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8/05] 【金融时报】奥运背后的中国：中产维权

闹运背后的中国：中产维权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
2008年8月5日 星期二
陆先生5年前搬到上海郊区，追求的是那一份平和与宁静。他在名为东苑绿世界(Green Garden New World)的封闭小区买了一套公寓，小区内的私家草坪上点缀着亭台。
然而，从年初开始，这片小小的市郊天地不再宁静。相反，这里的居民养成了一种新嗜好──维权。1月份，针对在小区附近建设高速磁悬浮轨道的计划，居民们组织了大规模炕议活动。4个月后，当一场地震袭击了四川省部分地区时，小区里又开始热火朝天地组织私人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
希望政府更多倾听民意
40多岁的网商陆先生参与了反对磁悬浮项目的抗议活动，地震发生后他又前往四川帮忙。“我们正努力让政府更多地倾听民意，”他表示。
欢迎来到中国郊区，这个一党制国家的新裂纹。在决定未来二十年中国政治发展方向上，东苑绿家园这样的小区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没有迹象显示共产党有意退出其政治主导地位，但在一个变得更加复杂、教育水平更高、更加自信的社会，它在一系列领域面临挑战。
党面临的最大潜在威胁，来自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虽然每天都有贫困农民炕议，称自己的土地被强占，或是被附近的工厂污染，但农村的炕议往往是孤立的，而且由于远离世人的关注，当地警察往往没有动粗的顾忌。中国大都市中那些不太服管的中产阶级就不同了。如果公司高管、律师和大学教授开始挑战政治现状，党对社会的掌控将不再那么有把握。
中国领导人充分了解，在韩国和台湾——的确，在一个多世纪前的西欧和美国——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中，城市中产阶级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北京的菁英圈子里，围绕政府透明度、媒体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有着激烈的辩论：党接受这些改变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新郊区群体给它带来多大压力。
“政府开始受到新社会群体的挑战，这些群体成长迅速，并希望(政府) 倾听他们的声音。”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中国专家杰弗里•瓦瑟施特伦(Jeffrey Wassterstrom)表示。“如果他们感到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声音，连那些在很多方面支持政府的人也会改变看法。”
富裕程度不断提高
在中国，比平地而起的工厂建设速度更快的就是新郊区。陆先生居住的莘庄地区位于上海地铁1号线的终点，是个非常繁华的城郊地区。地铁开通后的10多年间，这个地区经历了社会与经济的飞速变化。有了地铁，第一批为私人业主打造的公寓大楼拔地而起。
刚刚买了第一辆汽车的职业人士家庭，也从市内被吸引到封闭小区来。不断增加的收入，也带来了中产阶级生活的其它许多标志。在中国第一家郊区高档购物中心——南方友谊商城，莘庄的居民可以在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挑选衬衫，选购劳力士表(Rolex)或是在Costa Coffee饮拿铁。
莘庄的政治觉醒始于今年1月份，当时上海政府在一个冷僻的网站上公布了延长磁悬浮轨道线路的计划，延长后的线路将穿过莘庄部分区域。上海拥有世界唯一的商业化运营磁悬浮铁路。现有线路从浦东国际机场延伸至偏远郊县，时速达到430公里，计划部门希望将这条轨道延长，穿越市区，直至虹桥机场。这个方案激怒了规划线路的沿线居民，他们担心噪音和潜在污染。请愿书在网上流传，楼房侧面挂出大幅标语，上面写着“对磁悬浮说不”之类的口号。
斯文的“散步式”炕议
今年1月份的一个周六下午，数千人聚集在上海人民广场的市政府大楼前，对磁悬浮建设计划表示炕议。鉴于是威事实上是被禁止的，居民们用“散步”一词来描述这种行动，即他们都是碰巧同时出现在广场。另一队人自发地前往上海市主要商业街“购物”，同时喊着反对磁悬浮的口号。
市郊居民这种斯文而又坚定的反抗达到了预期效果。这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城市炕议活动之一，并得到国外媒体摄影记录。几周后，上海市长宣布，该项目至少延期一年，在此期间将与当地居民进行更多协商。
这不是上海郊区居民第一次反对磁悬浮建设计划：去年春天在政府大楼外也曾出现一系列炕议活动，磁悬浮的最初线路也因此修改。但这次的炕议更加大胆，居民们利用手机短信和YouTube网站传播新活动的消息。“散步”策略似乎是仿效了去年厦门一次类似的炕议行动，那次炕议阻止了一家化工厂的建设。
上海对磁悬浮的炕议和厦门的炕议活动，已经被看作中国政治的里程碑事件——它们是市郊中产阶级施加压力，要求政府体制更加透明、更负责任的强大例证。“共产党保证公民有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意见的权利，”陆先生表示。他坐在客厅，客厅里展示着女儿画的米老鼠，还有一座孔子雕像。“我们不是政府的反对者，但我们让政府行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曝光。”
地震引发的另一种政治参与
如果磁悬浮炕议活动体现了上海莘庄中产阶级初生的政治自信，那么今年5月的四川大地震则催生了一种不同的政治参与形式。由于不相信官方慈善组织，陆先生在互联网上筹资购买净水器，并亲自把它们带到四川。供职于一家私人股本公司的梁在地震发生两天后搭乘航班前往四川省会成都。“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份薪水可观的好工作，”他解释道。“但我也觉得，我愿意为我们社会中的其他人做一些事情。因此，地震发生后，当一位成都朋友请我帮忙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由于没有接受过医疗培训或其它救援技能，他在成都做一些行政工作。他表示：“工作其实真的很枯燥，但当我回来时，很多朋友和同事都非常感兴趣，希望我能帮他们联系到四川的相关人士，做一些志愿工作。”
根据政府统计，20多万人来到四川伸出援手参加救援。在上海南方友谊商城，很多人排队为四川受伤灾民献血。
对四川大地震的反应，引发了国内外激烈的辩论：这一事件是否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开辟了新的空间。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天里，中国对记者和慈善组织似乎展现了不同寻常的开放度。但在接下来的几周，政府收紧了控制，对这些活动施加了限制。
然而，不管影响如何，数以万计的人放下一切伸出援手，他们展现出了一种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家生活的愿望。与磁悬浮列车炕议一样，这显示出中产阶级越来越希望自己的声音以新的方式得到倾听。麻省理工(MIT)高级研究员高承智(George Gilboy)在近期一篇论文中写道：“中国社会正变得更为强健、多元、投入和能干。”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
对西方观察人士而言，有关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正变得更为积极的见解，具有深深的吸引力。这让当代最强大的理念占了上风：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民主。它突显了西方与中国的许多外交和商业来往——一些外交官问道，如果中国正向注重人权的方向发展，为什么要在人权问题上喋喋不休？这也意味着，中国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正越来越像西方。
然而，还有很多保持审慎的理由。即使在那些认为自信的中产阶级最终将推动建立一个更为自由的政治体系的中国观察人士中，很多人也指出，这将只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仍相对较小。中国约8亿人生活在农村，其中多数人还在通过务农来勉强维持生计。在城市，很多人现在拥有房产，但这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财富指标，因为许多人是在政府私有化过程中低价购得房产。另一个体现中产阶级状况的指标是汽车保有量，这个数字正迅速增加，但基数非常低：在中国，拥有汽车的人数比例仍只有3%上下。
中产阶级规模较小，还带来了政治保守主义。住在上海等城市的富裕郊区，意味着享受教育和医疗等社会特权；许多中国中产者倾向于保持政治现状，因为他们怀疑，民主社会将不得不更为分散地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这些资源。
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Sydney)中国专家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表示，相对于西欧多数国家和已成为民主社会的多数亚洲国家，中国中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紧密得多。其结果是，他们相对不那么可能挑战党国体制(party-state)。
他指出，新一代私营企业家尤其如此。许多私营企业都是从地方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的分支机构起步的。即使现在，希望开展全国业务的商人，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强有力的政界人脉。在最近的一份中国富豪榜上，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
“许多新财富通过半私有化来自党国，或者被党国吸收，”古德曼教授表示，“如果让他们放手去做，其中一些人可能会自己去组建政党，但在党国体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那样做。”
党千方百计赢得专业人士的忠心。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时，许多受过教育的中产者对于他们的低工资感到愤怒。在此后的几年里，大学教师等人士的薪资定期上浮，有时加薪的幅度还相当大。
党员身份是一项资产
在雄心勃勃的学生中，党员身份是一项具有吸引力的资产，因为它能带来很多关系。北京一流大学的一位教授表示，尽管他门下最优秀的学生对此不屑一顾，但许多其他人希望入党，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增强就业前景。
对中国党国体制的这种友好态度，体现在今年莘庄出现的政治维权的另一情节中，这一次，炕议者在维护政府的好名声。在今年3月东躲发生骚乱以及闹运火炬在伦敦和巴黎传递期间出现混乱后，许多人对于在他们看来在闹运年羞辱中国的企图大为愤慨。
在网民开始呼吁抵制法国货后，几家家乐福(carrefour)超市门前出现了大规模示威。在莘庄南方友谊商城隔壁的家乐福，年轻人身穿写有“东躲过去是，现在是，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的T恤，在家乐福门外走动。对自身地位没有把握的中产阶级，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海外声望。
炕议政府还会带来巨大风险。几位反对磁悬浮的炕议者表示，他们曾受到威胁，威胁者称，如果他们制造太多麻烦，他们将被逮捕或受到其它惩罚。对此心怀疑虑的陆先生在起居室角落安装了摄像头，记录所有的会晤内容，不管是与记者还是官员。他用一句中国谚语解释了人们不愿成为活动领袖的原因：“枪打出头鸟。”
因此，尽管反磁悬浮炕议活动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只有在直接利益受到威胁时，中国的中产阶级才愿意挑战政府，而近期事件并不是对体制的挑战。
“地震后人类同情心的爆发是真实的，但中国中产阶级只有在自家后院起火的情况下，才会在政治上冲动起来，看看上海和厦门的炕议活动吧，”西澳大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学者陈杰表示。“总体上，中国中产阶级不是非常成熟。”
译者/何黎
来源：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21011&pos=RSS_DAILY_NEWS&pa1=0&pa2=24&loc=RSS_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