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印象记

德国汉学家顾彬印象记 
 
 
 时间：2006年12月11日11:29   我来说两句  　      
 
 
 
 第1页:德国汉学家顾彬第2页:王璞：顾彬印象记第3页:王家新：一个“迷途”的汉学家第4页:杨武能：我和德国学者，作家兼文学翻译家顾彬第5页:来自德国的声音——听顾彬教授讲座第6页:顾彬访谈录第7页:中欧巴比塔：切尔卡斯基、马悦然、顾彬与欧洲的二十世纪汉语诗歌翻译第8页:顾彬先生论现代性　　　　我和德国学者，作家兼文学翻译家顾彬　　杨武能　　顾彬是由他的德国名字沃尔夫冈　库宾(Wolfgang Kubin)衍化成的汉名。对于西方的汉学家或曰中国学家以及形形色色与中国打交道的人们来说,有一个汉语名字实在并不稀罕。难得的只是顾彬二字不但发音贴近他原来的姓氏,而且可以说名如其人,很容易让人想到他那文质彬彬的学者风貌,甚至还有他含蓄、内向、深沉的独特个性。　　正如他很爱中国和中国文化,很爱他的中国妻子和中国朋友,我知道,顾彬也很爱自己这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就因此吧,差不多二十年前,当他给我解释这名字的由来时,很自然地便流露出了对北京语言学院那位当初帮助他取名的中国老师的感激之情。　　是的,顾彬与我已是有二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了。1982年的夏末秋初,由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系主任德博教授(Guenther Debon)主持召开“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幸随导师冯至先生前往参加。作为与会者中小字辈的我与顾彬,便相互予以了关注。　　一次会间午休,大伙儿随随便便地躺在会场旁的草坪上小憩,我跟顾彬很自然地便交谈起来。那年头,我们出国交流常获准“预支”教授或研究员之类的高级头衔,因此“杨武能教授”也不时地称他Prof. Kubin(顾彬教授),不想却招来了冷冷的一句:“Titel beiseite!(甭来头衔!)”原本就不苟言笑的他,表情变得更加严肃了。岂只严肃!这位曾在会上拿郁达夫的《沉沦》与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做比较研究的德国学者,在他那浅蓝色的眸子中,我分明看到了深深的烦恼和浓浓的忧郁。　　也许是当年本人的地位和心境都类似于他吧,所以对一般人眼里显得孤僻古怪的顾彬并无恶感,相反倒引为知己。　　再次聚首是第二年的四五月份在北京老东风市场。记得是我打了个电话,顾彬便大老远蹬着车从他进修的北京大学赶来了。于是各人面前摆着点简单的食品和饮料,天南地北地聊了小半天。其时我即将调离社科院外文所并且很快要去海德堡做访问学者,他呢,仍担任西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的所谓Privatdozent,也即写完了Habilitation(教授论文)正等待空缺升任教授的高级讲师。顾彬那一句“Titel beiseite!”,多半是对遥遥无期的等待的不满吧。　　又过了两年,多少已熬出头的我们各完成了一两件大事:1985年,顾彬在等了四年多之后终于当上教授,不仅如此,还应聘做了著名的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学术顾问什么的,因为那一年艺术节要重点介绍中国的文学艺术,他这位中国通正好派上用场。就是在顾彬的张罗操持下,王蒙、张洁等一大批中国作家以及四川省川剧团应邀到了德国,实现了德中之间足以载入史册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大交流;差不多同时,我也破格提升为了重庆四川外语学院的副院长,并在这所中国内地的二流大学,斗胆发起和主持了我国外语界和比较文学界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盛会——“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研讨会。顾彬应我的邀请来参加了。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在家里招待老同学、老朋友,与会的十六七位德国学者只有一人在座,他自然就是也被我视为朋友的顾彬。　　我把顾彬当朋友可并非一厢情愿,谬托知己。证据之一是一张我至今还保存完好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顾彬可谓是破天荒地笑容可掬,春风满面。原来啊,与他并肩站着一位黑发如云、身材高挑、模样俊俏、身穿着鲜红色呢子大衣的年轻中国女子。这显然是一张报喜的结婚照!这样的照片,以顾彬这个在德国也算格外含蓄、矜持的知识阶层人士,是绝不会主动寄给随便什么人的,除非是至爱亲朋。我呢,在收到照片后也着着实实分享了自己这位德国好友的喜悦,并在随后的十多年成了他家庭幸福美满、事业蒸蒸日上的见证。须知,顾彬夫人张穗子不仅是一位给他养育了一儿一女两个宝贝的贤妻良母,而且在事业上也给了丈夫多方面的有力支持,成了他翻译、编撰和出版工作任劳任怨的好帮手。　　顾彬已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汉学家,现任波恩大学汉学系的系主任。信不信由你,他最初之着迷于中国文化文学是因为读了一首李白的诗,读了那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原本学神学打算当牧师侍奉上帝的他,不知是不是在这首七绝的意境中体悟到了涵盖茫茫人生、浩瀚宇宙的深广哲理意蕴,于是转而攻读汉学,以便终身做中国诗仙诗圣的追随者。　　再说我引顾彬为知己,当然还不只因为上面讲的那张照片。二十年的人生轨迹,显示我们两人确乎有不少相似之处。不是吗,一样地充当中德两国之间运送文学和文化产品的“苦力”,不同的只是一个为德国的汉学家,一个系中国的日尔曼学学者,搬运的方向正好相反;只是顾彬他干起活来比我更刻苦,更玩命,更有耐力,以致脸上的褶子比我深,头上的衰毛比我白,虽说他整整比我小了七八岁。不是吗,一样地在教学、科研之余既搞翻译又搞创作,并且一样地首先以翻译家的身份跻身学界和文坛,却又心有不甘,于是都拼命挤时间弄学术搞创作,不同的只是顾彬比我更加地学术,创作的主要是高雅的诗,我呢主要写写散文随笔。不是吗,还一样地勤奋、多产,要说著译等身也勉强可以。　　不好意思趁机继续自吹自擂,单说顾彬吧,他主编和主译了六卷本的鲁迅文集,翻译了冯至、王蒙、北岛、杨炼等的代表作,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德国目前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一人;出版了《空山——中国文学的自然观》、《猎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督教、儒教与现代中国革命精神》和《论杜牧的诗》等学术专著和论文,除此还有一本我准备另文详述的专著《影子的声音——论文学翻译的技巧与艺术》;从1989年开始主编《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和《亚洲文化研究》(ORIENTIERUNGEN)两种学术刊物,一年出版两三期,一直坚持到了今天;眼下正紧锣密鼓地完成一个堪称世纪工程的大项目,即主编一套十六开本的十大卷《中国文学史》,由他本人撰写的第一卷即诗歌卷已经出版;他近几年创作的抒情诗已结集为《愚人塔》等两个集子,如此等等,难以尽述。在德国的汉学界,在德国的翻译界,还找得出第二个这样多产多才的人吗?难啊!　　在列举完他与我的相似和一样之后再说说差异,或者更确切地讲差距。实话实说,本人真是有许多不如顾彬的地方。他上大学除去汉学还念了哲学、日尔曼学、日本学和新教神学,我却仅仅念的是日尔曼学,比他知识面窄得多,因此搞起学术来挺吃力。顾彬1973年获得了波洪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本人当时却还带着学生在工厂实习并接受再教育;1981年,他完成晋升教授的论文,获得了任职资格;本人刚刚念完硕士,等待确认助研即讲师的资格。总之,论学历我比他差得远。　　不同的客观历史社会条件不说了,即使主观方面,例如治学的刻苦和严谨,我自认为离顾彬也有不小的距离。朋友们都认为他是个工作狂,生活要求之低却近乎于清教徒。具体讲,顾彬至今没有汽车,也很难见到他西装革履,住的方面也是直到家里的书多得快挤不进人了,才有所改善,终于在当教授十六年之后贷款买了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就难怪内人最近两次见过他都私下对他表示同情,因为顾彬教授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疲惫不堪,总是那么一脸苦样儿。　　当然,印象毕竟只是印象,外表常常会给人以误导。拿顾彬来说,他既当系主任又要教学,既从事翻译、写作、学术研究,又要跑来跑去在中国内地、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的大学客座,说辛苦确实是够辛苦的,然而呢他却乐此不疲,苦中有乐!为什么?因为这表明他多有用武之地,表明他事业有成,表明他已在德国和国际的汉学界产生影响,享有盛誉。　　同样,在日常和家庭生活中,一脸苦相的顾彬其实也蛮幸福的。我多次到过他原来并不宽敞的住宅,只感到在贤惠的夫人穗子操持下,这里有一个温馨的、其乐融融的中西合璧的家庭。这个家庭的男女主人都勤俭、上进,而且时常“有朋自远方来”。是的,在家庭观念方面,我觉得作为中国文化专家的顾彬确乎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和影响。我曾不止一次碰见他带着孩子在波恩的莱茵河边散步,每次都感到此时的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眼神中的忧郁、烦恼和脸面上严肃、疲惫什么的,通通被恬静、幸福和慈蔼代替了。　　说到顾彬性情的忧郁和严肃、刻板,有朋友讲是先天使然,前者遗传自他出身维也纳的母亲,后者遗传自他身为柏林人的父亲,我想应该有些道理。但是,我同时还揣测,这跟他爱好哲学、神学,且明显地赋有诗人气质、秉性,恐怕也不会完全没有关系。　　生性忧郁、严肃、不苟言笑的顾彬,很容易给不熟悉他的人一个高傲、冷漠的印象。记得十多年前有位著名的中国作家在国内发表文章大骂“傲慢的德国教授”,其所指就是劳神费力地接待了中国贵宾的顾彬。顾彬深感委屈甚至气愤,但却未必完全清楚出问题的原因。对人冷漠的表面印象当然起了作用,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他忽视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级别和长幼尊卑顺序。他怎么可以对那些他器重的年轻诗人热情有加,而对另一些享受大师级待遇的老作家礼数不周呢!显然,这是一个文化差异造成的隔膜和误解——类似的隔膜、误解甚至于摩擦、纠纷,在前些年的国际交往中真没少发生。　　其实,据我多年的观察,顾彬这人真是我们所讲的“热水瓶”,而且根本没有一般德国人的所谓Arroganz即傲慢。他对自己的学生,对为数不少的中国年轻作家和年轻学者,实在是满腔热情地给予帮助。他花那么多心血、精力翻译中国年轻诗人的作品,还时常陪他们到处去朗诵,要换了年长而有地位的中国教授比如本人,就未必做得到。　　最后再说一点顾彬与我的差异,也即同为文学翻译家和文化传播者的我俩待遇的差异。在德国,译介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化,较之我们在中国译介德国文学、传播德国文化,困难大多了,地位低多了,待遇差多了;一般的德国大学教授都不屑于做翻译。正因此,对一些贡献卓著、国人却知之甚少的德国译界同行,特别是已故的大学者和大翻译家魏礼贤(Richard Wilhelm)、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鲍吾冈(Wolfgang Bauer)以及仍然健在的德博等等,我和顾彬一样都怀有深深的敬意。现实的困难留待介绍顾彬的文学翻译论著《影子的声音》时详述,这儿只说待遇,而且主要是翻译家从其所传播文化的母国所得到的待遇。　　我们这些译介德语文学、传播德国文化的人,可真是幸运哩!多少人因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得到了人家的资助和进修提高的机会。特别是本人,主要就因为翻译的成绩,得了德国两项大奖。德国健在的前辈德博和如日中天的同行顾彬,他们为传播中国文化贡献更大,迄今却从咱们国家什么奖也没得到过。　　我当然了解他们本人,特别是年事已高的德博教授并不在乎什么奖励。我当然知道我们的国家也重视在国外传播自己的文学和文化。我当然理解我国尚处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拿不出许多钱来奖励人家。可是,给一些确实为传播中华文化辛劳一生、贡献巨大的汉学家或曰中国学家以精神奖励,以荣誉称号,又为什么办不到呢?　　突然想到我们每年都评的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以及鲁迅文学奖中的彩虹奖,是不是可以考虑也设立一项特别奖,逐步把外国汉学家的著译也纳入评奖范围,从而促进中国文化文学在世界的传播呢?如果有这一天,言归正题,我将自告奋勇,义不容辞,并且“举贤不避亲”,为我朋友顾彬的六卷《鲁迅文集》和十卷《中国文学史》请奖。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一篇“文学翻译断想”中,我曾提出过“文学翻译家应该同时是学者和作家”这个命题,并认为我们杰出的前辈大都达到了这一要求,自己呢几十年来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当今研究和通晓中国学的外国学人中,以个人接触范围而言,顾彬似乎是惟一一位兼为学者和作家的文学翻译家,不仅如此,而且成就卓著,正因此我与他惺惺相惜,成为了朋友,正因此我对他特别敬重。　　(杨武能:成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邮政编码610064) 
 顾彬印象记　　王璞　　当顾彬出现在诗人孙文波家的庭院的石子路上时，我并不知道这位知名的德国汉学家会出席当晚的“北京以北”2001现代诗朗诵会，我甚至没有认出他，而是在暗自思忖，这个沉稳持重的异邦人是谁。说实话，我只从《关于“异”的研究》的“作者近照”见过他，而这次亲眼相见，又觉得形象和照片上的略显不同：那天的他，书卷气更重些，老成，矜持，又不失平和，头发灰白，面目清俊，穿着整洁，短袖衬衫，西裤，皮鞋，让我觉得欧陆的知识分子似乎就应该是他这样。　　他和院子中的各路来宾有礼貌地点头致意或寒暄几句，保持着良好的风度。他的一举一动都透出为人的谨严和沉稳：走路不紧不慢，说话不紧不慢，真是慢条斯理。打过招呼之后，他随主人参观了整个院落，然后便得体地站着，间或和别人聊上几句，话也不多。我不禁想，这是德国人特有的作风，还是大学者应具备的气质？在他那时的沉默中，既含有令人不易接近的尊严，又夹杂着一个初来乍到的异国人的局促——毕竟，这里的大多数面孔对他来说还有些陌生。于是，那个引发他无数思考的“异”字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到，正是这个异国人，在自己的国度里，研习着对欧洲人而言的“异国文化”，而当他站在了汉语的土地上，他依然像是一个“异客”——这处境是多么微妙啊。　　当时，诗人们的上苑村已渐渐热闹起来，人们要么三五成群地谈笑起来，要么相约出去散步；顾彬“零落”在一旁，他的严肃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拍，但他似乎并不在意。我忽然联想到我有幸结识的另一位欧洲汉学家——荷兰莱汶大学的柯雷。柯雷可是个活跃而又不拘小节的家伙。他活力充沛，热情，率性，好奇心强，甚至有点“嬉皮”、叛逆。他衣着简单，言语随便，初见时让人能难觉得他是一个教授。这正和稳重的顾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来，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生阅历真的会使人产生许多差异。但他们两人又似乎有着一些深层的共同点：除了专业相近，他们还都有一种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坚守——从我自己的观察中，我隐隐地感到了这一点。　　就在这时，北大博士生胡续冬走上前去，和顾彬攀谈了起来。我就站在近旁，正好可以领教一下这位德国人的汉语。听了几句，我感到他的中文说得确实不错，有板有眼，明白晓畅；不过和很多西方人一样，在语调和“平上去入”的四声上难以尽善尽美，使每一句话都带上了一些欧洲的风味。此外，他的汉语多少有点“中规中矩”，从语气到词汇，更像是书面语，不够“口语化”。这又让我想到了柯雷，在这方面他可完全不同。柯雷不仅能操一口地道的“京腔”，而且喜欢从人们的日常交流中学习鲜活的语汇，因而他不仅通晓各种俗语、习语（例如，他会用“拜马头”等说法，令我吃惊），也时常能跟上汉语的新变化。而顾彬看起来则要保守些。这和他们二人年龄与气质不无关系，我想。顾彬和胡续冬聊天，一个是汉学家，一个是中文博士生，话题自然绕不开学术。顾彬问起胡研究的课题是什么。于是二人聊起了中国现代诗歌史。然而我发现，在交谈的过程中，顾彬的语气始终舒缓、平静而严肃，甚至没什么变化；而且，表情也是一成不变。他简直是一个没有任何波澜的人。后来同为北大中文系博士生的冷霜也走过去和他谈起了洪子诚新近开设的关于近年诗歌的讨论课，他的表现也是如此——总之，让人觉得儒雅、严正得有点过头了。可以说，他给人的感觉是温和的，并非“高高在上”，不易接近，但又总使我觉得不好交往。或许，在他这表面的一切之下，正是他深厚的涵养。胡续冬也有同感，和我们说：“真是个标准的德国人，一丝不苟。”　　再接下来，人已基本到齐，大家便出发去吃饭。在“饭局”中，各种分贝不同的嘈杂形成了一波波的声浪，轻易地将我们淹没。我的注意力也离开了这位德国人。有时无意间向邻桌瞥去，发现他依然得体地坐着，不苟言笑。等朗诵会开始时，他挑了一个靠边的座位坐下，任由场内如何热闹，也只是安静地观察着身边的这些中国诗人们。在这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谈兴正高，而顾彬却一直没有加入大家的话题。我想，他作为一个西方人，即便研究汉学，要想在这种场合一下子就溶入这个圈子，也并不容易。而从我们的角度看，他的西方身份，也许也是我们感到他不够随和的原因。在双方的交流中，谁都不会一点拘谨的成分都没有。　　朗诵会上，主持人王家新请顾彬上台朗诵。他的举止言语确实带有学者之风。在中文开场白之后，他用德语朗读了几首诗。我问身边的康赫能不能听懂，他摇头说：“我学的德语都扔了。”　　在中场休息时，我和几个人闲聊起来，康赫建议我可以去和顾彬谈谈天，话题可以随意些。我答应了，但心里真不知道和他能谈些什么。于是我毫无准备地向站在座位旁的顾彬走去。当我走近他时，发现他和柯雷一样，随身就带着小笔记本和笔，不禁令我对他的“学风”又多了一份敬佩。　　打过招呼后，我首先向他“自报家门”，他礼貌地微笑着。站在他面前，我也难免有些局促，而且一时想不出比较好的话题，便泛泛地问起他对近年汉语诗歌的评价。　　他认真听我说着，然后有点歉意地摇摇头，说：“这个问题很难说。中国九十年代有许多诗人，我阅读得很不够；诗坛也纷纭多变，许多情况我也不了解。所以，虽然我翻译一些诗人的作品，例如张枣，但我很难评价中国九十年代的诗歌，我也没有这种能力。不过我很想多读一些近年的作品。”　　于是我顺着他的话继续我们的交谈，但显然，我的问题太过专业，让人不好回答：“那您对张枣的诗歌写作有些什么想法和认识？”　　他说：“我翻译他的诗，也很欣赏他的诗。但具体评论却很难在这里讲清楚。他的诗很难评论。我只能说，他的诗歌非常复杂，真的，因此也很不好讲。非常复杂。”　　关于张枣的“复杂”，我很认同。我又说：“肖开愚也是在德国。”　　“对，在波恩。”　　“有一批中国诗人是旅居欧洲的。” 我说。　　“对。而对于中国国内的情况我还了解得不够。”他又一次强调。　　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便问，被译成欧洲语言的现代汉诗在欧洲是否只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得到阅读，例如在汉学界和研究者的圈子里，而没有真正的普通文学读者。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顾彬更有发言权。　　出乎我的意料，他立刻否定了我的说法：“不，完全不像你所说的。在德国，汉诗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有不少读者。尤其是近几年，更多的人阅读汉诗，而且有许多与汉诗有关的文学活动，如朗诵会，座谈，等等。可以说是近几年活跃起来的，我身边就有很多人热心于此。”　　他说的情况确实是我很难想象到的。我没想到“生态环境恶劣”的汉诗会在遥远的欧洲获得知音，获得真诚的阅读和讨论。这多少体现了欧洲的文化环境与我们这里的不同。　　我又接着说：“对德国当代的诗人我不是很了解，您一定很熟悉具体情况，能不能谈谈。”又是一个过大的话题。　　“德国当然一直有一些优秀的诗人，整体的情况也很难用三言两语讲清。有一些著名的诗人你们这边有过介绍，应该有所了解，比如保罗?策兰。”　　我点头称是，并表示了对策兰的短诗的喜爱。策兰算得上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德国当代诗人了。　　他接着说：“至于其他诗人，也很不错，但具体情况没法展开谈了。”　　我们谈到这里，一时没有了话题。顾彬于是提出要出去换换空气，“这里空气太糟了”，他耸了耸肩。当时场内不少人抽烟，一片“乌烟瘴气”，五十多岁的顾彬确实有些不堪。于是我对他的小小的“访谈”也就到此结束了。而在后面的时间里，顾彬又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就像雕像一般，直到离开。　　通过和他的接触，我觉得他还是很平易近人的，当然也有严谨的一面。作为学者，他自然很谨慎，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不轻易发言，也似乎不愿作过多的评论。那天，“北京以北”的活动结束之后，我在归途中回想着这位德国学者，决定把他的著作找出来好好读读：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考察，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一定很有趣，很有启发性。　　当我再一次来到上苑村时，也听起另外几个人聊起了他。据说，对那天的“民间写作”的诗人的一些失态表现，顾彬一直无法理解，“这就是‘民间’吗？不可理解”。别人向他解释，他也还不明白。以他的文化背景，对此不理解，其实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而我对顾彬的这些印象，不仅零碎，且难免在我的记忆中“失真”。不过，虽然它们有点不清晰，不可靠，但这便是我印象中的顾彬。一个“迷途”的汉学家　　王家新　　我第一次认识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是在十年前，那时我领教的是他那典型的德国知识分子的彬彬有礼和严肃。那是在伦敦的一个中国文学会议上，因为天气已热，其他的人发言时穿着都很随便，唯独顾彬上台时坚持打着领带穿着西服，我当时心想：嚯，还真像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发言似的！　　后来，我更多的领教了他的认真。比如他在翻译我的诗时这样问“‘直到你从中绊倒于/那曾绊倒了老杜甫的石头’，这里的石头怎样理解？”我回答：“石头就是石头，也许可以理解为宿命的力量吧”，他听后想了想，很认真地点了点头；然而当他问我诗中所写到的“英国狗”具体是指一种什么样的狗时，我答不出来了，这一次他自然没有点头，而是很不满意地摇了摇头。　　我当然在心里极其喜欢、认同他这种严肃，可是有人就不行。有一次顾彬这样问我“我可怕吗？”我说当然不，“那为什么翟永明见了我那么害怕呢？”“那是因为她身上有巫气啊，”我这么一说，满脸严肃的他如释重负地笑了：“对，对，她诗中有这种东西，我喜欢！”　　顾彬幽默的一面显示出来了，虽然那往往是一种笨重的、带有自嘲意味的幽默。除了研究、翻译中国文学外，顾彬也写诗，出版有《老绝望唱新歌》、《小丑塔》两本诗集。我问他反响如何时，他这样说：“第一本出版后一点反响也没有，第二本出来后终于有了一篇书评，题目是‘一个迷途的汉学家’！”好一个“终于”，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好，好，这真是一个好题目！”　　顾彬自己也坦承他的“迷途”。前年他在北京时，我请他到我们学校做演讲，我在介绍中不遗余力地列举了他的著作和影响，谁知这位蜚声世界的汉学家却是这样开始的：二、三十年前初学汉语时我很自信，但现在是愈来愈困惑了，我承认《易经》很难读懂，《红楼梦》也很难读懂……而我听着，被他这种“绝对的诚实”感动了。我们中国人所缺乏的，难道不正是这样一种精神？　　但同时我又在想，迷途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里，还真是一门学问呢。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就曾这样说“巴黎教会了我迷失的艺术”，这又是多么美妙的一种艺术！就怕太明白，就怕太清楚，就怕找不到一个地方迷失。没有这种深度的迷失，恐怕也就不会有任何诗人和思想家的产生！　　就在我写这篇小文不久前，顾彬又发电子邮件来了，说他的第二本诗集获得了由德国古老的“读者会”评选的2003年诗歌奖！顾彬很少提及他个人的成就，但这一次，他真的是高兴了。是该祝贺一下！于是我这样给他回了一信：“那就干一杯！继续你的‘迷途’吧”。
　我和德国学者，作家兼文学翻译家顾彬　　杨武能　　顾彬是由他的德国名字沃尔夫冈　库宾(Wolfgang Kubin)衍化成的汉名。对于西方的汉学家或曰中国学家以及形形色色与中国打交道的人们来说,有一个汉语名字实在并不稀罕。难得的只是顾彬二字不但发音贴近他原来的姓氏,而且可以说名如其人,很容易让人想到他那文质彬彬的学者风貌,甚至还有他含蓄、内向、深沉的独特个性。　　正如他很爱中国和中国文化,很爱他的中国妻子和中国朋友,我知道,顾彬也很爱自己这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就因此吧,差不多二十年前,当他给我解释这名字的由来时,很自然地便流露出了对北京语言学院那位当初帮助他取名的中国老师的感激之情。　　是的,顾彬与我已是有二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了。1982年的夏末秋初,由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系主任德博教授(Guenther Debon)主持召开“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幸随导师冯至先生前往参加。作为与会者中小字辈的我与顾彬,便相互予以了关注。　　一次会间午休,大伙儿随随便便地躺在会场旁的草坪上小憩,我跟顾彬很自然地便交谈起来。那年头,我们出国交流常获准“预支”教授或研究员之类的高级头衔,因此“杨武能教授”也不时地称他Prof. Kubin(顾彬教授),不想却招来了冷冷的一句:“Titel beiseite!(甭来头衔!)”原本就不苟言笑的他,表情变得更加严肃了。岂只严肃!这位曾在会上拿郁达夫的《沉沦》与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做比较研究的德国学者,在他那浅蓝色的眸子中,我分明看到了深深的烦恼和浓浓的忧郁。　　也许是当年本人的地位和心境都类似于他吧,所以对一般人眼里显得孤僻古怪的顾彬并无恶感,相反倒引为知己。　　再次聚首是第二年的四五月份在北京老东风市场。记得是我打了个电话,顾彬便大老远蹬着车从他进修的北京大学赶来了。于是各人面前摆着点简单的食品和饮料,天南地北地聊了小半天。其时我即将调离社科院外文所并且很快要去海德堡做访问学者,他呢,仍担任西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的所谓Privatdozent,也即写完了Habilitation(教授论文)正等待空缺升任教授的高级讲师。顾彬那一句“Titel beiseite!”,多半是对遥遥无期的等待的不满吧。　　又过了两年,多少已熬出头的我们各完成了一两件大事:1985年,顾彬在等了四年多之后终于当上教授,不仅如此,还应聘做了著名的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学术顾问什么的,因为那一年艺术节要重点介绍中国的文学艺术,他这位中国通正好派上用场。就是在顾彬的张罗操持下,王蒙、张洁等一大批中国作家以及四川省川剧团应邀到了德国,实现了德中之间足以载入史册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大交流;差不多同时,我也破格提升为了重庆四川外语学院的副院长,并在这所中国内地的二流大学,斗胆发起和主持了我国外语界和比较文学界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盛会——“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研讨会。顾彬应我的邀请来参加了。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在家里招待老同学、老朋友,与会的十六七位德国学者只有一人在座,他自然就是也被我视为朋友的顾彬。　　我把顾彬当朋友可并非一厢情愿,谬托知己。证据之一是一张我至今还保存完好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顾彬可谓是破天荒地笑容可掬,春风满面。原来啊,与他并肩站着一位黑发如云、身材高挑、模样俊俏、身穿着鲜红色呢子大衣的年轻中国女子。这显然是一张报喜的结婚照!这样的照片,以顾彬这个在德国也算格外含蓄、矜持的知识阶层人士,是绝不会主动寄给随便什么人的,除非是至爱亲朋。我呢,在收到照片后也着着实实分享了自己这位德国好友的喜悦,并在随后的十多年成了他家庭幸福美满、事业蒸蒸日上的见证。须知,顾彬夫人张穗子不仅是一位给他养育了一儿一女两个宝贝的贤妻良母,而且在事业上也给了丈夫多方面的有力支持,成了他翻译、编撰和出版工作任劳任怨的好帮手。　　顾彬已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汉学家,现任波恩大学汉学系的系主任。信不信由你,他最初之着迷于中国文化文学是因为读了一首李白的诗,读了那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原本学神学打算当牧师侍奉上帝的他,不知是不是在这首七绝的意境中体悟到了涵盖茫茫人生、浩瀚宇宙的深广哲理意蕴,于是转而攻读汉学,以便终身做中国诗仙诗圣的追随者。　　再说我引顾彬为知己,当然还不只因为上面讲的那张照片。二十年的人生轨迹,显示我们两人确乎有不少相似之处。不是吗,一样地充当中德两国之间运送文学和文化产品的“苦力”,不同的只是一个为德国的汉学家,一个系中国的日尔曼学学者,搬运的方向正好相反;只是顾彬他干起活来比我更刻苦,更玩命,更有耐力,以致脸上的褶子比我深,头上的衰毛比我白,虽说他整整比我小了七八岁。不是吗,一样地在教学、科研之余既搞翻译又搞创作,并且一样地首先以翻译家的身份跻身学界和文坛,却又心有不甘,于是都拼命挤时间弄学术搞创作,不同的只是顾彬比我更加地学术,创作的主要是高雅的诗,我呢主要写写散文随笔。不是吗,还一样地勤奋、多产,要说著译等身也勉强可以。　　不好意思趁机继续自吹自擂,单说顾彬吧,他主编和主译了六卷本的鲁迅文集,翻译了冯至、王蒙、北岛、杨炼等的代表作,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德国目前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一人;出版了《空山——中国文学的自然观》、《猎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督教、儒教与现代中国革命精神》和《论杜牧的诗》等学术专著和论文,除此还有一本我准备另文详述的专著《影子的声音——论文学翻译的技巧与艺术》;从1989年开始主编《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和《亚洲文化研究》(ORIENTIERUNGEN)两种学术刊物,一年出版两三期,一直坚持到了今天;眼下正紧锣密鼓地完成一个堪称世纪工程的大项目,即主编一套十六开本的十大卷《中国文学史》,由他本人撰写的第一卷即诗歌卷已经出版;他近几年创作的抒情诗已结集为《愚人塔》等两个集子,如此等等,难以尽述。在德国的汉学界,在德国的翻译界,还找得出第二个这样多产多才的人吗?难啊!　　在列举完他与我的相似和一样之后再说说差异,或者更确切地讲差距。实话实说,本人真是有许多不如顾彬的地方。他上大学除去汉学还念了哲学、日尔曼学、日本学和新教神学,我却仅仅念的是日尔曼学,比他知识面窄得多,因此搞起学术来挺吃力。顾彬1973年获得了波洪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本人当时却还带着学生在工厂实习并接受再教育;1981年,他完成晋升教授的论文,获得了任职资格;本人刚刚念完硕士,等待确认助研即讲师的资格。总之,论学历我比他差得远。　　不同的客观历史社会条件不说了,即使主观方面,例如治学的刻苦和严谨,我自认为离顾彬也有不小的距离。朋友们都认为他是个工作狂,生活要求之低却近乎于清教徒。具体讲,顾彬至今没有汽车,也很难见到他西装革履,住的方面也是直到家里的书多得快挤不进人了,才有所改善,终于在当教授十六年之后贷款买了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就难怪内人最近两次见过他都私下对他表示同情,因为顾彬教授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疲惫不堪,总是那么一脸苦样儿。　　当然,印象毕竟只是印象,外表常常会给人以误导。拿顾彬来说,他既当系主任又要教学,既从事翻译、写作、学术研究,又要跑来跑去在中国内地、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的大学客座,说辛苦确实是够辛苦的,然而呢他却乐此不疲,苦中有乐!为什么?因为这表明他多有用武之地,表明他事业有成,表明他已在德国和国际的汉学界产生影响,享有盛誉。　　同样,在日常和家庭生活中,一脸苦相的顾彬其实也蛮幸福的。我多次到过他原来并不宽敞的住宅,只感到在贤惠的夫人穗子操持下,这里有一个温馨的、其乐融融的中西合璧的家庭。这个家庭的男女主人都勤俭、上进,而且时常“有朋自远方来”。是的,在家庭观念方面,我觉得作为中国文化专家的顾彬确乎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和影响。我曾不止一次碰见他带着孩子在波恩的莱茵河边散步,每次都感到此时的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眼神中的忧郁、烦恼和脸面上严肃、疲惫什么的,通通被恬静、幸福和慈蔼代替了。　　说到顾彬性情的忧郁和严肃、刻板,有朋友讲是先天使然,前者遗传自他出身维也纳的母亲,后者遗传自他身为柏林人的父亲,我想应该有些道理。但是,我同时还揣测,这跟他爱好哲学、神学,且明显地赋有诗人气质、秉性,恐怕也不会完全没有关系。　　生性忧郁、严肃、不苟言笑的顾彬,很容易给不熟悉他的人一个高傲、冷漠的印象。记得十多年前有位著名的中国作家在国内发表文章大骂“傲慢的德国教授”,其所指就是劳神费力地接待了中国贵宾的顾彬。顾彬深感委屈甚至气愤,但却未必完全清楚出问题的原因。对人冷漠的表面印象当然起了作用,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他忽视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级别和长幼尊卑顺序。他怎么可以对那些他器重的年轻诗人热情有加,而对另一些享受大师级待遇的老作家礼数不周呢!显然,这是一个文化差异造成的隔膜和误解——类似的隔膜、误解甚至于摩擦、纠纷,在前些年的国际交往中真没少发生。　　其实,据我多年的观察,顾彬这人真是我们所讲的“热水瓶”,而且根本没有一般德国人的所谓Arroganz即傲慢。他对自己的学生,对为数不少的中国年轻作家和年轻学者,实在是满腔热情地给予帮助。他花那么多心血、精力翻译中国年轻诗人的作品,还时常陪他们到处去朗诵,要换了年长而有地位的中国教授比如本人,就未必做得到。　　最后再说一点顾彬与我的差异,也即同为文学翻译家和文化传播者的我俩待遇的差异。在德国,译介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化,较之我们在中国译介德国文学、传播德国文化,困难大多了,地位低多了,待遇差多了;一般的德国大学教授都不屑于做翻译。正因此,对一些贡献卓著、国人却知之甚少的德国译界同行,特别是已故的大学者和大翻译家魏礼贤(Richard Wilhelm)、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鲍吾冈(Wolfgang Bauer)以及仍然健在的德博等等,我和顾彬一样都怀有深深的敬意。现实的困难留待介绍顾彬的文学翻译论著《影子的声音》时详述,这儿只说待遇,而且主要是翻译家从其所传播文化的母国所得到的待遇。　　我们这些译介德语文学、传播德国文化的人,可真是幸运哩!多少人因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得到了人家的资助和进修提高的机会。特别是本人,主要就因为翻译的成绩,得了德国两项大奖。德国健在的前辈德博和如日中天的同行顾彬,他们为传播中国文化贡献更大,迄今却从咱们国家什么奖也没得到过。　　我当然了解他们本人,特别是年事已高的德博教授并不在乎什么奖励。我当然知道我们的国家也重视在国外传播自己的文学和文化。我当然理解我国尚处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拿不出许多钱来奖励人家。可是,给一些确实为传播中华文化辛劳一生、贡献巨大的汉学家或曰中国学家以精神奖励,以荣誉称号,又为什么办不到呢?　　突然想到我们每年都评的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以及鲁迅文学奖中的彩虹奖,是不是可以考虑也设立一项特别奖,逐步把外国汉学家的著译也纳入评奖范围,从而促进中国文化文学在世界的传播呢?如果有这一天,言归正题,我将自告奋勇,义不容辞,并且“举贤不避亲”,为我朋友顾彬的六卷《鲁迅文集》和十卷《中国文学史》请奖。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一篇“文学翻译断想”中,我曾提出过“文学翻译家应该同时是学者和作家”这个命题,并认为我们杰出的前辈大都达到了这一要求,自己呢几十年来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当今研究和通晓中国学的外国学人中,以个人接触范围而言,顾彬似乎是惟一一位兼为学者和作家的文学翻译家,不仅如此,而且成就卓著,正因此我与他惺惺相惜,成为了朋友,正因此我对他特别敬重。　　(杨武能:成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邮政编码610064)来自德国的声音——听顾彬教授讲座　　三月十五日晚,浮山校区X105教室内座无虚席。文学院的同学们翘首以待，企盼着德国顾彬教授（Wofgang Kubin）的到来。7：00，在文学院刘润芳教授的陪同下，顾彬教授准时到达，全场响起热烈的欢迎掌声。　　顾彬教授为同学们准备的讲演题目是“中国、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差异”。在顾彬教授谦虚的开场白中，讲演拉开了帷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希望我讲的不会让你们失望``````”同学们对他流利的汉语表达感到十分惊讶。　　教授先生首先提出了“民主”、“平等”两个词。他结合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政治状况，人们的思想状态等揭示了三个地区的文化差异，并对美国的主流倾向、大众文化和欧洲国家的精英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阐释。教授先生不时的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活教材，他的风趣幽默引得台下笑声一片。　　接着顾彬教授谈到了世界美国化的走势。他否定了欧洲和中国一些人认为美国没有文化这一观点。“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他提出要客观公正的看待各种文化间的差异。最后，与同学讨论的过程中，有同学提出当前各国重视自然科学忽视人文科学的现状，顾彬教授认为这是由世界激烈竞争决定的。　　整个讲座，同学们都听的兴致勃勃，不仅是被教授先生的观点吸引，更被他严谨的学术精神和认真的态度打动。讲演结束时，同学们再次对顾彬教授报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精彩的讲座。　　顾彬教授来自德国波恩大学，是著名的汉学家，曾在中国留学。应文学院王蒙院长的邀请，来我们海洋大学讲学。他的讲演都是关于当前中西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是最前沿的，因而深受同学们欢迎。　　通过如此中西文化的交流，同学们的视野拓展了，境界提高了，并为不同国家的文化魅力深深折服。文化交流意义非凡影响深远。顾彬访谈录　　山东大学文学院 博士丛新强　　《青年思想家》网站记者　孔 亮　　顾彬（Wolfgang Kubin），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中文专业主任、教授。1945年生于德国策勒（Celle）。1966年在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1973年改读汉学，兼修德国语言文学、哲学和日本学。1973年在波鸿大学获博士学位。1974——1975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汉学教授资格。1985年为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教授。他的博士论文是《论杜牧的抒情诗》，教授论文是已经译成中文的《中国文人的自然观》。目前主编《袖珍汉学》，主持多卷本《鲁迅选集》的翻译工作，正在写作多卷本《中国文学史》。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学术讲演——《关于“异”的研究》一书。　　采访时间：2002年9月21日星期六 15：00　　采访地点：山东大学学人大厦505室　　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国文化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顾彬：到现在主要还是诗歌，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楚辞、唐诗，还有一部分宋朝的诗歌、散文以及二十世纪的鲁迅。还有中国古代的哲学，目前是孔子、孟子，过去是庄子。另外我特别喜欢中国佛教的雕塑。我曾经去看过青州挖出来的佛像造型，我觉得真了不起。我还非常喜欢中国的图画，宋朝、明朝的图画。一辈子看中国的图画也看不够。　　▲：是什么让您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的？　　顾彬：这是一个过程。我原来是学神学的，学了两年。那是在六十年代，当时神学可以说已经开始现代化。但是如果以后想当牧师的话，将来到了教会以后，在大学学到的神学没什么用。它太思想化、太现代化、太抽象了。所以我对大学教的神学很有怀疑。偶尔我碰到一个美国作家的翻译，他把李白的诗歌翻译成英文，那个翻译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我想看看能不能学古代汉语，了解一下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我慢慢开始了对古代汉语的学习。那个时候——也就是六十年代末——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想学中文，所有的人都问我：“你在干吗呢？”“是找不到什么工作吗？”　　那个时候学中文的学生不多，一个老师可能只有一两个或是三个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学习，与老师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能够学到更多东西；另外（如果你不想学了）老师不一定让你走。如果你逃跑的话，他还会跟着你，把你找回来。所以没有办法，我只好学下去。慢慢的我发现学中文是很有意思的，同时我也想到中国看看是什么样子。但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时代，我没有办法来到中国。　　那时我也同时开始学习现代日语。学了大约一年之后，我决定去日本看一看。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台湾去，我觉得台湾不能带来我所需要的东西。我这个看法是对的，因为当我第一次到台湾以后，感到非常失望，非常非常非常失望。但是到了日本以后我没有失望，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建筑、中国式的寺庙、中国的古董等等。1969年我到日本之后，就决定汉学应该是我的主课。从1969年到1973年我学习了四、五年的汉学，1973年读完了博士。　　西方文化的神韵　　▲：顾先生，在看一些有关基督教文化的神学时，有一位德国神学家也是牧师在中国大陆被介绍很多，叫作Bonhoeffer，翻成汉语是朋霍费尔。知道您专门学过神学，能否谈一下德语学界对他的评价以及他的影响如何？　　顾彬：对他的评价很高。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的信仰与他的思想、他的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我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虽然他要坐牢，但没有投降，也不想逃跑，他自己认为他应该接受这样一个灾难。我非常羡慕他，因为他跟大多数的德国基督教教徒不一样，他还能够表示反抗，同时在最痛苦的时候还能保留自己的信仰而没有绝望。很多人那个时候都没有内在的力量把他们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因此我认为朋霍费尔看起来是个弱者，实际上却是个强者。　　▲：一些介绍说，他是从美国回来的。在那样一个时刻（纳粹统治），有些朋友劝他不要回来，因为国内的情形很危险。　　顾彬：他可以不回来，可以逃跑。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　　▲：我看他说的一些话，内心触动很大。他表示，他来美国是一个错误。在祖国的艰难时期，如果不与国内基督徒生活在一起，如果此时不分担同胞的苦难，那么将无权参与战后德国新生活的重建。　　顾彬：我也觉得，我们今天还能做人，我们德国人还（有勇气）面对外国人——法国、英国、波兰、俄国人，原因就在他身上。虽然我们的罪是不可原谅的，但是因为德国曾经有过一批人能够跟犹太人、波兰人一样，为了未来而死，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权利来说我们的过去不光是黑暗，我们过去的黑暗里面还有一些光。　　▲：他对德语学界的影响到现在还是很大？　　顾彬：影响很大。如果不是教徒的话，可能不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但如果经常去教堂，就会听到他的名字。另外，他在学校的名誉还是很好的。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您是一位知名的汉学家，同时又有很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在您看来，汉语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两者之间沟通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顾彬：我觉得这种沟通与其他文化、民族、国家（的情况）是差不多的。耶稣并不是一个西方人，看他的来源他是一个所谓的东方人。他的思想里面，或者说整个《新约》的思想里面有很多分不清是哪来的成份，很难说仅仅是西方的，只能说这是当时世界的一部分思想，那个时候没有西方、东方的区别。十八世纪以前，可以说欧洲人一般来说都没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也没有他们自己的思想。特别是西欧洲，英国、法国、德国，到十八世纪，学者、牧师用的语言基本上是拉丁文，他们看的书都是拉丁文写的，但是到了十八世纪以后，慢慢地，每个国家，根据“老百姓”的要求、需要，慢慢开始有了“自己国家的语言”。我们的德语就是在过了两、三百年以后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高级的地位。如果我们不曾有过歌德等人的话，恐怕德文不可能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语言。可能到现在（我们的语言）还会是什么拉丁文、法语等。　　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会有什么沟通呢？这个问题也可以从翻译的角度来回答。马丁?路德创造了我们的德文、德语，他是一位成功的翻译家，用德文作为他的翻译工作的最重要的工具。他的德文水平是了不起的，到现在除了歌德等人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在语言上与他相比。原来我有一个偏见，认为翻译过的《圣经》无论在法国、英国、中国，它的语言、思想、表达能力的水平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我在搞翻译的时候经常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每次把德文《圣经》里的一句话写下来，以后却很难在英文版《圣经》里找到同样的话，这说明英国的基督徒在思想上肯定（与德国的基督徒）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圣经》和翻译、翻译和理解、理解和解释，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英文版的、法文版的、中文版的、德文版的、希腊文版的、希伯来文版的《圣经》都有差别。这个差别都会决定我们是怎样确立我们自己的信仰的。　　那么，中国的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沟通有没有可能性呢？我认为肯定有。我去波兰、西班牙、意大利，发现那里的教徒与我有很多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信仰还是一样的，当然理解、解释的方法不一定一样。中国文化是一种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但并非说它无法接受基督教，如果这种说法有什么道理的话，恐怕我们德国人也没有办法接受原来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写的《圣经》。另外，我们现在是一个世界了，不要分成什么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我们现在都有计划见面谈一谈，通过对话会了解我们必然有不一样的立场，通过对话我们能够理解另外一个人为什么是这样看的，为什么是那样看的。不应该说某一种看法是唯一有道理的。　　汉学的异彩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德国汉学研究的情况吗？　　顾彬：这个有一定难度，因为我也是德国汉学的一部分。我不喜欢吹牛，也不喜欢批评别人，总体上说，现在德国所有的大学都会有汉学系或中文系。如果没有的话，肯定也会有一种语言中心，在那里可以学中文。所以无论现在你在德国什么地方都可以学中文。德国不少大学，现在不只有一个，经常有三个、四个教授介绍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无论是哲学还是经济。在欧洲我们恐怕是汉学方面最发达的一个国家。　　▲：听说您现在正在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贯穿二十世纪的吗？　　顾彬：是的。已经写到1937年了。回国以我要继续写，明年春天我希望能够完成。　　▲：您这部文学史有什么贯穿的线索或视角吗？　　顾彬：我现在正在在德国负责编辑世界上最长的、最大的中国文学史，一共十本。我对中国的诗歌比较了解，但是原来我并不想写中国的诗歌史，我已经写得很多了。可是因为现在德国没有人想写、或者说没有人会写这样一本文学史，所以我只能自己写，这本书我写完了，也已经发表了。另外我们波恩大学有两个汉学家，他们的“中国长篇小说史”、“中国短篇小说史”也已经写完，今年就要出版了。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我一个人也不想写，因为我近二十年都在搞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研究工作、翻译工作，我现在已经觉得有点太累了。我总是想写一本关于李白或苏东坡的书，关于鲁迅我也想写一本书。但现实情况还不允许我这样做。德国、欧洲有一两个人能够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我问过他们，但他们都拒绝了。所以目前在德国、在德语国家能够写这么一本文学史，恐怕就是我一个人了。　　我当然对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有自己的立场，她可能与中国学者的立场不一样。我自己觉得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或说很大一部分只能够放在宗教背景之上来了解。我来山大以后经常把二十世纪文学与一种世俗化的宗教背景联合起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可以争论。但它是新鲜的，所以我想这样继续做下去。我当然要参考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如果没有这个帮助的话，我无法写自己的文学史。但我也经常觉得中国学者分析中国现代、当代作品的时候，还不够深入，也经常不够勇敢。你们也许知道许多中国作家都是我的朋友，密切的朋友，但是我还是写我想写的东西。现在中国开放了，应该会有不少先锋学者作出更好的研究。我对中国的发展非常乐观。　　▲：您主持翻译的是“鲁迅”全集吗？　　顾彬：是选集。　　▲：具体的翻译情况进行得怎么样？　　顾彬：这个工作是78年在柏林开始的。那时候柏林有一个“左派”的出版社，他们要求出版鲁迅的作品。一开始出版的是茅盾、巴金。他们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不过很快还是亏本了，所以原来计划出八本“鲁迅选集”的打算失败了，最后只能出了一本介绍鲁迅的思想和他的作品的书，这本书一共出版了两次，在德国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另外，我1989年以前已经和瑞士一个出版社说好了要出“鲁迅选集”。这个工作后来得以进行。在同事、学生的帮助下，我自己加以修改、完善。这个选集都是我个人的语言，但如果没有他们的援助，我没有办法发表这些译本。但出版社知道“鲁迅热”已经过去了，如果要出一万、两万册，恐怕会卖不出去，所以他们决定要出一本装帧非常美丽的选集。做得非常非常美，恐怕一辈子不会再看到一个这么美丽的中国作家的选集、版本。虽然“鲁迅热”过去了，但94年“鲁迅选集”出版后，还是欢迎的。当然我应该承认，报纸上都歌颂这种版本，但读者还是比较少。这本“选集”卖得比较贵，发行不太理想。不过过了两年还是都卖光了，现在这个选集已经买不到了。我目前还在编辑、修改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希望明、后年能够发表。　　▲：您曾经主编过一份叫《龙舟》的杂志？　　顾彬：对，这是87年、88年那个时代。《龙舟》是我和波恩一个中国饭馆老板一块出的。但是因为思路不一样，一年之后就分手了，那个杂志也停止了。杂志做得很漂亮，介绍当代中国文艺，包括文学、电影。到现在我还觉得这个杂志办得非常好、非常美丽，有不少人能够在那里发表他的作品。　　现在我有自己的杂志。一个叫《袖珍汉学》，已经有十三、四年的历史了，是89年开始出版的。这个杂志专门介绍中国的思想，一般来说，以古代、传统为主，但也会有一些现代或当代的部分，比如说王蒙的一些小说，我们也会介绍，因为我自己认为王蒙经常能够代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精神。另外一个杂志叫《东方向》，“东方”加上“方向”，这个杂志应该介绍整个亚洲的文化和艺术。但是因为工作情况（的限制），我们把中国和印尼作为最重要的部分。当然也有韩国、越南等国家，但基本上是以中国和印尼的当代文学、艺术、语言、思想为主。这个杂志也是89年出版的，到现在也有十三、四年的历史了。　　▲：我知道您曾修过日本学，后来您对日本的研究进行得怎么样？　　顾彬：我在大学学了两年的日语。但最近二十多年来我都没有去过日本，所以现在不敢说我还能够说日语，但我会看。我非常羡慕日本的汉学，他们的研究工作是第一流的。现在我觉得对汉学研究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和美国，德国、欧洲不要说，都没办法比。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哲学的研究工作是了不起的，尤其是思想、方法方面，他们什么都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只有不断输入新鲜血液，这个民族才会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顾彬先生的采访是短暂而又自然的，但言谈举止中时刻能够体会出他对不同文化所抱有的一种宽容的态度。顾先生多次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对发展前景非常乐观。的确如此。试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顾先生的多次来访中国是可能的吗？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繁荣交流和密切合作是可能的吗？　　顾彬教授是德国也是欧洲著名的汉学家。每年，他都多次到中国。金秋九月，顾先生应邀来山东大学讲学，这是他的第二次山东之行。或许妻子是中国人的缘故，顾先生对中国尤其有着一种别样的感情。他说，大部分德国人、欧洲人都不太喜欢要孩子，而他有四个孩子，最小的才八岁。生活中，他不喜欢开汽车，倒非常喜欢骑自行车。这次来访主要是开展系列讲座，同时进行学术交流。他的讲课严谨、认真，思考问题的角度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从事汉学研究三十多年来，顾先生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底，无论日常谈话还是讲课过程，给人的印象简直就是一位“中国通”。在顾先生的紧张行程中，笔者有幸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欧巴比塔：切尔卡斯基、马悦然、顾彬与欧洲的二十世纪汉语诗歌翻译　　作者：马里安．高利克(斯洛伐克) 译者:海岸　　欧洲的现代汉语文学翻译兴起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1）并在五、六十年代持续发展；2）七十年代后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西欧发展迅猛。3）本文的论述并不涵盖二十世纪后期三十年里的所有的翻译家，仅就我力所能及地分析三位最重要的汉学家：切尔卡斯基（L.E.Cherkassky,1925- ），曾就职于莫斯科，现居住在以色列的前苏联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 ），瑞典科学院院士、斯德哥尔摩大学退休荣誉教授；以及波恩大学汉学院主任顾彬（W.Kubin,1945- ）。　　一、　　L.E.切尔卡斯基虽然并非三位汉学家中最年长的一位，却是欧洲第一位，而且大大领先于同行，一生致力于汉语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家。他并非一开始就从事于“五?四”后的汉语诗歌翻译，而是从曹植（192-232）4）作品的研究起步的。切尔卡斯基在出版曹植专著和曹植诗选后，有机会与那时尚为年轻后来成为苏联骨干力量的汉学家一道，在1965/1966年度访问中国。切尔卡斯基利用这次学习机会，阅读几十部创作于二、三十年的现代汉语诗歌。他回国之后写下一系列文章，以《中国现代诗》（1920-1940）5）结集出版，成为至今采用一种欧洲语言写作同类课题篇幅最长的评论。　　几年后，《战争岁月的中国诗歌（1937-1949）》6）一书出版，篇幅比起前部书少一些，根据我的观点，其文章水平也差一些。这是因汉语诗歌水平的下降所致，通常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与解放时期的诗歌比前一时期要差些。这本书的素材也是从北京图书馆收集的。如今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九叶派诗人的评论，尽管他只能阅读到其中两位诗人：唐祈（1820- ）和陈敬容（1917-1989）的作品。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切尔卡斯基的前一部文论。即使三十年后的今天，读者还会有兴趣阅读其中的两个章节：“象征主义”和“新月社”。前一章中有一节特别突出，作者着重分析“雨巷诗人”，即研究现代汉语诗歌专家一致公认的诗人戴望舒的作品。切尔卡斯基以较大的篇幅分析戴望舒的作品（长达16页，全书共496页）；而更大的篇幅留给其他一些诗人，如徐志摩（1896-1931）或闻一多（1899-1946）。另一章节中涉及徐志摩后期创作活动部分，配上诗人生活与工作的照片，尤为引人注目。比起中国其他的现代诗人，切尔卡斯基看重诗人徐志摩，篇幅竟达50页之多！唯一例外的是艾青（1910-1996），下文会加以论述。在苏联写这样的评论需要一定的勇气。他曾有意要写一部论徐志摩的专著，后来也只能是一种愿望。他在1982年访问斯洛伐克时对我说，非常遗憾，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切尔卡斯基的专著中也存在败笔，他竟然动用20页的篇幅论述一个二流的诗人蒋光慈，显然言过其实。　　在我而言，切尔卡斯基首先是一位诗人兼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位文艺史学家。在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他翻译了数百首中国古典、现当代诗歌。他在学生时代专攻中国古典诗词，用俄语翻译上溯乐府（公元前2-1世纪）下至苏东坡（1036-1101）的诗词。《中国抒情诗人40家（1920-1940）》7）收入第一部专著论述的诗人及第二部专著论述的部分诗人。正如书名所示，此书共翻译了40位诗人的作品。另一本诗集《第五次瞭望》8）呈现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从某种程度上讲，只是艾青、田间（1916-1985）、臧克家（1905- ）、卞之琳（1910-2000）、何其芳（1912-1977）、李广田（1906-1968）、任钧（1909- ）和袁水柏（1919- ）又一诗歌译集，前一部译诗集中的其余一些诗人的作品均未收入。　　在切尔卡斯基的后期翻译作品中，一本取名为《蜀道难：中国现代诗歌（1950-1980）》9）尤为重要。这本诗集并未提及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701-763），他曾在诗中写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道”此处被切尔卡斯基用来暗指文革前后时期的中国。10）切尔卡斯基与同事编辑出版的最后一部翻译作品是《艾青：太阳礼赞》，11）收入他撰写的译介文章和61首译诗。此时他偏爱艾青，胜过对徐志摩或闻一多的兴趣，或许是出于苏联文化政策的需要。　　切尔卡斯基离开莫斯科定居以色列后，似乎不再涉足翻译领域。他用俄语写诗，与一位美丽的女诗人洛丽娜?塔嫫娃互赠诗文。最近一次在耶路撒冷（1996）见到他时，他送我一本小册子，书名《绅士与佳人的诗篇》大概取之于亚力山大?布洛克。这本集子未标明出版日期和地点。　　最后请允许我转达切尔卡斯基于1996年6月在耶鲁撒冷召开的《圣经》与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他为自己从事翻译工作，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深表遗憾。他真的为自己翻译了平庸的作品而感到遗憾？他并未详细说明。但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听众相信，他为在俄语世界传播汉语诗歌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为学者们在文学史上研究这些诗歌作品做出巨大的贡献。　　二、　　马悦然对四川怀有深厚的感情，偏爱四川人；因为他的妻子陈宁祖出生在四川，他自己在1948-1950年间也曾在那儿研究四川方言。如果说切尔卡斯基是一位有系统目标的学者，且几十年投身于他的事业；马悦然就是现代汉语诗歌领域的“美食家”，总是不断地搜寻出生于四川、生活在四川或者描写“蜀道难”的奇异及其壮美的诗人（或其他文人）。当然也有例外，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的诗词。在这点上他有别于切尔卡斯基，就我所知，后者从未译过毛的一首诗词。马悦然从文革前夕（1966年5月）12）直至1979年迷恋于毛的诗词。他将一篇题为“奇异的战场之花：论毛泽东诗词的反向主题”的论文，献给德国著名的汉学家赫伯特．弗兰克，并在《蒙汉研究论文集》13）上发表。这项研究见证那个时代的精神，也是同类课题中最好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写于文革末期，或略为晚些，迂回地抗议那些军队极左分子，有些甚至与他相邻的汉学家们的论调。我个人并不认为战场上存在奇异的花朵。血制的花朵不可能美丽。否则，素有教养又敏感的马悦然怎能欣赏毛诗词中的这种美学价值。马悦然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最大的贡献是收入38首译诗及译注的《长征路上的毛泽东》诗选。14）1973年，这本书同时以丹麦语出版，取名为《长征》。15）　　马悦然与切尔卡斯基一样，从闻一多的作品中生发共鸣，但不看好徐志摩。1971年，他以油印的形式发表他的论文“诗人兼批评家闻一多”，16）后来，一篇论闻一多及其诗作的论文在瑞典的杂志上发表。17）　　1979年，马悦然出任《中国文学（1900-1949）》18）总编一职，令该书的作者和编辑略感意外，这是一部颇为重要的四卷本现代汉语小说、短篇小说、戏剧和诗歌短评纲要。马悦然在许多人眼里，是位研究中国文物的学者，曾在享有盛名的《远东文物博物馆会刊》1971、1975、1977年三期上发表“Gongyang和Guliang评注研究” 之类的文章；或者说是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或古汉语的专家。19）但是，挑选他出任该职非常合适，也许是欧洲有志于现代汉语诗歌研究最佳的人选。　　马悦然多年来充当所有研究人员“谦逊的仆人”，为他们提供几乎无法获得的书籍；他甚至编写了一本参考书目：《诗歌合集（1900-1949）：欧洲汉学协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计划暂定目录》（斯德哥尔摩，1980年，油印稿）。20）他常常给研究人员写信，给予详细的书面指导，并通常在信尾附上诗人杨吉甫（1904-1962）一首颇含禅意的诗，“旨在鼓励那些按时完成计划的研究者，训诫那些漠视期限的研究者。”21）马悦然在写给首卷纲要读者的文章中附上杨的一首短诗：　　“我一脚踏上木桥；　　想要听听它的声响。”22）　　杨吉甫，我们浑然不识的一位诗人，当然出生于四川。马悦然后来英译他的诗歌，并在香港《译丛》上发表。（1981年，16期，第62-67页）。更早发表的有关杨的译诗可见之于瑞典语杂志《语根》（1979年，第2-4期，第38-56页）。何其芳，又一位四川人，是这本译诗集的序言撰写者之一。　　马悦然还偏爱另一位四川籍的台湾诗人商禽。在他译介商禽之前，这位才华出众、富有同情心的诗人并不为西方人所知。我曾在台北见过他几次，最近一次是在荷兰的莱顿。马悦然的英译小册子《冰封的火把：商禽诗文选》在1992年由伦敦威尔斯维帕出版社出版。近期，商禽的一些诗作再次被收入一本重要的大部头出版物：《台湾前沿：中国现代诗选》，该书由奚密和马悦然编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共490页。　　与切尔卡斯基截然不同，马悦然将1979年的朦胧诗派及其后来的诗人纳入他最关注的目标，而前者只字未提。斯德哥尔摩的马悦然寓舍成为访问或生活在欧洲的中国作家（包括诗人）朝拜的圣地。他们带来出版的新书，甚至未出版的手稿。北岛（1949- ）与顾城（1956-1993）是最先引起他注意的诗人。他用瑞典语翻译出版的《海滨与一个任性的孩子》（哈根纳斯，1883年，共347页）就是一个明证。这两位诗人以及朦胧诗的其他同伴：舒婷（1952- ）、芒克（1950- ）、杨炼（1955- ）、江河（1949- ）和严力（1954- ）的诗选《今天，中国七种新的声音》（共244页）在1986年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版。　　高行健（1940- ）在1987年与马悦然首次会面，随后这位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成为马悦然特别喜欢的中国作家。他们成为好友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高的短篇小说发表在宁祖的故乡成都。顾城死后，根据马悦然内心的信念，。北岛和高行健成为诺贝尔奖最佳的人选。高最终赢得这场“战争”， 据我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至少与《灵山》23）有关。这部由马悦然翻译成瑞典语的小说较大篇幅涉及宁祖的故乡四川，那里的人民及其自然的环境。　　近年来，马悦然的兴趣转向台湾诗歌，尤其是1960年后的诗歌，主要是追随四十年代初期大陆九叶派诗人的脉络。即使某些台湾当代诗人引起他的注意，就我所知，他也只是翻译商禽和痖弦（1932- ）的诗歌，而后者的诗风颇有“里尔克作品的回声”。24）　　三、　　顾彬是本文讨论的三位汉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与前二位一样，他的学术生涯是从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起步的。他的第一本书德语版《杜牧的抒情诗作品》在1976年问世，25）其中文版后来在2000年出版。德语版《透明的山峰：中国文学自然观的演化》在1985年出版，中文版随后在1990年出版。26）同年，杜牧（803-852）专题论文、论戴望舒的文章在纪念他的恩师豪夫曼教授的文集上发表。27）　　青年时代的顾彬曾受到流行于德国学生或青年知识分子及中国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这就拉近了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现当代诗歌的距离。至少据我看来，他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汉语诗歌译作是《太阳城札记：中国现代诗选（1919-1984）》。28）这部书在西欧的中国热时期出版，书名部分取之于北岛的一组著名短章集“太阳城札记”，也为杜博妮翻译北岛1983年以来的诗歌译本提供了译名。29）就顾彬而言，我想北岛曾经是（现在也是）中国当代大诗人，虽然他在1992年一度认定顾城非常出色。30）顾彬翻译了北岛许多诗歌，但对顾城他写的评论更多些，他与后者成为亲密的朋友。顾城在杀妻自尽前曾在他柏林的寓所住过数月。在冰心与顾城之间的16位诗人中，我们读到毛泽东的6首诗，这也许是顾彬翻译的所有毛泽东的诗词。在选集中，我们没有读到杨炼的诗，尽管后来杨炼成为他特别喜爱的诗人。顾彬用德语翻译杨炼的诗集《面具与鳄鱼》31）及其它一些诗篇，写于1991年居住一年之久的柏林和瑞士尼采的故里西尔斯玛丽亚。同时，我们还读到冯至（1905-1993）27首十四行诗中的18首诗作。后来在1987年，当冯至在波恩获得国际奖之际，顾彬完成所有十四行诗的翻译。32）　　顾彬译得最多的三位中国诗人依次为杨炼、北岛和香港的梁秉钧（1949- ）。1996年他翻译了杨炼的另一本诗集《大海停止之处》。33）在后来的几年间，我想他偏爱北岛和梁秉钧。北岛的《太阳城札记》德译本在1991年问世，34）北岛另一本诗集《战后》十年后出版。35）梁秉钧是顾彬较晚“发现”的诗人。1998年6月至1999年1月间梁曾在柏林短期停留，顾彬的两部译作不久就相继问世。第一部《蔬菜的政治》的德译本移名为《农作物的政治》。36）第二部《花鸟志异》译为《奇异花鸟的故事》。37）也许顾彬个人喜欢梁秉钧的诗歌，胜过北岛的诗歌。他们作为人及诗人十分相似，都是喜欢美食、美酒的人，喜欢在世界各地旅游，并将途中令人心动的所见所闻化为笔下的诗句。顾彬甚至在讨论会或研讨会的间隙写诗（至少在构思）。他献给波兰裔以色列汉学家伊丽娜．埃帕的一组美丽的诗篇：“今年在耶路撒冷”，写于耶路撒冷的一次有关《圣经》和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期间。有时他也会写诗献给中国诗人：北岛、杨炼、梁秉钧或叶维廉（1937- ）原台湾诗人，现为加州大学教授。最后一位多少有点例外。就我所知，只有一位台湾裔美国诗人：郑愁予（1933- ）被纳入顾彬译诗的框架之中。顾彬还专门写过他的评论。38）　　顾彬不喜欢四川，也不喜欢辽阔中国的其它什么地方。他最要好的中国诗人都是拜访过他在波恩、维也纳和柏林三处寓所的朋友。他在柏林的另一处公寓租给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专门提供给来访的中国诗人居住。斯道格温克街12号是顾彬接待他最喜欢的诗人的地方。去过这些地方的大部分诗人都被选入他的译诗名录中。他主要翻译并宣传那些熟悉的诗人朋友。最近的一个朋友似乎是张枣（1962- ），一位出生在长沙，现生活在德国图宾根的后朦胧诗派诗人。39）　　在欧洲三位最著名的现代汉语诗歌翻译家之中，切尔卡斯基无疑是最有系统性的学者，他向前苏联及中欧国家译介汉语诗歌的时间最持久。他翻译的诗歌作品数量远远超过欧洲的同行，他的两部论述1919-1949间汉语诗歌的专著比其他学者的论文内容更丰富，尽管他翻译（或评述）的内容并非都是高质量的。　　马悦然承接切尔卡斯基的译事。他在判断原作的文学质量上更为敏锐，尽管他偏好四川籍作者或描写四川省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他的视野，给斯堪德纳维亚或欧洲读者译介1979年后更广阔的中国现代文学。　　与切尔卡斯基相比，顾彬更接近马悦然。他与后者一样，更多地看重北岛、顾城、杨炼，还有舒婷。尽管后者引起他的兴趣可能在于学术研究上的需要。40）她也是1996/1997年度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邀请的研究人员之一。　　我衷心地希望读者，特别是我引为挚友的上述三位杰出的翻译家，原谅我在此未能全面地分析与评价，他们在向欧洲读者译介中国现代诗歌这一领域所做出的努力。时光允许我朝着这一目标不断地推进，却不能确保我正确无误地实施我的计划。　　
　顾彬先生论现代性　　（附：读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读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侯军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⑴ 的写作缘起，是集中反驳学者顾彬在文章《上帝病——人病：论中国和西方的不完美性问题》提出的观点：与西方的现代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及社会运动乃基督教救世思想的世俗化形式几近相侔，现代中国革命思想也受到西方基督教世俗化思想及社会运动影响；其中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范例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见本书P2-P5）　　顾彬提出这一观点对刘小枫无疑有很大刺激。作为当代中国汉语知识界基督（宗教）话语的代表性人物，刘小枫对共产主义思想及社会运动一向保持严厉批判态度，他或许能够勉强承认，西方的现代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及社会运动与基督教世俗化之间具有极内在的关联；⑵ 但是他绝不能容忍顾彬把基督教与现代中国革命相联系——“‘新中国’的精神想像为什么不可能出于周公，而非要是基督？难道只有基督才讲‘新天新地’？”（本书P8）（事实上，儒家的“新”是返古而开“新”，是“旧”瓶盛“新”酒，与基督教的用“新”皮袋装“新”酒在时间方向上产生的思想影响确实有微妙不同）在反驳中，他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一种企图，企图把二者之间的哪怕一点点藕断丝连都摘得一干二净。　　另方面，刘小枫亦反感中国儒家/儒教传统与文化民族主义一起对个体权利的道义性剥夺。在刘小枫看来，中国儒家/儒教传统与文化民族主义两者本就具有某种通约性，（本书P57、P58）然后再进一步，论证儒教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和现代中国革命的“亲和性”——如此一来，儒教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和现代中国革命就成了互相亲和、沆瀣一气的“三位一体”，施以系统批判，正是一箭三雕。　　在《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这本小册子里，正埋头中国经学研究的刘小枫小试牛刀，以现象学为考法，依据历史文本，追究历史中的精神现象，并对其中的思想质料做文化理论分析——引经典，密针线，集中力量，瞄准目标，开掘出一条儒家革命精神的源流，力图一举驳倒顾彬的“谬论”。　　遗憾的是，一向崇尚个体言说、崇尚个人信仰表白的刘小枫，在面对所谓“儒教革命精神源流”与现代中国革命之关系这么一个需要相对客观且公允、审慎研究的综合性命题，在结合宗教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考据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时，仍然未能避免、反倒过分陷入了他一贯的个体信仰表白的独断语式甚至独断态度里。记得韦伯在他那篇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里曾严正宣称——“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⑶ 而从一开始，刘小枫就混淆了事实性描述与价值表白之间的界限，他的考证与推论的有效性随之大打折扣。　　当然，刘小枫并不会把他的这部著作仅仅看作是一次纯粹个人化的立场表态，因为这等于一笔勾销本书的学术价值。可是在考证所谓“儒教革命精神源流”的过程中，他采取的正是某种先入为主的态度，在书中不断以反讽式的“微言”流露出某种先在的个人价值立场，即——无视、悬置或勾销了儒家传统之中积极的、超越性的宗教性及其信仰内涵——这样一来，书中的言述的个体性与学术的客观性形成冲突便不可避免。此种态度或立场在本书并非首度出现：早在他的《拯救与逍遥》，在对屈原的“天问”内涵与自杀行为的分析里，就已经盖棺论定儒家的“天人合一”论与“人人可以成圣”论是蕴涵着据人性之自信的、危险的人本中心主义。　　我们知道，刘小枫起初是不承认儒家是宗教的。“过去我一直主张，儒家不是一种宗教”，但是，后来的他又放弃了这一看法，“理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对宗教的理解显然不同而且有益于社会分析，因为，社会学更为注意功能的作用。从社会学立场把儒家视为一种宗教，将会是富有成效的。”为什么这样说？请注意，关键是紧跟的一句，“这反过来也会澄清何谓真正的宗教和在社会学层面上展开宗教批判。”⑷ 原来，刘小枫的儒家“宗教”观的背后是暗藏机锋：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承认儒家是宗教，不等于视儒家与基督教为平等的、同一性质的宗教，反而，在经过了社会学层面的宗教批判之后，更可以澄清儒家做为一种“宗教”与基督教作为宗教的异质性。　　笔者不禁由此想到康有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意图保留孔子之教在社会改良过程里的文化认同，他硬要把孔子变成一个教主，但“由于其本身穿凿附会的任意性，反而亵渎了孔子的地位，并使过去大家视为当然的经典的神圣性世俗化了。”学者林毓生指出，康有为牵强附会的“托古改制”：　　“……最大的症结是对于宗教的内在本质的误解。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是由于其本身的神圣或神灵特质使然。此一特质有不可化约的神秘性与超越性。……如要故意为了某些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的目的而建立‘宗教’；那么，这样的‘宗教’只是工具而已。自然自我取消其为宗教的可能了。”⑸　　康有为从政治实用主义出发将宗教和政治硬行混合，注定般地失败了。而刘小枫采取的论证思路，与康有为异曲同工。只不过，康有为做中国经学研究，对儒家作政治实用主义改造的动机是希望保留“儒教”继续作为文化认同；刘小枫做中国经学研究，则是借着给儒家传统（无论是公羊学还是心学）打上政治实用主义的烙印，彻底消解“儒教”的宗教性。　　经过刘小枫的考证与分析，在《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里，儒教予人的形象，都是拿道德—宗教的义理为“我”所用，以之为“顺天革命”的借口、理由、手段、旗帜，以之为“革命”的必要性、正当性的宗教/道义资源。刘小枫借庄子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本书P108）来暗示儒学（无论是公羊学还是心学）只能是表里不一、心怀鬼胎的政治实用主义、阴谋家、政客、大盗……不断滋生的土壤与渊薮。舍此无他，此乃提倡“不断革命”与“内圣外王”的儒家圣人正义论的必然归趋。——于是，“儒家革命精神源流”的存在，使得“儒教”的宗教性早已不攻自破地自我取消了。　　原来，刘小枫是在用政治实用主义统摄、概括公羊学与心学的全部传统。他的“儒教”观，只是泛政治化、庸俗化的“宗教”观。他说，“‘大学之道’本就是以治国论起、治国论终的循环论述”（本书P70）等等，乃明显的泛政治化、庸俗化的读解与诠释。他还表示“……心学成圣论具有德性政治统治性质，绝非某些今儒所谓‘精神哲学’”，并断言，“这不过是佛学化或海德格尔化的心性之学”（P70），实际上是强行置换或取消、剔除了儒家“心学”真道统的存在。　　问题在于，儒家的部分传统义理、符号总是被政治实用主义利用是一事实，但不可因此以偏盖全，全然消解、否认儒家义理中的超越内涵和宗教（信仰）品质。儒家内在的超越并不一定是人本中心主义，实际上儒生们（如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是双向的、互相的、对话性质的、交流性质的，不应一概指斥为另有图谋的编纂虚构或变相的政治叙事。程子曰：“天地之间，只是一个感应。”“有感必有应，所应复为感，其感又有应，如是则无穷。”（马一浮）感与应是交互发生的无穷对话循环。人与天地万物的彼此感应内在地、本然地符合着有如交互主体般的关系。而不是彼此压制，非此即彼。古往今来真儒者终其一生不懈地追求、向往、体察着的，是天地人各安其位，谐和共生，并行不悖，并育不害，其坚定信念在于道心与人心的相通。所以，在儒家看来，圣人之心根本是超越“历史具体的文化蕴涵”的。就在刘小枫的引文里，便有陆九渊所云：“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本书P63）但在刘小枫看来，圣人之心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具体的文化内涵”，“不同的宗教圣人之心的文化蕴涵自然不同”，（同上）全然无视圣人之心本然具有的超时空性。　　联系他的一个结论，“按先秦和汉儒的释义，汤武革命已是一道德—宗教革命。现世的道德—宗教性革命非法国大革命首创，可谓中国古已有之。”（本书P43）试问，中国先秦和汉儒的释义，怎么可能有效解释近两千年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呢？难道中国先秦和汉儒真的是多有通晓未来的先知吗？既然在刘小枫看来，圣人之心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具体的文化内涵”，“不同的宗教圣人之心的文化蕴涵自然不同”，那么，作为重要的国家/社会事件而影响深远、多方牵涉、复杂性远甚的社会革命，又岂能是抽象的，其“历史具体的文化蕴涵”又岂能以“古已有之”寥寥数字便简单类同？难道说只要用上所谓的一些道德—宗教的符号、字眼，“革命”就能无所差别、一概而论，就可以不考虑不同的时、地、人，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深层转换和阶级政经地位的重新排序了么？　　综而言之，自承基督信仰的刘小枫，实际上始终未以“主体间性”的平等视角看待儒家/儒教。在本书中依然故我，他只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考据与论证，来推论、验证他心目中早已有之的定论：所谓的“儒教”，可以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民族性），可以是改头换面的“革命”话语（革命性），却独独不是一种真诚的信仰（宗教性、超越性或终极价值）。　　注解出处：　　⑴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2月　　⑵见该书P4，以及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P42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年1月　　⑶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P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2月　　⑷《走向十字架上的真》P457，注解第28　　⑸林毓生《热烈与冷静》P148-149，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  北师大教授支持德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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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tom.com　 2006年12月15日 09时58分南方报业网 
 
 
 12月11日，《重庆晨报》记者编发的一则新闻出现在国内大小网站上：《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报道中说，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采访时突然发飙，把中国当代文学骂了个狗血喷头。他说“美女作家”造出来的东西不是文学而是垃圾，他说《狼图腾》搁到他们德国那就是法西斯主义，他说中国作家的胆子特别小，他还说中国当代作家死守母语不学外语，结果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就相当差。 顾彬先生已过“耳顺”之年，说出来的话却如此难听，这让我们那些气量小脸皮薄的作家如何承受？更可气的是，我们的作协文联刚刚开过大会，报纸上说这次大会很团结很胜利，你这个德国佬却危言耸听，岂不是成心给人添堵？看来，咱们得跟他对着干。简单点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找点反证，把那个德国汉学家驳他个无地自容，满地找牙？先说“美女作家”。提到“美女作家”，不由得让我想起赵某人七年前写的那篇小文章：《作家附照片：好看与被看》。当时本人住在乡下，孤陋寡闻。面对一些文学期刊隆重打造的“70后”女作家，我大惑不解——给她们发小说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配发那么多玉照？后来，看到一位高人解读，我才恍然大悟。高人说：“在这些小说里，女作家似乎就是‘我’，所有的口吻是一致的，目的也很明显，就是要以自己的故事吸引读者，希望以自我形象出场，小说、自传加上朦胧照，一起给人视觉上的冲击，让好奇的文学读者得以记住自己化妆后的脸和不俗名字。”——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通俗点说，就是她们长得不寒碜，加上走的又都是“身体写作”的路线，所以就得图配文；读者好这口，投放市场绝对好卖。不久，有了“美女作家”一说，“美女作家”也呼啦啦冒出一片。但依我之判断，美女可能好看，但“美女作家”写的书不一定好读，比如……天哪，这是反证吗？怎么越说越不像？就此打住，咱们看看下一个。非常遗憾的是，《狼图腾》我至今没读过，但我的同行李建军先生读过。李建军读后的基本判断如下：《狼图腾》所宣扬的是简单而极端的价值观和生存哲学，与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异曲同工。“虽然《狼图腾》迎合了这个功利主义时代的价值观，为人们满足攫取金钱和权力的欲望提供了精神支持，为人们释放自己的原始冲动提供了一种道德依据，但是并不能成为中华民族‘性格’改造和实现‘复兴’的可靠的信仰‘资源’，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反人性、反文明的道德，除了制造‘巨大的混乱’，除了让人们陷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存恐惧之中，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积极的、美好的东西。”李建军是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他从《狼图腾》中看到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德国汉学家看到的是“法西斯主义”，这两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像？又不是反证。这么说找点反证还不容易？我就不信。关于中国作家的胆子问题，顾彬先生的原话是这样的：“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顾彬先生曾主持过多卷本的《鲁迅选集》翻译工作，这里又拿鲁迅说事，可见他把鲁迅当成了一个标高。这么一联系，他所谓的“胆子小”也就容易理解了——此谓不敢说话不敢说真话也。顾彬先生近年虽不断来中国讲学，看来还是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这话就说得既不地道也不厚道。关于说真话的问题，我见到过徐贲先生的分析，咱们先瞅瞅他是怎么说的：“既然我没法说真话，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由不得我心里想说什么。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说不定就有麻烦。我知道我照你的说，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当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说，你肯定会说我不拿你当回事。既然你要的不过是我摆出相信的样子，我又何必在说真话上面空费心思？这种颇费心思的不相信和谎言，它们所形成的犬儒主义，便是古德法勃所说的‘现代现实主义’，这里的现实指的主要是完全假面化了的公众领域和公众话语机制。”你们瞧，这话说得多地道。看来，不是说不说真话的问题，而是没法说真话。既然没法说真话，你顾彬还逼着人家说真话，不说真话就是胆子小，你究竟居心何在？法国的利奥塔早就说过，知识分子已经死了，难道你在德国就没听说过？你让中国当代作家跟鲁迅学，难道你不知道中国当代作家早就有人说过：“我们的作家都是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吗？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50个鲁迅呢？我的天！”顾彬啊顾彬，您也一大把年纪了，您也研究了半辈子中国文学，想法为何如此幼稚！说出来的话怎么像20岁的毛头小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点反证，也为中国当代作家挽回了点面子。想到此处，我这张老脸上堆满了幸福的笑容。(作者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编：赵珂) 
一个中国作家致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公开信 
2006年12月21日 10:55:51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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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德国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宾（Wolfgang Kubin）相关链接：《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想我煌煌中华，泱泱大国，当代作家数以万计，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数以千计，您竟熟视无睹，目空一切，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您虽是一个汉学家，即使耗尽终生，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皆不足以登堂入室，竟何德何能大放厥词。     尊贵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    您作为国际汉学专家，十分关注不远万里中国的的文学事业。尽管您说“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垃圾”，大发“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叹，我还是要向您致以真诚的谢意。因为，您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精神（2006年12月12日《广州日报》）。     但您认为，“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这未免有点儿自矜和傲慢。所谓“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我以为，则失之偏颇、浅薄和油滑。     想我煌煌中华，泱泱大国，当代作家数以万计，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数以千计，您竟熟视无睹，目空一切，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您虽是一个汉学家，即使耗尽终生，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皆不足以登堂入室，竟何德何能大放厥词。有道是，有来无往非礼也。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作家，亦感到很有责任为您解疑释惑，指点迷津。我不得不正告您：     “中国的声音”在历史的深处。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尤其是封建制度数千年余脉不绝，得益于文治武功的历代皇帝老倌。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一个不爱我中华，不爱民如子，不文韬武略，不清正廉洁，累得吐血……文字狱算什么，诛三族灭九族又有何仿？横征暴敛，苛政猛于虎，可以忽略不计么；民不聊生，道路以目，火深火热，也全当是盛世中的飘絮飞鸿；至于残暴专制，改朝换代，血流飘杵，人口聚减，山河破碎，亦是大德中的微瑕。     惜乎帝制时代尚未有电视、网络问世，不足以彰显帝王风范，张扬圣上洪恩。而今，中国当代作家既得现代出版传播之便利，必得发掘历史古董，以回春妙手起死回生，让历代帝王、皇后、嫔妃、忠臣、良相之英姿神勇，德政风流尽现于当代银屏。即便是十恶不赦的无道暴君，我辈妙笔生花，歌功颂德，定能化腐朽为神奇。君不见，帝王影像，权谋文化，后宫秘史，早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作为当代文学的黄钟大吕“不禁长江滚滚来”，且将让它“再活五百年”。何况戏说历史，既不会被指虚构不实，亦不至惹上名誉官司。凡对中国当代文学不抱成见者，理应听到这震耳欲聋的声音。     “中国的声音”在财富深处。虽说俺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但财富却是空前的丰富了，这是令世界瞩目的事实。仅公民储蓄就高达三四万亿，更不用说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里。在中国，最活跃的是财富排行榜，最牛气的是财富人，最能吸引眼球的是财富话题，最让人垂青的是财富传奇，最让人馋诞的是财富奢华。作为作家，自然要榜财富，写财富，为财富人树碑立传。啊管这财富的第一桶金是黑的，第二桶金也是黑的，至今那桶金依然是黑的。     哪管它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千金买笑，金屋藏娇，一掷万金，偷税漏税，为富不仁，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当代文学甘愿捉刀代笔，涂脂抹粉，乐为效命，甘为驱策。您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成了财富的跑马场，冒险家的乐园。您也可以说，这儿没有农民的声音。您也可以说，这儿没有工人的声音。事实是即使有刘庆邦的《红煤》，也未能警示中国的矿难仍然接二连三的发生着，并仍将继续下去。但您不能不承认，我们正奏响财富时代的最强音，就是要让世人看一看，中国也富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中国的声音”在欲望的深处。俺们的孔圣人说，食色，性也。连您表扬的鲁迅先生也称，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不满者，欲望也。被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禁锢了千百年的中国老百姓，今儿终于可以畅谈色欲情欲物欲利欲，扬眉吐气了。什么三角恋、婚外情、同情恋，奔来眼底；什么丰乳肥臂，就是想跟你上床，天亮就分手，齐凝笔端；什么庄之蝶，小村之恋，有了快感你就喊，尽显风流。您可以说，欲望是色狼，当代文学则是伴娘；强奸是时尚，当代文学就是皮条客；乱伦也疯狂，当代文学就是“恶搞”—可在这列欲望号列车上，我们还有“下半身写作”、“咸湿文学”、“叫喊文学”—摇旗呐喊，遥相呼应。更可贵的是，当作文学家们乐此不疲，我堕落，我快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     “中国的声音”在……纸短话长，不觉洋洋千言，就此打住。偿若还有什么疑惑，仍不妨来函咨询，当做到有信必复。最后寄望于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百尺竿头，更尽一步。     即颂，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