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东北军第四次入关的经过 于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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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0.3.14日，二、三、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紘等57人联合发出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以后，情势日益紧张。在此期间东北军的动向大有举足轻重之势，因此，双方的代表均云集于沈阳进行拉拢活动。
阎锡山先派其行营主任梁汝舟，由东北驻晋代表葛光庭陪同到沈，旋又派其军械处长张维清、山西省建设厅长温寿泉为代表来沈。
蒋介石所派的代表为前江西省主席方本仁、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刘光。
冯玉祥所派代表邓哲熙、门致中亦先后抵沈。
阎的代表梁汝舟唔见张学良时，曾持有阎方所拟的反蒋电稿，征求张的同意，并要求于联署以后从沈阳发出。张未及答复，忽又接阎一电，谓拟由沈阳发出的反蒋通电请暂缓发。张遂派其秘书长王树翰赴晋唔阎，询问究竟，并趁机劝其与蒋合作，停止内战。而阎锡山面告王树翰：“前电所以暂行缓发，系因赵次陇（赵戴文字，系阎所荐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由南京返太原，劝我慎重行事，不得不略加考虑；但我反蒋已具决心，必须照前进行，仍请汉卿支持。”张学良以其变化多端，反复无常，行事过于儿戏，深不以为然，从此即对阎的代表不做肯定答复，而只表示他本人决不参加内战。
3月末，蒋介石又派吴铁城为代表到沈，加紧拉拢张学良。
4月间，沈阳举行追悼东北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蒋、阎、冯的代表均行参加致祭。
6月3日，为张学良30岁生辰，蒋介石又特派李石曾到沈阳祝寿。同月21日，南京政府发表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命令，并由张群将特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表明态度，立即出兵入关，而张仍未做肯定答复。
在这个月中，东北军曾在沈阳举行一次高级会议专门商讨应付时局问题。出席的有张作相、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莫德惠、刘哲、刘尚清、沈鸿烈、臧式毅、荣臻、鲍文樾等人（万福麟因骑马伤足，先未出席，后亦到沈）。这些人当时的意见约可分为三派：
一、主张不与任何方面合作的、如张作相主张东北军只应绥靖地方，保境安民，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尤其不应与蒋介石合作。他说过，“俺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起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地。”他的参谋长熙洽也说：“东北若与蒋介石合作，简直是拱手让人。”其余如张景惠、汤玉麟、汲金纯等人，均支持这种主张。
二、赞同与蒋介石合作的，为王树翰、莫德惠、刘哲、刘尚清、沈鸿烈、鲍文樾等人，而尤以王树翰主张最力。
三、本人无任何意见，静听张学良的决定的，为万福麟、于学忠、王树常、臧式毅、荣臻等人。
而张学良本人亦举棋不定，迟迟不决。他抱定坐以观变的态度，希望由于局势的演变，或能使双方息争言和，停止内战。
这年7月，张学良到葫芦岛主持该岛建港工程的开工典礼，在该岛停留20余日。吴铁城以南京铁道部代表的身份，到葫芦岛未开工纪念碑节目，蒋的代表刘光亦带有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到葫芦岛密交与张（张当时并未转交给于、王二人，直至东北军入关后，张始将任命状发表）。
这时我认临绥驻军司令，率所部警备山海关、绥中一带。蒋介石因为迭派代表拉拢东北出兵，迄无结果，遂采取极卑鄙的手段，阴谋分化东北军。他先利用临绥驻军参谋长陈贯群（与蒋系留日士官学校同学），由陈传递给我来信两次，表示拉拢；继又派参议石某，以赴东北路经山海关为词，带给我亲笔信一件，透过陈贯群的关系，与我晤面，希望我能举兵西向，并表示我愿在华北得到什么地位，均可应允。我将原信均交给张学良，并复蒋一信，说明只惟张学良之命是从。
蒋介石拉拢我未成，遂又派何成濬勾结临绥驻军第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何在华北时曾派陶敦礼为临榆税务局局长，（以陶的资历，本不屑做此微末的税差，肯就此职，就是为了达到拉拢马廷福的任务），复派林树藩、郑江灏二人在临榆一带活动，合谋煽动马廷福叛张。
马初曾向我透露此事，当劝马“东北系统待我们不薄，我们行事为人，应以忠义为重，绝不可如此行动。”但马廷福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人的加紧收买之下，终于趁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又值奉榆火车不通的机会，突于某日率其部下团长孟百孚、安福魁前来见我，声称已决定叛张，即拟于日内采取行动，裹胁滦东五县的壮丁，向西进军。安福魁并声色俱厉地说：“现在谁要不干，就把他这么着！”并以手势作砍头状。
我见事已紧急，一面瞩其稍缓行动，一面即将此事告知张学良。而张态度镇定，若无其事地说：“马廷福即将叛变，我不相信”；以后我告诉他“事急亦，不可不防。”张才说：“马廷福如真受人愚弄，有此行动，我个人安全事小，而暴露东北军内部不团结，不一致，遗人耻笑的事大。不过蒋介石这种做法太不应当，但我仍要以国内的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张采取我的建议，借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马廷福、孟百孚、安福奎及陶敦礼、林树藩、郑江灏六人扣押，乱事得以平定。事后得知，蒋介石曾许给马廷福现洋300万元，并已汇到沈阳中国银行100万元。
张学良在北戴河期间，蒋介石的代表李石曾、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皆随同前往。阎、冯的代表贾景德、薛笃弼、杨廷浦、孔繁蔚、门致中亦皆赶到，并由傅作义以私人资格从中奔走。汪精卫亦派代表覃振、陈公博郭泰祺等人到北戴河谒张。这时在关外的张作相以南北代表齐集北戴河，恐张学良为所包围，曾致张一电，大意谓：须始终守向来的态度，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武所屈。张亦复电谓：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但在张群、吴铁城等不断催促之下，张迫不得已，曾口头向张群、吴铁城表示：如蒋军能攻下济南，东北即可出兵。并以此意告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
及至8月中旬，蒋军攻下济南，阎军亦退至黄河北岸。张学良于8月底返回沈阳，于9月10日在沈阳北陵别墅召开东北军高级会议。
张首先发言道：“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俺自1926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在先大元帅（指张作霖）在世时，我曾迭次进谏，未蒙采纳。1926年，先大元帅曾派韩麟春赴山西见阎，请他与我们合作，我们也绝不干涉山西事务。阎锡山表示同意，韩麟春满意而归。而为时不久，阎锡山即将大元帅所派往山西的使者于珍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韩麟春就由于阎的失信，气愤病死。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覆灭，二人应负其责。目前阎、冯合作，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应为国民党的一部分。至于扩大会议，西山派本诋汪、陈为赤化，改组派亦骂邹（鲁）、谢（持）为叛徒，暂时的结合，将来仍是水火。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从马廷福的事变，更可看出他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不过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若言。”----8801评：由此看来，小六子早有“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
大家对于张的主张，无任何相反意见。张学良遂于9月18日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进兵关内。
9.17，张学良发布进军关内的动员令，先行编组两个军，由我率领第一军，王树常率领第二军。我于9.18下午3时由沈阳出发。出发前，张学良曾对我说：“俺们这次入关，乃是为了倡导和平、促成统一。东北军以往三次入关，声名均很不佳，尤其以张景惠率领入关那次军纪最坏。这次是第四次入关，一切事我都交给你啦！你要往漂亮去做。俺先问问你，你想咋整？”
我当时回答：“我想有两个办法。第一是一枪不放，使地方不受丝毫糜烂、国家不受些许损失、并可与晋军保持友谊。我们只到河北、察哈尔为止，完全可以做到一枪不放。第二，如万一继续用兵，我认为在娘子关方面，可做佯攻姿态，而另派劲旅直趋大同，山西指日可下，并不费多大的军力。不过，阎锡山这个人不用提啦，山西人民无辜，似不应再受涂炭；俺们也犯不上得罪很多人；而且我们如取下山西，难免不为蒋介石所忌。同时，这与俺们出兵的本意不大相符。”张学良当即同意采用一枪不放的办法进兵关内。并向我交待了入关后应注意的事项。
我即率第一军先头部队董英斌部第五旅入关，后续为陈贯群的第二十三旅、刘乃昌的第二十七旅。我在途中即透信给徐永昌（时任阎委派的河北省主席，与我有同窗关系），说明系和平接受，绝不用兵。晋军陆续撤退后，我于9.21到达天津，26日即进驻北平。
东北军入关后，北京扩大会议即行解体，汪精卫、阎锡山等人均经娘子关退往太原。
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旋赴南京，与蒋介石晤面，研商华北善后事宜。南京国务会议议决：关于晋军的整编问题，由张学良负全责办理。张由南京返回天津，即招晋军的将领到津开会。
阎锡山与蒋介石作战时，曾将晋军扩编为十个军、四十多个师，这是由徐永昌、杨爱源代表到津参加会议。此外与东北军早有关系的傅作义、商震亦来津参加。张学良指派万福麟、于学忠、王树常负责接待。
晋军这时提出的要求有二：一为请求多保留几个军；二为请将客籍军队调离晋境（这时西北军的宋哲元、孙殿英、高桂滋、庞炳勋等部队皆驻扎山西境内）。张根据南京的意旨，只许晋军整编为四个军，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四人为军长；客籍军队调离晋境的问题，稍缓办理。当时晋军的将领因为粥少僧多，不足分配，意见颇为分歧，孙楚已拟发出不接受整编方案的通电。
张学良乃于返回沈阳之后，电约晋军将领孙楚、赵承绶、周玳、冯鹏翥等人到沈协商，又增编孙楚为护路军司令，辖三个旅；赵承绶为骑兵司令，辖三个旅；周玳为炮兵司令，辖十一个团；另设三个独立旅。并作了四项规定：一、晋军的编制及饷项以能适合晋、绥两省的财力为度；二、以平绥路西段、正太路娘子关以内，为晋军驻防地区；三、西北军暂住晋南；四、孙殿英等杂牌军队的驻地及饷项，由张学良向中央商定之。
商震经张学良力保，并得戴传贤支持，得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张、商关系有外间不得而知的数段经过。在1926年商震任绥远省主席期间，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因与商震有师生关系，到绥远去拉拢商震，商震与张学良的关系，亦自那时建立。及至阎锡山在山西扣留张作霖的使者于珍，并有出兵娘子关的消息，张学良曾密电商震问询究竟。商曾密复一电，不加否认，并有“爱莫能助”之语。1928年张学良回东北，又曾密派刘多荃【注】赴绥远与商震联系（刘与商震有极深的世交关系），张并与商交换兰谱，结为把兄弟。当1930年张在南京与蒋商议山西善后问题时，张曾问刘多荃：“你看商震究竟能否听咱们的话？”刘说：“商在山西是客籍，势力很单，他要在山西执政，必须依赖咱们做后台，只要咱们有力量，他当然能听咱们的话。”
张遂命刘将他在蒋面前支持商的经过详函告商。刘遂写一长信，派其副官陈像武送交商震。商立即复函，表示一切唯张氏之命是从。商的任命旋即发表。
* * * *
这次东北军入关，确实做到了一枪不放，和平接受，与以往的入关情势迥然不同。惟是张学良当时的所谓“永息内战，拥护统一”，实质上维护了蒋介石的统治。并且由于东北军入关，东北地方防务空虚，旋又因石友三之变，留守在关外的看家部队亦大部调入关内，遂致日寇认为有机可乘，发动了9.18事变。这个后果，非张学良始料所及。
8801注：这个刘多荃，曾任张学良卫队团上校团长，参与西安事变捉拿老蒋；文革期间为了打到胡服，曾出具证明：胡当年在奉天搞工运时被捕，他曾参与审问。8801认为：这段谎言编得太离谱了！以刘多荃当年的身份，类似8341的张耀祠，某工厂捉拿到个小瘪三，用着他去审问？
完
----原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阎锡山先派其行营主任梁汝舟，由东北驻晋代表葛光庭陪同到沈，旋又派其军械处长张维清、山西省建设厅长温寿泉为代表来沈。
蒋介石所派的代表为前江西省主席方本仁、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刘光。
冯玉祥所派代表邓哲熙、门致中亦先后抵沈。
阎的代表梁汝舟唔见张学良时，曾持有阎方所拟的反蒋电稿，征求张的同意，并要求于联署以后从沈阳发出。张未及答复，忽又接阎一电，谓拟由沈阳发出的反蒋通电请暂缓发。张遂派其秘书长王树翰赴晋唔阎，询问究竟，并趁机劝其与蒋合作，停止内战。而阎锡山面告王树翰：“前电所以暂行缓发，系因赵次陇（赵戴文字，系阎所荐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由南京返太原，劝我慎重行事，不得不略加考虑；但我反蒋已具决心，必须照前进行，仍请汉卿支持。”张学良以其变化多端，反复无常，行事过于儿戏，深不以为然，从此即对阎的代表不做肯定答复，而只表示他本人决不参加内战。
3月末，蒋介石又派吴铁城为代表到沈，加紧拉拢张学良。
4月间，沈阳举行追悼东北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蒋、阎、冯的代表均行参加致祭。
6月3日，为张学良30岁生辰，蒋介石又特派李石曾到沈阳祝寿。同月21日，南京政府发表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命令，并由张群将特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表明态度，立即出兵入关，而张仍未做肯定答复。
在这个月中，东北军曾在沈阳举行一次高级会议专门商讨应付时局问题。出席的有张作相、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莫德惠、刘哲、刘尚清、沈鸿烈、臧式毅、荣臻、鲍文樾等人（万福麟因骑马伤足，先未出席，后亦到沈）。这些人当时的意见约可分为三派：
一、主张不与任何方面合作的、如张作相主张东北军只应绥靖地方，保境安民，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尤其不应与蒋介石合作。他说过，“俺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起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地。”他的参谋长熙洽也说：“东北若与蒋介石合作，简直是拱手让人。”其余如张景惠、汤玉麟、汲金纯等人，均支持这种主张。
二、赞同与蒋介石合作的，为王树翰、莫德惠、刘哲、刘尚清、沈鸿烈、鲍文樾等人，而尤以王树翰主张最力。
三、本人无任何意见，静听张学良的决定的，为万福麟、于学忠、王树常、臧式毅、荣臻等人。
而张学良本人亦举棋不定，迟迟不决。他抱定坐以观变的态度，希望由于局势的演变，或能使双方息争言和，停止内战。
这年7月，张学良到葫芦岛主持该岛建港工程的开工典礼，在该岛停留20余日。吴铁城以南京铁道部代表的身份，到葫芦岛未开工纪念碑节目，蒋的代表刘光亦带有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到葫芦岛密交与张（张当时并未转交给于、王二人，直至东北军入关后，张始将任命状发表）。
这时我认临绥驻军司令，率所部警备山海关、绥中一带。蒋介石因为迭派代表拉拢东北出兵，迄无结果，遂采取极卑鄙的手段，阴谋分化东北军。他先利用临绥驻军参谋长陈贯群（与蒋系留日士官学校同学），由陈传递给我来信两次，表示拉拢；继又派参议石某，以赴东北路经山海关为词，带给我亲笔信一件，透过陈贯群的关系，与我晤面，希望我能举兵西向，并表示我愿在华北得到什么地位，均可应允。我将原信均交给张学良，并复蒋一信，说明只惟张学良之命是从。
蒋介石拉拢我未成，遂又派何成濬勾结临绥驻军第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何在华北时曾派陶敦礼为临榆税务局局长，（以陶的资历，本不屑做此微末的税差，肯就此职，就是为了达到拉拢马廷福的任务），复派林树藩、郑江灏二人在临榆一带活动，合谋煽动马廷福叛张。
马初曾向我透露此事，当劝马“东北系统待我们不薄，我们行事为人，应以忠义为重，绝不可如此行动。”但马廷福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人的加紧收买之下，终于趁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又值奉榆火车不通的机会，突于某日率其部下团长孟百孚、安福魁前来见我，声称已决定叛张，即拟于日内采取行动，裹胁滦东五县的壮丁，向西进军。安福魁并声色俱厉地说：“现在谁要不干，就把他这么着！”并以手势作砍头状。
我见事已紧急，一面瞩其稍缓行动，一面即将此事告知张学良。而张态度镇定，若无其事地说：“马廷福即将叛变，我不相信”；以后我告诉他“事急亦，不可不防。”张才说：“马廷福如真受人愚弄，有此行动，我个人安全事小，而暴露东北军内部不团结，不一致，遗人耻笑的事大。不过蒋介石这种做法太不应当，但我仍要以国内的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张采取我的建议，借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马廷福、孟百孚、安福奎及陶敦礼、林树藩、郑江灏六人扣押，乱事得以平定。事后得知，蒋介石曾许给马廷福现洋300万元，并已汇到沈阳中国银行100万元。
张学良在北戴河期间，蒋介石的代表李石曾、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皆随同前往。阎、冯的代表贾景德、薛笃弼、杨廷浦、孔繁蔚、门致中亦皆赶到，并由傅作义以私人资格从中奔走。汪精卫亦派代表覃振、陈公博郭泰祺等人到北戴河谒张。这时在关外的张作相以南北代表齐集北戴河，恐张学良为所包围，曾致张一电，大意谓：须始终守向来的态度，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武所屈。张亦复电谓：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但在张群、吴铁城等不断催促之下，张迫不得已，曾口头向张群、吴铁城表示：如蒋军能攻下济南，东北即可出兵。并以此意告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
及至8月中旬，蒋军攻下济南，阎军亦退至黄河北岸。张学良于8月底返回沈阳，于9月10日在沈阳北陵别墅召开东北军高级会议。
张首先发言道：“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俺自1926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在先大元帅（指张作霖）在世时，我曾迭次进谏，未蒙采纳。1926年，先大元帅曾派韩麟春赴山西见阎，请他与我们合作，我们也绝不干涉山西事务。阎锡山表示同意，韩麟春满意而归。而为时不久，阎锡山即将大元帅所派往山西的使者于珍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韩麟春就由于阎的失信，气愤病死。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覆灭，二人应负其责。目前阎、冯合作，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应为国民党的一部分。至于扩大会议，西山派本诋汪、陈为赤化，改组派亦骂邹（鲁）、谢（持）为叛徒，暂时的结合，将来仍是水火。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从马廷福的事变，更可看出他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不过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若言。”----8801评：由此看来，小六子早有“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
大家对于张的主张，无任何相反意见。张学良遂于9月18日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进兵关内。
9.17，张学良发布进军关内的动员令，先行编组两个军，由我率领第一军，王树常率领第二军。我于9.18下午3时由沈阳出发。出发前，张学良曾对我说：“俺们这次入关，乃是为了倡导和平、促成统一。东北军以往三次入关，声名均很不佳，尤其以张景惠率领入关那次军纪最坏。这次是第四次入关，一切事我都交给你啦！你要往漂亮去做。俺先问问你，你想咋整？”
我当时回答：“我想有两个办法。第一是一枪不放，使地方不受丝毫糜烂、国家不受些许损失、并可与晋军保持友谊。我们只到河北、察哈尔为止，完全可以做到一枪不放。第二，如万一继续用兵，我认为在娘子关方面，可做佯攻姿态，而另派劲旅直趋大同，山西指日可下，并不费多大的军力。不过，阎锡山这个人不用提啦，山西人民无辜，似不应再受涂炭；俺们也犯不上得罪很多人；而且我们如取下山西，难免不为蒋介石所忌。同时，这与俺们出兵的本意不大相符。”张学良当即同意采用一枪不放的办法进兵关内。并向我交待了入关后应注意的事项。
我即率第一军先头部队董英斌部第五旅入关，后续为陈贯群的第二十三旅、刘乃昌的第二十七旅。我在途中即透信给徐永昌（时任阎委派的河北省主席，与我有同窗关系），说明系和平接受，绝不用兵。晋军陆续撤退后，我于9.21到达天津，26日即进驻北平。
东北军入关后，北京扩大会议即行解体，汪精卫、阎锡山等人均经娘子关退往太原。
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旋赴南京，与蒋介石晤面，研商华北善后事宜。南京国务会议议决：关于晋军的整编问题，由张学良负全责办理。张由南京返回天津，即招晋军的将领到津开会。
阎锡山与蒋介石作战时，曾将晋军扩编为十个军、四十多个师，这是由徐永昌、杨爱源代表到津参加会议。此外与东北军早有关系的傅作义、商震亦来津参加。张学良指派万福麟、于学忠、王树常负责接待。
晋军这时提出的要求有二：一为请求多保留几个军；二为请将客籍军队调离晋境（这时西北军的宋哲元、孙殿英、高桂滋、庞炳勋等部队皆驻扎山西境内）。张根据南京的意旨，只许晋军整编为四个军，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四人为军长；客籍军队调离晋境的问题，稍缓办理。当时晋军的将领因为粥少僧多，不足分配，意见颇为分歧，孙楚已拟发出不接受整编方案的通电。
张学良乃于返回沈阳之后，电约晋军将领孙楚、赵承绶、周玳、冯鹏翥等人到沈协商，又增编孙楚为护路军司令，辖三个旅；赵承绶为骑兵司令，辖三个旅；周玳为炮兵司令，辖十一个团；另设三个独立旅。并作了四项规定：一、晋军的编制及饷项以能适合晋、绥两省的财力为度；二、以平绥路西段、正太路娘子关以内，为晋军驻防地区；三、西北军暂住晋南；四、孙殿英等杂牌军队的驻地及饷项，由张学良向中央商定之。
商震经张学良力保，并得戴传贤支持，得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张、商关系有外间不得而知的数段经过。在1926年商震任绥远省主席期间，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因与商震有师生关系，到绥远去拉拢商震，商震与张学良的关系，亦自那时建立。及至阎锡山在山西扣留张作霖的使者于珍，并有出兵娘子关的消息，张学良曾密电商震问询究竟。商曾密复一电，不加否认，并有“爱莫能助”之语。1928年张学良回东北，又曾密派刘多荃【注】赴绥远与商震联系（刘与商震有极深的世交关系），张并与商交换兰谱，结为把兄弟。当1930年张在南京与蒋商议山西善后问题时，张曾问刘多荃：“你看商震究竟能否听咱们的话？”刘说：“商在山西是客籍，势力很单，他要在山西执政，必须依赖咱们做后台，只要咱们有力量，他当然能听咱们的话。”
张遂命刘将他在蒋面前支持商的经过详函告商。刘遂写一长信，派其副官陈像武送交商震。商立即复函，表示一切唯张氏之命是从。商的任命旋即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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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东北军入关，确实做到了一枪不放，和平接受，与以往的入关情势迥然不同。惟是张学良当时的所谓“永息内战，拥护统一”，实质上维护了蒋介石的统治。并且由于东北军入关，东北地方防务空虚，旋又因石友三之变，留守在关外的看家部队亦大部调入关内，遂致日寇认为有机可乘，发动了9.18事变。这个后果，非张学良始料所及。
8801注：这个刘多荃，曾任张学良卫队团上校团长，参与西安事变捉拿老蒋；文革期间为了打到胡服，曾出具证明：胡当年在奉天搞工运时被捕，他曾参与审问。8801认为：这段谎言编得太离谱了！以刘多荃当年的身份，类似8341的张耀祠，某工厂捉拿到个小瘪三，用着他去审问？
完
----原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