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要闻：《民国要闻探秘》 上

 
　　编者的话
　　民国史通俗刊物《民国春秋》双月刊，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创办于1987年1 月，至今年底已历10 载，出刊60 期，600 余万字。虽然本刊在史学期刊中发行量是较高的，但仍有很多读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能订到本刊，或没有能订到前几年的本刊，并以此为憾。而本编辑部又一时出不了《民国春秋》合订本，不能弥补这部分读者的缺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民国春秋〉杂志菩苹》，以应众多读者阅读之需。
　　本刊创办10 年来，承读者厚爱，专家、学者扶持，始终保持了自己显明的特色，在林林总总的期刊激烈竞争中，占有了相当的优势。先是被评为全国历史专业类核心期刊，继之又荣获华东地区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1995年夏获江苏省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本刊同仁精心组稿，精心编稿，使刊物真实可信，清新生动，贴近社会，贴近读者，始终呈上升趋势，在读者中影响日广。
　　不但新近出版的《民国春秋》以题材新、史料新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而且数年前刊于《民国春秋》的文章，重读之下，也别有一番情趣。本刊有保存价值、使用价值、研究价值。海内外数十家报刊，包括《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文汇报》及台北《传记文学》等，都转载过本刊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过本刊数十篇文章。编写某些民国史书籍，更是须以本刊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如撰写关于审讯汪伪汉奸的书籍，必得要参考本刊，因本刊有的文章纠正了一些图书的谬误，甚至补正了档案史料中的疏失。
　　《〈民国春秋〉杂志荟萃》共分四册：《民国要闻探秘》、《民国要人剪影》、《民国要案寻踪》、《民国艺苑风景线》。《民国要闻探秘》，收入角度较小，写法较新、真实再现民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民国要人剪影》，收入生动记叙民国军政、外交等名人一生经历重要侧面或片段的文章；《民国要案寻踪》，收入详细描述民国重大的、轰动一时的、至今人们知之尚少的暗杀事件和诉讼事件的文章；《民国艺苑风景线》，收入深刻反映民国电影界、戏剧界和文化各界名人的风貌、情操、遭遇、成就的文章。4 册字数共100 多万字，约占《民国春秋》创刊以来所载文章总字数的大约1/5.《民国春秋》10 年所刊文章，大体集粹于此编。
　　读者对本书有何批评、建议，对《民国春秋》有何批评、建议，望随时指陈，不吝指正。
　　民国要闻探秘——《民国春秋》杂志荟萃
　　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最早究竟是由谁透露出来的？仅是怎样透露的？许多史著和文章对此语焉不详。笔者在阅读民国史料时，发掘到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史料。现据此谈点一管之见。
　　1914 年的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顾及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日本则利用这一形势，趁机加强在华的侵略势头，企图排斥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特务在华活动十分频繁。早在大战爆发前夕，日本参谋本部就已获得情报，得知袁世凯确有做皇帝的念头。所以，这一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很注意加强与袁世凯身边一些人的联系，以了解袁世凯的心态，掌握袁世凯的动静。
　　1914 年8 月，离大战爆发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把中国的青岛租借地及其周围地区，包括胶州湾在内交给日本。德国当时虽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日本遂派军在山东登陆，德军在做了两天的象征性抵抗后投降。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并想进一步全面控制中国政府。
　　到了1914 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在1915 年的1 月18 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会见了袁世凯，面交充分暴露日本政府狼子野心的《二十一条》。当日置益陈述完《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后，袁世凯十分吃惊，当时他表情严峻，回答说：“此条款请与外务部会商。”临行，日置益威胁说：“如秘密（指《二十一条》）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第二号是关于满蒙，第三号是关于长江流域，第四号是关于福建省，第五号是关于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中国武器的标准化以及全国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问题。
　　袁世凯与日使会见后内心是非常不平静的。据顾维钧1960 年对胡适的入室弟子唐德刚（美国纽约市大学教授）口述历史时说，袁世凯在与日置益见面后，就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同日本谈判的方针，并让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再次任命职业外交家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之后，袁世凯单独召见了陆徵祥，经过密商后，决定不顾日本的威胁，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陆徵祥离开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后，立即找来了顾维钧。顾维钧当时任外务部主事兼英文秘书。顾接受命令后，立即携带《二十一条》文本，秘密送往美国公使馆。陆徵祥的原意是先交给英国的路透社，而顾维钧却首先送往美国公使馆。美国新闻界得到《二十一条》后，如获至宝，立即予以公布。消息传出后，迅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更是深深地震惊了美国政府，并对1921 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在以后几个月的中日马拉松式谈判过程中，每天下午或第二天，顾维钧都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英美通报谈判情况。
　　由此可见，最早向全世界披露日本试图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的是美国，而授意泄露《二十一条》的则是袁世凯本人，陆徵祥参与其事，顾维钧是具体执行者。遗憾的是这其中还有许多细小的情节无从核查清楚，盖其原因是顾维钧所保存的1931 年以前的文件，收藏在天津他的私宅，而其中有关这部分的文件全部丢失。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指示陆徵祥、顾维钧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新闻界呢？
　　原来这是他的一个计谋。围绕《二十一条》，中日双方举行谈判，袁世凯的策略是尽量拖延。他指示陆徵祥，“要尽可能拖延下去。”而日本方面则想尽快结束谈判，尽快签字订约。为了执行袁世凯的指示，陆徵祥想出了许多办法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徵祥则提出每周开一次会，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中日双方会谈三次。袁世凯之所以采取拖的策略，是为了期待西方列强出面干预。这就是袁世凯要把《二十一条》的消息和内容透露出去的原因。袁世凯的本意是想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借助欧美的力量来牵制日本，以便在复辟帝制问题上少付出一些代价。美国政府在得到《二十一条》的消息后，确也向日本政府施加过压力，美国政府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自己的驻日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尽管这样，袁世凯还是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到1915 年5 月7 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48 小时答复。袁世凯不甘心放弃做皇帝的念头，结果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于5 月9 日签订了《二十一条》。这样，不仅袁世凯为国人憎恶和唾骂，而且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陆徵祥也成为众矢之的。
　　赵映林
　　张宗祥帮助蔡锷脱险真相
　　天津《今晚报》于1986年5月16日登载了一篇《关于蔡锷脱险的新解》的文章，首次披露：当年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羁绊，潜逃出京的历史功臣，是现代著名学者、画家、书法家张宗祥，而非外界历来所传言的小凤仙。嗣后，上海《文汇报》于同年10 月4 日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改题为《帮助蔡锷脱险非小凤仙》；《报刊文摘》亦加以转载。
　　《新解》依据何在？作者说：最近在浙江省图书馆发现了张宗样先生所撰《记一幕猴戏》，在其后记中说：“袁世凯要‘追蔡之信’首先是由陈公侠（陈仪）得悉的，由于其他人都参加了进步党会，‘皆袁氏注目’，很难接近蔡锷，唯有张宗祥平时‘不参加任何党会’，无‘政治色彩’，而‘追蔡之信’又事关重大，因而富有爱国之心的张宗祥毅然决然自动要求担当起去送信给蔡锷的重任。
　　蔡锷乘火车逃离北京，直往天津，也是由张宗祥一手安排，并亲自陪同前往的”。笔者近日有幸翻阅张宗祥手稿《记一幕猴戏》，反复研读，觉得手稿所记与《新解》作者所谈大相径庭。
　　《记一幕猴戏》中提到蔡锷离京赴津、东渡日本之事计有两处。一处为正文第9 页第1 面：“又数旬而蔡氏易装遁矣。袁氏知蔡遁，命陈仪追之。
　　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知此事，陈仪又木强，忠于所事，不能说之纵蔡，于是赶陈前先至津，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迨陈至津，历访蔡之友人，均不得踪迹，废然以返。”另一处见后记：“予向不参加任何党会，因百里（蒋方震）识松坡（蔡锷），二人皆进步党，往还意气之间当相得。公侠追蔡之信既得，他人皆袁氏注目，予时一冷曹，且无政治色彩，乃自任之，速蔡行外，兼在津市赁一宅。”
　　将《新解》文字与张老的叙述两相对照，不难看出，《新解》的错误之一是：将后记中“乃自任之，速蔡行外”解为张宗样在北京给蔡锷送信井安排和陪同蔡锷前往天津。殊不知蔡锷早已“易装遁矣”，而张宗祥“乃自任之，速蔡行外”就是自告奋勇赶至天津，“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据有关史料，蔡锷离京赴津是得到袁世凯批准的，并非秘密行事。当时，蔡锷已患喉症，经日籍医师证明和向袁世凯请假获准，于1915 年11 月住入天津日本医师开设的共和医院，趁机加紧筹划和布置反袁事项，并经常往返京津之间。所谓张宗祥一手安排和陪同蔡锷逃离北京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蔡锷最后一次由北京去天津是1915 年11月17 日，同月19 日即离津潜往日本，然后转道赴滇。张宗祥急匆匆赶往天津送信从情理推测，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二、三天里。
　　“新解”的错误之二是：将袁世凯命陈仪到天津追蔡锷误解为“袁世凯要‘追蔡之信’首先是由陈仪得悉的。”张文说“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指的是蒋百里。蒋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早陈仪两年。陈仪受命之后向蒋透露了消息，蒋因陈仪此时固执愚忠，不能说服，转而与张宗祥商量，张宗祥乃自告奋勇接过了任务。袁世凯命陈仪追蔡，而追蔡之信首先由蒋百里得悉，这才是张老自述的原意。
　　在关系反对帝制斗争成败的关键时刻，蔡锷的同谋者蒋百里为什么想到了一介书生的张宗祥？张宗祥又为什么慨然允诺，甘冒危险充当报警信使？
　　原来，蒋、张是浙江海宁同乡，又是同庚。1898 年年仅17 岁的张宗祥就已与蒋百里在切磋学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因为两人的友情非同一般，蒋才放心透露机密，张也毅然自告奋勇。
　　综上所述，张宗祥对反袁斗争的贡献是，在蔡锷行将转道日本赴滇的前夕，及时报答，挫败了袁世凯最后一次的追蔡阴谋。这就是这段历史的真相。
　　李性忠
　　（第6页为蔡锷照片）
　　一桩对民国总统的“名誉诽谤”案1919 年9 月15 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某君戏作”，以诙谐幽默、辛辣嘲讽的笔致揭露了安福系对外卖国，对内独裁的嘴脸，由此引出了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名誉诽谤案”。
　　那么，这篇“戏作”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以致对簿公堂。原来该文将安福系各主要人物加以分类，排成如下世系表：并加以说明，指出安福系成立后，一味依靠日本人，与之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等合同，肆意出卖国家主权，不言而喻，日本人是安福系的“祖”。该系以段祺瑞为首领，一切行动唯段马首是瞻，而段不亲自出面，显然为“老太爷”，为“父”。徐树铮为段的心腹干将，无论表面上还是事实上皆是“主体人物”，而王揖唐为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代小徐出面组织，精心筹划，充任党魁，“非克家令子而何？”倪嗣冲自始至终协同徐“捣乱”，挟势力吓人，在小徐与靳云鹏争宠失意后又尽力为之排忧解难，自是“贤兄”无疑。曾毓隽主持党务，势力介于徐、王之间，“非弟而何？”朱深长司法部，与小徐关系极深，在其权限范围内处处承顺小徐，方枢前任国务院秘书长，即小徐替身，其为议和代表亦代表小徐，无疑，朱、方“皆佳儿也”。龚心湛原非安系，只因热心作官，投入门下，而安福系除用龚抵挡风浪以外，对他却不很爱惜，“恰合螟岭子之地位”。张弧新近投入安福系，为安福系收买非法议员数十人，又竭力为王揖唐效劳，自是“新结拜之干儿也”。徐世昌为非法国会选举产生的总统，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亦无疑也”。至于其他人的地位皆在上述诸人之下，而皆有“承家分产之望”，“名之以孙亦宜也”。惟有袁荣叟本为研究系骨干，近投安福系门下，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则螟岭孙之得意者”。
　　这篇“惹祸”的文章发表后，北京政府恼羞成怒，遂委派穆安素律师为代表，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起诉，指控《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并票传该报经理邵仲辉（即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二人到庭。
　　10 月1 日，邵、叶二人延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自行投案。10 月3 日，法院开庭，首先由原告律师提出控告理由，接着邵、叶二位被告进行申辩。随后，双方律师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被告律师林百架首先为被告作无罪辩护，陈述了三条理由：（一）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言论的权利；（二）原告控案，应由北京当局派员来沪，提出充分证据；（三）原告指控的文词原为游戏性质的政策批评文章，未违反宪法规定，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况且，该文本意是为了促进中国有良好政府，俾中国人民永享和平之福，并无任何侮辱意义。进一步言之，即使法庭认为被告举动越出了宪法规定的自由范围，也不能认为被告有罪。总之，原告实际提出的证据与控告实际依据的法律之间相距甚远，毫无符合之处，不能视为有效，法庭应将此案注销。
　　被告律师辩护后，原告穆律师当即起身反驳，称《民国日报》所载之文足以促使社会舆论讥笑“大总统及在职官员”，不但侮辱了他们，而且容易引起民众对他们的轻视。他认为，对此案应从四方面考虑：（一）被侮辱者之地位；（二）侮辱之方法；（三）侮辱时间及方法；（四）侮辱人之地位。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二位被告身为报馆主笔，皆受过高等教育，明知该文有侮辱性质而不加删裁，仍旧刊用，用心极为险恶。不仅如此，此文一经登载，使得南北和谈双方愈难接近，于中国未来和平前途大有妨碍。总而言之，被告以上海为避地，极尽诽谤、侮辱之能事，贬损政府官员声誉，情节恶劣，无疑应受到法律严惩。
　　法庭在听取双方辩论后，进行了庭议。迫于安福系的淫威，作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称《民国日报》所载文章本意良好，颇有价值，惟“侮辱大总统”一层属实，案情重大，最终判邵、叶二人各罚洋100 元。轰动一时的“名誉诽谤案”就这样匆匆结案了。
　　方平
　　云南一九二０年“洋人质”事件1920 年初，云南发生过土匪两次掳走“洋人”，借以要挟地方政府，把他们编队组军、甚至“划地保商”的事件，反映出西南边省当时的多个社会面。官、匪双方，斗力斗智。结果“洋人质”或乘机脱逃，或被官方谍报员营救，全部安然脱险，在民国史上留下了发人深思的一页。
　　美国医师夫妇荒山被掳
　　1919 年冬，在藏南开设医院的美国斯德温医师夫妇，到云南省城昆明度假。圣诞节过后，他们转向滇西，打算北上经武定县，渡过金沙江，返回西藏。
　　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正在扩军备战，妄图向省外扩展势力范围。他在省内拉伕封马、加税增捐，弄得百业凋敝，社会动荡不安。由于集中精力加强军备，对一些三五成群的路劫盗匪，长期掉以轻心，并未认真设法，加以肃清。而当零星散匪啸聚一起，成了“气候”，就不容易对付了。当时横行滇西、滇中，拥众数千的杨天福匪部，就是那样由小到大、由弱而强，洗村劫寨，不断危害民众的一股。
　　斯德温知道云南道路不靖的情况，但按当年政府规定，外国人出行，沿途各县都得派武装护送。斯氏过高估计乡团力量，有恃无恐，雇马前行。单他的行李和在滇购买的土特产，就有64 驮。
　　云南交通落后，汽车还没有出现。省内各县间往来，主要依靠步行或骑马。斯德温一行拥有60 多匹马，就像来往于省内各地运货的一个马帮！从昆明到禄丰，平安无事。然而，1 月3 日，从县城远郊大腰站出去不远，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下，埋伏在两旁的杨部喽啰20 余人，一拥而出。禄丰县公署所派乡团8 名，看到遇上土匪，当即开枪抵抗。可是寡不敌众，反被土匪打死了1 名。
　　斯德温夫妇和他们携带的大批物品，被匪众连人带马，一起掠走了！
　　7 名团丁逃回禄丰县城，“洋人”被掳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首先引起外国教会神职人员的不安。当地天主教堂神父列文，急电法国驻滇领事馆，要求转请云南督军公署，迅速设法“招安”杨天福，保证斯德温夫妇的生命安全。
　　在外国领事敦促下，唐继尧指令禄丰县知事，会同列文和地方士绅，设法和杨天福接头。同时，命令主管滇中及周沿地区军事的第三卫戍区，派出步兵第十四团，由设于禄丰的第一剿匪指挥部指挥，跟踪搜索，加强监视，相机出击。
　　经过地方设法，官方的“招安”要求，终于传达到匪部。这时，斯德温夫妇被掳已将一个月了。
　　接受“招安”的条件杨天福决没有料到掳来了“洋人”。他就是滇西人，自从1914 年脱离军营，投入“绿林”后，岳母、妻子部被关押在县牢内，财产也完全被没收。
　　虽然多次设法营救，都没有成功。他手头而今有了“洋人质”，因而看出营救家属的一线希望。于是，他吩咐不准瓜分掠来的财物，并要手下头目，妥善照顾斯德温夫妇的生活。
　　接到要“招安”他的信息后，杨天福开了窍。他既要营救被押家属，也要保全地位和实力。他估计，手里有了政府急于索回的两名“洋人”，政府同样受到牵制，有很大可能会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2 月中旬，第一剿匪指挥部收到了杨天福的回信。他首先表明，自己是云南人，“因为宵小倾陷，铤而走险，遭遇时会，聚众至万。长年剽劫，终非了结”（引文照原函直录，下同），因而愿意投诚，“以靖地方”。
　　杨天福要求，他的部众投诚后，政府必须“按照游击队编制，按月按名发饷”；愿意回乡者发给保护证件，“使众弟兄各得其所，安心度日”；留下编队者和他们携带的武器，仍由他“完全管率，以免分散滋事，并足以备国家缓急之用”；被扣押的家属，被没收的财产，要全部释放和发还。投诚后，听从政府调遣，如不出省，枪弹由他自备，勿须政府拨济，出省“则需政府补充子弹，调换枪只，每次以20 只为度，不敢格外苛求”。
　　信中还提出保证，今后，东至滇东北的东川、昭通，南至阿迷（开远），西至大理，在这片辽阔的区域内，如果再发生抢案，杨天福愿意负完全责任！
　　来信提出，双方可以约期在附近米槽天主堂中磋商具体办法。在这段时期内，杨天福担保不再抢劫。同时，政府军队“亦不得包藏诡谋，乘机袭击，以免冲突，贻害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法国领事必须出面，担保杨天福今后的生命、财产安全。
　　官、匪双方谈判破裂
　　唐继尧同意双方进行磋商。由管外交的云南交涉署派出一名科长，会同禄丰和邻县罗次两县县知事，到米槽和匪方代表吴营长见了面。
　　按照杨天福的部署，吴某带领官方代表，到土匪临时驻地，会见了安然无恙的斯德温夫妇。
　　2 月下旬，磋商正式举行。
　　官方代表的心态并不平衡。认为既然诚心接受“招安”，杨天福为什么还要继续“管率”部众？会谈还没有开始，便罩上了一层阴影。
　　双方磋商的焦点，始终集中在“洋人质”问题上。政府要求，立即释放斯德温夫妇；匪方则坚持，必须答应他们提出的全部条件，才能放回“洋人”。
　　双方相持了四五天，出现了僵局。
　　一直关注此事的美国驻华公使，从北京派参赞德利来到昆明，和地方政府共商妥善办法。唐继尧除要求和杨天福部接头的官绅，“设法劝谕该匪将斯医生送还”外，也命令剿匪指挥部，以重兵监视米槽，设如不能索回“洋人”，就用武力进行解决。
　　杨天福认为唐继尧并无“招安”诚意，2 月底，乘官军不备，挟持斯德温夫妇，深夜撤离禄丰县境，经由罗次，退到武定去了。
　　驻军得报后，立即派兵追击。但已为时过晚，追之不及。仅在罗次县境内，把后撤的匪方代表吴营长击毙。
　　磋商完全破裂了！
　　武定多的是深山老林，地广人稀，地形比禄丰远为复杂。土匪来去无定，难觅踪迹。
　　军方一筹莫展，只得会同县公暑，派出多名侦探（谍报员当时的通称），化装为普通乡民，四出查访匪踪。武定驻军营长杜国珍，则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洋人”。
　　英国牧师被掳美国医生获救
　　在和官方的磋商中，杨天福进一步认识到“洋人质”的价值。他对唐继尧政府拒绝接受条件感到恼火。当退入武定县境、途经偏僻的小乡他谷时，把当地基督教堂中的3 个英国人，牧师王怀仁（华名）和高心田（华名）夫妇，连同中国教友晏某、何某、马某3 人，也一起掳走了。他想利用掠来的5 名“洋人质”，胁迫唐继尧就范。
　　然而，出乎杨天福意外，高心田夫妇非常机灵，当股匪北退到梅子箐地方的时候，看到匪众稀稀拉拉，疏于防备。夫妇俩抓住这个机会，在坡路转弯的地方，冒险往密林中一窜，躲藏起来。匪徒们也竟然没有查觉，等他们过去了很久，高氏夫妇才走出密林。他们熟悉地理，于是步行来到最近的元谋县城。
　　元谋驻军正准备把高心田夫妇送回武定，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于意外的事。
　　斯德温夫妇也有着落了！侦探查知，他俩被安置在武定远郊、接近元谋县境的他腊乌地方，因远离县城，土匪估计军队难以前来，看守非常松弛。
　　侦探深夜摸黑，到斯氏夫妇被囚之处，带领他们乘夜出逃。未费一枪一弹，夺回了美国“人质”。在乡团协助下，斯氏夫妇同样被送到元谋，和高心田夫妇会合了。
　　稍后几天，武定县公署准备了“花红彩轿”，把两对洋人接进了县城。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却不能安心。杨天福手中，还有着英国牧师王怀仁！
　　由于两对“洋人质”的脱险，形势似乎越来越严重起来。
　　匪首的动态
　　3 月6 日下午，杨天福在武定县属麻地粱子地方，得知高心田夫妇中途脱逃到元谋的事，又急又恨。晚间，他组织了四五百名匪众，扬言追捕在逃的“洋人”，攻向元谋县城。驻军即时出动，半路击溃了匪众。
　　杨天福退回麻地梁子后，严峻的形势使他踌躇起来。最后，把王怀仁唤到身边，自己口授，让他写好两封信。晏某和何某两位教友，作为前往武定的信使而被释放了。
　　两封信，中文短信写给驻军营长，警告不能派兵追击，否则“必伤外人”。英文信写给高心田，要求他上报英国驻滇领事，和唐继尧商谈。除同样警告不能派兵追击外，还建议当局，把滇西一带地区，划为杨天福的“保商区域”，准他抽取“厘金”（税款）。“若准所请，由政府指定地点，撤去军队，双方派员会商”。
　　杨天福接着南撤，被掳去的马姓教徒乘乱逃回。只有王怀仁，被匪众带走了。
　　最后一个“洋人质”出险官方的侦探继续活动，其中有个名唤贺家运的，在土匪撤退途中，被当做普通乡民，掳去充当力伕，随队同行。
　　3 月9 日下午，贺家运在元谋西南的牟定县境内，看到被土匪挟持南行的王怀仁。他们原就相识。于是，扛着一袋粮食的侦探，故意靠近了英国牧师。土匪们都忙着赶路，对王怀仁并不特别留意。然而，前后十来步间，都有着三三五五的匪徒。贺家运只能匆匆告诉王怀仁，要他夜间警觉一些，自己将设法来找他，和他一道逃走。
　　这一夜，匪众在牟定境内的麦厂留宿。居民们早已跑到附近的山间躲藏起来。土匪挨家搜查，粮食和值钱的衣服都被掠走。他们最后集中到一个打谷场上，利用搜来的大铁锅，垒石成灶，生火煮饭。饭后，到空无一人的民房住宿，王怀仁由三名土匪带着，也住进了民间的平房。
　　跑路跑得太疲乏，顷刻间，匪众全部沉入梦乡。一直留意“洋人”行踪的贺家运，悄悄地摸黑入门，和早已在等候他的王怀仁会合，一道逃离匪窟，向荒郊跑去。
　　两个人跑了半夜，碰到了巡夜的团警，贺家运说明情况，要求把他们护送到附近的猴井。次日，得到急报的剿匪指挥部，派兵前来，把王怀仁接到了禄丰。
　　最后一个“洋人质”出险了，驻军没有了顾虑，对溃匪发动了猛烈攻击。
　　杨天福连连失利，边退边抢，使得滇西的匪情，突然变得严重起来。
　　杨天福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对策。滇西各县间，山多林深，出现了兵来匪散，兵去匪聚、继续抢劫的局面。到4 月中旬，杨天福又忽然出现在禄丰西邻的广通县境，还到他家的祖坟杨家茔地扫了墓。而当步十三团俞营闻讯赶到，他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余闻：杨天福的覆灭
　　从5 月到8 月，杨天福匪部依旧活跃在武定、罗次一带，一度还抢掠了昆明西邻的安宁县郊乡村。但在政府军认真进击下，实力逐日削弱，连参谋长简希贤都被活捉，“解省正法”。
　　在不利的处境中，杨天福审度形势，终于作出了“无条件投诚”的抉择。
　　9 月中旬，他把投诚信送到了禄丰，19 日，又派营长毕玉麟到禄丰剿匪指挥部，表明“甘心投诚，永无反侧，并不要求他项条件”。
　　唐继尧当时正在“废督裁兵”，准备实现“联省自治”的野心。私愿把他无法制服的土匪“招安”过来，为我所用。因而不但同意杨天福的请求，另外还派知情人到滇南，“招安”另一著匪吴学显。
　　西、南两路土匪，1920 年10 月初，全部换上官军制服。唐继尧命令他们集中到昆明，指定南郊干海子营盘为暂住地。同月17 日和19 日，吴学显和杨天福先后被唐继尧召见，委派他们担任游击队第一、第二支队长。土匪收编的军队，民间统称为“招安军”。在唐继尧庇护下，依然过州吃州，过县吃县，为害乡里。
　　1921 年1 月下旬，原驻川滇军军长顾品珍由滇东北起兵“倒唐”，唐继尧下野出走。2 月上旬，顾氏进驻昆明，被推为滇军总司令。对于唐部的师旅长和中下级军官，除少数随唐出走或坚决辞职者外，顾氏一律以“滇总”名义，任命他们担任原职，吴学显和杨天福自不例外。
　　土匪蹂躏地方多年，民愤极大。为防万一，云南省议会曾作出提案，建议收缴“招安军”的武器。顾品珍当时正在整饬军风纪，也风闻“招安军”
　　纪律松弛，因而把这件事交由新任第三卫戍区司令杨蓁去处理。杨蓁奉令后，作出了“双管齐下”的决定。先由他带领武装，去拘捕吴、杨。得手后，再请第二旅杨池生团协助，到干海子收缴武器。然而，想不到出了内奸，杨团参谋杜宗奇，和吴学显友善，慌忙找到吴学显，把机密泄漏出来。吴学显听到吴总司令要下手，立即到南城外杨宅找到杨天福，邀约杨一起回干海子，把队伍拖到滇南，另谋发展。杨天福迟疑不决，吴学显返身就走，骑马赶回干海子，煽动两个支队一起哗变。在他统率下，连夜逃往滇南。杨蓁没有逮到吴学显，接着出城到杨家，一场枪战过后，杨天福俯首就擒，很快便被枪决了。
　　吴学显此后继续横行滇南。1922 年3 月，唐继尧集结驻桂滇军，攻回云南，密令吴学显部里应外合。顾品珍率军阻击唐继尧时，误中匪部埋伏，陷入重围而阵殁。
　　万揆一
　　孙中山立遗嘱
　　孙中山先生逝世前曾立有遗嘱。流行的说法是，《遗嘱》及《家事遗嘱》系孙中山本人口授，由汪精卫笔录。然遗嘱产生经过究竟怎样？即使是当时逐日详细报道孙中山病情及治丧情况的《大公报》，对此亦语焉不详。该报载：“中山病状，近五日内日趋危险，昨晨已不能饮食，惟神思尚清楚，嘱进日前所准备遗嘱，手自签字，嘱咐家人，语至数十分钟……”《申报》报道得更简略：“孙中山病势，至昨夜骤恶，急招国民党干部留下遗言。”
　　近翻阅1928 年上海广益书店出版的《孙中山丛书》第四集，见有黄昌谷（当年曾跟孙中山同赴北京）写的《中山先生北上与逝世后之详情》，文中有孙中山留立遗嘱的详细经过，现介绍于下，以飨读者。
　　1924 年11 月13 日，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取道日本北上。一路上夜以继日处理公务，加之旅途劳顿，以致12 月4 日至天津后，历年积劳之疾一朝并发。
　　1925 年1 月26 日，孙中山因病久治不愈，进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遂延请各国名医诊治，并采用西方最先进的镭锭疗法，然终不见效。
　　遂于2 月18 日出院，移住铁狮子胡同5 号行辕，改以中医施治。
　　至2 月24 日，孙中山病情陡恶，随行人员焦急万分。是日下午3 时，一位女看护对宋庆龄、孙科、汪精卫等人说：“依我的经验看，恐怕孙先生已到了极危险的时候了，你们诸位有什么话要向孙先生请示，现在恐怕已经是到了时候了。”
　　早在1 月26 日确诊孙中山身患不治之症后，随行的家属及国民党要员，均极力主张预备一个遗嘱，万不得已时，请孙中山签一个字，以作全党遵守之信条。今日见孙中山生命垂危，认为此事宜速办，毋容再拖延，便公推汪精卫负责办理。
　　汪精卫把孙夫人宋庆龄请出病室，征得她同意后，便与孔祥熙等走到病榻前。这时孙中山似睡非睡，听得有人进来，张开眼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呢？”言毕又闭上了眼睛。汪精卫弯下腰，婉转地说：“我们四个人今天是以同志的资格来看总理的病况的，总理的病大概不久就可以好了。不过好了之后，必需长时间的调养。调养期间，本党的事情很多，又是很忙，不能够停滞的，一定要有同志，代总理去执行党务才好。要有同志能够代为执行党务，合乎总理的意思，没有错误，一定要总理先说几句话，让各位同志有所遵守才好呢。”汪精卫讲话时，孙中山听得很认真，他沉静了一会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说啊。”汪精卫再次劝道：“总理的病一定是可以好的，不过在没有完全好之前，恐怕调养的时间太久，不能够理事务，所以还是希望总理早说几句话，让我们能够遵守，照那些话去进行党务才好呢。”
　　孙中山沉默了许久，睁开眼，神志极为严肃地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啊！我如果是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是要加害于你们的；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是一定要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汪精卫又用极为诚恳的语调请求说：“我们跟随总理奋斗了几十年，向来都没有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呢？向来没有被敌人软化过，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够软化我们呢？不过总是要总理先告诉我们几句话，令我们有所遵守，方知道怎么样向前去奋斗呢。”
　　孙中山见汪精卫等恳求再三，缓声问道：“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见有了转机，连忙说：“我们现在已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是赞成，便请总理签个字，当作总理所说的话。总理如果是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孙中山听到这里，便说：“好呀，你们预备了什么话呢？念给我听吧。”汪精卫便拿出一张纸来，低声朗读：“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听完后说：“好呀，我很赞成。”这时又有一位家属（孔祥熙）
　　请求说：“先生对于党务，既是赞成说几句话，对于家属，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也说几句话呢？”孙中山说：“可以呀，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随即又取出一张纸来念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吾志。此嘱！”
　　汪精卫读完后，孙中山点头说：“好呀，我也很赞成呀。”汪精卫紧接着说：“总理既然是很赞成这两张字，今日可不可以就签一个字，当作总理自己说的话一样呢？”孙中山点头同意：“可以呀！”汪精卫于是开门出病室去拿笔。
　　这时宋庆龄正坐在客厅里恸哭，见汪精卫开门出来，立时走进病室。孙中山见夫人哭得很伤心，便决定暂不签字，以免去夫人对病人的绝望，所以当汪精卫拿了笔进来时，便说道：“今天不要签字，过几天再看吧。”众人遵命，从病房中鱼贯退出。以后大家因担心引起孙中山及夫人伤感，所以均不再提在遗瞩上签字事。
　　转眼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孙中山的病已到了百药罔效、群医无策的绝境。
　　3 月11 日上午8 时许，何香凝发现他的眼睛已散光，便与汪精卫等商量，准备让孙中山在遗瞩上签字。延至正午以后，孙中山挣扎着对榻前伺候的人说：“现在要分别你们了。”随即示意汪精卫近前，吃力地说：“拿前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呀，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汪精卫便取出上月24 日所写的《遗嘱》及《家事遗嘱》，由宋庆龄托着孙中山的手腕，用钢笔在上面签上“孙文”字样。签字后又用极安静的态度，向家属一一嘱咐后事。次日（3月12 日）上午9 点30 分，缔造中华民国之第一伟人孙中山终于与世长辞。
　　骆盛茂倩
　　廖仲恺遇刺轶闻
　　廖仲恺先生于1925 年8 月遇刺于广州国民党中执会门前，事件发生后举世震惊。当时正值黄埔党军成立之初，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北伐之际，骤然失去革命中坚和政府台柱，当然是广东革命政府以及全中国革命派的一个大损失。王懋功当时为广州卫戍总司令、黄埔党军教导第二师师长（第一师师长为何应钦）、第一军及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总队长，是处理这一要案的当事人之一。
　　40 年代初，王懋功被任为江苏省政府主席，但为顾祝同、韩德勤二人所排挤，无法上任，折腾半年，从皖南回到重庆，闲居渝郊老鹰岩游龙山何应钦公馆前院。当时笔者刚好在陆军大学学习，王懋功为笔者长辈，他自称也是陆军大学学生（王曾于1926 年春赴苏联，系苏联红军伏龙芝大学即苏联红军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与笔者为黄埔师生关系。他经常召饮笔者，与笔者无所不谈。
　　据王懋功谈，刺廖案发生前，他们（王及蒋介石）通过眼线人物已有所闻，据说以胡汉民为中心的右派国民党要人，要对廖仲恺先生采取行动，而廖仲恺先生及何香凝先生对此亦有所闻，故已有所戒备。然而，事出仓猝，廖先生不幸遇难。刺廖集团内部可能也不一致，行刺之事，连胡汉民事前也未有所知晓，可能并非计划行动，而是出于少数人偶然钻了空子，遂下此毒手。
　　案发后，胡汉民首先躲避起来。而广州卫戍总部当夜便逮捕了胡汉民之弟、粤军将领胡毅生以及有关的人员。王说，一举抓到胡毅生，也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王在案发后即亲自秘密派遣了得力人员和少数精锐武装，于入夜后即包围了胡毅生宅第，缴了守卫人员的械，胡毅生束手就擒，连手枪也来不及拔出，便做了阶下之囚！在王氏和笔者谈到胡毅生时，虽已事隔10 余年，但他仍然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而加仑将军等苏联顾问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成立的党军，便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基干，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掌握的军队。这时，以苏联武器为主装备起来的黄埔党军，已初具眉目，有两个教导师（干部全为黄埔军校教官及学生）以及其他部队，已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番号，蒋以第一军军长进而为北伐军总司令。
　　但是，此时粤军总司令部也并未取消，蒋氏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也并未解职。以许为首的旧粤军将领，面对黄埔党军，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
　　据王谈，许崇智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而胡毅生等人则属于困兽派，是铤而走险的首领。但是，行刺之事，胡毅生也未必是事先策划了的，而在当时，王蒋均注目于胡毅生。王说，他之所以给胡毅生来了个措手不及，其原因便在于此。胡毅生这个人反应迟钝，不若其兄之精明，事到临头，依然稀里糊涂，强作镇静，其人不谙谋略，真个好笑之至，宜乎其为阶下囚也矣！
　　胡毅生在被捕后一口咬定他并未参预刺廖之事，但却透露出许崇智曾“暗示”要把廖除去。理由是，廖掌握财政，是黄埔之母；除掉他，黄埔这个幼儿便没有奶可吃了！
　　然而，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执掌兵符的蒋王二人，当时也无法弄清何人为刺廖凶手，多数人认为是朱卓文，其实也不见得。后来才知道凶手是许部一中级军官，却在胡毅生被捕之前，早已遁迹大英帝国旗下的香港，始终未能缉获归案，这是对蒋王二人一个绝大的讽刺！许崇智遭蒋面斥，自知无法对抗党军，也便趁此时机得保首领，安作寓公，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于潜之
　　（第25页为廖仲恺遇刺后的遗容）
　　鲍罗廷夫人历险记
　　1927 年3 月1 日上午，苏联商务舰队的柏米亚列宁号轮船抵达军阀张宗昌军队控制的南京。商轮上高悬的苏联国旗引起了海关关员的注意，几名关员立即登轮检查。船上除了中国水手外，还有3 名自称外交邮员的俄国男人和1 名自称格鲁斯堡夫人的俄国中年妇女。关员要求检查他们的行李，俄国邮员以外交行李为由拒绝检查。关员随即报告张宗昌司令部，司令部立即派出一队白俄士兵登船检查。3 名外交邮员坚持说是为政府传递外交文书，拒绝启示行李。白俄兵强行开包检查，没有发现什么违禁品。白俄兵仍不死心，又强行检查了俄国中年妇女所带的行李，在箱底搜出一份写有“鲍罗廷夫人”字样的文件。白俄兵又惊又喜，问她：“这是你的吗？”中年妇女冷冷地看着他们，镇静地点了点头。
　　这位30 余岁，容貌端秀的妇女正是当时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的夫人。
　　她刚由苏联到达上海，准备由上海赶赴武汉，与丈夫团聚。此时，北伐军已先后战胜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使盘踞在江苏、山东的张宗昌和盘踞京津及东北的张作霖也深感不安，他们对鲍罗廷的名字是又恨又怕。白俄士兵查清了鲍夫人的真实身份，不敢擅作主张，便派人飞报张宗昌。张立即下令扣押。随后，鲍夫人被押到张宗昌的公馆，张亲自“接见”了鲍夫人。夫人向张提出抗议，要求尽快放她去武汉。张回答说，现长江一带战火纷飞，请夫人暂缓赴汉；待局势平静下来，再送夫人去武汉。说完，张即令士兵将鲍夫人押回船上监视起来，并将船上的苏联国旗和商务舰队公司旗帜撤掉，改悬中方军旗。接着，柏米亚列宁号被迫开往浦口，连船带人一并被张宗昌扣留了。
　　3 月6 日，张宗昌命令直鲁联军第二方面军稽查处处长孙尧臣将鲍罗廷夫人及3 名俄国外交邮员押送济南。鲍夫人一行人一下火车，即被送到督署军法课内监禁，由督署参谋长金寿良派出专员“伺候”。鲍夫人被扣押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国民政府各省市党部、各团体、机关纷纷通电，安慰鲍罗廷，同时斥责张宗昌的暴行，希望北伐军“速张挞伐，灭此朝食”。苏联驻华大使馆也连续3次向北京军阀政府提出严重抗议。3 月21 日，苏联驻华使馆代理大使齐尔内夫会晤了北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对张宗昌无理扣押苏联外交邮员和鲍夫人及柏米亚列宁号，再次提出严重抗议并发表宣言，认为此种行为是“公然及破天荒的违反国际公法和国际道义”。他警告说，北京政府应立即下令张宗昌放人放船，否则苏联政府将“采取他样之办法”。
　　张宗昌扣押鲍罗廷夫人，受到了国际国内很大的压力。但张并不甘心轻易放人，他只是电令济南戒严司令袁致和，将夫人由军法课关押改在津浦宾馆软禁。还下令袁设宴“款待”夫人。席间袁大献殷勤，要鲍夫人乘此机会饱览历史名城济南的风光，并企图引诱鲍夫人写信劝告鲍罗廷，主张南北妥协，遭到鲍夫人的严词拒绝。
　　张宗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派人秘密赴汉，要挟鲍罗廷，声称鲍若主张南北议和，即可释放夫人。鲍罗廷愤怒已极，斥责来人说：送还夫人是我个人的事，革命是中国民族的事，我绝不因夫人一人，而废弛中国之民众革命。张的代表只得灰溜溜地回去了。
　　张宗昌原想利用鲍夫人做做文章，但引诱与要挟均告失败，反而势成骑虎，进退维谷。张无计可施，只好派专列将鲍夫人解到北京。当时坐镇北京的是安国军总司令军阀张作霖。张在帝国主义列强怂恿下，正在疯狂反苏反共。4 月6 日，张作霖派兵搜查了苏联驻北京使馆，捕去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和10 余名苏联外交人员，并将鲍夫人和这批苏联人囚在一起。4 月18 日，张作霖绞死了李大钊等20 余名共产党员，又放出风声说要处死鲍罗廷夫人及苏联外交人员。为了抗议军阀的蛮横，鲍罗廷夫人及苏外交人员曾以绝食进行抗争。5 月7 日，张作霖宣布将由北京高检厅对鲍夫人及苏外交人员提起公诉。5 月23日，苏联政府外交部交给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一封公函，对这一事件表示关注，并严厉地警告北京政府：“此等人员若与李大钊等同一运命，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当之手段。”
　　7 月10 日，北京高检厅开始审判鲍罗廷夫人及苏联使馆捕去之外交人员。被告律师福克斯抗辩说，根据国际公法，外交人员是不可侵犯的，高检厅无权受理此案。审判持续了一星期，未取得任何进展，突然却传来消息：鲍夫人被释放了。
　　鲍罗廷夫人被军阀政府无理扣押长达数月，费尽周折也未能获释，何以突然之间轻易获得自由呢？原来，7 月16 日，负责审理此案的高检厅法官贺谦在请示张作霖时，张随口说了句对鲍夫人等“或可开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贺谦即以此为根据，下令立即开释鲍夫人，鲍夫人遂得自由。
　　那么张作霖又何以会说出“或可开释”的话来呢？这也是事出有因的。
　　原来，7 月16 日这天，美国参议院议员哈兰·皮汉曾会晤张作霖。会谈期间，张作霖洋洋自得地吹嘘了一番自己维持北中国和平秩序的“功绩”。他说：“我最近杀了20 多个共产党，明天我要杀鲍罗廷太太了。”张在说这番话时，凝视着皮汉，“意颇欲求其赞美”。哪知皮汉一听此话，大惊失色，连连摇头示意不可。他告诉张作霖，如果不经审判而处死鲍夫人，那么西方人士一定会把他看做野蛮无知的禽兽。因为在西方，对于妇女即使判决有罪，也极少处以死刑，更何况鲍夫人乃一名外国妇女！皮汉说此番话时，语气十分严肃郑重。翻译刚译完，张作霖立即沉下脸来。那时即使是很有身份的外国人，也很少敢于当面顶撞这个无法无天的军阀头子的。一时气氛颇为紧张，张作霖恨恨地盯着皮汉，大有要将他扣押之势。过了好一阵，张作霖才恢复常态，他没好气地对皮汉说：“好，既然你们洋鬼子对女人这样，我就不处鲍太太死刑罢。”
　　正巧，皮汉告退不久，贺谦前来向张作霖请示，张即随口答曰“或可开释”。其实，张作霖根本没有立即释放鲍夫人的意思，所以，当鲍夫人获释后两个小时，张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矣”。
　　鲍夫人对被释放也颇感奇怪，她深恐再有不测，于是迅速地回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张作霖知道后，又派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和公使团交涉，要求公使团允许中国军队再次搜查苏联使馆，逮捕鲍夫人等。公使团讨论后认为，高检厅既已宣布开释，则中国军队不能再次搜查使馆，拘捕人员。张作霖不能抓到鲍夫人，便将最高法院院长关押起来；欲抓贺谦，贺谦早已逃到天津去了。
　　鲍罗廷夫人脱险后10 余日，武汉国民政府背叛了国民革命，汪精卫等下令驱逐鲍罗廷。7 月27 日，鲍罗廷由武汉乘车前往洛阳，取道西北返回苏联——鲍罗廷夫妇此次终究未能团聚。
　　巫绍泉
　　（第28页为鲍罗廷夫妇合影）
　　一幕“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闹剧1928 年6 月20 日，新疆军阀杨增新宣布易帜，归附于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杨增新接受了南京政府的委任，取得了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头衔。
　　杨增新本是云南蒙自县人，前清进士出身，曾任新疆道尹、布政使等职。
　　辛亥革命后，由于新疆都督袁鸿猷被暗杀，杨增新便被推举为新疆都督，自此任期达17 年之久。杨增新在职期间，对新疆人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压迫政策，而且他平生多疑多虑，就是他手下的重要官员，只要被他猜疑，随时就有掉脑袋之险。有时在大宴宾客之际，只要杨增新以暗语示意，侍卫人员便立即提走他所怀疑的人执行死刑，而杨却依然举杯痛饮，谈笑如故。杨的亲信副官夏鼎、营长李寅就是曾被猜疑而遭杀害的。这种环境迫使杨增新手下的官员一方面向他百般献媚，防犯杨的猜疑；另一方面却又咬牙切齿，对杨刻骨仇恨。这种矛盾一旦激化，杨增新的地位便危在旦夕了。
　　当时，身为新疆交涉员的樊耀甫是杨增新所宠爱的要员之一。樊耀南是湖北公安县人，前清秀才出身，历任新疆迪化道道尹、新疆交涉员、军务厅厅长、俄文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他与当时的新疆政务厅厅长金树仁（杨增新的干儿子）同为杨增新的心腹爪牙。樊素有个人打算，虽表面顺从，其实早就想推翻杨增新的统治，取而代之。他知道金树仁也对杨不满，有叛杨的意图，便伙同金树仁暗中策划倾覆杨统治的阴谋。杨增新易帜后，自以为当上了新疆省政府主席，便洋洋得意，似乎他将成为新疆终身不倒的统治者。
　　岂料事与愿违，祸从天降，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变发生了。
　　7 月7 日，樊耀南邀请杨增新到俄文专科学校为学生颁发毕业文凭，杨欣然承诺，率领文武大员及卫队耀武扬威，前来赴约。樊大张华筵，款待杨增新。就在宴会进行之时，忽然枪声大作，樊指挥伏兵开枪射击，杨及随从军官皆被击毙。随后，樊迅速进入督府，宣布自己继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樊耀南如此神速地取得了省政府主席的地位，便欢喜若狂，得意忘形。
　　谁知自古有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樊宣布继任省政府主席之后不到两个小时，一队人马飞奔杀到，领头的正是金树仁。金趁樊措手不及，将樊与其党徒20 余人当场捕杀，金树仁即宣布接任省政府主席。这样，金树仁发动的“第二次政变”遂告成功。金树仁本来事先与樊耀南同谋杀杨，但金却暗中另有囹谋，终于演出了这场闹剧。由于当时新疆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且反动当局封锁消息，使外界不能明其真相。这三个剧中人都是科举文人出身，皆做过新疆道尹，而夺权手段之毒辣却是一个胜过一个。
　　金树仁取得省政府主席职位后，在他统治新疆期间（1928年—1933 年），不断制造民族仇恨，大兴杀戮，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1929 年他招来东北籍军人盛世才任参谋处长、参谋长。盛世才开始对金也是百般效忠，其内心却是假心假意，诡计多端。1933 年盛世才便驱逐金树仁，取得了新疆省政府主席之职，金树仁落得了一个“引狼入室”的可耻结局。此时的军阀盛世才，同样变成了一个疑神疑鬼、喜怒莫测的嗜血狂人。
　　李军
　　北洋军阀政客在天津的寓公生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争权夺利，穷兵黩武。今天你登场我下台，明天我掌权你滚蛋，群魔乱舞，丑态毕现。不少军阀、政客下野以后，遁迹于天津作了“寓公”。一来是因为天津有外国租界，可以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构筑自己的安乐窝；二来是因为天津和北京相距咫尺之间，便于窥测方向，重整旗鼓。当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就是说，某些野心家在北京的袍笏登场，却原来是在天津打扮起来的。
　　北洋政府前后5 任总统中，徐世昌、黎元洪、曹锟3 人在被迫下野之后，都息影津沽，颐养天年，后来也都病死在天津私寓；袁世凯、冯国璋与天津也夙有渊源。“东北王”张作霖进关之后，问鼎京师，粉墨登场，组织安国军政府，开场锣鼓也是在天津敲响的。北洋政府的32 届内阁，有1/3 的总理，
　　如段祺瑞、靳云鹏、唐绍仪、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顾维钧、熊希龄、梁士诒、朱启钤、高凌霨、潘复等，都在天津或久居，或暂住，在这里都设有私人公馆。在这里的内阁部长一级的人物更是大有人在，名声显赫的如王揖唐、王克敏、叶恭绰、曾毓隽、段芝贵、陆锦、朱深、张弧、张志潭、吴毓麟、吴光新、刘冠雄等等。至于下野督军、都统和省长一类的人，信手拈来也有一大串，如倪嗣冲、王占元、陈光远、张勋、齐燮元、卢永祥、李厚基、王承斌、田中玉、王怀庆、汤玉麟、张敬尧、鲍贵卿、孟恩远、万福麟、张作相……还有那位睥睨南北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等而下之，寓于天津的一般军长、师长、厅长、局长等等，为数就更多，夸张一点说，有如过江之鲫了。如此众多的北洋政府要员麇集津门，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风气上，不可能不对天津这个工商业城市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么一大批下野军阀与失意政客，在天津是怎样打发自己的寓公岁月呢？
　　有的野心不死，仍在窥伺再起1928 年6 月张作霖退出北京，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有些军阀在蒋介石的分化收买下，归顺了国民党政权。尽管后来大多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削去兵权，但终究能够苟安一时，依旧有高官可做，有地皮可刮。舍此而外，要想东山再起，只有依附于外国势力，充当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了。
　　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早就猎中了这一伙北洋军阀、政客。20 年代，在天津冒出来若干日本特务机关，如什么青木公馆、茂川公馆、三野公馆、松井公馆、和知公馆等等，大多以北洋旧军政要人为其工作对象，专事笼络这些寓公。愿者上钩，不少人逐臭而至，甘心卖身投靠，充当侵略者的傀儡。在天津日租界有个“三同会”，系三个亲日团体即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生同学会和中日同道会结合组成的，几乎把所有亲日、媚日分子都网罗进去了。这个“三同会”的后台，是日本驻屯军参谋部。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
　　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之后，把一批前清遗老和北洋旧吏都派上了用场；接着，日本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妄图在伪“满洲国”出笼之后，再如法炮制一个伪“华北国”。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个月，日本驻屯军唆使汉奸在天津制造“便衣队”武装暴乱，图谋推翻天津地方政权，并趁机将溥仪劫持到东北作傀儡“皇帝”。参与策划这次暴乱事件的头目张璧，就是当年驱逐溥仪出宫时的北京警察总监。段祺瑞下野居津期间，日本人几次怂恿他“出山”，主持东北或未来的华北傀儡政权；此事为蒋介石侦知，急派要员北上，将段祺瑞接到南京，才得以摆脱日本人的困扰。1935 年，原北洋政府湖南督军张敬尧在日本特务机关指使下进行反蒋活动，事机不密，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于北平六国饭店。在日本驻屯军的操纵下，白坚武出头组织“华北正义自治军”，计划攻打北平，夺取政权，也未能得逞。这个白坚武，就是当年吴佩孚的政务处长。
　　1937 年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就侵占了北平、天津及华北其他城市，被日本人豢养多年的那些北洋军阀、政客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纷纷沐猴而冠。如江朝宗出任“北平治安维持会”会长，高凌霨出任“天津治安维持会”会长，马良出任“济南治安维持会”会长。1937 年12 月，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一大批北洋旧吏，如王克敏、王揖唐、汤尔和、齐燮元、朱深、董康、王荫泰、门致中、王水泉等，都充当了汉奸大头目。这伙民族败类果然如愿以偿，东山再起了，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千载骂名。
　　有的皈依佛门，并非看破红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于杀人如麻的军阀，无疑是一副精神解脱良剂，因而那些混世魔王摇身一变而成“虔诚”的佛教居士。天津本非佛门胜地，又无高僧常住，却由于一时间涌来这么一批“皈依弟子”，佛教突然火炽起来。
　　曾经狂热地迷信“武力统一”的段执政段祺瑞，在下台后也笃信佛陀了。
　　他在公馆里设有佛堂，广交僧俗弟子。段的皖系部属也纷纷追随其后。不知是什么人调侃他们，封了个“八大金刚”，他们是：董康、朱深、黄郛、王揖唐、张孤、吴光新、王郅隆、倪嗣冲；并把段祺瑜比作释迦牟尼，曹汝霖比作观音菩萨，陆宗舆、章宗祥比作文殊、普贤。可见天上人间，同样都是以权力论座次的。靳云鹏与孙传芳在佛祖面前也不甘示弱，他们接办了一座规模不大的禅院，改名“居士林”，分任正副林长，每逢周日聚众讲经，善男信女济济一堂。不料在1935 年11 月13 日，施剑翘为报杀父之仇，混在礼佛居士行列，一举刺杀了孙传芳。这一场“血溅居士林”的武打戏，使寓居津门的北洋军阀人人自危，原来佛堂也并非清静之地，居士林顿时门可罗雀了。
　　佛教也是日本人笼络北洋军政要人的一条渠道。30 年代初，日本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寺在天津设立了一个“中日密教研究会”，参加者中日人士参半。
　　在日本人中最活跃的是驻屯军高级参谋石井嘉穗、日本居留民团团长臼井忠
　　三，都是握有实权的人物；中国人有段祺瑞、孙传芳、曹汝霖、王揖唐、齐燮元、高凌霨、纽传善、孙润宇、张志潭、白坚武等。会长先是段祺瑞，后为王揖唐。
　　在“七·七”事变前，蒋介石曾在庐山接见过王揖唐，授意王以中日密教研究会会长名义访日，接触日本朝野人士，藉此探测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向。由此可见这个佛教组织的政治功能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伙佛门弟子们纷纷沦为大汉奸，他们仍紧紧抓住这面佛教旗帜，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天津建立了一个“中华佛教会”，妄图全面控制中国佛教界。这个伪组织的会长是潘对凫（原北洋政府总理潘复的父亲），高级顾问有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董康、朱深，以及日本僧人吉井芳纯，常务委员有江朝宗、靳云鹏、王揖唐、曹汝霖、高凌霨等。仅从这一纸汉奸名单，就不难嗅出其龌龊臭气，所以为正信的佛教徒所不齿，不久也就名存实亡了。
　　有的弃官经商，生财有道军阀们这伙纠纠武夫，对赵公元帅的膜拜却也至诚得很。不少人在台上就亦官亦商，一身二任焉，贪婪聚敛，不厌其多。他们在得势之始，便以权牟利，多从封建性盘剥入手，广置田产、办盐务、经营当铺之类。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吉林督军鲍贵卿、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在天津都置有为数可观的房地产，并设有房产公司或经租处专营其事。如李纯的经租处每月所收租金与利息高达4 万元，而当时的金价不过每两20 元左右，计合黄金2000 两。曹锟家族（弟兄5 人）在天津及其家乡攫取的土地总在200顷之谱。办盐务的如吴毓麟、鲍贵卿、李廷玉、许兰洲、张廷谔；开当铺的如王占元、陈光远，曹锡及其弟兄开设的当铺竟有9 个之多。当备派军阀扩军备战之际，从事军需工业成为致富捷径。如曹锟当上了直鲁豫巡阅使之后，与其弟兄开设了粮栈、被服厂、饼干厂，产品主要供应军队，并以“军运”为名强令铁路局专车运送，不出运费，获取暴利。倪嗣冲的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本是粮商出身，利用筹办军粮之机做投机生意，大发横财。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吸引了北洋军阀、政客的投资兴趣。据统计，在20 年代前后，北洋军政人员对天津工业的投资额至少在4600 万元以上，约占当时天津民族资本10 万元以上大厂资本总额的58％。北洋军政人员对金融业的投资量为数可观，如著名的“北四行”有三家（盐业、金城、大陆）是北洋系资本开办的，其他如中国、交通、中南、中国实业、新华商业储蓄、北洋保商等各大银行都有他们的大宗股份。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天津的钱业一度发展很快，其中有不少属于北洋系资本；1937 年抗战爆发前夕，天津有银号122 家，其中北洋军政人员开办的占10％，投资额在百万元以上。在天津经济界，北洋系军政人员资本可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洋军阀政客投资经营企业，大多在他们执政掌权时已经开始，这就为他们下台以后弃官经商奠定了经济基础。对天津工业投资最多的是倪嗣冲、曹锟、黎元洪、周学熙、王占元、陈光远，仅倪嗣冲就达800 多万元。黎元洪下台以后，主要精力转向经营工商业，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有60 多家，投资额达300 多万元，他曾经担任过许多企业的董事长、董事职务。有些弃官从商者，如周学熙、龚心湛、吴鼎昌、徐世章、曹汝霖、颜惠庆等，在天津经济界颇有影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实业家、银行家。
　　有的恣意寻欢，挥金如土北洋军阀、政客依仗着搜刮来的孽财，整日沉溺在吃、喝、嫖、赌的放纵生活中，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挥金如土，祸及子孙，大多数人没有好的结局。
　　军阀、政客们把讨几房小老婆，视若寻常事，其手段不是霸占坤伶，就是为妓女赎身。天津南市妓院区有个天宝班，老鸨子诨号“小李妈”，风流放荡，以善于酬应军阀而名噪一时。小李妈最讨张作霖的欢心，张每次滞津期间，必找小李妈陪着“斗十胡”，许多奉系军阀也就成为天宝班的上宾。
　　张作霖、鲍贵卿、孟恩远、张宗昌等人都从天宝班领出过妓女做姨太太。有些高等妓院，由于军阀、政客的寻花宿柳而大走红运。三房六妾之间，常常引起争风吃醋的丑闻，甚至有的大打出手；外遇私奔之丑闻，当时小报也时有披露。
　　天津租界里的赌场甚多，五花八门，标新立异。比较著名的如同文俱乐部、泰安俱乐部、德国球房、吉拉枪场、安乐宫、回力球、赛马场，都是北洋军阀、政客及其眷属经常光顾出入之地。北洋财政总长张弧嗜赌若狂，在同文俱乐部曾经一个晚上输掉6 万元；奉系北京市长周大文，一次在回力球场输掉了两所楼房；曹锟之子曹士嵩“压牌九”，一夜之间把5 所楼房全部输光。真是各有千秋！天津的赛马赌风很盛，原来有一个英商赛马场，1920 年张弧、吴光新（原北洋陆军总长）又筹建了一个华商赛马会，与之对抗，更助长了天津的赛马赌风，每次开赛，全城轰动，成为一大社会新闻。热中于狂嫖滥赌，正是某些下野军阀、政客糜烂生活的写照。
　　有的颐养天年，保全晚节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华北以后，北洋军阀、政客叛国投敌者固然大有人在，但无视敌人的成逼利诱不出任伪职者，也不乏其人。
　　徐世昌就是其中一个。他在1922 年6 月被直系从总统宝座上赶下来以后，即退隐津门，长年以读书、绘画、赋诗、写字为乐，韬光养晦，不再涉足政坛。1937 年7 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徐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对外推说有病，从此不再出门，也不会客。日本贵族院议员坂西利八郎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先后通过靳云鹏与曹汝霖，游说徐世昌出任华北伪政权头目，均遭拒绝。1938 年冬徐世昌息患膀胱瘤症，泌尿科专家谢元甫劝其去北平协和医院做手术，徐担心被日本人劫持，不肯定出租界，以致病情延误，转年6 月死于津寓。曹锟在沦陷期间也受到日伪势力的胁迫，这位当年醉心于权位的贿选总统，一反故态，拒绝“出山”，落得个晚年清白。奉系吉林省长张作相，“九·一八”事变以后避居天津，日本人派伪满财政次长洪维国专程来津，以高官厚禄引诱张作相“下水”，被张严词斥退。此外，还有一些北洋旧吏，如张国淦（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王廷桢（曾任察哈尔都统）、陆锦（曾任陆军总长）、朱启钤（曾任交通总长）等，都抵制了敌人的诱惑，拒绝出任伪职。这些人，当年宦海浮沉，争名逐利，而在民族危难关头，保有一点爱国的良知，洁身自爱，保全晚节，确是难能可贵的。
　　杨大辛
　　抗战前华北武装走私奇闻
　　走私有“理”，缉私有“罪”
　　1935 年5 月17 日，秦皇岛海关派驻山海关的关员，率领巡缉队员数人，身佩短枪，正在山海关西长城段巡逻。当他们走至角楼湾附近，突然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向长城外面掷下一个装得鼓鼓的麻袋。与此同时，从长城下面隐蔽处冒出了两个人影，仓皇地将麻袋扛起向远方逃逸。巡缉员见状立即疾步赶上大声喝道：“站住！”城墙上二人见势不妙，慌了手脚，其中一人不顾一切，纵身跳下长城，一瘸一拐地尾追那二人逃去，另一人未及跳下，即被巡缉员逮住，押回海关，他招认麻袋里装的都是银元。
　　10 天以后，秦皇岛海关得到举报，称有两个状似日本人的人，向长城东北隅的罗城抛下了一包银元，要赶快派人前去检查。海关当即派员奔向所报地点察看，果见有两个包裹抛在城外墙脚。又见一人慌慌张张从城墙上跳下，跌入城墙外田氏中学院内，致遭重伤。关员当即将墙外两个包裹用铁钩钩起，果是两包银元。
　　这是当年华北白银走私的两个小插曲。像这样的走私活动，已非一日。
　　开始时，只是个人随身携带几十、几百元，偷运到关外。后来愈演愈烈，有用汽车上偷运出境，有混入火车上行李包夹带偷运。缉私人员从开往山海关的火车上，有时一天可以截住200 多走私者，没收银元可达数万元。但尽管如此，银元走私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更加猖獗，估计每天走私出境可达40万元。银元先是由各种渠道私运到山海关集中，然后由乔妆成伪满警察的日本人，将银元包运至东罗城上火车，再转运至沈阳、大连发往美国。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 年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又于1933 年和1935 年先后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非武装区”，遂趁美国政府1934 年实行大量收购白银之机，由日本人出面，在关东军支持下，在华北勾结大批日本、朝鲜浪人、汉奸走私商贩，无视中国海关主权，在海上、陆上，大搞进出口武装走私，在国际上造成“华北已经独立”，不再属中国管辖的形象。
　　为此，日本对我海关缉私，早就视为眼中钉。这年5 月份两次缉私事件发生后，他们由军方出面，气势汹汹地向秦皇岛中国海关提出了蛮横的要求，声称根据塘沽协定，中国已将长城割让给“满洲国”，中国海关不得再在长城执行巡缉，如中国方面不予承认，日方将把海关人员全部逐出山海关，同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赔偿受伤人员损失。
　　国民党政府为息事宁人，除对日方要求一一照办外，并立即指令缉私人员，从冷口、喜峰口、马兰峪、古北口一线撤回，并为“防止发生误会肇事”，命令缉私人员此后一律不再佩带武器，收回所有枪支。
　　从此，华北大门完全向日本敞开了。
　　运输队怪哉，缉私员屈煞白银像潮水一样流向关外，关外的走私货，则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涌进了关内。
　　1935 年9 月，山海关车站外的大马路上，一支谁也未见识过的“运输队”，耀武扬威地开了过来。这是一支武装走私运输大队，它由上百辆马车，200多人组成，车上满载货物，前后各有武装马队20 人开道、护卫。一个日本浪人，手持盒子枪，昂首阔步，怒目而视，率领着这支队伍在中国山海关查验所大门前喧嚣而过。中国缉私人员，个个憋着一腔怒火，却谁也无法过问。
　　1935 年9 月7 日，山海关车站内。一列西行入关的火车，正在站内待发。
　　徒手的中国缉私人员进入站内、见有朝鲜浪人多人，守护在待发的私货列车房。他们正准备上车查验时，一言未了，突然有50 多个朝鲜浪人，个个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木棍、石块等物，蜂拥而出，将中国海关人员团团围住，棍石交加，赤手空拳的海关人员寡不敌众，被迫退出，结果多人受伤，而私货列车却长鸣一声疾驶而去。
　　山海关车站如此，其他各地的中国缉私人员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秦皇岛缉私队长，因扣留了私货火酒，遭到日人殴打致伤。日本浪人甚至闯入山海关海关的监察长院内，野蛮殴打海关人员，将被没收的私货劫走。天津小西门卡所的关员和警长，甚至遭到了日本浪人的绑架，卡所办公室被占据，枪支被劫走，已被没收的私货全部被夺回。
　　海盗成“主人”，主人成“海盗”
　　走私规模更大的是在海上。
　　1935 年春，在冀东留守营的海滩。距离岸边10 几米处的海面，停泊着几艘满载货物的渔船，几十辆马车，正在忙碌地运送着从渔船上卸下的货物。
　　这批货物，又是从停泊在几百米外的海中的机帆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品种繁多，有人造丝、布匹、白糖、火柴、卷烟纸、煤油、润滑油、颜料、车胎、罐头食物，等等。因为全是走私货，机帆船不敢公然停靠码头，只得远远地停泊在吃水较浅的海滩外，搞起“马车、渔船、机帆船”这样的接力运输来，然后再偷偷地发往天津等地转运内地。
　　在1936 年春，走私的规模大大升级了。
　　在北戴河海湾里，大小船只密密麻麻，往来频繁，全都是走私船只。这些船只，载重有数吨数十吨的，更有数百上千吨的；船主有日本人、朝鲜人、汉奸商人的，更有日本三菱、三井等大财阀系统的；走私货物，应有尽有。
　　可谓无货不私，无私不走。所有船只，都有朝鲜浪人或日本浪人武装护卫着，就是看不到中国缉私船只和人员。
　　这些走私船只，大都是从大连开来的。除了北戴河，秦皇岛、南大寺、留守营、昌黎等北、东沿海各口岸，无不如此。最多时，各地口岸停靠的走私船，曾达1.2 万艘之多，各个码头上，走私货物堆积如山。
　　日本方面诡称，根据日本法律，向中国走私是正常的“特殊贸易”。为了使这种“特殊贸易”通行无阻，他们自1935 年起，即操纵冀东伪政权在唐山设立了“检查所”，在秦皇岛、北戴河等地，设置了“检查分所”，从而完全剥夺了中国在华北的海关行政权。同时叫嚷如果中国海关对走私船只进行检查，日本将视作“海盗”行为。中国缉私船只，不但不能执行缉私，反经常遭到日军炮击，被日军堵截。
　　“走私”不但合法，而且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公开成立了一个石河转运公司，雇有中国搬运工千余人，专事搬运走私物品。在山海关和秦皇岛等地，也有走私的专业组织。在天津成立的专营或兼营走私的“公司”或“洋行”，更是多如牛毛，足有二三百家之多。日本还成立了海上运输保险公司，收取高额保险费用，使走私者更有恃无恐。
　　华北走私活动至1937 年抗战爆发，历时长达3 年有余，给中国财贸海关、金融工商及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灾难。白银走私数额，最高时曾以每月1500万元的数量被偷运出境，致使不少银行、钱庄倒闭、停业，加深了金融危机。
　　关税收入大幅度下降，走私期间累计减少2 亿元。致使中国主要民族工商业如纺织、缫丝、火柴、卷烟、面粉、食糖等都先后因抵挡不住走私突袭而陷入绝境。
　　走私的恶果，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愈益高涨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1935 年底，北平爆发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武装走私”就是当时斗争口号之一。
　　刘大明
　　邓演达遇害前后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愤而流亡欧洲，并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强调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遗志。1930 年5 月，邓演达回到上海进行秘密活动，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了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活动方便，他们彼此往来均在偏僻的马路上用英语交谈，使特务无计可施。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
　　中国国民
　　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8 月9 日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的有10 个省、区的代表30 余人。邓演达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他起草的政纲《我们的政治主张》，并推举他为中央领导机构——干部会的总干事。大会结束后，邓演达从上海到东北、华北等地考察，并抓了几项工作：一、举办干部训练班；二、组织黄埔同学会；三、进行军事策划。邓演达的积极活动，在国内迅速产生了广泛影响。南京、北京、广东、四川、福建、江西、江苏、浙江、武汉、山东、河南等地14 个省市先后迅速成立了“第三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他邀集黄埔军校进步学生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以区别于蒋介石嫡系组织“黄埔同学会”，对蒋介石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蒋介石对邓演达极为忌恨，以30 万元悬赏捉拿邓演达，伺机对他进行迫害。
　　1931 年8 月17 日，邓演达出席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 号举行的干部训练班结业式，宣讲国内外形势。与会者正听得入神时，叛徒陈敬斋带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警探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中西包探突然闯进来，邓演达立即明白了敌人的来意，便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说：“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但敌人还是把邓演达和10 余名同志脚镣手铐押到英国巡捕房，关在一间只有1 丈见方的临时囚室里。下午3 点多被捕，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给吃一点水泡饭。邓演达鼓励难友们：“打起精神来！不要怕，不要急，一切有我负责，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看他们有什么把戏。”在巡捕房受审时，邓演达写下了一篇自述，简略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并表明他的奋斗目标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及独立的国家”。
　　8 月18 日上午9 时，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对邓演达进行了审判。下面摘引一部分审讯记录：审判长问：你赴愚园坊20 号做什么？
　　邓演达答：与朋友聚会。
　　问：你们不是正开会吗？
　　答：在谈话。我对经济学是有相当研究的，咋日是在讲中国的经济问题时被捕的。
　　问：政府方面说你有反动行为，事实怎样？
　　答：批评现政府则有之，至于积极的反对，目前还没有举动。
　　问：警备司令部要移提你，有话讲吗？
　　答：我想站在大多数民众的立场去批评现政府，是好意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大中华民国应体现法治精神。贵院有权裁判，何必到什么司令部。
　　接着审判长问辩护人意见。律师张志让和蔡六乘先后指出：这是一个为中外人士所关注的案件。如果将被捕者交警备司令部，将给外人攻击中国司法制度以口实。其次，邓演达是研究经济的，昨天讲的是经济问题，全无“危害民国”之言论，他在公共租界内被捕，管辖权属于江苏高等法院，请勿移送警备司令部。但审判长仍宣布将邓演达移送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为此，辩护人提出抗诉，被审判长驳回。19 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派人到法院将邓演达押走。
　　8 月21 日，邓演达被单独押解到南京，关在三元巷军委会内。临行前，他托人转告难友们：要努力学习，一天不死就要战斗。这时，“行动委员会”的同志安排了一个营救计划：邓演达有一个学生叫许沅圃，也是“行动委员会”成员，他有一个排驻防在三元巷，负责监护。每星期日晚轮到他的亲信卫兵值班。他认为这是营救邓演达出狱的良策。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行动委员会”还筹措了5 万元经费，作为卫兵眷属的转移费用。不料准备工作刚刚就绪，蒋介石又将邓演达移解到紫金山麓的一所空屋内（后来才知道是富贵山炮台废址），这就使营救计划全部落空。邓演达移解后，通过看守传出一张亲笔字条，上面用红铅笔写道：“我已被移住紫金山的茅屋内，以后通信将不可能，愿做白发囚徒，同志们要继续为革命努力。”
　　蒋介石抓到邓演达之后，起初觉得难以处置，即所谓“杀之可惜，纵之可畏”。但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汪精卫、孙科等人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共赴国难”的条件；同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又联名要求保释他们的教育长——邓演达，受邓演达影响的黄埔各届学生至少有5000 人以上。于是，下野前夕的蒋介石下了决心：秘密杀害邓演达，以免动摇作为他统治根基的黄埔力量。1931 年11 月29 日夜，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地方，诡称要将邓演达转移到汤山。囚车开到南京城东麟麒门外沙子岗时，司机佯装汽车抛锚，王世和要邓演达下车。
　　邓刚走出车门，身后枪声突起，这位忠勇奋发的一代英杰成了蒋介石阴谋的牺牲品，死时年仅36 岁。牺牲前，他在狱中书写了一幅对联：“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
　　1931 年底，从何应钦那里传出了邓演达被害的消息。宋庆龄将信将疑，于12 月14 日赴南京质问蒋介石，并强烈要求跟邓演达见面。她不住国民党的宫邸，而住在中山陵当年的奉安大典筹备处的简陋房屋里。她也拒绝乘坐国民党当局预备的小轿车，而坐一辆用灵车改成的小交通车。蒋介石原想敷衍一下宋庆龄，但最后实在无法掩盖，才被迫吐出了一句实话：“这个人你见不到了。”宋庆龄悲愤至极，一下子把茶桌掀翻，面斥蒋介石祸国殃民，蒋介石慌忙躲上了楼。
　　12 月19 日，刚从南京返沪的宋庆龄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奋笔疾书，用英文撰写了抗议杀害邓演达的著名宣言。然后由“行动委员会”中央直属区的负责人杨杏佛、谢树英译成中文。“宣言”严正指出：“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藏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宣言”深刻揭露：“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的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宁粤合流的实质是：“和平分赃，统一作恶”。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之道”。这份“宣言”，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后又登载于12 月20 日的上海《申报》。在宋庆龄的激励下，北平、天津等地举行了悼念邓演达的活动，不少人表示要响应宋庆龄在“宣言”中提出的“消灭军阀官僚，实现社会主义”的号召，化悲恸为力量，跟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先生在《哭邓演达先生》诗中写道：“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冠带自峨峨。”
　　陈漱渝
　　（第49页为邓演达被捕后的照片）
　　蒋廷黻衔命访苏记
　　原苏联国家档案局保存有当年蒋廷黻访苏时与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的谈话记录。现本文作者首次将其全文译出，以反映这次会谈的真相。
　　1934 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蒋廷黻，曾于1934 年去苏联访问了两个多月，他的这次苏联之行，使恢复邦交不太久的中苏两国关系，获得了改善与发展。蒋廷黻作为一个学者这次赴苏不仅仅是进行一般的学术交流和参观游览，还肩负有中国最高当局蒋介石交付的特殊使命。
　　蒋廷黻是在中国面临联苏抗日的政治背景下访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辽阔、富饶的东北，也直接威胁着苏联远东的安全。面对共同敌人，中苏两国政府捐弃前嫌，于1932 年末恢复了中断近五年的外交关系。同时蒋介石担心改善和加强中苏关系，会妨碍他的“剿共”大业。因此对日本一再妥协退让。1933 年初日军兵不血刃地侵占了热河，并派兵越过长城线，占领了冀东大片土地，直逼平津城下。日本侵略者的贪得无厌、步步进逼，使国内（包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开始觉察到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中日战争一开，东南沿海必将被日本海军封锁，那样中国就无法从海上接受外援。而中国广大的西北地区与苏联接壤。因此国内要求联苏的呼声日益高涨，有的报纸明确指出：联苏就是为了抗日！
　　面对日益深重的国难和愈来愈高的联苏呼声，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与苏联改善关系。可是这时蒋介石不知道苏联政府对他1927 年以来一系列反苏行动所持的态度，意识到要改善中苏关系，他本人就可能是一个障碍。于是，他授权计划访苏的学者蒋廷黻去完成这一使命。
　　蒋廷黻是一位历史学家、自由主义学者，早年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著有《清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和《中国近代史大纲》，1929 年赴北平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九·一八”后，他与胡适、丁文江等共同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并经常在《大公报》和《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阐述对一些内政外交问题的看法，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后经《大公报》吴鼎昌引荐，蒋廷黻于1933 年夏和1934 年初，两次受到蒋介石召见，当面向蒋提出不少建议。蒋廷黻计划于1934 年暑假去欧洲访问，搜集中外关系史的资料。蒋介石得知他的这个出访计划后，7 月27 日在庐山牯岭再次召见他，让他这次欧洲之行“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以“测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嘱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蒋廷黻向蒋介石表示，作为一名学者，他很难担此重任。蒋介石对蒋廷黻说：我将使苏联当局明了，你是我所信赖的人。蒋廷黻遂允诺，表示当尽力而为之。
　　蒋廷黻于8 月16 日从北平启程，经山海关进入日本统治下的东北，8 月20 日从满洲里出境进入苏联远东地区。苏联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在出访前，蒋廷黻虽听到过不少的议论，可毕竟是道听途说，头脑里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看法。他曾说：“近十几年来，关于苏俄的情形，我读了不少，听了也不少，誉之者说苏联是天堂的临世，毁之者说苏联是疯子造的活地狱。”
　　现在，他可以亲眼目睹、亲身了解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了。
　　蒋廷黻乘坐的火车经过6 个昼夜的颠簸，于8 月26 日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首都工作和游览了半个月。9 月10 日去十月革命的爆发地列宁格勒。这座位于芬兰湾畔的历史文化名城，使所到的游人流连忘返。金碧辉煌的冬官，令人陶醉的涅瓦河夜景，彼得大帝和普希金的高大塑像，使参观者赞叹不已。
　　9 月16 日，蒋廷黻离开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9 月24 日，他致电蒋介石，除报告“在俄考察各情”外，提出了他对发展中苏两国关系的看法：“中俄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利害既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条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此时正在江西南昌坐镇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见到蒋廷黻的电报后，10 月1 日致电南京，指示孔祥熙秘密电告中国驻苏大使馆，说明蒋廷黻是蒋介石信任的人，可与苏联当局接谈，以建立互信；蒋介石在电报中还让孔祥熙告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洛莫夫，说明蒋廷黻与蒋介石有“深密关系”，蒋介石对他“极为信赖”，请鲍格洛莫夫“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开诚洽谈”。
　　10 月8 日，鲍格洛莫夫向莫斯科报告，孔祥熙向他转达了蒋介石的请求，希望苏联政府对蒋廷黻访苏给予通力协助。同时，中国驻苏使馆也向苏联外交当局交涉，希望苏联政府的外交官员与蒋廷黻会见。
　　苏联政府视蒋廷黻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10 月16 日派负责中国和远东事务的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与他会见，围绕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两人进行了坦诚的交谈。关于这次谈话，苏联档案里保存了一份详细记录，笔者从俄文译成了中文。为使读者全面了解这次谈话的内容，并评估它对日后两国关系的影响，现全文引述如下：蒋：阁下是否已获悉鲍格洛莫夫先生关于我担任蒋介石的代表，并受他委托求见的通知。
　　斯：我们已得知蒋教授的情况。
　　蒋：7 月27 日我动身出国前，曾应蒋介石之召至南昌。蒋嘱转达：蒋介石认为中苏两国由许多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什么打击或损害，中国也必将被殃及。他想探问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他关于两国关系的那些想法。
　　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对中国怀有最真挚、最友好的感情，因苏中两国不仅有共同的边界，而且还因苏联深切同情中国人民为得到平等权力、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怀疑，我们大家都一致愿意发展同中国的最真挚、最友好的关系。
　　蒋：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迥异，这是否会影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斯：有许多证据可说明苏联政府在对外政策中，从来不以什么社会经济的差异或好恶为准绳。我们从国家利益和苏联政府绝对服从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力求同各国哪怕是与我国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维持最和睦的关系。我们同一系列国家包括某些个人专权的地区保持关系，后者与我国制度的差异远远超过苏中制度的差异。尽管我们同这些国家之间并没有我说过的类似我国对中国人民的那种友情，但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仍在发展。为了说明问题，我可以援举我国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为例子：这些国家实行的是地道的法西斯统治制度，与我国制度是根本相对立的，但十年来我们仍一直与意大利保持着关系，因为意大利政府也愿意这样做，并且没有任何背弃与苏联之间的和平关系的计划。然而，我们同德国的关系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如果说目前的关系并不好，那仅仅是因为德国对和平、特别是对苏联的和平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蒋：我们知道苏联和许多非共产党执政的邻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譬如和土耳其、意大利和近来同法国的关系。在长期密切合作之后，非常遗憾，中苏关系破裂了，这会不会影响今后的关系呢？此外，大家知道，在中国当政的正是蒋介石，这个事实对苏联政府产生了什么相应的影响呢？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呢？
　　斯：我不想回顾过去的苏中关系，大家都很清楚，在一段时期的合作之后，是中国政府肇使合作关系破裂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制定政策也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追究往事。在我们确定今天同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现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的关系时，我们当然绝不能从往事和感情出发，而应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的关系。我们把它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也像尊敬其它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们见都不可能对我们的立场产生不好的影响。这一点我倒可以拿我们对法国的态度为例：大家知道，不久之前法国在组织反苏活动，企图建立各资本主义国家反苏统一战线，在这一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这些事件的发生还在苏中关系发生的那些事件之后，虽然如此，目前我们仍和法国保持着最好的深厚友情。
　　蒋：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作的解释，请相信，蒋介石并不了解苏联政府的观点，我将马上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他。我坚信，这对未来的中苏关系将有重大的意义。
　　斯：我希望避免因我们今天的谈话而出现误会，请您了解，我们今天的谈话是非正式的、秘密的，事先我不知道您会向我提这些问题，所以，我自然没有得到苏联政府授予的任何全权向您作正式说明，况且您本人也是蒋介石的非正式代表。
　　蒋：我明白谈话是秘密的、非正式的，但我能否认为您说的想法和原则反映了苏联的立场？
　　斯：我对您说的是个人看法，但我认为它反映的也是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态度，您当然可以如实地向蒋介石报告谈话内容。
　　蒋：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如果蒙您允许，我想再补充几点意见。
　　现阶段中国的对外政策，不能代表也不能反映中国的民族感情，不过，我们应该跨过这一阶段，并且我们大家都坚信它将不会持续太久。在最近两三年里，很多中国活动家向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提出与苏联合作和接近苏联的政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建议没有被我们的政府采纳。但是，至于说蒋介石，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他会努力开始同苏联接近。
　　请问，据您看，这种接近在什么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还要做些什么方可使之更有成效？
　　斯：这是一个很重要和繁难的问题，我应该认真考虑考虑才能回答，因此我暂不答复。
　　蒋：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也并不坚持要您立即回答。我想补充几点，或许会有利于您的回答。南京政府收到了关于中苏接近政策的建议，比如关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或者以任何形式表明，我们两国友谊的建议带有表面的性质。蒋介石谋求的接近苏联，不是通过形式上的结盟或别的什么公开表示，他希望通过培养相互间的理解与信任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向苏联政府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方与苏联作对，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为做到这一点，要按步就班地认真做好准备，比如可以通过外交合作的途径。毫无疑义，这无论对中国还是苏联都将是有益的。
　　斯：我赞同您的意见，不要追求形式上的接近和形式上的表态。至于具体的建议，那应该认真地考虑。在讨论这类问题时，我还应该再一次提请您注意我们各自的不同之处，您的谈话是以私人身份；我谈话时虽然也是以私人身份，可我并没有放弃充当我国政府的代表。
　　蒋：要进行这样的谈话，蒋介石不可能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只能选择非官方的方式。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属外交部管辖，所有的问题都要与它联系，而我们的外交部有自己的政策，它收到的有悖该部现行政策的报告，往往不转给蒋介石。况且，官方途径是不允许涉及像我们今天谈话中这样提及个人问题的。我个人衷心地希望促进我们两国的接近，如果我能帮助做些有益的事情，我乐于效力。我相信，假如中苏间能重新开始认真的接触，我们今天的会谈在这当中必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蒋廷黻与斯托莫尼亚科夫的这次会谈，是1932 年末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作用。蒋廷黻认为，这次会谈标志着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初步试探的阶段已经过去”。会谈后，蒋廷黻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由此了解到苏联政府对他的态度，他对蒋廷黻莫斯科之行的结果甚为满意，遂立即复电“甚表嘉许”，并从1935 年起，加快了联苏的步伐。
　　1934 年11 月7 日，蒋廷黻作为中国驻苏使馆的客人，应邀到红场参观了十月革命节的庆典。11 月10 日，蒋廷黻圆满完成莫斯科之行的使命后，乘火车离开苏联首都，途经波兰，前往德国访问。
　　一年后，即1935 年11 月，蒋介石任命蒋廷黻为南京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 年10 月，又让他接替颜惠庆担任了中国驻苏联大使。
　　杜华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阎锡山秘密
　　会谈的台前幕后
　　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连发密电，请阎锡山全力支持。14 日，张学良、杨虎城派苗浡然飞抵太原，“请阎来领导”。同日，南京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电请阎锡山“密加运用”，先将蒋介石从西安移居太原。15 日，孔电告阎说：“弟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太原，与阎晤商。16 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谓“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一时间，阎锡山似乎成了扭转时局的关键人物，为各方所瞩目。阎锡山也自感身价倍增，遂踌躇满志地施展其居间斡旋的计谋。可是，素重情义的张学良，却不领阎锡山的这份情，他对部属们说：“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还说：“我决不让老阎作（成）这一票买卖。”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潜赴太原，与阎举行过秘密会谈，阎对张早已有所许诺。
　　张学良为何要争取阎锡山
　　1936 年8 月初，张学良对身边的中共代表刘鼎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联共抗日，即便因此“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9 月中旬，他试图通过从前的部下、当时正在陈诚手下任职的冯庸，去说服既是蒋的心腹又有抗日热诚的陈诚，能与自己一道劝蒋，没想到陈诚向蒋告了他一状，张学良遭到了蒋的电报申斥。他没有灰心，转而去争取阎锡山。
　　张学良与阎锡山打过多年的交道。早在1927 年秋，张学良正率领奉军主力在河北与北伐军对峙，阎却背弃诺言，突派晋军东出娘子关，差点把奉军拦腰截断。1930 年，中原大战时，张出兵助蒋，把阎赶下了台。但张认为那都是自家兄弟打架，“事过境迁，恩仇俱了”，在国难时期，则应一致对外。
　　况且，1936 年8 月，日本已指使伪蒙军侵犯绥东，阎锡山已经增派晋军李服膺等师开赴绥东，协助傅作义抗战。因为阎很清楚，如果绥远沦陷，下一个，就要轮到他的老家山西了。面对日军的凶焰，阎锡山在暗中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对策。他原先是“防共”第一，红军东征，蒋派陈诚率10 万中央军进入山西之后，阎锡山说，他是在三个鸡蛋（指日本、红军和蒋系）之间跳舞，踩破哪个也不行。日军侵犯绥东之后，他则说：“中国今日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以图存的问题”。1936 年8 月下旬，阎密派他所最信赖的梁化之（政训处处长，阎的外甥，阎把梁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去北平草岚子监狱，密晤晋籍中共党员薄一波，请他回省“共策保晋大业”。张学良对阎已开始暗中“容共”的内幕并不知晓，但对阎担心日军侵犯山西以及他以“实力困难”为借口，不愿增派晋军去陕北“剿共”之内情则是了解的。再者，张学良认为，阎锡山虽非蒋之嫡系，但有地盘，有实力，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如果阎锡山肯在蒋面前为自己帮腔，阎的话还是有份量的。但张学良刚刚有了陈诚告状的教训，在不明底细之前，他不敢冒然行事。这时，张学良已不在乎自己获罪，但怕再露破绽，坏了大事。
　　张先派秘书去试探
　　当时，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为副司令，总司令名义上是蒋介石）
　　有个秘书叫李金洲，1932 年曾在太原任省会公安局秘书长，颇得阎锡山及其军政亲信们的信赖。1936 年9 月末，张学良单独召见李金洲，令其纯以“私人身份”（既不以“剿总”秘书身份，也不以张学良代表的身份），前往太原一游，“顺便”拜谒阎氏，试探一下阎氏对“剿共”的真实看法到底如何。
　　李金洲到太原后，先去探望阎锡山素来倚重的智囊人物晋省主席赵戴文，“闲聊”中，好像完全无意地谈到了绥东抗战，进而“漫不经心”地谈及“剿共”与抗日的关系。没想到，赵戴文非常明快地告诉李金洲：由于“对内”则无以“对外”，“阎主任（阎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时以剿匪非计为念”。这就是说，阎认为打内战就无法抗日，继续“剿共”并不是好政策。
　　随后，在赵氏的陪同下，李金洲又去拜谒了阎锡山，阎氏之所谈果真与赵之所述完全相同，阎并要李金洲转告张学良，“有机会”将与汉卿“联合向委座进言”。阎锡山和赵戴文显然明白，李金洲来晋并非是私人旅游，完全是奉张学良之命而来。因此，在李金洲离晋时，阎锡山还写了封信，托李带给张学良。李金洲返回西安，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向张学良报告。张以阎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颇有喜色”。
　　再派参谋长去打前站
　　为了能与阎锡山联袂劝蒋，张学良必须先亲自与阎深谈一次。可是，李金洲带回来的信息是否完全可靠？李并非东北籍（山西人），在东北军任职时间也不长，地位又不高，又是一个人去的太原，若是晋方否认了，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作证。更让张学良放心不下的，就是阎锡山的老谋深算。但考虑到山西已临抗日前线，事关其自身存亡，这一次，老阎似乎不会有诈。那么，老阎会不会变卦呢？张学良决定改派戢翼翘再去一趟太原。
　　戢翼翘，字劲成，曾在张学良手下任军长多年，后升为张的参谋长。阎锡山的智囊赵戴文和参谋长朱绶光，都是戢翼翘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的同学。中原大战后，戢奉张学良之命到山西缩编晋军时，对晋军又相当宽容，颇得晋系上层人物的好感。“九·一八”事变后，戢即辞职，此时正在北平闲居。张学良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曾受到过地的栽培，张即让何给戢拍电报，说张戢敢速来西安，有事奉托。
　　1936 年10 月初，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太师洞单独接见了戢翼翘。张说，东北军己不像从前那样了，现在官兵都要求打回东北去，“你告诉阎先生，希望将来在蒋先生面前要支持我们”。戢说，山西大同已吃紧，东北军要帮忙，阎定会同意。张说，东北军抗日，要借道山西，“从陕西入山西，乘同
　　浦路经过
　　太原到前线去，也请他答应”。张最后说：“我要亲赴太原见他，请他不要宣布，不要接我，保守秘密。”
　　戢同意去见阎，但担心去太原再回西安报告，然后再返回北平，会走露消息。认为不如让他带一个随从，待见阎后，他把交涉结果写成文字，密封好，让随从带回西安，他可径回北平。张考虑了一下，即让李金洲陪戢前去。
　　临走前，张给阎写了一封亲笔信，让戢带交阎。原文如下：
　　百公赐鉴：
　　李金洲返，述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战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兹嘱戢劲成兄进谒，俯乞进而教之。专肃，并颂
　　勋祺
　　张学良顿首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
　　戢到太原的当天，就去见老同学赵戴文和朱绶光。深夜12 点，阎即接见了戢。阎爽快地表示，在蒋先生面前支持汉卿，没问题，有什么要他说的话他都肯说；借道也没问题，还答应预先把道路修好；汉卿要秘密来太原，很欢迎，保证绝不透露出去。阎还对春天红军“东征”山西时，与红军激战，表示后悔。
　　戢离开太原之前，阎还给张学良写了封复信，全文如下：
　　汉卿仁兄勋鉴：
　　劲成兄莅并，并贲到手翰，并共洽谈，敬悉一一。（日本）对绥远，势在必得，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此后情形，弟随时奉闻。目下状况，统乞劲成兄代达。专此奉复。敬颂
　　勋绥
　　愚弟阎锡山上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
　　戢之使命顺利完成，即直返北平。李金洲则把戢的密信带回西安，报呈张学良。
　　解开张、阎密谈之谜
　　这时，蒋介石一方面让曾养甫做出邀请周恩来去广州谈判的姿态，另一方面，又令胡宗南等部在甘肃东部堵“剿”红军，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张学良为减少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一方面将堵“剿”红军的军事部署密告正在西安帮助他整训东北军的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另一方面，又致电蒋介石，表示有要事相商。10 月20 日，张学良得到通知，蒋介石明后天即来西安。
　　当天下午，张即秘密乘机飞抵太原。当晚，阎退去左右，与张学良彻夜密谈。
　　翌日，张学良飞高太原。22 日，张学良即在西安迎接蒋介石一行。
　　1936 年10 月20 日夜，张学良和阎锡山两人究竟密谈了些什么？由于没有其他人参加，他们两人又都一直讳莫如深，所以，长期以来，会谈内容就成为一个历史之谜。现在，让我们根据原始档案来解开这个谜。原来，阎锡山虽赞同张学良提出的劝说蒋介石联共联苏的抗日主张，但对中共和共产国际不无疑虑，故提出了三个问题要中共答复，因此，张学良回到西安，即将与阎秘谈的内容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叶剑英、刘鼎做了通报。10 月22 日，
　　叶、刘用密电向中共中央做了简要报
　　告。从这份电文看，张、阎会议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如下几点：一、既然蒋介石即将莅陕，阎锡山向张学良明确表示，他决心赴西安晋谒蒋委员长，请求蒋领导全国军民，联合红军，一致抗日。
　　二、请中央拨款，加强绥远国防工事，并调10 个师来加强绥远、宁夏、山西的国防力量。
　　三、倘若蒋介石不同意，阎锡山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不顾一切牺牲，让晋军与红军、东北军联合起来，全力抗日。
　　四、阎锡山准备把绥远的固阳、包头、五原、安北和临河五个县让给红军。
　　五、但阎锡山问张学良：
　　1.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开赴绥远抗日前线？
　　2.共产国际能否接济联合抗日的红军、东北军和晋军？
　　3.联合作战，红军能否服从指挥？
　　从目前已知的上述内容看，张、阎的这次密谈，不仅十分融洽，而且异常深入。可以肯定，在联共联苏以求增大抗日力量这一重大决策问题上，阎曾信誓旦旦地保证与张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张已把阎当作自己抗日救国的可靠盟友，因而已将东北军秘密联共联苏的大致情况向阎作了如实介绍。这样，在国民党所有的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就成为了解张学良联共内幕最多的一位。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阎已向张许诺，倘若蒋介石不听劝谏，不同意联共联苏抗日，阎决心不顾一切牺牲，与张一道，联共抗日（显然，这就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对阎锡山寄以厚望的主要原因）。不过，阎锡山对共产国际实际主要是苏联对抗日能否提供援助，较为担心。其实，这恐怕也是张学良的忧虑。中共中央在收到叶剑英、刘鼎10 月22 日的电报后，即于26 日致电共产国际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阎对张有所推动张助阎与中共建立“热线”
　　10 月30 日，阎锡山飞抵西安，与张学良等作竟日长谈，商讨借为蒋庆贺50 大寿之机如何劝蒋联共之事。当晚，张、阎等人同乘陇海路特备专车一道去洛阳。31 日，寿典结束后，张阎联袂劝蒋。恰在这时，蒋已得到了他最为高兴的“寿礼”：胡宗甫、关麟征等部，依照蒋之命令，在甘肃东部靖远一带将正欲西渡黄河的红军拦腰截断，于是红军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以求抗日和发展的计划归于失败。无论是河西的2 万红军（后称西路军）
　　还是河东的3 万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之中，处境维艰。蒋介石自认为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可于短期内彻底“剿灭”。当时，中共已把自存和抗日放到了首位，苏联更是要求中共拥蒋抗日，并已决定向宁夏的定远营运送援助中共的物资。蒋介石此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无论张学良、阎锡山如何婉劝，他还是怒斥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阎二人只好唯唯而退。
　　晚饭后，张、阎二人在洛阳军分校操场里散步，边走边谈，谈了很久，内容无从得知。不过，后来有来自二人亲信的传言，说阎对张说：“你要恢复你的家乡，我要保护我的家乡，一切得全靠我们自己，我认为蒋先生永远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今后，我们要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要干就得靠我们自己干了。”张表示势单力孤，阎说：“你干了天大的事，我也能帮助你！”目前，已有史料证明，正是在此前后，张学良产生了“苦迭打”（法语：政变）的想法。（当然并没有史料表明张学良会把这惊人的机密告诉了阎锡山）显然，阎的鼓励也是推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因素之一。
　　张学良和阎锡山在密谈中还商量了晋方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11月初，阎把亲信大员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帮助日本反共呢？或者联合红军抗日呢？”数日后秘密开会表决，“到会38 人，以31 票对7 票形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同时，在张学良的协助下，阎秘密派人到陕北保安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遂派当时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红一军团第四师政委彭雪峰，作为中共驻晋代表。11 月12 日，彭抵达太原，化名彭雨峰，以上海一个“公司”的“副经理”身份，与阎的亲信梁化之谈判。彭的办事处对外称“彭公馆”。经过谈判，红军答应在抗日作战中服从阎的指挥，阎则答应补助红军给养和弹药。
　　张的失望与阎的失算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原以为只要他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不料，斥骂他的函电如雪片般地飞向西安。苏联竟把他与汪精卫扯到一起。
　　当时，张学良虽也希望中共全力支持他，但怕舆论会更加责难他“赤化”，因而急需阎锡山公开站出来说话。可是，阎不仅不这样做，反而隐瞒了他暗中曾支持过张学良的事实，还把拍发给张、杨的“五乎”密电（电文中有5 个斥责张、杨的“乎”字）抄发给南京，使之公开发表，传诵一时。
　　张学良曾过于激动地对李金洲说：“此事他不要想摆脱干净，必要时我将调华北军队，会师太原。”这自然是一时的气话，但也如实地反映了张对阎的大失所望。
　　12 月25 日，张学良毅然陪侍蒋介石自西安飞抵洛阳，阎锡山得讯，尚“疑信参半”。翌日，张、蒋飞抵南京，阎锡山收阅电报，当即呆坐在中和斋（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厅）的皮沙发上，默然无语。不过，早在张学良派戢翼翘到达太原的前夕，即10 月10 日，阎就曾令其亲信徐永昌向蒋介石报告，他既不“引共以抗日”，也不“藉日以防共”，并要“使张学良不因日本而亲共”。西安事变一爆发，阎即对身边的人说：“现在的事比天大了，我不能帮助”张学良。
　　毕万闻
　　张学良沉默五十五年后畅谈民国历史
　　西安事变的主人公之一、曾经叱咤风云的张学良，自1936 年年底失去自由以来，过了长达55 年的幽居生活。1991 年8 月，日本NHK 电视台对张学良进行了单独采访，并连续两天播出《张学良现在开口说话——日中战争之路》的专题节目。现将该节目提供的资料整理出来，供民国史研究者参考。标题为整理者所加。张学良的讲话未作删改。
　　张学良自1936 年西安事变至今，事实上处于软禁状态，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1991 年8 月，我们成功地对他进行了单独采访。张学良丝毫看不出90岁高龄，以稳重的步调出现在采访会场。西安事变以来断绝了跟外部的一切接触，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学良，接受宣传机构的采访，是时隔半个世纪的第一次。
　　NHK 的矶村尚德说：“张学良先生，尽管你如此高龄，仍很高兴接受我们长时间的采访，我代表日本的观众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
　　“我有许多话想告诉日本人。我这次接受你们NHK 电视台的采访，目的是不希望日本的青年再犯过去的错误。我想强调的是，过去日本军人害了国家，发动了一场不幸的战争，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听日本人的话，才发动了战争。另外我也想让你们知道，使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我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使用武力是毫无意义的。我坦率他说，不是对任何人的攻击，是想让年轻人了解真实的历史情况。”张学良神情严肃他说。
　　张学良的青年时代
　　中国东北辽阔的大地是张学良的故乡。他生于1901 年，是当时在东北地区开始显露头角的张作霖的长子。奉系军阀的主帅张作霖，与在东北地区图谋扩大权益的日本相勾结，急剧扩大势力。张学良有“东北王子”之称，热中于网球活动。父亲对他进行“英才教育”，聘请了包括西洋人在内的数名家庭教师。张学良不但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而且接受西方英语教育。张学良说：“年轻时我是很想学医的。奉天有一所日本人建的南满医科大学，我与那里的一个学生是好朋友，所以常去打球玩。我又想进南满医科大学学习，父亲不允许，我就打消了学医的念头。但我又想去美国念书，父亲仍然不同意，想让我当军人。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过当军人，因此我经常开玩笑他说，我本来想当一名救人的医生，却做了杀人的军人。”
　　当时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战事不断。1926 年，控制中国东北地区的张作霖进驻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1928 年春，南方的国民革命军逼近张作霖所在的北京。张作霖反对以蒋介石为领导来统一中国，拒绝了停战谈判。
　　“我看事实对国民政府是相当有好感的，因为我希望中国统一。当时父亲和国民政府作战，我很苦恼，我是反对内战的。我问父亲：“我们打的内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中国人直接要作战呢？’我到河南去，看见路上好多人无家可归，很可怜，我流着泪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老百姓受这么大的苦，都是我们这个内战搞出来的。”张学良这样谈起当时他对内战的看法。
　　皇姑屯炸车事件
　　张作霖本打算在北京迎战北伐军，最后听取其后台日本的劝告，决定撤出北京，向奉天转移。日本人害怕张作霖跟国民革命军作战彻底失败，国民政府的势力扩展到东北地区。1928 年6 月3 日清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通过天津、山海关驶向奉天，6 月4 日清晨临近奉天站。5 时20 分，列车行驶至和南满铁路交叉的铁路桥时，突然发生爆炸。爆炸是在专列即将通过铁桥正下方时发生的，因此张作霖的专列被严重损坏的铁桥压住，张作霖生命垂危。
　　策划这一事件的，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河本等放弃了通过张作霖实现对东北的统治，企图以他的死为契机发动军事行动直接控制南满洲。
　　“开始我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部下瞒住不告诉我，只告诉我父亲已受了伤。我当时的任务是从北京到前线滦州把部队撤回来。这任务完成的时候，部下才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我很悲痛，同时感到沉重的担子落在了我的肩上。那时我身体不好，很不好。”张学良就父亲的去世回忆说。
　　中国沈阳皇姑屯附近的十字铁桥，张作霖爆炸事件的现场。当时铁桥上铺设的是南满洲铁路也就是所谓的“满铁”。现在和当时一样，是两条铁路交叉处。“满铁”处于日本关东军管理下，一般的中国人是不能靠近的。可是事发当日，在铁路旁发现两个中国人尸体，这就是日本人制造的好像中国人干的假象。
　　“人们立刻就知道了，这件事是关系军干的。被炸的南满铁路，除了日本军人以外，谁也不能靠近。日本人事先让南满铁路的火车停运了，还有谁能让火车停下来呢？很明显是日本军人干的。我恨日本，恨日本人。中国有句俗话：“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张学良就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受重伤的张作霖被抬进帅府不久就断了气。张作霖的亲信为防止日军以他的死为契机发动军事行动，隐瞒了他的死讯，一直等张学良悄悄地返回了奉天。可是张学良得知父亲的死讯后突然失踪了。
　　“穿过了山海关，到处都是日本军队。为了避开日军的耳目，换上便衣乘火车回到了奉天。谁都不知道，连我的部下也没发现。等我回到家里，连我的家人也没有认出来，问我说：“你是谁也？’我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公布父亲的死讯，谁也不知道我回到奉天。因为我能很好地模仿父亲的字，我也有父亲的图章在，所以我以父亲的名义下达命令，都是使用父亲的名字。不久就全部解决了黑龙江、奉天等东北地区的悬案问题。以父亲的名义发布命令，谁都不知道，等到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宣布我的父亲死了。”关于张作霖死后的善后，张学良作了如上回忆。
　　张学良返回奉天是6 月15 日。张作霖在两周内生死不明，使关东军丧失了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的时机。关东军以此事件为借口控制南满洲的阴谋破产。
　　中国辽宁省抚顺市郊外建有张作霖坟墓元帅林，一半沉浸在湖里的是入口门。张学良为埋葬父亲花了1400 万元巨额资金，历时两年建成规模宏大的坟墓。这件事也向国内外强烈表现张学良已成为奉系军阀继承人。张学良就任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一手掌握强大的奉系军权时，年仅27 岁。
　　张学良这样谈起对其父的怀念：“我同父亲有特殊的关系，父亲很喜欢我。我出生的那一天，父亲头一次打了个胜仗，并且从此以后发展起来。我父亲死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不能高兴地过我的生日了。我的生日被我自己改了，所以我现在的生日不是真的。尽管这样，一过生日就想起我的父亲。父亲很慈祥，很喜欢我，他的死使我很难过。”
　　东北易帜
　　1928 年6 月9 日，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持续几年的北伐战争结束，统一了除东北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代替其父成为奉系新统帅的张学良的行动引人注目。日本的田中内阁极度害怕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势力扩展至中国东北，因此田中首相派张作霖的旧友、外务省的中国通林权助男爵作为特使，访问张学良。林权助在奉天跟张学良举行会谈，转达日本政府的意图。这个时候，由于蒋介石方面的暗中工作，出现张学良开始接受国民政府统一东北的主张的苗头。林权助的任务，是牵制张学良的行动。外务省外交资料馆保存着当时田中首相给林权助的亲笔信（按：该信收入了一部题为《张作霖炸死事件》的档案），内容有如下记载：“满洲是日本的外围，绝不允许国民政府的势力扩展到此地，绝不允许张学良高举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张学良说：“林权助来到我的住处，再三劝告我，不要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我最终也没有明确回答，我回避了。最后他要走的时候，我请他吃了饭。我们一边喝酒，他说：“我同你父亲是老朋友，我奉政府命令亲自来到这里，但你始终不明确回答我。’当时我说：“林老先生，你确实替我很好地考虑了我应该走的路。’他很高兴。但我接着对他说：“你有一件事没有替我想到。’于是他很客气地问我：“到底是哪件事呢？’我回答他：“那就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最近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研究人员发现了张作霖爆炸事件中田中内阁如何向夭皇报告等重要资料（按：标签上写着“绝密”二字）。这是事件发生后当时任内阁秘书长的鸠山一郎（战后）在东京审判时提供的资料。昭和四年（1929 年）3 月27 日，白川陆将向昭和天皇报告事件调查结果。这一事件在上奏文章中指出，这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单独犯下的罪行。可是3 个月以后，6 月27 日，对天皇报告书的副本内容完全不同。这里表明的方针是，政府准备向国内外发表日本军部和军人没有参与张作霖爆炸事件。这就是说田中内阁屈于军部的压力，决定不对外公布事件真相。张学良就此点说道：“你们日本人刺杀我父亲，还想不明不白地掩盖起来。我父亲当时很愿和日本人合作，我本人也这样想。但是，杀死我父亲的是日本人，所以，我不会再有和日本人合作的事了。父亲和日本人合作都被日本人杀，我如和日本人合作，肯定也和父亲一样，不知哪天被日本人杀。我不会和日本人合作，当卖国贼。”
　　在张作霖爆炸事件真相未澄清的情况下，关东军接近张学良，企图通过张扩大日本的权益。接受关东军的旨意做张学良说服工作的，是当时担任张军事顾问的土肥原贤二。现在还保留着土肥原劝说张学良的记载。土肥原详细分析了奉系军阀内部争夺领导权，以及各国列强围绕东北的想法，和张学良周围的形势。并论述了与日本联合管理东北，比和国民党合作，对张学良更为有利。进而劝说张学良把东北地区从中国分割出去，以日本为后盾独自统治东北。张学良回忆这一情况说：“我经常和土肥原发生冲突。当时同土肥原最冲突的地方，是他给我写了《王道论》的小册子。在这本书里，他说要我当‘满洲皇帝’。关于这件事，我就严厉地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让我当满洲皇帝，到底是什么企国？你作为我的顾问，需要我叛国吗？’因此，我请求关东军参谋本部把土肥原给我调走。但是参谋木部说：“顾问是根据条约规定由日本政府派遣的，你没有更换的权利。’我就说：“我连换我自己顾问的权利都没有吗？如果没有权利，那也没有办法，但我有这点权利吧，至少我应该有不见顾问的权利。’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一概不见。”
　　对日本方面的劝说，张学良予以抵制，并决定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承认东北处于国民政府领导下。于是东北全境飘扬的旗，更换成国民政府的旗，即所谓“易帜”。这是在1928 年12 月29 日。张学良回忆易帜一事说：“当时日本人觉得自己非常优秀，但是对中国的事一点儿也不了解。当时我准备把国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日本人一点也没有发觉。不仅是挂了一面，而且整个东北都做好了换旗的准备。可见日本人的间谍真笨。”
　　“九·一八”事变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肃清了奉系军阀内部的亲日势力，显明作出了跟日本决裂的姿态。他继承了其父的20 万精锐部队，改为东北军，致力于装备现代化武器。还根据独自的理论建设国家。张学良说：“我不只对东三省，而且想使整个国家都变好。父亲留下很多财产，还留下很多钱。我把这些钱差不多都捐出来了。在东北建设大学、中学，这些费用都是我自己拿的，没有用公家一分钱。我自己高兴这样做，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好要强，必须首先靠造就人才，教育是国家建设的基本。我们建设内陆黑龙江到港口的铁路，是因为南满铁路我们不能使用。当时东北的主要衣产品大豆，由于受到日本的刁难，不能运到自己的港口，因此我们决定建设一个新的铁路。我想自己的经济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发展。”
　　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尤其是铁路的建设，其后和日本产生很大摩擦。
　　当时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中心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就是所谓的“满铁”。“满铁”是日俄战争时日本获得的连接长春、旅顺、大连的铁路，是日本统治满洲的要害。张学良铺设了和“满铁”平行、通往吉林、黑龙江的铁路。日方认为，张学良的铁路建设是对“满铁”形成包围网，并且铁路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满铁”的货运量将急剧减少，到1930 年“满铁”的经营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军方认为，张学良在父亲死后，就任保安总司令，对民众的剥削超过了他的父亲。张学良忘记了日本的恩情，堕落成为蒋介石的走狗，参加了抗日阵营，损害了日本的正当权益，干扰了满蒙开发计划，迫害在满洲的日本人，并且满洲暴力事件一日数起。对日方的企图，张学良是这么看的：“当时日本完全是侵略的态度，这件事我们是看得很清楚的。举一个实例，就是日本租借地旅顺、大连的问题。那时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已经到了，我们本来打算要收回的。可是，旅顺、大连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人长期建设起来的城市，日本是不会简单放弃的，这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代表中方去进行交涉，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把这两个港口变成自由港，在那里实行自由选举，由那里的居民选出负责人，负责治理这个地方。选出的人必定是人数居多的日本人，这就是说，主权是中国拥有，治理权由当地居民也就是日本人掌握。可是当时日本方面的反应使我伤心透了。日本人说，城市是我们用弓箭夺来的，你们想收回的话，请你们同样用弓箭夺回去。并且说这是日本的谚语，日本果真有这样的谚语吗？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想要城市的话，就打仗吧，用战争来决定胜负。”
　　东北连续出现破坏铁路事件。1931 年9 月18 日，在这里柳条沟发生“满铁”本线爆炸事件。关东军自己在柳条沟炸毁了“满铁”，却说是中国方面干的，并悍然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所谓的“满洲事变”。这时张学良统率东北军主力开赴北平，只有东北军一部驻守奉天。关东军趁此时机，只用了一天，就占领了张学良的大本营。张学良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那时因为治病正在北平。那天我病刚好，我是请英国大使看梅兰芳唱京剧，听到报告后立刻回到家。当时是怎么个情形，东北是怎么个情形，我完全不清楚，所以我当时没有采取行动。决定看看情况再说，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情。”
　　满洲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允许东北军和关东军作战。
　　关东军趁着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继续进军，接连占领长春等主要城市。
　　第二年1 月占领了锦州。2 月占领了哈尔滨。只半年时间基本上占领了东北全境。关于对日不抵抗，张学良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当时没有预料到日本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的判断是，为了行动，不但给中国带来不幸，日本也会遭到国际舆论谴责的，给日本带来不利的后果，我想日本恐怕不会采取那样的行动。日本想通过军事行动来挑衅，因此（我）对部下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我想让这一事件和平地解决。以后有人骂我为什么不抵抗，如果指责我没有看清日本的阴谋，那也没有办法；但说不抵抗有自己的想法，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发动战争，我当时可能要跟日本人拼的。”
　　满洲事变发生后4 天，关东军的领导层制定的《满蒙问题解决案》出笼。
　　这一方案确定了以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新皇帝，建立新的国家的方针，这就完全否定了张学良对东北的统治。这以后，东北军的行动遵照《解决案》展开。现在居住在北京的溥杰是溥仪的胞弟，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溥杰讲：“当时有一个士官学校的教官叫吉冈，他一心想让我的哥哥溥仪为他服务。吉冈在满洲事变爆发前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他缺少仁德，毕竟得被赶走，这样你的哥哥就有希望。’同时他对我说：“让你的哥哥回到满洲去。’我那时就发觉日本对东北有野心。
　　哥哥到东北去，也许想以‘满洲国’为基础，进而统一中国。结果我的哥哥在很多方面受日本胁迫，屈服于日方的压力。”
　　1932 年3 月1 日，以溥仪为“皇帝”的“满洲国”建立。关东军在这里建立新国家的设想变为现实。被称为“五族共和，王道乐土”的“满洲国”，实际上由日本完全掌握其外交、国防，甚至控制了交通、通讯等重要部门。
　　“满洲国”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在溥仪去东北前，张学良就跟他有交往。
　　张回忆说：“我曾经认识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以前在天津的一个饭馆吃早饭时，溥仪一个人进来。我说：“出门吧，很好。’于是进一步劝他：“如果你把做皇帝时身边的老臣都辞掉怎么样？他们只是围着沾你的便宜。像今天这样离开他们，一个人出来多好。怎么样，想不想到南开大学读书？如果你不喜欢南开大学，到美国或到外国大学读书怎么样？’并且我还说：“你本来的身份是皇帝，但必须把这些忘掉，做个平民。这样，如果将来在中国选举大总统时，你就具备了大总统的资格。如果你永远被老臣包围着，将来有一天，他们的存在就要了你的命。’我这样劝告他。”
　　西欧列强强烈谴责日本悍然发动满洲事变，国际联盟派出了李顿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报告指出：不承认日方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自卫手段。1933 年2 月14 日，国际联盟根据李顿调查报告，通过了《满洲国否决案》。日本代表团当即退出国际联盟总会。1933 年3 月27 日，日本正式脱离国际联盟，走上了更加一意孤行的道路。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张学良看得越来越清楚。
　　他说：“后来我明白了日军的行为，知道了当时日军已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因为日军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在日本国内进行残酷镇压。不听我的话就杀，这就是当时日本这个国家的现状。这样下去日本将会灭亡。我想这样不正常的军人的国家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日军的侵略并没有停止于满洲。1932 年2 月，开始进攻满洲的邻省热河。
　　这时张学良统帅东北军准备顽强抵抗，可是热河省省长汤玉麟不战而逃。3月中旬，热河境内大部地区为日军占领。对这件事，张学良是这样解释的：“问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本来是不愿意说出来的呀！当时我的处境很为难，虽然东北军处于我的指挥下，但热河省省长汤玉麟等是我的老前辈，是父亲的同代人，他们拿我当小孩子一样对待，根本就不顾我的命令。我发布了抵抗日军的命令，他根本不听。本来想把他换掉，但这是不可能的。”
　　由于热河失守，全国议论纷纷。对日军的不抵抗，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可是人们的指责集中在东北、热河的直接军政长官张学良身上。张学良被指责为“不抵抗将军”，这也成了他的绰号。而且国民政府内部追究责任的呼声也很高，张学良陷入极度困境之中。张学良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热河失守，国民政府的两位首脑蒋介石、宋子文来了。蒋介石分析当时中国形势后这样说：“由于热河失守，中国就好像是在大浪中颠簸的一只小船。如果三人同乘，必然要沉没，必须有一个人下去。’我说：“如果有一个人下去，那就是我。’因此我辞去了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并且作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蒋介石要我出国访问，没有给我处分。当时我的身体处于没有鸦片就不能坚持下去的严重中毒状态，我决定出国旅行，并且利用机会接受治疗。我自己明白了，一个活人被鸦片弄得像死人一样，实在是太悲惨了。我不戒掉鸦片，就什么事不能做。我下定决心开始接受治疗。”
　　张学良于1933 年4 月到欧洲旅行。他访问了法、德、英、瑞士、意大利等国，于1934 年回国。
　　西安事变
　　张学良从欧洲返回时，国内中国共产党作为强大势力迅速成长，全国人心所向。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进一步扩大，蒋介石极力主张对共产党作战，进攻在江西省的共产党基地。共产党离开江西，开始了转移，也就是所说的长征。1935 年转移到陕西北部的延安附近。蒋介石开始向转移到延安附近的共产党总进攻。此时日军侵略目标开始对准河北省，蒋介石主张对共产党作战，容忍了日本的做法。对日本侵略河北省感到痛心，广大学生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于1935 年12 月9 日在北平发动要求抗日的大规模游行。以此事件为开端，抗日战争的气氛在全国迅速高涨。张学良忆及旅欧回国之初的情况说：“旅行回来后，我不想当军事主帅，我想加深和蒋介石的理解，跟他一起工作。想当个在蒋介石身边给他出主意的侍从室主任，蒋介石不答应我的请求。我本来不想和共产党作战，但是蒋介石举出很多工作让我挑选。他这样说：“因为对你不满的人很多，今后你要好好工作。’我问哪项工作最难，蒋介石回答说和共产党作战最难，我当时不得不选择跟共产党作战。”
　　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亲自率东北军开赴西安。他接受了蒋介石交给的“跟共产党打最后一仗”的重要任务。当时的西安，跟共产党作战的是国民政府西北军杨虎城。张学良作为杨虎城的上司被派往西安。向共产党根据地进攻，遭到顽强抵抗，作战没有达到预期的进展。由于跟共产党军队作战，张学良丧失了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一一○师，师长战死，近4000 人被俘。
　　远离家乡参加内战的东北军，内部将士产生了动摇。张学良就此回忆说：“士兵们都想回家乡，同日本人作战，不愿意跟共产党作战而损失实力，愿设法保持实力打回家乡去。那时我的处境很难，部下责备我说，你可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可是我们想回家乡怎么办？我非常为难。”
　　受到部下抵制的张学良，内心想停止与共产党的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日益强烈。1936 年4 月，张学良秘密访问延安，与周恩来在教堂会谈，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协议。张学良遵照这一协议，保证做好劝说蒋介石的工作。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起周恩来：“我和周恩来能够互相理解。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应很快。对情况的判断很准确，说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抓住要点，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我和周恩来虽然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一见如故。”
　　由于张、周延安会谈，最前线的共产党部队和东北军实际处于停战状态。
　　1936 年12 月4 日，由于东北军对共产党进攻没有进展，蒋介石很不满，率领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来到西安。12 月7 日，张学良前往蒋介石住地华清池，劝说蒋介石放弃和共产党作战，抵抗日本，蒋介石丝毫没有接受，发生激烈争论，争论的内容，据张学良回忆是这样的：“政见之争就是，蒋介石主张的是安内攘外，但我主张攘外安内。以前我和蒋介石就存在意见分歧，但发生这么激烈的争论还是第一次。”
　　张学良和蒋介石发生如上争辩的第二天，1936 年12 月9 日，西安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学生到西安市内的政治机关请愿，要求停止和共产党打内战，跟日本作战，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学生决定从西安出发，到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
　　李连壁是当时请愿学生的领袖。李回忆当日的请愿活动说：“到了灞桥，机关枪布置好了，国民政府宪兵也准备好了。前面骑自行车的20 名学生被抓。宪兵声称：“再往前走，就要开枪了！’游行队伍和宪兵相持不下，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张学良为安慰学生，把车停到了游行队伍前面，张学良劝说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当学生抵达灞桥时，蒋介石已向宪兵队发出可以向学生开枪的命令。学生对张学良说：“请你率东北军向日本人作战，并且请你把我们的要求转告蒋介石委员长。’张答道：“我一定把大家的请求转告给蒋介石委员长，因此请大家回西安。’一部分学生还想继续前进，于是张学良继续劝告大家：“请相信我张学良。如果大家相信我，我一定在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给大家答复。’张学良演讲结束，一万多学生队伍中发出热烈掌声。大家都哭了，张学良也热泪盈眶。于是学生高喊‘我们相信张学良副司令一定会和日本作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张学良向学生保证一周年以事实回答之后，用武力劝说蒋介石的意志更强烈了。张学良到新城大楼拜访了西北军指挥官杨虎城，并说明了意图。12月12 日，两人在新城大楼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主要将领，下达了监禁蒋介石的命令。从张学良如下一段回忆，可见其当年气概：“我当军人的时候，父亲就教导我：“如果做军人，就要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也就是说，要随时准备死。做军人后，我已是随时准备死。而且我反对内战，厌恶内战。我想即使我牺牲了，也要阻止内战。”
　　12 月12 日凌晨，东北军奉张学良命令，突袭华清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扣押蒋介石。那时指挥这个部队的是孙铭九。以下是孙的叙说：“一到华清他，先打倒了卫兵，于是里面的卫兵发现了我们的突袭，进行了激烈的枪战。原订的计划是把卫兵一个个抓住，不进行战斗就解决问题，可是不顺利，终于发展成枪战。我领兵进去，受到了顽强的抵抗，非常焦急。一进蒋介石的房间，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床上还有热气。我断定，刚才蒋介石还在这里。”孙铭九向蒋介石逃跑的后山搜索。“我们一直搜索到山腰，有一个士兵高喊：“蒋介石委员长在这里！’我迅速赶到，正赶上蒋介石从岩缝中钻出来。他满脸灰尘，手脚上尽是伤痕。他看到我说：“如果你是我的同志，就在这里把我杀了吧！’说着，坐在地下。他好像认为我们的行动是谋反。我认为这样的误解不好。我告诉他：“我是奉张学良副司令的命令，请蒋委员长去西安商谈抗日之事，专程而来的。’”
　　蒋介石被监禁在新城大楼一房间内。被软禁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但这事件具有什么意义呢？各国政府都在紧张、迅速进行判断。
　　同时事件的经过，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也引起人们极大关注。12 月16 日在西安市内革命公园召开了10 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张学良在会上叙述了事变的经过，然后说：“我不是出于自私自利之心，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采取的行动。”张学良同时提出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排除国民政府内亲日派等八项主张。同时，张学良向共产党发出邀请，请周恩来作为代表到西安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共产党接受了邀请。12 月17 日，周恩来来到西安张学良公馆。但蒋介石态度顽固，坚持不与周恩来会谈。南京方面派宋美龄、宋子文于22 日从南京乘飞机到西安。蒋介石见到夫人后态度开始软化。次日，国民党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及杨虎城、张学良等五方举行会议。会上关于停止内战一项，各方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围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张、杨发生激烈争论。张学良主张立即释放蒋介石，杨虎城坚持要蒋介石亲自在同意书上签字。当年张、杨争论的情况，据张学良回忆是这样的：“假如我把蒋总统扣了，岂不是扩大内战吗？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威胁我，不惜以武力与我对抗。我们是为制止内战而发动的事变，如果再发生新的内战，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下定决心，由我个人承担责任，解决事变，立即释放蒋介石。可是杨虎城一直不肯下决心释放蒋介石。这件事后来使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对杨虎城说：“你的做法，违反了我们一开始的思想。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即蒋介石不做出保证就不释放的话，岂不发生新的内战吗？”
　　蒋介石顽固拒绝签字，事态变得复杂了。当时国民党军队与东北军、西北军发生了一些小摩擦，新的内战危险越来越大。张学良认为，只有让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与蒋介石直接会谈，才能平息事态，除此没有办法。12 月24日晚，终于实现蒋、周会见。NHK 电视台的记者问：“请问当时你是否在场？”
　　张学良回答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请不要再问下去了。当时我在场，是我把周恩来带到蒋介石住地。再多的事情我不能说。”
　　关于蒋、周会谈内容，张学良保持沉默的意志很强烈。
　　由于蒋、周直接会谈，事态迅速好转。25 日，蒋介石获得释放。蒋介石专机就要离开西安飞机场时，突然发生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张学良提出要陪蒋介石一起飞往南京。张学良回忆当年这一幕时说：“大家都反对我去南京，设法制止我。周恩来甚至追到飞机场，打算把我带回去。因为大家都担心我到南京后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我是个军人。”
　　12 月26 日，午后12 时45 分，蒋介石乘坐飞机抵达南京。两小时后，张学良也飞抵南京，立刻进入宋子文公馆。在南京，张学良被指控犯有监禁国家元首罪，并立即决定送往军事法庭。
　　张学良这样谈到他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目的：“嘿嘿，我这个人啊！我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对自己所作所为要自己承担责任。我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惩罚。更明白他说，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去的，我认为自己肯定被处决，后事我都预备好了，因为我是军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其它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考虑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去接受惩罚，那么我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将遗留下问题，我决定为了不挑起新的无谓的争斗，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而牺牲自己。”
　　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罪，监禁10 年，剥夺公民权5 年。改判无罪，软禁浙江奉化溪口镇。现在还保留有张学良在溪口给东北军的信件，内容是制止青年军官为自己的事采取的行动。卢沟桥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张学良盼望日中全面开战后亲率东北军上前线，蒋介石就是不批准。张学良避开日军，在中国各地移动。
　　1946 年，张学良被送往台湾，从此一直生活在那里。西安事变已经过去50 多年，张学良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与软禁期间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夫人赵一荻住在台北市郊的住宅里，安静地过着晚年生活。下面是张学良的一段“自论”：“可以说，我整个一生的毁掉，都是由于日本。父亲的被杀，家庭被毁掉，我的财产被剥夺，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带头反抗日本侵略的，我是有反抗性的人。只要是我认为不合理的，不管对方是谁，都坚决反抗，至于对与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事，即使是我的父亲，也不管他，坚决反抗。现在我90 岁了，已经离开政治舞台。
　　我可以说这样的话，为什么我反抗过许多事情，因为我认为它是不合理的，权利也好，生命也好，什么都可以不顾。对不合理的事，我可以抛弃财产、生命反抗到底。我就是这样的人。”
　　从那个不幸的日中战争到现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至今仍存在着对张学良来说不能讲出来的历史回忆。
　　夏里据日本NHK电视台专题节目《张学良现在开口说话——日中战争之路》整理（第87 页为华清池照片；第88 页为张学良会见端纳照片；第91 页为蒋介石夫妇离开西安时合影。）
　　日军特殊情报机构在中国的活动
　　一、日本早期对中国的情报活动
　　1945 年8 月11 日，也就是在日本天皇发出乞降照会，表示接受中英美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向协约国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在东京附近日本陆军中央特别情报部临时所在地的高井户浴风园内，一群陆军中央情报人员，在部长西村敏雄的指挥下，在院内燃起熊熊大火，将重约数吨的文件资料付之一炬，浓烟弥漫天空，从早晨直到晚间，整整烧了一天。他们焚烧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文件资料，而是极为机密的日本陆军部中央特殊情报部成立以来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档案，以及长期以来搜集的所有情报资料。这是一种毁灭罪证、妄图逃避战争审判的新的犯罪行为。正是由于日本中央情报部门的这一罪恶行径，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的情报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很早以来，日本为图谋我国，不仅公开设立对华的间谍机关，而且派遣大量日人到中国进行特务活动。1931 年6 月初，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带领井杉延太郎等人，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6 月26 日在返回途中，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关玉衡第三团逮捕。
　　从他们的行囊和中村震太郎的棉裤中搜出不少调查笔记和军用地图，经检查发现，中村将日本军用地图与现地实际情况进行对照，加以纠正和改绘。中国官兵在确认中村为军事间谍后，予以秘密处死。这本来是中国的正当权利，但日本却借此挑起事端，并诉诸武力。
　　1935 年5 月31 日，驻察哈尔阿巴噶旗（距多伦40 公里）的日本特务机关的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亲等四名特务，乘汽车自多伦经张北赴张家口，进行绘制地图的间谍活动。6 月5 日抵张北时，被中国第二十九军张北驻军扣留，带至军法处候审，但经向宋哲元请示后旋予以释放。日本驻张家口领事桥本及特务机关长松井却借口日本军官曾受中国军官恐吓，于6 月11 日向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惩办直接负责人，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亲自道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等三项无理要求，限5 日答复，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迫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老牌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由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手培养起来的。川岛芳子本是晚清肃亲王的第14 个女儿“东珍”，本名金壁辉，后被川岛浪速收养，改名为川岛芳子。1916 年川岛浪速在东北组织“汗山庄”的间谍组织时，川岛芳子便是骨干之一。她女扮男装，相继在上海、华北及东北各地进行间谍活动。
　　早在1936 年日本准备南进，占领东南太平洋地区英美殖民地时，派了很多谍报人员到世界各地搜集情报。如台湾日军司令官烟俊六派山田少佐、林参谋、北岛参谋等人视察华南和南洋，成立台湾拓植会社，作华南和南佯的调查工作等等，可以说，抗战前及抗战期中，凡在中国的日本男女，上自富商、外交官，下及贩夫走卒、浪人、妓女，几乎无不是日本政府或军方的间谍。甚至他们在中国各地推销商品的广告招贴，如“仁丹”、“肥田粉”之类，都暗藏杀机。如“仁丹”二字的排列是可左可有的，然而左右之间就暗藏进军路标了。至于日本和朝鲜浪人，以及日本雇佣的汉奸，伪装成小贩、香客，甚至是乞丐等等，作各种间谍活动，所作所为罄竹难书！
　　二、日本陆军密码班的建立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进入利用电波采用密码作为通讯工具的时代，仅靠直接获取的办法，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对情报的要求了。因此，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即必须设法监听对方的电波，破译其内容，获取所需要的机密。日本中央特殊情报部，就是专门负责搜集无线通讯情报的一个极为秘密的机构，包括密码的破译、通讯电波的监听和方位的测定等等。
　　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当局，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设有极秘密的通讯情报班，但大规模地及有效地利用通讯技术破译对方密码则是在1921 年以后。1921 年由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以及邮政省共同成立了电讯研究会，专门研究密码破译技术，而且在波兰人的帮助下很快就取得极好的成效。这是由于时任日本驻波兰公使馆副武官山胁正隆（后为大将），曾研究1919 年至1920 年波兰进攻苏俄时的谍报工作，获知波兰军队对破译红军的密令非常成功。当苏俄指挥部用密码下达命令，由师一级传达到团一级时，便为波兰方面破译出来，因此波军对于苏俄方面的行动知道得一清二楚。山胁正隆对波兰如此先进的破译技术很感兴趣，因此，1922 年在他离任回国后，便极力向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伊丹松雄推荐，邀请波兰破译专家科瓦列夫斯基到日本传授破译技术。
　　1923 年1 月，科瓦列夫斯基应邀到日本东京，向由参谋本部所属各情报部门派人参加的情报讲习所人员，讲解密码技术。讲习班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参加听讲人员还有参谋本部欧美课的4 名大尉，他们是俄国班的百武晴吉，英国班的井上芳佐（后为中将）、三国直福（后为中将，1939 年8 月任南京特务机关长），德国班的武田馨（后为中将，1939 年8 月任关东军高射炮司令官）。讲课的内容有苏俄红军的乱数密码以及周期转置密码破译的研究，还有欧洲各国常用的密码构成和破译技术。这比日本的密码技术先进多了。
　　因为长期以来日本陆军的密码一直是使用电信符号，以及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使用的罗尼式双重语置换机，非常落后，密码极易被人解读。因此，参加学习的人员在听了科瓦列夫斯基讲授的乱数密码后吃惊不已。可以说，这个学习班在日本特别情报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3 年6 月，日本参谋本部开设了监听所，开始直接监听国外电报，但由于接收信号机落后，使用的是矿石滤波器，未能如愿。直至后来无线电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真空管发明后，以真空管代替了矿石滤彼器，监听所才重新恢复。
　　科瓦列夫斯基结束在日本的讲课，回到波兰后，日本参谋本部又将一批年轻的军官送往波兰，继续研究密码技术。这批人在波兰陆军参谋本部与波兰人一起执行任务，接受波兰军人的直接指导。1934 年9 月，日本参谋本部又继续派遣年轻军官到波兰。当时正值山胁正隆第二次出任日本驻波武官。
　　这些人在波兰陆军参谋本部主要是学习和研究苏联红军通讯的组织系统，苏军密码的种类、特性和倾向等。
　　1927 年7 月，第一批派往波兰学习的百武晴吉回到日本之后，陆军参谋本部第三部通讯课便增设了密码班。随着派往波兰学习的人员陆续回国，密码班的组织很快扩大。其中配置有专门负责苏联、中国和英国的不同组织。
　　密码班的任务除负责编徘自己的密码外，还要负责密码通讯的监听、解读和翻译，以及培养教育密码专家。1939 年3 月陆军密码班改称第18 班，直属参谋总长，班长由第二部部长兼任，在派住中国的各军中，都设有特情科。
　　1940 年出任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土桥勇逸少将，就曾是这个密码班的班长。
　　三、日军特情班在侵华战争中的活动
　　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特别情报活动始于1928 年5 月。当时，日军为阻止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日本陆军通过监听中国军队的密码通讯，破译了命令内容，因而对蒋军的调动配置行军路线知道得一清二楚。同年6 月，日本关东军将张作霖炸死后，陆军东京密码班破译了张学良与各方的密码通信，因而对张学良与各部分的关系了解碍十分清楚。
　　1931 年9 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情报机关，因此，参谋本部派遣密码班的工藤胜彦大尉到关东军，对关东军监听到的中国军队的密码进行解读与翻译，结果将其中的70％的密码破译出来。
　　关东军虽然在兵力上与中国军队比较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监听、破译了南京国民政府当局与东北军间的联络，南京政府与驻日公使馆的外交电报，中国政府的动向及外交政策都在其掌握之中，因此，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部能处于主动地位。工藤大尉因此功绩被授予“金主鸟勋章”，这是日本陆军史上第一个获得勋章的情报军官。不过，当时日本特情的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事前已基本熟悉中国使用的密码，而且还窃取到密码本。
　　1932 年1 月，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时，驻上海的日本舰队密码班长森川，破译了中国的密码，获知中国空军准备轰炸在上海的日军的极密情报，结果，日军先下手，破坏了汉口的中国空军基地。“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不仅设置了密码班，专门监听中国的密码电信，而且于1932年夏，在哈尔滨设置了由在波兰军队中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缨井大尉任机关长的对苏联的情报机关，专门观察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和动向。
　　1935 年，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继关东军之后，也成立了专门的特情班，由鹤田登实少佐任班长。此人是参谋本部密码班的元老。密码班成立后，配备有三台接收机，监听人员6 名，破译人员2 名，翻译1 名。1936年4 月，中国驻屯军改编，地位提高，军司令官改力“亲补”，即由日本参
　　谋本部直接
　　任命，兵力增至5000 人，因此特情班也随之扩大，任命工藤胜彦少佐为班氏，人员由13 人增至26 人，信号接收器也增至6 台。其任务是专门监听北平、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商震、高桂滋、傅作义等部的动向。
　　1937 年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随即于8 月末将中国驻屯军扩大，组建成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特情班也随之增强，除增加信号接收机等大量设备外，还补充增加了工作人员50 余人。除华北方面军在北平设立的特情班外，还在归绥、太原、济南等地设立分室。1939 年10月，日本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时，也设置了特情班，由老资格的情报专家鹤田登实大佐任班长，同时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分室；在广东的日本华南方面军也设置了特情班，由田内一郎大佐任班长。
　　1943 年7 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特情班与华北方面军特情班合并，组成中国派遣军特情部，组织机构进一步扩大，部氏以下共计543 人，其中文职人员，包括翻译官、翻译生116 名。1944 年2 月，特情部又进一步扩大，军职与文职人员共计880 人。到了1945 年1 月，仅军职人员即达711 人，文职人员280 人，共计991 人。由此可见日本对在华特情活动的重视。
　　特情班的主要活动便是研究中国的密码，以及掌握相关的各种知识。中国军队的密码称为“明码”，基本上是由4 位阿拉伯数字构成。这种密码既容易被发现，破译也比较容易。而且，中国军队在拍发电报时，缺乏保密观念，不仅拍电报人姓甚名谁都清清楚楚，就连收报人的姓名、日期都不加任何保密，原文拍出。因此，特情班便很容易掌握中国军队的编制、兵力和行动。据日本方面称，日本在中日战争初期，对中国军队密码的破译率达到90％。关于外交密码的破译，日军特情班早在战前的1936 年，就窃得了中国使用的密码书《二六电本》，对中国外交联络情报知道得相当详细。
　　1937 年9 月1 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电报中，便已提出泄密问题，称：我军电报多被敌方译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机要室秘书毛庆祥，也曾就机密泄漏之原因向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及蒋介石报告说：当系部队与部队间（横向）通电时有所泄漏。因为前方通信均用无线电及电话传递，并且大部使用普通密码和密码本。此后不久，中国军队对密码进行了改进，采用了“特种电码本”，即将原来的一字一码的形式改为词组形式。经此改进，密码相对说来要复杂多了。但不久也为日本特情部所识别，破译率仍达到70—80％。由于中国军队的密码被日本特情部破译，因而日军在对中国军队的各次战役中，给中国军队造成了极大危害，这在中条山战役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1941 年5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集中其在山东、河北和晋北的第二十一、三十三至三十七各师团及第四十一师团，共计6 个师团，以及第三、四、九三个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共计10 万兵力，分布于豫北的沁阳、博爱及晋南的晋城、阳城、沁水、绛县、闻喜、夏县、安邑一线，对以中条山为中心的山西南部的中国军队再次发动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此即“晋南会战”或“中原会战”。此次会战，中国军队阵亡4.2 万人，被俘3.5 万余人。日军只被打死673人，受伤者2292 人，以近1：20 的极小代价，打败了所有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
　　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中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特情部熟知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
　　第二课（情报）参谋、特情部主任横山幸雄曾洋洋得意地声称：在会战期间由于充分发挥了特情的作用，对敌情了如指掌，华北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所就像设在演习室的统监部，指挥彼此作战一样，指挥若定。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决定此次作战时，在制定作战目标（是首先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在山西省的第十八集团军所部，还是进攻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时，其第一课（作战）与第二课（情报）之间曾发生过激烈争论。第二课以日军在百团大战中损失惨重，认为中共领导的军队是日本军的最主要威胁，力主首先进攻中共军队；而第一课则以对中共军队兵力分布及兵力等情报知之甚少，情况不明，胜负无把握，国民党军队虽然兵力众多，但情况明，易于进攻取胜为由，竭力反对。结果第一课的意见被参谋长田边盛武中将采纳，于是决定首先进攻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
　　日军在发动进攻前，第二课采取了一系列迷惑中国军队和隐秘日军作战行动的措施。首先，让驻内蒙的日军渡过黄河，前往鄂尔多斯方面，佯攻兰州或延安；让日军第一军在黄河上游地区活动，宣传要打西安；让日军第十二军在开封北面的黄河地带实施渡河演习，宣传要打洛阳。甚至在日军内部除极少数人事前得到通知，已知作战意图外，连师团长也蒙在鼓里。而且，在连接作战区域的周围，严禁以飞机进行侦察活动。为探明中国军队的情报，早在作战前的4 月间，日军便将特情班由北平迁往新乡，通过通信情报，将中国军队的情况探知得异常清楚。
　　四、日军特情班在百团大战及冀中作战中的失败
　　与上述相反，日军特情部在对中共的情报活动中，却束手无策。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广大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日夜出没于日军占领地区，袭击敌寇，给日军以极大威胁，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由于日军对中共军队使用的通讯密码的破译一直毫无进展，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虽一再进行“扫荡”，但收效甚微。因此，1940 年当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百团大战时，华北日军遭到重大损失。
　　1940 年8 月，八路军总部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决定在华北地区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原计划出动20 几个团的兵力，但随着战斗的打响，参加作战的部队扩大到105 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8 月20 日晚，战役全面展开。晋察冀军区以39 个团的兵力，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破击拆毁平定至石家庄的正太铁路、北平至山海关的北宁路、德州以北的津浦路、正定以北的平汉路各线，同时攻占娘子关，破坏了井陉煤矿；第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46 个团，破击由正定至榆次的正太路、元氏以南至安阳段的平汉路、德石路，太谷至临汾段的同蒲路；第一二○师及晋西北区所属部队20 个团，破击同蒲路北段汾离公路全线，并阻止日军向正太路增援，由此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9 月20 日至10 月初，各部队以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为主要目标。日军遭到八路军的打击后，从10 月6 日起，调集4 万余人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反复“扫荡”，八路军转入反“扫荡”作战，直至12 月5 日将其粉碎，战役结束。
　　从8 月20 日百团大战开始，至12 月5 日结束，历时3 个多月，共计大小战斗1824 次，拔除日伪据点2993 个，歼灭日伪军4 万余人，其中日军两万余人，破坏铁路470 余公里，公路150 余公里，各铁路、公路沿线的日军通讯设施，也被摧毁。这次作战，使日本华北方面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丧失了作战机能。
　　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发动的突然袭击深感惊愕。在此之前，日本华北方面军极力想通过特情部查明中共无线电通讯，为此，扩大了特情组织，并且派情报专家横山幸雄少佐出任特情主任参谋。横山上任后，即以查明中共无线通讯为主要任务，但尚未有结果，百团大战即突然爆发。由于特情失去作用，情报课课长滨田平大佐及下属人员不得不向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请求辞职。由此可见日军狼狈状况之一斑。
　　横山少佐为使日军特情班起死回生，不仅增加了10 台接收机，而且调派了一批特情专家充实特情班的组织，其中有所谓中共问题专家山崎重三郎大尉。但是，由于中共使用的是乱数密码，因此，在破译中共密码上遇到严重障碍。于是，横山要求笠原参谋长命令日军各部队千方百计大力搜集八路军的有关文件。参谋本部又增派密码专家井上正规少佐到北平，协助特情班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潜心研究，到1941 年2 月，特情班终于破译了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部给下属团级组织的密码电报，进而又弄清了以前毫无所知的中共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与经济动态等情况。
　　继1941 年5 月的中条山会战之后，日军于1942 年5 月1 日至6 月20日，对位于河北省中部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日军调集了第四十一师团主力6个营、独立混编第九师团2个营、第一一○师团4 个营、第二十六师团2 个营、骑兵第十三师团独立混编第七旅团，共计5 万余人的兵力，企图将冀中军区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一举歼灭。
　　日军在发动“扫荡”之前，采取佯攻作战的战术，即以分散“扫荡”的形式，对中共各抗日武装发动进攻，以迷惑中共；与此同时，其特情班集中力量查明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位置。首先破译了军区司令部使用的部分密码，随后又查明了六、八、九三个分区司令部以及中共军主力所处位置。但是，由于冀中军区的密码时常更改，特情班无法破译；司令部位置又变更频繁，且不时实行无线电封锁，停止发送电报，因而特情班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靠派遣间谍，化装潜入中共抗日根据地，刺探军情。
　　日本中央特殊情报部及侵华日军特情班，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组织机构，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犯下了严重罪行。虽然由于其档案资料被销毁，其详细内幕不为世人所知，但我们相信，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其罪恶活动会大白于天下。
　　蔡德金任常毅
　　日军在华伪造“法币”事件的内幕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华制造了一起严重扰乱国民党金融市场的伪造法币事件。关于这事件的内幕，在冈田酋次（曾任汪伪政府经济、军事顾问）所著的《日中战争内幕记》一书中，有详细披露。其具体过程，整理如下：早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 年，在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佐藤末次大佐，在研究中“对于伪造和使用敌国纸币作为捣乱敌国的办法很有兴趣，曾研究过实行的步骤”。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接替佐藤研究工作的山本宪三主计大尉草拟了一个伪造法币并准备在中国实施的方案。可见，伪造法币是日军蓄谋己久的一个侵华行动。
　　冈田酋次在书中追忆说，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军占领地区的扩大，“华中金融市场旧法币还在流通，日本派遣军另发行了军票作为支付手段。日军不但要以军票在占领区来满足所需的军需要求，而且还有日本国内工业也要求从华中方面提供中国特产物资。但有些物资必须从军票流通区域以外取得，而这种物资价款支付所需的外币和旧法币却不易得到。于是山本大尉以过去研究为基础，起草了发行伪法币在华中试行的方案，得到了上司的批准”。
　　这一伪造方案，是以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法币，即中央、中国、交通及农民四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对象，首先对使用的纸币和印刷的技术作了研究，计划以这一伪纸币取得战略物资。山本的这一方案通过参谋本部中国课向陆军省军事课的岩畔豪雄大佐提了出来。陆军省的军事研究所进行了研究，认为山本的方案可行。
　　岩畔邀山本认真地进行了商谈，要山本专心致志地从事这项工作，山本表示：“我一定要专心地干下去！”1939 年7 月，山本调任第九陆军科学研究所课长，专心配合这一课题的研究。山本原来是军需部的一个军需官，对于造纸、印刷等技术并不精通。为了实施伪造法币方案，他深入私人造纸公司，进行纸币用纸的研究，又通过军方把国民党四家银行发行的各种面值的法币搜集起来，做了种种分析。但是，在分析研究中，对于在纸币的用纸上进行水印的技术，无法解决，这给伪造法币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众所周知，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是于1935 年在英国的帮助下进行的，当时批准只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有发行法币之权。鉴于中国印刷技术的落后，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是由英国的伍德罗、托马斯两家印刷公司和美国的钞票印刷公司代为承印的，印刷技术是世界第一流的。日本要伪造这样的货币，在印刷技术上无疑是困难的。
　　为了研制伪法币，日军只得先秘密进行试制。在大藏省印刷局技术人员的支援下，从私人印刷公司借到机器，试印5 元和10 元面值的法币。但伪造的试制品和英、美印刷的正式流通的法币相比较，英国的水印技术难以达到，美国印刷方面的某些特点也望尘莫及。除此之外，纸币的番号和记号也是非常麻烦的，既然是伪造，在流通中当然会产生记号和番号相同的票面。为了防止伪造马迹的破漏，还必须有特殊的技巧手段。后来又从捆包方法、包装用纸、捆扎线带等等细徽末节上，按发行银行分别加以研究。此外，对钱庄在货币流通中自然产生的新纸币和半旧纸币的混杂规律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伪造工作还必须在极端秘密中进行，印制工场要设在严密隔离的房子内。
　　这种伪造试制工作从1939 年至1941 年经历了两个多年头，才刚刚有了一些眉目。正当日军为伪造法币煞费苦心的时候，德国潜艇在太平洋上缴获的美国军舰上发现了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面额高达10 多亿元。这一发现，无疑对日方伪造法币工作是一个鼓舞。它不仅给日方带来了经济上的效益，而且为以后伪造技术提高也带来很大的帮助。后来日方花钱从德国手中买进了这批法币。
　　1941 年12 月，日军侵占了香港之后，获得了设在香港印刷法币的工厂设备，没收了大量10 元面值的法币半成品以及印制原版，还查获了载有纸币记号、番号的记录资料。这些印刷设备和资料的取得，给日方伪造法币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发展，日军在占领了缅甸之时，又在仰光的一家印刷工厂中发现了大量半成品的中国法币。这些由英国代为印制的法币是准备通过滇缅公路运往重庆去的。
　　当日军南进占领了爪哇之后，接收了当地的造纸厂、又取得了很高明的水印添加技术。这样，从试制到获取半成品法币直至取得水印技术，日本军方才全部掌握了印制法币的资料以及关键技术程序，可以独立地而且很高明地伪造法币了。
　　印制和发行伪法币都是由日本的专门机构“松机关”掌握的。但实际业务是由以民间身份出现的坂田诚盛主持的。坂田的工作又得到了在华从事特务工作的里见甫以及海军方面从事重庆工作的儿玉誉士夫等人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坂田还和杜月笙的徒弟徐采丞相结合，设立了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方面交流物资的“民生”、“裕生”两家商业公司。后来通过楠木实隆的联系，
　　该公司又拉宁波方面的盐业代表、长崎医科大学出身的黄医师等人参加本公司的工作。他们在各地新设了钱庄，采取诡秘的手段使伪法币得以流通。坂田及其公司从中获得了很大好处。如陆军货物厂保管的未印好的法币，是按票面价格的70％交给坂田和下属公司的，只要再加盖总裁（蒋介石）印章即可送出去流通，转手之间就可获取伪法币30％的票面价值。
　　伪法币的流通是通过物资交易形式进行的。重庆国民党方面为了从日军占领区取得物资，也曾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通济隆”商业机关，孔祥熙、顾祝同、戴笠等国民党首要都参与其事，杜月签被推为董事。这样，在日方机关中有杜月笙的徒弟徐采丞，而在重庆方面的机构中又有徐的“老头子”杜月笙暗中沟通。冈田酋次认为，这是中日交战双方演出的“猴子戏”。
　　关于伪法币的发行额，没有发现详细的记载，据日方披露，最低时期每月数额在200 万元左右，而且随着贸易数额的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发行量呈逐步增加的趋势。据冈田酋次估计，1940 年重庆国民党政府法币发行额约为40 亿元，日方伪造的法币数额约占这一数额的5％左右。由于伪法币的流通，日方在国民党统治区获取了大量战略物资，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引起了战时经济混乱和人民对法币的不信任感。
　　刘其奎
　　花园口黄河决堤真相
　　1938 年，国民党政府以阻挡日军西进的名义在河南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使黄河以南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造成了空前的浩劫。
　　事过50 年后的今天，当地的人民对这场灾难仍然记忆犹新。
　　黄河决堤方案，在国民党当局酝酿已久。不少国民党要人很早就提出了决河制敌的计划。还在1935 年日本侵略军控制了河北、威胁河南时，国民党高级军官内部就有掘黄河堤之议。当时在武汉行营任职的晏勋甫，曾就日军可能侵占郑州一事，拟出两个腹案：一是必要时将郑州付之一炬，使敌人无可利用：二是挖掘黄河大堤，以阻敌西进。1938 年4 月，陈果夫也致函蒋介石，主张在河南武涉县的沁河附近决黄河北堤。他认为只须将地势低下的沁河附近北堤决开，使全部黄水北趋漳卫，则大局可解，而可致敌于危地。蒋介石批示：将此议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徐州失陷后，姚琮等主张由河南铜瓦箱决堤；陈诚建议由黄河南堤黑岗口等处决口。1938 年6 月1 日，日军攻占睢县等县，进犯开封，郑州危急，第一战区长官部讨论了晏勋甫（时任战区参谋长）的方案，认定掘堤可以将敌人阻绝在河南以东，保全郑州。
　　这个议案在呈报武汉军委会后，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同年6 月20 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转移；同时秘密决定决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西进。
　　第一战区长官部在获悉蒋介石上述决策后，随即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有关河防军政人员开会，研究掘堤地点，最后决定在地势较低、堤防较薄的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决定将长官部迁往洛阳，由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留守郑州督工决堤。执行者是守备赵口河防的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为此，蒋介石特电令刘和鼎部守备担任郑汴间的游击，以掩护决堤。于是，刘和鼎以三十九军军部和主力进驻郑州，担任郑州的守备，并以所属第五十四师公秉藩部步兵两团担任中牟县一带（包括赵口）的游击任务，牵制附近日军，以保证决堤工程的实施。
　　6 月4 日上午6 时，刘和鼎先以商震所派五十三军一个团在赵口掘堤，由于决口宽度过窄，待掘至水面，宽不过1 米。难以继续开掘。至6 月5 日上午，决堤工程还未完成。蒋介石当即在电话中命令商震“严厉督促实行”。
　　商震当即令工兵营营长蒋桂楷携带大量炸药与地雷，准备炸破河堤。刘和鼎也加派一个团协助掘堤，并悬赏千元法币，限于当夜完成并放水。经工程兵用炸药轰炸后，至下午8 时许，开始放水，但因缺口两岸倾颓，水道阻塞不通。刘和鼎又另派一个团作第二道之决口，亦因沙土阻塞而失败。于是，商震又加派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到赵口协助，蒋在珍建议在花园口掘堤，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刘和鼎派参谋处长黄铎五负责办理决口工程，第一战区长官部程潜也派兵工专家王果夫负责设计和指导。这样，决口工程在赵口和花园口两处同时进行。
　　6 月7 日午夜，蒋在珍、黄铎五、王果夫等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勘查，选定于关帝庙西掘堤。这个地点是黄河弯曲部，容易放水；又可以流入贾鲁河，使水东南行，注入淮河，还拟定了施工计划，决定：秘密决口；以花园口为基地，由军部架一电话总机，构成营以上的通信网，以加强联系；黄铎五、王果夫常驻花园口，就近解决问题；决口工事以连为单位，分点掘土，轮流作业；一切准备于6 月8 日前做好，概限6 月9 日完成任务。
　　这次黄河决口重点在花园口。蒋在珍在执行挖堤任务时，把当地群众赶到10 里以外，周围密布岗哨，不许群众围观。他选出800 名身强体壮的兵士，编成5 组，每组工作两小时轮换。夜间有卡车上的电灯照明，通宵工作。6月9 日上午9 时许，河堤挖出水，因缺口不宽，又时值黄河涨水初期，河身高于平地，水流从高而下，水势很急，难以扩大口子。于是蒋在珍又请求调来平射炮及一排炮兵，用大炮对准已挖薄的堤岸部分，开炮轰击，一连发射六七十炮，缺口始打开两丈左右，河水汹涌泛滥，堤岸自行崩垮，滔滔黄水向东南奔涌。
　　在黄河两岸，视界辽阔，那时日军已逼近黄河北岸，在望远镜中可以窥见南岸动态。日军夜间用探照灯向南岸侦察。为保证决堤工程秘密，第三十九军规定担任赵口、花园口决口工事的部队，在堤岸内侧，构筑掩蔽部和交通壕，以及伪装被复等。蒋在珍在花园口派一个团执行警戒，谎称日军即将到来。把周围10 华里以内的老百姓强令隔离，唯恐泄漏出去。
　　然而，一般百姓，对决口一无所知，毫无应变准备，而国民党当局又没有迁徙、安置居民的措施。在6 月15 日各点口子大开，河水大量流灌。短短几天之中，要迁移、安置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居民谈何容易。实际上，除少数保长、乡长们迁移外，一般平民百姓逃避不及，或被洪水夺去生命，或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改道后的新黄河，主流宽达70 余里，最宽处达120 余里，洪水所至，泛滥成灾，吞噬了无数生命财产，淹没了无数肥沃良田。据当事人黄铎五视察所见：“一望无际的浪涛中，只见到稀疏寥落的树梢，汹涌的波涛卷流着木料、用具和大小尸体。孩子的摇篮，随着河水飘浮，还可以断续地听到啼哭声。”全家葬身于洪流者不知凡几，甚至有全村、全族、全乡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者，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这次决河使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市、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泽国，34.4 万多公顷耕地被淹没，89 万多人死于非命，1250 多万灾民流离失所。损失的财产按当时银币折算，价值达95280 多万元。三省中，河南受害最为严重，有21 个县市、900 多万亩耕地被淹，47 万多人死亡，造成了大片无人区。尤其中牟及花园口、赵口两个决口附近水势也特大。余如尉氏、扶沟、通许、西华、商水等县也都遭到严重水灾。至1947 年，这6 县（加中牟县）的人口总数只有受灾前的38％。花园口地区首当其冲，受灾情景更为凄惨，离决口口门只有半里的邵桥、沙家堤、史家堤、南省庄等4 个村庄全部被洪水冲掉。花园口地区的耕地几乎全被淹没，将近1/4 的人被淹死。
　　黄河河水人为改道，河水向东南倾泻，顺着淮河的支流贾鲁河、颖河、涡河，流至淮河干流，再顺着淮河南流注入长江入海。周口镇以北，包括贾鲁河与涡河之间和贾鲁河以西的部分地区，为河水泛滥的北部；周口镇以南，包括从涡河到泉河之间的部分地区，为河水泛滥的南部。这就是人们称之为“黄泛区”的地方。从此以后，“黄泛区”这一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便在地理书和历史书上出现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黄河夺淮汇入长江，这又给淮河地区带来连年水灾。黄河每年把约100 亿吨的泥沙带到淮河流域，使淮河干流和许多支流淤塞。每到汛期，黄河洪水滚滚南下，淮河洪水漫溢横流，大片地区被水淹没，水潦四集，不能排泄。洪泽湖湖底泥沙淤积1 米多高，沿湖积水成潦，芦苇丛生，蝗虫繁殖，使附近各县连年发生蝗灾，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
　　这次黄河决口给“黄泛区”造成的灾难持续五六年，有的地方长达8 年之久。
　　据国民党政府统计这次决河使陷入泛区的日军4 个师团损失了2 个。掘堤时，敌十四师团所派骑兵团的1 个支队一度截断平汉路郑汉间的交通，决河以后，该支队因后路被截断而被消灭。日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计划亦被阻遏。然而，这些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是无法相比拟的。虽然日军不能再实施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但日军将其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溯长江继续西进。6 月12 日，第一战区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电告蒋介石，黄河虽已决口，日军仍可自由活动。13 日又来电报告，黄河决口后，日军仍西进，并请求增兵固防郑州，不久，郑州、武汉相继失守，蒋介石决黄拒敌的计划归于破产。
　　早在掘堤之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曾连续发表日本飞机轰炸河堤的电讯，为其后来编造谎言打下伏笔。决堤后，6 月11 日，蒋介石给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发了一项密电，要求向民众宣传黄河堤是敌机炸毁的。花园口一决开，蒋在珍即将缺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房屋、大树都用炸药包炸倒，并发出电报，说日军飞机前来轰炸黄河堤岸，炸垮花园口河堤若干丈宽。6 月11 日、12 日、13 日，国民党中央社在从郑州发出的专电中，编造说：“敌机30 余架，12 日晨轰炸赵口，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致黄河决口泛滥。”6 月30 日，国民党政治部长陈诚亲自出马，在汉口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重复中央社的谎言。接着，外国新闻记者要求到花园口实地采访。
　　第一战区司令部急忙转令新八师编套日机轰炸经过材料，伪造一个被轰炸的现场。还调集新八师全体官兵、2000 名左右民工，进行了一场假堵口的表演，以掩盖事实真相。但是，国民党的这种表演，漏洞百出。法国的《共和报》在评论中，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犯荷兰、荷兰决堤自卫来相比，并指出：“中国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的死命”。在花园口实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当场提出许多质疑，如黄河堤岸约有20 米厚，而炸弹的弹痕不过1 米左右深，这是为什么？等等。可见，不少记者已窥知其中秘密。
　　蒋介石决河拒敌的结果，不仅未能达到阻敌西进的目的，反而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又丧失了大片国土，加重了民族危机。扒河拒敌政策的彻底破产，是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消极抗日政策的又一次失败。
　　胡臣友
　　国民党派驻新四军“联络参谋”真相按语本文从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提及的两名国民党“联络副官”，说到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令部等机关向新四军派遣联络参谋的真实历史。主要依据当年联络参谋50 年代初所写自述，档案馆藏国民党联络参谋报告及蒋介石、顾祝同等人往来电报，并参酌有关知情人提供的材料写成。所据为第一手资料，内容翔实，史料珍贵。
　　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写了两个国民党的联络副官。一个叫陈淡如，小说中着墨不多。另一个闻瑗，算得上重要角色。就在新四军军部以及所属皖南部队北移的前夕，他用威逼加利诱的手段，策动新四军参谋处长赵令波叛变，取得了极为机密的北移路线图。
　　究竟当年有没有这样的联络副官？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在皖南事变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个历来很少被人提及的史实，随着黎汝清小说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笔者曾有机会接触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愿向《民国春秋》的读者作一介绍。
　　三级机关所派联络参谋都是康泽门徒
　　抗日战争之初，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分别开赴华北和华中抗日前线。国民党当局对这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是很不放心的。1939 年6 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草拟《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其中专有一条提出：“中央”对八路军、新四军得指定联络员“监视其整个活动”。这个反共文件在6 月26 日送给军令部长徐永昌核签。徐永昌认为“监视”的说法未免过于显眼，将这一条改为：“军委会为求与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密切联系起见，照各军前例，派联络参谋若干员前往联络考察。该参谋等应适时呈出报告，以便指导、考核、纠正。”为了“密切联系”，当然比“监视”堂皇得多；但从选派的人员和他们的活动来看，实质并无丝毫改变。
　　这些负有特殊任务的联络人员，不分军衔高低，都称联络参谋，不叫联络副官。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共有五人，即：驻军部少将联络参谋卢碧湖，驻第一支队上校联络参谋许建华，驻第二支队上校联络参谋杨凤举，驻第三支队中校联络参谋盂繁伦，驻第四支队中校联络参谋倪志操。他们各有一名尉级的副官和一名传令兵随行。1940 年8月，卢碧湖调离军职改任行政督察专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还当过江苏省江宁县县长。接替卢碧湖的，是他在中央军校第四期的同学吕鲲，军衔也是少将。
　　同时更换的还有许建华，由毛光远接任驻第一支队上校联络参谋。其时新四军已建立第五支队、第六支队和豫鄂挺进纵队，但国民党当局采取驼鸟政策，始终不予承认，所以未派联络参谋。
　　小说《皖南事变》中的陈淡如确有其人，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派驻新四军军部的中校联络参谋。这是因为，当时新四军隶属第三战区。闻瑗则是小说家虚构的人物。实际生活中有个闻援，是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派驻新四军军部的少校联络参谋。为什么有了军令部和第三战区的联络参谋，又有集团军的联络参谋？这里需要多说几句。
　　1940 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策划消灭新四军。除了原在皖南的5 个师兵力以外，又从浙东等地紧急调来3 个师，形成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重重包围。如此众多的部队，需要有个统一的指挥。当时在皖南的最高指挥官，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让这个川军将领担当如此“重任”，蒋介石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认为不适宜。他们选中了反共坚决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10 月初特地将他从江西抚州调到皖南徽州，接着又移驻紧靠新四军军部的宁国。上官云相完全清楚，他到皖南来并不是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而是对付被称为“友军”的新四军，自然急需了解新四军的实力和动向。10 月13 日，顾祝同以调整皖南部署为名向蒋介石报告，拟将新四军划归上官云相指挥。17 日，蒋介石立即复电批准。这样，上官云相就既有需要，又有理由，把联络参谋派到新四军去了。
　　这些联络参谋虽然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但都有特务工作的经历，由军令部任命和派遣的联络参谋，实际上是特务头子、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中将总队长康泽所挑选，而且都与康泽有历史渊源：多的跟随康泽近10 年，如卢碧湖、毛光远；少的也有五六年，如吕鲲。他们离开重庆前，康泽曾在家中设宴送行，详细交代注意事项。他们到新四军后向军令部呈送的报告，都需同时报告康泽。陈淡如和闻援，原来也在军统控制的情报部门任职。闻援和孟繁伦、倪志操一样，还在中央军校特训班受过训，而康泽就是这个特训班的主任。
　　出发前蒋介石亲自布置任务
　　国民党军事当局向新四军派遣联络参谋，写入所谓《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是在1939 年6 月，实际决定的时间应当早得多。因为这年3 月，军令部已经任命五个联络参谋。4 月间，蒋介石曾在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办公楼亲自向他们布置任务。这次召见是由康泽领着联络参谋们去的。在座的有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
　　蒋介石规定：联络参谋的任务，就是要把新四军的各种情况及时报告，既要报告战斗情况，也要关心实力的发展，内部的关系，等等。还说：“共产党是有一套的，对于游击战的组织和指挥，军队的补充，军事训练，政治教育，都很有办法，大家都要虚心研讨。”
　　蒋介石强调：“大家去新四军，一定要做到能久住。因为你能久住，那他们的一切，一定都明白了。”“不要幼稚，使别人看不起，被别人赶走。如果让他们把你赶走，那你的工作就全部失败了。”“要能够久住，而且不要只坐在司令部里，更要随时下团下连联络。”“以后无命令绝对不准回来，严禁自由往返。”
　　蒋介石的这次训话并不是打官腔，讲得相当具体，甚至说到：“发电报就用新四军他们的电台，不准自带电台去。自带电台，一定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加重大家的工作困难。”还指出应先去上饶，向第三战区报到，听从顾祝同的指挥。
　　蒋介石讲完以后，即先离去。接着何应钦、徐永昌先后讲了一通，大体按照蒋介石的意思重复一遍。最后军令部总务厅给联络参谋们及其副官、传令兵各发了半年薪饷，还发了出差费、交通费、办公费、手枪、子弹、军用地图等。
　　联络参谋们5 月从重庆出发，一路稽延，到上饶已是9 月。顾祝同一见面就指责他们行动迟缓，要他们尽快到职，随时向他报告情况。为了便于联系，还结五个联络参谋部委派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的虚职。但是这些联络参谋在大后方松散惯了，并没有按顾祝同的要求办。他们从上饶到了屯溪以后，又去黄山游览多日，10 月半才到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派驻各支队的联络参谋，则是10 月底才到职的。
　　联络参谋如何收集情况向上峰报告
　　共产党、新四军真心诚意地和国民党军合作抗日，对这些联络参谋给予了周到的照顾，工作的便利。在他们到达上饶的第二天，叶挺军长正好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公干，立即接见他们，详细介绍了新四军的改编组成经过和挺进敌后情况。倪志操从军部去江北的第四支队，由新四军参谋处作战科长李志高带领警卫分队护送到长江边，又由江北指挥部派部队到北岸迎接。
　　联络参谋们在新四军期间，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经常和他们交谈，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作战部门每天提供敌我态势和战斗情况，供他们编写发注重庆和上饶的《战斗旬报》，如何编写则不予干涉。他们可以到任何一个营连去考察，可以与驻地各界人士结交。遇有摩擦事件，还请他们去实地调查，参与处理。
　　应该说，联络参谋们大体如实地报告了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战绩。这既是因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关系还比较好，也是因为军事当局需要了解真实的作战情况。同时，日军入侵，大敌当前，即使是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联络参谋，只要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血性，在前线目睹新四军不避牺牲，英勇抗战，也不能不持肯定的态度。
　　笔者曾见到由孟繁伦编制的三张新四军游击战绩年度统计表，一张是1938 年的，一张是1939 年江南部队的，一张是1939 年江北部队的。统计表分为作战次数、缴获、爆破、俘虏和敌我双方伤亡人数六大项。其中缴获一项，1938 年的表上详细开列了步马枪、手枪、轻机枪、指挥刀、文件、地图、防毒面具、望远镜、照相机等39 种，1939 年的表上又增加了重机枪、高射机枪、迫击炮、炸弹、毒气弹、无线电机等。爆破一项，则有汽车、火车、马车、汽船、公路、铁路、桥梁、水塔、煤矿等14 种。俘、毙、伤敌人的数字，按日军和伪军、军官和士兵分别统计。对上报新四军的战绩，很有点力求详尽的样子。
　　这位联络参谋还在1939年的统计表上写了一段值得一读的附记：“本军系担任游击任务，其部队类多深入敌后，有时因敌情紧张，便于袭扰敌人，履行任务，甚至一营一连在游击区内均须分散行动，因此与后方通讯联络不如其他部队之便捷。同时物质艰苦，交通工具缺乏，联络线往往无形中断。
　　基于此种困难，故历次战斗仅凭电报扼要转达，内容诸多简略，各种数字亦止于概数而已。至月终统计报告，皆赖徒步送达，每递送一次则须通过数道封锁，辗转需时月余。因之每月统计仅能依据电报汇成，而此表则系根据各部队按月详报统计，数字与战况均确实，故与以往月报略有出入。特此说明。”
　　这篇附记本是要说明年度统计比每月统计准确，但也从一个侧面颇为具体的描述了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艰苦情况。
　　遇有摩擦事件，联络参谋们的调查当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往往倒打一耙。但有时面对事实，也有比较公允的看法。1939 年11 月29 日，驻第一支队的许建华就给军令部发过这样的电报：“该支队所属部队屡次与现镇江县（今江苏丹徒县——引者）县长庄梅芳发生摩擦，均电冷副总指挥就地解决。最近复因庚佳两日该部在延陵九里山与敌激战不支，于灰日转移，有战士王晓和等三人落伍，经高庄时被镇江县县长之士众谋害有据，群情激愤，有即报复势。拟请将该县长更调，以免发生纠纷。”电报中的日期用的是韵目代日，庚日即8 日，佳日即9 日，灰日即10 日；冷副总指挥是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
　　许建华的这个建议会有什么结果，是不难想象的。12 月3 日，军令部给他复电说：“所请更调镇江县县长庄梅芳以平息纠纷等情，仰径商冷副总指挥核办可也。”干脆利落地一脚把球踢回去了。蒋介石也在同日装模作样地给冷欣发了一个电报：“查该镇江县县长庄梅芳有无更调必要，希核办具报。”
　　冷欣是庄梅芳挑起反共摩擦的直接后台，岂能打自己板子？他在16 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先对新四军江南部队诬蔑一通，然后提出：“镇江县县长庄梅芳系本党忠实党员，抗战前在党部工作，设突予更换，不但助长该部气焰，抑且引起误会而影响民众趋向，故拟暂不更换。”这个意见正合蒋介石的心意，21 日立即复电冷欣：“查所报镇江县县长庄梅芳不宜更换等情，准如所拟办理。”一桩残杀新四军战士的公案，就这样下了了之。至于许建华后来被更换是否与此有关，那就不得而知了。
　　需要再次说明，联络参谋们有时还能比较客观地报告新四军的情况，只是初期的事。上述许建华的电报，就是他到职才一个月时发出的。从1940年春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的重点从华北转到华中，对新四军步步进逼，力图“制裁”、“剪除”、“剿灭”、“肃清”，为此发出了一个又一个密令，拟定了一个又一个计划。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联络参谋们的报告调子也不同了。1940 年5 月，军令部派遣的五个联络参谋奉命返回，7 月到达重庆后，向军令部、参谋总长办公室和康泽分别作过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这次汇报，对新四军就更是信口雌黄，恣意诬蔑。
　　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军事当局曾有“皓电”和“齐电”大造反共舆论，诬蔑新四军有四项“非法行动”，即：“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联络参谋们的报告，当是这些诬蔑之词的重要依据。
　　说到联络参谋们颠倒是非的报告，不妨说说他们是怎样从新四军发出这些报告的。虽是细枝末节，倒也相当有趣。
　　蒋介石不准联络参谋们自带电台，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容易想到的办法是另备密码。所以军令部给他们各发了一本“央密”，康泽另给他们各发了一本“络密”。途经上饶时，第三战区的情报室又给了一本密码。但他们怕引起新四军的警惕，轻易不敢使用这三种密码，大多是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新四军的“通密”。他们临离重庆时，曾与军令部游击科科长乔茂材约定：用“通密”发的电报，凡开头有“钧鉴”两字的，就表示全不可信，是为了迷惑新四军而发的；凡最后有“为祷”两字的，表示有一半可靠；只有直称“部次长徐熊”（即军令部长徐永昌、次长熊斌）的电报，才是可信的。
　　尽管备有多种密码，玩了这些花招，要用新四军的电台发出关于新四军的情报，联络参谋们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所以他们还要设法另找电台。倪志操曾到驻安徽寿县的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处，调查颜部与新四军的摩擦事件。他一到那里，就用颜的电台发了一份电报，向军令部和康泽报告新四军在江北的扩编情况。后来，倪志操又到驻合肥的国民党军第一三八师，用那里的电台发过情报。1941 年1 月2 日，陈淡如自以为探听到了新四军军部北移的出发时间，那就更加辛苦，是特地从云岭跑到泾县县城，通过电报局向第三战区发出情报的。
　　从重庆返回正赶上皖南事变
　　军令部在1940 年5 月电令联络参谋们返回重庆，是因3 月间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提出，要以调整全国军队作战地区为名，把八路军、新四军都调到黄河以北去。这个决定迟至10 月19 日才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正式通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叶挺军长，但他们自己早在准备。这就需要向联络参谋们面授机宜。
　　联络参谋们再次出发之前，又由康泽带领，去军事委员会办公楼听取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交代任务。这时卢碧湖已换吕鲲，许建华已换毛光远。
　　何应钦强调：“大家的中心任务，是各随派驻部队渡江渡河，到达指定作战地区，不得逗留后方。大家要对派驻部队的长官加强联络，督促他们早些遵命开拔，全部开拔。如有不肯开拔或只开拔一部分的情况，要尽力查明，迅即详细密电报告。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只在司令部里联络，只求人事上的协调。”
　　这些联络参谋照例在重庆办办私事，会会亲友，少不了还要享受享受，一直拖到10 月甚至11 月才分别动身，到达上饶已是12 月下旬了。顾祝同很生气，见面第一句话就责问为何迟到。也难怪顾祝同着急，这时包围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一场罪恶的血腥屠杀即将开始，急需联络参谋们各就各位。顾祝同说：“大家此次前去，任务重大，必须各随部队，切实工作，不可再逗留后方，致干军法。明天即赶快出发，拿我手令去交通处调拨汽车坐去，到达后即来电报。”
　　五个联络参谋经屯溪到达太平县境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前进指挥所，得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已于1 月4 日出发北移，于是又前进数十里，到达第一四四师师部。五人商量：这时去新四军，等于投入包围圈中，打了起来，子弹可认不得人；但是如果下去，又怕康泽和顾祝同追究。他们决定给叶挺军长发一个电报，探明情况，再定行止。叶挺军长当即复电：“现在本军已遭包围，希暂不来军部。”他们就以这个复电作为不得不滞留第一四四师的理由，向军令部、康泽和顾祝同分别作了报告。
　　1 月6 日下午，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相继下令，从7 日拂晓开始向北移途中的新四军进攻。皖南事变终于发生。正在第一四四师的五个联络参谋，参与出谋划策，提供了新四军的情况。
　　皖南事变以后，军令部和康泽命令他们留在第三战区工作。或任作战参谋，参与了对新四军分散突围人员的搜捕。或任政训室主任，参与了对新四军被捕人员的迫害。
　　陈淡如和闻援表演各有不同
　　在新四军时间最长的联络参谋是陈淡如。他称得上“忠于职守”，曾经千方百计探听新四军军部北移的路线、时间和准备工作情况，但并未得到多少可靠的情报。直到1941 年1 月4 日，他终于弄清当天夜里就要出发，但已被看守起来。
　　这个陈淡如跟随新四军军部行军，5 日到茂林，7 日过丕岭，8 日又返回高坦。根据当时形势，留他是个累赘，就把他送到国民党军驻地附近，让他走了。在行军途中，他还有一段精采表演。当年的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在《皖南事变亲历记》中曾有记述，值得摘引介绍：“5 日在茂林，军部派我去招待陈淡如。我仍然很耐心地和他谈话。他身上长着疥疮，我到军医处找人替他治疗，还陪他下象棋。不知何时他写好了一份给三战区的电报稿，内容是主张团结，反对同新四军摩擦。他要求我把这份电报发出去。我知道他这是怕我们杀他，故意写这份电报来讨好的。我实在看不起他这种手腕，但仍然把电报稿交给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他看毕一笑，便搁入衣袋中去了。自然这份电报是不会发出去的。我想即使发出去，到时候陈淡如也不会认帐的，反而会说是新四军假借他的名义发出去的。这种人怕死，此时要他通电反对蒋介石，为了保命，他也会照办的。”
　　“8 日上午在纸厂休息，实际是因为军部的方针未定的缘故。但军部却决定先把陈淡如放回去，派几个人把他送到蒋军附近，让他走过去。后来听说他对三战区报告说是逃回去的，并且谎说是花了多少钱收买了新四军的哨兵才逃了回去的。他这样说不但是为了面子，也是为了钱。他报了谎帐，因此可以发一笔小小的洋财。”
　　至于闻援，开头已经讲到，是上官云相为了策划和指挥皖南事变专门派去的。他拿着上官云相致叶挺的亲笔信到达新四军军部，已在1940 年12 月初。时间紧迫，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新四军情况，他确实使出了浑身解数。
　　据当年任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处长的武之棻说，闻援在获知新四军的兵力部署以后，于12 月底跑了回去。这是他们第一次比较具体地知道新四军的实力，并且从中判断新四军在皖南有万余人。
　　闻援在新四军军部期间，与参谋处长赵凌波必然会有接触。但策动赵叛变，应是小说家创作的情节。这部历史小说中许多人物包括陈淡如都用真名，但将赵凌波改成了赵令波，将闻援改成了闻瑗，大概正是要在虚构的情节和真人真事之间划出界限。
　　赵凌波的叛变确有其事。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成三个纵队，赵凌波由参谋处长改任第三纵队副司令员，1 月10 日向裘岭方向退却时，在双家洲以北无名河被俘。此人贪生怕死，当了叛徒，写了供词，画了三个纵队的北移路线图。但这时国民党军对新四军的围攻已经有好几天，这张北移路线图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用处了。只有赵凌波的供词，说新四军“不遵令北调早有定谋”，对国民党当局还有一点用处。所以1 月12 日上官云相将这份供词报告顾祝同，13 日顾祝同转报蒋介石。17 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就引用了赵凌波的供词，作为新四军“违抗军令，不遵调遣”的一个“证据”。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但国民党当局既已“撤销”新四军的番号，自然谈不上再派联络参谋了。
　　史嘉
　　汪伪“第一夫人”出巡记
　　汪曼云受命
　　1943 年清明节前后，江南春暖，陈璧君静极思动，起了游兴。但以汉奸“第一夫人”之尊，带领大批随从游山玩水，未免过于招摇，总得找个借口，才能“师出有名”。这时，汪伪南京政府正配合日本侵略军在江南沦陷区进行“三光政策”的清乡，以“视察清乡”为名，倒也冠冕堂皇。
　　一天，汪精卫把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江曼云叫到颐和路34 号官邸，对他说：“夫人要到杭州视察清乡，我想请你陪同前去。不过，这次去杭州，不是以夫人的名义，而是以中监委常委的身份去的。”陈璧君一向好强争胜，喜欢出风头，汪曼云是深知的，于是随口答道：“汪先生的意思我懂了，但不知还有哪几位随员？”
　　“我想请人鹤（伪内政部长陈群）、孛孛（伪陆军部长叶蓬）、允文（伪外交部次长陈允文）、春圃（伪行政院秘书长、陈璧君之侄陈春圃）、昌祖（伪航空署长、陈璧君之弟陈昌祖）陪同。夫人远行，总还得有几位女眷才好，想请褚夫人（伪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之妻陈舜贞）、林夫人（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之妻徐莹）、曾夫人（曾仲鸣之妻方君璧）、曾委员（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曾醒）也一起去。”汪精卫答道。
　　这个随员阵容，既有伪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又有陆军、空军“首脑”，再加上一批高级伪官夫人，比之汪精卫本人“出巡”，还要有气派！
　　陪同陈璧君“视察”，这是件好差事，也是件苦差事。服侍得好，自然是宠信有加，升官在望，但陈璧君是个既骄且悍的女人，不好服侍，弄不好随时都会斥声迎面，甚至带来厄运。于是，汪曼云小心翼翼地“请示”：“从哪里起程？杭州方面是否要我去联络？”汪精卫答道：“从上海起程。筑隐（伪浙江省长傅式说）那里，由我通知。”
　　汪曼云辞出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李士群，因为他是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又是伪江苏省长，陈璧君要去杭州“视察清乡”，自然得禀告他。汪在电话里还特别要李土群“电饬”沪杭线江苏地界，欢迎标语要用“陈委员”，勿用“汪夫人”字样，以免陈璧君看了不快。接着，汪又去找陈春圃，问明了动身日期与上下车的车站之后，就以伪清乡委员会名义，向“华中铁道公司”定了一节专车，并分派了在车上侍应与警卫的人员。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了，汪曼云才舒了一口气。
　　车上风波
　　汪精卫在上海的官邪，是在沪西愚园路136 弄，离西火车站近，这天就在西站上车。
　　陈璧君的专车，是挂在一班开往杭州的列车上。正巧，伪教育部次长樊仲云这天要去杭州“讲学”，也在西站候车。陈璧君一眼瞥见了，就不高兴，对汪曼云说：“汪先生，樊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的！”意思是不让樊仲云上她的专车。这使汪感到左右为难：大家都是熟人，且樊又是个次长，如他要上专车，怎好意思挡驾？陈璧君平时作威作福惯了，心胸又十分狭窄，谁见到她都怕，樊真的上了专车怎么办？快上车了，汪曼云搜索枯肠，还没有想出办法，这时樊仲云似也知趣，要到前面头等车厢。不料陈允文却拉着他，连声说：“上这里一样的！上这里一样的！”樊便也不客气上了专车。汪曼云无计可施，只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硬着头皮跟着上车。
　　这节专车，也是汪精卫出门乘坐的。一节车厢分成3 个部分：一部分辟作两间半的包房，一部分装成客厅，余下的是一般头等车厢的丝绒软席。
　　列车刚开动，陈璧君己走出包房坐到客厅里，她那圆圆胖胖的脸上，阴沉沉的，对着站在丝绒席边的汪曼云说：“汪先生，我们专车的包房都给人家占去了，那何必要包一节车厢呢，我们买普通车票不是一样的吗？”汪曼云听了一愣。车厢里除了樊仲云不是随员之外，难道包房里还另有别人？他赶紧到包房前，一间一间的看过去。赫赫！在那半间头的包房里，伪考试院长江亢虎居然安坐在那里。汪曼云急忙叫翻译去把日籍列车长找来，问他：“这节专车是我们包的，你怎么把别的乘客也引到这包房里来？”日籍列车长说：“那是你们国民政府的院长啊！我以为他是和你们一起的，所以他在北站上车，我才引他到这里来。你们是自己人，且一会儿就到了，是不是就这样吧？”汪曼云被他冷嘲热讽地说了一通，觉得如果硬要把江亢虎撵走，只会使自己更丢脸，就自我解嘲地说：“我们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也不是一定要他走。”算是下了台。
　　汪曼云一转身，便添油加醋地回禀了陈璧君：“夫人，江院长是从北站上车的，列车长以为他是您的随员，且是个院长，所以才把他领进这间小包房，经我责问，列车长知错了，可又不好意思再请他坐到别处去，好在这间小包房我们也不用，就给了他吧？”这时陈璧君气量再小，当着这些男随员的面，也不好说一定要把江亢虎撵走。但她还是表示了内心的不痛快，随对汪说：“可是到了杭州，你对新闻记者必须说明江先生、樊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来的。”汪曼云自是连声应诺。
　　事情虽说是解决了，汪曼云觉得还应该使江亢虎知道这节专车是谁坐的，让他心里有数，免得再出岔儿。原来敌伪时期，部长以上的伪官，不仅乘火车可长期免票，而且出入车站也不受检查。江亢虎凭这种特权，不时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做高级跑单帮生意。有一次，汪精卫“出巡清乡”，从南京挂了一节专车，日本宪兵为了戒严，对这班列车的头、二、三等车厢的乘客，一律严加检查。恰巧江亢虎也搭这班车去上海，虽以“院长”之尊，这次也不能免于检查。讵知不检查犹可，一检查就当场出了丑。江亢虎带的两只大皮箱，一打开，里面装的都是当时属军用物资、禁止携带的猪鬃。要是这事出在老百姓身上，那就会连人带物一并送进日本宪兵队。因为江亢虎是个伪院长，且汪精卫又乘这列火车，给他难堪，无异撕了汪的脸，所以日本宪兵只叫送江上车的人将猪鬃带回去，但江已丢尽颜面了。
　　于是，汪曼云走进江亢虎那间小包房，对江说明：这节专车是“清乡委员会”包给“汪夫人”去杭州“视察清乡”的。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日籍列车长拖了翻译来，对汪曼云说：“有个和尚要找江院长，怎么办？”汪一听是个和尚，心里就恼火，弄个和尚来，太不像样！于是气冲冲地走到江亢虎坐处，以责问的口吻问江：“亢老！怎么会有个和尚来找你？”汪原希望江能从他的语气与态度上，主动把那个找他的和尚回辞掉算了。设想到江亢虎老奸巨猾，若无其事地说：“是的，对不起，叫他来吧！”这一招，汪曼云反而束手无策，只好让那个和尚进来。
　　和尚自我介绍，他是常州清凉寺的当家，这次是江亢虎约他一起去杭州的。
　　汪曼云沉着脸对和尚说：“这节车厢是专车，过嘉兴之后，你就要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去。”汪怕这个和尚一直跟到杭州，那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汪精卫老婆的车厢里，钻出个和尚，岂不闹成大笑话！
　　车到嘉兴，已进入浙江省境。伪浙江省长、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主任傅式说，率领了伪浙江封锁管理处副处长陈柏年、太湖东南第二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张鹃声上车，欢迎陈璧君。汪曼云灵机一动，当着陈璧君的面对傅式说说：“筑隐兄，江院长、樊次长不是和陈委员一起来的，生怕杭州记者误会，请您代说明一下，以免弄错。”算是“闭门推出窗前月”，卸掉了责任。车过临平，那个和尚还未从江亢虎那里走开，汪曼云又叫陈柏年去硬将他赶走。
　　到了杭州站，伪浙江省政府为了逢迎陈璧君，已勒令杭州学校停课，并派出军警强迫所谓民众团体和附近居民也前来“欢迎”。所以月台上居然也人头攒动，闹做一片。列车一到，月台上已军乐大作。陈璧君起身移步，准备接受车站上那些人群不由衷的“欢迎”时，却又突然止步，退回客厅。
　　随员们也只好却步不前。这时陈璧君气呼呼地对汪曼云说：“汪先生，我不下车了，我要原车回上海。”汪听了吓了一跳，不知又出了什么乱子，向前一看：啊，又是江亢虎！原来他已跑到陈璧君的前头去了。这样一来，陈璧君这次来杭州要出的风头，岂不让江先占了去？汪曼云情急之下，大声把江亢虎叫住，随即把他拉到小包房，往里一推，把住门口，然后对陈璧君说：“夫人，请下车吧！”这时陈璧君才下了车。
　　如此视察
　　当天下午，陈璧君到梅花牌伪浙江省政府走了一圈，晚上又到孝女路赴傅式说家的宴会，第二天便开始所谓“视察清乡”了。
　　上午，傅式说在抚台衙门旧址，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陈璧君到达时，傅已率领伪省政府所有的伪官，恭候在那里了。被迫而来聚集在广场上的老百姓约有1 千多人。
　　大会程序很简单。先由身穿少将军服的伪浙江省警务处长徐念劬向陈璧君立正，行劈刀礼，报告出席大会人数。然后陈璧君步上主席台。傅式说把陈璧君吹拍了一通，陈璧君也向台下人群逐一介绍她的随员，以炫耀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可临到请她讲话时，却又推说不习惯，叫伪内政部长陈群代讲。陈群事先毫无准备，奉命之余，也只好不知所云地胡讲了一通。好在地广人稀，既站得老远，又无扩音设备，谁也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
　　会后是参观佑圣观巷小学。这原是由杭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改名的，过去在杭州算是办得最好的一所小学，但此时已大不如昔，连校舍也陈旧不堪了。陈璧君引不起兴趣，只是履行公事地在学校走了一圈，脚都没有停一步，便草草地结束了。
　　陈璧君最感兴趣的，是到东街路100 号伪闽浙赣皖（四省边区）行营与伪特工总部杭州区“视察”。“四省边区行营”是汪伪特工总部为搜罗重庆国民党方面的游杂部队、扩大特工武装而设立的，由伪特工总部机要处长傅也文任指挥兼秘书长。陈璧君亲自召集这两个单位的全体特务讲话，还接见了特务头子傅也文、万里浪（伪特工总部杭州区区长）等，温慰有加。不过，陈璧君特别关照有一个人不要露面，这就是陈恭澍。陈恭澍原是军统戴笠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1939 年12 月他奉戴笠之命，在河内指挥暗杀汪精卫。21 日晚4 个军统特务逾墙而入汪宅，黑暗之中误中副车，将汪精卫的亲信曾仲鸣打死了，连曾的妻子方君璧也无端受了伤。后来陈恭澍调任军统上海区区长，于1941 年11 月底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投降了汪精卫，成为汪伪特务骨干。此时正在杭州为李士群办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训练特务干部。陈璧君怕陈恭澍出场，会勾引起这时随侍在旁的曾仲鸣之姐曾醒和方君璧的杀弟、杀夫之仇恨，当场冲突起来，没法收场。陈璧君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对傅也文、万里浪说：“这又不是为了私仇，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嘛！”
　　离开东街路100 号，陈璧君的“视察清乡”算是全部结束了。
　　老饕饱腹
　　陈璧君平日养尊处优，是一个享受惯了的吃客。还在去杭州的火车上，她就向汪曼云提出：“汪先生，你是杭州人，这次我们到了杭州，你应该多介绍一点杭州的风味给我们尝尝。”汪回答说杭州著名的吃食店虽有，可是地方不行，太脏。陈说：“只要好吃，管它什么地方。怕脏，是吃不到好东西的。”当晚，在傅式说家的宴会上，陈璧君又当面对傅说：“我这次来杭州，只受省政府今晚一次招待，其他概行谢绝，今后由我们自己来安排。”
　　宴会散后，陈璧君带了女随员和侄子、女婿回西冷饭店，男随员和傅也文、万里浪，则被伪第一方面军第二军军长徐朴诚拉到了他家里，殷勤招待一番。一时间，女人、鸦片、赌具、糖果、茶点、烟酒，都搬上来了。这些“法宝”，在徐朴诚家里，是四季皆备，随时都可供应的。
　　徐朴诚把这些人拉去家里，虽有笼络一番之意，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陈璧君侄子陈春圃的关系，宴请一次陈璧君。他说：他是伪中央将校训练团毕业的学员，这个训练团的团长汪精卫也就是他的老师，陈璧君即是他的师娘，岂能不招待一番，而失“弟子之礼”？话虽说的冠冕堂皇，其实他还另有一番用意。陈璧君不是说过只受伪省政府一次招待，其他概行谢绝吗？
　　他偏要在“概行谢绝”中出冷门，以显示自己的能耐，作为政治资本。陈春圃以陈璧君已有言在先，他无法效劳。但徐朴诚缠着不放，说：“无论如何，你得替我想个办法。”陈春圃遂往汪曼云身上一推：“你托曼云想想办法看。”
　　汪曼云与徐朴诚都是杜月笙的门徒，属“同参兄弟”。汪说：“要预先说请她，我想不出办法；事后告诉她，或者侥幸成功。……”徐朴诚急不可耐地说：“我不管事先事后，只要能请成功就行。”汪曼云成竹在胸，不急不躁地往下说：“明天晚上我准备陪同夫人和大家一起到王顺兴馆子尝尝道地的杭州菜，也请朴诚去做陪客。席间，朴诚不妨去敬敬酒，我替你介绍，说你是汪先生的高足。饭后我也不客气，这上下的账，请你全付了。临走时，我当面告诉夫人：今晚的账，徐军长抢会了。这样，她不接受你的招待，也没办法了。好在夫人也会原谅我，在这里抢会账，我是强不过地头蛇的啊！”
　　在座的这些伪官，都知道陈璧君的矫揉做作样，觉得还是这个办法好。
　　随后，汪曼云又和傅也文、万里浪商量，要他们明天早上派一批特务去奎元馆，除楼上留出一部分坐位外，其他概由“自己人”坐满，也做吃客。
　　晚上在王顺兴馆也是这样。
　　翌日清晨，陈璧君一行到了奎元馆。别看陈是个快60 岁的老太婆了，胃纳却很强，这顿早点，她一人就尽一只红烧羊头，还吃了一碗半面条，冷盘犹不计在内，连年轻力壮的男随员也望尘莫及，自愧不如。陈壁君食量虽大，却小溲频繁，仅一顿早点时间，就解了两次。她解小溲也别具一格，不上厕所，而是着人拿了痰盂，即在席前叫所有的女眷，围成一堵人屏风，她便安坐其中，一下子解决问题。这虽干脆简便，却实旷古未闻。
　　这天中午，陈璧君在西悦来吃饭，这也是杭州的一爿老馆子。傅式说闻讯赶来，问晚上准备在哪家馆子吃？汪曼云告以在王顺兴。傅说要叫伪省会警察局去布置一下。陈璧君说：“不必了，我也不爱这一套。就是你们贤夫妇，我也请你们不必劳驾，因为你是地方官，总有不便之处。”表现了一副体恤下情的样子。
　　饭后，傅式说把汪曼云拉到一旁，轻轻地对汪说：“夫人虽不要这样，我是地方官有责任。”遂又将声音压得更低：“杭州并不是安全的地方。再说，没有这个排场，她也不会高兴的。”傅说的是实话。陈璧君的思想确是矛盾的：她这次出门，原是想炫耀一下自己，出一次风头，不然为什么不以“汪夫人”而要以“陈委员”的身份（表示她有独立“人格”，不是“妻以夫贵”）来，还要带那么一大批高级伪官当随员呢？但她又要沽名钓誉，故作不爱兴师动众，以显示她的“深入民间”。其实，她心里想的，最好还是两样都能得到。傅说的“没有这个排场，她也不会高兴的”，可谓一语道破。
　　汪曼云说：“我已托特工总部杭州区把王顺兴馆上下全包下，派特工去当食客，不让外人进去。这样既安全又热闹，在外界与夫人看来，岂不是和平常一样？她想要突出的平民化，不也做到了吗？至于警卫排场，在她这种矛盾心理下，有与没有，都很难讨好。要两面讨好，比较难办。”傅说就是这事为难，不警戒万一出了事，他担当不起。汪曼云出了个主意：“这样吧！
　　你还是照你的计划去布置。但要警察局长也守候在王顺兴门口，要他听我的话，和我搭配演好这场戏。只要临时把店门口的警卫撤掉，其他的，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只要她看不见，也就不会怪你，这样你所顾虑的两个困难，就都解决了，而她所要的既要摆威风又要平民化，也都得到了。这不就双方满意，各得其所了吗？”傅式说认为这个办法好，就这样决定了。
　　当晚，陈璧君来到竹斋街王顺兴饭店。汽车到达时，不仅附近警察密布，即店门口也站了十几个。车子刚停下来，伪警察局长即上前为陈璧君开门。
　　她犹未跨出车门，已听到喊立正、敬礼的口令了。这时，汪曼云急跳出了车子，像煞有介事地板起脸孔对伪警察局长说：“己关照你们不必这样，为什么不听？马上把兄弟们撤掉！”伪警察局长一声“是。”把手一挥，带了站在门口的警察下场去了。汪曼云与伪警察局长搭配的一幕双簧，一分钟就演完了。陈璧君也就在这一霎间，得到了她所要的两套。
　　上楼之后，徐朴诚早已在这里恭候了。整个楼面，除了留下的席面外，已有人坐得满满的。桌与桌之间，虽都是熟人，互相间也不打招呼，像是素不相识的顾客。陈璧君对随行的女眷说：“清乡地区的市面，毕竟不错。”
　　不知这是她的自我安慰，还是有意骗人，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这晚除鱼翅、甜菜之类的几个大菜，是由徐朴诚叫人送来加工的外，其余的都是王顺兴的本地风味。生炒鳝片，炸响铃儿，醋溜全鱼，虾油卤儿浸鸡，馄饨鸭，东坡肉，乃至最普通的三虾儿豆腐等等，全都搬上席面。这些都是道地的杭州菜，陈璧君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绍兴扫墓
　　当晚在西冷饭店，陈璧君传话下来：“明天一早去绍兴。”许多人不知此行何为？就去问陈春圃。陈说：“是去扫汪先生祖先的坟茔。”原来，汪精卫虽生在广东，但他的原籍却是浙江绍兴，祖父以上的坟茔都在那里。
　　第二天清早刚吃完早饭，傅式说夫妇已偕同日军浙江连络部长渡边，带了一大卡车的日本兵、两卡车的伪保安队来了。接着，伪特工总部杭州区也开来了二辆敞篷车，坐满了身着笔挺西装的特务喽罗，每人提一挺快慢机，左臂还缠了一条印有“青天白日”中间有个“特”字的符号，深恐人家不知他们是汪精卫手下的特务妖魔，埋没了他们的身份似的。
　　这一行人，由傅式说与渡边坐车带头开路。接着是一辆架有机枪的伪保安队的卡车，与伪特工的敞篷车一前一后，护卫着陈璧君的保险汽车。随后是随员们的车子，最后殿以一辆伪保安队的卡车。那辆日军的兵车，算是押阵的。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地向钱塘江大桥方向驶去。
　　钱塘江大桥，抗战初期国民党军撤离杭州时，已被炸毁了。由于破坏严重，日军无法修复，为沟通南北两岸的交通，只得在原来的桥基上，铺上了一些长木板。陈璧君等人的汽车，便在这些木板上辗过。看着两旁下面滔滔的江水，听到车轮辗过吱吱作响的木板声，汉奸们都不免胆颤心惊，直到汽车过桥后，心才定下来。
　　经过几小时旅途的劳顿，总算到了绍兴，被安排在伪绍兴商会休息。时已中午，几桌丰盛的筵席已摆上了，自是饱吃了一顿。饭后，陈璧君这一行人，又乘汽车到一个水埠头，弃车登舟，由小火轮将他们乘的小木船，拖到沿河的一处田岸。
　　舍舟登岸，便看到那儿有一个坟墩，还有许多僧尼专候在那里。陈璧君一到，这些和尚、尼姑便铙钹齐奏，高诵经文，做起佛事来。这就是傅式说着人找到的汪精卫的祖坟。但见坟墩前竖着一块墓碑，上书“先考缦亭公之墓”几个字，下面具名是汪琡.原来这是汪精卫祖父之墓。
　　这个汪缦亭，名云，是清朝的举人，当过浙江遂昌县学的训导，是个不入品级的小学官。汪精卫的父亲汪琡，字省斋，从小寒窗苦读，可是几次应试，都名落孙山。汪琡眼看功名无望，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他就转而习幕，熟谙刑名钱谷之事。大约在咸丰年间，汪琡带了妻子卢氏，去广东游幕，遂寄籍番禺县，住在广州城。汪精卫是汪琡侍妾广东人吴氏所生，所以原籍绍兴他并没有住过。
　　陈璧君来祭祖扫墓，那些汉奸随员虽非汪家子孙，也个个跟在陈壁君屁股后，上前行三鞠躬礼，这是逃避不了的礼节与点缀。
　　当天下午，陈壁君等又乘原来的舟车，回到了杭州。第二天带着傅式说等人“馈赠”的土特产，把偌大的一节专车塞得满满的，满载而归地回到了上海。
　　仰扬
　　戴笠香港被扣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连同由他控制的军统组织撤到了重庆，以重庆为基地，继续从事搜捕、刑讯、暗杀等活动。
　　戴笠到重庆不久，为处理国民党密码专家温毓庆久留香港，不肯回重庆这一事件，曾专程去了一次香港，演出了连戴笠自己也不能想象的一幕。
　　温毓庆是国民党的密码专家。抗战开始不久，他即前往香港，不愿返回重庆。尽管他滞留香港，并无显明的投敌意向，但因他在国民党中主持密电破译工作多年，知道的机密极多，因此他的滞港不归，对国民党来说，总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对于温毓庆的异动，戴笠大为光火。但因温身处香港这个国际自由港，戴老板不能采取强硬措施，而只能采用缓和的解决办法。他先急电军统局属下的香港组织，让其设法劝说温从速返回重庆。这一招失灵以后，戴笠便决定，亲自出马，奔赴香港处理此事。
　　戴笠赴港的消息，很快地为温毓庆所得悉。温深知，戴笠的香港之行，是奔他而来的，便马上采取预为防范的措施。他一方面要求港英政府加以保护，一方面制造戴笠要来香港从事恐怖活动的舆论，借此阻挠戴笠的行动。
　　香港总督葛洪量本来就对戴笠过去一贯派遣特务在香港从事暗杀活动深为不满，现在得到他自己要到香港从事恐怖活动的报告，就立即作出安排，要警务处在戴笠抵港时将他扣押，以此煞一煞他的嚣张气焰。
　　一天，军统局在香港的特工人员郭斌，按戴笠拍来的电报的要求，赶到机场迎接。在机场，他看到港警如临大敌，就揣测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当他发觉港警手中都持有戴笠的半身照片后，他就明白了一切。
　　事态严重，郭斌感到，按当时的情形，他要把自己侦察到的情况直接报告戴笠是不可能的，或许能通过内线作出暗示，让戴笠加以防范倒是上策。
　　主意打定以后，郭斌寻机接近由他安插在机场上的特工人员，扼要地向他介绍了事情的缘由，嘱咐他务必寻找机会接近下机的戴笠或其随员徐锦成，向他们透露消息，以便他们有所准备。
　　飞机抵达香港机场后，戴笠随着旅客的人流走下舷梯。他扫视了一下机场，凭着长期从事特务工作的经验，马上感到机场上的戒备是不同寻常的。
　　在他的判断得到了安插在机场上的内线所作出的暗示的印证以后，便不动声色地同徐锦成交换了手中的小藤皮箱。由于他们两人所提的皮箱完全相同，他们的“调箱计”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徐锦成从戴笠手中接过装有戴氏常用的手枪、密电码本的皮箱以后，悄悄地向内线示意了一下，就把皮箱放在一旁，让他妥善处理。内线得到暗示，心领神会，就很随便地将那个皮箱归并到其他从飞机上取下来的行李之中，装上板车，由机场边门送了出去。
　　戴笠和徐锦成把足以使他们被羁押的证据藏匿起来以后，便若无其事地走向出口处，应付港警的检查。
　　港警满以为在戴笠随身携带的皮箱内能得到指控他的证据，可当着他的面打开皮箱一看，里面除了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他平时洗涤鼻子用的药水、器具外，别无他物。这使港警极为尴尬。尽管没能发现戴笠携带的违禁物品，但考虑到他不会无缘无故奔赴香港，而且事先已经得到了举报，香港警务处仍将他囚禁了两天。
　　戴笠至死也想不到，像他这样一个动辄可以捕人、杀人的混世魔王，竟然会成为阶下囚。因此，当港警查不出戴笠从事恐怖活动的确凿证据，向他说明事出误会，让其自由行动时，他坚决予以拒绝，要求香港总督说明扣押他的理由，以挽回他的面子。
　　香港政府并不理会戴笠的要求，但顾及到国民政府军令部和外交部分别就此向港英政府提出的严重交涉和抗议，便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由总督葛洪量亲自护送戴笠乘专机返回重庆，并就此事向国民党政府正式道歉，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自从那次在香港丢了面子以后，戴笠一直耿耿于怀，经常大骂英国人，以发泄他曾栽在英国人手下所产生的愤懑。
　　蒋伟国
　　日军杉坂少佐座机坠毁事件
　　1 941 年12 月1 日夜，侵华日军指挥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向日本大本营报告了一个使人震惊的消息：本日日本设在中国的中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广州附近的中国军队防区坠落，搭乘该机的派遣军司令部的杉坂共之少佐携带了一份送交驻广州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的关于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密文件。这一消息使大本营受到极大冲击：如果中国军队得到这份文件，就会立即通知英美，英美得知日本开战意图，可能会抢先向日军大举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政府已决定同英美开战，将对东南亚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同时发起攻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根据11 月25 日秘密下达的大陆令第572 号，决定向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秘密下达关于进占香港的命令草案，并交付有关文件。原决定由总司令部的中吉孚参谋携带前往，因他出差误期，就改由去广州的参谋部的杉坂少佐携带，乘中华航空公司的上海——广州班机前往。他乘的“上海号”12 月1 日早晨从上海起飞，经中途站台北，在经过汕头上空就失去了通迅联络。下午5 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得悉这一消息后，大为惊恐，参谋人员目瞪口呆，深感忧虑。因为命令中写有“开战开始时间定于确认南方军对马来亚方面登陆或空袭之后”，不仅暴露了日军要攻占香港，亦可判明对马来亚的奇袭登陆作战。如果文件落到同盟国手中，日军密谋发动先发制人的突袭作战的阴谋将彻底破产。因此日军紧张地搜寻探听文件的下落。
　　12 月2 日，第二十三军派出飞机、船舰和地面部队在华南一带大规模搜寻，一无所获，监听中国方面通讯的机构也未获消息，而这时大本营发布了“开战日定为12 月8 日”命令，时间紧迫。
　　12 月3 日晨，日军监听到了中国军队发往重庆的电报：大亚湾北方山岳地带发现一架日机坠落，但因天气恶劣，未发现遇难地点。
　　4 日晨，日军第二十五军已从三亚出发进攻马来亚，甚感紧张的日军义监听到了中国方面电报：已发现坠落日机，机身毁坏，机内7 人死亡3 人，击毙4 人，正搜寻整理飞机散落物。日军据此判断：机身未燃烧，重要文件可能己落入中国军队之手。于是，“派遣军”致电参谋本部及南方军，指出有必要针对重要文件泄密采取相应措施。
　　4 日上午，日方监听到的电报内容为：所有收集物品及文件一并送交重庆，日军总司令部对此极为惶恐。晚上监听的电报给日军带来一线希望：“昨日深夜发现二人，估计为日本坠机乘客，但两人抵抗后逃遁，正极力搜索中”。
　　日军估计可能其中有杉坂，他可能已将文件作了处理。
　　5 日监听到的中国电报内容为：发现一逃遁者并与之交战，敌挥刀勇猛抵抗已被击毙。日军总司令部推断此人为精通剑术的杉坂，且失事后生存了三天，估计既有时间又有地点处理文件，判明不会泄密，派遣军连夜报告大本营及通知南方军，各方面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有“神灵保佑”。
　　“上海号”失事后身负重伤的第十五航空通讯队的宫原大吉12 月5 日逃回淡水，也证实了带有作战重要文件和密码本等的杉坂及据判断持有交付第二十五军的大量密码本的第二十五军司令部久野虎平曹长脱离了现场，并已将密码烧毁。
　　12 月7 日夜，饿得精疲力竭的久野曹长穿过中国军队防线，也逃回了淡水，报告了曾与杉坂一起行动，杉坂已将作战命令作了处理，两人在3 日夜与中国哨兵发生冲突时失散的情况。3 个小时后，日军对东南亚进攻开始了。
　　12 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如果那件绝密文件为同盟国军队得到的话，太平洋战争史也许要改观了。
　　小金
　　宋子文同邱吉尔的争辩
　　1943 年，美英等国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召开会议，讨论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作战问题。中国作为二次大战反法西斯斗争的主要参战国也派宋子文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罗斯福、邱吉尔等人并不把中国代表放在眼里，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不通知宋子文。只是他们认为什么时候需要宋子文参加，才把他叫去，譬如“邀请”宋子文共进午餐，利用这个时间向他透露一些问题。对此，宋子文感到屈辱和不满。中国作为盟国，且是主要成员，理应平等地参加会议，然而美英却如此漠视中国的平等权利。宋子文曾为此提出抗议，但美英两国敷衍搪塞。
　　魁北克会议后，发表了“魁北克宣言”，可宋子文对罗（斯福）、邱（吉尔）在会议期间商谈的全部计划并不了解，他们只告诉宋子文，美英将转入对日作战，并实施对中国的有效援助。此时的蒋介石还在重庆坐等盟国出兵，等待中、美、英三国联合进攻在缅甸的日军，因为这个计划是三国在重庆商定好的。可等来等去，美英除了采取对香港和越南海防的日军基地进行一般性轰炸外，没有其它动静。
　　1943 年9 月，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法西斯三国轴心开始瓦解，欧洲战场有了新的进展，此时美英该履行诺言了吧，但他们又借口集中精力于欧洲战场和美国无法同时供给欧亚两个战场军用物资，单方面取消了原来商定的三国共同进攻在缅甸的日军的计划。当宋子文在后来的太平洋作战委员会议上向邱吉尔提出这个问题时，邱却装聋作哑，说什么他这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计划。气得宋子文大发脾气，与邱吉尔唇枪舌剑。除此而外，邱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也使宋子文极为愤慨。邱吉尔让中国人不浪费精力进军“独立”
　　的西藏。宋子文反驳说，中国在西藏边境驻有很多士兵，是守而不是进攻这块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是中国的，而不是什么独立国家。邱吉尔自知理亏，又吞吞吐吐说中国对这个偏僻荒凉“国家”有宗主权，而英国对之不感兴趣。
　　宋子文反驳说，如果西藏不那么偏僻荒凉，说不定英国早就对它感兴趣了。
　　宋子文在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上与邱吉尔激烈争辩使在场的人吃惊，因为宋子文在外交场合还未发过这么大的火气。会后，宋子文冷静下来，出于礼貌，向邱吉尔进行了解释，说如果自己的讲话有些鲁莽，那是因为事关国家存亡，是他的英语不够纯熟所致。邱吉尔也解释说，他恨自己不能说好中国话，如果他处在宋子文的地位，也会如此争论，当然要为中国说话。
　　宋子文虽然对邱吉尔进行了解释，但是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时，宋子文又激动起来，他再次提出三国联合进军收复缅甸问题，并且希望美英两国立即对侵入中国的日军发动空中攻势。然而美英，特别是英国除了强调欧洲战事外，还说丛林作战如何困难。澳大利亚外长支持宋子文的意见，说丛林战并非不可进行，在瓜达卡纳尔，日本人比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更为疟疾和痢疾所困扰。可是宋子文和澳外长的意见仍被会议主持者搪塞过去。宋子文在会下气愤地说：“美国人和英国人作为政治家，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搪塞起来八面玲珑，那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否则他们不会有今天。”
　　宋子文一方面继续说服美英进攻在缅甸的日军，一方面把美英赖帐的事电告蒋介石。蒋气得大骂美英“出尔反尔”、“欺人太甚”，他说邱吉尔是“狡猾的狐狸”。
　　美英单方面撤销三国联合反攻驻缅甸日军的计划，激怒了蒋介石和宋子文，但眼下是有求于美英，所以蒋介石心里的火只好向国内僚属们发泄。宋子文因为是在国外直接同美英打交道，得罪他们不得，只好强压怒火，同美英周旋。
　　当宋子文从罗斯福处了解到中国将被列入四强，蒋介石作为四强之一的领袖将被邀请参加开罗会议的时候，这多少弥补了蒋宋因魁北克会议和美英单方面取消反攻缅甸日军计划引起的不快。
　　连若雪
　　（第149页为宋子文照片）
　　周作人的受审
　　报刊杂志一度对周作人的议论不少，或褒或贬，莫衷一是。笔者对周作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问题并无研究；只是因工作关系，接触了一些周作人的档案史料。觉得有必要就周作人的受审问题，说上几句，以供治文史者的参考。
　　周作人在“七·七”事变前，曾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联合大学（简称“联大”），一部分南迁昆明，一部分西迁西安。多数教职员随校离平，只有少数或老或病或家累重者除外。北大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冯祖荀、孟森、马裕藻。周作人亦以“系累太多”为由留平，拟以“卖文为生”。北大校长蒋梦麟特别委任他们四人为北大留平教授，负责留守北大，保管校产及图书，由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贴费50 元。1937 年9 月26 日，周作人在给《宇宙凤》主编陶亢德复信中谈到他当时的情形：“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由于没有了薪资收入，周作人只得整天埋入八道湾的苦雨斋（周之书房名）里写他的小品，尝他的“苦茶”，作起“隐士”来。
　　然而，这位力图超脱社会生活、以“隐士”自居的知堂老人（周作人笔名知堂），却面临着严峻的历史考验。
　　1937 年7 月30 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同年12 月，日军卵翼下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汤尔和任伪教育部总长。汤尔和与周作人是浙江同乡，为此竭力援引周作人出山。1938 年5 月，汤尔和请周作人任伪国立北京大学总监督，周作人知道此事干系非小，心内疑虑重重，虽经再三敦劝，未肯往就，无法，由汤尔和自兼。在沦陷后的北平，周作人“生活似颇窘”，为了维持他的排场大的生活，开始转为翻译希腊作品。从当时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找来译希腊神话的任务，“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
　　1938 年9 月，周作人又执教于私立燕京大学，任客座教授（编译委员会和燕京大学均为美国人办的机构，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人不予干涉），月薪一百元，直至1938 年底止。
　　这时，发生了一件引起国人注意的事。1938 年4 月9 日，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据《大阪每日新闻》报道，周作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北平《文摘》19 期转译了《大阪每日新闻》的消息，载出了周作人讲话的内容。消息传出，全国震惊。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
　　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18位作家也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乎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为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并对周作人提出忠告：“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消息传到国川，年迈的陈独秀（陈与周作人有长期交往的历史，感情很深）动怒了，他愤慨地指出：“我还要说到我们的周作人先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尖指挥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中国的汉奸卖国贼领导之下高谈中国文化再生，这不能不是人类文化之奇耻大辱！因此我不能不为周作人先生惋惜，严格他说，应该是斥责而不是惋惜，虽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对此，周作人保持沉默，没有公开答复表明态度。
　　1939 年元旦，周作人于其苦雨斋中被一个自称是天津中日学院的青年学生开了一枪，枪弹为上衣钮扣所阻，皮肤擦伤，未中要害，但其车夫为救主而亡。该“元旦刺杀案件”一直未能破案，据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在受审时供称：因“行刺者戴了口罩，戴了帽子，认不得是谁”。“大概是日本人主使的”。周作人自遭不测后，大为震惊和恐慌。行刺事件发生后，“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员来住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没有了”。这对周作人是很大的威胁。周作人在后来受审时供认，行刺事件是他失足的一大原因。
　　终于，在“元旦刺杀案”发生10 余天后，周作人接受了伪北京大学的任命，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这是周作人在伪组织任职的开始。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在伪政权的泥淖里越陷越深。
　　我们可以循着周作人下滑的轨迹，来看他是如何书写自己的这段历史的：1939 年3 月28 日，接受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职务。8 月，出任伪北大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9 月3 日，参加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成为“东亚文化协议会”成员。1940 年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北平的伪临时政府解散，另设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该伪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总署督办。
　　11 月，汤尔和病死，继任乏人，汤在临死前力荐周作人出任。1941 年1 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又兼“剿共”委员会委员、新民总会委员。4 月，周作人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同年10 月，兼任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11 月，去苏北视察治安强化运动，为确立日伪治安效力。1942 年4 月，出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5 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随同汪精卫赴满访问，在新京（长春），同汪精卫拜会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主席溥仪。
　　同月，往南京，庆祝汪精卫六十大寿。9 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任评议会主席。12 月，出任伪华北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副统监，并以副统监身份，穿着日本式军装，戴着日本式帽子，陪同正统监王揖唐一起主持检阅了在北平天安门的所谓“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1943 年2 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周作人被排挤，卸去伪常务委员及伪教育总署督办之职，改任普通委员。6 月，被日伪任命为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协助日本侵略者调查研究华北资源和乡村出产。1944 年5 月，兼任伪《华北新报》理事及伪报道协会理事，发行有利敌伪之宣传报纸。同年12月，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实施沟通中日文化。另外，还曾任安清道义总会顾问。周作人所任伪职一直至日本投降，伪组织解体为止。
　　在敌伪期间，周作人作为各种伪刊的长期撰稿人，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文章，出过不少集子，发表了不少言论。他这时的散文，除少量回忆文章外，大量的是抄录旧书，有些则是美化汉奸政权和侵略者、宣传“东亚共荣”的。
　　他在1941 年5 月为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编的《日本的孔子圣朝》一书写序时说：“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严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这同侵略者所要建立的“王道乐土”的谎言完全是一个腔调了。周作人还曾在日华协会成立会上发表谈话，称“此次成立日华协会必能予两国亲善提携有所贡献”。又称“日华协会自将本诸大东亚宣言之旨趣，促进两国文化交流”。1941 年7 月17 日，周作人在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以《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为题作了演讲，鼓吹“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为汪伪政权开展“治安强化运动”推波助澜。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称赞周作人：“近常来日，努力于日华文化之沟通，实可称日华文化上不可缺少之大关键。”
　　周作人虽然干得十分卖力，亦步亦趋，但主子们有时并不满意，对他渐感失望。其间，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943 年秋间，日本为统制亚洲文化，在东京举行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会上，日内阁思想文化统制机关——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提出了“扫荡中国老作家”的议案，攻击一名老作家以“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人之思想表示敌对”，“为大东亚建设思想之敌人”。这个“中国老作家”虽未明白指出是谁，但其后证明即指周作人。周作人感到很委屈，不明所以，曾陆续发表《一封信》、《关于老作家》、《文坛之分化》进行辩解。片冈铁兵在一次复信中挑明了使其触怒的原因：“请您想起在《改造文艺》杂志所登载的大作《中国之思想问题》中之一节。原文云：“他们（中国人）要求生存，他们生存的道德不想损人以利己，可是也不能像圣人那样损己以利人。云云”。“当时鄙人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发表那篇演说，即有此文在鄙人胸中。只以此奉告，该文作者的先生当能立即觉到鄙人以何者为问题，为何种所刺激矣”。《中国的思想问题》是周作人在1942 年5 月在南京中央大学的演讲稿，载1943年1 月1 日《中和月刊》，后收《药堂杂文》。此文是日伪时期周作人集中谈论中国思想政治问题的重要文章。在此文中，周作人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中国国民固有中心思想，乃是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儒家思想。因文章不合于侵略者“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的拍子，故遭到了日本军御用文人片冈铁兵的斥责。此事成为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在受审时反复为自己辩护的一大根据。
　　1945 年8 月14 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肃奸运动”开始，国民党军统局奉命逮捕汉奸。10 月6 日，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指示军统局长戴笠立即逮捕华北地区高级汉奸。戴当日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并即刻解往炮局监狱。周作人亦在此列。次年5 月26 日，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站到了被告席上。6 月17日，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对周作人提起公诉。1946 年11 月16 日，首都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判决书在认定周作人犯罪事实和判决理由后指出：“被告在各大学执教历有年所，我国人受其熏陶者不知凡几；又有相当学识，过去著作不少，我国人对其景慕者亦不知凡几。居领导民众之地位，负最高学府教育之重任，宜如何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乃竟意志薄弱，一经遇刺，即变节附逆，觍颜事敌，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综合各种情状，应予减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褫夺公权十年，以维法纪而昭平允。”
　　周作人在受审时和在亲笔所具的自白书中，对历任本兼各伪职皆供承不讳，但对法官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很不服气，除一再上书法院为自己辩解，希望法院“赐明鉴，宣布无罪”外，还搜集有利于他的证据，以达到免刑或减刑的目的。这与周作人在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中表白他对自己出任伪职主张“不辩解主义”相去甚远。
　　周作人在法庭上和辩诉状中为自己的辩解，以及别人（诸如前北平诸教授沈兼士、董洗凡、俞平伯、英千里、杨永芳（系周之女婿），还有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后任校长胡适等）替他的辩解和证明，无非是说他与已故冯祖荀、孟森、马裕藻三人是奉前北大蒋校长之命共同留平，保管校产的，初拟卖文为生，后因环境恶劣，在家遇刺，大受威胁，加上汤尔和再三怂恿，才被迫出任伪职。又说他在国家存亡绝续之秋，必须有人冒犯不韪，共为维持；说他参加伪组织的动机完全在于维护教育，抵抗奴化，并不是恋慕做官；说他历任伪职，并非特意钻营而来，都是他人所强迫，即如日满之行，亦为强迫而去，只在观光；说他在任伪职期间，忍辱冒死，虚与委蛇，保全了北大等校的图书仪器，使北大文化机关各种设备有增无减；说他曾发表论文论中国的中心思想问题，是为民族求生存的，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言论，以至被日本一个军国主义文人斥为“特殊之文学敌人”、“反动者作家”；说他曾营救和掩护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及教育方面工作人员许多人；说他在伪职期间因违抗敌寇政策，险遭敌宪兵队逮捕；说他虽在伪组织服务，但自始至终洁身自好，迹无贪污，行元恶据，亦无反抗本国之图谋，合于蒋介石对伪职人员“只问行为，不问职守”的“明训”，故不能认定他有汉奸罪。总而言之，在伪职期间的所作所为，要么有利于抗战，要么话是违心讲的，事是违心干的，通通是不得已而为之。
　　周作人的选任辩护律师为王龙。王龙是周作人的同学，“因念同学之谊，出为义务辩护，嫌怨不辞”。王龙曾写了《知堂之狱》一文为周作人辩护。
　　他称周作人以汉奸罪嫌解京受鞫后，亲友多不敢顾，文人多讥之，幸赖他不识时宜，披沥肝胆，相濡以沫，力陈其冤。王龙的辩护是赤裸裸的，大意是：有一年大盗来了，老周受命护园，忍辱负重，后强盗退了，“这时左右一般太平者归来，三头六臂，聪明伶俐，趋吉避凶，打落水狗的人们，七嘴八舌的说‘老周不是好人……他是通敌，他是奸细，他应当吃官司’，大家听了，谁也不敢多嘴说不是，恐怕血口喷人，惹祸上身。”这同周作人为秦桧翻案的论调如出一辙。周作人曾在《苦茶随笔·关于英雄崇拜》中说：“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骂秦桧，称翁同龢、刘永福而痛骂李鸿章，皆是也。”一个人为虎作伥，觍颜事敌，而能心安理得，靠的就是给自己的丑行找出“人情法理”
　　上的所谓根据，不但据以保持心理平衡，还能在人前振振有词，一句活，自我感觉良好。这就无怪乎周作人要翻岳飞和秦桧的案了。那种一边明知干的是卑劣的勾当，一边又找出种种理由来粉饰那卑劣，自欺欺人的人，历史上也不乏其人，也就无怪乎有人要为周作人辩护、翻案了。王龙最后恳请法院看在周作人“生平恬淡无竞，开文艺之先河，明儒者之正统”的份上，“为国惜才，放归山阴故里，俾得从容著作，恭颂天下太平”。
　　周作人在高等法院判决后曾向最高法院递呈声请状表示：“被告并未负原判决所谓‘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正气’之深期厚望。虽任伪职，并无罪行，既非通谋敌国，亦未反抗本国，在法律上自不应负汉奸罪责。即退一万步言，原判对所举有利抗战之事实，即予采信，适用减刑之规定，而对于六十三岁投老残年之被告，减处徒刑十四年，似与无期徒刑无可差异，量刑未免过重，画饼岂能充饥”，故对法院判决实难甘服。
　　最高法院受理了周作人汉奸案，认定周作人应负汉奸罪责自无疑义。法庭对周作人为自己辩解的种种理由一一进行了反驳，调查证明，周作人在伪职任内聘用日本人为教授，改编我国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等均有充分表现，有言论、有行动可证。而对于周作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的罪责。法庭认为原审以被告在伪职期内保存校产、图书及营救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经多方证明属实，已作了减轻判处，与《处理汉奸条例》有关规定相当，并无不合。只是被告虽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所以最高法院于1947 年12 月19 日对周作人汉奸一案进行了复判，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一直到1949 年1 月，才被交保释放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给他改造自新的机会。他一直住在北京八道湾老家，在这里度过了晚年，于1967 年5 月7 日去世。
　　周红
　　（第153页照片中手拿礼帽者为周作人）
　　陈璧君受审记
　　1959 年6 月17 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一个年近7 旬的女囚在病榻上躺了三个多月后，终于停止了呼吸。守候在旁的护士按照惯例，在她的尸体上蒙上了白布，神色庄重的医生则在死亡报告上填上她的名字：陈璧君。
　　陈璧君，汪精卫的老婆！一个为中国人民熟悉而又愤恨的名字！这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是怎样被囚进铁窗的？本文将简略地予以介绍。
　　助汪投敌
　　1937 年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加紧与日本政府的勾搭，陈璧君是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得力助手。
　　1938 年11 月中旬，汪精卫派梅思平等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军部代表秘密会谈，就汪精卫叛国投敌问题达成协议。当汪精卫召集同党讨论如何下一步行动时，陈壁君力主逃出重庆，建立伪政权。
　　汪伪国民政府建立后，陈壁君任伪中央监察委员之职。后又以伪“广东政治指导员”的特殊头衔，往来于南京、广东之间，成为广东的太上皇。同时，她对南京伪中央政府的事务也要过问，对人事安排尤感兴趣。伪府中不少人深谙其中奥妙，纷纷投靠她的门下，她对这些人也尽量拉拢利用。于是，以“汪夫人”为核心的“公馆派”或“夫人派”的政治派别就在南京伪政府中出现，其地位与“汪夫人”在南京伪政府中的显赫权势成正比。
　　1944 年冬，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后，陈壁君因丈夫死亡而失去了原先的地位。世态炎凉，汪公馆门前也车马渐稀。陈壁君于是带着一批亲信返回广东，她想凭藉其妹婿褚民谊伪省长的地位继续称霸广东。
　　被诱入狱
　　1945 年8 月10 日，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广东，陈壁君惊慌失措，她找褚民谊商量后事，褚还故作镇静。次日，陈公博又从南京打电话给褚民谊，告诉他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和平运动”已完成，应自行解散，他才感到大事不妙。15 日，日本天皇正式下诏无条件投降。褚民谊和陈壁君此时已陷入绝望之中。
　　8 月20 日，自称是军统局驻粤负责人的郑介民突然出现在褚民谊的住宅，他除表明身份外，还向褚民谊谈了国民党军队开抵广东前的社会治安问题。第二天，郑介民又登门拜访，谈的是关于褚民谊个人的前景问题，称他的问题需要到重庆去才能解决。第三天，郑介民又赴褚宅，取出重庆来电，交褚过目，电文如下：{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65_1.bmp}“重行兄：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
　　重行是褚民谊的字。电报上附有密码，看不出伪造之迹，褚民谊对此深信不疑。郑介民还说，他得到重庆方面的另一电文，知专机后天即可到达，望他转告陈璧君早日作好准备。此时的陈璧君一直处于焦躁不安之中，她从褚民谊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如重庆方面能派专机来接，当即首途。他俩还准备刚上市的洋桃两筐，一筐由褚民谊送给吴稚晖，一筐由陈壁君送给蒋夫人宋美龄。过了三天，郑介民才来通知，说飞机业已抵穗，希望立即动身。陈壁君、褚民谊及随员于是日下午3 时，齐集于原伪省长官邸，准备出发。
　　郑介民调来十余辆汽车，宣布每辆汽车只能乘坐2 人，其余座位由军统陪送人员乘坐。陈壁君心中有疑，但设想到坏处去。车行后，陈璧君发现汽车未向白云机场方向驶行，却朝珠江方向疾驶，就问陪送人员何故，陪送人员托词说，来的是水上飞机，所以要至珠江上船过渡。
　　车行珠江大桥边，有两艘小汽艇在码头停候，一艘已载满军统人员。陈壁君等相继上船后，郑介民向她表示，他有事留穗，不能去重庆，并介绍另一名军统负责人相见。说完，他就乘汽车走了。
　　汽艇启行后，那个军统负责人就宣布：在飞机上不能携带武器，如有，必须交出。5 分钟后，他又取出一份电报，宣读道：“蒋委员长现因公赴西安，四五日内不能回渝，陈壁君等一行，此时来渝，殊多不便，应先在穗移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褚民谊此时已知中了郑介民设置的圈套，但他沉默无声，而脾气暴烈的陈壁君再也忍不住了。她站起来拍桌大吼道：“既是老蒋不在重庆，我就没有去的必要。若论安全，我自己的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她坚持要船开回原处，送她回家。军统人员见她发怒，也向她解释，说是奉命办理，请她原谅。褚民谊深知再闹也没有用了，婉言劝她，要她暂时忍耐一下，以观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经众人劝说，陈璧君虽不再坚持开回原处，但一路上仍大吵大闹，军统人员对她也毫无办法。
　　汽艇开到市桥，军统人员又要他们改乘小船。这时，事情已经更明显了。
　　陈壁君怒冲冲他说：“我决不下小船去，再听你们的摆布。除非你们用枪打死我。”军统人员见状提起手枪，从四面环视着她，形势很紧张，但陈壁君毫不畏缩，还像平常一样，瞪着眼睛说：“老蒋都知道我的脾气，你们是什么东西！”
　　褚民谊知道这样闹下去没有好处，就劝她说，如果重庆方面存心要为难的话，我们只能听天由命。这些人是奉命办事，与他们争吵，也不会有什么用。陈壁君想想他的话也有道理，才勉强上了小船。小船开了一会，到了李辅群住宅。李宅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屋，已被军统接管，作为临时看守所，有十余个士兵手提卡宾枪守卫。
　　陈璧君一行，被关在二楼，指定2 人合住一房。陈与女佣住在一处，褚民谊另住两间。看守人员告诉他们：除不准下楼外，可以自由行动，如需饮食用品，可通知他们办理。每人床上蚊帐、毛毯、凉席等也一应齐全。生活安排尚可以，但他们心里都不安，惟以下棋、看书来消磨时光。
　　10 月12 日，看守通知他们重回广州。出门后，每一人被送上一辆汽车，两面有武装士兵夹持，己完全是押解的形式。汽车一直开到法政路附近一幢原日本军官的住宅，在那里，每人住一间房，待遇很坏，己远不如市桥，但看守人员的态度尚好。
　　在广州被幽禁了半个月后，一个姓徐的军统代表告诉她，不日将送往南京解决，陈壁君当即说：“我有受死的勇气，但决无坐监的耐性。”那人一再解释：“将来一定用政治手段解决，不会付司法审判的，请暂时委曲一下，为时也不会太久了。”
　　11 月初，军统人员先把各人身边的贵重物品，包括手表、钢笔等全部收缴，再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把陈璧君等押往南京。此时，陈璧君正式开始了她的铁窗生涯。
　　羁禁南京
　　沪宁地区的汪伪汉奸，大多被羁禁在南京和上海两地。在上海，先关在军统的楚园与南市看守所，后集中到提篮桥监狱；在南京，则由宁海路25号而改送老虎桥监狱。
　　陈壁君被羁禁在宁海路25 号。
　　宁海路25 号，位于南京城北住宅区，原是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的住宅。汪伪时，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南京站。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军统接收，改为看守所。
　　宁海路看守所内分前后院，前院较大，后院较小，陈壁君、褚民谊是这里的第一批“客人”。首任看守长是原任汪伪行政院庶务科科长的徐文棋。
　　当陈壁君等被押解到看守所时，徐文棋临场监视，一个与陈壁君同时被关进看守所的汪伪汉奸见到他，以为他也被押解来了，用惋惜的口吻对他说：“老徐，你怎么倒先来了？”徐文棋听了尴尬得无地自容，只得说：“我们不谈这些。”
　　陈壁君等刚关进宁海路25 号时，受到看守所的优待。一日三餐，都由外面的酒家负责供应，下午还供有茶点。他们住的房间也不上锁，行动很自由。
　　但一个多月后，在南京陆续被捕的伪内政部长梅恩平、伪蒙藏委员长岑德广、伪南京市长周学昌及李讴一等；在日本被押回的陈公博、陈君慧、林柏生、何炳贤等陆续解到后，待遇就逐渐降低，除陈公博一人独处一个房间外，伪部长级的二三个人住一间房，次长与司长级的七八个住一间房。伙食也变得很差，一度曾用黑面粉制成面疙瘩作囚粮，汉奸们称为“原子弹”。房门也加锁，而且终日不开放。但是，由于陈壁君患心脏病、高血压等症，且体胖，看守所破例同意她的要求，让其子女陪伴，并由她选择二三人与她同禁。陈璧君又提出在她居住的二楼，除将进出的楼梯口大门锁住外，其他各个房间不上锁，也得到看守所的批准。但看守所要她出面约束各人，无事不得走出自己的居室，有事可掀铃叫看守。陈壁君在自己的囚房里，以静坐休息为多，即使每天半小时放风，也不参加。
　　苏州公审
　　当陈璧君等汉奸被羁禁在南京宁海路25 号看守所时，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先后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1 条和《惩治汉奸条例》16 条，对汉奸的量刑作了具体规定，其中犯有下列罪行的汉奸将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一）图谋反抗本国者；（二）图谋扰乱治安者；（三）招募军队或其他军用人工役夫者；（四）供给、贩卖或为购办、运输军用品，或制造军械弹药之原料者；（五）供给、贩卖或为购办、运输谷米、麦、面、杂粮或其他可充食之物品者；（六）供给金钱资产者；（七）泄漏、传递、侦察或盗窃有关军事、政治、经济之消息、文书、图书或物品者；（八）充任向导或其他有关军事之职役者；（九）阻碍公务员执行职务者；（十）扰乱金融者；（十一）破坏交通、通讯或军事上之工事或封锁者；（十二）于饮食水品中投放毒物者；（十二）煽惑军人、公务员或人民逃叛通敌者。关于汉奸财产，《条例》规定，对图谋反抗本国的汉奸，没收其财产，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
　　1946 年2 月的一个午夜，根据国民党政府关于被拘汉奸一律移送各地高等法院审判的决定，陈壁君等人从南京被移解到苏州看守所。
　　3 月28 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起诉陈壁君，内容为：“……被告陈壁君，系已故汪逆兆铭之妻，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日战争发生后，随同汪逆前往重庆。民国27 年秋间，汪逆勾结日酋近卫文磨秘密言和，被告参与谋议。是年12 月，被告与汪逆潜离重庆，先至河内，派陈逆公博至香港发表艳电，响应近卫主张之和平三原则，旋与汪逆由河内至香港转往上海，至29 年一月间，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公然反抗中央。其时汪逆任主席，被告任伪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终汪逆之身，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之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观于其但用‘明’（指汪逆兆铭）‘崖’（指被告）密电字样，为与各方面通信暗号，是其与汪逆并肩主政，把握实权，声势煊赫，至为明显。即至汪逆已死，陈逆公博继任伪主席时，被告以一未亡人之身，尤复往来京、沪、粤、汉等地，谬倡全面和平之说，以欺骗民众，献媚敌人，更密布特工机构，惨害地下工作同志，使我数千年文化之古国，沦于倭夷而不知耻，卖国求荣，至死不悟，其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实属无可宥恕。……”
　　4 月16 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陈壁君。因她平素做岸，人们都想看她被审讯时的狼狈状，因此未等开庭，庭内已座无虚席。陈壁君此时虽说是个阶下囚，但她总以为自己资格老，是国民党内的有功之臣，因此出庭时身穿一件黑色旗袍，架着一副细边的眼镜，态度仍很骄蹇。在法庭上，她时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一些所作所为，时而讥嘲法官，甚至大闹法庭，破口大骂蒋介石。说也奇怪，当她骂完这些话后，旁听席上竟发出一片笑声，响起一阵掌声，这笑声和掌声，反映了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然而陈壁君还以为这是人们对她的同情，因此她在接下去的发言中，不但不承认自己的卖国行径，而且还厚颜无耻地为汪精卫辩护：“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汪政权统治下的地区是中国的沦陷区，也是日本的占领区，并无一寸之上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日本攻粤，广州高级长官闻风先逃，几曾尽过守土之责，我们赤手把沦陷区收回，而又以赤手治理之，试问我们收回后怎样能交还重庆，重庆又怎样能来接受？”对此，听众嗤之以鼻，报以嘘声。
　　4 月22 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陈壁君无期徒刑。对此，陈壁君表示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提出上诉，因为她明白“上诉的结果，必然还是与初审一样”。此外她还强硬地表示没有坐牢的耐性，而有受死的勇气。
　　陈璧君虽不想上诉，但她的女儿汪文恂认为法院判得太重，仍聘请律师向最高法院声请复判。5 月21 日，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刑事二庭作出两份判决：第一，核准江苏高等法院4 月22 日所作的判决。第二，驳回汪文恂的声请，理由是“违背法律上之程式”，“从程序上予以驳回”。
　　陈壁君被判决后，关在狮子口监狱内执行。在她被判决后不久，陈公博、褚民谊等大汉奸先后在狱中刑场被执行死刑，不免使她有免死狐悲之伤感。6月3 日，陈公博首先被枪决。临刑前，他换了身干净衣服，取了一把小茶壶，双手捧着，面容严肃地向陈壁君的囚房走去。他对陈壁君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做纪念吧！”当陈公博伸手向她握别时，陈壁君纵声痛哭！两个多月后，褚民谊也在狱中被枪决，刑前，陈壁君也向他哭别。至此，陈壁君才真切地体会到末日降临的滋味。这时，她心脏病发作，一夜中曾昏绝三次。
　　被囚终身
　　1949 年初春，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狼狈南逃，它对关在狱中的汪伪汉奸作出一项特殊的决定：除已执行死刑者外，凡被处无期徒刑以下者一律释放！判处无期徒刑的，则继续羁禁。
　　4 月27 日，苏州解放，陈壁君从狮子口监狱移禁公安局看守所。上海解放后，陈壁君又从苏州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
　　陈壁君刚入提篮桥监狱时，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很深的抵触情绪，对过去的罪行根本就不予承认，认为仅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已。监狱中的管教干部对她进行热情的挽救和教育，使她这个以做岸出名的人，认识上有了些变化。她在狱中用半通不通的句子写道：“我初到此处监禁之时，自己一些都不认识自己的错误，非常不平，以为是政治上的成败。及后，我看了些书后，渐渐认识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便心中气和，后来竟大彻大悟，知道一切的道理。及得读《解放日报》后，加以深深的学习，不但气平，而且羞愧。其后另一朋友，更送我许多进步的书籍、小说、杂志、活叶文选，更学习了《列宁主义问题》后，便如盲目者忽得光明。不但对于以错误见解所做成之点，明若掌上现文，他日幸而改造成功时，重复工作之道路、途径，亦得深刻认识，及努力的去了解，往往思想斗争，至深夜不能睡。加之接受监中之教育之后，更加了然。”
　　1955 年7 月，她在一份自白中又说：“我少子来接见我，给了数本书，女监也每早九时送报纸给我，后来便求得自己订一份《解放日报》，我很用心的从它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我便渐渐信服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正确理论和用心了。尤其是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下来。日日的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完全了解了。有一个姓龙的朋友送了现在这一大批书给我，我便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
　　陈壁君入提篮桥监狱后，身体很虚弱，心脏病、高血压严重，头痛、头晕、腰痛、失眠等症加剧，监狱及时对她进行医治，病重时送入监狱医院治疗，1959 年3 月，陈璧君病情十分严重，再次送入医院，但因病魔缠身多年，心力衰竭，缠绵三个月后，死于监狱医院。由于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一远房亲戚收殓火化，骨灰送抵广州。次年，由其在港的子女派人到广州认领。
　　晓菲
　　（第165页为陈壁君照片）
　　巨奸陈公博伏法记
　　1946 年6 月3 日，星期一，黎明之前的零点12 分。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在官邸里，一面与属员商谈公事，一面在等待着上面的指示。
　　正在这时，机要处送来了刚刚收到的蒋介石侍从室的通知：“京特复第一二九号秘密迅速执行！”
　　谢冠生阅罢通知，立即从座椅上霍然而起，拨通电话，通知在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于当日上午将关押在苏州监狱中的“第一二九号”迅速、秘密执行处决。接着，他又派其机要秘书携带司法行政部的执行令、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书以及谢冠生的一封亲笔信，连夜赶往苏州，面呈江苏高院院长。
　　位处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接讯后，立即紧张地忙碌开了。
　　这天要被执行处决的，就是汪伪降日叛国集团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
　　陈公博，1892 年10 月19 日生于广州城中一个官绅家庭。青年时在其父陈志美影响下，走上反清革命道路。1917 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1年7 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不久就脱党，去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25 年回到广州，加入中国国民党，投入汪精卫门下，很快飞黄腾达，成为汪派的核心成员。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陈公博先随汪精卫反蒋，组织“改组派”；后随着蒋、汪合作，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陈公博出任实业部长。抗战军兴，陈调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938 年12 月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随之下水，在汪伪汉奸政府中先后充任立法院长、上海市长等重要伪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1944 年11 月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任伪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头号汉奸。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南京伪政府乱成一团。为逃避国家惩罚，陈公博于8 月25 日携妻子李励庄、秘书莫国康及大汉奸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库、何炳贤共7 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乘飞机从南京逃到日本亡命，历时一个多月。终因国内掀起严惩汉好的热潮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再要求，10 月3 日陈公博一行被送回南京，立即被捕。
　　陈公博先被关押在南京城南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旋又转移至宁海路25号的军统局临时看守所，开始过他的“楚囚”生活：每日下午倒便桶，陈公博与众囚犯挤在一道，感到有失面子，就向卫兵司令请求，说他曾任国府代主席，希望给他一点面子，准许他每日提前或延后单独倒便桶。此项要求获得批准。陈公博又感到看守所饭菜太差，难以下咽，要求改善，他说：“到绑赴刑场枪毙时，肥肥胖胖像个样子。”此项要求却没有获准。在看守所的几个月中，陈公博没有被提审过，只是每日伏案书写《八年来的回忆》，长达30000 字，竭力为自己与汪伪集团辩护。在这期间，军统局长戴笠曾亲来探视，与陈公博密谈了两小时之久。戴笠许诺将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他的问题，使陈公博一度似乎看到了生机页喜形于色。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国要求严惩汉奸的怒潮不断高涨，戴笠又于1946 年3 月坠机身亡，陈公博的幻想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1946 年3 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三人被押送到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4 月5 日下午，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判陈公博。首席检察官韩焘宣读了起诉书，洋洋万言，列出了陈公博的十大罪状，主要是：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在检察官读完起诉书后，陈公博当庭逐条进行了辩护。他竟然指责起诉书“不是割裂事实，就是摭拾谣言。并且文字间很多是徒快口舌的文章，而不是根据事实的起诉。”然后他宣读自己的《八年来的回忆》，历时2 小时之久。
　　不管陈公博怎样巧言诡辩，最终逃不脱历史惩罚。1946 年4 月26 日下午4 点，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审判长孙鸿霖宣读判决书：“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没收。”陈公博知道这是蒋介石定了的事，申请复判无济于事，表示不再上诉。但陈妻李励庄还不死心，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
　　果然，到了5 月14 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法庭驳回了李励庄的上诉，核准了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到6 月1 日，司法行政部也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6 月2 日，陈公博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
　　6 月3 日上午6 点30 分左右，谢冠生的机要秘书风尘仆仆地从南京赶到了苏州，踏进了江苏高等法院院长室，送来了对陈公博立即执行死刑的各种文书。院长立即通知监狱典狱长迅速安排临时法庭，布置刑场、警备等等事宜。
　　几名法警来到牢房提人，陈公博一见这阵势立即就明白：死神已经降临。
　　他整了整衣冠，取了一把自己用的茶壶，来到陈壁君的羁囚之处，送给她留作纪念，并向陈壁君鞠躬告别说：“我先随汪先生去了。”陈壁君失声大哭。
　　陈公博来到刑场前，先写遗书。一封给家属，一封给蒋介石。但给蒋信只写了一半，陈公博突然决定不写了。于是，历史上便留下了一封陈公博未完成的致蒋书。
　　约在上午8 点半钟，陈公博来到监狱刑场旁刚设的临时法庭上。法官循例问了问陈公博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接着宣读死刑执行书：“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三十五年度京特复第一二九号，……爰依惩治汉好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宣读完毕，法官问：“陈公博，你有什么话要说？”
　　陈答：“我给蒋主席的一封信，只写了三分之一。”
　　“可否在一小时内续成？”
　　“现在嘛，不必了！”
　　“你有多少动产不动产？”
　　“你们可以调查。”
　　“你有什么要求？”
　　“茶杯一只，系兆铭兄（指汪精卫）所赠；一等旭日大缓章一枚，系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均在我床上，要求随葬……”询问完毕，陈公博起身向刑场正中走去。他回头对执行枪决的法警央求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陈走到指定的位置上，面东而立，双手整了一下士林布长衫，然后向左转，朝北立正，说：“好，请吧！”法警举起盒子枪，对准陈的后脑打去。枪声响过，陈公博立时俯倒在地，混身痉孪，一股脏血从右眼流出，几分钟后，气绝身亡。
　　这时是上午8 时40 分。时当6 月，天气炎热，陈公博毙命后仅一天，尸体即已发臭。当即由陈在苏州的一位亲戚将陈尸体送往苏州殡仪馆匆匆入殓。后移葬上海公墓，连墓碑也未敢树立。这就是大汉奸陈公博的下场。
　　经盛鸿
　　（第175页为陈公博照片）
　　蒋介石为什么不杀周佛海
　　作为国民党中央主管宣传的副部长周佛海，于1938 年12 月公然叛逃投敌。他在成为汉奸以后，同蒋介石的重庆政权仍藕断丝连，甚至帮蒋介石作了许多别人无法代替的重要工作。曾任军统局南京站站长的周镐，1942 年底，曾奉命携电台至上海，为建立蒋介石和周佛海的联系，架设一部秘密电台。在此之前，周佛海在其住宅西流湾8 号，就设有一架与重庆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只是由于日本人有所察觉，周遂连住宅一起，付之一炬。周的此举不仅消除了日本人的怀疑，且颇得重庆方面的赞赏。以后周镐建立电台，只是恢复蒋介石与周佛海的联系而已。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周佛海和重庆国民党方面的关系。李士群是汪伪上海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一号人物，戴笠多次想拉拢他，都未成功。于是，在1943 年夏，重庆方面动了杀机，决心除掉李。戴笠选中了周佛海作为执行人。周佛海平时虽与李士群有矛盾，本人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物，但是，接到重庆方面的这一指示时，也吓得手脚发软。周佛海经过权衡，还是不敢不顺从蒋介石的意旨。周巧妙地利用了日本人与李士群之间的矛盾，借刀杀人，终于达到了目的。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在各主要交通线和战略经济要地，国共之间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此时，被戴笠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长的周佛海，死心塌地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利用手中掌握的武装，抵抗新四军对失地的收复。在上海外围，一度发生了不少战斗。这些抵抗，为蒋介石赢得了时间和主动，使蒋完整地接管了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
　　周佛海为蒋介石立下的功劳，蒋介石是心中有数的。但是，周佛海当年追随汪精卫出逃，蒋记忆犹新，余恨未解。蒋介石对于周佛海这样一个于己有仇有恩的复杂特殊的汪伪头目，就必须有一个跟惩处其他大汉奸不同的特殊处理办法了。周佛海的移交工作一结束，戴笠马上把他弄到重庆藏了起来。
　　尽管与外界隔绝，但礼遇有加，不仅吃喝玩乐不成问题，还允许带副官、护士、保姆、家属；读报（包括《新华日报》在内的所有报纸）、听广播也不受限制；生了病则被送入当时西南设备最好的军统“四一”医院治疗。一年以后，也就是陈公博、褚民谊等大汉奸被公审枪决以后，审判汉奸的风潮过去得差不多了，周佛海才被送回南京，走过场式地进行了审理。
　　1946 年11 月7 日，首都高等法院以周佛海“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周佛海及其妻杨淑慧不服，要求再审，最高法院于1947 年1 月20 日作出“原判决核准”的裁定，人人皆以为周佛海必死。谁知2 月23 日蒋介石突然致电司法行政部：“关于汉奸犯周佛海判处死刑一案。查该犯早经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戴故局长笠呈请前来时，曾令其奉谕转告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该犯似可免予一死，可否改判，即希由司法院核办可也”（据审判周佛海档案）。国民政府遂于3 月27 日明令改判为无期徒刑。
　　收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时，周佛海已身患重病，没几天活了。杨淑慧多方为他奔走求情，想保周佛海狱外就医，但没有蒋介石的首肯，谁也不敢松口。
　　为什么蒋介石对周佛海的处理，前后会如此不同呢？其中是有奥妙的。
　　一年前周佛海在秘密软禁的情况下，蒋介石给他的优待，这是对周为自己效劳的报偿。如今在公开的情况下，众目睽睽，蒋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包庇一个汉奸呢？况且，使周佛海处于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不失为蒋介石对于周当年背叛自己行为的一种惩罚。
　　1948 年2 月，52 岁的周佛海病死狱中。
　　敖瑜徐豫
　　（第180 页为周佛海被押送法庭受审照片；第181页为司法行政部转蒋介石关于周佛海可免死刑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外
　　法庭终于开庭
　　一次大战结束不久的东京，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在废墟——的包围中，名叫市谷高地的一座小山上，一幢侥幸躲过了美军燃烧弹的庞大建筑子然孤立，尤为醒目。这里原属陆军士官学校，二次大战中，被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用作礼堂。经几个月按美国建筑样式修整，已焕然一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持续两年半，开庭818 次的东京审判，即将在此处举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昔日策划侵略战争的所在，如今成了清算战争罪犯的场所。
　　这幢建筑的大门前，有一座假山。假山上一株业已枯萎的松树上，钉着一块褐色木牌，两行黑色的英文告诉世人：“这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 年5 月3 日上午8 点42 分，一辆深土黄色的大型军用客车，和一前一后两辆白色吉普车停在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门前。20 多名美、英、澳、中、日等国的记者已在此等待多时。前面一辆吉普车的门开了，走出一位美军中校，他是法庭宪兵队长A·S·坎沃奇，这位中校对记者们交待了几句。8 点50 分，中间大客车的门开启。第一个走下车的人穿着一身战时日本“国服”——“国民服”，胡须全白，他是南次郎大将。第二人眼眶深陷，他是曾任外相、首相的广田弘毅。日本特务头子、穿一身西装的土肥原贤二第四个走下车来。第八人瘦小、干瘪，他即是南京大屠杀时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很大将。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人拄拐棍，着西装，他名叫重光葵，担任过外相。隔了两个人，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脸上露出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的矮老头，此人便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眼睛不停地巴眨巴眨的贺屋兴宣（前藏相）走在最后。他们走得很慢，相互间保持1 米左右的距离。坎沃奇中校要求他们以这样的速度和队形走进法庭，以便于记者们摄下这26 人各自的“尊容”（开庭第一天上午，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大郎尚未押到，下午才坐上被告席）。当走在末尾的贺屋兴宣走进法庭大门后，厚厚的玻璃门随即关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期两年半的审判，从此拉开帷幕。被作为甲级战犯审判的，有东条英机等28 人。
　　法庭内，高高的审判席上，坐着苏联、美国、中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等国的11 位法官。中国的法官梅汝璈博士（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理主席），坐在庭长、澳大利亚人韦伯的左侧。美国的法官坐在韦伯的右侧。各位法官的身后分别悬挂着各自国家的国旗。法官席的前面，是稍低的公诉方代表席、辩护方代表席。大厅另一面，跟法官席相对，是两排长椅。前排坐着东条、土肥原等被告，后排坐着松井石根、重光葵等被告。他们身后站着戴白头盔的美国宪兵。法庭还设有200 个记者席位，以及数百个来宾席、旁听席。
　　预定上午10 点开幕，可能因讨论辩护团的抗辩书，延至11 点17 分法庭执行官庞米塔才宣布开庭。11 名法官，除苏联的扎里亚诺夫穿军服外，其余一律穿法官长袍。
　　“这次在本法庭上受到起诉的各个被告，都是过去十几年日本国运极盛之时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原首相、外相、藏相、参谋总长及其他日本政府内地位极高的人。起诉的罪状，是对世界和平、对战争法规和对人道的犯罪，或导致这些犯罪的阴谋策划。”庭长韦伯致开庭辞说。
　　法庭开幕之日下午，开始宣读长长的起诉书。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部（即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国际检察局费时5 个月起草的起诉书，列出3 类共55 条诉因。3 类诉因是：第一类，破坏和平罪；第二类，杀人；第三类，普通战争犯罪及违反人道的犯罪。首席检察官、美国人基南花了两天时间，才把这份厚达42 页的起诉书读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时，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已过去8 个月。东京审判迟迟才开始，缘由何在呢？
　　还在1945 年7 月26 日，《波茨坦公告》就宣布，一切战争罪犯应受严正之审判。同年12 月26 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会议，并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后决定，“同盟国最高统帅为补充投降条款，得发布一切命令”。次年1 月19 日，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即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依据上述授权，命令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同日发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对法庭的组成、审判程序和适用法规等作了规定。根据该宪章，麦克阿瑟任命了英、美、法、荷、苏、中、印、澳、新西兰、比、加等国的11 名法官，并以澳大利亚人韦伯为庭长。法庭的法定人数为法官的半数以上；法庭的判决根据超过半数的出庭法官的意见作出。具体他说，11 名法官中有6 名法官（过半数）出庭，即可开庭；6 名出庭法官中有4 名法官（过半数）赞成，便可作出判决。
　　东京审判中的检察工作，由盟军最高统帅部月下的国际检察局负责。检察官分首席检察官和陪席检察官。美国人基南任首席检察官兼国际检察局局长，中、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印、菲等国的10 名检察官任陪席检察官。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为上海第一特区地方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在讨论起诉书时，曾发生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主张，为了向世人表明日本本国人民也要求审判那些将他们引入歧途的人，有必要起用日本的法官和检察官。会议记录没有记下提出这种主张的人的名字，据推测，“可能是英联邦方面的发言”。这一意见没有被采纳。日本政府并没有选派法官和检察官参加国际审判的意思，它想用所谓“自主审判”代替国际审判。
　　由于东京审判为美国所操纵，审判的准备由美国单方面进行，澳大利亚和苏联表示不满。澳大利亚认为，东京审判不应由美国主导，而应由同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和各同盟国政府共同负责。但在美国的反对和英国的劝说下，澳大利亚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苏联认为，根据美国起草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东京审判跟纽伦堡审判有重大差异：没有像纽伦堡审判那样设置预审官，陪席检察官也不能像纽伦堡审判那样可以独立行动。因而它没有立即派出代表参加东京审判。经美苏间多次交涉，及美国方面的一再敦请，苏联检察官C·A·戈伦斯基才于1946 年4 月13 日到达东京。姗姗来迟的检察官还有：荷兰检察官鲍格尔霍夫·马尔泰，1946 年3 月19 日抵达。法国R·L·欧涅特检察官和菲律宾P·罗佩斯检察官均于4 月2 日抵达。而印度检察官G·梅农赶到日本时，法庭已经开庭。
　　在苏联等国的检察官来到之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选定工作已接近尾声。由于苏联的拖延，它几乎未能参与“构成检察活动核心的被告选定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策。
　　逮捕战犯嫌疑者
　　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后10 多天，就开始一批批逮捕日本战犯嫌疑者。
　　1945 年8 月28 日，一支由258 艘各种类型军舰组成的美军特混舰队浩浩荡荡驶入日本东京湾。隔了一天，麦克阿瑟飞抵横滨厚木机场。9 月8 日，麦克阿瑟驱车前往东京，下榻于原美国大使馆。至10 月，进驻日本的美国军队已有50 余万。
　　美军开始占领日本时，距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两周。这段时间内，东京尚未被炸毁的政府大厦顶上浓烟滚滚，这是在销毁各种绝密文件。1939—1945 年裕仁在宫中主持帝国大本营的记录，全部焚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秘密警察的档案绝大部分付之一炬。这项有计划的销毁策划和进行侵略战争罪证的活动，是在日本政府授意下进行的。日本政府有足够的时间，为对付即将到来的国际审判预作布置。
　　迄1945 年12 月6 日，麦克阿瑟公布了六批战犯嫌疑者名单，根据这些名单，逮捕的甲级战犯嫌疑者超过100 人。1945 年9 月11 日的名单包括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9 人。11 月3 日的名单包括前首相小矶国昭及前外相松冈洋右等。12 月3 日的名单包括皇族梨木守正亲王等。前首相近卫文麿和前内大臣木户幸一的名字列入了12 月6 日的名单。
　　东条英机在逮捕令下达之前就作好了自杀的准备。1945 年9 月11 日下午，美军来逮捕他时，他要求略等片刻。然后到洗澡间洗了个澡，穿上崭新军服，走进书房，将门反锁好，用32 毫米口径柯尔特自动手枪，对着医生用炭笔画了圆圈的心脏部位开了一枪。也许因为年岁大了，画了圆圈的地方皮肤下垂，也许因为适逢心脏收缩，子弹从他那颗畸形的细长心脏下方穿过，只差一点便打着心脏。他倒在血泊中，被送进医院抢救。美军医生不想让他死得太便宜，要让他活着受审。于是，东条活了下来。
　　次日下午5 点，日本第一军司令杉山元元帅在牛噫军司令部自杀。其妻子启子在世田谷家中获悉丈夫自杀的消息后，走进佛堂，穿上一身白衣，用短刀往心脏部位猛刺一刀，遂即倒地身亡。
　　前首相近卫文麿在日本投降后曾活跃了一阵。他进入战后成立的东久选亲王内阁，任国务相。还曾以“内大臣府御用挂”的身份从事改定宪法的工作。他自以为可以一显身手，再展宏图。那知12 月6 日黄昏，传来了将要逮捕他的消息。入狱的前一天（15 日）晚上，他和妻子千代子等谈话至凌晨1点左右，又和次子通隆谈了1 个多小时，3 点左右进入自己的卧室。早晨6时，妻子走进去一看，他裹着一身白布，横卧在雪白的被褥上，已断了气，枕边放着一只褐色小瓶子，里面还残存几滴毒药。近卫留下遗书一封，内称：自日中战争以来，我犯了许多政治上的错误，对此，我感到责任重大。
　　但是，作为所谓战犯，在美国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这使我难以忍受。
　　在自杀的战犯嫌疑者中，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代表性，即宁可自杀也不愿受逮捕和审判之辱。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在日本军政界，一时自杀成风。陆海军将领自杀的，计34 人。
　　曾经推荐东条英机任首相的前内大臣木户幸一，于1945 年12 月6 日下午7 时从广播里听到麦克阿瑟统帅部向他发出逮捕令的消息。8 时半，他接受了《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他对记者说：“那么多的人都传去了，我也因此有所准备，知道一定会来找我。至于自己究竟在哪一点上被追究战争责任，那要看对方的看法，我无从知道”。10 日晚，裕仁天皇为木户饯行。天皇对藤田尚德侍从长说：“从美国来看是有罪的人，从我国来看则是有功的人”。晚宴上，天皇对木户说：“这回你真是不幸，要多注意身体。我们事先谈一谈。我的心境你完全了解，所以想让你为我充分说明。”木户听得出来，天皇是要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洗刷。回家的路上，木户见到了都留重人，都留劝他说，要充分做好辩护准备，因为美国的想法，内大臣有罪则天皇亦有罪，内大臣无罪则天皇亦无罪。于是木户打定主意要进行辩护，以便为自己开脱，同时也为天皇开脱。
　　国际检察局执行委员会选定被告的工作从1946 年3 月11 日开始，其时苏联等五个国家的检察官尚未到达。至4 月1 日，共开会9 次，确定了一份27 人的被告初选名单，加上悬而未决的土肥原贤二和石原莞尔，共29 人。4月8 日，陪席检察官会议就这份名单进行表决，通过了一份26 人的名单。初选名单中有3 人被排除，他们是石原莞尔、田村浩、真崎甚三郎。首席检察官基南指示将土肥原贤二从被告名单中划去，未获陪席检察官会议通过。苏联检察官于4 月13 日到达后，要求追加5 名被告。陪席检察官会议表决的结果，将其中二人，即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追加为被告。加上先前选定的26人，共28 名被告。其中陆军军人15 名，海军军人3 名。经麦克阿瑟批准，这28 人成为东京审判的被告。
　　这28人是：东条英机、东乡茂德、铃本贞一、松冈洋右、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大岛浩、星野直树、桥本欣五郎、永野修身、田繁太郎、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武藤章、小矶国昭、大川周明、白鸟敏夫、贺屋兴宣、木户幸一、畑俊六、木村兵太郎、佐藤贤了、冈敬纯、南次郎、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重光葵。
　　中国两次提出的战犯名单，共列有33 名战犯，其中有15 人成为东京审判的被告。
　　要不要追究天皇的责任
　　在选定东京审判的被告时，国际舆论强烈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发出了要求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呼声。
　　裕仁天皇是一个极富神秘色彩的人物，表面看来，他似乎只是日本名义上的元首，实权操于内阁之手，而内阁又为军事首脑所左右。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美国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说：“美国的情报分析家倾向于认为，日本是一个受东条之类狂热顽固的将军们控制的警察国家。分析家们不知道，东条不过是天皇陛下唯命是从的奴仆。”日本粟屋宪太郎著《东京审判秘史》写道：“在战前的日本，在公务上执行宣战、讲和、缔结条约权限的唯有天皇一人”。东条英机在法庭上曾这样谈到天皇的权威：“没有任何一个日本臣民能违迕天皇陛下的旨意，日本政府或日本国的高级官员尤其如此。”每一届日本内阁都按天皇旨意组成。各届内阁首相及内阁成员，无不对天皇奉命唯谨。在罗斯福任美国总统期间，日本内阁换了12届，天皇就用频频更迭内阁的办法，保持他的绝对权威，而防止内阁权势过重，威胁皇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写道：“在审讯开始前，我认为天皇作为一个绝对极权的君主，因批准开战应负足以构成起诉的责任，……
　　在审讯中提出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我先前的看法，证据表明，天皇确实批准了开战，因而对战争负有责任。”内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和杉山元元帅的日记，都表明天皇参与了战争。例如据杉山元日记记载，早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11 个月，裕仁就曾亲自命令对突然袭击珍珠港的可能性作出评估。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数月，裕仁还详细询问了军事和经济计划。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无论是文件证据，还是证人证言、被告口供，都涉及到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天皇亲自指导日军在淤沪战场的作战；对于日军攻占南京，天皇向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表示“异常满意”；这类事例甚多。
　　正因为裕仁天皇在侵略战争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故澳大利亚提出的战犯名单，将裕仁排在第七位。澳大利亚政府关于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备忘录写道：天皇“正式批准1937 年侵略中国（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因天皇下了开战诏书而开始的。……仅仅由于他批准了战争，他便要承担责任”。
　　但是，首席检察官兼国际检察局局长基南，根据麦克阿瑟的意图，将裕仁天皇的名字从被告名单上划去了。基南并指示：绝对不得将天皇当作被告或证人。
　　麦克阿瑟何以回护天皇？他的理由是，战后日本国民对天皇仍奉若神明，重建日本，就要利用天皇在日本国民中的这种影响；而把天皇作为战犯交付审判，就会出现动乱，为了对付日本举国上下有组织的抵抗，美国必须投入远比目前进驻日本的军队巨大的兵力。
　　还在1945 年10 月22 日，美国国务院、陆军、海军三方调整委员会就通过一项议案，决定让麦克阿瑟在日本秘密调查天皇是否负有战争责任，并就是否将天皇作为战犯提交审判提出建议。1946 年1 月22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寄去了一份由澳大利亚提出的日本战犯名单，上面列有包括天皇在内的62 名战犯名字，并命令他着手对战犯起诉。1 月25 日，麦克阿瑟急切地向美国陆军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发出一份电报，说是没有发现天皇犯罪行为的明确证据，不应将其作为战犯控诉。电报还说：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那么就有必要对占领计划进行重要的修改；为了对付日本方面的游击活动，起码需要100 万军队和几十万行政官员，云云。美国总统杜鲁门等人彼麦克阿瑟所说服，美国政府同意按麦克阿瑟意见办。如何处置日本天皇这个棘手问题，就交由麦克阿瑟去处理了。
　　麦克阿瑟采取这样的保护天皇的策略：“从速审判东条和他的1941年的年阁成员，借此避免扩大调查范围，以免牵连天皇”。在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中，法庭都小心翼翼地绕开天皇的责任问题，就像避开雷区一样。裕仁终于被保护下来，他仍然留在神圣的天皇位置上。
　　对这样一个使人大惑不解的问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是这样理解的：“民主国家结成同盟，不惜牺牲大量的生命和物质力量，向一个专制政府开战，而最终却把这个政府的专制君主留置原来的领袖位置，看来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但是，裕仁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他也是一个象征。作为个人，不管他多么罪大恶极，但他仍是整个国家的精神化身。在1945年，多数日本人以一种宗教信仰的态度，深信日本与天皇是不可分的，必须生死与共。”
　　细菌战、奏气战问题被搁置一边
　　日军进行细菌战、毒气战的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意回避，未予清算。
　　关于细菌战问题，国际检察局已经搜集了一些资料。其中就有关东军防
　　疫供水部（七三一部队）对3000多名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俘虏进行鼠疫、霍乱
　　等细菌感染试验、活体解剖，和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的罪证。还有七三一部队的分支，驻南京的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即多摩部队）在中国浙江金华等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证。但是，国际检察局并未将这些资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国际检察局内，美国人托马斯·H·莫罗对细菌战、毒气战问题最为关切。他在交给基南的题为《日中战争》的备忘录中，写到了日军进行毒气战、细菌战问题。他请求盟军最高统帅部第二参谋部，准许国际检察局审问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重要罪犯，七三一部队的两任部队长石井四郎陆军中将军医和北野政次陆军少将军医，遭到拒绝。
　　不准审问石井、北野二人，到底是谁作出的决定？直到1983 年才揭出谜底。这年8 月14 日《朝日新闻》刊载了一篇题为《麦克阿瑟保证：免究细菌部队的战争责任》的报道。文章说，1945 年秋，盟军最高统帅部第二参谋部部长C·A·威洛比少将和桑得斯去见麦克阿瑟。威洛比提出：要查清七三一部队内幕，只有作出这样一项保证，即不把七三一部队的人作为战犯追究，调查才能顺利进行。麦克阿瑟表示同意。桑得斯把麦克阿瑟关于“不作为战犯追究”的许诺告诉了七三一部队有关人员。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故第二参谋部拒绝把石井交给国际检察局审问。
　　莫罗审问石井的请求不被允准，便专程来中国，先后到了上海、北平、重庆、南京等地，搜集有关日军实施细菌战、毒气战的证据。他从日军俘虏处得到了日军使用毒气的证词，从中国的外科医生处得到了他们为很多受日军毒气伤害的中国士兵进行治疗的证词，还见到了被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毒气武器。莫罗访问了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从档案中读到了这样的资料，日军使用毒气伤害了36968 人（内2086 人死亡），并见到了被日军芥子气毒害致死者的照片。防毒处处长杨昌凯少将和派到中国军队中的美军联络官J·H·斯多塔上校向莫罗证实，日军在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使用过毒气。
　　莫罗回到东京后，根据中国国民政府的检举材料，写成了题为《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一般说明，1937—1945》的报告书。这份报告指出，日军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次数是：1937 年9 次，1938 年105 次，1939 年455 次，1940年259 次，1941 年231 次，1942 年76 次，1943 年137 次，1944 年38 次，1945 年2 次，总计1312 次（1945 年的次数据不完全统计）。
　　但是在开庭后不久，莫罗就被调回美国了。在毒气战、细菌战问题上，他的主张跟法庭的方针相牴牾，或许他是被作为“免究细菌战和化学战责任的障碍”排除的。
　　除了莫罗提供的资料外，国际检察局还得到了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于1942 年11 月3 日编成的《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这是一份由负责毒气战指导和教育工作的日军中枢机关编撰的重要资料，因而对审判工作特别有用。有人认为，“倘若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把检察局搞到的《例证集》等有关毒气的资料提出来，再由有关证人出庭做证，那么，日军的毒气战便会被清楚地揭露、证实，法庭将受到非同寻常的冲击。从国际检察局搞到日本军方核心资料的情况来看，要证实日军的毒气战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大概要比证实南京大屠杀事件更容易。”
　　在东京审判中，对日军进行毒气战、细菌战犯下的罪行竟免予追究责任。
　　检察官提到这个问题，庭长韦伯就要打断他的话：“这件事对我们审判官来说可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好吗？”
　　国际检察局在开庭前就这个问题作了调查，但在起诉书中将这部分内容删除了。
　　下面是美国检察官J·W·费利在选定被告阶段讯问东条的一段记录：
　　问：“在日中战争期间，（日军）是否对杀伤性气体和刺激性气体加以区别？”
　　答：“我想后者——促使咳嗽和流泪的气体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过。”
　　问：“难道使用这种‘刺激性气体’不是国际法所禁止的吗？”
　　答：“催泪气体以及促使打喷嚏的气体，世界上所有警察都在使用，您的国家也在使用。”
　　问：“使用这种刺激性气体，在国际法上没有被禁止吗？”
　　答：“实际上全世界的警察都在使用，原子弹怎么样？”
　　东条坚不承认日军实施毒气战的罪行，不但如此，还借美国使用原子弹一事来反唇相讥。意思是说，原子弹比起毒气弹来如何，美国不是使用了吗？你怎么不去追究美国的责任？
　　法庭在毒气战、细菌战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了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为何要免予追究日军实施毒气战、细菌战的责任呢？据云“除了独吞‘科学和武器’的情报外，这也许还和投掷原子弹的责任有些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就已开始研究细菌战和毒气战，也得到了日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情报。战后它怀着特殊的兴趣想把日本的研究资料由它一家秘密接收过来，而不愿让其他国家得到这些资料，更不愿在法庭上加以揭露。二是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它害怕倘若在法庭上追究日军毒气战、细菌战的责任，辩护方会以提出美国投掷原子弹的责任问题相回击。美国正是怀着这种深深的担忧和恐惧，小心地避开了毒气战、细菌战问题。
　　对25名战犯的判决
　　东京审判从1946 年6 月进入检察方面起诉阶段。1947 年1 月转入辩护方辩护。此后由检察、辩护两方往复辩论，检察方面进行最后论罪求刑，辩护方面进行最后申述。延至1948 年4 月16 日，旷日持久的东京审判，在开庭将近两年之际，终于走完了漫长的审理途程。这期间，法庭提到了1602份书证，传唤了524 个证人。辩护方最后发言持续31 天，速记记录长达6033页（打字纸）。公诉方发言持续14 天，速记记录长达3126 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原拟在这次审判结束后，再进行一轮国际审判，把第一次审判中夫予起诉的战犯嫌疑者，作为第二次审判甲级战犯的被告。由于国际形势的急遽变化，美苏冷战之风一日紧似一日，新的国际审判不再具备条件。
　　在审理结束前夕，4 月13 日，《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产生了轰动效应，并在法庭内外引起不小的风波。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载了美联社记者莫里斯·哈里斯对25 名被告量刑的预测消息。这篇报道说，25 名被告（永野修身、松冈洋右二人死亡，大川周明因发疯免予起诉，28 名被告剩下25 名）中，被判处死刑的预计有13 人，他们是东条英机、武藤章、铃木贞一、田繁太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畑俊六等。有的辩护人曾就此事向检察官提出交涉，认为这会使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干扰法庭审判。
　　1948 年11 月4 日上午9 点半，法庭再次开庭。庭长韦伯在说完“现在开始，本官宣布判决”后，流利地宣读起判决书来。判决书共10 章，加上附属书，总计达1212 页（英文）。第七天下午（11 月12 日）读到第十章证明25 名被告有罪的判定。25 名被告均被宣判有罪。3 点55 分，庭长韦伯开始宣布量刑：
　　荒木贞夫，无期徒刑；土肥原贤二，绞首刑；桥本欣五郎，终身监禁刑；畑俊六，终身刑；平沼骐一郎，无期徒刑；广田弘毅，绞首刑；星野直树，无期徒刑；板垣征四郎，绞首刑；木户幸一，无期徒刑；木村兵太郎，绞首刑；小矶国昭，无期徒刑；松井石根，绞首刑；南次郎，无期徒刑；武藤章，绞首刑；冈敬纯，无期徒刑；大岛浩，无期徒刑；佐藤贤了，无期徒刑；重光葵，监禁7 年；田繁太郎，无期徒刑；铃木贞一，无期徒刑；东乡茂德，有期徒刑20 年；东条英机，绞首刑。
　　另有3 名被告因病未到，由3 位辩护人在自己席位上起立接受宣判。3名缺席被告，贺屋兴宣，处无期徒刑；白鸟敏夫，处无期徒刑；梅津美治郎，处无期徒刑。
　　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土肥原脸色死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由于双手颤抖厉害，意译风怎么也戴不好。松井石根衣履不整，头部不停抖动，活像只瘟鸡。东条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一身军服，两手背在身后，慢悠悠地走来。30 几架相机的镜头一齐对着他，他微微向左边歪着脖子，仰视着天棚。“绞首刑！”他嘴角朝左边一咧，笑了。然后拿下意译风，朝旁听席上扫了一眼，那里有他的家属。
　　判决宣布了，但11 名法官并不全都同意判决。庭长韦伯曾主张，对所有被告均不处以极刑，而把他们交给各同盟国，放逐到人迹不到的遥远的荒岛。
　　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菲律宾法官贸纳尼拉和荷兰法官博林要求加重对大多数被告的量刑。印度法官佩尔可能出于佛教徒的“仁慈为怀”，全然不同意判决。法国法官伯纳德也对判决持否定态度，他的理由是，不该放过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发动者”（天皇），而惩处这些只能被认为是他的“帮凶”的被告。首席检察官基南口头上同意判决，私下里说“这些判决太愚蠢”。他反对把松井石根处死。
　　尽管有这些异议，庄严的判决仍然作出了。在这过程中，中国法官梅汝璈曾怀着不判处土肥原、松井石根等人死刑，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理，极力请求法庭处土肥原等人以极刑。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判决后，辩护方面曾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对判决重新审查的要求。11 月24 日，麦克阿瑟驳回重审要求。
　　25 名战犯中有7 名战犯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演出了一场闹剧。他们是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田繁太郎、冈敬纯、佐藤贤了、东乡茂德、木户幸一。麦克阿瑟居然宣布，被处绞刑之7 人及其他各犯暂缓处刑。美国最高法院竟然宣布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消息传开，国际舆论哗然。美国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反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司法部副部长柏尔曼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行文美国最高法院，要求该法院不要干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出于无奈，驳回了7 名日本战犯的上诉。
　　1948 年12 月22 日深夜，盟军最高统帅部涉外局宣布，对7 名判处绞刑的战犯，处刑于23 日凌晨零点到零点35 分之间进行。23 日4 点10 分，涉外局特别紧急宣布：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判处死刑的7 名战犯，他们的绞首刑于23 日早晨在巢鸭监狱执行，执行从凌晨零点1 分开始，33 分钟后结束。
　　应麦克阿瑟之邀，作为临刑人到场监刑的，有美国代表威廉姆·J·西波尔德公使，中国代表商震上将，英联邦代表巴特里克·肖，苏联代表库茨曼·迪利比扬格中将。
　　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的18 名被告，其中梅津美治郎、白鸟敏夫病死于1949 年，小矶国昭、东乡茂德病故于1950 年，平沼骐一郎于1952 年病亡。
　　重光葵于1951 年11 月刑满出狱。其余被告荒木贞夫、南次郎、畑俊六等均陆续被假释或提前释放。
　　至于未被作为被告审判的数十名战犯嫌疑者，在东京审判开始后，就一批批悄悄地从巢鸭监狱获释。1948 年12 月24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将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剩下的17 名甲级战犯嫌疑者全部释放。
　　东京审判至此画上了句号。
　　这次审判可指摘处很多，但它是一次严正的历史审判，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它对铲除侵略势力，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无疑有巨大作用。东京审判定下的铁案是不容推翻的。
　　夏里
　　（第186 页为东条英机照片，第187 页为板垣征四郎照片，第193页为土肥原贤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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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