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首都治堵

2010年12月23日

千龙网等均直播了“北京出台缓解交通拥堵综合措施”新闻发布会内容，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周正宇宣布，在这个以堵车闻名的城市里，官员们决定“以摇号方式分配车辆指标，平均每月两万个，个人占88%；早晚高峰时段禁止外地车进入五环内”。

发布会内容第一时间得到门户网站转发，《新闻联播》亦播出画面。根据记录，有《人民日报》记者提问：“今天出台对小客车数量调控的措施，是对公众行为的限制，这个法律依据在什么地方?”北京官员的回答是：“在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已经明确到2020年北京市机动车的数量是达到500万辆的交通发展指标，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应该是进行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依据”。　　

事实上，由《人民日报》报系各成员发布的质疑和批评，在过去十余天中，一直是北京官员们面临的舆论环境。就在那些北京市宣传官员无法直接控制的中央级媒体下属子报上，对首都治堵征求意见行动的质疑和批评连篇累牍，直到预定公布措施的今天，仍是不肯罢休。《京华时报》用头版标题通报挑战者的行动，称“市民申请公开北京公车数量”。据报道，身为律师助理的叶晓静向市公安局、财政局、交通委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了解北京市公务用车的确切数量，因为“我觉得治堵措施会有效限制私家车的增长数量，但公务用车增长可能不会受到限制”。　　

而在与《光明日报》有血缘关系的《新京报》上，头版即以图片显示北京机动车交易办证大厅里办牌者络绎不绝的场面。此前，北京市交通委公布调查结果称，94.2%的被调查者对《意见》持支持态度，仅有5.8%表示反对，从而触发大批民间异议，嘲讽斥责官方数据之不可信。该报以头条社论位置，将此种民间非议搬上纸面，直接称“治堵方案还有再讨论的必要”。作者以人民网上反对意见超半为据，批评治堵方案“语焉不详”、“治标不治本”：“今天将正式公布的具体的治堵措施，是否可以再进行讨论和修改？在其实施前或实施过程中，能否再发起一次或多次更广泛的民意征求活动？”　　

驻扎在京城的中央级媒体，言辞之间更是不留情面，紧盯“敏感”话题。《中国青年报》今日刊出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所所长的访问，强调“不解决公车问题，北京交通拥堵可能永远难以突破”。有了新华社招牌，《新华每日电讯》也是刊文直批首都治堵征求意见“有点太草率”，“对结果的解读也有一定选择性，与大家普遍感觉的民意不符”。评论员丁永勋认为，北京官方征求意见一结束紧接着就公布方案，“任何不以听取和采纳为目的的征求意见，都难脱走形式之嫌。北京交通确实需要改善，但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缺乏广泛共识、快刀斩乱麻式地弄出一个办法怕不是最好的办法。此前由于政策不明朗、缺乏权威声音等引发了让全国瞠目的“抢”车潮、囤(车)牌风，还不足引以为鉴吗？”　　

不过，有利于北京官方政策的论述，也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得到重点推荐。在新浪评论频道首页最高位置上，是千龙网发出的四篇系列评论，刊发时间集中在9时刚过的10分钟内，标题分别是：北京治堵新政正在直面几大“堵点”；不良出行习惯是道路拥堵的帮凶；北京治堵需脱下“面子”换上“自觉”；避免拥堵不妨做个“走走族”。四篇文章综合阐述了城市治堵与复杂性，呼吁社会各阶层从我做起，共同破解难题。其中，第一篇文章已赶在北京官方发布会前作出预告：“采取措施，层层缓冲，加大交通系统的整体抗干扰能力，应该是这次综合治堵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南方，亚残运会落幕后，广州亦再陷“堵局”。《南方日报》头版上是晚高峰拥堵的车流，对此，这份广东省委机关报强调“广州不能重蹈‘首堵’覆辙”。子报《南方都市报》刊发社论，建议广州治堵“当以城市规划求取通行空间”：通过发展公交、疏通路网，优化主要路口的红绿灯配时，主干道高峰时段单双号限行，市区经常拥堵路段改为单行道，引导个体交通向公共交通转移。　　

当民众发现自己购买私车的权利可能受到制约后，他们对公车的愤怒就更深了，更不用说那些花天酒地后开着公车的公务员们了。新华社早前发布消息，称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二次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醉驾一律入罪”的条款，有委员认为，醉驾即入罪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因为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因此，有人建议在情节把握上更加细化，加上“情节严重”以免扩大打击面，还有人建议“给予一定的过渡规定”。　　

对贪杯公务员的“网开一面”，自然会在民间舆论平台上招致一片骂声。《中国青年报》刊文，指责“为公务员醉驾攒词开脱”者，潜台词或许正是社会大众深恶痛绝的特权意识。《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亦纷纷发表评论，强调公务员的义务便是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若是最底线的法律要求都做不到，将其清除出公务员队伍也就没有什么惋惜和冤枉的”。搜狐推荐的头条评论更是言辞剽悍：“醉驾即入罪”要的就是“后果很严重”。　　

《东方早报》提供了两派观点，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撰文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感叹“治醉驾不易，治醉权更难”；而另一位署名为“法律工作者司空图”的作者则不顾“民愤极大”的局势，强调“‘醉驾必入刑’这剂猛药的毒不少”。这篇得到腾讯网重点推荐的文章认为，“一刀切容易导致误伤、过度诊疗”：这个法律必须有长效性，切不可搞运动执法。我国的很多法律，出台时民众寄予厚望，实施后却由于执行不力等问题，导致法不责众，甚至成为稻草人，失去了规则的惩罚力量。凤凰网所制专题《醉驾入刑能否遏制危险驾驶》亦提出类似疑虑：醉驾入刑的打击范围过大、打击后果相对严重，在法律的执行上也会遇到诸多的困难，能否真的遏制住危险驾驶，前景并不明朗。　　

说到醉驾、醉权，自然绕不开“李刚门”。河北警方否认“李刚案”和解结案的消息，今日得到众多都市报刊载。腾讯推荐专题《“李刚门”和解的可能与不可能》，认为“李刚门”民事和解有可能，但是“刑事和解”的可能性极低。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不公开不透明，又怎么能不让公众猜测万分，又怎么体现公平和正义？”《东方早报》亦以评论强调“不看表态看结果”：“作为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即便‘李启铭案’民事部分已经达成和解，但当地相关部门对该案刑事部分的审理，不应该受民事和解影响，而应从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应当做出何种处理结果。”　　

火锅业正在面临一场行业危机。根据《新京报》等昨日报道，中国烹饪协会火锅专委会发布报告，称所检测的全国100家知名火锅企业底料100%合格，意指此前流传的“80%火锅含有违规添加剂”纯属谣传。显然，中烹协的辟谣努力成效不大。《新闻晨报》在呈现中烹协论点后，使用大段篇幅描述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媒体接力曝光“化学火锅”的过程，并引用新浪评论留言中接近100%的网友怀疑中烹协调查结果的数据。　　

作为率先揭露“化学火锅”的媒体——《扬子晚报》，更是穷追猛打，质问道：“既然‘纯属谣传’，全国媒体都在谣传？”其刊发的报道引用网友“人肉”出的文件，指控“交钱就能加入中烹协”，并称中烹协火锅专委会主任汤庆顺正是北京一家知名火锅连锁企业的老板。四大商业门户转载时均在要闻区标题中强调了汤主任的老板身份，网易概括为“老子给儿子辟谣”。　　

引起商业门户网站共同注意的还有新疆托克逊智障工一事的后续发展。在陆续有媒体揭发官办的四川渠县救助站在其间扮演贩卖者角色后，今日《重庆晨报》等声称，记者走访当地时，发现不少村民表示受到“警告”，不许“乱说话”。值此，《新京报》正刊评论《救助站如何才能“救人”而不害人》：“在救助站的管理上，必须贯彻社会化、透明化和受救助自愿的原则，把救助站的大门对舆论、公众敞开。”　　

午后，韩国再次举行大规模军演，《环球时报》今日头版标题和社论已经表明了自家喜恶－－“韩国看似要逼朝鲜还手”、“韩国别把悬崖当足球场”。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子报指责韩国人的举动令世界吃惊和迷惑：“难道他们一定要一步步逼下去，直到朝鲜在愤怒中‘爆发’？如果韩国任性胡来，严重威胁到半岛的和平稳定，中国也应视情采取相应行动，表明中国维护和平的立场，促首尔冷静。”　

“谁让救援队变成敢死队？”——《成都商报》对复旦学生“黄山门”的调查报道，在迟延一日后，得到搜狐和凤凰网的力荐，标题宣告，在这场全是输家的悲剧中，“3次报警无人应，1条短信惊两地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