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一）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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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东汉以前，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狡诈的大骗子，中国思想界无论在理论上经验上都缺乏有效的反对势力。自从佛教传来以后，它的神不灭说、因果报应说、以及有关天上人间，唯我独尊的无数神话，把人们催眠成昏迷状态，理智丧尽，贪欲炽盛，厌弃现世，或者贪得无厌，一心求来世更大的福报。上层僧徒过着安富尊荣的寄生动物生活，是剥削阶级里从外国搬来的一个新剥削阶层。唐德宗时杨炎奏称，“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官与僧同是富家子弟的两条出路，这种僧自然是上层僧徒，有些可以得到大富大贵的地位。孙樵《复佛寺奏》说，“若群髡（音坤kūn僧徒）者所饱必稻粱，所衣必锦縠，居则邃宇，出则肥马，是则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凳，武皇帝（唐武宗）元年（八四一年），籍天下群尧凡十七万夫，以十家给一髡，是编民百七十万困于群髡矣。”会昌五年唐武宗灭佛，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人，本年全国户口帐为四百九十五万余户，按十户养一僧计算，是全国受僧害的民户在半数以上。辛替否《谏（唐中宗）兴佛寺奏》里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并非夸大之语。佛教无疑是社会的大祸害。
自东晋到唐初掸宗南宗兴起以前，中国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战胜佛教，反对佛教大抵有三个力量。一是朝廷与佛教发生利害冲突，因而用政治手段废除佛教。二是道教与佛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三是儒家礼教排斥异端。佛教增多一个僧徒，即朝廷损失一个丁男的赋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头脑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总要感到佛教是侵夺人口的无底巨壑，还有一种威胁，即佛教从思想上俘虏中国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与天竺佛徒同化，甚至自称为佛子释种，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寺院有自己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自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或佛刹（土）。佛国愈多，对当时政治统一的威胁愈大。朝廷废除佛教，拆毁寺院，是有理由的，佛教徒进行各种方式的敌对活动，总是突破朝廷的一切措施，求得自己发达的机会，以所谓空寂无争为教义的佛教，反抗朝廷的斗争是很坚决的，因为僧徒要保持寄生动物的生活，必然全力护卫自己的佛国。
佛道两教，向来佛教居首位。唐太宗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六三七年（贞观十一年）下敕规定道先佛后，佛徒大不满意，纷纷到阙下上表反对道士位在僧尼之上。唐太宗使人宣旨说，法令久已施行，不伏者当受杖责。老年僧徒怕受杖，相顾退避。一个壮年僧徒声言不伏此理，结果挨了一顿棒，习惯于寄生生活的僧徒，一顿棒就活不成，这个壮年僧徒病死了。唐朝廷要尊祖，先道后佛，本无不可，佛徒法琳面对唐太宗说，陛下之李出鲜卑拓跋达阇，与陇西之李无关，劝唐大宗自认是阴山贵种的子孙，不要承认老聊的李姓，因老聃是牧母所生。这是多么卑劣的思想。僧徒都无耻地自以为是释迦贵种，不能展居道后，誓死要力争首位，这是甘心做天竺僧奴仆的心理，给奴仆吃一顿棒是应该的。府高祖时，太史令傅奕上书主张减少寺塔，废僧尼，指出佛教流弊十一条。佛徒法琳作《破邪论》《辩正论》，狂骂傅奕，为佛教辩护，呶呶不休。表现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奴仆而是盛气凌人的豪奴恶仆，以法琳为代表的僧徒，中国人的气味已经消失得不留丝毫了。唐太宗对待这个豪奴恶仆很合理，敕法琳说，你著的《辩正论·信毁交报篇》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大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法琳的而论都是用大量谣言谎话构成的虚头把戏，最怕的是实验，这一下真难倒了法琳，他在狱中迫切哀求佛菩萨显灵保佑，当然哀求不出什么来。七日期满，法琳苦思救命之计，忽然想得一计，当敕使来问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灵否？法琳答，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唐太宗使人问，诏书令你念观音，为什么不念，却说只念陛下。法琳答，陛下功德巍巍，照经典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说了一大套谄谀奉迎的话，豪奴的骄气黯然消失。唐太宗免法琳死罪，流放到远州僧寺，法琳在路上病死。佛奴仗佛势，令他拿出佛的实据来，所有奴仆的虚骄气，自然不打自消。对付佛教以及对付一切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听空言，要求实据。
凡是天竺传来的宗派，都自以为圣法如此，丝毫不容变通，属于本宗派的中国僧徒，也盲目顺从，甘心作天竺僧徒的奴仆，大僧如玄类义净等人，都不免有奴仆相，更不用说其他憎徒了。陈隋间中国佛徒成立半自立的宗派：天台与华严两宗，都标榜圆教，斥其他宗派为偏教。这两个所谓圆教，一方面企图调和佛教各宗派，另方面也企图与中国的反对派别谋调和，天台宗与道教接近，华严宗与儒学接近，两个所谓圆教的产生，自然是道儒与佛教长期斗争的结果。天台宗有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与道教相似。智觊《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杂说》：“脐下一寸名优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又说，“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等六种气？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颂曰：心配属呵肾属吹，脾呼肺刚圣皆知，肝藏热来嘘字至，三焦垂处但言嘻。”又说“十二种息（呼吸）能治众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满息；四焦息：五增长息；六灭坏息；七暖息；八冷息，九冲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补息”。守丹田属于止，六气十二息属于观，归根不外止观二法。天台宗也谈不死之药，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杂录》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大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道士炼丹，佛徒也谈炼丹，佛徒坐禅调息，道士也谈静坐炼气，在这些方面佛道圆通了。
朝廷反佛的力量，表面上打击力很重，但接着便是佛教更大的发达。王通得出这个经验，在《中说》里说，“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北魏太武帝）、建德（北周武帝）之事，适足椎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反佛以后，反而佛教大盛，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因为佛教兴盛的社会基础，即阶级压迫并没有什么改变，而统治者之间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隋文帝给智 诏书里说，“往者周武毁弃佛法，朕曾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遂即兴复”。一个皇帝反佛，另一个谋篡夺的野心家，对佛许下弥天大愿，求佛保佑。又灭佛的皇帝，一般是不久即死，因为灭佛多信道，信道必吃长生药，吃药必死，野心家得以减少篡夺的阻力。及篡夺成功，以为佛真有灵，不吝重价还愿，反佛以后，佛教大兴，原因在此。
拥护佛教的力量比反对佛教的力量大，封建时代要消除这个蠹国殃民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北周武帝灭佛就是一个例证。周武帝灭北齐，召集齐境大僧五百余人到宫中，宣布废佛教，令僧徒还俗，并允许僧众辩论。一个名叫慧远的僧徒，与周武帝往返辩驳，最后理屈辞穷，拿出所谓阿鼻地狱这个法宝来恐吓论敌。周武帝灭佛坚决，回答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愿意受地狱之苦。僧徒的法宝失效，只好俯首服从法令。又一个僧徒任道琳上表要求辩论，周武帝召到御座前，令任道琳尽量提出兴佛教的理由，周武帝一一据理驳回。任道琳理屈，愿同义学僧（有学问的僧人）十人人通道观学道教。佛教是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当统治者根据当时需要，觉得放弃这种工具更为有利时，便失去骗人的力量。阿鼻地狱这个吓人法宝，有理智的人听来无非是一种玩笑，根本不值一听，在僧徒听到法宝失效，却似天崩地拆，真是一切皆空了，还有什么别的可说。佛教的道理与地狱都被周武帝驳倒，因此佛教徒都觉得佛经所说佛死后一千五百年佛法将灭的预言得到证明，末日已到，大部分僧徒遵令还俗，也有个别僧徒为佛教办后事。例如三阶教的创立，及刻石板经，都是佛教作灭亡的准备，原来早在北魂孝文帝时期，魏国政治已趋向衰朽，社会腐败势力（佛教是其中之一）愈益上升，最后招致大乱以至亡国。北齐政权主要依靠内徙鲜卑的支持，基础薄弱，尤其需要佛教的助力。北魏孝文帝以后，朝廷及鲜卑贵族，一向求助于佛教，任其无限制地发达起来。北齐更大力推行佛教，僧徒增至二三百万人，北齐因此亡国（当然还有其他亡国原因，崇佛却是主要原因）。智 给晋王杨广书里说，“从前北齐某帝，见负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愿去。齐主叹曰，人皆有妻子之爱，谁肯孤房独宿，瞪视四壁，自弃在山林”。这是富贵人的说法，事实上贫贱人出家，仍受寺院上层僧徒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来自天竺奴隶制的，非常惨酷。只要看普通僧徒生病，寺院不给予治疗，却给饮龙汤，促使速死，寺院的残酷可见一斑。三阶教经书里说，“我教法中，恶法渐兴。实非沙门，自称沙门，破戒比丘，处处充满，为利养故，不修道德，身被法服，经理俗务，市肆贩卖，涉路往来，或复营农，贮积粜籴，或复商贾求利，或作种种工巧之业。托附俗官，为动弦管，并共棋博，或行媒媾，令彼欢喜。或假他势力，侵削道俗，所得财物，分与俗官。”这里说的种种谋利之事，经营农工商各业，被剥削被奴役的对象，首先自然是寺院内下层的普通僧徒。当时天竺奴隶制式样的寺院剥削比鲜卑更凶残，所以负炭兵宁愿辛苦憔悴，不愿出家作僧徒，什么孤房独宿，瞪视四壁，下层僧徒所受痛苦，何尝只是这些。佛教内部极端腐朽，早已是打倒的对象，北魏流行的假经如《小法灭尽经》，《佛说法灭尽经》，《五浊恶世经》，都是宣布佛教罪恶，末日已到的流行书籍。外部又有儒与道教的攻击，周武帝灭佛收效极速，因为他代表着社会的反佛趋势。但是，周武帝死后佛教又大发达起来。剥削阶级需要宗教，佛教尤其适合剥削者的爱好，因此，灭佛以后必有各种护法者出现，让佛教再兴。不消灭社会的剥削制度，佛教和其他宗教只能暂时受挫，要它们根本消灭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