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堵反思城市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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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见《财经》杂志 2010年第26期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20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过去五年,中国各城市土地与人口规模扩张极快,而城市病似乎同样来得极快。几年时间,大大小小的城市被快速增长的汽车塞满。在中心城区,道路拥堵已成家常便饭。北京作为全国中心之中心,拥堵也尤其严重,首善之区成为“首堵”之区。

  面对各方责难,北京市下决心治理拥堵,近日出台的《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六大治理措施,从疏解中心城区功能和人口、加快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力度,到改善自行车步行交通系统和驻车换乘条件、加强机动车管理、提高交通管理和运输服务水平等,可谓面面俱到。

  这个方案如能切实实施,或可收到一定效果。但公众至少从两方面提出疑问:第一,这些措施果真能够解决拥堵问题吗?因为该文件所列各种措施,北京一直在实施,似乎效果不彰。

  第二,这些措施即便确实有效,市民支持吗?本方案的新意,也正在涉及私家车的政策构想,比如扩大限行措施实施范围,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费等。对此,民众已经议论纷纷。

  比较多的批评意见认为,北京市出台这个方案过于匆忙,似乎把道路拥堵当成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来看待,通过组织一些专家,参考外国经验,关起门来制定一套政策,就可以解决困扰一个城市上千万人生活的大问题。

  中国各地城市的拥堵,形成于多个层面的多个因素。首先,城市管理当局的交通理念和道路交通管理技术十分滞后。理念滞后的表现是,城市交通规划缺乏前瞻性,没有及时发展轨道交通。在人们已经形成驾车出入习惯、交通已然拥堵之后,才被迫发展轨道交通。技术落后表现在地面道路布局不合理,尤其是没有处理好快速道路与一般道路的衔接问题,结果这些衔接处通常成为梗阻处。

  其次,城市规划布局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缺陷。此即人们已谈论十几年的“摊大饼式”城市扩张模式。中国的城市几乎全部是单一中心格局,公共资源过度集中于原有中心城区。而城市快速扩张,大量人口居住于中心区以外。如此形成大量人口同时出入的通勤压力,城市道路就是因此而经常瘫痪的。

  第三,城市定位严重错乱。城市首先是人的聚合体,是市民们安顿自己健全生活的场所。但在增长主义治国观念支配下,各级政府官员首先把城市当成GDP增长的载体,把城市建设当成获取财政收入的商业活动来经营。政府的财政考量严重扭曲城市规划,基于经济目的配置要素的空间结构,人为地制造了交通需求。而过分追求城市化的高速度,让城市这个生命体没有时间来自我调适。

  上述三个层次的问题可归结为一点:城市发展的主导权之失衡。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城市当服务于市民的幸福。

  为此,城市发展当由市民主导,市民当广泛参与关涉城市一切重要事务的决策过程。但在中国,市民缺乏参与权,城市基本上是被权力主导的。民意缺失的制度也让专业意见无从置喙。

  权力主导的城市化过程,形成了人们目前看到的情形:城市与生活并不谐和,建筑与文化彼此分裂。在这背后则是治理与增长的格不合,官员与民众的严重脱节。而一旦民众感觉到城市对自己的“敌意”,也就会抛弃对城市的公共责任,不顾一切地追求私人的便利而罔顾他人之便利。

  由此可以看出,交通拥堵不过是城市治理整体不良的一个表征而已。治理道路交通拥堵,技术措施、财政投入固然重要,关键还是重新思考城市与人、生活与经济的关系。城市的严重拥堵已经提出了进行这一反思的紧迫要求。

  政府需要反思,但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应与民众共同进行思考。既然城市拥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过去的城市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忽视了市民,忽视了生活之内在逻辑,拂逆城市自然运行之道,那么有效地解决城市拥堵的方案,则必须把市民的生活便利和幸福当成政策的惟一目标,而通过市民的广泛参与来寻找解决拥堵问题的办法。

  这不仅是北京市应当做的事情,也是其他城市应当做的事情。经过十几年突飞猛进,已经到了对既有的城市化模式之成败得失进行全面反思的关节点。中国的城市化本来具有后发优势,权力主导模式让这种后发优势无从发挥,城市病反而更为严重。

  目前,对城市化负有责任的人,市民、学者和政府,需同时从事两方面的工作:治疗已有之城市病,防止病毒扩散于正在展开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