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探究: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

综合探究: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

一、关于传统文化留下来的优秀遗产----绘画艺术(见PowerPoint)

二、关于怎样汲取传统文化养分

世界上有过许多古老的伟大文明，但都没有持久的延续：创造了灿烂的巴比伦文化的巴比伦国家早已夭折，古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被摧毁，悠久的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的占领而希腊化罗马化而后又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也曾因日尔曼人西侵而中断，唯有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而不绝。今天，中华文化经过西方传入的马克思化以后，又面临资本主义世界消费文化的强势冲击，很多的中国人已经忘记中国文化为何物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究竟遗留下了什么？

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不能说只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它们是人们从长期实际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几千年生存发展、没有中断而在今天又能重新复兴的重要原因。因此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看作同义词。

我们的祖先在漫长岁月的社会实践中，特别重视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从总体上认识人同环境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为多数人接受的道理和习俗。这不是哪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凭空编织出来的，也不是少数人所能强加给所有人的，那是人们在社会实际生活的“磨合”过程中，经过长期积累，逐步形成某些“游戏规则”，成为当时人们共同认可的是非尺度和行为准则。如果没有这种共同的“游戏规则”，那么，社会生活就无法维持和运转。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著作《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用比较史学的眼光写道：“可以说，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摩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好东西。比如，崇尚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自己：“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省吾身”，诚信，廉洁奉公，“慎独”；对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而不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看待周围的事物：“天道有常”，“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民间谚语中也有许多好东西，如“人穷志不穷”、“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将心比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当然，即使是祖先留下的东西里面，也有消极的、同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内容，如等级观念、男尊女卑、故步自封等,“三纲五常”更是突出的例子,程朱理学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泯灭个人的合理利益和要求。这些都曾严重束缚中国人的思想，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些消极的、落后的东西，直到现在仍有不小的影响，应当剔除或逐步改造。它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到近代更已大大落后于世界的进步。这就更要求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对传统文化既继承又批判，不断加以发展。

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激烈动荡的一个世纪，根源于文化理念的冲突尤为突出。面对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审视东方文化，从中寻求支持。同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真正与西方文化融合，它的价值也日益凸现出来。

一、国际政治的发展迫切需要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理念。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一再出现和衍生的无休止争斗在提示人们，应该对统治世界几百年的西方文化代表——欧洲文明进行深刻的反省。反封建、重视科技和发展经济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优点，但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也使人以自我为中心，把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对立起来，造成人际关系紧张，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国际政治舞台上长期存在的对外扩张、制造事端以至挑起民族、宗教冲突和战争，都是西方国家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利己主义原则支配的后果，西方国家发动的世界大战和侵略战争，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在最近的两场战争中，阿富汗和伊拉克原有的政治统治在强势的西方文化前迅速瓦解，但人们期待的和平并未如期而至。曲折的中东和平进程也说明，人类需要一种新的主义和学说，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而儒家的仁爱通和之学便是可供选择的学说之一，与国际政治急迫需要的理念相吻合。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华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和谐因素。中华传统文化里有一种整体的系统思想，当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发生矛盾时，要求“舍生而取义”。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等都体现了牺牲个体价值保存群体价值的整体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自强自立精神增强，但个体意识容易膨胀为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而倡导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尊重正当的个人利益，又以整体利益为重的价值观是现代社会进步的要求。中华传统道德历来重义，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义”与“利”矛盾时，要“舍生取义”。市场经济的趋利原则容易诱发人们的见利忘义和拜金主义，中华传统道德所提倡“见利思义”、“舍生取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助于人们把义利统一起来，在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时，做到利己而又合乎道德要求。

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集体”精神，曾被看作是“日本成功的奥妙”、“新加坡精神的灵魂”。杨振宁博士认为，这既是中国的弱点，也是中国发展前途广阔、潜力巨大的一个基本道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虽然它存在缺乏个性和竞争力的弱点，但经过合理的改造和发扬，将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日、韩等东亚各国几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是和极深的儒学文化影响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日本经济的巨大成就和安定的社会形态是儒学思想与现代化相结合的最佳成果。日本学者田久孝翁认为，日本能成为经济大国的一条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贯彻了和平经济学思想，而和平经济学的出发点经世济民正是儒学思想的重要成分。在东亚，“后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和则多力”的优势，“举国一致”，动员全民族全社会力量，形成建设现代化的“合力”，创造出像日本那样的“政企联合体”和“企业命运共同体”的协作模式，在短短二三十年里赶上了欧美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事物方能发展，一味追同，不仅不能发展，反而使之败坏。日、韩等国家在实践中未把握好“和谐”与“同一”的分寸，偏爱和谐，为和而求同、趋同甚至取同，出现了像韩国那样的“官商合一”的僵硬体制，窒息了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则不继”，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印证了“和”则兴，“同”则衰。

三、重建新世纪的人文信仰需要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内涵的支持。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制造出诸多的弊端，社会自然环境的恶化、社会程序的破坏、人的精神危机等使人类面临严峻挑战。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的精髓和内核，从孔孟之道的仁爱思想到中庸守正、天人合一，乃至老百姓都知道的“和为贵”。儒学中“和”的内涵有助于对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类社会的牵引和新世纪人文价值、信仰体系的重建。孔子创立的儒学不靠武力，远播海外，形成了覆盖超过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广大儒学文化圈。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到欧洲，造成很大震动，启发了欧洲启蒙思想家。21世纪人际关系的处理应考虑孔子“和而不同”的模式，充分利用儒家的普遍和谐，和谐相处又不随波逐流，以有效地使人类摆脱困境，继续生存下去。

四、中国古代关于天、人、自然关系的理论模式有助于克服当今面临的生存危机。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危机莫过于已经危及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问题。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伦理道德性质，因而人也应以道德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环境。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东方文化以孔子的“天人合一”为代表，西方文化以培根、洛克的“征服自然”、“统治自然”为代表，培根、洛克模式的盛行，导致全球生态恶化，威胁着人类生存。崇尚自然，是保护自然界的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很早就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人类文明史上最先提出了自然环境道德观。2000多年前，孟子提出了天人和谐、均衡、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仁民爱物”命题，还提出了一系列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具体措施。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十分重视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老子在《道德经》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讲要遵循自然规律。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使万物达到最和谐的状态，顺之以天道，适应自然的要求。张载也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应服从自然规律，“天人合一”，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国人非常重视天和人的关系问题，把“天人合一”作为处理天人关系问题的基本思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有助于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21世纪世界文明要持续发展，应借鉴这一思想，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自然关系的理论模式综合成一种更为全面、完备的天人关系理论模式，以解决人类因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破坏而产生的危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进。

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佛、道思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贯穿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在与其它文化的冲突与交往中得以发展，同时又赋予了世界意义。马克思曾说：“中国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火药把骑士阶级打得粉碎’，指南针导致了地理大发现，‘拓宽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差异与多元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文化建设的全球意识也在上升。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坦言：“我相信，如果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产生一种结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从另一方面道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也指明了中西文明彼此相融的未来走向。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已经为许多西方学者所重视，因此我们应更好地对自身文化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而且应很好地了解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包括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使中国传统文化能对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如何建设中国先进文化（自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当注意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的一面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注意保持并努力发展文化的民族性，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合理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

 先进文化要得到健康发展，必须处理好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具体到建设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先进文化而言，这就是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只有处理好这两个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有一个良性的发展机制。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应当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遵循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用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时代精神来审视历史文化传统，经过认真科学的分析，严格审慎的过滤，使优秀传统文化熔铸到时代精神中去，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坚决批判和清除阻碍先进文化建设的旧的观念和意识。在继承传统时，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既不一概否认传统，防止背离优秀的传统；又不完全接受传统，防止成为传统的奴隶。
      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不能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文化成果，以建设真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包容所有文化之精华的中国先进文化。当然，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依据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坚持中华民族自尊自立的伟大品格，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既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又抵制“全盘西化”。
      必须强调，无论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是有益的外来文化，都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流”而不是“源”。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源泉，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人民群众不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也是创造精神财富的主体。正是实践中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课题，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新的文化需要，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多姿多彩的精神现象，给文化的创造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