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期货市场发展与国际话语权的一些思考

 
 
　　12月17日，在于北京举行的《财经》年会上，在“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展望”议题环节，大商所总经理刘兴强应邀作了《关于期货市场发展与国际话语权的一些思考》的主旨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很荣幸能参加《财经》年会。在我的印象中，将期货列入《财经》年会的话题这是第一次。将期货列入《财经》年会的讨论话题，说明《财经》具有较强的洞察力并对关键问题的把握是有远见的。

　　大家知道，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保险市场。曾任美国财长的劳伦斯 H 萨默斯说过，没有期货市场的经济体系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他认为，期货业在美国金融服务的输出中占有很大比重，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经济成功发展过程中，期货业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几年，在国务院“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方针指引下，我国期货市场得到迅速发展，据有关机构统计，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成交量占全球商品期货交易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这就是，我们商品期货的量上来了，但我们在大宗商品上的话语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换句话来说，目前大宗商品的国外市场价格仍然影响我国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向。

　　举例来说，今年我国大豆预计消费量是6719万吨，占全球26%，是美国的1.4倍，其中进口预计5400万吨，占全球进出口贸易量的55%，大连大豆期货成交量今年前11个月是3458万手（单边），比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成交量高5%，但目前大豆价格的走向仍然是以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价格为主导。在棕榈油方面，我国今年进口量近700万吨，超过整个欧洲，也超过北美的消费量，约占全球进出口贸易量的20%左右，我国今年前11个月棕榈油期货成交量是3813万手（单边），是马来西亚大马交易所的10.3倍，但我们的棕榈油期货价格走向受马来西亚大马交易所的价格影响很大。

　　最近，有两件事对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重要影响，一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二是国务院发布“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即“国十六条”。这两件事对大豆、棕榈油这两个国际流动的大宗商品影响的情况怎样？11月4日，美国宣布量化宽松政策，一周之内，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价格上涨了8.20%，拉动大连大豆期货价格上涨4.88%，美国大豆期货对中国大豆期货价格的拉动弹性系数约为60%；马来西亚棕榈油期货价格上涨了10.5%，拉动大连棕榈油期货价格上涨8.0%，马来西亚棕榈油期货对中国棕榈油期货价格的拉动弹性系数约为76%。11月20日我国宣布“国十六条”，至11月底，大连大豆期货价格下跌1.5%，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价格仍然继续上涨，涨幅为3.5%；棕榈油也类似，11月底大连棕榈油价格较11月25日的阶段高点下降了1.1%，而马来西亚棕榈油期货价格却仍然上涨了3.97%。

　　为什么我们商品进口消费量那么大，期货市场的规模也不小，而我们却会缺失大宗商品的国际话语权？对这一问题，一些专家做过分析：有的认为我们在大宗商品上缺少国际话语权与人民币的不能自由兑换有关，有的认为与产业参与程度不高、或是国家实力有关，有的认为与期货市场本身运行质量有关，还有的认为与期货市场开放程度有关。我感到这些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能从根本上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是不是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或者可作为国外大宗商品的结算货币后，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商品价格话语权？有一件事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马来西亚大马交易所的棕榈油期货合约从今年10月份起允许以人民币进行结算，但实行这一措施后，我们棕榈油期货价格的影响力并没有得到提升。联想到1990年前后，由于英镑国际地位的衰落，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金属期货合约都改为美元报价，用美元报价、结算并未削弱伦敦作为全球金属定价中心的地位，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金属价格上的影响力一直比美国相关交易所大得多。另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实施外汇管制政策，但这也并未阻碍伦敦金属交易所在当时成为全球金属贸易的定价中心。

　　其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是不是由产业参与程度和国家实力决定的？在国家实力上，恐怕没人会认为马来西亚比中国强，但我们并没有掌握棕榈油的定价权。从产业参与程度来说，我国产业客户占整个期货市场参与者的比例是不太高，目前95%左右是个人投资者，产业客户不到5%。但从持仓比例来说，参与的比例并不低。从持仓构成来看，产业客户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持仓量中占比35%，而大连大豆期货持仓量中有50%以上来源于产业客户，比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要高。从成交构成来看，产业客户在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成交量中所占比例在10%以下，大连大豆期货成交量中有7%左右来源于产业客户，与他们的数据相当。在产业客户参与方面，我们最大的不同体现在产业客户对期货市场定价功能的利用程度上。在美国，绝大多数贸易价格都以期货市场价格为基准，期货价格决定现货价格。而在我们这里，尤其在农产品领域，运用这一方式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但这仅仅说明期货市场的影响还不够，并不是影响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的主要因素。

　　那么，是不是我国期货市场开放不够，使我国对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不够？虽然我国期货市场目前尚未对境外投资机构开放，但境内外资背景企业参与国内期货市场的渠道是畅通的。大连大豆持仓量中有10%至15%来源于外资背景企业，棕榈油要更高，外资背景客户持仓量占比达到了37%。这样的持仓水平跟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的外资机构持仓水平可以说是相当的，甚至要更高。

　　综合上面讨论，我认为，单从某一方面来说明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的话语权缺失的原因，都是很难的。而且要切实提高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的话语权需要有一个较长期的过程，需要做大量工作。

　　目前来说，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我认为意义重大。一是要加强国内期货市场建设，使它真正成为引导国内商品生产、消费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交易量虽然名列前茅，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市场上市的品种不多，覆盖面不宽，对国民经济的服务能力还是较弱的。事实上，在信息化时代，通过期货的未来价格影响相关产业的生产、消费的程度越深，说明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就越高，与国际市场的联结和影响也将会越紧密。

　　第二，目前全球范围的交易平台的兼并整合非常频繁，对国外交易所的参股并购、交易终端全球设点等，已经成为一些国际交易所输出交易规则、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如，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足迹就遍布全球各洲，他们在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迪拜、挪威等地的期货交易所中都持有股份，最近还在跟俄罗斯商谈合资建立新的交易所。新兴国家也不甘落后，巴西交易所已持有芝加哥商业交易所5%的股权，印度有关机构在新加坡、迪拜、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巴林等国也建立了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对澳大利亚交易所价值100多亿美元的收购也正在热议中。除了参股收购外，各交易所之间合约互挂、在其他国家设置交易连入枢纽，也已经成为极其普遍的现象。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关起门来自己玩，将很难进一步提升我国期货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

　　那么，在让国内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鼓励国内交易所做大做强，实施走出去战略、让国内外的市场主体逐步参与我们的市场交易的时候了呢？如果作出肯定的回答，则应该考虑具体的实施战略。例如，能否有计划地推进国内交易所的市场化进程？在条件和时机成熟的时候，推进国内交易所跟毗邻交易所和相关交易所合作，按我们的规则在境外上市期货合约，或者是通过有关机构来参股国外的交易所。如果在加强国内期货市场的建设，发挥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同时，让国内期货市场的影响通过国际的交易所平台扩大到全世界，这对提高我们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中的话语权会不会具有更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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