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流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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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流别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专著。晋挚虞撰。挚虞(?～311)，字仲洽，京兆长安(今西安市)人。晋泰始年间举贤良，官至太常卿。原著《文章流别集》，已佚。《文章流别论》是其中志论部分，由后人摘出别行。《文章流别论》是关于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的专论，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评价。它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诗、赋、箴、铭、哀辞、哀策、诔、颂、七、对问、碑铭等11种文体溯其源流，考其正变，将理论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挚虞论文，遵循儒家传统的文艺思想，强调文章的人伦与王泽的教化作用。论诗，以“四言为正”；论赋“古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主张有现实内容，反对浮夸侈靡的文风。这些都是可取的。《文章流别论》对后世文学理论有很大影响。

• 1 作品简介
• 2 主要内容
• 3 创作背景
• 4 研究概况
• 5 作者简介

《文章流别论》 - 作品简介

文学理论专著。晋挚虞撰。挚虞(?～311)，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晋泰始年间举贤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乱饿死。

《晋书·挚虞传》载，他“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后人把《流别集》中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断散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

《文章流别论》是关于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的专论，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评价。

文中发挥了儒家传统的文艺思想，强调文章的人伦与王泽的教化作用;主张诗以“四言为正”,“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对浮夸侈靡的文风,如指出“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犯了“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过，则是可取的。

挚虞所采用的评论文体的方法，与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所讲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著述纲领有相类似之处。所以，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挚太常集》的《题辞》说：“《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矣。”说明它对南朝文学理论专著有着重大影响。

《文章流别论》 - 主要内容

魏晋以来，各体文章大量涌现，文章总集的编撰也随之兴盛，有些文章总集有序和评论，用以表明编者有关文章撰著的意见，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正是这种性质的文学批评著作。挚虞字仲洽，京兆人，为皇甫谧弟子，治学颇受其师影响，通博多闻，对阴阳礼律天文之学都有造诣。《晋书》本传载他“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此集早已散亡，集中原有论、志二卷，亦只剩少许佚文，所以今日见到的《文章流别论》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片断。

在《文章流别论》中，汉魏以来的各类文章，按繁复的颂、赋、诗、七、箴、铭等文体分别选编，以便利当时人对各种文体的揣摩掌握，其中的“论”，则论述文体，探索各体文章的源流、性质，评论作品得失。所以《文章流别论》主要是文体论，亦间有风格论，和《文赋》以创作论为主不同。挚虞论文体的主张是在《典论·论文》和《文赋》对各种文体风格的论述辨析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他的文体论，比前人的简略之言要全面、细致得多。比如他对“颂”这一文体的辨析：

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以下即举出汉以来的颂体名篇，一一分辨哪些和古颂体意相类而文辞古今有异；哪些“颂而似雅”，而哪些“纯为今赋之体”。他对“哀辞”和“诔”这两种文体的辨析，也都非常透辟有见。

挚虞对文体的分辨有时细致到近乎拘执的程度，这是由于挚虞在治学上有“宗经”的特点，故其论文的观点较为崇古守旧，偏重传统。譬如关于文章的功用，他认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性尽理，以究万物之宜”，其作用所及远远超出前人的界定，实际上将儒学经典也包括在各体文章之内。评论文章既以儒经为准的，而反对新变，忽略文体按自身艺术规律发展进步也就毫不奇怪了。如他论诗体时，认为各种诗体都是演变《诗经》而来，所以极力推崇四言而贬低五言，所谓“古诗率以四言为准”；“雅音之韵，四言为正”，五言者“于俳优倡乐多用之”等等，都是用古代诗乐配合的情况，来否定汉魏以来活泼清美的新诗体。其论赋体，也认为“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又针对今赋，指出辞赋“背大体而害政教”的“四过”，对古今赋作褒贬之意相当明显。而赋以情义为主的观点固不乏可采，但实际上作者所持的仍是看重政治教化的文学观，完全无视了建安以来抒情小赋的创作成就和经验。和陆机《文赋》中“赋体物而浏亮”的主张相比，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文坛上两种不同的倾向。

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儒家正统宗经观念，使他对儒学复兴后的南朝文坛的影响远比在两晋时为大。刘勰作《文心雕龙》，萧统编《昭明文选》，都在许多方面吸取和发展了挚虞的文学观点。

《文章流别论》 - 创作背景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文章流别论》 - 研究概况

挚虞之学术，根本於经术，而以致用为依归，其文学思想，可由《文章流别论》总述文章的含义中见之。他说：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

显然挚虞托体虞儒家实用主义，强调文章在政教伦常的功能，对个体文章的评论，是以《毛诗序》中发乎情，止乎礼义为尺度，写作文章的目的在於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所谓宣上下之象，就是表现宇宙、天地、阴阳、山川、牝牡、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贫富、贵贱等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上下现象，文章就该表现这些尊卑。明人伦之叙也就是阐明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等伦理关系应遵循的次序。如此一来，文章才能穷理尽性，达到以究万物之宜。

挚虞影响後代最重要者为其有关文学理论之著述：《流别集》、《文章志》及《流别论》、《集》者所选之文，《志》者作家之略历，而《论》则自述论文之微意也。《流别集》辨彰文体，选取文章，开示後代总集之范，首揽历代各体文章为集，虽然卷帙浩繁，然皆为选文，於存录文章方面之意义较大。《文章志》首为历代文士作传，介绍《集》中作者，为文士略传，於个人传记，总集目录方面意义较大。《文章流别(志)论》是专门对各种文章体裁的性质，渊源及演变进行论述，探源讨流，辨析名义，树立代表作家作品，品评优劣，实可为西晋文论之代表，首探各文体之历史发展，皆以史为出发，以文为依归也，记载挚虞著述旨意及类聚群分之用心，并首为文体作论，涉及文体之名义、源流、作法及代表作家与作品，於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知意义尤大也。王更生於《挚虞的著述及其在文论上之成就》一文中，认为《流别集》是总集，《文章志》是总集序目，《流别论》则是叙论总集内容者，辨析愈加明晰。

挚虞立论，各有重点，故其内容极为丰富。有时单论，有时合论，有时比论。单论者，是单述一家作品而论其优劣，合论者，兼综文体相类的作家，合论其写作特色，比论者，相较短长，比对而论也。若比较文体异同，旨在异中求同，藉以彰显文体间相互之关联。挚虞论文，既受当时玄风影响，又博采前人成说。故其行文，兼容儒、道两家，展现其独特之文学理论。其论文往往也兼论情采，尤其在赋体的论述上，挚虞将赋视之为古诗的支流，在赋的创作应该要求情的重要性，可以表情达意，既重视情的作用，又考虑到文辞的华美为辅佐情义之鲜明表达，但是一般而言，挚虞的赋论趋於保守，他对於辞赋创作的要求仍停留在依仿古诗之义，并有助於风教讽谏的层次，没有让辞赋创作进一步独立出来，以表现作者性情面目。

说到诗，挚虞把文章分体之後，还就某些文体进一步分为小类，如在诗这种文体中，他就进一步分为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多种，然而挚虞的正统诗教观却妨碍著他去看诗歌的发展，以四言为诗体之正，即雅音之韵，承袭了一种以四言为雅音、正音、雅音之四言为正保守观点，反而看不到汉末至魏晋五言之腾踊，正是诗歌形式的进步。

挚虞首创以流别之手法编撰总集，从现存《文章流别(志)论》佚文的片段来看，他所论述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图谶等文体，由现存佚文的条目来看，可以推见《文章流别(志)论》全书文体分类一定繁多，挚虞《文章流别(志)论》在概括前人文体分类学的基础上，对文章体裁作了更为详尽的分类和研究，《文章流别(志)论》究竟分了多少种文体，说法不一，但挚虞是将文章体裁区分得相当精细的，它可说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不仅如此，其对《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文心雕龙》承袭了挚虞从文体流源来找出文体特点的分类方法论述了四十类文体，《流别》精而少功，从精的角度看，挚虞深刻地启迪了刘勰的思维，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撰述，产生钜大的催生作用，特别是探源流、释名义、举楷模、揭特点，为刘勰论文叙笔的四大纲领，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立下了值得遵循的模式，挚虞文体分类的开创性，也对《文心雕龙》卷二到卷三的韵文分类有所助益，总计，挚虞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约有七个方面，强调文章的实用功能，辨别各种文章体类，探讨各体发展源流，阐发各体命名义涵，提出代表作家作品，分论各体写作特点，综述文学创作理则。

二十世纪挚虞的研究概况，皆围绕著重在其文论以及文体分类方面，其《流别集》、《文章志》及《流别论》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三种重要文献，挚虞文论，依《经》立说，平正恢宏，其大旨有三，一曰崇文章之用，以息两汉鄙薄文翰之风；二曰宏情志，归本正源，以匡救文弊；三曰树大体，以为属文之轨范，挚虞品藻文章条理井然，详而博瞻，流别旷论，穷神尽理，魏晋无人能出其右。

《文章流别论》 - 作者简介

挚虞，字仲洽(根据《晋书·挚虞传》，《世说新语文学》作仲治，或许是形近而误)，西晋京兆长安(今陜西省西安西北)人，其生年不详，约於西元二四0至二四五年生，唯知卒於晋怀帝永嘉五年(西元三一一年)。

祖茂，为秀才。父模，曾任魏太仆卿。兄育，晋凉州刺史。侄瞻，四郡太守。是以挚虞乃长於仕宦世家。挚虞十五从皇甫谧学，所以明代张溥撰《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称之为“玄晏高第，知名当世”。晋武帝泰始四年(西元二六八年)，策试及第，中举贤良方正，此为晋武帝登极之首次选举，挚虞拜为中郎。武帝诏诸贤良直言，虞作《对策》，颇受赏识，旋擢为太子舍人，除闻喜令，历任秘书监，官至太常卿。晋永嘉五年，洛京遭荒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挚虞为官清廉守正，素清贫，遂以馁而卒。

挚虞才学通博，一生著述不倦，他的著作有《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隋书·经籍志》载其著述有：《决疑要注》一卷，《三辅决录》注七卷，《文章志》四卷，《畿服经》一百七十卷，《挚虞集》九卷，《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总计二百三十卷。今多不传，明人张溥辑其诗、赋、文、论近六十篇为《挚太常集》。^[1]

[1]^中国文学史

[1]^大唐资料库

[2]^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