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要教育券，还是要民间办学

薛兆丰：要教育券，还是要民间办学
July 15, 2008 – 22:05
我一直认为“教育券制度（school voucher）”不仅能显著减少教育经费的错用，还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这个观点至今不改，但我也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券面临三个根本的难题，使得它几乎不可能实施。相比之下，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才是提高教育效率的捷径。
要教育券，还是要民间办学*
薛兆丰
2005年12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我一直认为“教育券制度（school voucher）”不仅能显著减少教育经费的错用，还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这个观点至今不改，但我也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券面临三个根本的难题，使得它几乎不可能实施。相比之下，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才是提高教育效率的捷径。
教育券制度的做法是，政府兴办教育的责任不改，对教育的资助金额不减，但不再把教育资金经层层下发给学校，而是直接向学生发放“教育券”；学生家长凭“教育券”自由选择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冲抵学费；成功争取到学生的学校，凭“教育券”向政府兑现。
教育券制度的第一个好处是公平。教育经费的划拨一向很不均匀，能就读好学校的学生，享受了大部分教育经费；而在教育券制度下，即使地处边远的穷学生，仍能足额领取并支配政府在计划中给他们的教育资助。
教育券制度的第二个好处是有效。在传统的做法下，学校之间不能说完全没有竞争，但这些竞争，主要是面向作为拨款人的上级主管，而不是作为顾客的学生和家长。引入教育券制度，学校和教师就必须直接面对学生、争取学生、向家长交待。这样，即使教育经费不增，教育质量也必定大大改善。
教育券的阻力在哪里？阻力首先来自教师团体。这是因为，一旦实施教育券，学校和教师将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原来一些习惯了照本宣科的教师，难以适应市场化的竞争挑战，所以他们会以各种理由反对教育券的实施。
具体而言，中国县乡级政府，都已经为每个教师建立了由上级财政直接拨款的工资帐户，教育的一大部分开支，即教师工资，已经有了固定的走向。这种工资帐户系统，被普遍看作是对教师福利的保障机制，而它是与教育券的思路相违背的。要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券，就得取消这种例行划拨的体系。这样做的阻力很大。
教育券的第二层阻力来自舆论。许多人似乎认为，大家首先要的是免费教育，其次才是高质教育。更直截地说，首先要文凭，其次才要素质。他们认为，教育是社会调节工具，而政府普及教育目的，就是让人人都拿到某个程度的文凭，以符合“社会公平”的标准。因此，他们主张彻底的免费教育。殊不知，水涨船高，富人家的子弟，总会去找更好、更贵的教育。
教育券的第三层阻力，也是最根本的，来自公共财政的性质。在最早大力主张教育券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理论框架看来，用于教育的财政预算是既定的，而教育券制度是更有效率地运用这笔既定资金的改进方案。这种理解大有问题。
事实上，各级政府预算的制定，并非一个“自上而下（top-down）”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自下而上（bottom-up）”的过程。是各种基层的需求，逐步汇总而成那个最终由上级政府宣布的预算。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基层部门总是在争夺潜在的预算额度。换言之，弗里德曼所假设的那个既定的教育预算，假如没有基层教育部门的争取，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在教育券制度下，谁有积极性向政府争取预算呢？教育管理部门已经无权划拨教育经费，没有积极性；学校是分立的，即使争取到更多的教育拨款，在教育券体制下这些拨款也很可能流入其他学校，也没有积极性；剩下只有分散的家长。实施教育券的最终结果，无异于让政府放弃教育的职责。
我自己不明白政府管教育有什么好处，因为市场本来完全可以胜任。但我也认为，要让政府放弃这个职责，难于上青天。今天我对教育券的看法是：它很理想，但不可行，所以与其谋求推行教育券，不如大力鼓励民间办学来得重要。
*本文受惠于由美国市场研究中心（Mercatus Center）资助、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与中国浙江大学合办的关于中国教育券实施情况的调研活动。
薛兆丰：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
July 15, 2008 – 22:06
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
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
薛兆丰
2004年1月15日《南方周末》
学校乱收费为何能得逞
停止教育产业化，意味着中国的教育水平，只会后退，不会前进。传来的消息是：之所以要停止教育产业化，是为了遏制学校乱收费的现象；而教育，据说是应该当作公益、而不是商业来办。
然而，古往今来，不准人赚钱的行业，就是办不好的行业。教育不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任何“质优价廉”的产品，都是
既允许商人赚钱、又不存在政府准入限制的行业；反之，任何“质劣价高”的产品，都是要么有价格管制、要么有准入限制、要么兼而有之的行业。
是的，学校乱收费现象的确普遍存在。但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学校乱收费能得逞？最近有300多位校长因乱收费而被革职。他们难道是商业奇才？难道是土匪强盗？他们若改行卖青菜豆腐，乱收费也能得逞吗？不能。他们之所以得逞，是因为求学的人多，而可选择的学校少，学生和家长别无选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革除乱收费的校长职务，有助于减少求学的人数，或增加学位的供应。也就是说，学位的短缺，不会因为革职校长而得到缓解。既然如此，学生对学位的激烈竞争，只会从一种形式转成另一种形式，而不会因为“宣布不准乱收费”而减弱或消失。
“教育券制度”为何难以实施
要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恰恰不能停止教育产业化的进程。相反，必须把教育的产业化进行到底：教育部门不仅要还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聘教、自主授课、自主定价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还要解除对民间办学的诸多限制，把“鼓励民间办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必须指出，鼓励民间办学，与政府资助教育，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政府要想资助贫穷的学生，要真想缩小贫富学生的差距，一个办法就是实施“教育券制度”。它的含义很简单：政府不再把教育基金直接投放给选定的学校，而是先向学生发放“教育券”；学生自由选择民间自由开办的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学校拿着靠实力赚取的“教育券”向政府兑现。
这个制度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美国各州零星试行，始终得不到普及，原因是阻力太大。阻力来自哪里？来自惯于与世无争的教师，来自惯于接受资助的校长，来自惯于行使拨款大权的官员。但即便如此，由于美国鼓励私人办学，私立学校在缺乏政府资助的竞争劣势下，也仍然办得有声有色。
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而这么做的阻力，也恰恰来教师团体和教育部门。他们统揽各级办学的审批权，设置办学的准入障碍，对他们有实质好处。这些实质好处很大，非三言两语所能撼动。但基本国策的设计者和社会评论者，要理解问题的症结倒并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