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眼中三国人物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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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轻时就对曹操十分推崇。１９１８年８月，他路过河南，特地与罗章龙、陈绍休三人到许昌瞻仰魏都旧墟，凭吊曹操，并与罗章龙作《过魏都》联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铜雀荒伧落夕阳（罗）。
诗中表达出毛泽东对曹操的钦佩之意。在毛泽东看来，曹操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位集政治、军事、文学才能于一身的人。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曹操，并给予高度评价。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属于古邺。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战国时属魏国，西门豹为邺令。西汉时邺城是魏郡治所，东汉末年是冀州牧袁绍驻地。曹操破袁绍后，于公元２０４年进邺建都，此后史称邺都为魏都。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２１３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后为魏王，掌握中央一切军政大权。邺都成为朝臣聚集，发布政令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直到２２０年曹丕代汉。虽建都洛阳，但仍称邺都为“北都”，七庙不废，直到２６５年司马炎灭魏建晋，故魏前后在邺建都６２年。曹操在邺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著名的三台，即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就是那时修建的。晋朝文学家左思曾写《魏都赋》，对邺都进行了很好的描写。曹操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１９５４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也谈到曹操。针对徐涛说曹操是个“白脸奸臣”的话，毛泽东发表了一番评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
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和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说，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几个月后，毛泽东在北京回信给在北戴河的女儿李敏、李讷，对她们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
１９５８年８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他在会上说：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感情会起变化，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这则故事来告诫领导干部不要脱离群众，可谓恰到好处。
同年１１月１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视察，对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说：啊，你是安阳的？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啊。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１９７５年，毛泽东对北大女教师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了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在１９７６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把曹操和孔子、秦始皇、朱元璋并列。
毛泽东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这样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是毛泽东给予曹操定论的名篇。寥寥数语，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毛泽东十分喜欢曹操的诗。他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１９５９年９月，毛泽东在与儿媳邵华谈话时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１９６１年８月，他向因病休养的胡乔木推荐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说：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他又给因病休养的林彪写信：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
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毛泽东甚至注意到了曹操的养生之道。他曾经对保健医生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１７００多年前，医疗条什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６５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了。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又说：曹操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陆游讲“死去元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
毛泽东反对贬损曹操，对把曹操看作奸臣的传统观念十分不满。他非常欣赏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文。当看到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指责曹操的文章有“奸雄欺人之语”、“志骄志盛”、“言人而夸”、“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时，便在天头上批注：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０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为曹操辩诬：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初，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郭沫若、胡乔木谈论三国史时，突然问翻译：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接着就自我解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毛泽东坚决主张为曹操翻案。
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几天后，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等座谈《三国志》，说：《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由于《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他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史学界闻风而动。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从而在１９５９年形成了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毛泽东看到翦伯赞的文章《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１日，他在庐山会议上又说：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从此，曹操被恢复了历史名誉，京剧舞台上的白脸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红点，以示是好人。
当然，毛泽东对曹操并非全盘肯定。他认为曹操的主要缺点有二：一是有时也优柔寡断。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曹操打过张鲁以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则相救，缓则相害。”二是不能严于律己。毛泽东曾经批评过曹操执法。《三国志》中的《武帝纪》说曹操“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则在眉批中写下“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一语，批评曹操对人严而责己宽。
对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毛泽东认为其政绩一般，但文才非凡。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毛泽东视察徐州。登上云龙山，他感慨地对随同人员说，徐州籍竟有１０个开国皇帝，其中就有曹丕。
１９５９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闲谈，说起曹操父子。他说：曹丕也是他儿子，也有些才华，但远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可他后来做了皇帝，是魏文帝。历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实际就是集中于他们父子的周围。一家两代人都有才华、有名气，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哪！１９５７年３月，毛泽东在中国G.C.D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也指出：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祖德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
对曹操的另一个儿子曹植，毛泽东也极为关注。
毛泽东非常爱读曹植的诗，曾圈点过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七哀》等诗。１９５３年３月初，苏联驻中国大使病重，毛泽东心事重重地对李银桥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里引用的就是曹植《野田黄雀行》中的诗句，其下句是：“利剑不在掌
，结友何须多。”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和保健医生徐涛谈到曹植，说曹植是曹操的儿子，很有才华，作品有自己的风格。１９６０年５月，毛泽东在山东视察，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也谈论过曹植。舒同介绍说：东阿还有曹子建的墓。毛泽东说：那不对。曹植先封东阿王，后封鄄城王，后封陈王。你们山东人就要抢曹子建。舒同说：有证据的。他这个墓在５０年代挖出来，挖出曹子建的佩剑来了。那个剑送到北京去了。毛泽东回答：陈王是后封的，我记得的。也许我记错了。那个《月赋》头一句就是他：“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言下之意，曹植在陈王封号上时，应（玚）、刘（桢）就病死了。应、刘都是“建安七子”，也都死于建安十七年。此事，不是东阿王时。直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高级将领，得知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是东阿人时，禁不住问他：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可见，毛泽东对曹植的兴趣一直未减。
１９５９年，伴随着“大跃进”狂澜，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年春天，毛泽东一度潜心研读《三国志》，试图从中获取历史经验。他结合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评点三国人物，谈得比较多的就是曹操的谋士郭嘉。
３月２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详细介绍了郭嘉，几乎把《郭嘉传》里描写郭嘉为曹操谋划的史实都复述了一遍。他说：三国时，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２７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３８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就是郑州以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吕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挪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
的。在河北冀东追袁尚时，郭嘉又出一计。他说：他不防备，我们轻装远袭，可以得胜。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３８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大谈郭嘉呢？他明确指出：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说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
同年４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向中共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５月２８日，毛泽东同秘书林克谈话，要他研究一点历史，并介绍说：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河南禹县人，初投袁绍，他批评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打了败仗。所以有谋还要善断。后来荀彧将郭嘉推荐给曹操。郭嘉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平定天下，深得曹操器重。
７月１１日晚，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说到１９５８年经济计划被搞乱了，紧接着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
其实，《郭嘉传》中并没有这句话，是毛泽东记错了。不过由此可以推想毛泽东当时的心态。郭嘉是曹操身边的重要谋士，被曹操称为“奇佐”。有郭嘉在，曹操就不会犯错误。经济计划之所以乱了，是因为没让陈云这样的“奇佐”管经济，所以他又想起陈云来了。
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话题再次集中到郭嘉身上。他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
“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做“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夏侯渊是曹操手下一员悍将，勇猛果敢，但却常常轻敌。曹操曾经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持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毛泽东非常欣赏曹操的这句“为将当有怯弱时”，几次在谈话中提到这句话。这表明毛泽东是同意曹操对夏侯渊的批评的。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在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即将派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毛泽东专门谈了防止骄傲的问题。他举《后出师表》中说曹操“几败北山”为例，说：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领了一半军队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三国志·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持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可能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刘晔是曹魏重臣，曾经长期跟随在曹操身边，出过不少奇计，后又辅佐曹丕和曹叡，是曹魏的三朝元老。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毛泽东曾先后向干部推荐读《三国志》的四篇传记，即《张鲁传》、《吕蒙传》、《郭嘉传》、《刘晔传》。毛泽东熟读《刘晔传》以及裴松之的注，并对裴所注《傅子》中的一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傅子》曰：晔事明皇帝，又大见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持不可伐蜀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从驾行天渊池，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谦谢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过听，拔臣群萃之中，立之六军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尽言
。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
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作了如下批语：“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刘晔的足智多谋和善于应变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谈论曹操缺点的同时，也赞扬了刘晔。
在《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被描写成为一个城府极深、屠杀和禁闭曹氏宗室的奸臣。据历史记载，东晋明帝司马绍听说司马懿是靠虚伪、欺诈才得以成功的，惭愧地以手掩面，为自己有这样的先辈而深感羞耻。可见，在正统文化当中，司马懿是一个与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忠臣形象截然相反的反面人物。
毛泽东在１９０６年初读《三国演义》时，就对司马懿留下了印象。那时候，毛泽东对司马懿的看法，也没能突破传统文化的窠臼。十年后，即１９１６年，青年毛泽东写信给同学萧子升，就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积极策划洪宪帝制的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和薛大可等八人时，称：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胜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
毛泽东在这里把司马懿和王莽、曹操等相提并论，是把他们归于反面人物圈的。但随着人生阅历和革命经验的积累，毛泽东逐渐改变了对司马懿的看法，认为他有智谋，善分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１９４７年５月，毛泽东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一天，接到陈赓、王新亭自晋南战场发来的捷报，称歼敌２万，解放县城２５座。他走在山坡上，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几段《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得司马领兵就往西行……周恩来听了说：主席，我们面前
的“司马”现在可不是往西行呦！毛泽东止住了唱，风趣地说：刘戡？他不配当司马懿！任弼时在一旁说：我们面前的司马懿是胡宗南、蒋介石。毛泽东说：蒋介石和胡宗南都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面前没有司马懿，只有司马师呦！毛泽东所说的司马师是司马懿的长子，虽有权术，但刚愎自用，不及其父。所以毛泽东后来在与周恩来布置淮海战役战略战术时，又以司马师为例指出：不识时务么！他杜聿明和邱清泉、李弥，哪是刘伯承和陈毅、粟裕的对手？这次是司马师碰在了姜维手上，被困在铁笼山了！胡宗南、蒋介石都比不上司马懿，可见毛泽东对司马懿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日，毛泽东在赴郑州途中，在专列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他问河南温县县委书记李树林：温县是司马懿的故乡，现在他那个练兵洞还在不在？李树林回答：还在，基本上完好。毛泽东接着就说：他出身士族，多谋略，善权变，为魏国重臣。
当然，毛泽东也认为司马懿有明显的性格缺陷，那就是“怀疑心重”。他曾在谈“空城计”的故事时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重，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城内空虚，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毛泽东曾多次谈论刘备，其褒贬十分中肯。
他对刘备的赞赏，主要集中于刘备善于用人，善于团结各方人士。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０日，毛泽东乘专机自南京飞往上海，在飞临镇江上空时，即兴书写了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还对这首词加以解释。当谈到“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时，就聊起了“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又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同年７月，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他多次强调刘备善于用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与他谈及《三国演义》时曾经说过：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起了翦伯赞在
《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评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刘备的长处是善于用人，所以能得到像诸葛亮那样颇有才智、品学兼优的智士辅佐。
毛泽东认为，刘备的缺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好感情用事，这是刘备的最大缺点。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４日，毛泽东由西柏坡至北平，路经刘备家乡河北涿州时，对警卫员们说：《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就是在涿州同关羽和张飞结拜成异姓兄弟的，这里就是书中说的“桃园三结义”的地方。刘备的野心大……但他志大才疏学识浅，好感情用事，在许多问题上用感情代替了政策。因为想报二弟关羽被东吴杀害之仇，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不听诸葛亮等谋臣的劝阻，贸然负气出兵，结果被东吴打得大败而归，自己无颜再回成都见诸葛亮和文武百官，死在临近湖北的四川省东部奉节县东的白帝城。
二是这个人不能区分主次矛盾，因此导致了失败。１９４１年初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借用刘备的例子，指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毛泽东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以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在讲述了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后，他接着说：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
鉴于这些，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会议上曾明确指出：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三国人物当中，诸葛亮是毛泽东谈得较多的一位，大概也是毛泽东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就说诸葛亮是“办事之人”，他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自己曾经表示：我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毛泽东十分重视诸葛亮的宣传鼓动技巧。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宣传鼓动工作时，他介绍了三国时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说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G.C.D，那有什么可怕呢？G.C.D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G.C.D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经常向干部和群众说诸葛亮的故事，教育他们重视学习文化和历史。1958年秋，毛泽东在河南郑州接见南阳县委的一位书记，说你们南阳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岗，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呵！分手时，毛泽东对这位县委书记说，我给你留下两句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毛泽东还对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大加赞赏。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诸葛亮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毛泽东还十分看重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政策，认为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最可宝贵的就是处理民族关系的艺术。他对诸葛亮的“七擒七纵”非常赞赏，并把它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好方法。
当然，在毛泽东眼中，诸葛亮也并非完人。他曾经就错用马谡一事，对诸葛亮作过批评。1948年，他对警卫员说：我一不是释迦牟尼，二不是诸葛亮。就算是诸葛亮，也有错用关羽和错用马谡的时候啊！当警卫员问及马谡失街亭，害得诸葛亮只得冒险摆空城计时，毛泽东说：这也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呢！
1959年7月，毛泽东在读苏洵《权书%26amp;#8226;项籍》中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
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历来史家大都赞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路，但毛泽东的评价却独树一帜，且言之成理，可谓卓见非凡。
赵云
毛泽东颇为赞赏赵云，特别是他的为人和胆识。
1944年10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新四军的胜利出击和中国的救国事业》的社论，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华中的伪军，呼新四军为“四老爷”，比之为赵子龙，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啊，我是替四老爷保存的”。这段话中“比之为赵子龙”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添加上去的。这里所说的子龙，是赵云的字。
毛泽东还曾经把自己十分喜爱的将领杨成武比做赵云。1967年7月，毛泽东准备离京视察大江南北，特别提出要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行。他向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说：非子龙不可行也。长征中，夺泸定桥、过草地，我都讲过还得杨成武，只靠宣言不行。赵云忠心耿耿，曾经长期出任刘备的侍卫长。
1973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高级将领，一开始就说：这一班五虎将都伤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
1976年4月，当在报纸上看到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其中包括有1500公斤以上的特大陨石时，毛泽东又不无感慨地说道：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
张飞
优点值得赞赏。
一是张飞“粗中有细”。1934年，毛泽东对来中央苏区开会的红军将领王震谈起《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关羽、张飞处理人际关系的优劣处：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惜小人。他以此勉励王震：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好，一个指头有问题。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矣；不要粗而不细，要学张飞“粗中有细”。
二是张飞“有高度的原则性”。毛泽东非常喜欢看京剧《古城会》之类的张飞戏。据赵超构回忆，1944年6月，他们访问延安时，曾经陪同毛泽东看《古城会》。当剧中张飞自称“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露出那副得意神情时，毛泽东笑了起来。
1949年12月，毛泽东又谈到了《古城会》说：当时在古城的张飞看见从敌人营垒回来的关羽，对他提出种种疑问，是张飞有警惕性的表现，是完全正确的。但关羽一旦斩了
蔡阳，用行动表示了与敌人划清界限，张飞便开门迎接关羽，又兄弟团结共同对敌。
三是张飞勇猛善战。毛泽东喜欢把自己手下勇猛善战的将领比做张飞，以表示对他们的赞许。
1947年，毛泽东指示在陕北战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务必歼灭国民党军刘
关羽
关羽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三国人物之一。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对关羽的评价有微妙的变化。1917年夏天，毛泽东徒步游学旅行，在前往安化县城途中，看到路边亭柱子上有一副赞颂关羽的楹联：刘为兄张为弟，兄弟们分君分臣，异姓结成亲骨肉；吴之仇魏之恨，仇恨中有忠有义，单刀匹马汉江山。他把这副对联抄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关羽的形象无疑是高大的。
随着革命经历的日益丰富，毛泽东对关羽的认识和评价也逐渐全面、深刻。
1927年11月，毛泽东来到井冈山茅坪，寻找走散了的张子清所部三营（后来在湖南桂东县和朱德部会合）。当时有人怀疑张部有可能投降敌人。毛泽东说：不会的，三国时代的关云长，曾与刘备失去联系。曹操为了收用关云长这员大将，费了多少心机！可是，一旦得到刘备的消息，关云长便毅然离开拥有雄兵百万的曹操，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回到兵微将寡的刘备身边，成为千古美谈。张子清是我们党的干部，就比不上古人关云长？
这说明毛泽东对关羽是肯定的。但与此同时，毛泽东谈关羽更多的是他的缺点与不足。
1932年初，毛泽东在与程子华谈话时说：关羽的弱点是自负凌人，以致发展到上当受骗，大意失荆州。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关羽。他说：关羽这个人虽然过五关斩六将，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
1949年，在解决绥远问题期间，毛泽东曾经对薄一波等人讲过：《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盟军搞关门主义。建国后，毛泽东经常以关羽“走麦城”为例，提醒中共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谦虚，不要骄傲。
1971年9月10日，在“林彪事件”发生前夕，毛泽东在杭州同南萍、熊应堂等人谈话
，讲了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问题等。他在谈话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关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有一个判断，认为关羽的形象是统治阶级吹出来的。1974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对周恩来说：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出来并不难。现在四书五经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
毛泽东对关羽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所讲述的关羽不姓关的故事，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注意到。1954年，毛泽东漫步在杭州九溪十八涧，给陪同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讲起了关羽不姓关的故事。他说：关公是指关为姓。关公自小很讲义气，一次为朋友打抱不平，在家乡杀了人。他知道杀人是要吃官司的，便立即逃了出来，打算出潼关，以甩掉官府的追捕。他日夜兼程，来到潼关时，还不到五更天，关门紧闭。好不容易熬到开关了，却又犯了愁。那时，官府有一项规定，凡过关的人都要进行登记。这可怎么办？千万不能报出真实姓名啊。眼看就轮到他了。他心急如焚地望着这高大森严的关门，忽然来了灵感，在关门前，我何不就说自己姓关呢。这就是指关为姓的由来。
京剧《失空斩》是毛泽东最爱看的戏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百看不厌。所谓《失空斩》，就是《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三部折子戏的合称，是根据《三国演义》的故事改编的传统保留节目，其主角，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马谡了。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历来是作为严格执行法纪、军纪的范例而在民间和军中流传。毛泽东也常用这出故事教育、启发干部，形象地说明问题的实质。
１９４８年８月，毛泽东要王建安担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协助许世友攻济南。王建安立即作了保证。毛泽东满意地说：好！我喜欢你的痛快。我们这叫演一场《失空斩》的戏。你是副将王平。失了街亭，打不了济南，我先斩许世友，我也要打你四十军棍；我嘛，则向中央上表，官降三级，你看行吗？王建安表示：看主席说到哪里去了，如果拿不下济南，先斩我好了……毛泽东最后说：好、好、好。我们就是君子协定，就这么定了。
１９５１年冬，中共中央华北局将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材料上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在北京颐年堂，专门开会研究杀不杀刘、张。毛泽东比喻这是斩马谡，他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马谡所犯的错误实在太大，罪不可恕。虽功勋卓著，也不得不
杀。
与曹操、刘备相比，毛泽东对孙权评论不多。但从他蜻蜓点水的议论中，可以看出孙权在他的心目中也是人杰。
毛泽东曾经在《讲堂录》中写道：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
作为词人，毛泽东非常喜欢南宋辛弃疾的著名词作《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首词，毛泽东曾经多次圈阅诵读。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坐专机从南京飞往上海，在飞临镇江上空时，他书写了辛弃疾的这首词，并向身边的随行人员讲解这首词的意义和所用典故。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借用孙权重用周瑜的例子，来说明选拔干部不能论资排辈，要注重能力，注重水平，要敢于放手使用新人。这实际上是对孙权善于使用人才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几次提到孙权自己年纪轻轻就当家了。１９６５年１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看起来还是青年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诸葛亮当时才二十七岁，孙策初干事时，不到二十岁，孙权更小。孙权生于东汉光和五年，他接哥哥孙策班时才十八岁。
毛泽东对孙权年少而大有作为颇为赞赏。民间都说赤壁之战的胜利是由于诸葛亮“借东风”，毛泽东则认为：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者古亦有之。赤壁之战，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
１９７５年５月，毛泽东在北京召集政治局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的两句作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材运到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他接着又念了辛弃疾《南乡子》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在这里，他即兴将最后一句作了改动。
１９７０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再设国家主席，并以三国故事为例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１９７２年９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中回顾中日两千年来的友好交往时说到了三国：孙权想找你们，派遣了一个三万人的船队。
周瑜是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青年将领，文武兼备、风流倜傥。三十三岁时担任吴军统帅，火攻曹营，取得赤壁大捷，一举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东吴政权建立了丰功伟绩。
建国后，百废待举，特别是人才极其缺乏。毛泽东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突出强调要提拔青年干部。因此，多次提到三国时具有超人才干的周瑜。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以三国故事为例说：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鲁肃四十岁，曹操五十三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在此，毛泽东是把周瑜作为青年干部的典型加以肯定的。
１９５３年６月３０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跟他们谈到要多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他说：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他还说：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六分之一多一点……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周瑜显然是毛泽东这一判断的历史根据。
１９５７年４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及提拔青年干部时，又以周瑜为例说：赤壁之战，程普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他接着说：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就“破除迷信”问题说：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周瑜、孔明都是青年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三十六岁。
毛泽东还认为周瑜很有战略眼光，他曾经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周瑜是政治家，程普开始不顺从，他是老将军，同当右军都督。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无非乱中求治。接着，他又说：没有周瑜那种气概，年龄比周瑜大，经验也多。其他元帅经验不见得比你少，也没有程普那么老。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
东吴将领吕蒙出身行伍。自接受孙权劝告后，发愤读书，学识提高很快，才略大进，见解独到，为许多老儒所不及。鲁肃曾称其“学识渊博，非复吴下阿蒙”。
在毛泽东看来，吕蒙苦读书、善用兵，是一个靠自学成才的典型。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党的干部、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１９５８年９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张治中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专列上，毛泽东谈到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后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记口述，很感不便。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倥偬没时间。孙权便以自己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是主要的问题。吕蒙听从了孙权的劝告，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统帅，打了许多胜仗，还使关羽败走麦城。说到此，毛泽东建议说：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以后才受到教育的，他们不可不看《吕蒙传》。毛泽东又对他们说了吕蒙取荆州的故事：关羽攻曹军手上的樊城，吕蒙用计骗关羽把全军开到前方，然后轻骑疾趋南郡（江陵），南郡太守麋芳投降。关羽将士家眷留在南郡，吕蒙进城办法很好，对他们不但不加损害，还特加照顾，对年老的慰问，对患有疾病的给医药，对饥寒的给衣服粮食，对关羽的财产丝毫不动。对关羽派来的人很优待，使他和将士家属相会，结果起了很大的作用。关羽的将士知道了，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使得关羽不得不败走麦城。毛泽东要求罗瑞卿和公安战线上的干部读《吕蒙传》，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毛泽东在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联系赤壁之战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吕蒙肯认真读书的事不止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曾多次读《吕蒙传》，赞赏孙权
论吕蒙的“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并且在陈寿评“吕蒙勇而有谋”的六个字旁加了密密麻麻的旁圈。
１９７２年，毛泽东曾就大字本《吕蒙传》注释、点校时再次指出：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他又举了吕蒙读书的例子勉励高级干部要重视文化学习。
陆逊是东吴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第四位战功卓著的将领，毛泽东对他赞赏有加。
彝陵之战是孙、刘两集团之间的决战。陆逊是这次大战东吴方面的指挥官，指挥若定，大败刘备。毛泽东曾经批评刘备说：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他当然不是陆逊的对手。他说：最初陆逊是吕蒙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以后继吕蒙当了统帅。陆逊知己知彼，很会打仗，毛泽东认为，陆逊指挥的彝陵之战和汉楚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曹袁官渡之战等一样，都是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刘备的错误，说到了陆逊。他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时，在不少地方作了批注。
陆逊在彝陵大战前奉行以逸待劳的方针，东吴诸将不理解，十分激愤。但陆逊不为所动，甚至以军令训诫：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毛泽东对此评价很高，批注：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
大战胜利后，陆逊没有听从徐盛等人乘胜追击捉拿刘备的建议。对此，史家多数给予肯定。清代学者何焯认为，陆逊深思熟虑，“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毛泽东认为何焯的评价中肯，写下了“何评有理”的批语。可见，他对陆逊在彝陵之战后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充分肯定的。
毛泽东评价袁绍，集中于１９５９年，主要是出于鉴戒的目的，他多次把袁绍作为反面人物来教育干部和群众。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举反面事例时提到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旨在说明对新事物要敏锐，要及时作出正确判断。
不久，在杭州西湖刘庄，毛泽东和秘书林克聊天时又谈到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他还引
用了曹操批评袁绍的话：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事也。
同年６月，毛泽东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又提到袁绍。他说：新闻工作，要看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是多谋善断。他强调：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言，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７月１１日晚上，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李锐、胡乔木等谈话时又谈到袁绍。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不会用将。《三国志》里《曹操传》（应为《武帝纪》）、《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毛泽东的这些评论，显然是针对“大跃进”、“共产风”等错误而言，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以袁绍为戒，善于谋划、果断决策、知人善任。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８日，在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夕，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人。他在谈到进入联合国是一个大胜仗后，紧接着说：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刘表是一个虚有其表，徒有其名的人。
卢弼在《三国志集解·魏书·刘表传》中这样记载：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在读到此处时，写了四个字的批注――“虚有其表”。这表明，在毛泽东看来，刘表中看不中用，其实是个庸才。
实际上，毛泽东在评价刘表时，是拿曹操作参照的。他在读《刘表传》时还作了一些旁批，多把刘表和曹操作比较，称赞曹操，批评刘表。
裴松之引司马彪《战略》，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不服，进行反抗，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这里，在“皆斩之”三字旁画了很粗的线，在天头上批注：“杀降不详，孟德所不为也。”
汉献帝被曹操挟持到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这时，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一方面又与北方的袁绍勾结。刘表手下的治中邓羲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到此处，评注：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于建安五年攻长沙张怿获胜，于是“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在此批注：“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１９６５年，鉴于国际上的反华浪潮，特别是中苏交恶，叶剑英作了一首七律《远望》：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叶剑英将诗送给毛泽东，请他批改。毛泽东看了大加欣赏，对其中的两句“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尤为称赞。诗中的“景升父子”就是指刘表及其子刘琮。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对刘表是多么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