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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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概述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中国东北以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清的军清
编辑本段清军入关及李自成、张献忠的抗清斗争
背景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京师,明崇祯帝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明朝灭亡。张献忠也率军进入四川。就在明末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洲军事集团已经蠢蠢欲动。 满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6000-7000千年前的肃慎新开流文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都是现代满族一脉相承的祖先。《后汉书·挹娄传》:“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魏书·勿吉传》“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隋书·靺鞨传》“邑落具有酋长,不相总一”。唐朝的文献中将其称为“靺鞨”,宋朝(辽朝)、元朝及明时期的汉语文献中称其为女真。 明朝在今东北地区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设立了奴儿干都司以统辖女真各部、当时,东北的各民族以地域划分为三部女真,称作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血统关系。海西女真的叶赫部源自蒙古边缘部落。野人女真与之前金朝的女真族有较近的血统关系,但其不少部落后来被排除在满族之外,变成现在的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明崇祯八年(1635年,后金天聪十年)改族号为满洲(满洲是建州女真其中一个部族的名称。后来满洲崛起,征服了东北各部族,统一称谓为“满洲”)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后金天命元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建立了后金汗国。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天命四年)后金八旗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击溃明军,并趁势夺取辽东(今辽宁)七十余城。天启五年(1625年,天命十年)后金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沈阳,改称“盛京”。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被明将袁崇焕一炮打死(一说病死)以后,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崇祯九年(1636年,清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仿效明朝陆续建立政权机构,又东征朝鲜,西联蒙古,势力日益强大。满洲人看到明政府内部的危机日益激化,早就有灭亡明朝、占据中原的野心。他们一方面招降纳叛,对明朝官僚尽力收买,诸如李永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满洲,得其重用,给明朝造成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又经常派兵打进长城,在河北、山东等地大肆掠夺。农民军占领西安后,满洲贵族曾经致书李自成,招诱农民军,要和农民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1],遭到农民军断然拒绝。李自成攻占京师,推翻明王朝,满洲贵族大为震动。这时,他们便决定趁乱大举入关。过程
明清在入关前的关外的战争中,就曾经进行过城池攻坚战,最为典型的便是宁远之战。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朝在关外的最后堡垒。当时很多明将主张收缩防线,据守山海关,抗清名将袁崇焕却提出“保关内必守关外,保关外必守宁远”。为抵御清军(其时称后金),袁崇焕大修宁远城墙。不久后的战斗证实了袁崇焕此举的高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清太祖努尔哈赤趁辽东明军易帅撤军之际,率八旗精锐6万出沈阳,直逼宁远城。携辽沈之战余威的努尔哈赤并未把宁远放在眼里,随即挥师攻城。后金军推着车为前导,步骑兵蜂拥攻城。城下,弓箭手万箭齐发,一时间“城堞箭镞如雨注,悬牌似猬刺”。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下,宁远城一度危如累卵,却终因城池坚固、守城兵器配置完备而未被攻破。可怜数万精于骑射的八旗劲旅不得施展,反被明军的西洋大炮轰得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也中炮受伤,半年后疽发病卒。 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在李自成占领京师时,便向满清屈膝投降(传说是因为李自成扣押了他的父亲吴襄以及其部将刘宗敏抢夺了的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就是所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他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 而多尔衮在假意再三推辞下,终于同意了吴三桂的请求,进兵中原。事实上,满洲早有准备。范文程在清朝问鼎中原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明朝灭亡前夕,清国便决定派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统兵伐明,企图再次大掠中原。而几乎在李自成进京的同时,清廷重臣范文程便察觉到明朝将亡,便奏请清廷占领中国。李自成进京十五天后(四月初四),清廷急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入盛京(今辽宁沈阳)参与入关决策。范文程指出了李自成的某些失策和弱点(如肆意拷问明朝大臣、强行向在京官僚商人追赃、贪图子女玉帛、不认真招抚明朝将领等),断言“可一战破也”,极力鼓吹说:“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衅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还要求清军改变一味屠杀掠夺的策略,称:“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若将统一区夏(即华夏),非乂安百姓不可”[2]而多尔衮本来就有吞并中国的野心,在范文程的鼓动下,满清当局立即下令连日急骤兵马,全民皆兵,待吴三桂一“乞师”,十多万八旗精锐迅速涌向中原。因此,清军入关可以说是必然的。山
清
编辑本段江南人民和南明诸政权的抗清斗争
顺治二年(1645 年,弘光元年)春,由多铎率领的另一支清军,开始攻打南京的弘光政府。这时弘光政府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党争,甚至出现了南明版“三大案”(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弘光帝朱由崧昏庸无能,朝政把持在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的手中,这些人只知排斥异己,卖官鬻爵。镇守江北四镇的四个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在大敌当前之时,互相争权夺利, 彼此仇怨极深,都不以国事为重。所以当时江南有句民谣说:“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相公只要钱,皇帝但吃酒”[4]。只有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坚决抗战。但史可法内受朝廷的牵制,江北四镇又不听指挥,处处遭到困难。顺治二年(1645 年,弘光元年)四月,清军围扬州,史可法困守孤城,誓死不降。多铎曾先后给史可法五封书信,史可法都不启封。二十五日,清兵攻破扬州,大肆屠杀居民十天,死难者超过80万[5],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战败被俘,不屈牺牲。 五月二十四日,清军逼近南京,赵之龙、钱谦益跪地献城,南京沦陷。弘光帝(福王)不久后被执于芜湖,次年被杀。接着江南苏松所属的各城镇, 也先后被清军占领。 同年六月,清廷下令江南人民剃发易服。蓄发是汉族人民传统的风俗,《孝经》开篇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孝之始也。”要强迫剃发,是汉族人民不能接受的。清军入关时,曾在北方下令剃发,三河县等地的人民就举行过反剃发的斗争。至此,江南各地的人民也纷纷起来反抗。有一首诗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剃发令朝下,相顾为发悲。三吴同时沸,纷纷起义师。”(钱澄之《三吴兵起事答友人问》)其中以江阴、嘉定两地人民的斗争为最激烈。江阴人民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立下“头可断,发不可剃”的誓言,在二十四万清军的攻击下,苦战了八十一天[6]。嘉定人民也组织乡兵,据城不降。在江阴、嘉定相继失陷后, 两地的人民都遭清军的屠杀,史称“嘉定三屠”。 这两次人民的抗清斗争,对后来东南各地人民的坚持抗清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并且牵制了一部分清军的主力,使得在浙江的鲁王政府和在福建的唐王政府得以从容建立起来。顺治二年(1645 年,隆武元年)六月,明朝士绅张国维等迎鲁王朱以海于绍兴,号称监国。不久,礼部尚书黄道周和郑芝龙等复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改元隆武。先后建立了鲁王和唐王两个政府。 张国维、黄道周等人都主张坚决抗清,他们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是这两个统治集团之间,为了争“正统”,彼此互相水火,各自的内部也纠纷很多,以致不能配合作战。清朝统治者乘机采取分化离间的策略,先后诱降了鲁王政府拥重兵的方国安和唐王政府的郑芝龙。顺治三年(1646 年,隆武二年)六月, 两浙失守,张国维自杀,鲁王朱以海逃亡海上,后死在台湾。鲁王兵败后,清兵又打败黄道周的义兵,并先后占领福建的很多城市,攻灭了唐王政府。 这时,除去张名振、张煌言等奉鲁王在浙江沿海一带继续抗清外,守两广的瞿式耜、丁魁楚又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改元永历,成立了永历政府,朱由榔就是明昭宗,一般称为“永历帝”。永历政府成立的时候,清军已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永历政府既要抵抗八旗兵的南下,又坚持镇压农民军,因此他们不得不转向另一股势力——西方殖民主义者求援。永历帝登基以后,派波兰籍传教士卜弥格携带马太后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庞天寿两人的亲笔信前往梵蒂冈教廷求助,皇室中亦多有受洗入天主教者。又命当时已信仰天主教的大臣瞿式耜前往澳门借得葡萄牙兵300人和重炮数门,一度起效,但为时不久,因此不得不同意和农民军合作。 顺治三年(1646 年,隆武二年)九月,清军分三路向西南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明朝的残余势力。在这个紧急时期,李自成的部将李过、高必正、郝摇旗等人率领农民军出现在湘鄂战场的最前线。他们和驻守湖南的明军将领何腾蛟等合作,联兵抗击清军,挫败了清军的攻势。 顺治四年(1647 年,永历元年),清兵陷广州,杀死刚刚登基40天的绍武帝(嗣唐王)朱聿鐭,又攻打肇庆,永历政府辗转奔逃两广间。郝摇旗部护永历皇帝居柳州,并出击桂林的清兵。顺治五年(1648 年,永历二年),郝摇旗、李过与何腾蛟、瞿式耜的军队,连续大败清兵于岳州、全州,收复了衡阳、长沙等地。这时,在广东、四川等地的农民军也起来响应。已经投降了清朝的明将领,如江西金声桓和广东李成栋等人又背叛了清朝。在清军的后方,榆园军、吕梁山的起义军和关中农民军都发动广泛的攻势,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的陕甘回民也在米喇印、丁国栋领导下举行了反清起义。于是南北呼应, 势相连结,在南明时期出现了第一次抗清的高潮。 永历政府的当权派并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举行反攻,而是分党分派,争权夺利。以降将李成栋为首的楚党,和由永历帝亲近组成的吴党,彼此攻讦无虚日,都想援引外镇的武力来控制永历政府。永历政府内部的不团结, 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不久清军得以重新占领湖广和广西。顺治六七年间(1649—1650 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不屈而死。以后李过病亡,他的儿子李来亨和郝摇旗、高必正、刘体纯等被迫率领农民军回到巴东荆襄等地,组成了夔东十三家军,拥立明韩王朱本铉为帝,年号定武(一说无此人)独立抗击清军。反清的斗争又转入低潮。编辑本段李定国、李来亨的抗清斗争
在抗清形势再度恶化,永历政府放弃肇庆、梧州,仓皇西奔无地容身的时候,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又出现在反清斗争的最前线。李定国是陕西榆林县的农民,从十岁起就参加了起义军,在年青时代即以赛尉迟的绰号闻名于张献忠的农民军中。张献忠死后,他一直坚持抗清的战争。[7]顺治九年(1652 年,永历六年)以前,李定国、孙可望等已向永历帝表示,愿意同永历政府联合抗清,遭到永历政府的拒绝。后来永历政府直到走投无路,才接受孙李的建议,在贵州安隆所投靠了农民军。顺治九年(1652 年,永历六年),李定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他统领西南苗、瑶、壮、彝各族人民所组成的军队东出广西,下桂林,反攻湖南,南入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8],前后败敌数十万人,得到永历政府建立以来空前未有的大捷。同时,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并与夔东十三家军取得了联系。而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张煌言、张名振等人率领的抗清队伍在此时也开始反攻,并接受永历皇帝赐给的封号,形成了第二次抗清的高潮,连清顺治帝都准备逃往山海关外了。 就在此时,永历政府中的宦官马吉祥等挑拨李定国和孙可望的关系,党争又起,孙可望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永历八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八先生之狱”。顺治十三年(1656 年,永历十年),孙可望发动了进攻李定国的内战,兵败后投降清朝。这一切都使抗清力量大损。永
编辑本段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及其收复台湾
当农民军在西南进行艰苦抗清斗争的时候,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也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进行抗清活动。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他们父子都在唐王政府为官。郑芝龙早年是著名的海盗,曾垄断东亚海域贸易,雄长于西太平洋,造成“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的现象,连葡萄牙、西班牙都要让让郑芝龙三分(事实上明末西、葡国力已一落千丈,其海上霸主地位逐渐被英国、法国、荷兰所取代),形成一股庞大的海上家族政治势力。后来郑芝龙接受明朝招抚,接着成为南明唐王(隆武)政府的太师,兼兵、工、户部尚书,封建安伯(后改平国公)。隆武帝还赐郑成功“朱”姓,封忠孝伯,这就是郑成功被称为“国姓爷”的来历。后来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则继续抗清。 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据点, 曾先后围攻福州,攻克台州。清廷曾以靖海将军加授澄海公招降,遭到他的严词拒绝。顺治十年(1653年,永历七年)被南明永历皇帝册封为“延平郡王”。顺治十六年(1659 年,永历十三年),郑成功联合浙江张煌言等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从海道溯长江, 直达南京近郊,占领了镇江、芜湖等四川三府二十四县。他们的行动与李定国的起义军遥相呼应,使清廷大为震动。郑
编辑本段清军入关中的屠杀事件
事件简介
除了上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外,清军还可能曾经在广州、赣州、江阴、湘潭、大同、南雄、潮州、常熟等地也进行了屠杀。清
后记
清军入关,凡烧杀三十九年始定。当时全国各省都爆发了抗清斗争,因而清兵屠戮百姓甚众,而且具体数目已难以统计出,只能通过一些史料推算。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有人口6000余万,但因当时按照人丁收税,故民间隐匿了大量人口。因此许多专家认为明朝人口顶峰在一亿以上,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葛剑雄教授认为明末人口接近两亿。由于明末的大饥荒和农民起义导致了大批人死亡,因此清军入关时的人口应在8000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而清军入关战争后数十年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人丁数仅2464万余,当时的总人口也应在6000万左右,所以估计明末战乱到清军入关导至少5000万人民丧生。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死于战乱。 清初整个中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12],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13],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顺治二年(1645年),御史刘明瑛称:“比年以来,烽烟不靖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东,比比皆然。”[10]顺治八年和硕端重亲王形容山西:“田地榛芜,生齿雕耗,……其侥幸如故者十不一二”。湖北“横亩皆焦,……村尽逃亡之屋”[5]。顺治八年(1651年),江西省巡抚夏一鹗称:“膏腴上亩,土结水枯,极目秋原,草深数尺”。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提到:“鞑靼(按:指满洲军)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按:指汉人)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评价
明清易代时所爆发的入关战争,清人几不费吹灰之力袭卷整个中国。清人赵烈文曾表示:“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编辑本段清军入关的影响
政治
清军入关后,清政府曾提出“满汉一家,一体眷顾”的口号,因此大量录用汉族人为官。京官满汉平分,外官则是汉多于满。然而有实权的位置大都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汉人在统治阶级中处于从属地位,而且全体汉人还要出钱供养满洲人。 入关后的清朝在接受了中原王朝(主要是明代)的政治体制之后,又变本加厉地加强皇权。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标志着中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这使得明中后期已相对削弱的皇权再度膨胀,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继明初之后又一次大幅度强化,而且程度最深、历时最久,对后世的影响也最恶劣。经济
清军入关战争中,清军在中国各地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导致中国人口锐减,亦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明朝中后期以降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经济直到康熙年间才基本恢复。 清军入关后,由于满洲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落后,因此满洲人在中国京畿地区大力推行圈地运动,大量汉族人沦为旗人包衣(即奴隶),中国社会甚至有倒退到奴隶社会的趋向。但是清军入关战争结束后清统治者下令停止圈地,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因此中国的经济基础实质上并未变化,社会形态也依然是封建社会。然而这又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文化
清军入关中,满清政府暴力推行剃发易服等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强迫汉族男子剃发,并且停止穿延续数千年的汉服,改换游牧民族服饰。之后又为了维护他们的异族统治,大肆删毁中国古籍,“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14],因而使中国文化蒙受巨大的灾难。思想
清军入关以后的满清统治者,为了压制汉人的反抗情绪和进步思想,大兴文字狱,腰斩了明末以来光辉灿烂的启蒙思想。 有人据此认为,清军入关是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的重要原因之一。编辑本段清军入关的性质
关于清军入关的性质,官方以及绝大部分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争(或改朝换代之战),是中华民族之间的内战,而且清军入关还奠定了中国现代的版图,因此不宜用“侵略”一词。有些人还认为清军入关战争促进了满族社会的进步,加强了满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融合,顺应历史潮流,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而战争带来的破坏是次要的,也是必然的。然而还有很多人认为清军入关是满洲侵略中国的非正义战争,标志着中国的“灭亡”,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恢复“独立”,因而这一时期是中国的亡国时期,和以前的金、元入主中原和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属于同一性质,所谓的“汉化”不过是殖民者为了更便于统治中国人而略加学习以混淆视听的伎俩而已,“堂子妖神,非郊北之教;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15] 其依据主要有满清建国以来始终执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隔离政策以及一些清朝大臣的言论,如“保中国不保大清”(文悌语)、“大清天下宁赠外邦而不与家奴”(刚毅语)等。这种观点主要流行于一些汉民族主义者(包括清末的革命者和现在的“皇汉”)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等分裂分子和反华分子中。在此之前,鲁迅似乎也持这种观点。[16](鲁迅还多次说中国人做过元、清的奴隶。但是鲁迅写清之事多是为了讽喻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明确的观点,而且他似乎认为元、清都被中国人“同化”,所以说不确定) 清军入关在我国台湾省和外国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清军入关
满清入关屠杀了多少人及清军的性暴行,第1页
满清入关屠杀了多少人及清军的性暴行
满清入关屠杀了多少人及清军的性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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