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8/12] 【金融时报】中国不再韬光养晦

中国不再韬光养晦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
2008年8月12日 星期二
近30年前，当邓小平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规划时，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保持低调。他对同僚们说：要“韬光养晦”——否则其他国家会感到受威胁，并一起阻碍中国的崛起。
如今，在北京闹运会开始之际，邓小平的这部分遗产就真的要被埋葬了。开幕式由获奖电影导演设计，预算达巨额美元，随着这场开幕式，中国不再“韬光”了。
很少有哪一次体育赛事充满那么多政治意愿。为努力突出新兴大国地位，中国一直致力于邀请世界各国首脑出席闹运开幕式。据国家媒体披露，逾80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到场。当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暗示今年有可能抵制时，北京的官员不让中国游客去法国旅游：现在，萨科奇去了体育场。8年前悉尼闹运会，后期传言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可能要出席，把组织者们吓了一跳，因为安全保障是个麻烦事，但中国却以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成为首位参加美国以外闹运会开幕式的美国总统而感到骄傲。
所有那些首相和总统们到场向中国东道主们表示敬意，但他们参加也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也想使这届闹运会成为一届成功的闹运。无疑，美国希望金牌数第一，而有许多政治维权人士，他们把闹运看成抗议中国政府弊端的绝佳机会。但西方领导人们希望的是，闹运能顺利进行，因为他们意识到，那可能会影响中国在未来几年里与世界交往的方式。今年火炬传递引发了游形式威和反游形式威，使他们害怕一个有易怒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对于一个动不动视自己为受害者的国家而言，闹运可能起到安慰或加重的作用。
这种意义远超公众情绪。是更紧密地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中，还是采取更为单边的路线，关于这个问题，几年来，在北京对外政策专家中存在着激烈争论。中国在闹运期间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是否轻松自然，可能对那场争论有着重要影响。
“无疑，闹运将引起更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那可能是建设性的民族主义，也可以是不太有益的东西，”乔治敦大学教授、前布什政府亚洲专员维克多•查(Victor Cha)表示。他著有一本关于亚洲地区体育和政治的著作。“一届成功的闹运将增进自豪感，但要是出了问题，就会有这样的念头：西方总是试图遏止中国，现在他们得到了在阳光下的瞬间，但仍试图要遏止中国。”
中国领导人希望用壮观的体育场和志愿者大军来展现一个日益繁荣自信的国家。皮尤中心(Pew Research)最近一项民调发现，80%中国人对于国内事情进展的方式和经济状况感到满意。尽管从数值上看，个体满意度比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满意度要低，但民调结果仍把中国排在民调24个国家的首位。
尽管希望很高，但闹运本身已变成了公民社会和人权发展的一次挫折，政治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被骚扰，在某些情况下被捕，数千被认为是潜在闹事者的人在闹运期间被赶出城。
然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却有清晰的迹象表明，随着大量社会团体正尝试参与本地决策，这个社会变得更有主张，对领导人的要求也更高，大量民间团体试图参与地方决策。两周多前，政府宣布中国现在的互联网用户已超过美国。到中国首都的游客们，无法不被这个国家快速经济现代化的各种迹象所感染。
西方外交人士希望，这种自信感将鼓励中国更进一步融入国际机制，并帮助缓和某些围绕新兴全球大国出现的紧张和冲突。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005年时任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提出了一个概念，要推动中国，使之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的利益相关方”。
“和中国打交道很重要，”布什总统在赴京途中说。布什挡住了美国国内对他出席闹运这个决定的批评。
在闹运前的准备阶段，中国已抵制了西方让中国削弱与苏丹和津巴布韦政府关系的请求。然而，外交人士认为，在当前与朝鲜和伊朗的谈判中，中国起到了建设性作用。此外，中国在与其最重要也是最有害的关系——与台湾和日本的关系中，取得了进展。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的说法，“中国与日本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过去两年间双边关系改善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时殷弘是涉及国际事务参与策略的对外关系政策专家之一。
然而，来北京的首脑会有一定的不安，因为这届闹运会被潜在爆炸性的动力包围着，而它又是由一个渴望被承认却又害怕任何尴尬的政府和国家主办。
让完美的筹备工作出问题，可以有许多方式，从污染造成的运动员健康问题，到围绕炕议者的暴力场景，到中国运动员表现不佳。而抱着怀疑态度的外国媒体则在密切关注可能发生的差错。
围绕闹运火炬传递接力发生的事件，让人们看到了这种情绪的预演，而一届令人不愉快的闹运可能让这种情绪宣泄出来。3月份东躲发生了骚乱，随后进行了军事真压，此后，火炬传递成了针对中国政府的炕议者们的目标，尤其是在伦敦和巴黎。这些炕议者继而激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激烈反应，他们感到自己的国家被侮辱了。这种感觉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中国人中间尤其强烈，其中包括许多在海外大学求学的学生。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举行了反示威游行，并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一场联合抵支架乐福和另外多家法国企业的运动，这是一系列网上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新的一次。
对火炬和东躲的抗议暴露出，在西方对中国及其新角色的看法以及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人对火炬受到的待遇以及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媒体的偏向感到义愤填膺，而在许多西方国家，这些事件可能引发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严重对抗性反应。
“在我的国家和属于我这部分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里，我们处于全面抵制的状态，”加拿大籍的国际闹委会成员迪克•庞德(Dick Pound)上周警告。“公众意见和政治意见（曾）在向实际抵制本届闹运的方向发展，是（5月份发生在中国的）地震惨剧，才把外界注意力从一些本来会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上转移开。”
在每个国家里，民族主义是一种生活特征，但闹运火炬传递挫败，暴露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继续体现根深蒂固的受害人情结。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遭受了一系列残暴的外国侵略，中国历史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非常强调洗刷国耻的观点。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中国政治专家曾锐生(Steve Tsang)指出：“20多岁人们已在后天安门环境里成长起来，那是一个故意灌输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环境。”他补充说：“中国境内有许多关于中国人感情如何遭到外界伤害的持续性宣传，人们建立起了一种强烈的愤慨感。”
对于曾教授而言，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可能继续给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造成问题。他说：“有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将被反映到中国在中期内与世界其他地方交往的方式之中。”
对于中国的许多人而言，闹运被紧紧地包裹在那种关于国耻的叙述中。这个国家开始利用竞技体育，作为在输掉1895年与日本的战争、导致中国人被冠以“东亚病夫”的称号之后，创造一个更强健和更好战国家的方法。徐国琦(Xu Guoqi)有一本关于中国对闹运会态度的书，他表示：“中国一直热衷于在重要国际竞技赛事中赢得金牌，以证明其经济和政治大国的新地位。”
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事实上在上届闹运会期间就开始了。《中国网络民族主义》(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一书的作者、亚利桑纳国立大学吴旭教授写道，当美国NBC电视网评论员鲍勃•科斯塔斯(Bob Costas)在1996年亚特兰大闹运会开幕式期间对中国侵犯人权和怀疑中国运动员使用药品进行评论时，年轻的海外华人是如何地怒不可遏。他们向NBC狂发电子邮件，NBC后来为此道歉。
徐教授说：“如果闹运会办得不顺利，那可能引发一种复仇的渴望，可能会强化这种网络民族主义。”他表示，网上民族主义已产生了影响，几位美国运动员本周抵达北京机场时，戴着黑色面罩以保护自己免受污染，在网上爆发了一场炕议。这些运动员最终不得不道歉。
虽然这些类型的民族主义爆发已趋向于加强对政府的支持，但官员们意识到，如果民族主义集合太多动力，很容易就能转而针对领导人。
围绕闹运的是一种好客和怀疑的微妙气氛，政府招募了数千退休北京人来帮助游客，其中的一位对这种气氛进行了总结。曾经当过小学教师的侯远翔（Hou Yuanxiang，音译）头戴“好运北京”棒球帽，即兴讲开了他于对闹运的态度。
“对于我们，这确实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欢迎你们外国人来到中国，来表扬我们的优点，并帮助弥补我们的不足。我们有许多缺点，真的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他说，“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已被你们侵略和欺凌地太多了。我们的许多财富被美国人和日本人抢走了。”他停了片刻，然后继续说：“中国人非常友好，欢迎你来我家作客。”
译者/红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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