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纽约时报挑战美国防部之战地记者尼尔.希汉（4）

四、希汉和纽约时报

　　　　艾尔斯伯格试图通过国会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努力屡遭挫折，其根本原因，是国会议员们受严格的规则制约，不会轻易越轨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然会走的路就是寻找更为民间的途径，这样的途径效果间接，但却是永远可以走的，因为这样的途径涉及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权力制衡之路暂时没有走通，就走言论自由。

　　　　艾尔斯伯格已经准备通过媒体把五角大楼文件暴露出来。既然国会议员们不能做，那么只有找新闻界。因为他知道，新闻界有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胆子要大得多。可是，当他和一些律师商量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劝他还是走国会的路，因为只要有那么一个国会议员愿意在国会公布五角大楼文件，那么这个国会议员享有立法豁免权，也许不至于进监狱，而他自己把文件捅到新闻界去，新闻界或许没事，他却免不了要吃官司。

　　　　艾尔斯伯格感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只有走向新闻界。主意一旦打定，就是找谁的问题了。他找到了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的尼尔.希汉。希汉是新闻界报道越战的一个名记者，当年为合众国际社派驻越南时，艾尔斯伯格刚好也在越南，他们在那时候就相识。希汉的反战观点和他的越战报道非常闻名。在火线报道的西方新闻界，合众国际社的希汉、纽约时报的大卫.霍布斯坦和美联社的布郎，被记者们誉为“三无畏” 。希汉在纽约时报书评中指出，决策越战的美国领导人，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美国法律对战争权力的规定，他认为美国领导人在指导战争中的行为，有违美国法律。他的观点和艾尔斯伯格很相近。

　　　　1971年春天，艾尔斯伯格交给希汉几千页五角大楼复印件。

　　　　希汉拿到这批非夷所思的秘密文件，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主任福兰克尔通报。他们俩商量下来，有几点是必须考虑周到的：

　　　　第一是这批文件的真实性。就是真的，它们是不是全面地、客观地反映了越战决策的真实历史。
　　　　第二，当时，尼克松总统已经开始逐步从越南撤军，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民众的反应将会是什么。
　　　　第三，希汉的消息来源，即艾尔斯伯格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必须确定，自己是不是和一个正直的消息来源打交道。美国新闻界的道德标准是，他们必须保护他们的消息来源，为他保密。这里不仅有新闻界利益的成分：你不为来源保密，久而久之就没人敢冒风险向你提供消息，等于断了长远的消息来源。另外，还有一种文化和道德完整性：新闻报道是在做一件道义上正确的事，保护冒着风险提供消息的人，就是必然的道德要求，即使这种道德要求和法律冲突。纽约时报记者Caldwell曾经报道过六十年代闻名的黑豹党，后来在加州的一件刑事案件中，大陪审团要求Caldwell秘密作证，提供关于黑豹党的消息来源，Caldwell断然拒绝，宁愿以藐视大陪审团的罪名无限期入狱。
　　　　现在，希汉同样和纽约时报明确约定，他不公开五角大楼文件的来源，连他的顶头上司也不告诉。
　　　　第四，用这一批五角大楼文件作为材料写的报道，是否能提供足够的不同意见，也就是说，纽约时报的规矩是，不愿意任何报道表现出自己是一边倒的倾向。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纽约时报写出来的东西，不能象苏联的真理报。

　　　　希汉的顶头上司，华盛顿分部主任福兰克尔在读了希汉提供的部分文字以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金矿。” 他马上向纽约时报的总编罗森塔尔等高层人员通报，说有庞大的阅读工作量，要求增援人手。

　　　　艾尔斯伯格告诉希汉，他在促动国会公布这套文件的不成功。他还告诉时报，他关于五角大楼文件，他在一些学术界会议上说过，有些民间反战组织也知道。这下纽约时报更有了紧迫感，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动作，那么其他报社也会得到这批文件，特别是他们的竞争老对手，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

　　　　美国新闻界“刺探” 政府机密来做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有着长久的传统。新闻界受宪法保护的新闻自由权，使得他们较少法律上的负担。他们主要是自己在新闻价值和客观影响之间做出衡量，一旦为泄密而闯了祸，政府很难让新闻界记者入狱。政府能够抓的是那个把机密捅出去的家伙。而民众和新闻界在道德上的舆论则是，新闻界有义务保护消息来源，这种保护是道德的。他们也确实往往受到新闻界的刻意保护。很多重量级的记者，他们的主要力量就是在政府内部的一些内线关系，这是他们的饭碗，他们职业的资源。这样一来，有些政府官员也就利用新闻界，故意把一些机密捅出去。“泄密” 有时候就成了一种职业策略。

　　　　可是，纽约时报面对希汉手里的五角大楼文件，还是有一些别的顾虑。虽然这些文件都是反应历史的老文件，但是它们却会揭开美国陷入越战的伤疤，可能触痛各方面，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另外，如此庞大的文件量，都是从国防部的机密中“盗窃” 出来的，怎样用来报道才是妥当的？这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