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背后藏着多少秘密？（下）

邓玉娇案背后藏着多少秘密？（下） 旷野居士    发表于2009年05月26日 16:11 阅读(3) 评论(0) 分类： 生活随笔 举报 六、支持邓玉娇正当防卫之说    笔者查阅了大量信息及相关法律规定，认为，邓玉娇当属于正当防卫，而绝非故意杀人。相关结论司法机关最终会得出，但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笔者支持正当防卫之说。
    邓玉娇在水疗区洗衣，黄德智要求她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拒绝，“双方为此发生口角”，邓玉娇在这种情况下受辱是肯定的，但她选择了走开，试图摆脱，而黄德智紧随不设，到休息室继续“与之争吵”。随后，邓贵大也加入进来威胁她。这时候，邓玉娇再次选择了退让，请看警方的通报“邓玉娇即欲离开休息室，邓贵大将其拦住并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又欲起身离开，邓贵大再次将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威胁的概念，面对三个男人的包围，邓玉娇在惊恐之下作出对方要强奸自己的直觉判断是正常的，自卫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邓玉娇在第二次被按倒（推坐）在沙发上后才做出的反抗，无疑属于自卫。
    而且，邓玉娇表现出来的行为也是如此。5月12日的通报是这样表述的：在邓玉娇第二次被按倒在沙发上时，她随手拿起一把刀猛刺，邓贵大当即倒地，后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邓玉娇的行为是面对自己可能遭受强奸（轮奸）惊恐之下的本能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还说邓玉娇不够理性，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邓贵大刀伤在后，说过失杀人至少还有点谱，而其刀伤是在前的。而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如果强奸行为是在邓玉娇被邓贵大按在沙发上后发生的，那么，这个主角是否就是那个消失的人？至少，这种可能目前尚不能排除。
    中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有人认为，这里的规定强调“正在进行”，只有正在进行强奸，才视为正当防卫。这是对法律常识的误读。在此案中，黄德智、邓贵大（还有“失踪”的神秘人）明确表明了犯意，并且，展开了实施行动，表现出明确的主动攻击性，倘若邓玉娇不制止，伤害结果随之就可能发生，邓玉娇采取可制止犯罪行为的措施，是正当的。正当防卫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通过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来实现防卫意图，邓贵大命丧黄泉是他侵害行为换来的结果。另一方面，什么是“正在进行？”强奸是一个过程，从受害人确认犯罪嫌疑人的犯意通过其行为开始实施，到使被害人失去自由，到脱掉对方衣服，到露出性器官实施强奸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强奸的进行时应该从犯意被受害人确认那一刻算起，而不能从进入被害人身体后算起，否则，法律岂不成了笑话？还怎么帮助公民保护自己免遭强暴之害？
    有北大法律系毕业的某副教授撰文称“即使邓贵大的性欲没有被争吵带来的愤怒所压倒，他强行留住邓玉娇的目的也可能是先留住她，再掏出更多的钱或许以更重的诺来诱惑她，诱惑不了就骂一顿或要求老板开除她了事，未必真敢强奸。”我为这种天才般的想象力和近乎冷血的冷静感到震惊。设身处地的想想，一个弱女子被三个男人暴力威胁，她还能往如此“良善”的地步想吗？还有时间作这样理性的分析吗？或许，把邓玉娇换成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那位副教授，副教授会温和地问三位男子：“你们是不是要再多出些钱？！”中国的教育制度把人毁灭若此！
    七、我理解了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
有些疑团或注定成为不解之谜。此前，邓玉娇强烈的恐惧是什么？律师强烈的恐惧又是什么？在本人这篇分析文章上传半个小时后，恩施新闻网连夜发布了消息，这则消息，让我在不寒而栗之余，真正理解了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尽管，我真的不知道那种恐惧到底是什么。
    巴东县连夜发布了下列新闻：
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通报“邓玉娇案”最新情况
    被强奸事实子虚乌有 邓母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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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施新闻网　http://www.enshi.cn　2009年05月22日22:01

　　○公安机关证实不存在邓玉娇被强奸的事实
　　○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
　　○公安机关认定，涉案“第三人”邓中佳没有违法行为
    恩施新闻网消息（记者张明）5月22日，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欧阳开平通报了“邓玉娇案”侦办的最新情况。
　　连日来，公安机关采取得力措施，加紧侦办“邓玉娇案”。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在通报该案最新情况时说，公安机关以雄风宾馆休闲中心梦幻城涉嫌色情服务，于22日对雄风宾馆经理贺德红进行了依法传唤。经警方找邓玉娇、有关证人进一步调查和现场勘察，证实不存在邓玉娇被强奸的事实。邓玉娇及其母亲和其他亲属对受委托律师不顾事实向外散布“邓玉娇被强奸”一事感到非常愤慨。目前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已声明与受委托律师解除委托关系。原因是受委托律师未履行好职责，没有对委托人提供实质上的法律帮助，偏离了委托的方向。经查，公众关注的“邓玉娇案”中“第三人”系巴东县野三关镇财经所转制分流人员邓中佳，公安机关认定其没有违法行为。
   分析如下：
    巴东县警方在5月12日的通报中，明确提及“10日晚7时30分许，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协调办主任邓贵大与同办公室的黄德智、邓某在外一起吃晚饭并饮酒后……”邓某是作为邓贵大“同办公室”的身份出现的，在5月18日的通报中，邓某消失。在巴东县最新的“紧急”声明中，邓某变成了“野三关镇财经所转制分流人员”（与我们常见的“临时工”现象又殊途同归了），并强调“公安机关认定其没有违法行为”。
   在5月22日《南方都市报》刊登的该报记者对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的访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南都记者：案发时其他人呢？
　杨立勇：案发当时，除了黄德智和邓贵大，其他人与案件没有关系。还有一个人邓某也在梦幻城内，但不在案发现场。
    5月12日通报中“邓姓同事吓得不敢靠近”中的“邓姓同事”，从现场被移到了梦幻城内。
    同一个人，一会在现场，一会消失，一会又变个身份出现，鬼魅一般，难道真的有鬼魂附体？
    “经警方找邓玉娇、有关证人进一步调查和现场勘察，证实不存在邓玉娇被强奸的事实。”注意，两位律师最担心的取证、鉴定问题，终于发生了。巴东方面对物证和鉴定的事情提也不提，就彻底否定了强奸的信息，而对律师提及的内裤和胸罩进行鉴定才是重中之重的程序，为何隔过这个程序就如此亟不可待地匆匆下定论？！——我再次理解了律师的恐惧，而我分析的律师的顾虑终于成为现实。是什么让两位律师失声痛哭和恐惧不安？这个结果或者就是最好的证明。
    “目前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已声明与受委托律师解除委托关系。原因是受委托律师未履行好职责，没有对委托人提供实质上的法律帮助，偏离了委托的方向。”如果邓玉娇的母亲要解除对两位律师的委托，有必要由当地公安机关连夜代为宣布吗？为何不由她自己说？事实上，律师紧急求助本身，那种真诚的失声痛哭，就是因为感觉到此案背后的复杂和种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在律师得到邓玉娇遭强奸的信息后，等候在外面的邓玉娇的母亲被警方叫走，随后，就出现了这个结局。一切都只是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只是，身在其外的人不知道罢了。
    一切的一切，我无言了。
    不幸被笔者言中的是，此案虽然只是发生在一个小镇，但水仍然如此之深，太深太深，邓玉娇的恐惧，两位律师的恐惧……我只能以此结尾了。理解了这一点，下面这段《为邓贵大开脱的背后》藏着什么，我看，也不用废话了：能够操纵媒体的能是什么人？
更离奇的事情也发生了：
    2009年5月23日，《广州日报》刊发了题为《邓玉娇案关键证据离奇被毁》的报道，指出：
    21日下午4时左右，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在警方陪同下回到家中“取拿物品”。
　　21日晚，放置了11天的邓玉娇衣物突然被张树梅全部清洗。
    ……
　　21日晚上9时，夏霖律师还到检察院请求检方接见，要求保存邓玉娇案发时的内衣内裤。令夏霖不解的是，“邓玉娇在案发现场换下的内衣内裤被母亲张树梅带回家中放置11天，都没有动过，21日当晚，却全部被张树梅清洗完毕。22日上午，警方才封存了邓玉娇一批内衣内裤。“已经没有任何取证价值了，所有的指纹和物证肯定没法取得了。”夏霖对记者叹了一口气。他说，21日下午，他还特意在电话里交代张树梅，千万不要动邓玉娇的任何物品，结果还是这样。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在野三关镇的住地，邻居告诉记者，21日下午4时左右，张树梅在警方陪同下回到家中“取拿物品”。“前后时间大约是1个小时。”住在楼上的一个邻居说，他上楼的时候，张树梅家门大开，好多人“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真相走远了！
八、为邓贵大开脱的背后
    我在《弄假成真·邓玉娇·股市·楼市及其他》一文中，对此案的发展趋势做了分析，认为，当地为极力维护官吏形象，让邓玉娇被精神病。现在看来，很多方面的确在如此走。
    有关邓玉娇案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在这种情况下，媒体需要冷静，司法机关也需要冷静，其他的分析（包括笔者的分析），都只能是一种个人的观点。笔者认为，鉴于此案已经成为一个举国关注的案件，中国最高司法机关应当介入其中，还原真相。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南方都市报》5月20日署名“本报记者龙志”，题为《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点击进入）的报道。我看了腾讯的跟帖，这篇报道遭到了绝大部分网友的质疑和批评，跟帖中90%以上都是不满。
    初读这篇报道的时候，我以为是谁写的小说，没有想到它竟然是一篇报道！看了其他人阅读后的感受，我才知道如此感觉者不在少数。
    报道应该客观，而在这篇所谓的还原真相的报道中，被采访的邓贵大的家属，提到的都是邓贵大的好，而邓玉娇身边的人，提供的有关邓玉娇的信息，则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如果说此前媒体对邓玉娇的报道有关偏颇，那么，这篇打着“还原”旗号的报道，走得更远，它甚至偏离了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比如，文中重墨描写邓贵大是如何的平凡、举止温和、忙碌，比如，“他（邓贵大）这个人讲义气，爱出头，喜欢帮朋友。”着重并且重复强调，邓贵大“身高1.60米，体重不到45公斤”，而邓玉娇“身高1.65米，体重45公斤”，与邓贵大相比，好像被凌辱的邓玉娇是强者！而完全没有提到邓玉娇面对的是三个何等嚣张和跋扈的男人！再比如，“邓贵大下葬时，读高二的儿子回来了，（邓贵大的老婆对儿子说）“你应该知道，你爸爸不是这种人。”笔者并非认为这种写法不可，问题是，为何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美化一方而丑化另一方？
    并且，报道中重复强调邓贵大去“梦幻城”以前饮了酒。报道中写道：（1）“中午，邓玉娇在几个姑娘的麻将牌局中和一个朋友吵了起来；傍晚，邓贵大等3人在矿长等5人簇拥下吃晚饭，喝了3斤白酒。”（2）“身高只有1.60米的他（邓贵大），在当晚去雄风宾馆‘梦幻城’前，喝了不少酒。 ”（3）“除了一些特色菜，他们（共8个人）还要了三瓶稻花香珍品二代，每瓶1斤装，38度。”（注：许多网友提出这个细节：38度酒每人平均下来每人不过3两多）（4）“郑爱芝弄不明白，在她眼里，邓贵大对这方面（指性）不感兴趣。酒量也有限，只能喝两杯白酒，要醉不醉的时候话特别多，至少在这一年里，他还没喝醉过。”（许多网友质疑道：对老婆没有性兴趣就能为邓贵大的性侵害开脱吗？也许，正是在外风流太多才如此呢？）（5）“接近晚上8点钟，邓贵大这时已经显露出醉意，无论是走路还是说话，都看起来与常人不同。他把提包忘在了包厢，走到楼梯口时，被服务员喊住了，他回头对老板娘说，‘味道不错，以后会常来。’”
    另一方面，邓玉娇在她身边的人眼里，则是“歇斯底里”、“怪异”、虚荣的形象。比如这种描述：她（邓玉娇）从浙江游玩回来后，几乎每天戴着一副红框的没有度数的眼镜。她对姐妹们说，“这副眼镜花了300块钱,很好看。”但她走路又是大步流星，无拘无束，这在很多人看来，显得格外张扬，乃至有些怪异。记者怎么知道“在很多人看来”如此的呢？许多主观臆想替代了客观的采访。在邓玉娇因为命案已经失去自由后，她身边的人为何提供的都是负面信息？是记者故意如此问，还是记者基于某种倾向性筛选了采访到的信息？
    而且，这篇题为《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的报道，对邓玉娇的两次失恋和精神方面的问题重笔书写，与警方饱受质疑的5月18日的通报精神完全吻合。比如这样的句子：“5月10日这一天，小镇姑娘邓玉娇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上午。头天晚上，最近服用的药物似乎管用，她的失眠症有所改善，所以白天显得格外精神。”——这种文学性的表述，显然有失新闻报道的严谨。毕竟，报道不是文学创作，也不是评论。再比如：“邓玉娇失眠已经有两三个年头了。2007年，她在浙江打工，从那时起晚上开始睡不着，她一度回来治过病，到过郑州、武汉、恩施等地医院，但反反复复始终没有效果。今年3月5日，邓玉娇失眠仍没有改善，张树梅带邓玉娇到恩施州优抚医院看病，并做了血液和脑电图检查。报告单上的名字是‘邓子琪’。张树梅说，她早就想为女儿改名字，还没来得及带户口本去派出所，女儿看病时先把新名字写上去了。”——既然邓玉娇失眠几年，除了名为“邓子琪”的报告单，请问是否有名为“邓玉娇”的报告单？重墨渲染邓玉娇的失眠，与警方5月18日的通报遥相呼应。甚至，在最关键的有关“推”还是“按”的关键场景中，直接干脆引用了警方5月18日的表述。而且，暗示邓玉娇在“梦幻城”工作是为了找到一段感情！龌龊到这个地步。原文是：“似乎给了邓玉娇一些启迪，一般认为，这是小镇姑娘们最好的归宿：正值青春时尽情玩乐，在可以收心的时候，有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然后有一段可以长久的感情。”够了！这篇报道，像是一篇娱乐化的臆想出来的小说，给邓玉娇带来的负面信息是巨大的，因为，它是披着新闻的外衣、打着所谓“还原”的旗号完成的。
    2009年5月23日，《广州日报》刊发的署名杜安娜的报道，进一步映衬了《南方都市报》这篇“文学创作性”报道的明显倾向性：
　　昨日，记者在野三关镇的“俏佳人”服装店见到了邓玉娇的一位朋友杨红丽。杨红丽非常生气地告诉记者，“邓玉娇脾气暴躁”、“精神不正常”并不是从她们口中所出。在她们看来，邓玉娇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只是说话做事比较爽快，性格比较耿直，有话就说。“她只是有一点失眠，这怎么能说是精神病呢？”杨红丽说，她和邓玉娇是在今年1月份认识的，当时，邓玉娇常到她的店里买衣服，后来她们就经常在一起玩。杨红丽说，邓玉娇的人品绝对值得信任。“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当然有很多人追，但邓玉娇是一个洁身自爱的人，平时生活很检点。”“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子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拿刀去杀人呢？”杨红丽说着，脸都涨红了起来。
    请问南都的那位“创作”《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的记者，你有关邓玉娇的负面采访是从哪里来的？
    《南方都市报》对这篇报道质疑的读者不计其数，笔者仅摘引两篇完整的评论文章中的片段：
    一位署名为“青砖壁瓦”的网友写了一篇题为《南方都市报，你不能这么无耻！》（全篇评论点击此处进入）的评论，愤然道：“看惯这世界无耻的嘴脸，对狰狞已经有了熟悉的适应力，但南都2009年5月20日的无耻，让自己再一次悲哀地感到，失望的泡沫就是从信赖的背后挤破，看了今天南都A12-13版的《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看到这一惯敢言出名的报纸、貌似站在人民当中的立场，以一种小说的手法，揉和传播学和心理学技巧的大作，不禁感到，无耻往往就在你身后，带着一脸通俗的微笑，去用文字的技巧来愚弄你……（略去粗话）南都报，你直接判邓玉娇杀人好了。你还做这么多铺垫、玩这么多技巧、与其被你愚弄而死，不如被你抢权而死！”
    一位署名“湘楚汉”的作者在题为《丧钟为谁耳鸣》（全篇评论点击此处进入）的评论中写道：昨天，湘楚汉耐着性子看完了《南方都市报》在昨日（5月20日）登载在A叠12至13版的，题名为《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的所谓深度报道，这篇文章与早前该报近几日来切入的角度和视觉焦点令人惊讶地出现了偏差，说它这么快就出现了偏差甚或明显带有某种官方言辞的“说法”使得在下对这份表面上看来一直鼓吹“恪守职业操守”“建立良性的媒体价值观”和它的“勇敢自律，接收监督”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如果我们从这份报纸以这篇有失公正的报导来去看这份报纸的所谓未来，那肯定有失公允，但湘楚汉想问的是，如果一份发行量还算很大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经常以一种明显失真的，带着有色眼晴和意识形态的去看待去报导这个社会发生的方方面面，那这种报纸还有没有前途可言！？如果一份报纸，它面对的，代表的只是一些所谓的特权阶层的话语权，而将社会其他阶层的呼吁置若罔闻时，那它还具有媒体的监督性吗？那它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吗？
    邓玉娇案，太多值得我们反思之处。媒体伴随着某种狂热，而挂着理性标签的媒体，以一种更可怕的方式表达着某种倾向性。作为媒体中的一员，此案中有太多令人反思的地方。
    有关邓玉娇案，这是本人最后一篇分析了——一篇耗时一天而伤透心的分析，如此结局了。真相永远存在于谜团。再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