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失败－日本往事系列之《军国幕僚》序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已成为今天影响中日关系的直接症结，而其之所以成为触发中国人情感和神经的最重要原因，恰如中国官方所说，那里供奉着日本甲级战犯的灵位。然而，国内很少有人细究，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决的甲级战犯有几位是侵华战争中的真正元凶，或者反过来问，发动侵华战争的元凶，有几个人是被送上了东京法庭真正得到严惩。
   　　某种程度上，二○○六年影响最大并获得相当好评的主旋律影片《东京审判》，就是一个对该问题并未认真思考的个案，而且在史实的追究上存在相当多的遗憾。譬如，电影中的旁白称，梅汝璈想把昭和天皇作为战犯送上法庭，但却未能实现。实际上，主张审判日本天皇最积极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能查阅到的历史资料中，看不到中国在这方面有积极努力的记录。譬如，电影里苏联派出的格隆斯基检察官始终一言不发。但实际上，麦克阿瑟最初打算在东京审判时仅仅审理日本军阀“偷袭”美国问题。到了最后，中国问题变得如此突出，苏联人功不可没。甚至，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没有苏联人的坚持根本就不会被逮捕起诉。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谈起东京审判，很容易把它当作为中国人清算日本战犯的象征，事实上，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主要是在中国受审而非在东京，且主要是乙、丙级的战犯。东京审判，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美国人或者干脆说是麦克阿瑟的审判。因为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的第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以东条英机划线，这就使那那些与东条关系不好的战犯逃了一劫。看看甲级战犯的名单就不难发现这里的问题。
   　　被正式起诉的甲级共28名：荒木贞夫、木户幸一、铃木贞一、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东乡茂德、广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东条英机、星野直树、大川周明、佐藤贤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大岛浩、重光葵、永野修身、松冈洋右、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畑俊六、武藤章。
   　　28人中，几乎都是按照美国人基于本国制度下责权对应理解来圈定的，且主要是对盟国的侵略罪行而非挑起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被作为甲级战犯起诉，一开始检控方却是菲律宾人，因为他们在太平洋战事后期曾先后在东南亚地区任指挥官，犯有残害当地军民的严重罪行。
   　　被处决的7名甲级战犯中，惟一因在中国犯罪而被处决的是松井石根，因为他是南京大屠杀时日军最高指挥官。如果必须为部下罪行负全责，那么松井总死得不算冤。但是，暗中直接鼓励日军有计划屠杀战俘的元凶是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鸠彦亲王，而松井在日军进南京城前曾下令日军严守军纪、大屠杀刚发生时他并不在场，后又试图制止日军暴行。相比朝香鸠彦亲王的无人追究，松井就死得有点冤了。
   　　要仔细追究这个问题，其实需要弄清楚的是，当年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再到“七七事变”，侵华战争是怎样发动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力量一步步推动的。
   　　对比二战时欧洲战场的德国，我们会发现日本的侵略扩张与纳粹德国有着如此大的不同：德国对波兰、西欧国家和苏联，均是集中全力按精心设计的方案以闪电战方式逐个消灭对手。而日本，则是不断分兵，一个敌人未解决又不断增加新敌人，且战争能力是逐渐被动员起来的。
   　　如果我们认可日本在“七七事变”时有预谋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一举灭亡、吞并中国的说法，那么也必须承认，“七七事变”前，日本未做任何全面战争的动员准备；全面战争爆发后，随着战线的延长才开始逐次添兵，明显缺少一举解决“中国问题”的计划。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兵家大忌？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认为，日军如有正确的战略规划，不难在很短时间内彻底使中国丧失继续抵抗能力。但为什么战争打到第五个年头，中日两国才正式宣战？为什么日本在中国大陆的进攻势头停下来，陷入战争僵局后，突然又要腾出手来集中陆海精锐主动与美国大打出手？其实这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问题：日本为什么会失败？仅仅是实力对比还是另有必然失败的制度因素？要知道，战争的胜利或失败与其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无关。
   　　我们在回顾和描述六Ｏ多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时，往往习惯于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义角度去总结论述，或者仅仅从最后形成的两大阵营实力对比来做技术上的总结。长期以来，对日本形成产生军国主义制度土壤的历史过程，对日本逐渐走向侵华战争背后的决策过程和推动力量，国内客观、认真、透彻分析论述的著述甚少。如果缺少对上述问题的制度性追究，我们不但无法弄清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推动力量和决策过程是什么具体制度和体制的产物，我们甚至无法弄清在侵华战争中，那些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元凶是谁。
   　　事实上，正是因为上述状况和其他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许多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起过关键作用的战犯，最终逃过了历史的审判。譬如，东京审判时，策划“皇姑屯事件”的元凶河本大作正在山西当阎锡山的坐上宾；“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被法庭传唤，但他只作为证人出庭（石原曾自请审判，被拒绝）；参与制造“上海事变”的辻政信在悄悄为蒋介石绘制东北地图，虽然他因在东南亚的累累恶行正被美英通缉……
   　　诚实地回顾历史，如果日本当时没有与德国结盟，没有主动与美英交恶，没有反复去挑衅前苏联，在侵华战争中没有上述不可思议的兵家大忌，也许我们今天真的很难说，最后的历史会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灭亡。弱国被牺牲给大国是当时正常的国际生态——美国就曾准备向日本出卖中国利益；而侵略者并不总是要受惩罚的——前苏联曾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入侵了芬兰、与德国瓜分了波兰，在德国取得西欧战场的辉煌胜利时热烈祝贺了希特勒“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那么，日本对外战争冒险的不断冲动和导致其走向灭亡的制度性原因究竟是什么？
   　　您手中现在正翻开的书，就是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作者俞天任先生并非专业历史研究者，但对那段历史的高度关注和长期在日本生活的经历，使他有可能通过对大量日本一手资料阅读的积累，跳出国内研究者一般性的视野局限，由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历史成因、其扩张冒险的动力、决定其失败的内在制度性症结切入，给我们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
   　　它是国内惟一一本专著，从日本独特的军事参谋体制着眼，以甲午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的战争过程为主线，对日本佐级参谋群体在一系列战争中的独特作用进行深入挖掘，重新勾画、阐述了日本从冒险、崛起再到灭亡的政治、军事制度性原因。本书用大量中国读者陌生的案例和事实论述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制度设计上存在无法修补而且不断扩大的漏洞，不但军国主义日本最终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甚至其在军事上也一定是低能而且不断落后于同时代列强的。
   　　同时，本书通过对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再到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日军佐级参谋群体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给我们多数读者一个可能是全新的框架性认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是由佐级参谋群体在不断策划“下克上”的军事冒险中一点一点积累到临界点而最终触发的，它与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冒险是由最高层精心策划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战争的推动和策划源头的差异，决定了日本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在战略方向和目的上从来就是完全混乱的。
    　　书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小故事颇能说明问题，蒋介石在无法忍受重庆大轰炸时对身边人说：“娘希匹的，我也给他们炸烦了，要不然就和他们谈判？可是和谁谈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想谈判也没对手啊。”手下人想了想说：“报告委员长，有三个人可以谈”。“哪三个人？”“少佐，中佐和大佐。”
   　　本书在微观上，既有日本参谋这一群体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个体命运的生动描述，也有表现日本军事参谋体制在日本军事冒险史中大胆、荒唐的经典案例；宏观上，对日本参谋体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折射出旧日本在政治、军事体制框架上的一系列制度性漏洞，都有详尽而客观的分析。
   　　读完此书，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影响是何等之大。因为日本制度漏洞带来的国家政治生活不健全，当时在日本政治生活和军事机器中占据特殊位置的军事参谋群体成为不受制约的人。而独特的教育培训体制，又使这群可以影响整个日本民族的特殊群体，天生就是充满政治短视和社会无知的，而这样一群落后于时代，自闭于社会的人却可以不断通过盲动和冒险，最终如愿走向前台控制了国家决策中枢——当制度漏洞被放大到了极点之时，也就是日本帝国灭亡之时。
   　　而东京审判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在本书中，被认为是集中了日本参谋教育培训体制下所有弊端的一个代表：无知、愚昧、短视、胆大……惟一的优点只有外在仪表举止堂堂正正这一项。值得关注的是，书中提到，即便在日本今天的右翼看来，东条英机也是个祸害了日本的懦夫，不但东条英机如此，那些直接策划军事冒险，挑起中日战争的关东军亦在今天的日本成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这与我们从直观上的感受并不相同。
   　　如果不知道这点，也许我们很难全面掌握一般日本国民是如何看待六十年前的战争的，也很难理解，为什么部分日本人认为东京审判是场胜利者——尤其美国的麦克阿瑟一手主导的不公正的审判，同时又认为那些战犯对日本国民有罪的矛盾心理。同样难以理解，为什么今天日本在试图成为一个全面而真正的大国时，面对周围曾被侵略邻居的疑惧时，日本人并不以为然的制度理由。
   　　今天，ＣＣＴＶ的专题系列片《大国崛起》又使大国崛起的话题热遍中国，因为经济高速成长的中国将在未来崛起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几乎已是成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一个后发的大国来说，除了有几百年来崛起大国的成功经验总结外，还应当有对那些在历史上遭遇过巨大失败和挫折国家的教训总结。因为对这样的国家来说，其成功崛起的经验中，往往就蕴涵着日后遭遇重大失败的因素。而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某种程度上，厘清旧日本迅速冒险、崛起与失败的教训，尤其是其内生性的制度成因，是我们吸取日本崛起经验时更重要的一部分。
   　　在《大国崛起》一片中，其实日本、德国等国家都可作为反面教材来总结，而非纯粹的成功者。如果以富国强兵作为大国崛起的指标，这几个后发崛起的大国，都在达到崛起顶点时，遭遇到重大失败：首脑遭审判、政府被重组、领土被重新划分。从外在因素上说，都可以总结为遭遇既有国际秩序主导者的集体阻击，但从内在因素来说，都不难发现，外在环境不过只是其内在的制度性必然引发的结果。
   　　这些国家都没有健全的政治制度设计安排以保证政治生活和决策的正常，它们的公民因缺少有效参与国家政治话题讨论的途径，而使国家的公共问题缺少多样化的声音，且整体上都缺少与其国家实力相匹配的成熟政治智慧和能力——一个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强大而政治上幼稚的民族必然是危险的民族。
   　　或者这些国家有制度，但却被粗暴践踏。因为，外在的“富国强兵”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目标中总是处于优先的地位，为了“富国强兵”，没有什么不可以牺牲，没有什么不可以为之让路——包括一套照搬来的完备的政治制度。
   　　从这些失败的大国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一个后进的民族来说，科学、技术、经济都是容易迅速模仿追赶的的，而政治，在先进的发达国家是历史演进和自发秩序的产物，它是一套有形的制度，也是一种已经融化到意识中的习惯。科学、经济、文化的发达是其副产品。而对后进国家而言，往往它是一种需要习得和适应，甚至需要本土化改造的设计之物。政治文明的成果要成为溶入一个民族血液中的习惯，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是以整个民族的彻底失败为代价。
   　　在过去两百年中所有失败的大国里，上述因素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例子，应当是日本。它是强兵导致富国的极端典型，而其强兵富国模式背后的制度保证，恰恰是其迅速覆亡的最根本原因。正如俞天任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军人在当时日本社会拥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制度，不但使整个日本受制于佐级参谋这一特殊群体，而且还直接导致了整个日本战争机器的低能和落伍，这不能不说是个绝大的讽刺。
   　　对大国的崛起，我们可以总结出多项有说服力的原因，而对一个大国的失败，我们能总结出的最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制度的失败。俞天任先生解剖日本军事参谋的初衷，或许动机目的并不在此，但却无意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有益的窗口。
　　
   　　　　　　　　　　　　　　　　　　　　　二〇〇六年六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