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文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7:04:57
网络时代的主体和自我认同
——一个技术哲学和媒介研究的思路 作者Steel
本文系该作者硕士学位论文
目录
第一章 引言
1.1 互联网研究已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1.2 已有的各项研究主题
1.3 关于互联网的哲学探讨
1.4 本论文采取的思路和论文各部分的任务
第二章 理论准备
2.1 技术工具论在网络问题上的体现及其批判
2.2 克服本质主义技术观的弊病:互联网是诸多技术的融合,它与人形成多种多样的复杂关系
2.3 媒介研究所作的工作
2.4 现象学对人与特定技术关系的探讨
第三章 电脑写作与主体
3.1 电脑如何影响人类关于自我的思考
3.2 两种写作:规划者与发现者
3.3 电脑写作与新主体的构型:符号的非物质化和作者个性的消失
3.4 汉语与电脑写作
第四章 网上交往与自我和身份认同的重新塑造
4.1 网络世界的自我呈现
4.2 个人主页:网上自我呈现的方式和可供利用的元素
4.3 BBS:戴着面具的互动、化身人格的相对稳定性、身体的不在场
4.4 MUD:自我的去中心化、后现代身份认同
第五章 结语
5.1启发思考之物:后现代主义与网络生活
5.2Turkle:网络让后现代理论与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 
第一章 引言
1.1 互联网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互联网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正在而且将进一步改变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2001年3月30日,美国《高等教育年鉴》(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chronicle.com)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互联网研究1.0版:一个学科已经诞生(Internet Studies 1.0: a Discipline Is Born By Scott Mclemee)
文章声称,互联网不仅成为了一个研究工具,一种教学方式,也成为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2001年2月,美国Brandeis大学宣布,在2001年秋季,他们将设置一个互联网研究的本科专业。这是美国第一个该学科的专业。而Georgetown大学的“传播、文化和技术”硕士专业也将互联网作为研究目标,该专业的学生从1996年的30人上升到2001年的160人。
和“互联网研究”相关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大学遍地开花。1996年,还是研究生的David Silver在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开设了一个名为“赛博文化研究资源中心”(Resource Center for Cyberculture Studies)的网站。他从美国所有大学的课表中搜索以网络为研究对象的课程,当时只找到5门,而到2001年,这个数目已经增加到400。2001年的一些课程包括“社会学和互联网”、“赛博文化和虚拟社群”、“数字化叙事”等等。
该领域最具里程碑性质的事件也许还得算互联网研究者协会(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的诞生。该协会成立于1998年10月。第一届大会的参加者就达到300人,而现在协会有750位成员。2001年度的会议将在明尼苏达大学召开。
该领域的学术刊物已经越来越多了,比如《在线行为期刊》、《新媒介和社会》,还有《赛博心理学和行为》、《虚拟环境期刊》等等。同时,一些著作也逐渐被人们视为该学科的经典,比如Sherry Turkle的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1],还有对网络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Manuel Castells所著三卷本的The Information A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98)
不管股市、经济形势的状况如何,互联网研究在学术人才市场上逐渐有了一席之地。在 “互联网研究者协会”支持的邮件列表上,有文章表明,一些学校正在招募教师,社会学、文学、公共政策和传播学等学科中以网络为导向的职位急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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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已有的各项研究主题
可以说,传统的人文和社会学科都从各自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与网络和计算机相关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由于整个领域很难用既有概念进行概括,所以出现了各种新名词,比如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文化研究、赛博文化(cyberculture)、新媒介(有人称作新媒体)研究(new media studies),网络文化(Internet culture)。至于其他视野较小、关注点较集中的则包括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虚拟身份(virtual identity)、电子生物(cyborg)等等。
美国马里兰大学David Silver在其创建的“赛博文化资源中心”[2]上给赛博文化下的定义是:存在于互联网上或有可能由互联网创造的文化和文化产物的集合,也包括围绕这些文化和文化产物所讲述的故事。他把这个领域大致分成四个部分:语境中的赛博文化(Cyberculture In Context)、虚拟社群(Virtual Communities)、社区网络(Community Networks)和虚拟身份(Virtual Identities)。
而《中国社会学》网上杂志的“因特网与社会学”专页[3]则将这个领域分为十大类:技术层面、网络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网络与教育、网络文化、网络经济、网络与国家信息安全、网络道德、网络与法律、网络问题与负面作用、传播社会学、虚拟社区。
总的看来,“互联网研究”领域中比较关键的问题包括:社群,即人们使用网络与他人互动,分享类似知识和兴趣。学者们探究的问题是,这些群体是怎样形成的,他们的行为受到哪些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共识的约束。关于“电脑中介传播”(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写成CMC),可以作出哪些一般性的概括。冲突和共识会呈现哪些模式。此外,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等问题也聚集了许多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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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互联网的哲学研究
中国学者对互联网络的兴起、虚拟现实技术以及信息化、网络化等问题产生了极大兴趣。在自然辩证法领域,相关的哲学探讨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虚拟现实、互联网等技术对物质、精神这种本体论二分的启发和挑战,这些技术对人类生存方式、主体性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判断。
1.3.1 虚拟概念的探讨与虚拟空间的诞生
关于“虚拟”的探讨最初是从虚拟现实技术开始的,随着电脑技术和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虚拟”一词被赋予更多的含义,在不同学者眼中,虚拟和非原子特性、信息等概念纠缠在了一起,承担起某种本体论任务。
用专业的语言来说,虚拟现实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系统。虚拟世界是全体虚拟环境或给定仿真对象全体。虚拟环境是由计算机生成,通过视、听、触觉等作用于用户,使之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的交互式视景仿真。”人们在虚拟世界的感受,其特点是三“I”:沉浸性、交互性和构想性(Immersion-Interaction-Imagination)。这也叫虚拟技术三角形。[4]
刘友红认为,虚拟性指比特的非原子特性,如没有体积、重量等物理性质及其超越自然时空的特点等等。虚拟即符号化。虚拟生存就是作为人的文化生命存在的意义符号生存。
他说,人们一般从“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将“虚拟”理解为通过技术手段对自然和人类生活进行人工仿制和再造,与计算机自动的符号处理相联系,将电脑网络的“虚拟”理解为数字化,即以0和1组合的bit数据对人类现实社会里的信息转换和计算机符号处理过程。由此,一般从信息的存在状态和外在表现的无形性去定义,虚拟性被理解为比特的非原子特性,如没有体积、重量等物理性质及其超越自然时空的特点等等……“虚拟”即是符号化,符号化是人创造意义生存的活动,与之相联系,“虚拟”生存就是作为人的文化生命存在的意义符号生存。
他说,现实社会里有物质、能量、信息三种基本要素,而物质和能量直接立足于自然客观实在,与信息存在质的差别,不能通过计算机数字化。“虚拟”生存不能虚拟物质和能量,不能全面复制和再造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它创造的只是新的信息文化空间及与信息相关的人类生活世界。[5]
可以发现,刘友红对虚拟概念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他摇摆于尼格罗庞蒂的“原子比特”两分法和符号理论之间,又参考了以往信息论、控制论等关于信息的一些论点。刘友红认为电脑网络促成了一个和现实社会对应的网络社会或网络世界。他将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做的对比,其依据基本上都来自尼格罗庞蒂的《数字化生存》。刘说,在现实社会里,自然存在物以及人的劳动的物化结果作为一种实体存在,其基本形态是以原子为单位的具象物质,人们可以通过感官或科学工具直接感知,其基本性质是立足于自然基础的客观现实性或称为直接的现实性,产生于自然本身或人对自然的直接改造,表明它自身内在地固有自然的性质和特点,受自然的限制很大,如可移动性、复制和再生能力差,越用越少等。与此不同,电脑网络社会里的实体则呈现为bit,它是数字化信息的最小度量单位,是计算机二进制转化和处理后的0和1的字符串。
刘的叙述中存在着许多混乱的地方,现实社会、网络社会、信息、比特、原子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刘的解释很不清楚。
殷正坤则将“虚拟”含义概括为两种情况:1 .用电脑网络代替传统的信息产生和传递方式,并把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或信息交换、存贮、获取过程称为虚拟,如虚拟爱情、虚拟图书馆、虚拟大学、虚拟社区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的“虚拟”是电脑网络技术发展的产物,是数字化方式传输和贮存信息的形式。2 .指一种缺乏相应组织结构却能产生与传统组织同样的完整功能的组织系统,如虚拟企业、虚拟银行等等。[6]
针对刘友红的主张,殷正坤认为,从哲学上探究虚拟,不能单纯从“数字化方式的构成”和“符号化”的定义上去理解了。他认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虚拟” 指一种超越现实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如果说我们可以通过电脑网络技术的“虚拟”来实现现实中不可能的可能性的话,例如用虚拟现实技术预演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那么,我们早就可以思维或思考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了(在现实中,事物发展则只能实现一种可能性而排斥其他可能性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的虚拟,仍然只是人脑这种思维功能的延伸。
陈志良认为,虚拟作为一种中介方式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中介方式。虚拟使人类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虚拟世界;拥有了两个生存平台:一个是现实的自然平台,一个是虚拟的数字平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自然平台与数字平台,相互交叉,相互包含,从而使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7]
他说,在我们时代,虚拟特指用0 - 1数字方式去表达和构成事物以及关系,具体地说,虚拟是用数字方式去构成这一事物,或者用数字方式去代码这种关系,从而形成一个与现实不同但却有现实特点的真实的数字空间。虚拟之所以叫虚拟,是因为在形式上虚拟构成了这一事物,它对于我们是一种感性的真实的存在,但实质上这一事物不是原本的事物,而是一种数字化方式的存在;或者,我们通过数码关系替代这一关系,通过启动数码关系而使实际关系按人的目的运转起来,从而使人具有了一个普遍化的数字中介系统,它使人的劳动方式、生存方式等具有普遍的数字化意蕴。
总的看来,中国学者的这些哲学探讨,都强调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促成了一个和物质空间对应的数字化的虚拟空间的诞生,而精神就栖居在里面进行交流。
尼格罗庞蒂的《数字化生存》一书最早提出了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区分:原子和比特。尼氏的看法是,从原子(Atom)到比特(Bit)的转变是不可逆转。在网络世界里,一切能够转化为比特的东西都能够跨越时空进行传递,这些能够形式化的东西目前主要是视听材料。而那些由比特构成的物质则只能在物理空间中进行传递。尼氏向人们介绍了MIT和其他研究机构最新的科技成果,但在科普工作之后他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技术的哲学意义。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原子和比特的区分,与哲学史是一直纠缠不休的物质与精神、甚至灵与肉的区分有着怎样的联系或能够提供怎样的启示呢?综合前面提到的诸多观点,我们目前能够得到的答案只能是,互联网为传统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实验室。或者说,那些传统的思辩问题被高技术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一种触手可及的形式。
对于网络促成的精神空间,存在诸多描述方法,如网络空间、虚拟世界等。在英文著述中,cyberspace一词用得非常广泛。这个词最早是威廉·吉布森在其1984年出版的《神经漫游者》中创造的。1990年代初,cyberspace一词被J. P. Barlow借来形容人们通过电脑进行网络交往的那个虚拟空间,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由于这个词的汉译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如“赛博空间”、“网络世界”,“电脑化空间”[8]等等,因此没有流传开来。
关于网络,还存在其他各种各样的譬喻,如信息高速公路、第四媒体、虚拟社群等等。而Cyberspace一词则鲜明地强调,人们借助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构建出一个虚拟的交往空间,拥有相对独立的意义。
美国学者Margaret Wertheim在其著作The Pearly Gates of Cyberspace: A History of Space from Dante to the Internet中主张,网络空间恢复了西方长久以来隨科学发展而逐渐褪去的心物二元论传统。她认为早期西方哲学思想最大的特色在于把物质与精神对立起來的二元宇宙观,而且在思考人类的本质时,偏重于精神面。[9]
Wertheim认为,二元论思想落实到空间观时,所展现出來的是把世界看成是由灵魂所在的心灵空间与身体所在的物质空间所组成,而且从中世纪甚至文艺复兴早期为止,无论是哲学、艺术、还是科学都是以精神面的宗教信仰为其终极关怀。直到科学革命展现出来的效力使得人们将注意力的焦点转移到物质世界之上,而精神世界则因为无法被科学地研究,以致于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及思想中。展现在空间观上则是物质空间的扩张压缩了心灵空间,人们不再认为世界是由心灵与物质两种空间所构成,而我们头顶的天空中,也不再有上帝或天使的存在。但网络空间的形成却挑战了对于空间的一元化物质性构想,网络空间虽以物质为基础,主要却是由信息、比特、乃至于思想、想象等构成,进入网络空间时,物理上的身体不须跟着移动,这使我们再度察觉到在可见的物质空间以外,另一种多维度的心灵空间的存在。
上面所有学者的工作大体上说明,与由物质组成的现实空间相对应,计算机互联而成的网络构造出一个供精神栖居的虚拟空间。
1.3.2 电脑、网络技术对人类生存方式和主体性的影响
当电脑、网络等信息技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习惯、自我认同等等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不少学者从人类生存方式、主体性等角度探讨了网络对人的塑造。
冯鹏志把网络化趋势对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大致归结为这样几种具体形式:[10]
第一,人类生存的环境正在被一种网络化的数字空间所决定和取代。
第二,人们社会行动的原则和规范正在被网络化的力量所引导、决定和改变。由于网络社会系统是建立在一种具有虚拟性、超时空性和符号互动性之特征的人们的网络行动及其网络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其有效运行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以现实的人际互动关系以及相关行动规范之改变、创新乃至扭曲、丧失为代价,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把人们抛入了一个不得不来回摆动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行动两难困境。
第三,网络化趋势的扩张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向以网络为中介的方向转化。网络化的力量不仅改变了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规则和秩序,而且也使得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难以通过感官去感知,而是必须借助于网络通信系统的中介性的环节。
第四,网络化趋势的扩张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丧失信心,从而产生出一种“主体性的全面动摇”。在网络社会系统中,由于人们能够很容易地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不仅人的身体不再成为一种主体位置的事实上的界限,而且人们作为主体之于生存与发展的信心和意义,也将在一种由于自我被抛离了主体的中心化的位置从而产生出来的散乱的、连续的不确定性中被多数化的过程所消解。
冯鹏志引用波斯特的话说,“如果在加利福尼亚的我,能够直接与在巴黎的朋友讲话,或用电子邮件通话的话,或者,如果我不出门就可以知道地球上任何地方发生的政治、文化事件的话,或者,如果远离自己的数据库中有自己的材料提供给政府机关而自己却全然不知且自己的生活就已受到影响的话,若使用电视和电脑就能在家里购物的话,那么,我是身在何处的人呢?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无法以我自身的理性考虑在自律的主观性中拥有中心,无法为被定义了的自我设定境界。不,我是在横跨社会空间时崩溃而被淹没、被分散的我。”[11]
而李荫榕、张亮则着重探讨了社会信息化对人的主体性影响的双重效应。他们认为,社会信息化对主体性发展有正面和负面效应。[12]
正效应方面,李和张分析了社会信息化在思维方式、信息传播手段、网络交往方式等方面如何促进主体性发展。
在思维方式方面,第一,思维参照系和着眼点的变化。社会信息化营造的社会氛围,塑造着主体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农业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面向过去,工业时代人们面向现实。信息化时代,人们必须根据并选择面向未来的参照系,形成具有动态性、创造性的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第二,思维空间的拓宽。在社会信息化浪潮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将扩展到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平台,即从物理空间延伸到电子空间(cyberspace)。电子空间为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思维空间。同时,这个空间的自由、开放,使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不受他人制约地自由选择。第三,思维信息材料获取方式的转换。以往,人们习惯于以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获取信息材料,而电子空间大量超文本信息链接以多重路径提供了一个非线性的语义网络,从而突现出非线性、非等级、无疆界和客体指向的阅读与思维方式。
从信息传播手段而言,主体能力的增强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社会信息化不仅使人们获取知识更加快捷高效,而且使任何人都可以在“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中和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人直接沟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知识共享”。同时,在与他人的智慧碰撞中不断超越自我,创造新的知识,提高自身的能力。第二,人机一体化的学习、工作环境也为人的主体能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全新的人机系统中,智能化的多媒体终端所营造的人们之间相互交流和全息操作环境,将极大地扩展人的智力、体力和感官能力。
从交往方式而言,主体性的发展表现为:首先,社会信息化消除了人们交往的时空障碍,使“面对面”的异地交流成为现实。其次,社会信息化一定程度上清除了人们交流的人际障碍。传统的社会交流的最大障碍在于人的差异性,即社会地位的悬殊、生活方式的不同、文化层次的高低等等,往往成为阻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因素。社会信息化排除了上述因素的困扰,建立起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
在负效应方面,李荫榕,张亮认为,社会信息化技术基础的某些非人化倾向导致人有丧失主体性的可能。首先,在一定范围内说,人们广为利用的计算机网络尽可能囊括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倾向,使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在机器面前的被动地位。其次,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把人的选择充分简化,越来越多的工作转化为符号的选择与圈点。人的社会生活世界越来越为这些人为的符号象征世界所制约、消融,势必造成人的文字能力、语言能力、思维创造能力的退化。
李、张认为,社会信息化也带来了“信息饥渴症”。面对众多的信息,人们的选择幅度加大,总是感到手边的信息不足。于是,只要人们的自省与自制力不强,就会夜以继日地坐在电脑前按着键盘拼命地寻找一再出现的信息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信息的俘虏。另外,个体要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各种不同外来文化。这时如果个体缺乏对自我的全面认识、评价和把握,摇摆于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之间,处于“异质文化”矛盾的相互冲突的选择之中,将导致对自我认同感的破坏,影响主体性的发挥。
对社会信息化造就的非线性思维方式的不恰当把握,可能使人的主体性丧失。电脑网络在信息的组织上是非线性和非顺序性的,它要求人们必须学习和适应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仍保持传统的思维习惯,照着原有的思维方式行事,主体将难以把握客体。
总的看来,李荫榕和张亮认为,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人们的劳动方式、思维方式、主体能力和交往方式都将发生很大变革。但他们的分析太笼统。电脑、网络技术的表现形式和功能千差万别,而人们使用不同技术的习惯和方法也存在很大差异。笼统地将各种技术归纳为信息化,并宽泛地讨论技术对主体的影响,虽然有一定启发意义,但仍缺乏严谨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在一篇论文中涉及过多问题,空泛、抽象而不深入,这是许多探讨网络问题的哲学论文的通病。
陆俊在其著作《重建巴比塔:文化视野中的网络》中有一节题为“网络文化主体:重塑网络自我”。
本论文试图面对的问题,正是上面谈到的主体性,当然还有自我、身份认同等等。笔者试图具体考察在不同的虚拟环境中(电脑写作、个人主页、BBS、MUD等等)人们关于自我、主体和身份认同的看法,让文章尽量言之有物,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
1.3.3 价值判断:网络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
许多学者也对网络这种新型交往方式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做过许多思考。其中最突出的要算严耕、陆俊和孙伟平三人所著《网络伦理》。[13]
他们对国外网络伦理研究状况进行了综合概括,认为就研究所涉及的主题看,可分成三种类型:(1)具体问题,指网络具体使用和运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部分现实问题。例如:网络主体具体权利和义务的规范;网络行为具体性质的界定;网络风险的抵御和防范等。(2)交叉问题,即网络与社会其他现象相关联而出现的问题。例如:网络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协调问题;如何利用网络既促进人的道德进步同时又抵消其消极影响问题;信息网络范围内商业竞争的限制问题等。(3)理论问题,指由网络伦理问题引出的深层次哲学问题。例如:网络伦理的基本世界观问题;网络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即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网络伦理具体规范背后的“元伦理学”问题等等。[14]
《网络伦理》一书的论题比较广泛,各章标题涉及网络社会道德问题、网络犯罪、网络冲突、网络社会的国家及国家安全、网络道德主体的建设、网络道德的基本原则、网络礼仪和规范、网络法规建设、网络政策等诸多方面。
王路军对国内各种网络伦理研究进行了一番总结。他说,从网络技术的运行和使用上分析,有的学者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不平等使用现象。即尽管网络建设力图贫民化、普及化,但还是难以做到完全的最终平等。(2)道德冷漠现象。一方面,信息的生产责任观念淡薄,有用无用的信息同时被生产,浪费网络资源;另一方面,信息消费有偿意识淡薄,千方百计免费使用网络,损害正常商业秩序。(3)人际情感疏远现象。指由于人机交往的频繁导致人际现实接触减少,进而导致人们之间感情联系淡薄。(4)道德冲突现象。指由于信息内容产生的地域性与信息传播方式的超地域性矛盾所导致的民族国家间伦理道德冲突事件。(5)利用网络侵犯他人隐私和损害他人身心健康等现象。[15]
从伦理范畴的基本构成要素角度考察分析,有论者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伦理意识方面,道德相对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泛滥,人际情感疏远;在伦理规范方面,传统规范陷入困境,约束力减弱,新的规范量上扩张,急待整和;在伦理行为方面,出现大量不规范行为,小则发布虚假信息,大则利用网络犯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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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本论文采取的思路和论文各部分的任务
网络等新技术不光给人类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带来许多变革,它也给学术界带来许多新的课题。除了学术刊物和出版物中和网络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多,不少新术语也出现了,比如网络文学、网络传播学、网络伦理学……汉语的语法不如英文严谨,将两个名词并置,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比如科学哲学就可以对应两种英文解释。那么,将“网络”和其他传统概念拉到一起,是不是就创造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呢?这的确值得推敲。网络伦理、网络社会学、网络文学,其实都是有待界定的表达,特别是为众多网友熟知的“网络文学”一词,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和作家对其定义的讨论和限定。网络文学到底是内容涉及网络的文学、在网上发表的文学,还是具有不同于传统文学特性的作品?
之所以提到这种造词法,是因为学术界同样要面对这个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汉语造词特点,也引发我们对互联网研究定位的思考。当人文社科各领域都把目光投向网络时,我们是不是一下子发现了众多新的研究课题:网络伦理学、网络传播学、网络社会学、网络经济学?如果承认这些新领域的存在,那么它们的研究任务和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此外,各学科的一些关键术语,是否也可与“网络”、“虚拟”等词组合,形成新的研究课题呢?像虚拟实践、虚拟身份、虚拟性、网络新闻这些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在笔者看来,许多关于虚拟的讨论就是假问题。中文的“虚拟”一词最初译自英文的virtual,进入汉语后,人们将它与各种各样的词搭配起来使用,如虚拟生活、虚拟社区,进而有学者开始讨论“虚拟实践”、“虚拟性”等问题。在笔者看来,在这些词没有在使用中形成固定含义之前,讨论这些生造的词组实在没有太多学理上的意义。
在我看来,如果承认遍布全球的互联网络促成了一个虚拟世界的诞生,那么,互联网研究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探究这个虚拟世界里通行的、和实体世界不同的那些社会规则。传播学应该考察网络上的新型传播方式;而社会学则应寻找网上人际交往的新特征。不过,虚拟世界和实体世界并不能完全割裂开来。比如,在分析网上人际交往时,我们发现,人们在实体世界中已经形成的人际关系、网友的电话交谈和面对面交流等行为都是不能忽视的。这样一来,要划分出一个界限分明的互联网研究领域就很不现实。
就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研究状况来看,传统(网络出现后,似乎很多词语前面都得加上传统二字)人文社会学科,如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都把触角伸向网络,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前面已对这些成果有过些许介绍。
就本文采取的理论视角而言,我试图从媒介理论和技术哲学的角度来考察网络这种技术对人的影响。
人们一般把媒介理论放到传播学的领域里,而笔者发现,媒介理论经常涉及到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和对主体性的塑造。于是,媒介理论对印刷术、电视、电话等传播媒介的考察,能对网络的社会影响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另一方面,我发现,某些技术研究者采取了现象学来思路考察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路弥补了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决定论的缺陷,把特定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视作是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这为细腻分析不同技术和不同人群的关系做了很好的理论铺垫工作。所以,本论文的理论资源包括媒介理论和现象学的技术哲学。
当然,与此前存在的诸多媒介、技术相比,互联网存在它的独特性质。它既作为一种新媒介,在人与世界之间、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发挥作用,同时又展现出电脑技术所具有的自主性。
在许多探讨和信息网络有关的道德问题的文章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模式:列举网络上出现的各种新的言论和行为方式,从正反两个角度对这些行为进行赞扬和批评。在这种叙述模式的背后是这样一种预设: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不管是汽车、原子能还是网络、克隆技术,它们都会对人类生活、社会带来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在促使人类拥有更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同时,也引发各种新的伦理道德问题。
在这种预设中,我们很容易做出一些笼统而抽象的判断。一谈到网络,许多人立刻把无中心、自由、民主等精神赋予它,但却忽视了不同的上网工具、不同交流方式往往存在许多重大差别,比如在BBS、WWW、OICQ等交流方式下,信息流动的方向和互动各方的地位都不相同。而谈到网络对人的影响时,也容易把人设定成具有某种不变的本性。而本论文则试图克服这些缺点,对具体的网络行为进行考察,尽量使探讨言之有物。
本论文各章节的具体分工如下:第二章试图从媒介理论和现象学角度考察一般化的媒介(技术)与人的关系,然后介绍与人工智能往往联系在一起的电脑对人的思想和认同的影响。第三章和第四章则具体分析在不同的网络交流环境中,当人们使用不同网络工具时,主体、自我和身份认同具有那些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和以往有哪些区别和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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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准备:媒介研究、人和技术关系的现象学
2.1技术工具论的局限:将新事物纳入旧体系去解释
互联网到底怎样影响社会变化?对这一问题,存在一种简单的态度,即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工具,并常常用“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来说明互联网的影响。比如促进信息流通效率是有利的一面,而让有害内容更容易传布则是有弊的一面。同时,由于互联网给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所以对于这种新媒介,人们的态度往往容易走极端,或者极为乐观,或者极为悲观。
当然,技术对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影响是否一致,学者们所持的态度大致可分成两种。从第一种观点看,技术对社会施加的是一种总体影响,并不对某一部分存在偏袒。这种影响一般非常迅速,社会的总体变化可能会向许多方向发展。一种方向是积极的,技术导致人类生产力、效率、生活质量、创造能力的提高,导致能源消耗的减少;另一方向是消极的,技术导致像污染、人口爆炸、毁灭性战争这类负面效应。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不同阶层通过技术获得的权力和好处是不一样的。如果互联网对社会不同构成部分的影响各不相同,那么谁是最终的受益者,谁又是最终的受害者?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动呢?回答至少有三种。第一种认为技术没有什么歧视性眼光,对所有人和所有群体的影响是一样的,而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那些积极作用,可以用“共同受益论”来概括这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科技精英和处于技术和管理核心层的人员比穷人、一般人员以及下层人员要获得更多的利益。第三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那些不具备信息技术的人、处于信息边缘的人以及组织外围的人或远离技术和管理核心的人将是新技术的最大受益者。[17]
Michael Heim在其新著Virtual Realism中也提到两种极端道路:一边是网络理想主义者,他们颂扬虚拟社区和信息的全球流动;而另一边是天真的面对现实者,他们指责电子文化带来的违法犯罪和失业。而海姆要阐述的则是两者之间一条狭窄的道路--Virtual realism。[18]
我将以上提到的这些观点视为技术工具论在互联网这一问题上的一种反映。这种观点倾向于把技术看作是“价值中立”的,即 “技术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手段,它在政治、文化和伦理上是中性的,并无好坏、对错、善恶之分”。[19]就互联网而言,它提高了信息的流动效率,但本身并无善恶对错。不法分子用它来侵入他人系统,牟取私利;而自由软件者则助人为乐,在网络来与他人共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事实上,技术不但会对现有社会格局造成影响,而且会引发新的事物,让人们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此前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而技术工具论的缺陷恰恰在于,它把所有新事物都纳入旧有观念秩序中去考察。
美国历史学家、后结构主义者马克·波斯特对此进行过剖析。他说,有种观点认为,电子设备术只不过增强了交流的效率,语言似乎只是有所行动的人类主体实现其目的的一种工具。电子设备没有使解释传播性质的诸多理论失去效用。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新的交流手段仍然可以纳入阶级斗争的论题中:一个人获取信息的多寡,受制于并反过来影响着其在阶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电子媒介强化着文化工业,使意识形态的霸权力量更强大。对经济学家而言,市场法则决定了只有资本力量才能在互联网商战中获胜。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信息技术促成的网络空间对公民的自由造成了新的可能和威胁。对技术决定论者而言,新的交流设备似乎也没太多新意,电子媒介会进一步证实机器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进步。”[20]
对这些对待新技术的态度,波斯特反驳道,信息内部交换“效率”的增加固然能够产生一些新的投资渠道,并提高工作领域和消费新领域的生产率,但是,技术革新中最关键的不仅是这种效率的增加,而是身份的构建方式以及文化中更广泛而全面的变化。[21]波斯特认为,现在有关新兴技术的讨论刚好错过了这个关键层面的分析,往往把技术当作已经形成的个体用来强化其优势或劣势的手段。
在我看来,技术工具论的漏洞在于,它认为个体存在某种不会变化的本性,人与技术处在一种目的-手段关系中,但是,在这个技术无所不在的时代,目的-手段关系已无法概括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
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指出,用目的和手段的范畴来分析技术,其根据是古希腊的四因说。在对技术的认识中,四因论的传统偏重于动力因,即操作的因素。因为技术物不具有自己的目的因,所以生产者作为动力因的同时也成为目的因的载体,具有目的,而技术物则只是一种手段。[22]手段-目的关系隐含着主客体的两分,技术是受人支配的,作为主体的人不会因使用不同技术而有所改变。比如假设使用者的品格高尚,不管他是上网或是看报纸,他都会把注意力放在能够促进自身修养方面的新闻和材料上,不会受到色情材料的诱惑。尽管色情材料在网上更容易获得。
不过,二次世界大战及二战后的科技进步,让人们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那无与伦比的社会影响力。在此同时,技术问题也进入更多哲学家的视野,技术工具论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许多学者指出,人和技术的关系不能简单的置于手段-目的这一范畴。技术不光是一种手段,它反过来对人的思维感知、对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从海德格尔到艾吕尔,从马尔库赛到哈贝马斯,这些人文主义者都认为,技术并非一种中性的手段,它负载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bias)。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技术的“统治”和束缚。海德格尔说,和机器一样,工业化时代的人本身也依赖于技术体系,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23]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可以用语言学或符号学理论做一个类比:语言并不只是人表达意思的一个载体或工具,人不能随心所欲的使用它,语言自身进化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该体系不以说话者的意志而转移。而人与现代技术体系的关系,也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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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克服本质主义技术观的弊病:互联网是诸多技术的融合,它与人形成多种多样的复杂关系
关于互联网和人类命运的关系,人们存在诸多迥异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合成了如此众多传播媒介的功能,表现出千变万化的面貌。带有本质主义倾向的技术哲学往往对人和技术关系作出一般化的论断,在互联网和人的关系上,这种倾向也就显得有些无的放矢了。
在哲学研究领域,以胡塞尔发轫,继之以海德格尔、马尔库赛和哈贝马斯等人,都是从探究技术本性的角度来分析技术与人、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这方面的思考是把技术与现代性、与工具理性放到一起来考察,其思想虽然深邃,但却容易走向“具体化”(reification)。即把所有的技术现象归纳为一个大写的技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概念。它不是科学的应用,而是先于现代科学的、用概念建构世界图景的一种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它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把自然、社会和人全都量化,强调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等等。
于是,技术与人的关系被一般化为一种僵硬的关系模式,而不同技术与不同文化中的人之间相互塑造的细微之处,往往被排斥在理论之外了。大写的技术往往脱离了空间和时间之轴,因之而生的理论分析也就变得无的放矢、大而无当了。有学者批评道,技术哲学的理论往往过于抽象,它对“技术”、“社会”、“人性”说了一大堆东西,但在特定技术及其影响,特定技术在社会矛盾中扮演的角色方面却建树无多。某些社会建构论论者甚至指出,许多技术的哲学研究预设了技术变迁的决定论概念,但这些预设却找不到充分的实证材料来支撑。[24]
当然,并非所有哲学角度的技术研究都走向“具体化”和技术决定论,Don Ihde从现象学角度来分析人与技术的关系,在批判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新路。[25]
Ihde将人与特定技术的关系总结成几大类:赋形关系、解释学关系和他者关系等等。[26]比如赋形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可以图示为:(我-技术)→世界。这种关系有点类似麦克卢汉所谓“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即我们穿透技术来感知外部世界。光学技术,如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等都是这类关系的代表。这类技术的特点是可以变得“透明”,即人们使用这些技术时可以忽视它们的存在。当然,它们使进入感官的某些现象放大,而使另一些削弱或消失了。
解释学关系是Ihde关于人与技术之关系的第二类,图示为:我→(技术-世界)。与语言相关的技术,如写作、阅读,另外还有科学仪表,如温度计、测量仪等等,与人的关系都是解释学的。在赋形关系里,人凭知觉与技术接触。而在解释学关系里,人要通过“阅读”来了解技术和它所指称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第三种是他者关系(alterity relations),图示为:人→技术-(-世界),机器人是这一关系的代表。图示表明,在这一类关系里,技术和世界都不一定存在那种指称关系了。而技术也凸现在人的视野中,成为一个前景,一个不可忽视的他者。除了这三种关系,还有背景关系、视野边缘现象(horizonal phenomena)等等。
既然人和不同技术之间形成的关系如此多样,那么互联网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哪一种情形了?情况比我们预计的要复杂得多。
从技术创新方面来看,互联网综合了计算机科学和通讯技术等多个学科的成果。我们已经很难区分今天的互联网哪些属于计算机科学的贡献,哪些又属于通讯技术的成果了。在个人使用者看来,互联网可以综合电脑、电视、电话这些电器的所有功能,而且功能更加强大。
数字化手段使所有形式的媒介逐渐融合,声音、图像、文字、视频甚至嗅觉、触觉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递,异步交流和实时通讯可以通过不同的网络技术实现,一对多和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在各种形式的网络介面上共存。总之,网络把此前存在的诸多媒介形式和传播手段(报纸、广播、电视、电话、同仁杂志、电影、出版物、图书馆)一网打尽。
罗杰·菲德勒将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传播形式分成三类:人际传播领域,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27]基于互联网协议的各种技术也可按这种分类进行划分:
人际传播领域,如ICQ、聊天室(web页面的、IRC介面的)、电子邮件;广播领域,如网络广播(如realplayer播放、门户网站);文献领域,如CAJ、Acrobat、超星浏览器和书生之家等技术传递的书和其他资料,数据库检索等等。尽管这种分类已经非常广阔,但仍有其他一些由网络提供的技术无法归类,如个性化定制内容等等。
由于网络融合了诸多种类媒介的功能,所以Ihde所总结的人和特定技术之间的任何一种关系,都可以在互联网和人之间体现出来。当我们透过电脑观看realplayer播放的网络直播视频,如重大仪式、体育比赛时,我们和互联网形成了Ihde所谓的“赋形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网络成了人的眼睛和耳朵的延伸。当我们浏览网页、在BBS上发表文章时,我们和网络的关系则是Ihde所谓的“解释学关系”,这与人和报纸、钢笔的关系类似。当我们进入网络游戏,在图形MUD等虚拟空间里打斗或交友时,网络上的ID对我们来讲成为一个有独立生存意义的“他者”。当我们打开实时播放的网络广播,一边听歌一边上网时,这些通过网络产生的旋律又成了我们意识的“背景”。
总之,由于电脑网络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可以帮助人们完成各种工作,所以,互联网和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再纳入一个简单的分类模式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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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媒介理论所做的工作:我们的心智结构被我们使用的不同媒介所改造
与抽象的技术哲学相比,技术史研究、文化人类学、媒介理论等等,都把目光投向了特定技术物与人的相互对话和磨合过程,把技术与人的关系放在具体的地域和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这样也就避免了“具体化”(reification)倾向,并同时对一般化的论断,如技术的自主性、技术对自由的压抑等等提出了质疑。
媒介[28]理论所强调的,是不同技术(特别是和语言密切相关的技术)对人类知觉,进而对人类建构世界的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们以互联网为例,比如超文本这一技术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它仅仅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字内容的组织方式吗?它会给人类的阅读和思维习惯,会给青少年的心智成长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这些都是媒介理论有可能涉足的新领域。
当然,媒介理论的视野范围和思想来源到底怎样,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本文所说的媒介理论,主要来自英国学者Daniel Chandler的定义和总结。在The Act of Writing一书的第一章“一种媒介理论的思路”(A Media Theory Approach)中,Chandler认为,媒介理论并非一个已经成形的学科,“理论”一词在这里不是指对某一理论存在相同的意见,相反,它却是对许多理论给予关注,比如人类学、语言学、修辞学、文化研究、传播研究等等。而“媒介”一词也不存在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对Chandler来讲,媒介就是我们定义和建构实在所依据或通过的材料。[29]Chandler的研究着重以现象学的视角探讨中介过程(mediation),即在媒介影响下,实在任何被定义和被建构的过程。[30]由他创建的“媒介和传播研究网站”(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ite[31]),则将Harold Innis、Marshall McLuhan、Walter Ong和Neil Postman等人列为媒介研究领域具有原创思想的学者。
一般说来,西方许多学者所提到的媒介,其范围并非限定于我们一般理解的新闻传媒。在《人的延伸》中,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对口语词、服装、轮子、汽车、电视、武器等26种媒介进行了分析。可以说,他提到的媒介,指的是那些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技术,这些技术产品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给人类的精神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媒介理论和技术哲学一样,同是探讨技术的特性及其与人的关系。不过,与那些有本质主义倾向的技术哲学相比,媒介理论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即它把技术(媒介)置于一种新的关系之下:技术不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实体,而是人与世界两者关系的一个中介。在人与技术的接洽(engagement)、对话、谈判中,人逐渐形成或改变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德国学者Leidlmair对媒介理论作了如下总结:我们的心智结构被我们使用的不同媒介所改造。进一步来讲,不同媒介对心智结构有各自特殊的影响。比如,Eric Havelock的理论认为,书写技术对古希腊人的认知结构产生了某种影响。[32]其他一些媒介研究者,如Walter Ong、 Eric Havelock和Harold Innis也曾对口头文明与书写文明的区分、印刷术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后果作过细致的阐述。
麦克卢汉被公认为媒介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把媒介称为“人的延伸”。“从生理上讲,人在正常使用技术(或称之为经过多种延伸的身体)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地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术。”[33]“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这样一种延伸同样要求其他器官和其他延伸产生新的比率,谋求新的平衡。简单来讲,不同媒介对不同的感官起作用。书面媒介影响视觉,使人的感知成线性结构;视听媒介影响触觉,使人的感知成三维结构。”[34]麦克卢汉的许多观点,比如“媒介即信息”、冷热媒介的区分等等,在60年代曾风靡一时。在电脑和网络技术兴起后,他当年提出的“全球村”、“重新部落化”等概念又重新被人们重视。许多学者、技术高手都承认,麦克卢汉的确给人以灵感和启发,展现了曾被知识界遗忘的角落。不过,由于他的语言风格比较夸张,行文思路非常跳跃,一些判断往往没有充分的史料论证,缺乏严格的概念分析;所以,对这些充满歧义的箴言,许多学者只能从各自的视角作出不同的理解。
麦克卢汉说技术也是一种自我截除。这个“自我截除”颇让人费解。也许他的意思是,当感官接触的媒介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时,人的神经系统会发生某种方式的麻痹。比如,他认为电子技术的到来使人延伸出(或者说在身体之外生发出)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而电视的冲击力,复活了西方人对图像的注意力,使视觉的发展远远超过其他感觉力的发展。不管怎样,麦克卢汉关注的焦点在于,我们的心理现实不是完全由先天规定的。它部分取决于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自己的技术延伸――对我们施加影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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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现象学思路:技术在人建构实在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像麦克卢汉、翁等人的工作,多半是从历史和人类学研究成果中提取素材,分析不同媒介对人类感知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从现象学视角出发,发展出一套精巧的理论来剖析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
在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一书中,美国技术哲学家Don Ihde从现象学的视角分析了不同技术与人类形成的不同关系,强调不同技术对经验和感知的不同影响。他对技术在人建构实在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进行了细致的阐述。
许多现象学者的工作都从批判笛卡儿的主客体二元论开始。Don Ihde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 可以说是同时创造了“主体”和“外在世界”。自笛卡儿之后,世界的形而上学中心变成了思考的自我。自我被认为是权威和确定性的持有者,“外在世界”得由自我来判断。笛卡儿声称,自我直接而透明地认识自身,它只是通过指称来了解外在世界。
胡塞尔的经验模式,即他称之为“现象学”的东西,和笛卡儿的模式极不相同。胡塞尔争辩说,因为每个自我都置身于这个或那个世界中,所以,一个从其世界脱离的自我是没有意义的。笛卡儿的自我只不过是一个容易误解的抽象物。自我并非自足的,自我和世界都被具体地体验为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两者是同等的确定的。我和世界的关系被胡塞尔称为“意向性的”。[35]
Ihde对胡塞尔的理论进行了重新阐述。他将现象学者的主张总结为,所有的经验都是关于某物的经验,即任何经验都是有所指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没有所指的经验。Ihde着重强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相对性是现象学分析的根本出发点。Ihde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类比来阐述这种相对性的特点和诀窍。比如所有运动都是相对的,我们只能说观测者和被观测物之间的相对速度是多少,而像绝对速度这样的词语已经没有意义了。在现象学者看来,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也是处于这种相对性中。
“人-关系-世界”这一图示简要地说明了现象学所指示的关系。Ihde宣称,人-世界这一关系的相对性,是一切知识、一切经验的本体论特征。或者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跳出这种相对论的状况。脱离意向性,我们无法讨论自在的物体对象。如果没有外在所指,主体的知觉也就变得空洞无物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象学对基础主义哲学的冲击,就跟相对论对牛顿物理学的冲击一样。[36]
那么,技术如何进入现象学视野呢?Ihde指出,人与技术的关系也处在这样一种相对性中。而现象学的任务则是分析特定技术在人类经验中呈现出的不同面貌,或者说特定技术怎样放大、缩小、凸现或遮蔽人所经验到的现象。这种现象学分析不仅涉及经验和技术,也包括世界在人的经验中的建构。于是,Ihde的现象学关系模式可以扩充为:人—技术—世界。技术是现代人与世界之间的一个中介。置身于技术物包围之中的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不受技术干预的“天真”的感知。
Ihde用了玻璃这个形象的例子来解释他关于人-技术关系的分析。比如说人通过一面玻璃来观看风景。当玻璃光滑透明时,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这个时候,技术消失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玻璃从视野中“退场”(withdraw)了。[37]它成了视觉的手段而非视觉的对象。(人-玻璃)-世界这一图示可以说明其中的关系。现在,我们设想有各种各样的玻璃,从完全透明渐变到完全不透明,从无色到染成红色、黄色,从平整到扭曲。透过不同的玻璃,我们将看到各式各样的风景。在不同玻璃的中介作用下,视觉的对象,或者说注意力的落脚点会经历各种转变。把以上分析中的玻璃替换成技术,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Ihde所描述的人-技术-世界这一关系的诸多细微环节。
Ihde关于人-技术关系的现象学和阐释学,分析了不同技术与人的不同关系,着重技术在人类经验中的不同面貌。不过,关于人类经验怎样被技术改造则稍显不足。英国学者Chandler的论述恰恰完成了这方面的分析和阐述工作。
Chandler集中关注媒介(技术)对人类经验的选择和转化的中介过程(mediation),实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定义和建构出来。Chandler认为,选择性是所有中介过程的基本特征。任何媒介都促进、强调、加强、放大或扩展了某些经验和用途,同时也抑止、削弱了另一些的经验和用途。[38]
在中介过程中,人的注意力往往会投向不同的现象。一般来讲,技术是帮助完成任务的工具,当人们熟练使用工具时,他的关注力集中在任务目标上。那些经常被使用的媒介,往往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为“中性”,并消失在使用者的视野中。这时候,媒介就成为透明的了。比如,我们习惯了用笔写字,在写作的时候,我们的精力投入到遣词造句中,不再留意笔和纸的存在。在这一情形下,笔就消失了,变得“透明”了。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抵达了这样一个结论:技术会对其使用者的思维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在中介过程中发生的:在人的感官和外在世界之间,技术充当了一个中介,不同技术对感官接收到的现象进行了选择和转化。
技术仿佛是一面镜子,人们可以通过这么镜子来反思自我、身份、主体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比如在艺术品创作上,许多艺术家都有这种感觉。像乐器,就是脑海中声音建构的延伸。在电脑出现后,人们更是发现,电脑也可以做为脑海中思想建构的延伸。电脑写作让作家们发现,显示器窗口上的文字是自己想法、观念的投射。一位小说家曾说:“电脑对于我有特别的功用。它可以使文字浮现。我的著作与电脑屏幕密不可分。”一位利用电脑进行设计的建筑师有更进一步的描述:“直到我开始在屏幕上操弄各种图象时,我的脑海中才能浮现出建筑物的景象。这景象就在我的只眼与屏幕之间成为活生生的东西。”
麦克卢汉曾提到希腊神话中纳克索斯的故事,(Narcissus,即希腊神话中河神菲索斯和仙女莱里普的儿子,因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后憔悴而死。)他用说这一神话说明,人们对自己在任何材料中的延伸都会立即产生迷恋。[39]而Sherry Turkle 的解释更见精妙,她说纳克索斯故事的寓意在于:人们会迷恋于他们创造的、或其他人为他们所造的人造世界之中。人们能够在电脑中看见自我。电脑会像是一个第二自我。[40]
下面两章将以媒介理论和现象学为参照,具体探讨电脑写作和网络交往如何影响人们关于主体、自我和身份认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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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电脑写作与主体性
3.1 电脑影响人类对心脑问题的思考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电脑这一智能机器如何影响人类对自我和心脑等问题的思考。
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是从不同的类比中得到对自然和自我的理解的。比如,希腊人在自然界和个体的人之间作了类比,认为自然是一个有理智的机体。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身体运动的精神,于是就把这种观念推及宇宙万物,所以月下世界的物体往下落的原因在于,它们有向下的意愿。而文艺复兴时的机械自然观同样是类推的。它一方面基于基督教的创世和全能上帝的观念,另一方面基于人类设计和制造机械的经验。由于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不是机械的使用者,他们只在小范围内使用石弩和水钟,所以这些机械还没有显著到足以对他们的世界观产生影响的程度。但16世纪以后,印刷机、风车、杠杆、水泵、滑轮、钟表与独轮车,以及矿工和工程师大量使用的机械,构成了日常生活的背景,每个人都懂得了机械的本质,制造和使用这类东西的经验已经成为欧洲人一般意识中的一部分。所以,人们很容易形成这样的观念:上帝之于自然,就如钟表匠或水车设计者之于钟表或水车。[41]
在柯林伍德看来,人类制造的技术物会反过来影响人类的世界观。在西方文化中,思维的科学模型往往是对该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技术物的模仿。比如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指出,精神栖身于类似异常复杂的时钟的机器上——“机器中的灵魂”。英国神经生理学家谢灵顿认为,脑的运转与一个电报系统是一样的。弗洛伊德则常常把脑比作液压和电磁系统。莱布尼兹也曾把脑比作一台碾磨机。
那么,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诞生又对人类关于脑、自我、灵魂、身份认同等的观念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人脑是否也像计算机一样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Sherry Turkle是哈佛大学社会学与人格心理学博士,她对这些问题作过许多研究。
Turkle发现,玩电脑(电脑玩具和电子游戏)会影响小孩子对生命的看法。过去,儿童面对“什么是生命”这样的问题时,考虑的是这个东西是否不须借助外界的推力或拉力就可以“自己协调动作”。而电脑出现后,他们对生命的问题就有了不同想法,标准变为,这东西能否“自己思考”,是他人设计的还是自创的,是否有认知能力,有自己的意图,是否会欺骗。电脑改变了对生命的讨论。事实上,电脑对成年人的影响也是如此,只是结果不同。在程序设计电脑产生后,成人将人类的自动、自发、无须“程序设计”当成是人类与众不同的关键并认为进化是生命的中心。然而,今天的电脑在某些方面的确有进化的现象,因此人们对上述信念又产生了怀疑。[42]
与Turkle的分析类似,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也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把目前机器还不能做到的事情定义为智能,只要机器做到了,就把他排除出智能的范围。例如计算能力,在古代,肯定是被认为只有人并且只有聪明人才能做到,但现在计算机在这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人,所以计算被排除在人的智能以外。法国的控制论学家科萨就是这种观点。他把人的意识活动分为两类:纯粹自动化的和不是自动化的。所谓纯粹自动化就是人脑中进行的一种机械化过程,这种活动被机器所实现并不意味着机器能思维,而只说明这种活动不是思维。按照这种观点,现在有人把创造性定义为思维,有人把或然性作为思维的只要特征。[43]在这种观点看来,随着人工智能的每一次进步,人们只得不断修改智能、人的本性等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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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两种电脑写作习惯:规划者与发现者
电脑以及其他进入日常生活的高科技,正在不知不觉地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习惯。在电脑出现之前,中国人一般用笔写文章;而现在不同了,作家、记者都蜂拥“换笔”,开始用电脑码字。写作工具的变化,对思维习惯有很大影响。
依现象学的分析,技术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一个中介。不同技术对感官接收到的现象进行了不同的选择和转化。当人们以某个器械为工具去完成特定任务时,他/她与技术就处于一个对话和协商的过程。但是如果技巧不熟练,使用工具不能随心所欲,这时候技术(工具)会凸现出来,成为一个需要逾越的障碍。比如一个新媒介对人们来讲往往不是透明的,当人们学习用键盘表达,且输入法掌握得还不熟练时,键盘就会不时地凸现在人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况下,媒介似乎有了自己的习性,我们不能完完全全地控制它。从手段-目的这一范畴出发,我们可以说,工具反过来修改了我们的目的。美国哲学家温纳将之称为“反向适应”,或者“人的目标为契合工具的特性而进行的调整”。[44]
不同作者的写作习惯往往是存在差异的。有些人写东西行云流水,下笔成章;有些人则会边写边琢磨,在写作中挖掘自己的思维。当然,不同写作工具会对不同写作习惯造成不同的影响。Chandler用现象学方法对此进行过细致分析。他认为,可以从理论上将写作者分成两类:规划者(planner)和发现者(discoverer)。规划者倾向于把写作当成记录和传达想法的一种手段,这些想法在落笔前已经在脑中清楚成形了。而发现者则倾向于把写作体会成一种“发现”自己想说什么的过程。规划者把写作工具仅仅视为手段,所以,只要观念在脑中成形,不管用什么工具都能表达出来。而发现者却认为,写作过程同时也是发掘思维的过程。所以不同写作工具会影响写作和修改过程,并进而影响作品的最终面貌。对发现者来讲,过程至少和结果同样重要。Chandler补充说,规划者和发现者其实并不存在,不过在分析不同写作习惯与写作工具的相互关系时,这两个理想概念能发挥一定作用。[45]
发现者认为,文字不光是一种“工具”(vehicle),也是一种工作材料。写作与雕塑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写作中,作者与文字、笔和纸张在对话和协作。语言仿佛是岩浆,随着作者的思维喷涌而出,最终冷却成文字。对某些作者来讲,如海明威,使用打字机使得冷却过程太快了。文字的塑造脱离了作者的控制。
显然,不同写作工具对写作过程的影响是不同的。铅笔、钢笔、打字机和文字处理软件,种种写作工具,提供了不同的写作、修改和编辑方法。
钢笔和打字机一瞬间就凝固了作者的想法,而又不容易回过头来擦除、修改。所以,下笔之前必须胸有成竹。而铅笔则允许作者擦去重写,因而写作时可以随意一点。海明威就非常喜欢用铅笔打草稿。文字处理软件出现后,有些作家发现它很好用,在涂改、修订方面,它和铅笔有相似之处,而且更加强大。但另一些作家却很不习惯,他们认为,屏幕上由象素组成的文字转瞬即逝,不如白纸上的黑字那样有物质感。
同时,电脑写作也模糊了文章的进化过程,因为每次调整和修改都让此前的文章形态踪影全无,不像手稿那样能留下删除和插入的痕迹。当然,你也可以将修改过程中的文章一一存盘。不过,小幅度的增删字符,估计没有人会将其过程保存下来。
另外,那些把写作视为生命或生活之一部分的作家有更多的个人体验。比如,手与纸张的亲密接触让作者感到他/她与作品之间的直接联系。手稿是其生命的一部分。而打字机和电脑则让作者与自己的作品疏远了。用打字机和电脑写出的文字太标准化了,不带丝毫个人痕迹,仿佛文字一落地就脱离了作者,变得分外陌生。同时也太正式,而在发现者看来,手稿就不同,它不是一种成品,还有修改加工的余地。此外,电脑屏幕的限制也让作者无法整体把握作品。
不同写作工具让规划者和发现者体验到不一样的写作过程和意义。Chandler将工具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类:刻写的直接性(Directness of inscription)、稿子的统一性(Uniformity of script)、书写的速度(Speed of transcription)、文章组织的线性与否(Linearity of composition)、篇幅面积的局限性(Boundedness of surface)。[46]
直接性指手与最终作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间隔。铅笔、钢笔是最直接的。打字机则有空间上的距离,而电脑写作是最间接的,因为它不仅在空间上有距离,而且还要经过打印机这一环节才能出现成品,在时间上也有明显间隔。统一性指文字是由手指来塑造,还是预先定型的(如打字机和电脑)。速度指一件工具相对于其他工具的书写速度。打字机和电脑无疑比钢笔、铅笔要快。线性与否指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作者在文本中跳转。电脑是跳转余地最大。而局限性指某一特定写作和阅读篇幅的“框架大小”。打字机的局限指纸张版面的设置,而电脑则指屏幕窗口的大小。显然,钢笔和铅笔接触的纸张没有打字机和电脑那种局限性。
有不同写作倾向的人会对五种特性有不同的偏好。对发现者来讲,手写至少在以下方面有优势:直接性、(非)统一性、(无)局限性和速度(较慢)。不过,发现者在写作时,一般要到最后阶段才进行文章结构的组织调整。这意味,文字处理软件的非线性特点很有吸引力。
规划者和发现者对语言的不同态度,可以说明他们对写作工具的不同取向。前者倾向于把语言看成是工具性的,工具并不重要,结果才是决定性的。他们以同样的态度看待写作工具。发现者却不一样,他们更符合诗歌写作的思维,即认为语言和自我密不可分。语言的功能很多,可分为指称、表达到诗性等等。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只是工具,交流双方只关心语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关心语言之外的事物和感情。但在诗歌里,语言则是终极的,作者在语言环境中挖掘字句的差异,并发现自我。发现者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写作工具。他们能从中介过程中发现写作工具的微妙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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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电脑写作与新主体的构型:符号的非物质化和作者个性的消失
麦克卢汉式的分析,仍然停留在感觉器官的适应性修改方面。正如波斯特所说,麦克卢汉“着重探讨接收者主体的‘感觉中枢’(sensorium),从而认定主体是一个感知的而非阐释的存在。他继续洛克式的认识论传统,把人当作有感觉的动物。但他强调这些动物所面对的感觉作用构型中的变化。”[47]
而后结构主义理论则把问题向更深层推进了一步,把新技术置于更大的理论背景中。不光人的感知、思维模式受到冲击和修改,西方传统理论所设想的主体甚至都进入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比如波斯特说,“与其说我们面临着麦克卢汉所认为的感觉中枢的整改,还不如说我们面临着主体普遍性的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信息方式中的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不再享有物质世界中某个固定的制高点,再也不能从这一制高点对诸多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推算。”[48]
在西方哲学发展历史中,笛卡儿为主客体的两分作了最基础性的工作。笛卡儿式的主体是站在客体之外的一个位置,获得对立的客体世界的知识;康德的主体既作为知识起源而位于世界之外,又作为这种知识的经验客体而位于世界之内;而黑格尔的主体则在世界之中转变自身,但也因此体现了世界存在的最终目的。而持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学者则试图证明,主体已被消解,或者具有同一完整性的主体已不存在。
那么,电脑写作是否或怎样对主体的重新构建发生作用呢?这是本节要探讨的主题,即电脑写作是怎样使西方思想传统中那种主体形象失去稳定性的。主体性一直便是与写作相联系的,一般来说更是与理性、甚至身份的男性形式相联系的。以电脑写作为例进行分析,将展示主体性的明显变化。
与笔、打字机或印刷机相比,电脑使其写作痕迹失去物质性。当文字通过键盘被录入电脑时,磷光象素便在显示器上形成字词。由于这些符号只不过代表内存中的ASCII码,所以它们的改变能以光速进行。或者说,键盘敲击与字符显现几乎是同步的。作者面前的词语是转瞬即逝,转瞬即变的,或者说是非物质的。与此相对,用手在纸上写出的文字或以打字机键盘敲出的油墨,有一种痕迹,不能轻易涂抹和改变。一旦这些文字从头脑的意象转化为字符出现,它们就赢得了自己的独立,与作者对抗,抵制他/她的干预和修改。从某种程度上讲,电脑写作免去了从思想到字形的转化过程。英文写作者在刚开始用电脑写作时都反映,写作变得异常方便,写作简直和说话一样,对此他们非常惊讶。(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存在较大区别,请参见下文对汉语电脑写作的分析。)
此外,修改文字和调整文章结构也变得如此便捷,这更让写作者惊讶无比。当他/她把某些段落移到另一处,当他/她使用拼写检查或同义词库时,写作者发现机器的能力竟然与人脑相似,甚至更加强大和迅速。回想一下电脑写作之前的排版工作吧,那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如今这一切都不费吹灰之力。脑袋里怎么想,屏幕上立刻就能实现。新型文字处理器的优势为“所见即所得”,而电脑写作的特点也可类似地概括为“所现即所想”。
总的说来,荧光屏上显现的字符,与作者头脑中的想法或口头说出的话,竟有了相似性质,即空间上的脆弱性和时间上的同一性。这种情况下,作者与作品、主体与客体逐渐有了一种相似性,即脑中想法和视觉上的文字趋向统一。这就颠覆了笛卡尔式主体对世界的期待,即世界由广延物体组成,它们是与精神完全不同的存在。而电脑写作使显示器这一客体与写作主体已经融为一体。如果从现象学层面分析写作者的经验,那么电脑写作类似于一种边界事件,其界线两边都失去了它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电脑写作处于划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界限上,给笛卡儿二元论所代表的清楚确定的世界带来不少含混。
当然,有些人也许认为,当作者习惯了电脑写作,起初的激动会随之消失。技术,无论如何先进,也只是一种工具罢了。电脑写作只会让人们码字速度更快,并不能让笛卡儿式主体感到不安,它甚至会促进已经存在并与自律的理性主体相联系的写作模式。不过,这种论点显然忽视了电脑写作给主体性带来的缓慢地震。电脑写作与用笔写作的差异被习惯渐渐压抑下去,不再为人察觉。但是,当一件平常被视而不见的事物缺席时,人们就会感受到它的存在以及它对人们生活的意义。
对语言和文化变迁最敏感也许就是诗人。一位诗歌写作者描述了电脑写作给创作带来的强烈冲击:
“电脑写作使敲击键盘代替了执笔手书,速度的成倍增快使书写具有了某种一泻千里的快感,思维因书写过慢而受阻的现象也大大地减少了。……这样的写作也存在着缺点,最明显的是:作者对成文的责任感减弱了。手稿的每一笔都会在纸上留下印迹,纸张的空间是有限的,增删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而键盘上的写作却具有了极大的随意性:字符可以被随时修改,字段可以整段整段地删除或者移位。这种不同并不仅仅只是方便了文本修改这么简单。一般而言,电脑写作容易比手写篇幅来得长,而相比之下的不简炼、欠斟酌也是其作品目前的一个普遍问题。而且,手稿修改会留下修改前的原文的痕迹,这使得反复比较成为可能,而电脑写作过程中的修改相对更感性一些,屏幕上永远留着最近一次修改过后文字的样子,作者很难认真比较出某处修改了三四遍的文字,到底是哪一遍最好,所以通常只能凭大概印象。这种区别,对于对语言本身要求较高的诗歌来说,就尤其明显了。”[49]
电脑文字处理和作者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主体的其他方面。作者是一个个体,一个在书写中确认其独特性的独特存在,他/她通过其作者身份确立自己的个性,从这个角度讲,电脑可能会搅乱他/她的整体化主体性的感觉。电脑监视器与手写的痕迹不同,它使文本非个人化(depersonalize),清除了写作中的一切个人痕迹,使图形符号失去个人特性。人们无法再通过笔迹来确认其作者。电子存储媒介也是如此。一部存在软盘上的小说与一部以手稿存在的小说是不同的。手稿作为原件,有其本真性。文学研究者查阅它们时,还能抱着探究作者写作过程的目的,从中挖掘“真实”文本或文本的演化过程。在作者修改整理手稿时,写作的过程、即文本的形成过程被物质化了。研究者可以从作者擦除、替换和删节的地方,从批注和补充,从笔迹的微妙变化中重构作品完成的整个过程。收藏家和图书馆愿意花大量金钱购买这样的“真实”印记。如果作品保存在磁盘里,那么作者的创作历程,以及其个性笔迹特征,都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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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汉语电脑写作对华人感知和思维的潜在影响
3.4.1 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编码方面的差异
在信息时代,不管哪种文明,所有语言都必须转换成计算机代码才能进入比特世界,才能在数据库中存储,在不同电脑之间进行交流。汉语和西语存在许多重大的区别,这些区别使汉字的编码及输入成为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中文输入法已经比较成熟。但不同的编码和输入法给汉语电脑写作带来了不同影响。前面已经论证,电脑写作对人的思维习惯甚至主体特征都将进行不知不觉的修改和调整。汉语电脑写作无疑会给华人思维方式,进而中华文明的走向产生一场无声无息的地震。
其实,不同语言在文字编码方面的差异,早在印刷术诞生之时就初见端倪。汉语与拼音文字在印刷术的发展上明显采取了不同的轨迹。我们暂且把汉语的基本符号规定为字,那么按《汉语大字典》所列,常用字和次常用字加起来就有3500个了。而西文,如英文,基本符号是字母,26个字母可以排列组合成所有的单词,进而连成语句。
当印刷术最初在唐代开始发展时,汉语只能选择雕版印刷术。当时,虔诚的佛教徒以广制佛像和传播经文来积累“功德”。到元代时,有人开始试着用锡铸成单字。这样的话,至少要有三千多个字模才能进行活字印刷。[50]
西方是拼音文字,这使得活字印刷的诞生水到渠成。西方人普遍认为印刷术的发明者是谷登堡。他们这里所说的印刷术,自然不是指雕版印刷,而是指把各个字母的金属印版多次使用的新方法。谷登堡发现整页印刷其实是反复印刷各个字母的累积工作。因此他的所有努力是把每个字母制成多个复制品,在印刷时按需取用。
拼音文字除了能够以26个字母为基本符号,组成所有单词,还有另一大优势,那就是字母表。有了它,人们才有可能把字母以最简单明确的方式排列起来。而汉字没有字母表。传统汉字字典的编排与发音完全无关。如果某人要在这种字典中找到一个汉字,随便翻开字典后,无论察其音还是观其意,均无法判别应该向前还是向后翻。中国使用汉语拼音后,汉字的排列方便多了。看到某一拼音,便可立刻知道:为了找到所须的汉字,应该向前翻还是向后翻。这就是字母表的作用。
从信息排列角度讲,汉字其实不是语言的书面符号,而是无声的图形,一个汉字是在二维平面上排列笔划,没有固定顺序可言。部首检字法是将一个图形分为两部份,先数部首的笔划,再数其余部份的笔划。因此,汉字极不便于信息的排列,从字典到大规模的信息库(Database),如电话簿,图书目录等,都包括在内。这是因为信息排列的实质是排列语言,而不是排列无声的图形。洛根(R.K.Logan)说,学习拼音文字不仅可使人们学会读写,而且能用字母表将词汇排列起来,而意识到世界上的事物可以有一定的次序。[51]
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和地区,打字机的发明和应用自然水到渠成了。比如英文,由26个字母和其他符号组成的键盘可以敲出所有的单词。而中文在这方面却一筹莫展,中国人既不能把键盘设计成由五六个笔划组成,更不可能把3500多个常用汉字都搬上键盘。当人类文明迈入计算机时代,问题显得更加迫切了。如果不能把汉字简单编码,中国文化就无法进入计算机的比特世界。
到今天,汉字的电脑输入已经出现过好几百个方案。但从原理上说,基本可分成拼音输入法和字形输入法两大类。许多来自语言学、教育工作系统及汉字信息处理领域的学者都认为,现在总的趋势是拼音输入法越来越普及,而字形输入法,除少数捷足先登占据了一定市场而现在还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之外,绝大部份都将烟消云散。拼音输入法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说,“在电脑上和电子打字机上,输入拼音、自动变换成为汉字,不用任何拆字编码,是最理想的中文输入方法。”[52]学者郭军也认为,最终统一市场的一定是一种“以简化汉语拼音为代码”的智能化的方法。[53]
3.4.2 拼音输入与字形输入对写作思维的影响
除了编码问题,汉字的另一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表意文字,字与音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如拼音文字那样有规律。比如英文的基本字母是26个,由26个字母可以组成许多固定的音素,当你看到一个陌生单词时,你可以根据单词的字母构成大致拼出其发音。像法语的音素组合就更有规律了,它不像英语那样存在许多的例外。所以只要掌握基本的发音规则,法语学习者差不多见到任何生词都知道怎么发音。而汉语则很不一样,碰上你没学过的字,你很难凭某个确切的规则推断其发音。当然,许多按形声方式组合而成的字,有其大致的发音规律。如“烤”、“拷”、“铐”都有同一个声旁,发音大致相同。但这一规则在汉字中贯彻的并不彻底。也许如张居里所言,“所有文字的发展都是从具体逐步走向抽象,始于象形,经过表意,再发展为表音。中国文字也不应该例外。”[54]至少我们可以说,中文在向表音的方向变化时,中途停顿了。
张居里认为,语言符号(Linguistic Sign)的两个要素,音和义之间,存在着抽象关系。所有的语言都是如此。……我们不妨把汉字心理学及中文拼音化这些课题视为“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因为白话文所涉及的正是语言,文字和思想三者的关系。胡适,陈独秀明确指出:文言文束缚思想。正确地用文字(即白话文)表达语言,可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可见,白话文所倡导的是一个认知革命(CognitiveRevolution)。拼音文字更深地涉及到了这三者的关系:正确地用文字表示语言中的抽象关系,可以促进抽象思维方式的发展。美国汉学家范德克(John De Francis)曾与白话文的旗手胡适先生进行过一番辩论。胡适认为,中国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范德克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只有从汉字到某种拼音文字的过渡才能与“文艺复兴”媲美。按范氏的说法,我们的认知革命还没有最后完成。
姑且不论范德克的观点是否有西方中心主义之嫌(所有文字都有同样的进化链条这一观点并不一定正确),我们至少应该承认,汉字和拼音文字在音形义基本元素组合的关系上有很大差别。因此汉语写作和英文写作,其思维过程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进入电脑时代,汉语写作会有怎样的特点,会面临哪些威胁和可能性呢?
尽管前面提到,拼音输入的呼声和市场占有率正逐渐盖过字形输入。但两种输入法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可以仔细辨别不同输入法对写作意识的影响有何差异。
字形输入法,如五笔字形、仓颉输入法等等,在学习之初,首先要学会拆字,并练习不同笔划和字根在键盘上的位置。网友bigdice说,“对于用五笔的人练到什么程度才算够了呢?我想恐怕是得培养出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看到一个字再去想如何拆恐怕是不行的。对于一个专业的录入人员来说,这种反应是指当他(她)看到一个字的时候,根本不用过脑子就知道如何输入。” 如果你问录入员某字如何拆,她也许说不出来,但却能很快地用手指敲键盘来回答。当然,如果练习不熟,拆字和摸键还达不到“近乎本能的反应”,那么输入就会给写作带来障碍。在输入时既要考虑字的形体拆分,又得“检索”其所在键码,这自然会分散写作的注意力,干扰了思维的流畅运行。[55]
网友psm说,“虽然我熟练掌握五笔,但我认为他影响人的思路,而我写文章从不在纸上大草稿,(我相信很多人现在都是这样),而我又有一个毛病,刚想好的一句话,很容易马上忘掉,当时用五笔时,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好不容易想了一个比较好的表达思想的句子,输入到一半的时候,下半句是什么就给忘记了。因为用五笔输入的时候,脑子里一定先想象出一个字的形状,才出来吗,是‘见字识码’,所以容易忘记想好的句子。”
所以,字形输入和拼音输入优劣之争的一个问题在于录入和写作的区别。一个写作者在使用练习五笔时,他需要先将脑中想到的字转换成字形,再进行拆分,这要比专业录入人员练习五笔更费事。网友bigdice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所在公司的前台小姐是用五笔的,而且非常熟练,对着原文输入的速度那叫一个快,但是,如果别人口述让她输入的话,她就不行了,还不如用拼音呢。”因此一般而言,非拼音输入法比较适合转业的打字员,而拼音输入法则为从事创作者所最乐意选择的输入法。在中文电脑越来越普及而走向一般非转业用户的今天,拼音输入法的市场相对来说就会越来越大。
有一个涉及写作思维的问题经常被争论者提到,即人在写作时,其思维的第一反应是语音,还是也涉及到字形。或许拼音文字的问题不太大,因为其字形和字音基本上是对应的,而汉语则不同。网友bigdice认为,“人的思维是通过语音来进行的,而不是字形,不然文盲岂不是不能思维了。” 湖南师范大学的彭泽润也认为,“拼音的优势在于它与我们思维中的语言具有直接关系。我们思维的时候使用语言工具,这种语言首先是用声音表达的。如果作家想到一句话,还要把声音转换成文字,再把字进行拆分和编码,那就拐了一个大弯了,会影响思维。所以,80%的电脑写作作家都用拼音输入方法。”[56]
尽管拼音输入法比字形输入法更符合人的思维习惯。但这并不是说汉语的拼音输入和英文的电脑写作没有区别。那些用双语写作的人也许最能体会到这一点。
美籍华人“张晓明”说,“我一在电脑上写中文就觉得才思滞涩,往往就写不下去了,还是得先从纸笔开始,写完再逐字敲进电脑里面去。我很希望也能象写英文那样在电脑上唏哩哗啦地敲中文。可也是数年努力而进展不大。”“当我们输入英文时,指尖敲进的字母与荧光屏上出现的字母或单字是一样的。我打进‘English’,荧光屏上即出现‘English’,而这七个字母又同时提示给我发音和意义。所以我输入英文时可以默读着打,可以边说边打,也可以边听边打。速度既快,头脑里也不便扭。这根本的原因在于英文的音与形的一致,输入与显示的一致。所以我的眼、耳、手全都在一个系统下工作。但是当我用拼音输入中文的时候,我打入‘yingyu’而荧光屏上则出现的是‘英语’。荧光屏上的视觉效果与指尖输入的内容不是同一个样子。因此我必须在头脑中同时运行两套系统,一个是拼音汉语系统,另一个是汉字汉语系统。两个系统必须随时互相转译,交错进行。我觉得这就是我中文输入远不如英文输入顺畅的原因。”[57]
诗歌写作者任晓雯也认识到字形输入法的某种潜在后果。他说,“当前大多数的汉字输入法用的是完全拆解了汉字形象的机械编码的方式,这……使中国字本身的形象感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语音或者偏旁拆解的强调……但是,对比较注重文字本身的汉语诗歌而言,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比如,一位习惯了用拼音输入法写作的诗人会不会更多地在意诗歌的诵读效果(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58]
就思维与技术两者的关系而言,技术不仅仅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工具,而是主动地促进或阻碍前者的发展。使用什么样的文字,即表意文字还是拼音文字,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在网络时代,电脑写作这一新型写作方式、电脑写作运用的不同输入法,都将对人们关于主体的认识产生潜移默化、但却意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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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网上交往与自我和身份认同的重塑
如果把网上行为分成几种取向,如获取信息、社交、娱乐等等,那么我们会发现,不少人其实只是把网络看作一个实用工具,他们会在网上看看新闻、搜索资料、炒股和购物,最多不过和原来已经认识的亲友进行email联络。这些人会说,网络并未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网络不过是新的一种传播媒介,一种新的信息传输工具罢了。它比报纸、电视和电话等媒介的功能更强大,如此而已。
不过,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些人,比如那些整天泡在BBS、聊天室和网络讨论区的网虫,一些新的话题出现了。屏幕上一串串滚动的字符,是网友们思维和感情的投射。这些文字折射出作者的自我和身份认同(identity)。个人主页、BBS上的昵称、签名档,这些精心构造的文字,既是作者的表达,也反过来具有其独立性,让人们清清楚楚地反思自己在新的交流环境中扮演的角色。穿梭和切换于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人们摸索着“真实”的自我,探询着被日常生活规范压制的潜能。
网上交往与此前存在的诸多交往方式的区别和相似之处在哪里?新型交往方式(即通过电脑网络这一中介进行的交流)会对身份认同的塑造产生哪些影响?在网上人们如何看待自己,怎样尝试扮演新的角色,重新塑造新的自我?这是本章将要讨论的问题。
4.1 网络世界的自我呈现
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为了给他人留下某种印象(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交流的一方,或者说信息的发送者会刻意对自己的形象进行控制。他/她可以刻意展示自己身份的某个方面,甚至通过精心装扮而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举个例子,人们在求职时都要制作个人简历,在简历中简要地描述自己的工作经历、教育背景和技能特长等等。招聘者可以从简历中大致了解应聘者,并在脑中勾勒出他/她的个人形象。“应聘技巧”之类的文章都会提到,针对不同的公司和不同职位,应聘者应该投递不同的简历。很简单,应聘者需要刻意迎合对方的要求和兴趣,这样才更有可能获得招聘者的青睐。同样,面对面交流中,我们也会留意自己的形象,从容貌、谈吐到一举一动,都希望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身处不同的交际环境,对待不同的人,我们会展现不同的角色和面貌。这就是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所说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戈夫曼主要探讨的问题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是如何在他人心中创造出一个印象的?或者说,运用哪些技巧使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来让别人产生一种自己希望别人产生的印象。当交流的带宽越窄,传递的信息越有限时,人们对自身形象的控制也就越强。在书信、Email这类完全依靠文字而且非同步的交流方式中,人们能最大限度地控制信息的传递。情书一般都比情侣对话精彩,因为他们有时间精心雕琢自己的文字。
人们在互动中的表现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行为个体相对容易控制的表达,包括各种语言符号或它们的替代物,这是明显的表达,即给予的(give);另一部分是行为个体似乎不经意或未加控制的流露,它包含在广泛的行动之中,是隐含的意义,戈夫曼强调的表演(performance)主要是指这后一部分的意义,以及对这部分表现加以控制的技巧。由于那些无意流露的信息更让人信服,所以如果我们要在互动中特意造成某种印象的话,便会有意无意地对那部分似乎“未加控制”的流露进行控制。所谓衣着打扮要“自然”,其实是既要控制,又要显得“未加控制”,这是更巧妙的“印象管理”。[59]
在网络世界的活动中,自我是怎样呈现的?个体又是怎样进行“印象管理”的呢?
在真实世界的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尤其是面对面的互动,所能传递的信息也比较丰富,我们不只可以收到他人有意传递出来的言谈举止,还能够观察对方无意间所流露的表情、体态,并凭借这些信息之间的相互对照来揣测对方的真正意思。
当交流的带宽越窄,传递的信息越有限时,人们对自身形象的控制也就越强。在书信、Email这类完全依靠文字而且非同步的交流方式中,人们能最大限度地控制信息的传递。情书一般都比情侣对话精彩,因为他们有时间精心雕琢自己的文字。
网络上的自我呈现所能调动的资源也比较有限。在目前的大多数情况下,如BBS这种异步社群交流、聊天室和ICQ等实时聊天方式中,可以控制的只有语言文字。通过电脑屏幕进行交流,外貌、举止、表情全不存在了。当然,在个人主页中,也可以使用图片、声音、动画等资源。不过,文字的表现力毕竟比声像材料更强,创作空间也更大。
由于信息材料的单一性(几乎只有文字),我们可以认为,在电脑网络的互动中,信息发送者掌握了更多呈现自我、塑造自我的主动性,但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对他人的认识存在着局限。
BBS这样的社区,为网络上的自我呈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这种互动模式中,某一个体展现自身个性的方式很多,例如ID(代号)、昵称、签名档、说明档等等,当然,他人或交流的另一方更多地是从其张贴的文章来了解该个体的形象。
ID是网络用户的帐号,一般由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构成。在某一特定社区里,不会出现“重名”现象。一个名字如OLIVER一旦被注册,其他人就无法使用这个ID了。与ID一起来标示个人身份的还有用户的昵称。昵称可以重复,也可以随时更改。在大陆的BBS站中,昵称可以是汉字,因此被很多网民用来展示自己的个性、爱好、性别甚至相貌,当然真实程度就不得而知了。网络可以给你重塑自己的机会,ID和昵称就是这种重塑的开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生只能有一个名字,而在网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止一次的更改过自己的昵称,而且很多人都注册有多个ID――事实上,网络给人的自由感也表现在用户可以最大限度的表现自己不同阶段不同侧面的个性上。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多的展示自己介绍自己的机会,BBS站给为用户准备了“签名档”和“说明档”,这很象现实生活中的名片。这些“名片”可谓五花八门,内容和形式都极为自由,ASCLL码艺术在这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从现在的大陆BBS来看,在一些注册人数较少较宁静的站里,用户的“签名档”和“说明档”大多比较严肃、认真,象很多人引用诗词里面有感染力的词句;而在人数较多较热闹的站里,在交际气氛的影响下,用户编写自己的签名档和说明档时更偏重趣味性,以期给其他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我们在现实中结交朋友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的对他们进行考察,这种考察在网络上同样存在,“签名档”和“说明档”是这种考察的最基本的素材之一。如果你拥有一份别致而有魅力的说明档,会很快引起别的用户的注意。[60]
按照交流双方发送和接收信息所处的地位、交流的时间间隔等等,大体上可以将网络交流方式划分为三种:以个人主页为代表的单向异步方式、以即时聊天为代表的实时口语式,以及以BBS为代表的社群交流。在不同的交流方式中,个体进行“印象管理”的能力很不相同,因而自我也就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除了在印象管理、自我呈现方面存在差异,不同网络环境中人们对自我身份的反思、对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之界限的体验,也存在很大不同。下面将以个人主页、BBS、MUD为例,在分析各种交流方式特征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人格、自我和身份认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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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个人主页:网上自我呈现的方式和可供利用的元素
在通常的人际交往中,交际双方处于同等地位。不管是面对面的聊天、书信或是Email,交流双方都确切地知道他/她交往的对象是谁。而个人主页上的身份构建却有显著不同,这种个人形象的展示其控制权是不平等的。一方面,主页作者能够完全左右页面的内容及其排版形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上无法了解网站的访问者是哪些人。
个人主页是随www技术的延伸而出现的。在美国,最初的个人主页是研究人员在教育和科研网络上建立的,主要内容涉及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个人爱好。不过,在中国,个人主页对互联网的发展却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4.2.1中文网络世界里个人主页的大致发展历程
早期的中文网络世界(不包括香港、台湾),内容非常贫乏。由于缺乏商业力量介入,所以不管是消费性新闻还是商务消息,不论是电子书刊还是声像多媒体产品,都寥寥无几。另外,国内各大网络(如电信架设的网络和局教育网)之间带宽极为狭窄,沟通极为不便,相互间的内容也就很难共享。比如,教育网丰富的教育科研资源很长时间都不为电信网络用户所知。而教育网内的新闻和娱乐内容也都只得靠学生业余建立的个人主页或社团性的网站来填充。在这个阶段,个人主页对中文网络内容的丰富作出了重大贡献。比如,在1998年,广州网易最先(也许不确,但的确是影响最大)推出了个人主页空间的服务。一大批个人网站精品在这一年脱颖而出,如高春辉的个人网站、黄金书屋……。这些个人网站搜集整理了大量内容,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服务,如软件下载、书籍阅读,在线听歌。从文字、图片到软件、音乐,无奇不有。这些个人网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网络,也锻炼了一大批网络技术人才。个人网站在中国网络发展中如此重要,以致在2000年初,上海一家公司竟然凭借收购数家当时顶级的个人网站而打造出自己的门户网站“多来米”,其囊括的网站包括黄金书屋、新闻焦点工作室、华军软件园、海阔天空等等。而当“飞翔鸟”等网站告别私人和业余性质而投入商业资本的怀抱时,也引起许多业内时评者的感慨。
4.2.2 真正的“个人主页”及个人主页上自我呈现的几种类型
像海阔天空、黄金书屋、书路等站点,虽然内容和面向对象不同,但其实都属于非原创性的收集类型。大而全的收集型网站并非个人主页的全部,这些“门户型”个人网站注定无法逃脱被商业网站淘汰或被其并购的命运,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个性,只作搜集和分类工作,与誊抄工、图书管理员没有区别。
而其他类型的个人网页才是真正的个人主页。比如一些有相同兴趣的人,共同创造一些有意思的内容,如小说、杂文、音乐创作、图片作品等等。这有点像同仁杂志,它们能为中文网络文化的成长和多元化作许多基础性工作。
下文的分析,将把视野限定在那些能标识个人身份的主页,即那些自己制作的、和自己的专业领域相关或与自己的兴趣相近的内容(学术的或业余的都行)。不论其主人是身处校园的学生,还是其他领域的网友。
Thomas Erickson指出,个人主页和万维网并不是用来“展示信息”的,它们是用来建构身份的――有用信息只是一种副产品罢了。他补充说,“万维网提供了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单独的个人可以用画笔来描绘自己的形象,调色板第一次由购买商品变成了使用信息。[61]
在个人主页上,你也许经常会看到“建设中”的字样。不过,正处在建设中的不仅是网站自身,其作者的身份认同也正在建设之中。在主页制作过程中,作者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依自己选择的角度,展示其社会和个人身份的任何一个向度。虚拟的世界提供的语境让他/她可以试验性地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
即便是“真正”的个人主页,其展现自我的方式也五花八门、见仁见智。Miller借用戈夫曼的理论,探讨了电子交流中的自我呈现。他将其所见个人主页做过一番扫描,共归纳成以下几类[62]:
1.嗨,我就是这个样子(作为一个个体)。这种主页是一种纯粹的自我呈现,内容包括:我的长相、我从哪儿来、我的专业(如某些大学生)、我最喜欢的乐队/书、这是我朋友主页的链接、这儿有些更酷的网址。
2.我就是这样(作为某一组织的一员)。这一类的典型例子是教师的主页,内容包括一份简历、教学课程和联系方式等等。在这种类型的主页里,给人留下印象的,不是作者说了什么,而是他/她和同事的差别。在打破组织已有规则的不同方式中,作者展现出自我的个性。
3.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其最初呈现的内容往往是团体结构和历史,而非个人信息。个人细节会从链接树的末梢逐渐展现出来,而介绍也是以第三人称的口气而非第一人称。重点落在这些人的个人成就上。从结构和内容看,它们更像由组织机构而非个人编写的一组网页。也许,这里展现的是一个团体的身份认同。
4.我觉得这些东西非常酷。这种类型的主页其实是第一种类型的子集。其中关于个人的信息,即明确呈现的自我往往很少,只不过是一些例子和链接,指向作者喜欢或感兴趣的东西。就好像某人的论文,文章并非展现自我,读者虽然不了解作者本人,但却知道作者的思想渊源、他/她感兴趣的问题、作者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因此,自我同样也展现出来。
5.为自己做的广告。这一类又可分成以下几种:
5a) 酷酷的风格。内容是为了展现此人特别擅长、极感兴趣或特有感触的东西。平庸的东西都省略掉了。所以页面的所有目的就是“自我推销”。
5b) 电子简历。以一种非常直接而且诚实的方式寻找工作,使自己的能力和职业兴趣为世人所知。
5c) 为自己所能提供的服务做的广告。这种主页介于简历和非个人组织的广告之间。这种做“自我呈现”的人能够提供特殊技艺或特殊个人魅力的服务,如设计师、drag artists等等。尽管这和前面提到的“酷酷的风格”有所重叠。但其意图是有差别的,因为在“商业”和“私人”自我间还是存在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4.2.3 与其他媒介的比较分析:异步的大众传播、非-在场的交往
网络这个媒介与以往的个人身份展示模式极不相同。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谈到的自我呈现,都是互动双方同时在场,或者说面对面交流时的情况。这种情景中,人们可以在穿着、谈吐这些方面给他人留下不同印象。有一个可以与个人主页相比较的例子,那就是青少年床头的墙壁。那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图片和文字,如海报、明信片、照片和徽章饰物等等。当然,床头墙壁的面积毕竟有限,自我广告的辐射范围也不广。在万维网诞生之前,“一对多”这种传播模式,仍然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而网络页面则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具,让人们可以进行大众传播。在网络上进行自我展示,其可能覆盖的范围超过任何以往的大众媒介。网络是一个大众媒介。不过,和此前的大众媒介如电视、广播、电影、印刷物不同,网络不仅对制作者开放,也向受众开放。
与文本媒介一样,网页是一种异步传播的媒介,这与那些同步传播模式,如电话或面对面交谈不同。和电子邮件及在线聊天一样,主页显然让读者不再受面对面交往的许多限制,如容貌、声音、体态、着重、发型等等。主页的异步交流性质使其和书面交往(如书信,甚至更私人形式的日记)更具可比性。而口头交流(如对话、电话)则和主页形式隔得远了。一个主页的潜在读者是上网的所有人,这使得它与传统的自我展示方式大不一样,而更接近于大众媒介(如书籍)。正如人们所说,制作个人主页,就像拥有了自己的出版社和印刷厂。当然,个人主页和出版物及其他大众媒介也有区别,那就是传播的内容并非“推送”出去的。读者拥有自主权,只有读者了解到你的网址,才有可能去访问你的主页。用一个实体世界的比喻,那就是,一旦你把自家的地址公布出来,知道这个信息的人就可以去你家参观了。当然,家里的哪些东西可以随意参观,哪些需要经过你的授权,那就得依靠技术和你的能力去实现了。
个人主页虽然和文本形式更接近,但两者仍然存在许多区别。比如,和印刷媒介不同,网页是一种多媒体,可以负载声音和图像。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更多的表现元素,如动画和3D,都将进入页面。印刷物一般都是线性顺序组织文字和材料,而超文本技术则使网页的结构可以变得无比复杂。另一个方面人们也经常提及,即网页比印刷媒介更具动态性。和书刊不同,网页不具有稳定性。所以,关于网络资源是否可以在学术论文中充当文献来源,人们一直存在争论。通过论文索引查找印刷载体的文献应该没有问题,但凭此查找网络文献,有些时候恐怕会遇到各种空链接(由于主机关闭或作者改换了地址)。也可以说,网页其实更适于动态目的。主页的作者可以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改和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讲,网页是一种非正式的、暂时的个人记录和作品草稿,而不是正规的、公众状态的出版物。一些作者认为,网页似乎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而印刷作品却似乎是“死的,和自己不再相关”。[63]
不过,也应该注意到,电子文本的这种动态修改特性也使文本的变化历程变得很模糊了。如果把书籍的不同版本互相对照,就可以看出作者思维的变化过程;但在个人主页上,修改后呈现的信息把此前的状态全部抹去了,除非作者像记日记一样把所有的更新记录全都保存下来。
一个哲学网页作者Mike Sandbothe则写道:“当我不在时,我的页面……中介性地与他人交往……万维网在媒介建构方面的独特性体现在这个新向度上……独立于我真实在场的‘非-在场’(a-present)交往……我们自己与他人所看到的这些形象,独立于我们的在场,获得了它们自己的生命。”[64]
不过,主页的半自治性质并不新鲜。文本的自治自从人们开始出版他们的作品后,虚拟自我就已经存在了。柏拉图在Phaedrus and Seventh Letter中指出了书籍技术的这一特征:虽然没见到你,但人们可以在你的‘文本自我’(你的文章和书)中遇见你的理念。(Hamilton 1971)这种虚拟自我的新鲜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有可能接触到如此多的人。这些虚拟自我在时间(和书籍有关)和空间(尤其体现在万维网上)扩展了其作者的潜在影响。
(Personal Home Pa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on the Web ――Daniel Chandler)
4.2.4 建构网页身份的元素
个人主页的内容和传统的个人元素差不多,最明显的包括:个人信息或自传性的细节,如兴趣喜好、人生态度,职业专长,以及好友链接等等。作者把他/她自视为至关重要的题材、立场和亲友展示出来(也包括那些不言自明的东西)。可以说,创建一个个人主页就是塑造一个虚拟身份。Sherry Turkle曾说,在个人主页上,一个“人”的身份从他/她所认识的人、所连带的关系和组织中浮现出来。(Turkle 1996a, 258). 另一位论者则说,把你所链接的网址告诉我,我就能说出你是怎样的一种人。(Miller 1995). 这些链接指向朋友的主页或那些与自己有相同爱好的人,可以说,这些主页的作者共同营造出一种“虚拟社群”(Rheingold 1995).
就内容而言,个人主页和其他媒介很不一样。在形式方面,它也有许多独特的地方。
个人主页不仅包括文字,也有图形(静态和动态的,包括图片、动画等)和声音(对话、音乐、音效)个人主页可以是只有一个页面,也可能包括许多相互连接的页面。当你键入某个个人主页地址时,也许会跳出多个窗口。一个窗口又可以分成许多“帧”。有的主页有计数器,可以计算访问者的数目和点击频率。大部分主页还有留言簿,人们可以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评价。有的含有表单,可以让访问者填写一些数据。像“我的书签”“热点链接”等等则会把你引向其他主页。当然,电子邮件地址一般都不会少。如果有兴趣,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与主页作者进行异步联络。除此之外,“聊天室”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个人主页的一个栏目。没准哪天作者会在他/她自己的聊天室出现,那你就可以和他/她在线对话了。当然,个人主页的聊天室一般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主页的优势正是在于它能够在主人不在场时提供信息,为主人建立一个网上虚拟的身份。
虽然主页的作者会在内容方面进行选择,把自己想要展示的部分呈现出来。不过,他们采取的形式也许会有意无意地展现自己的一些特征。其实,从背景色、语言组织,页面排版风格等等,访问者都能推测出主页作者的个人性格。
借用戈夫曼的理论来讨论个人主页上的自我呈现,其实存在着一个缺陷:个人主页并非戈夫曼描述的那种人际互动。戈夫曼所处的符号互动学派认为,自我是在互动中发展、维持和呈现的。心理学者也认为,想要了解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向他人介绍自己,社会性和互动是必不可少的。而个人主页几乎是单向传播的,访问者和页面作者在传播权上并不平等。因此,总的来看,个人主页还不具备清晰的个性,也无法支撑电子自我的互动发展。
当然,主页的内容毕竟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它和面对面的互动以及电子邮件有渊源关系。在Hugh Miller看来,个人主页和其他形式的自我呈现(如简历、书信等等)并无质的区别,页面上自我呈现的风格和非电子形式的自我呈现有明显的关联。
要深入探讨网络时代的自我问题,我们还需要寻找更有深度、更加丰富的素材,需要寻找互动更加频繁的交流方式。而BBS和其他形式的网络社区为此提供了一个更有研究意义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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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BS社区:戴着面具的互动、化身人格的相对稳定性、身体的不在场
上面以个人主页为例,探讨了自我在网络上的呈现方式。那么,在网络上呈现出来的自我,和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存在怎样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纽带联系密切不密切,通过网络互动,人们对自我产生了那些新的认识,下面将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4.3.1 戴着面具的互动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面对面的交流,中间不存在也不需要媒介的参与。在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进入平常人生活之前,人们对于社会和世界的认识也更多地依赖个人经验,即耳闻目睹。不过,20世纪人类经历的一个重大文化变迁却是,我们和现实相隔越来越远。[65]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经过技术的参与而进行。人们在小时候大多玩过“打电话”的游戏,当一句话经过几个人的传递后可能就面目全非了。现在电视里的娱乐节目也常常出现这个游戏:参与者塞住耳朵,用口形和形体动作来表述一句话,这句话经过四五人传递后,肯定会变得离题万里。游戏告诉我们,信息传递的环节越多,掺假的可能性就越大,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就不那么自信了。
在网络出现之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依靠由各种传播技术作中介的沟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电话与书信。这种不直接面对面,经由沟通媒体的中介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它具有不同于大部分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的特殊性。而电脑网络做为一种架构人际关系的媒介,与电话或是电视更有着极大的不同。
一般来讲,我们利用电话时总是与原来就熟识的亲友联络,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才与陌生人交谈。和此前的媒介相比,网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促进了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在网上,与陌生人攀谈并非勇敢之举,而被陌生人打扰也不会有人感到尴尬和唐突。这一点被许多人归功于网络交往的“匿名性”。人们常常调侃道,“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不管是在聊天室或BBS及www形式的讨论区里,网友们都需要一个代号(ID)以示区别。以代号出现,人们似乎躲在屏幕后面,因此少了许多顾忌。
匿名性的关键在于,隔着电脑屏幕,对方看不见你的容貌和身体,你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份特征,如性别、学历、职业、地位等等,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部分或全部地隐藏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电脑网络媒介形成的人际关系,也类似于隔着面具的互动。
社会地位、学历以及相貌等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对人际交往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些与交往内容本身无关的因素在很多时候给交际个体带来了无法克服的障碍。这也是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性格封闭、不能与人充分交流的重要原因。而在网上,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为什么热衷于参加假面舞会?因为没有人知道你的真面。在网上,所有人对你的第一印象都只是一个ID,而为你在网上的言行负责的也是那个ID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你。这无疑给网络人际交往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你可以轻松的在网上“换个活法”,可以找到更理想化的自己。当然,也有人认为是找到了更真实的自己。
如果所谓的匿名性应该是每个代号背后随时更换着使用者,同时,每个人也随时更换着代号。若是这样,那么“匿名性”这一说法并不能准确地描述网友们在网络上探索自我认同的实际情形。人们似乎想当然地认为,网上人际关系会因匿名而导致任意与不确定。但情况并非如此。
4.3.2虚拟化身的人格特征:相对稳定的化名
电脑网络使人们可以暂时地抹除真实世界的身分,卸除既有身分与关系的束缚,在网上以一种新的自我呈现出来,与其他ID进行互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可以避免自己的性别、年龄、职业、学历乃至于社会地位的影响,甚至只要他愿意,也可以除去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完全地重新建立人际关系。经过网络所传达的信息远不及面对面互动那么丰富,但反过来也为个人进行印象管理提供了更多的弹性,他/她可以在自己选择的时间,重新决定自己呈现在他人面前的形象;也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志同道合的群体或是个人进行交往。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电脑网络上沟通的化名性质。
在BBS和网络讨论区里,网友们会在代号以外帮自己取个昵称,甚至在个人工具箱里加上精心设计过的签名档,乃至于经营自己的个人说明档等。更为重要的是,BBS或WWW页面方式的讨论区是一种虚拟社群,各种ID在社群里会长期互动或进行信息交流。在那些规模较小、相对稳定的网络社群里,ID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并逐渐形成一个社会网络。于是,许多ID的个性就逐渐塑造出来。换言之,每个代号都渐渐地有了自己的身分认同与人格特质。
戴森(Esther Dyson)认为,假名这一表述更符合网上人际关系的特点。她说,“个人给自己取一个法定姓名以外的名字,凭此在网上建立起一个虚假的、但经久不变的身分”。这就指假名(pseudonymity)。[66]而网络的人际关系便是一种基于假名的人际关系,而非建立在匿名性之上。由于每一个自我认同都必须经由与他人的互动过程,逐渐形成一个自圆其说的叙事,当我们在网络上长期使用同一个代号以后,环绕着这个代号也会凝聚出一个人际关系的网络,慢慢地这个代号就像是我们在真实世界的外貌长相一样,长期带着这张面具,也会自然而然地对这个网络上的化身产生认同,这个面具就因此成为我们自我认同的一部份[67]。从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化身也具有其人格特质(personality)。
如果说网络上的人际关系是一场探索自我认同的游戏,那么这个游戏的真实性必须靠着参与者一同使其实现,也因此游戏背后有着所有参与者共同组成的社会在支撑着它;随之,个人无法单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游戏的发展与结果。换言之,网路上的人际关系不是一场虚幻、虚构的游戏,而是经由社会共同建构的真实。这个游戏有它长期以来经由互动所形成的规则,个人不能任意地加以改变。由此可见,网络上的人际关系虽然仍需使用者投注其幻想,而个人塑造另一个自我的意愿也是网路人际关系的关键因素,但是,这仍然是个由所有的参与者共同支撑起来的真实游戏。
我们并不应因为网络上的人际关系是隔着面具所建立起来的,而担心这样的人际关系是不可信赖、虚幻的,因为个人的人格认同总是在一定的社会脉络中形成,并且是在与他人长期的互动当中逐渐发展出来的。
在网络上,个人的自我塑造过程并非毫不受到真实世界身分的限制,例如,一个完全不懂摄影的人,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摇身一变,在相关讨论区成为一个具有专业知识、乐于助人的高手。在真实世界中我们难免倾向于参考个人的身份来判断他的言论,同时,个人的诸多角色与相应的人际关系之间,总是很容易就会有些重叠,因而,彻头彻尾地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也会比较难以如愿。相比之下,由于网络上人际关系的范围往往可以极大范围地横跨地域、职业、年龄等固有社交圈的限制,所以重新塑造自我形象的可能性也就大了许多。
然而,真实世界的身分终究无法完全抹去,这是因为真实世界仍然有它的优先性,不论使用者是否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网络上,或是在主观意愿上比较喜欢网络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物理上身体的限制,仍旧必须回到真实世界来过生活。
当然,网络使用者可能同时拥有数个代号,就像同时保有数个表演舞台,甚至在不同的舞台上所面对的也是完全不同的观众。所以,网络上的人际关系必然会呈现为一种局部人格间的接触。但也因为这种人际关系只是建立在局部人格之上,所以网络上的人际关系确实是显得比较虚无与破碎。
4.3.3网络互动中身体的不在场
只有在较长时间的交往中,在某个关系密切的网上社群里,一个特定代号才会形成自己的独特叙事,拥有比较成形的个性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网络上的一个代号、虚拟社区里的一个化身,必定会和现实生活中某个身体拥有直接联系。所以,我们只能说网络社群里的虚拟化身有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性,但是,这个虚拟化身(ID)和控制它的那个身体之间的联系却不太恒定。比如,一个人在同一个网络社区里可以拥有多个ID,也许每个ID的个性特征都不太一样。或者,也存在这种可能性,两三个人轮流共用一个ID。虚拟化身和现实身体两者间纽带的缺失或断裂,引发了一连串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网络诈骗、多重人格等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外貌、长相、乃至于年龄、职业等都是一张长期带着的面具(persona),它们终究会变成身分认同与人格(personality)的一部份。因而,面对面的交谈就等于曝露身分,也就是触及身分认同;相反地,经由媒介的沟通,不必曝露我们的外貌、长相,也就让这样的人际关系难以触动自我的主要身分认同。当你希望逃避某些人和某种人际关系,或者企图欺骗某人时,不需露脸的、由媒介作中介的交往就让你有了抽身而逃或乔装改扮的机会。
和面对面、电话、书信等传统交流方式相比,电脑中介交往使乔装改扮更加容易了:它彻底脱离了那种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的个性特征。比如,在面对面交往中,人们能够容易地把某个行为和特定的人联系起来,因为人的长相和身材不可能轻易改变。在书信交往中,我们可以通过笔迹来判定,信是否有假,上面的话到底是不是署名者写的。签字、盖章等方法都是为了杜绝信息传送过程中的作假行为。电话这一现代交流手段采用了通讯和电子技术,尽管编码和解码的过程有可能造假,但我们还是能从话筒中辨认出对方的个性嗓音。
但是在电脑网络交流中,这些和身体相关联的个性“签名”彻底丧失了。不管是BBS讨论还是OICQ实时聊天,交流中传递的语言信息不再有丝毫和身体相关的个性特征。当然,如果交流双方异常熟悉,而且文字风格比较特别,那也可以通过分析文风来辨认真假。不过,电脑中介交往毫无疑问比其他方式更大程度地抹杀了交流内容的身体相关性。
Turkle曾经谈到她自己的一次经历,她当时在巴黎读大学,住在别人家里。除了紧急情况,这一家人从不用电话,而使用一种更具亲密感的“气递信件”(pneumatique)。当你把一封手写的书信送到当地邮局后,信会放在一个筒子里,通过一连串地下通道传送到另一个邮局去。然后再用手送到目的地。人们喜欢用“气递信件”来传送情书、道歉信或重要的邀请函。尽管中间要用到很多技术物,但手写的“气递信件”却承载着送信人身体的痕迹,从一个人的手里递到另一人手里。[68]这种古怪的方式特别强调了人际交往中身体在场的重要性。
网络社区的人际互动被人称为一种“身体缺场”的交流。身体(body),似乎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但实际上它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69]首先,身体是作为一个生理意义上的实体——肉体(fresh)而存在的。它是维持一个人生存的基本。它有着安全的需要,它得避免受到他人的侵犯或伤害。而在网络上交流的人们却可以避免这种身体的接触。人们消除了身体受到伤害顾虑后,就可以尽情的发言,说你想说的,甚至是一些攻击性的语言。而不必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同时,作为肉体,人们往往赋于它高矮胖瘦,靓俊强弱的区分。在日常的互动中,这有时会使交往双方产生一种优越感或是自卑感。使得日常的交往具有了某种先赋的不平等性。另外,身体是羞感的起源,它会脸红、流泪和羞愧。而这种“身体缺场”为人们的羞感提供了一层保护膜。极大的冲淡人们的害羞和尴尬的心理。这使人们能够以一种更为开放,更为大胆的姿态介入到网络社区中去。因此,网络社区的互动,就显得更加的原始、直率,和更少的道德规范。这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网络社区的平等与自由,但随之也就带来了网络社会的失序。
其实身体之于网络的意义却不仅仅如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身体是一种生命有机体,但身体的社会观念比这种物理模式所暗示的更广阔、更复杂。[70]社会的身体比肉体蕴涵着更深层的内涵。这牵涉到我们这里要讲的身体缺场和网络的身份认同的问题。随着现代性的出现,某种类型的身体外貌和行为举止,明显地具有特殊的重要性。[71]一个人的身体往往代表着这个人或是这类人的身份。因此身体的在场,就意味着某种身份的确认。[72]
4.3.4虚拟和现实的重叠(前后台分析的局限)
黄厚铭认为,如果将戈夫曼的前后台理论引入网络互动的讨论,那么我们可以把人们在网上的表演(如个人主页、BBS签名档等等)视为发生在前台,而人们的身体则在后台(电脑前的现实空间里)自由自在的活动。[73]
戈夫曼的前后台理论采取了他一贯使用的戏剧论(dramaturgy)视角,以此辨析人们在不同情境中的自我呈现。互动情境的表现性设备被称为“前台”,包括场景(setting,如互动发生地的环境、设备)、外表(appearance,如年龄特征、性别、种族)和举止(mannner,包括人们期望如何行为的特定信号)。而在后台,行动者则可以放松、调整,并准备和操演前台所需的表演。[74]
不过, 在我看来,在此引入前后台理论,恐怕不太合适。因为在戈夫曼看来,前台是指个人表演中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则发生作用的那一部分。[75]而后台则是观众不能进入,而表演者可以松弛一下,免去其周围限定的场所。[76]因此,前后台的区分关键在于,个体是否(在观众目光和自我约束下)受制于某一社会角色期待,或者说是否强迫自己按社会规则所拟订的脚本进行表演。
在那些不太成熟的网络社区里,人际交往的规则和角色期待并不明确。在化名这一面具的隔离下,人们能够不受拘束地表演。这种情况下,网络和现实的关系与黄厚铭所描述的正好相反:现实生活是前台,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受到各种社会规则的约束,表演要尽量符合他人的期待。而躲进网络里,他们却可以在这片无法无天的空间里自由地表演,尽情展现日常生活中不能展现的那一面。能够自由发挥自我个性,这正是吸引许多人投身网络的诱因。
当然,在成熟的网络社区里,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行为规则正逐渐成形。在这样的社区里,人们在不同区域将遵守不同的规则。所以,这些网络社区的不同区域本身就可以划分出前后台。比如,在BBS的Love板上,你得遵守规则,只能发表和情爱有关的言论。而在私人封闭的聊天室里,你却可以和密友自由地讨论任何问题。在这种情形下,BBS各板就是表演者的前台,而在上锁的私人聊天室里,你则处于可以放松的后台。
总的来说,黄厚铭虽然误用了戈夫曼的前后台理论,但却利用戏剧前台、后台的划分,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对网络上自我身份的分析。
按黄厚铭的分析,在真实世界中,尤其是在现代的都市生活里,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以局部的人格与他人互动。个人必须努力维持展现在他人面前的这个人格的一致性,而隐藏可能引发怀疑与不信任的不一致。这样的人格一致性是社会互动中基本信任的基础。换句话说,维持有关自我的叙事能够自圆其说,是社会互动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
在网络上与他人互动之时,我们的真实身体往往是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舒适地与他人交谈,真实世界与网络空间的割裂较大,再加上网络人际关系领域的扩展,相形之下,不同人际关系之间交叠的机率并不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仅可以把电脑网络视为一个前台,真实世界视为一个后台,在电脑网络上,不同的活动范围也分别构成一个个几乎互不交叠的前台。所以一方面个人得以塑造一个有别于真实世界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在网络上也可以同时维持数个不同的身分。个人因而可以藉此主动地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以及相应的人际关系。这就类似与舞台表演一样,表演者在后台隐藏了部份的真实身分,在前台则尽力地扮演着观众期待的角色。[77]
4.3.5 那个才是“真实”的自我?
网络化名所提供的弹性,容许个人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来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利用网络的隔离功能,网友能够隐匿部份或全部真实世界的身分,利用自选的代号与昵称,在网络上展示自己的某个侧面,或者重新塑造一个或多个自我,并在其间切换、摸索、与试探,而这些自我也都或多或少与其真实世界的身分有所不同。
许多人认为,在BBS或网络聊天室中,他们展现了“真实”的自我。按这种说法,他们在日常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就是虚假的,或者被掩盖起来了,而BBS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挥自身潜力的空间。
在BBS上,不管是人们对自我形象的描述,还是发表的言论和创作,都是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因此,语言表达能力成为人们网络生存和表演的首要能力。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人通过在网络上写作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名声。随着网络的兴起,不少写作者通过作品的传播获得了众多网友的认可。网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潜能的舞台。
此外,由于人与人之间不是面对面的互动,沟通的隐匿性也使得个人能够比较放得开地投入互动的情境当中,所以,在个人愿意呈现给他人的面向上,还会有放大或夸张化的效果。这对于当事人来说,也会有一种莫名而令人兴奋的解放感。
因此,在网络上所呈现出来的自我,往往是自己所期待、但在真实世界受到既有生命历程及其社会关系所羁绊而无法如愿的那一个面向之自我。当然,个人也可以用完全一致于真实世界身份的姿态出现。但就网络使用者习于运用代号、昵称、签名档、名片档来凸显自己的特色而言,实际上,使用者往往是利用这些讯息来给予他人有关自己的提示,在互动过程中塑造自己在网络上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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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MUD:自我的去中心化、后现代身份认同
对于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关系,Sherry Turkle的比喻具有颠覆意义。她指出热衷于网络上角色扮演游戏的使用者,将会慢慢地将现实世界的生活视为与网络世界上任何一个视窗当中的世界一样,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也只不过是另一个窗口而已,而且,还不见得是最好的。在这种状况下,将会产生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态度,亦即不再主张自我的完整与一致性,认为每个窗口中、每个面向的自我都是同等地真实,其间并不存在层级或相互比对、确认的关系。
4.4.1“现实生活只不过是电脑屏幕上的另一个窗口!”
Turkle的分析素材主要来源于她对MUD玩家的访谈。MUD是Multiple User Dungeon的简称,即“多用户地牢”,也被玩家称为泥巴、泥潭等等。它是一种角色扮演类的游戏。一般我们所见到的角色扮演类游戏都是在个人电脑或是电视游戏机上,由玩家一人控制著所有角色。但 MUD 不是这样。通过互联网,全球各地的人均可连上 MUD,各自扮演一个角色。你可与他人交谈、一起冒险,或组成庞大的探险队,探索广大未知的世界,甚至可以划定界线,创造自己的王国,子民等等。MUD与个人电脑游戏最大的不同在于,MUD是自由的,是任你想像的,而不像PC游戏那样,所有故事情节皆已有设计师安排。在MUD中,所有事情,都要靠你去发展,没有人限制你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一般来说,MUD可分两大类:社会性MUD(social-original MUD)和战斗性MUD(combat-original MUD),前者是社会化性质的MUD,通常玩者在其内多半在于聊天,交朋友,讲讲笑话,讨论事情等。而后者是战斗导向的MUD。玩者在其内多为解谜,战斗,升级等。但以上分类并非绝对的,只是个概括性的分类罢了。许多战斗性MUD也可以发展成社会性MUD。
当你进入MUD,你用文字创造一个或多个人物,赋予他们一种性别、一些生理和心理个性。MUD里的其他玩家可以看到这些描述。这就是你的人物的自我呈现。当然,创造出来的人物也不一定非得是人,且可能超过两种性别。这些人物有一份工作,会参与社会仪式、庆祝活动,也许会经历浪漫的爱情,由相爱到结婚。
在MUD里,玩家不仅是文字的作者,也是他们自己的作者,通过社会互动建构各种自我。
一位MUD玩家说,“其实MUD与现实世界确实存在着很大或者截然不同的东西。因为在MUD中你可以拥有一个角色去扮演你理想中的英雄,也可以在上面把在现实中不能说的话(或者是对平淡生活的牢骚,或者是对老板的不满)告诉你信得过的朋友,还可以重回远古的历史,进入金庸古龙笔下的江湖去以一剑泯恩仇。现实中也许你只是个文质彬彬,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可是在MUD中你也许就是一个经常行侠仗义,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现实中也许你内心善良,连一只蚂蚁也不敢杀死,但在MUD中你却可以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现实中你也许是一个虎背熊腰,力大无穷的大汉,但在MUD中却也许就是一个千娇百媚,风情万千的弱女子……总之,MUD就是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它可以和你现实的生活完全地颠倒过来,能让你尝试另一种个性,张扬一种与现实的你背道而驰的个性。正是它的虚拟性才让我有机会塑造另一个自我。”[78]
Turkle将MUD与传统的一些角色扮演游戏进行了一些类比,比如心理剧psychodrama。在这些情况下,表演者的身体是在场的,他/她一旦进入某个角色,就必须离开另一个剧情。而MUD不同,它提供了一种平行生活。MUD的情节没有一个固定的结局,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MUD,不舍日夜地扮演里面的角色。所以这种游戏和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在MUD中游戏成为玩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MUD让自我和游戏、自我和生活、自我和仿真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79]
MUD里的玩家和大部分热衷网上生活的人,其“日常”工作往往和电脑密不可分。当他们干活时,MUD里的虚拟化身则在“睡觉”,就是说并未断线。工作稍有空闲,他们又回到MUD窗口,到游戏里遛达遛达。这样,他们似乎把工作时间分成许多块儿,在真实世界和一连串虚拟世界里“切换”(cycling through)往返。而这种“切换”不光是MUD玩家如此,其他如新闻组、网络聊天、BBS的常客都是如此。
正是这种在窗口间“切换”的生活促使Turkle提出,电脑屏幕上的“视窗”为网络时代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比喻。
如今的电脑大多是在“窗口”环境下运行,这种方式让你可以同时进行多个工作。比如,你可以同时打开文字处理程序、网络浏览器、ICQ聊天菜单等等。尽管你只能在最上面的窗口操作,但下面的窗口同时也在运行。所以,可以说在任何时刻在每一窗口,你都“在场”。每一行动都在一个“窗口”中进行,于是你在电脑上的身份认同就是这些分散的在场的集合。
电脑介面采用窗口隐喻,这一技术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让人们可以在各应用程序间方便地切换。但在实际上,窗口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比喻,可以用来思考这个作为多重而分散的系统的自我。自我本来很简单,在不同情境中扮演不同角色。比如进入课堂成了学生,回到家里成为晚辈,进入商店成为顾客。而多窗口里的生活实践则是一种分散的自我,在同一时间处于多个世界扮演多个角色。MUD让窗口这一比喻多了一层意义。用MUD玩家的话说,“现实生活”可以说只是“另一个窗口”。
4.4.2 MUD体验的后现代语境:多元的、去中心的自我
在Life on the Screen一书中,Turkle将自我问题放到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脉络下来理解,她认为网络使得看似抽象的后现代主义在社会中有了具体的展现,MUD成了人们探索身份认同的实验室。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语境使得关于人的身份认同的思考主要被多样性、异质性、变动性和片段化这些新图景占据。人们从MUD上得到的的生活体验有助于我们对传统的自我和身份认同观念进行重新思考。
身份认同到底是单一的还是多重的,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精神分析理论在这些争论中扮演了一个复杂的角色。弗洛伊德的革命性贡献之一,就在于他为自我提出了一种极度去中心化的观点。而他的跟随者却往往赋予自我(ego)在控制自我方面更多的统治权,因而也就削弱了弗洛伊德传达出的含义。不过,这种再中心化的倾向却不时遭到精神分析内部运动的挑战。荣格强调,自我是各种原型汇聚的地方。最近的情况则是,后结构主义思想家试图提出一个更加极端的去中心化的自我。比如说,在回归弗洛伊德的旗帜下,雅克·拉康坚持认为,自我是一个幻象。这样他把精神分析带入了后现代潮流,试着把自我描述成话语的王国,而非一个真实的事物或某种永恒的心灵结构。[80]
Turkle说,计算机科学的变化和这种潮流不谋而合。在人工智能领域,那种从下而上的、分布式的、并行的、突变的心灵模式代替了自上而下的、信息处理的模式。而同属计算机文化的互联网,则促成了对身份认同的多样性的思考。在网上,人们可以通过在众多自我间切换而建构一个自我。[81]
不过,应该强调的一点是,Turkle并不简单地认为网络促成了多重自我。在她看来,自我的分散和去中心,在当代西方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所反映。某些MUD玩家把现实生活看作屏幕的另一个窗口,这只是种种多重自我的表现之一。
Turkle说,在本世纪初,我们说身份认同是“锻造”(forge)出来的。这种说法强调其铁一般的稳固性,抓住了核心认同的中心价值。虽然人们也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戴着不同的面具。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讲,他们终生都能强有力地控制这些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转换。就某些边缘角色来讲,在角色间转换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其代表人物是骗子艺人、重婚者、反串性别的演员、“人格分裂”者等等。而在后现代社会,多重认同不再处于事物的边缘。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身份认同是一组可以混和与匹配的角色,身份认同的多种需求之间需要进行协调。[82]
Turkle说,网上面具为思考多重身份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启发思考之物”(objects-to-think-with)。她解释道,这并不是说,多重人格紊乱(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MPD)症状越来越多,这和MUD、BBS或聊天室有因果关系,也不意味着MUD上的人都有MPD症,或玩MUD(网上聊天)和患上MPD差不多。她要说的是,当今美国文化中出现了众多的多样性现象,网络角色是其中之一。这些现象有助于我们对传统观念中那种单一的身份认同进行全面的重新思考。“平行生活”的网上体验是这一重大文化背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背景促使我们对多重自我进行新的理论概括。[83]
多重自我这个问题,引发更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将在未来逐渐地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例如,什么是忠诚?在网络上爱上另一个ID,或是与对方玩网络性爱,算不算对配偶的不忠?忠诚与性爱到底是一种心理的关系、还是肉体的关系?网络上的强暴是否只是一种文字而已?顺着Turkle把网络上探索自我认同的活动放到后现代虚拟文化的脉络来理解,我们还可以追问,当真实与虚拟之间不再有区别,而我们都倾向于从界面来理解事物之时,对个人和社会来说,传统的人际关系和权利责任还有没有意义?
4.4.3 MUD的心理效果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
Turkle的某些判断非常大胆,让我们不太容易理解。比如她说MUD使自我和游戏、自我和角色、自我和模拟之间的界限模糊了。[84]比如“MUD玩家会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即生活是由许许多多窗口组成的,而现实生活只是其中之一。”[85]
当然,她也对自己的分析做过许多限定和修饰。MUD对心理成长到底有利还是有弊呢?Turkle认为答案并不确定,它和生活一样复杂。“如果你的自我非常健康,足以在各种关系中成长,当你带着这样的自我进入游戏时,MUD可能会有所裨益。如果情况相反,那么你进去可能是自寻麻烦了。”[86]
Turkle提到的多个案例对此有所佐证。也许因为其职业特点,Turkle喜欢分析MUD对心理成长有什么影响,MUD和心理剧(psychodrama,一种可使患者的感情得以发泄从而达到治疗效果的戏剧)有哪些异同。她提到的MUD玩家都是高中生或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有过各种各样的心理创伤。比如Gordon读高中时父母离异,Matthew的父亲酗酒、对母亲不忠,Stewar因多病而害怕死亡降临、性格内向、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可以交流的朋友,Robert的父亲失业、酗酒。
对不同的人来说,MUD的心理效果是不同的。有的在MUD上设身处地地扮演父母的角色,因而更加理解长辈,性格也有所变化;但有的人却在MUD上毫无意义地重复自己在现实中的挫折和坏脾气。结果的好坏取决于玩家需要面对的情绪挑战以及他们可以带入游戏的情感资源。[87]
因此,MUD对心理成长的影响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心灵都极为不同,因此不同的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电脑。在使用电脑、网络、MUD以及诠释其意义时,人们也各有彼此相去甚远的风格。正如Turkle所说,“就这一点而言,电脑就像心理学家的罗夏测验(Rorschach test)一样。在这项测验中,墨迹显示出各种图像,并不限定于任何一种图像。接受测试的人全凭本身的性格、人生经验与文化背景,来决定他们看见的是什么。”[88]
正如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运用电脑、从网络游戏中获取不同心理意义一样,不同的文化也对电脑网络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网络技术及赛博文化的发展,肯定和美国存在时间差距。Turkle的《虚拟化身》是1995年的作品,但即便到了今天(2001年),我们对她所提到的MUD及其对心理成长的影响,仍然觉得比较隔膜。在中文网络世界,MUD并不像美国那样发达,而且其故事情节有存在诸多差异。所以,和Turkle掌握的美国情况不同,中文MUD并没有进入大多数中国网民的生活,所以在各种网络交往形式中,MUD的影响力不如聊天室、OICQ、BBS(或WEB式论坛)等等。因而Turkle的许多论断不一定符合其他网络环境中的自我认同的建构。
尽管Turkle认为,在BBS、IRC等方式的网络交往中,身份认同的建构与MUD差不多。但在我看来,MUD和其他方式的电脑中介交往,如BBS、聊天室等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MUD是一种游戏性质的交往(比如在英文中,玩MUD的被称为MUD player,play在英文中的含义更广,player在别处也可翻译成运动员等等。而在中文中,MUD爱好者一般都称为泥巴玩家,从名称上就定性为游戏了。)
黄厚铭也意识到不同形式网络社区的区别。他说,台湾的网络使用者较喜欢在BBS上参与讨论、聊天,而国外使用者主要用来扮演各种角色的泥巴在此并不盛行。BBS上代号与昵称的设计,使得在讨论区分享资讯本身,也具有塑造自我认同的功能。这一点与国外新闻群体上参与者大多署名参加的情形非常不同。也由于大多数使用者自我认同的塑造仍旧建立在所贡献资讯的正确性之上,因而还有其参照点,不像是在泥巴上全然以幻想的演出为基础。[89]因此,当我们在讨论网络上探索自我认同的过程时,不能忽略各个地区网络社区个别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网络所带来的全球化现象中,仍然存在区域文化差异。
此外,一个真正的社区里,人与人之间应该能够互动。这种互动不光是语言交流,也有其他利益冲突和行为帮助。在BBS上,能够对人产生作用的只有言语。而MUD就不同,许多中文MUD都以武侠小说为背景,比如在“侠客行”中,人物的天赋有悟性、根骨、身法、膂力四项,对于学习、体力复原、进攻力和防御力各有影响。学习武功有三种方法:向师傅学习(xue),阅读武功秘笈(du),或自己练习(lian)。因此,玩家们之间演绎的故事情节,包括工作、拜师、学艺、寻宝、谈情、结婚、仇杀等等。在社交型MUD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多种多样。像“第四世界”图形MUD里,市政厅是其最高管理机构。市长负责社区的运行、维护、升级和扩展。仲裁,调解和执行市政厅的决议。副市长负责规划、管理、维护和协调整个社区的开发。
总的来说,在MUD里,角色有成长性。他们的性格有情节和行为作为支撑(尽管这些行为仍是以文字或图形表现出来),在与其他人物的互动中改变自己的属性。而BBS和其他网络讨论区则主要是言论的交流,ID之间很难有言语之外的作用和影响。
即便同是网络游戏,中外MUD的区别也是比较显著的。中文MUD绝大多数都是以武侠为题材,很少有“社交型”MUD。说来说去,由玩家们之间演绎的故事情节,不外乎生存、工作、拜师、学艺、寻宝、谈情、结婚、仇杀等等。这些行为和现实生活相隔太远,远不象Turkle所描述的MUD那样有人情味。因此,大部分中文MUD更接近虚构的游戏,因而也难以和现实生活交叉和重叠,玩家也没太多机会反思MUD中的角色和现实中的自我有哪些联系。
比如“侠客行”是在“东方故事2”基础上改编而成的MUD,使用了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名和功夫名,有一些秘密也是根据金庸小说设计的。游戏的第一阶段有七个门派:正派少林派、武当派、峨嵋派,邪派星宿派、神龙派,亦正亦邪派明教、丐帮。人物的天赋有悟性、根骨、身法、膂力四项,对于学习、体力复原、进攻力和防御力各有影响。人物的基本属性有精、气、神。
中文MUD过于强调打斗而忽视人情,许多玩家都意识到这一点。一位名叫smtsh的网友说,“以我本人的想法,一个MUD就是一个virtual world。在这里面,玩家们互相之间的联系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你想要作一个真正的好MUD,重要的是怎样使玩家从机器人里面摆脱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除了机械的练功和升级,玩家应该更多享受的是冒险、闯荡、游历、交流。但是这些是目前所有MUD中最欠缺的。所有的人都在练功。”[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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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启发思考之物:后现代主义与电脑网络生活体验
5.1马克·波斯特:新的信息方式下,主体和自我的分散化
马克·波斯特的理论并没有直接讨论数字传播技术与人的关系。在《信息方式》和《第二媒介时代》中,他试图将后现代主义理论引入传播史研究,即主体是在交往行动及交往结构中被构成的。他探讨了交往模式(patterns)的变化是如何引起主体的变化的。语言构型中的变化,或说是语言包装中的变化,改变着主体将意符转化为意义的方式。因而,当语言从口传包装和印刷包装转换到电子包装时,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也就被重新构型。所以,技术是被间接引入的,即交流模式的变化引起了主体的变化,而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语言,传播媒介(如印刷术、电子交流技术)是语言的包装。
为完成自己的理论任务,即对社会互动新形式中的语言学层面进行解码,波斯特提出了“信息方式”这一概念。他说,“信息方式”(mode of information)这一术语借用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著作中,马克思赋予生产方式以如下意义:1)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按照生产方式的变化对过去进行区分和分期(区别不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的组合);2)作为资本主义时期的隐喻,它强调经济活动,把它看作是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终极的决定因素”。而“信息方式”则暗示,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成不同时期,而且当今文化也使“信息”具有某种重要的拜物教意义。(信息方式,13页)
在引入信息方式,并对历史进行理论分期时,波斯特明显采纳了许多媒介理论家爱用的三分法。比如,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将使身处印刷文化的西方人重新部落化。即从偏重视觉、文字和线形结构重新回归部落时代的用全部感官整体把握世界的方式。波斯特的分期与此类似。
他说,每个时代所采用的符号交换形式都包含着意义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以及意义的手段和关系。按信息方式的不同可将历史分为如下阶段: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的交换;以及电子媒介的交换。关于不同阶段的自我或主体,波斯特则总结道,在第一阶段,自我由于被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因而被构成为语音交流的一个位置;在第二阶段,自我被构建为一个行为者(agent),处于理性/想像的自律性的中心;第三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信息方式,13页)
不过,波斯特毕竟深受后结构主义的训练,他非常清楚一个理论构架的局限性。他用了不少篇幅强调说,这些阶段并非“实有其事”,而是理论强加在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些阶段不是历时存在的,而是同界面地(coterminous)存在于现时。(14页)他并非把“信息方式”当作控制或铭写现时代某个图型(figure)的总体化或本质化的范畴。
在波斯特所谓的第三阶段,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的说,重构了现实。
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理论,集中探讨主体构建过程中语言的作用,并且从根本上瓦解了把读者和作者分别当作批评和权威的稳定立足点的种种观点。出版物介入到理论家对主体的理解中,语言也就被理解为表征性的,被理解成符号的专制系统,思想家只是为了指向客体才求助于语言。只要这种权力政体还发挥作用,主体便依然是固定于时空中的一个稳定点。而当电子交流成为理论家理解主体的一个因素时,语言就被理解为述行的、修辞的,被理解为能主动对主体进行型像化和定位。随着传播的这种权力政体广为传布,主体则只能被理解为具有部分稳定性、在不同时空点上被一再重构、具有非自我同一性,因此总被理解为部分他者。(第二媒介时代,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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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Turkle:网络让后现代理论与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
当人们第一次听到新鲜理论时,往往不知所云。比如,第一次听到:自我是语言所组成的,而非简单的、较集中的单一自我,我们每个人都是零散部分所组成的复合物,渴望连接。这种新的思考模式人们即使略知一二,印象也比较模糊,因为理论和生活经验无法联系起来。Turkle认为,正是这一原因使多元和去中心之类理论无法跟上时代的变化主因,即使理论跟上了变化的步伐,也因为和生活经验的关联不够,我们仍很容易回到传统的中心思考模式。
但是,当人们沉浸在网络上的生活中,上述概念就不再显得抽象或难以理解了。比如当你在MUD中创造一个人物时,说你是语言所组成的就不再是抽象的观念了,你的言语就等于你的行动,等于你的身体,自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同样,当你在不同社区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时,多重身份的概念就变得异常具体了。
当进入网络时,人们会发现自己在扮演多重角色,或许他们会发现自己扮演着异性的角色。透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探究过去没有探讨过的性机制,可以对有关统一自我的理念进行挑战,这样的经验会让他们完全沉醉。
詹明信写道,在一个后现代世界中,主体不是异化而是断裂的。他解释说,异化的观念是假定一种中心化、可能丧失的统一自我。但是,如果根据后现代主义者的看法,自我是去中心且多元的,那么异化的观念就无法再自圆其说。这一切到最后剩下的就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渴求。今天,个人电脑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使人得以具体思考认同的危机。在虚拟世界中,认同是流动且多元的,能指不再对应于特定的所指,而理解也主要透过在虚拟空间遨游,而非透过分析方式来进行。
[1] 该书已有台湾中译本。雪莉·特克.虚拟化身——网路世代的身份认同. 谭天,吴佳真译.台北:远流,1998
[2] Resource Center for Cyberculture, http://www.otal.umd.edu/~rccs/
[3] http://www.chinas1.com/shxzlk/ytw.htm
[4] 曾国屏. 虚拟现实——一项变革认识方法的技术.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 (7): 19~23
[5] 刘友红.人在电脑网络社会里的“虚拟”生存——实践范畴的再思考.哲学动态,2000(1):14~17
[6] 殷正坤.“虚拟”与“虚拟”生存的实践特性——兼与刘友红商榷.哲学动态,2000(8):25~28
[7] 陈志良.虚拟:人类中介系统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4):57~63
[8] 《数字化生存》、《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等书的译者胡泳持此观点。
[9] Wertheim, Margaret.The pearly gates of cyberspace : a history of space from Dante to the Internet. New York : W.W. Norton, 1999
[10] 冯鹏志.迈向共生的理想——关于网络化与人类生存方式之前景的思考.新视野,2000(3): 29~31
[11] 冯鹏志.迈向共生的理想——关于网络化与人类生存方式之前景的思考.新视野,2000(3): 29~31
[12] 李荫榕,张亮.社会信息化对人的主体性影响的二重效应.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2): 29~33
[13] 严耕,陆俊,孙伟平.网络伦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14] 严耕,陆俊,孙伟平.网络伦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7~11
[15] 王路军.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前沿,2000(14): 22~23
[16] 张文杰,姜素兰.网络发展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8(9): 25~28
[17] 萨拉·凯斯勒,帕玛拉·汉兹.技术、信息和社会行为.见:美国信息研究所,编.知识经济.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161~181
[18] Heim, Michael. Virtual Re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 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5~66
[20] 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9
[21]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4~35
[22]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1
[23] 转引自《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30页
[24] Brey, Philip.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Meets Social Constructivism. Society for Philosophy & Technology, Vol 2, No. 3-4
[25] Ihde, Don.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26~27
[26] 参见该书的Program One: A Phenomenology of Technics一章。
[27] 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28~29
[28] media是medium的复数形式,有时翻译成“媒介”,有时翻译成“媒体”。从英文原意来看,“媒介”更贴近其本意,即一种中介。在汉语语境中,“媒体”往往和大众传播媒介等同,是报纸、广播、电视等的概括性词语。而“媒介”则显得更加抽象和一般化一些。在本文中,我将使用“媒介”一词。
[29] Chandler,Daniel.The Act of Writing: A Media Theory Approach.Aberystwyth: University of Wales, 1995.3~5
[30] Chandler, Daniel. The Act of Writing: A Media Theory Approach. Aberystwyth: University of Wales
[31] http://www.aber.ac.u/media/index.htm
[32] Leidlmair, Karl. From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o a Theory of Media. Society for Philosophy & Technology, Vol. 4, No. 3
[33] 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52
[34] 同上,52页
[35] 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71
[36] Ihde, Don.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23~25
[37] 同上.47页
[38] Chandler,Daniel.The Act of Writing: A Media Theory Approach.Aberystwyth: University of Wales, 1995.7~10
[39] 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45~46
[40] 雪莉·特克.虚拟化身——网路世代的身份认同.台北:远流, 1998.第一章
[41] 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
[42] Sherry Turkle. The Second Self—Computers and the Human Spiri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Part I
[43] 王雨田主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247
[44] Chandler, Daniel. Engagement with media: Shaping and being shape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Magazine, 1996, 2 (http://www.aber.ac.uk/~dgc)
[45] Chandler, Daniel. The Phenomenology of Writing by Hand. Intelligent Tutoring Media 3(2/3) [May/August 1992]: 65-74( http://www.aber.ac.uk/media/Documents/short/phenom.html)
[46] 同上。
[47]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
[48] 同上
[49] 任晓雯,林剑. 遗失手稿的时代.中社网“世纪沙龙”( http://www.csdn618.com.cn/page/china/index.htm)
[50] 丹尼尔·布尔斯廷.发现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709~710
[51] 张居里.试论汉字对科学的影响.语言与信息,1998,12(http://hpwen.k12.net.cn/Ywxx/Ywxx10/UkaJualvi.htm)
[52] 周有光.利用汉语的内在规律改进中文的输入技术
[53] 郭军. 汉字编码为何不能统一.光明日报.1996.4.15
[54] 张居里.试论汉字对科学的影响.语言与信息,1998,12(http://hpwen.k12.net.cn/Ywxx/Ywxx10/UkaJualvi.htm)
[55] 这些网友的观点和体会出自“水木清华”BBS 的Chinese板网友的争论(http://smth.org)。
[56] 彭泽润.我们要教学什么样的电脑中文输入方法?.语文与信息, 1997(3) (http://hpwen.k12.net.cn/Ywxx/Ywxx07/PdeZperco.htm)
[57] 张晓明.拼音汉语. 中社网“世纪沙龙”(www.csdn618.com.cn/century/pingtai/0102c/gonggong/0102213012.htm)
[58]任晓雯,林剑. 遗失手稿的时代.中社网“世纪沙龙”( http://www.csdn618.com.cn/page/china/index.htm)
[59]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8
[60] 关于BBS上的自我呈现,可参见史文倜.虚拟社区的邻居..网络神话与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322~347;宋如瑜,高大威. 另类沟通:BBS校园次文化,(台湾)第二届资讯科技与社会转型研讨会论文(http://itst.ios.sinica.edu.tw/seminar/seminar2/song_ru_yu.htm)
[61] Erickson, Thomas. The World Wide Web as Social Hypertext? (http://www.pliant.org/personal/Tom_Erickson/SocialHypertext.html)
[62] Miller , Hugh.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lectronic Life: Goffman on the Internet. Paper presented at Embodied Knowledge and Virtual Space ConferenceGoldsmit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June 1995 (http://www.ntu.ac.uk/soc/psych/miller/goffman.htm)
[63] Chandler, Daniel. Personal Home Pa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on the Web. Conference of 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ssues in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9-11 September 1998 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 (http://www.aber.ac.uk/media/Documents/short/webident.html)
[64] Sandbothe, Mike. Interactivity, Hypertextuality, Transversality? in Gianni Vattimo & Wolfgang Welsch (Eds.) (1996): Media Transforming Real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 document] URL (http://www.uni-magdeburg.de/~iphi/ms/tele/e_top.html)
[65] 马克·斯劳卡.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1~2
[66] 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15~316
[67] 雪莉·特蔻.虚拟化身——网路世代的身份认同.台北:远流, 1998.259
[68] Turkle, Sherry. Life on the screen :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6. 237
[69]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8.5
[70] 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 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3
[7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8
[72] 虚拟中的身体与现实.世纪中国“公共平台”. 2000.11.10(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
[73] 黄厚铭.网络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http://itst.ios.sinica.edu.tw/seminar/seminar3/huang_hou_ming.htm)
[74]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75] 同上,22页。
[76] 同上,109页。
[77] 黄厚铭.网络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http://itst.ios.sinica.edu.tw/seminar/seminar3/huang_hou_ming.htm)
[78] 引自BBS 水木清华站MUD板精华区(smth.org)。
[79] Turkle, Sherry. Life on the screen :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6. 186~192
[80] Turkle, Sherry. Life on the screen :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6. 178
[81] 同上。
[82] 同上,179~180页。
[83] Turkle, Sherry. What Are We Thinking About When We Are Thinking About Computers?.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Mario Biagioli (e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http://web.mit.edu/sturkle/www/routledge_reader.html)
[84] Turkle, Sherry. Life on the screen :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6. 192
[85] 同上。
[86] 同上,205页。
[87] 同上,200页。
[88] 雪莉·特克.虚拟化身——网络世代的身份认同.台北:远流, 1998.第一章
[89] 黄厚铭.虚拟化身——网络世代的身份认同.台北:远流, 1998. 该书导读
[90] 引自水木清华BBS站MUD板精华区(sm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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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中教师、学生与IT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
浙江万里学院 徐建春 高玉宇
一、网络教学概述
1.国内网络教学基础研究述评
IT在教育领域的广泛渗透,促使网络教学成为教育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根据教师、学生和IT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将网络教学划分为三种不同模式:即多媒体课堂教学模式、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个别化教学模式和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支持下的协作学习模式。[1]这三种教学模式的共同特点是:教学信息以交互的方式呈现,学生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在产生信息;学习是个性化学习,因材施教的理想变为现实;开放性教育,IT资源人人平等享用;教学呈现虚拟性,网络教室、电子教材和数字化实验室是网络教学信息交流的主渠道。[2]网络教育的核心理论是建构主义,它促使网络教学朝着人脑与电脑互动、个性化自主学习与合作协调统一的方向发展。[3]网络教学,打破了传统教学的书本中心,教师垄断知识,教师居于中心位置的局面,代之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的局面。[4]因此,网络环境下的教学设计是网络教学成败的关键,也是教师教学工作重心转移的方向。网络教学以培养创新人才为宗旨,彻底改变了现行教学模式,传统的以甄别和遴选功能为主的教育评价方式已不适用于网络教学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而代之以绩效技术,确保学生在IT环境下创造性思维的自由发挥和自主探索学习的积极性。[5]关于网络教学的发展趋势,有学者用“一个中心目标,两个支持系统,五个基本原则”来概括,一个中心目标即实现基于人文交互环境的个性化自主学习;两个支持系统即个性化自主学习支持系统和远距离人文交互环境支持系统;五项基本原则即5I:趣味性(Interesting)、个性化(Individualized)、互动性(Interactive)、智能性(Intelligent)、主创性(Initiative)。[6]
2.网络教学中教师、学生与IT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构建
可以看出,网络教学的真谛是教师、学生与IT资源之间的高度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国内学者称为数字化学习。[7]教学设计和绩效技术影响数字化学习的全过程,教学设计确定学习策略目标,绩效技术控制学习进度和效果,教师、学生和IT资源在高度互动中实现动态平衡,寻求网络教学的最优化。
在模型中,教师是教学设计的策划者,数字化学习的合作者,也是绩效技术的考评者。学生是数字化学习的主体,绩效技术的参评者,也是教学设计的实施对象,并参与教学设计的修改和完善。IT资源影响网络教学的各个环节,是数字化学习的物质基础。
二、网络教学中教师、学生与IT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
1.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网络教学中,师生处于准永久性分离状态下,利用文字、视频、音频、动画等多媒体技术传递教育信息,因此,师生关系有着较多不同于传统班级授课制的特殊性。[8]首先表现在教师的角色、地位发生重要变化:教师由传统班级授课教学中教学信息资源的垄断者、知识的传授者、教学过程的主宰者、单一教具的使用者、个体劳动行为者转变为网络教学中学生获取学习资源的导航者、学生发展认知能力的帮助者、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者、教学资源的合作开发者和群体智力劳动行为者。其次表现为在网络环境中,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如学习态度、学习方式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个体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同的学生会逐渐形成具有鲜明个体特色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和个性特征。
何克抗教授在“主导-主体”网络教学结构特点中指出,教师是网络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学生意义建构的促进者、良好情操的培育者,是学生获取创新能力、形成健全人格的指导者、引导者。教师的主导作用贯穿网络教学的全过程,包括教学设计、IT资源的建设、教育信息的传递、实时互动答疑、协作学习的引导、绩效考核与反馈等。因此,网络教学中的教师,不是一般教师能够胜任的,学生的数字化学习方式对教师的教育技术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学识角度上讲,网络教师是“百科全书”;从专业技能上讲,网络教师应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从师德标准上讲,网络教师应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
2.教师与IT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
教师与IT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教师是具备个性特色的IT资源的主要建设者;另一方面,IT资源促使教师必须及时更新教育观念、加强自身信息素养。
网络教学过程中,IT资源是学生获取教育信息的主渠道,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实现信息实时沟通的桥梁。教师作为网络教学中IT资源的主要建设者,应将工作重点从课堂教学转移到导修、导学上来,积极参与适合自己教学特色的IT资源建设,精心搞好教学设计。研究中发现,网络教学中IT资源能否依据教师的教学风格量身定制,能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内因,比教师帮助学生解决几个具体问题更具有本质的、长远的意义。教师应通过各种渠道跟踪、监控学习者对IT资源的学习过程,反馈非智力因素信息,使IT资源适合不同教师的教学风格,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教师作为IT资源的建设者,也不断从IT资源中获取新知识,探究新的教学方法。因此,教师应虚心向IT资源学习,互通有无,教学相长。为适应网络教学,教师首先应更新教育观念,特别是在教学设计和绩效评价技术方面,更应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在教师的信息能力方面,随着IT行业迅速渗透教育领域,教师的信息基础知识、信息技术文化、信息技术道德、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等亟待提高,以弥补自身信息素养的不足。
3.学生与IT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
学生与IT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表现在,IT资源是学生获取知识和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的主阵地;另一方面表现在,学生为完善IT资源建设提供个性化、多层次的设计方案。
网络教学中的教师处于引导的地位,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主要依靠IT资源自主学习。学生面向IT资源学习的特点是:教学信息的获取具有随意性、实效性、可操作性、再生性、探究性和多层次性,并能利用全球共享的IT资源和信息工具对知识进行重构和创造。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利用IT资源和环境,创设情境,培养观察、思维的能力;借助IT资源的多媒体呈现和具备联想结构的特点,培养自主发现、探索学习的能力;借助IT工具平台,尝试创造性实践,培养信息加工和交流表达的能力;利用IT能够提供学习者自我评价和反馈的机会,通过形成性学习,调整学习的起点和路径;借助IT环境的人机交互和数据处理技术,创设虚拟学习环境,培养参与进取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利用IT环境的组织协商活动,培养合作学习精神。
研究发现,影响网络化学习的学习者特征因素主要包括有恒因素、实验性因素、创造能力因素、在新环境中的成长能力因素、世故性因素以及学习者的性别因素和学习风格因素等。[9]这些因素及时反馈给IT资源建设者,则现存的突出问题如网络课程体系大而全,缺少规划,急功近利,高质量的网络课程比较少;以传授知识为主,强调“教”,重教学内容呈现,轻教学环境设计;教学内容的表现形式单一,没有跳出“课本搬家”和“课堂搬家”的圈子[10]等等问题便会迎刃而解。针对不同的学习者,采用不同的IT资源设计策略,考虑绩效评价,提供在线指导,统一网络课程设计标准,满足多种层次能力水平学习者的需要。[11]
4.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
IT资源为网络学习提供了新的世界图景--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中,交往合作成为学习者存在发展的基本方式,这打破了传统的教室中心、学习者孤独学习的状况;丰富的IT资源打破了传统教学的书本中心,教师垄断知识,教师居于中心位置的局面,代之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的局面。[12]因此,网络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学习者与IT资源的相互作用,学习者认知机能的发展、情感态度的变化都归因于这种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网络学生的学习活动。毋庸置疑,网络学习打破了传统知识继承教学方式的常规,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IT资源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创新思维的培养提供了传统教学无法实现的环境和时空。[13]
现阶段,网络教学模式主要采用协作学习即通过小组或团队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策略。[14]协作学习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社会文化理论、认知分享理论;基本设计要素是协作小组、成员、辅导教师和IT资源;采用的模式有:竞争、辩论、合作、问题解决、伙伴、设计和角色扮演;[15]设计时强调以小组为主体,异质分组;以目标为导向,视小组成员合作互助为活动赖以进行的动力源泉;以总体成绩为激励。[16]可以看出,网络学习质上就是学生与学生之间就一个项目通过网络高度互动,广泛开展合作研究、共同探索,直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为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为信息时代健全人格的发展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三、对网络教学中教师、学生与IT资源之间互动关系理解的误区
1.弱化或强调教师、学生与IT资源三个要素中的某一要素,网络教学流于形式。
教师、学生与IT资源,构成了网络教学的三大要素。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关系,只有三大要素均衡,网络教学质量才有保障。然而实际调研中发现,许多网络学校只重视硬件建设(还不是IT资源),轻视网络教师的作用(个别担任网络教学任务的教师甚至不会使用计算机,许多网络教师缺乏网络环境下的教学设计理论),对生源的质量几乎不加限制。网络教学是新生事物,但它也不能脱离教育规律。研究教师、学生与IT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寻求网络教学的最优化。实际操作中若不以理论为依据,网络教学必将流于形式。
2.套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和考评方式,网络教学质量堪忧。
国外的网络教育重点放在成人在职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而我国由于国情不同,现阶段网络教育很大程度上用于学历提升教育。但不管在哪方面,网络教育与传统教学模式有着本质区别,特别是在发现式协作学习的教学设计和绩效考评技术方面,不能套用传统教学模式。由于大多数网络教师是由传统任课教师兼任的,他们不了解网络教学的实质,仍然在网络教学中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这样,网络教学质量就不可能得到保证。因此当务之急,是对网络教师进行系统培训。
注释
[1][2]田凌晖.2000年以来国内网络教育研究综述.现代教育技术.2001.(4).
[3][6]孟万金.网络教育的真谛:人文交互环境下的个性化自主学习.教育研究.2002.(4).
[4][12]胡定荣.21世纪中国教学论发展的问题与走向.教育研究.2002.(3).
[5]吴瑞华,熊才平.绩效技术在教育技术学中的应用初探.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3).
[7]李克东.数字化学习--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核心.电化教育研究.2001.(8,9).
[8]陈乃林.简论远程教育师生之关系.开放教育研究.2002.(3).
[9]王陆等.影响网络化学习的学习者特征因素.第六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论文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6.
[10]林君芬,余胜泉.关于我国网络课程现状与问题的思考.现代教育技术.2001.(1).
[11]秦卫东,虚拟学校教育模式研究.教育发展研究.2000.(9).
[13]刘世清,李智晔.教学设计的类型与基本特征.现代教育技术.2001.(3).
[14][15]赵建华,李克东.信息技术环境下基于协作学习的教学设计.电化教育研究.2000.(4).
[16]黄荣怀,刘黄玲子.协作学习的系统观.现代教育技术.2001.(1).
质性课程评价,从理论到实践
李雁冰
三、质性课程评价典范之一:档案袋评定
(一)什么是档案袋评定
作为一种从实践中涌现出的评定方法,尽管档案袋评定(portfolio assessment)的出现已经有十年左右的历史了,但从教师们对档案袋评定的使用情况来看,很难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正如对此有详细研究的美国课程评价专家比尔·约翰逊(Bill Johnson)所说,如果要求五个不同的教师给档案袋评定下定义,你很可能会收到五个不同的答案——其中每一个都没有“错”。这是由档案袋评定的性质决定的。它们通常是与特定情景或发现这种方法的学校联系在一起的。
从语义分析来看,档案袋,其英文单词portfolio,有“代表作选辑”的意思。最初使用这种形式的是画家及后来的摄影家,他们把自己有代表性的作品汇集起来,向预期的委托人展示。它所选择或提交的东西,是由出示档案袋的人自己创作的。把这种做法应用到教育上,档案袋评定也是汇集学生作品的样本,但它们的目的和内容,是为了展示学生的学习和进步状况。
通常,档案袋内容的选择或提交,是由被展示作品的作者与档案袋提交的对象,即由学生和教师共同决定的。档案袋制作的进程,涵盖了一项任务从起始阶段到完成阶段的整个跨度。例如,从事写作教学任务的教师,要求学生提交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记录,第一份提纲,早期的草稿,修改过或再次修改的草稿句以及最终的作品。但必须说明的是,档案袋中究竞选择哪些内容,并没有硬性的标准。关键的是,必须清楚建立档案袋的目的是什么,档案袋要适应的观众是谁,档案袋将如何使用,它对学生有什么帮助。这些都会影响到档案袋内容的选择司
(二)档案袋坪定的思想基础和意义
档案袋评定是在教育评价改革的大背景中出现的,其思想基础与改革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以标准化为特征的测验在传统评价中占有主导性地位,其思想背景是20世纪初的工业效率运动以及作为时代精神的科技理性。在这种理念下,课程与教学要求教师按图索骥地把预先选定的知识教给学生,其效果如何要由测验来确定。这样,在课程、教学与测验之间形成了一种由此及彼的线性关系:由课程计划开始,经过教学,最后以测验结束。而测验,由于受科技理性的支配,追求的是试题的客观性和成绩的量化。正如人们经常批评的,这种测验完全脱离了知识应用的具体情境,师生的主体性、创造性由此被湮灭。始于80年代的这次评价改革就是针对这些弊端而兴起的。
改革者们首先从教育的目的人手,重新审视了“学校究竟要学生知道什么和学会做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平实地指出学校教育的任务是要让学生学会在具体的情境中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向社会、委托人提供一些抽象的数字成绩。由这一结果回溯到课程、教学计划,那么课程、教学、评定之间应该改变过去的线性关系,而代之一种新的动态关系,即一种循环回路关系(如右图)
随着上述变化,还带来了由教师中心、内容驱动的课程,向学生中心、探究驱动的课程的转化。这些变化,要求一种新的评定方式,这种评定的基础就是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而获得的成效,这就是这次评定改革、也是档案袋评定的实质。对教师而言,一个主要的变化是,要把课程与教学同评定整合起来,贯彻到日常的课堂生活中去。这种评定被人们称为“嵌入课程”的评价,意即运用当前的课程活动达到对成绩进行估价的目的。具体说来,就是学生在学校生活中进行某种范围的活动,其结果产品如作文、读书报告、问题设计或解决等,能够提供有关他们学习的情况,从而也就有了评价的意义。
档案袋评定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们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机会,使学生能够学会自己判断自己的进步。在传统的评价中,测验或考试对学生而言具有相当的神秘性,从标准的制定、试题的选择直到分数的评判,学生完全被隔绝在外。这是传统测验对客观性的追求所决定的。档案袋评定与此迥然不同。由于要考查的是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所取得的成就,学生就成为选择档案袋内容的一个决策者甚至主要决策者,从而他们也就拥有了判断自己学习质量和进步的机会。特别是在使用某些档案袋类型如精选性档案袋或过程性档案袋时,学生成了所提交作品之质量和价值的最终仲裁者。因而,在考虑档案袋体系的开发时,其中允许学生反省和自我评定的可能性,是最为重要的。当然,这一切都要基于一种评定观念的转变,即对学生成就的评定,是对其进步的连续考查,而不是对学生掌握内容范围的阶段性审计。
(三)档案袋评定的类型和构成如上所述,档案袋评定依据使用目的、提交对象以及对学生的帮助等的不同,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种类。对档案袋评定的分类,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也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心理学教授格莱德勒(Margaret E Gredler),以档案袋的不同功能为标准,把档案袋评定分为:理想型(ideal)、展示型(showcase)、文件型(documentation)、评价型(evaluation)、以及课堂型(elass),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理想型。
理想型档案袋之所以被这样命名,一是因为这种档案袋设计的意图,在于帮助学习者成为对自己的学习历史具有思考能力和进行非正式评价能力的人。因而,它常常被作为提高学习质量的工具而使用。其二,它的构成内容,在档案袋评定中也具有典型意义。
理想型档案袋主要有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是作品产生过程的说明(biographies of works)、系列作品(a range of works)、以及学生的反思(student sreflections)。作品产生过程的说明,是主要学习计划产生和编制的文件记录。通过这部分档案袋内容,学生选择计划时的理想就能展现出来。它的形式可以有各种不同类型,如既可以是伴有说明的一系列略图,也可以是进行特别困难的选择时录下的几盒录音带。
系列作品是学生在完成某一学习计划的过程中创作的各种类型的作品集。如果说,对一项作品产生过程的记录表明了学生在某一学科领域中成就的深度,那么档案袋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即学生的系列作品,则表明了学生取得成就的广度和范围。例如,在语言艺术中,一个档案袋也许包含了被杂志录用的文章、论文、诗歌、以及课堂表现录音带。
第三个部分,学生的反思记录,它对于学生在学习上的成长尤其重要。在学期的不同时间里,教师要求学生充当专门批评家或传记作家的角色,让学生描述自己作品的特征、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进步、已经实现的目标等,这些都可作为反思记录的内容。通过这种反思,一方面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学生自我反思和自我教育的习惯。

从档案袋的上述组成可以看出,在班级里,理想型档案袋可以作为不断发展的信息来源为教师和学生双方提供服务,让他们及时准确地掌握学习进展的实际情况,以便调整下一步的学习。此外,档案袋的建立,促使教师和学生经济讨论关于创造有价值的作品的过程、有效批评的组成、以及对尚在发展的作品进行评论的方式等。这一切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帮助学生把讨论评定作为学习的机会,评定由此实现了与课程、教学的整合。当学年终结时,最后一份作品产生一过程记录、反思、以及最后一份作品产生一出来,它们变成了学生成长过程永久记录的一个部分。
比尔·约翰逊则把档案袋评定分为最佳成果型、精选型和过程型。以最佳成果型为例,各学科选入档案袋的内容可以包括:
语言艺术:
一系列写作类型的最佳作品——说明的,创作的(诗歌,戏剧,短篇故事),报刊的(报告,专栏作品,评论),广告副本,讽刺作品或幽默——等等。
科学:
学生做的最佳实验室成果:开发的最佳原创假设:对教师提出的科学问题的最佳解决;对工科学问题阐明自己主张的最佳论文(用那些能在科学家的讨论会上展示的风格写成);对科学杂志或期刊上的文章做的最佳评论;从学生长时间的实验中所做的最佳记录或日记。
社会研究:
学生写的最佳历史研究论文;学生参与的一定量的最佳争议和讨论;学生提出的最佳原创历史理论;关于历史问题的最佳议论短文;关于当前事件的最佳评论;对学生所读历史传记的最佳评论。
数学:
对教师所提问题的最佳解答;学生开发出的最佳原创数学理论;对数学期刊的最佳评论或学生写的数学家传记;对问题解决的最佳描写(描写问题解决的过程);学生探究过的数学理念的一张照片、图解或概念图。
精选型档案袋要求了解更广泛的学生成果。它要求学生提交他们感到最困难的成果例证,其时间往往要持续一年以上,使之成为深刻反映学生成长的概要和高度揭示学生一般成绩的证据。
过程档案袋则寻求发展性成果证据,它要求学生一步一步地检查他们在一定领域中取得进步的成果。同样地,提交内容的类目也许由教师确定,但学生仍负责收集必要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学生成为他们自己成果和进步的积极评定者。
由上可见,档案袋评定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的具体构成,可因不同的使用目的、档案袋要提交的对象以及学生的具体情况而不同。但无论如何,档案袋的使用都要有一定的目的和精心设计。最为重要的是,档案袋的使用要伴随着一系列课程和教学观念、评定观念、乃至学生观的变革。否则,仅仅是把学生的一些作业收集起来放在一起,哪怕这样做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其结果也未必符合档案袋评定的精神实质。
(四)档案袋评定的标准及效度、信度问题
档案袋评定的标准与传统评价有很大不同。从实质上看,_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