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张艺谋时代落幕 贾樟柯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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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纪霖:张艺谋时代落幕 贾樟柯时代来临 2008年06月19日 13:53【 】 【打印

《三峡好人》是一座里程碑,不仅对贾樟柯个人而言,也标志着中国第六代导演的最终崛起。

在第六代导演当中,贾樟柯出道最晚, 却独树一帜。从容的叙述风格,强烈的底层关怀,让他后来居上,获得世界影坛的关注。《三峡好人》荣获金狮奖,奠定了他作为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核心地位。

对于贾樟柯本人,《三峡好人》也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跨越。他早期的电影,无论《小武》,还是《站台》,《任逍遥》,虽然属于上品,却未免少了一点大气。他的视野,基本上没有走出山西,走出那些令人压抑的穷山恶水、封闭小城。重要的不是他的镜头,而是他的心态没有走出来。这也是第六代导演的通病。第五代导演,如陈凯歌、张艺谋一类,出身于八十年代。大时代出大气势,片子无论好坏,视野和格局都很大,宏大叙事,辉煌场景,甚至有点大而无当。而第六代导演,在九十年代的世俗化、个人化背景中成长,自我是世界的中心,个人就是天下,所表现的大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小圈子、特别是边缘群体中的人与事。虽然风格独特,以小见大,背后所开拓的格局毕竟有限。在这其中,贾樟柯因为其独有的底层关怀,在第六代导演中局面算是比较大的。不过,走出了个人,却没有走出山西。镜头单一的背后,是视野的逼仄。给人感觉,总是在讲一个山西人的故事,一个小城镇人的故事,缺少的是恰恰是对普遍性意义上的人之命运的发掘。

在《世界》里面,贾樟柯试图走出山西,走进一个新世界,却因为不熟悉大都市的生活铩羽而归。这一回,贾樟柯不再向大城市突围,而是转战三峡。贾樟柯影片中的三峡,不是三峡人视野中的三峡,而是山西人眼睛中的三峡,通过两个到三峡寻找旧爱的山西男女,展现拆迁工程中惊心动魄的一幕。

三峡工程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但在宏大工程的背后,又有多少背井离乡、悲欢离合的凡人故事。叙述凡人故事本是贾樟柯的拿手好戏,但这一次,他跳出了小县城的狭小空间,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置于一个异常辽阔的时空舞台。你看贾樟柯镜头下的三峡,何等的苍茫,何等的深沉,何等的悲伤!它不是文人游客眼中的好山好水,迤逦风光,也非政治家、工程师心目中可资改造利用的自然资源。三峡,是活生生的中国历史,是呻吟中的大自然,是罗中立笔下那位饱经沧桑的《父亲》所驻足的土地与山河。

贾樟柯拍出了一个新三峡,它是雄浑的,又是卑微的;是咆哮的,又是无奈的;它像一头被驾驭的野马,似乎被乖乖地驯服了,在眼前无声地流淌,却又不知何时会以一种不可知的蛮力报复征服者。自然,贾樟柯所借助的,只是“三峡”这一颇具象征符号的时空背景,他的焦点还是落在“好人”,那些在社会激烈变动中上下挣扎、无所适从的小人物命运。

其实,比起中国社会戏剧化的剧烈震动,三峡的改造又算得了什么。费孝通老先生生前最忧虑的事情之一,便是他再三所提到的:中国的社会这些年变化太快了,快到让人们的心理无法适应。老人的话是意味深长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物质进步,固然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享受,却伴随着心理的失落和精神的空虚。和谐的婚姻纽带,有赖于平静的社会生活和稳定的个人心态。如今,一个又一个机会和欲望,剧烈动荡的个人生活,使得人们的命运拥有了无穷的多元选择。命运的戏剧性变化,使得“自我”一次又一次被刷新,最后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无法接近你,走近你。于是,原本是那么幸福美满的家庭被撕裂了,最初是如此恩爱的夫妻产生了疏离感。人的命运,犹如大自然的命运一般,被一种不可知的历史疯狂所主宰,不知归宿在何方。

在三峡这天人交际之处,大自然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又如此巧合地天人感应,相对而泣。大自然与社会、山川与人,在激烈变动的大时代中,获得了一种共同的命运。不过,贾樟柯所关注的,并非自然与人的无言对话。他以三峡为背景,自始至终抓住的,是人的命运之时代脉搏。他一反人文电影的经典传统,不往人物的性格或普遍人性的深度开掘,而是着力表现动荡时代中人之命运,特别是那些小人物的命运。不露声色地从容展开,将所有的锋芒统统收敛在里面,积蓄成内在的、缓缓释放的艺术能量。贾樟柯的片子,所营造的不是观看瞬间的激情,而是观后的长期心境。他可以让你平静地看完,却会难受好几个星期。

这样的风格,在《站台》中已经初露端倪,而在《三峡好人》中,凭借宽阔得多的历史舞台,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不仅是大自然与人的隐匿对话,也是夔门和壶口、三峡与山西的视野交融。是的,小人物的故事,即使深刻,也需要大背景的衬托,如此方能显现出人的命运之普遍性。这普遍性,不仅属于山西,属于三峡,也属于中国和全人类。
2006年末的中国影坛,意味着一个时代的交替。虽然“满城尽带黄金甲”,然而在电影人的心中,张艺谋时代已经落幕,贾樟柯时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