着许多贡献，应该可以不受政治的牵连。但最后龙榆生还是以政治获罪，文化身份在关键的时候并没有给予他任何帮助。
   
    傅葆石在讨论孤岛时期上海知识分子的时候，曾撇开政治的是非，指出“他们生活在日据的八年之间，无论做了哪种选择，但却共同上演了一出畏惧、苦难、生存和道德困境的悲剧”。[12]反观龙榆生在汪政权的几年中，也是同样如此。他既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又紧紧保住自己文化人的身份不肯放弃。时而迷茫、时而激昂，饱受生存和道德的压力。1947年，他在监狱中曾取《大智度论》里“山鸡救火”的故事，写成新体歌词，述说自己的心情。歌词后来经过钱仁康谱曲，丰子恺作漫画，广为流传。其中说道：
   
    “死而后已，尽吾心力不彷徨！死而后已，尽吾身力不彷徨！”
   
    　
   
    [1]拙著《龙榆生先生年谱》2001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2002年增订重印。本文引用的材料，凡未直接标注出处者，均见《龙榆生先生年谱》。
    [2]王克文：《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北：国史馆，2001），页4－5。
    [3]蔡德金、王升：《汪精卫生平纪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1901年说：“影番禺县试及府试，获第一名，因而深受学督朱祖谋和广东水师提督李淮的赏识。”见该书页2。
    [4]关于《同声月刊》的性质，很多人根据龙榆生的《同声月刊缘起》，认为杂志是“龙榆生奉汪精卫旨意所办，发表汉奸言论”的。如薛冰先生在《任拋心力作词人》一文中就如此看，见《金陵书话》（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页31。但龙厦材先生认为情况非但没有这么绝对，而且龙榆生巧妙地利用《同声月刊》表达他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志向。参看他的《记父亲的一篇佚文》，见《文教资料》1999年第5期。
    [5]钱仲联先生对他自己的这段经历，始终讳莫如深。如周秦整理的《钱仲联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马亚中所编的《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等钱门弟子编著的书中，提及钱仲联在1940年到1949年间的所作所为，仅录几首抗战诗，基本不及其他。
    [6]参看陈巨来：《记赵叔雍》，刊《万象》2003年第五期。赵的生平，直到现在似仍无系统的整理。
    [7]关于甄审的情况，可以参看罗久蓉《抗战胜利后教育甄审的理论与实际》一文，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1993年）。
    [8]薛冰《任拋心力作词人》，《金陵书话》，页35。
    [9]王克文：《孙中山、汪精卫与三次广州政权》，《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页33。
    [10]郑国鑫的说法，见《龙榆生先生年谱》，页148。龙榆生在给张寿平的信中，也提到这层因素，但没有直接点出姓名。见《龙榆生先生年谱》，页151。
    [11]龙榆生策反郝鹏举的行为，是否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然而，根据龙榆生在建国后所受到的礼遇，尤其是受到抗战时驻扎在苏北的陈毅元帅的礼遇，相信策反行动或多或少与中共有关。
    [12]Poshek Fu,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37-1945, 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