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

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 2002年第4期
马开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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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是什么
　　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担心笼统的概括，对诸如“工业革命”“科学革命”这类术语越来越谨慎。暂且让我们勇敢一些，先不要这些顾虑而做一些全球性的论断。
　任何人在观察人类文明五万年历史的时候都会注意到，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大约公元1200至1800年这段时期，它影响到人类最重要最强大的能力、人的眼光及思想方法。我指的是对自然的细致了解与对其表达的迅速增加，那一般被称作“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如果将1200年的绘画跟1800年的比较一下，或者将1200年欧洲在化学、物理、生物方面的知识跟1800年作一对比，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宣称这期间有一个飞跃，发生了革命。
　我们都知道革命是发生了，但之后几乎就没有相同的意见了。首先，是不知道革命发生的确切时间。虽然在历史的各个点上发生的主要事件的日期，历史学家们都纪录了下来，而且从十四到十八每个世纪都有一些重点可以强调。其次，是仍不能确定“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发生的原因。虽然有各种理论，从中都能得到部分满意的答案，但却不能将这些理论累加在一起，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第三，我们尚不明白这为什么发生在它发生的地方，即为什么发生在西欧。
　这第三个问题对中国听众来说可能尤其有兴趣。进行过东西方比较的人几乎都知道，如果在1200年曾有人猜想到对于世界的准确了解将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他一定不会选择落后的欧洲，而主要的竞争者会是伊斯兰文明，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宋代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爵士下了很大功夫研究中国科学与文明，力图弄明白为什么知识革命没在中国却在欧洲发生，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他本人没能找出答案来。
　　　　　　　　　二、试图避开这一问题
　　当面临一个显然解决不了的宏观问题时，明智的途径就是假装它不存在，或者不重要，或者问题提得不恰当。在过去几年有些从事比较的知名学者就是这么处理的。他们说，在1800年以前东西方知识系统并不存在实质性区别，即使存在，那在此前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持这种观点，则对东西方之间趋异分流的任何解释必定在1800年之后的事件中。十九世纪中期东西方在技术和军事上发生了冲突，歧异再也掩盖不住了。我这里简要提一下这类探讨的一个例子，可能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即彭慕兰(Ken Pomeranz)的《大分流》。
　他认为在农业、技术及一般经济尖端方面，1800年以前，中国跟欧洲或多或少是在一个水平上，难分高低，而在1800年之后由于两个特别的因素，欧洲在经济和技术上占了上风。这两个因素，一是煤的应用，二是从第三世界获取的无形财富，所谓的“鬼田财富”。那如何解释李约瑟问题呢?传统的观点是欧洲在1800年以前经历了一场知识革命，在东亚却没有。
　对传统看法，彭慕兰采取了几个策略而不予理睬。首先，他根本不提李约瑟及其弟子的研究，仅在一个脚注谈到钟表的时候提了一下李约瑟，而其卷佚浩繁的著作中也仅有一册列入他的参考书目。其次，关于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他与雅可布(Margaret Jacob)一样，将其内容缩减成了某种“科学文化”，那基本上是制度风格的一个次要的形式，包括文盲的减少、印刷品的增加、科学协会的散布、开放的公众演讲等等(第44页)。这一次要活动形式也只是局部的，几乎全在英国，而且这种现象出现得也不是很早(1600-1750年)。其中跟器械有关的有一些，如钟表、望远镜、眼镜等(第67页)。这些在实际应用中除了对航海有用以外没什么重大意义，主要是为了富人的舒适，也就是他们的玩具或奢侈品。
　尽管“科学文化”已经被缩减成为一个文化在短时期内的次要现象，但它究竟是否有欧洲所特有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看看它到底有多特殊”(第43页)。说不定在这些活动的次要形式中“欧洲独擅胜场，但要做更多研究之后才可以肯定”(第68页)。如此，这个改变了世界进程的大规模革命，从乔托到伦勃朗，从罗吉尔·培根到牛顿，就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英国文化特色的问题，跟中国发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本质区别。这是对待问题的一种态度。
　　　　　　　　　　三、方法论问题
　　任何人如果目睹某些西方学者的傲慢无知，或者对上个世纪东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有所了解，他就会同情那些对旧的“欧洲奇迹”理论的攻击。为什么中国和日本没有、而欧洲的知识系统却能够在1200到1800年这段时期发生革命，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很容易导致各种令人不愉快的解释。它会鼓励“目的论”式的思考，似乎西方是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命中注定要高人一等。它也会鼓励某种准种族主义，好像西方人更能发明、更富独创精神、更加有天份、更具创造性等等。从消极方面，往往又导致人们把中国、日本这么伟大的文明视作是停滞不前、向后看的、压抑型的等等。随着对这些文明了解的增多，我们觉得以上观点都站不住脚。中国和日本几百上千年以来也都是趋于多元、有创造力、向前进的，但却没有发生知识革命。所以，我们怎么能想出一种理论方法论，它既离弃了目的论，又不将我们置于纯然的偶然和机遇的领地；它既承认达·芬奇、伽利略、牛顿是改变了世界，又不将根本原因归为他们比中国或日本的同行更有天赋。
　如果我们不赞成目的论的解释，看不出有什么设计或目的，那么，是什么情况促成如此重要的事件呢?而且，我们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物质原因，说是世界的某一部分地区具有特殊的经济或生态资源，我们也同样也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某种更高的合理性或者某种更加丰富的文化。
　　　　　　　　　　四、一种新的方法论
　　马丁(Gerry Martin)和我力图运用一种新方法1来克服困难，从而对老问题提供全新的洞察力。我们一方面消除了文艺复兴跟科学革命之间的界限，把它们都看作是朝着更可靠的知识迈进的这样一个运动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把从物质着眼的和从思想着眼的解释联系起来，探索一种三角形的或环形的观念，以把生活中思想、物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整合起来。
　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对自然界某些特征的理性理解和可靠知识的增加总是离不开实验。新知识的产生可能带来重要的革新，进而又可能对新的或是改进了的器具有更加丰富和深刻的理解。如果这些制品有实用价值、有需求、又容易生产，往往就大量传播开来。结果就改变了生活条件，还很可能又反过来进一步深化理论探索。做到这一条靠的是两点：一是财富的创造可以使更多的努力用于知识的更新换代，二是提供更先进的工具来增进理解。
　这样的三角循环发生在生活的很多方面，最受人注意的是农业。当器具广泛传播时，这个循环就能持久并成为累积的过程。我们经常谈到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沿着“知识→创新→批量化→”这个三角运动循环的速度及重复的频率。
　　　　　　　　　　　　五、三角运动：玻璃的发展
　　我们的著作从一个个案对这个模式的运作进行了描述。在欧亚几乎所有的文化中都有玻璃珠、玻璃柜、玻璃玩具、玻璃首饰的制作。但就它们的用途而言，吹制玻璃并非必不可少，它可能对奢侈品、对人们的审美有影响，而对思想对社会并无太大影响，它们基本上是宝石的代用品；玻璃对于人们获取知识、改善物质环境所具有的潜力并没有被挖掘出来。这类玻璃物品在中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地方都很早就发现了。
　玻璃的另一用途是做瓶子、做容器等。而这一用途则主要局限于欧亚大陆的西端。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基本不用玻璃做容器。在伊斯兰教地区和俄国，玻璃的这一用途在十四世纪蒙古入侵之后也大为减少。其中有几个原因。在中国和日本，人们普遍喝热茶，当然最好是用陶器或瓷器来盛了。优美的陶瓷成为大家喜爱的存储用器皿。有了中国瓷器，谁还要好玻璃呢?在印度和伊斯兰地区，则是陶器用得越来越多，也许兼有宗教和经济的原因。
　使得玻璃有了长足发展的是意大利人，先是罗马人，后来是威尼斯人，这很可能跟普遍喝上等饮料葡萄酒有关，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很早欧洲就大量使用玻璃容器。这样做的结果是把玻璃的改进跟知识更新联系起来了。例如，早期显微镜所用的精细玻璃就是用威尼斯的“水晶玻璃”的碎片制作的。玻璃容器用途的增加以及制作工艺的改进也用于试管、曲颈瓶及测量用烧瓶等。这些器皿都是西方化学、生物学发展的最基本的工具，它们使得独一无二的西方发展成为可能。
　玻璃窗开始也只是在欧亚大陆西端才找得到。中国、日本、印度几乎没有发展这一用途，同样是有原因的。比如在中国，用玻璃窗往往太热，用类似宣纸那样的窗户纸当然再好不过，又便宜又实用。在日本呢，频繁的地震使玻璃得到青睐的希望甚微。在伊斯兰教地区，炎热不便于用大型玻璃。气候、地理等因素在欧洲内部也在起作用。
　玻璃窗的最重要的发展就更受局限。大玻璃窗革命主要发生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气候寒冷，二是宗教建筑将哥特式彩色玻璃窗结合进去。玻璃窗改变了建筑、社会生活，甚至人们的思想。但这仅在欧洲的西北部才有深远后果。
　玻璃还有一个用途来自涂上水银之后具有反射的性能。在整个西欧玻璃镜子都得到发展，只是伊斯兰教地区除外，可能是由于宗教原因。在中国、日本、印度也没得到发展，可能有亚洲人个性特征的原因，也可能因为已经有好的铜镜，或者是缺乏玻璃镜子等原因。而玻璃镜子对于光学发展以及对于艺术中透视法的理解是极其关键的。在书中我们论证假若没有玻璃镜子，不可想象西方文艺复兴能够发生，这只是一个例子。
　玻璃的最后一个重要用途是透镜和棱镜，特别是将此用于改进人视力的眼镜中。光折射以及玻璃可以放大的性能为所有欧亚文化所知晓，当然中国人至迟在十二世纪也一定知道了。但制作透镜的实践却只是在西欧才真正发展了，主要也发生在十三世纪。这跟中世纪光学、数学的发展正相巧合，并进入知识的各个领域，包括建筑、绘画等。
　约在1280年以后眼镜开始发展，但也仅限于西欧，在中国和日本却没有。我们认为，部分原因可能是欧亚两个地区人们的眼睛所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在西欧，上了年纪的人们会远视，所以很多人到40多岁就不能阅读了。为此需要做凸透镜，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制作。而在中国和日本，过去跟现在的主要问题都是近视。我们想这也许跟认读汉字眼睛压力大有关吧。不管什么原因，近视比例高意味着眼镜不那么不可缺少，人们可以把要看的东西拿到眼前来看，而给近视制作凹透镜要比凸透镜困难得多。假如没有眼镜，也就没有显微镜、望远镜的发明。这两项发明所带来的一系列成果是众所周知的。
　　　　　　　　　　　　六、玻璃对于知识的一些效果
　　玻璃在各个地方发展不同，究其原因是偶然的，跟图谋、策划和个人心理等并无关系，并非西方在智力或资源方面高出一筹所致。但是如同中国的上好瓷器，这些偶然事件开始使西欧社会沿知识三角循环起来。经改进的玻璃导向了更准确的知识，知识又被用来改进玻璃，如此循环下去，从罗吉尔·培根到牛顿，从乔托到伦勃朗，他们增加知识的伟大实验都可以看作是由这个循环产生的一系列附带现象。
　并非玻璃使得知识有了惊人的深化，但它却提供了新的器械，如显微镜、望远镜、气压表、温度计、真空管、曲颈瓶等，从而使得知识的惊人深化成为可能。更深一层来说，玻璃确实是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思路，将西方文明解释经验的模式从听觉转到了视觉。在书的附录中，我们随机检验了20个曾经影响世界的著名实验，其中15个离开玻璃器皿就无法操作。换句话说，是玻璃生产在伊斯兰世界的倒闭，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黯淡，使得这些地区不可能发生欧洲那样的知识革命。
　　假如没有玻璃器皿的存在，则生物组织学、病理学、原生动物学、细菌学、分子生物学等科学都不可能存在。天文学、普通生物学、物理学、矿物学、工程学、古生物学、火山学和地理学也将十分困难。假如没有清晰的玻璃，就没有气体定律，没有蒸汽机和内燃机，没有电，没有照相机，没有电视。没有清晰的玻璃，我们就看不到细菌，就不会懂得传染病，这而自从巴斯德和科赫以来就在医学革命中占有中心地位。
　假如没有主要依赖于玻璃器皿的化学，我们对氮元素就会一无所知，就不会有人造氮肥。假如没有玻璃，在很大程度上十九世纪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发生，也无法显示太阳系构造，无法衡量恒星视差，无法对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假说加以验证。通过玻璃器皿的应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由此我们对宇宙、对更深层的空间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进而完全扭转了我们的整个宇宙观。不仅如此，假如没有玻璃，我们对细胞和细胞结构一无所知，对遗传学也就不可能深入了解，当然不会发现DNA。假如没有眼镜，西方人口的大多数到50岁以后就没法读这篇文章了。
　因此，玻璃是一个巨大的又是一个无法预见到的偶然事件，同时它又沿着三角循环的可以预测的模式运动，即更深入更可靠的知识使产品的更新以及新产品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酝酿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和新的可靠知识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当三角循环运动连续不断地发生在某个地区，其力量便足够造就我们生活的世界。
　　　　　　　　　　七、玻璃对于社会的一些效果
　　玻璃不仅可以当作人们思考用的工具，而且也能使人们更加舒服和有效率。欧洲十三到十八世纪这段时期，这些潜力中的许多展现出来，它们是人们心智努力的历史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思想的因素与物质的因素是相互关联的。玻璃在将新增加的可靠知识投入塑造人工世界时的种种方式，又回过头来为可靠知识的进一步迅速增长加大了可能性。
　玻璃窗增加了工作日长度，同时也改善了舒适程度与健康条件。玻璃窗让阳光进入室内。它表面坚硬又可以清洗，讲究的罗马人在选择器皿的时候，这是吸引他们的特点之一，对于也是大量使用玻璃的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的荷兰人来说也是如此。在荷兰，窗户巨大，玻璃的使用也得到最大的发展。玻璃透明，室内明亮，脏东西很容易看见，玻璃本身也必须干净才有效，所以玻璃从性质到效果都有益于清洁。在十七世纪使用玻璃最主要的两个文化是荷兰和英国，理所当然它们都以清洁著称，人们的健康自然亦与此相连。当然，日本房屋不用玻璃而用其他方法也达到了更清洁的标准。但在严寒的北方气候下，窗户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新材料不仅改善了私人住房，经过一段时间也改变了正在欣欣向荣的消费者社会。这里我们的关注点要向北移到一个世纪之后的英国，十八世纪时用煤制造的铅玻璃板是店主们装饰店铺门面的理想材料，外国人对这样所产生的效果叹为观止。这个变化让一个在英国游览的法国人捕捉住了，他写道：“总的来说，我们法国没有的就是这样的玻璃，非常精细，非常清晰，商店都被玻璃围上，通常商品交易是在玻璃后面进行的，玻璃挡住灰尘，却仍能向过路人展示商品，从各个方向看都非常美观。”
　正像在房屋和店铺上的应用，玻璃也改变了农业，增加了有关农作物的知识。在园艺中使用玻璃不是现代早期欧洲人的发明，罗马人曾经使用温室，用玻璃保护葡萄。罗马的做法在中世纪复苏，约从十四世纪起，先是用于养花后又加上水果菜蔬的玻璃房子开始受到注意。随着玻璃价格的下跌，特别是平面玻璃质量的改进，其发展超过了罗马的用途。1619年人们开始在玻璃下面种植橘子树，1684年伦敦彻西区的阿波特卡里(Apothe－caries)花园里建起了一座加热的玻璃暖房。玻璃罩、植物温床改进了水果菜蔬的种植，使食品更加健康。玻璃窗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日，对植物来说也是一样。它似乎改变了气候，用太阳能为人类生产营养食品。目前在寒冷、干燥而多风的地区如华北，用塑料所达到的效果，在早得多的时代就用玻璃以不同的方式产生了。
　最后，我们还要提一下其他改善了物质生活的有用的发明，如防暴风雨的灯笼、带蓬的马车、手表表面用的玻璃、灯塔、路灯等等，旅行跟航海因此而得到改善。取代了哈里森(Harrison)的航海仪表的新仪表假如没有玻璃的话又有多少效果呢?再谈谈玻璃瓶，它革新了流通与存储。举例说，葡萄酒、啤酒可以更容易地储藏运输之后，人们的饮酒习惯发生了革命。这两种酒含有丹宁和麻醉药，在医学上很重要，所以其效果不仅是鼓励了生产、贸易与农业，而且改善了健康条件，使不喝污染的水成为可能。玻璃增加了储存及运输的灵活性，是一场革命，类似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冷冻与罐装为储存与运输开辟了新天地。
　总而言之，首先是饮食容器、玻璃窗，然后是灯笼、灯塔、温室、暖房，最后是照相机、电视及其他产品，我们当代的世界围绕着玻璃而出现了。玻璃又通过另一串事件使卫生状况革命化了。显微镜使细菌的发现成为可能，微生物学导致对传染病的征服。玻璃甚至影响到信仰(教堂的彩色玻璃)，影响到人们怎样看待自己(照镜子)。这样，玻璃就从各个角度进入人类文明。但开始时只是在世界的局部，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在日本和中国大规模发生。而这些不同领域又以更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着。如玻璃窗改善了车间，眼镜延长了工作生命，彩色玻璃加强了光线的奇迹与神秘，因此更激起人们研究光学的愿望。正是这种几乎是无形的物质的无比丰富的内在联系才使得它强大而有魅力。
　　　　　　　　　　　　　　　　　　　八、结论
　　采取这样的探讨方式，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宏观的历史问题，而不至于心中不安。我们承认差异，在欧亚两端的歧异比彭慕兰等人提出的两百年更深刻。我们承认从技术上讲一些制度比其他一些更高出一筹，但这并不表示种族或其它方面的优越性。我们承认历史上偶然事件的作用，但不把整个历史进程看作是机遇的结果。我们也考察思想与审美的领域，而不是将其完全化约为经济和社会的因素。我们可以指出在差异背后隐藏着的漫长的因果链条，但同时世界历史上很多最重要的事件都是人们不曾图谋过的事件序列所产生的结果。中国、日本有上好的陶器和瓷器，加上喝热茶的习惯，意味着东亚文明产生不了发生在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这乍看起来并不是什么显而易见的看法。然而这样解释比把原因归结于中国的思想、政治或文化上的某些缺陷更能让人接受。这是一个巨大的偶然事件，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又能找出其发生的原因。
　　　　　　　　　　　　　　　　　　　　　　　　　　　　(王湘云译/童仁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