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纽约时报挑战美国防部之反战分子艾尔斯伯格（2）

   二、艾尔斯伯格

　　　　不仅因为高度机密、流传范围极小，还因为它洋洋700页，十分枯燥，所以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真正读过的人其实寥寥无几。除了项目负责人盖尔勃以外，只有一个人是认真读了的，这个人叫丹尼尔.艾尔斯伯格。

　　　　艾尔斯伯格是游离在美国政界、军界和学界的一个所谓精英分子。在越南问题上，他是从鹰派转变为鸽派的典型，最终成为一个热情的反战分子，扮演了五角大楼文件案的主角。他在此案中的遭遇和作为，典型地表现了美国的权力结构下，一个普通人为了自己的理念和观点能够做的一切。要说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还得从这个人说起。

　　　　艾尔斯伯格出生在三十年代大萧条的芝加哥，父亲是工程师，却在大萧条中失业，他习惯随父母到处搬家，因为父亲必须寻找工作。他从小就是一个表现出天赋和志向的孩子，六岁就能背诵林肯的盖底斯堡演说，十几岁弹钢琴就到能达到与乐队演奏协奏曲的水平。在学校里，篮球，跳水，跳崖，辩论，登山，他样样出色。中学毕业，他以优厚的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这些奖学金不仅支付他的学费生活费，甚至支付他每年回家探望父母的路费。世界为这个勤奋而聪明的年轻人提供了最佳的条件。中学里的伙伴公认，他是他们当中以后最有可能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的人。

　　　　在哈佛他学习和研究经济博弈论。读到毕业，他又得到威尔逊基金会的资助，去英国学习高级经济学，一年后回到哈佛完成硕士学位，硕士论文答辩得到了“优加” 的评分。

　　　　此时，这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已经步入了很难进入的哈佛精英小圈子，接下来拿博士学位几乎是个必然。可是他突然推迟了这个学习过程。他志愿参加海军陆战队，要求服役两年。

　　　　艾尔斯伯格随军队巡弋海外。1956年的苏彝士运河危机时期，他刚好在中东。于是，他通过了最严格的安全背景审查，被确认为是在国家安全事务中完全可靠的人，这对他以后接触最高级机密打下了基础。那时，这个一路顺风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是一个随时愿意响应号召为国献身的爱国者。

　　　　当他从军队回到哈佛，由于他的学术背景和从军经历，他参与了兰德公司的半职研究工作。那个时候，兰德公司是受雇于美国空军的民间智囊机构。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他于1959年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到加州，全职参与兰德公司的研究。他经常被公司派到首都华盛顿，为国家的防卫政策提供咨询。这是他最春风得意、最自信的时期。

　　　　这正是美国的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正在渐渐地深陷于越南战争。艾尔斯伯格发现越战问题大有可研究之处。对越战的情况稍加了解后，他就对形势产生了焦虑，觉得战争前景很不妙，他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工作使他对国际危机的高层决策过程特别有兴趣，就想探究美国在对越政策上到底有没有问题。为此，他要求把他派往越南。那正是1965年的春天。美国对北越的大规模轰炸，即所谓“滚雷行动” 正在计划之中，同时还计划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队去南越。当时的艾尔斯伯格不仅了解、也主张实施这样的计划。这时，他还是一个狂热的鹰派。

　　　　1965年年中，艾尔斯伯格初到越南，还是满腔鹰派热情。他作为Edward Lansdale 将军的特别助理，本来是去实行“太平村计划” 的。他在南越到处走动，接触下层，广交朋友，弄得军方对他的安全大伤脑筋。他能双手左右开弓使用手枪，也经常随军出动巡逻，虽说不上出生入死，却也不是养尊处优。

　　　　正是这段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使得这个狂热的鹰派年轻人，此后产生了怀疑：归根结底，我们是为了什么在这个地方动枪动炮呢？正因为他亲自上过前线，又深入南越底层，他了解并且理解，北越旗下的抵抗，口号简单，是要把入侵他们家园的外国人赶出去。相比之下，他觉得很难为美国军队的参与提供正当理由。

　　　　他深入底层，也对当时军方感觉良好的一些具体措施，如所谓“太平村计划” 表示怀疑。他亲眼看到，所谓太平村并不太平，腐败的南越官员制造一些假象，向美军虚报成果，而美军则自欺欺人地把这些成果再报给国防部和白宫。他觉得，以往总统和国防部对越战的看法是受了下面的欺骗，要是高层了解实情，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决策了。他想，他必须向最高层报告这里的真实情况。为此他违反了通常的报告程序，越级向国防部递交了一份“揭示真相” 的报告。但是，一点没有产生期望的作用。

　　　　此时他仍然是一个鹰派，和同事中的反战派激烈辩论。期间他曾返回华盛顿，随即又要求回到越南。1967年他36岁生日，期间大病了一场，躺在曼谷的医院里，左思右想。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这只鹰开始变成鸽子了。

　　　　这个时候的艾尔斯伯格，虽是文职人员，工资却相当于一个将军。他的教育背景使他一旦认定了一个道理，就应该为这个道理去动手做事。他回到兰德公司。不久，1967年下半年，由于他的履历背景和才干，很自然地以兰德公司雇员身份，参与了越战历史专题组的工作。这个时候，他在工作中已经不再掩盖他的鸽派观点，经常和人争论，也经常参加各个层次的讨论会，在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发表反越战的看法。这种反战的立场并不妨碍他参与越战历史专题组的工作。事实上，专题组为了达到麦克纳马拉要求的“包罗万象并且客观” ，故意地网罗了不同观点的人才，既有鹰派，也有鸽派。

　　　　1968年大选，艾尔斯伯格希望新当选的总统对越战决策做出重大转变。共和党的尼克松当选以后，他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要求兰德公司分析一下美国对越政策所有可能的选择。兰德公司的头头推荐了艾尔斯伯格。他为基辛格起草了一份全方位的方案清单，然后化了四天时间给基辛格分析所有这些方案的利弊。这份清单包括所有能够想到的、包括对立两极的最极端的方案，例如，从“向北越扔一个核弹” ，一直到另一个极端，美国单方面地全部撤出越南。艾尔斯伯格本人向基辛格推销的想法是，美国必须争取通过和平谈判来结束越南问题。而基辛格把方案清单转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时，其中删去了从越南全部撤出这一方案。

　　　　艾尔斯伯格还不死心。基辛格要求提供一份反映美国政府各机构，包括军方，中央情报局，大使馆等各路人马对越战的观点，艾尔斯伯格十分卖力地交给他一份报告，长达一千页。基辛格将艾尔斯伯格秘密召到首都，要他概述这一报告，以便向总统传达。可是最后，艾尔斯伯格感觉，他自己的观点，像泥牛入海，无声无息。尼克松主政的美国，看来仍然陷于越战之中。

　　　　1969年春，艾尔斯伯格回到兰德公司，这个时候，五角大楼文件刚好完工，油墨未干，送到了兰德公司。这样庞大冗长枯燥零碎的文件汇集，没有什么人产生兴趣，却正中艾尔斯伯格的下怀。他原来就参与这个计划，对文件有所了解，这些年来，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具备透彻了解越战历史的经验和背景，更重要的是，他深深地沉浸在为国家结束这个战争助一臂之力的使命感之中。他利用在兰德公司护送和保管五角大楼文件的机会，拿出学者的劲头，苦读这套文件。

　　　　对五角大楼文件的研读，使艾尔斯伯格彻底完成了从鹰到鸽的转变，从此以后，他成为一个狂热的鸽派。以前他对越战的置疑更多集中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主要立论是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不可能成功，偏于决策衡量。现在，他的反战立场则更多地集中在这场战争对越南和美国造成的人道灾难和社会问题。

　　　　一向自信的人，当然不会无所作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所动作。可是他能够做什么呢？直接向行政决策者发表观点，他已经做了，似乎没有用。他和兰德公司几个观点相近的鸽派人士谈起来，十分气馁。论关系，兰德公司是受政府部门的委托搞咨询研究，国防部是他们的“客户” 。可是现在，他们这些精英智囊的研究结论，似乎“客户” 并不重视。接下来怎么办？他们想到了最简捷的办法，走向媒体。

　　　　他们一起联名向纽约时报写文章，明确表达他们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兰德公司的头头不仅了解并且支持了他们的做法，只要他们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观点，这是他们的自由。他们的文章登载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却没有引起他们所期待的反应。期间，艾尔斯伯格多次出席反战会议，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他还和反战组织接触。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也正在渐渐兴起。1970年，艾尔斯伯格从西海岸的兰德公司，转到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现在，怀着反战使命感的艾尔斯伯格，还能做些什么呢？谁也没有想到，在此以前，艾尔斯伯格已经做了一件出格的事，为迫不得已时采取大动作，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