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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视角下中、印、美的教育创新与人才培养

作 者: 周满生 单 位: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一、美国开展中、印、美教育创新与人才培养研究的背景

　　中国的崛起令世界迷惑，一部分西方至上论者曾对此持不屑态度，不相信中国的飞速发展是真实的。当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乃至教育的迅猛发展变成无可争辩的现实后，一部分西方人士大为恐惧不安，开始大力散布“中国威胁论”。另外一部分有识之士认为只有相互加深理解、研究、对话和学习讨论问题，才是有效应对中印崛起的恰当态度。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在其名著《世界是平的》出版之前，他已经数次获得普利策奖，是美国公认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巨匠之一。《世界是平的》一书更奠定他趋势大师的地位。他的一句名言是：“经济不像战争，它可以双赢。美国、中国、印度和欧洲都可以繁荣。”他不仅极力推崇经济全球一体化，而且特别强调通过推动教育制度改革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弗里德曼提出：“要彻底地审视美国的教育制度，一个根本目标是培养更多的能够创性思考的劳动者——从卫星定向汽车驾驶员到软件工程师。”他认为这意味着要根本改变从19世纪延续下来的教育制度，培养的人要具备想象力，在营销产品、撰写著作、制作家具、创作影视和设计软件等方面都需要具有创造思维的人。他认为美国、印度和中国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应该加强合作，相互学习，共同探讨对创新人才的培养。 　　美国联邦政府也高度重视近年来中、印两国在知识创新、研究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变化。2004年，美国成立了未来创新委员会（The Task Force o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Innovation）。2005年，未来创新委员会发表第一份调查报告《知识经济：美国是否正在失去竞争优势》，在美国科技教育界引起震动。 2006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及两院下属的医学研究所发表了联合报告《迎接风暴：振兴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建设美好未来》。报告提出四项重大政策建议，即美国政府应当在基础教育、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经济政策方面展开行动。该报告让美国人感受最深的是教育危机带来的威胁。国际比较数据表明，美国4年级和8年级的学生分别有1／3和1／5数学成绩在“基本”水平以下，50％的受访者对美国基础教育完全不满意或不太满意。随着美国学生年龄的增大，他们在数学和科学上的表现及兴趣都在逐渐降低。由于课程设置薄弱、教学质量不高，美国15岁学生在解决需要数学知识的实用问题上的能力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印度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讲英语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与美国雇员竞争工作岗位；中国国家用于研发活动的总支出增长了500％； 2001年，中国博士授予数量占世界比例上升到12％。报告强调美国面临几个领域的挑战：基础教育阶段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准备不足；本科生对科学和数学专业的兴趣有限；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严重减少；科学与工程教育在某些情况下使学生不能充分做好在大学以外工作的准备。“我们的小学和中学，似乎并不能培养出足够多的有兴趣、有动力、有知识、有技术在这样一个世界进行竞争并获得成功的学生。……我们的教育体系是否能够满足21世纪的需要?” 　　2006年11月16日，未来创新委员会发表第二份报告《对现状的估计：创新、国家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这份报告列举美国创新优势受到削弱，值得引起警觉的主要指标包括： 　　——过去三十多年里，尽管美国国防研究与开发、测试、评价研究经费快速增长，但国防基础研究经费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联邦政府对于物理科学与工程的投入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显著下降。 　　——1988-2003年，美国科学与工程论文发表在世界上的份额显著减少 （从38％下降到31％，欧洲国家已经超过美国）。 　　——1980-2003年，美国占全球高技术出口的份额下降了近一半（从31％下降到18％）。 　　——亚洲国家培养科学与工程博士人数快速增长，已经超过美国（美国10多年来基本没有增长）。在世界上每年授予的11．4万博士学位中，8．9万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大学授予的。 　　——从2000年以来，在美国研究生院学习工程、物理、计算机和数学科学的外国研究生人数超过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人数，过于依赖外国人才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因此必须吸引更多的美国学生学习这些学科。 　　——美国正在经历逆向脑力流失（Reverse brain drain），越来越多的外国出生的专业人才（印度、中国等）返回他们的祖国，2005年从美国归国的人数达到每天1000人。 　　——1989-2001年，中国、印度、新加坡、韩国、台湾向美国的专利申请增加了759％，同期美国的增长率为116％，中国与印度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数量在过去十年中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27％、37％。 　　——中国研究论文数量急剧增加。特别是在纳米技术、能源、材料等关键领域，如从数量来看，中国已处于领先地位，从引用率来看，在所有主要领域（物理、环境、材料和生命科学）也高于印度。 　　——在美国和欧洲对数家企业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在235个最近计划要建立的研究开发中心之中，有48个位于美国，55个在中国，18个在印度。1990年，中国和印度占美国以外国家研究开发机构数量的3．4％，2004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13．9％。到2007年，中国和印度开发人员将占到全世界研究开发人员的31％，而2004年这一数字是19％。 　　——从1989年到2001年，美国高技术产品增长了一倍，从4230亿美元增长到9400亿美元，而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增长了八倍，从300亿美元增长到2570亿美元。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信息产品出口国家。 　　——中国在信息与通讯技术（ICT）、半导体技术、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能源技术、国防与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化工技术等领域发展都非常快，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美国。 　　这些数据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在基础教育领域，也有一些重大的标志性文件引起美国朝野的高度重视。2006年6月6日，美国教育重要机构——亚洲协会发表《全球化时代的数学和科学教育——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一文，指出美国的数学和科学教育“已远远落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后面”，要向中国学习：中国制定了统一的教学大纲，确保各地教科书内容的统一和对教师培训的统一；中国把生物、化学、物理、代数和几何作为中学生的核心课程，只有完成这些课程才能毕业以及在高考中胜出；中国教师拥有数学和科学学位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中国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是美国学生的两倍等等。 　　2006年10月，由美国总统布什组建的“国家基础结构顾问委员会”（National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Council）发表了题为“劳动力的培养、教育和科研” （Workforce Preparation，Education and Research）的报告，将美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放入国际经济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综合审视，鉴于亚洲部分国家成功地开展了数学和科学教育，报告正式提出了向亚洲学习的建议，该报告呼吁美国国民要变内向思维为外向思维，面向国际，关注和借鉴他国教育经验，为本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不同思路和参照系统。 　　二、印、中、美教育创新研讨会折射的主要观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掀起了空前的对中、印两国教育和科研的研究热潮，召开了和策划召开一系列“美、中、印教育创新的研讨会”。2007年3月 2-3日在美国亚特兰大埃莫瑞大学（Emory University）召开的“印度、中国和美国教育创新研讨会”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埃莫瑞大学成立于1836年，是美国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综合排名多年来一直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大学排名榜”中位于前20名。该校在2003年成立了“印度、美国、中国研究所” （ICA），旨在开展对中、印的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和民生相关政策的研究，促进三国的理解与合作，促进和平解决商业矛盾与冲突。在托马斯·弗里德曼等人的直接策划以及NeuStar、微软、NIIT等企业的赞助下，ICA邀请了国际一大批教育和跨领域的著名学者就三国的教育创新问题进行研讨。在诸多学者对美中印三国的比较研究中，出现了Chindia（印中两国的合称）、Competitiveness in the Power Triangle（强三角竞争力，指三国的国力竞争）这样的新词汇。研讨会讨论问题主要包括：如何定义创造（inventiveness）和智慧（ingenuity）?是否存在“教育创新”这类现象，发明创造力能够教授吗?我们如何测量这些能力?什么样的课堂教学、什么样的教育策略，能够培养人的发明创造力?在社会中可以培养吗?这三个国家中教育创新的情况如何?教育创新和经济发展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如何?印度、中国、美国的教育规划与方法、教育政策、教育技术、教育策略能够相互学习促进吗?印度、中国、美国的政府机构、企业、大学和其他组织在推进教育创新合作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本文从上述议题中择其主要观点进行介绍和分析。 　　1．中、印教育的发展前景 　　前任教科文副总干事、著名远程教育专家约翰·丹尼尔指出，中国目前有 2300万学生，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学习系统。印度虽然暂时落后，但未来若干年后，人口增长及其民主制度将推进印度的高等教育就学人数超过中国和美国。印度现在2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60％，其世界最大的民主体制将迫使其回应越来越多百姓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这意味着中国、印度和其他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中居主导地位，其提供高等教育的方式将对全球造成巨大影响。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的原因，其教育手段和方式将不同于现在的模式。尽管经济发展速度每年超过8％，无论来自公立和私立的资金都难以支撑传统校园所需的发展速度。网络的发展将使人们更易获得信息，迅速增长的开放教育资源将大幅减少教材成本。把握这些机会有三种途径：（1）私立、营利性教育在中国、印度将比美国发挥更大作用，因为公立部门无法支付必需的投资；（2）远程教育进行更大规模更大数量的招生，中、印两国正在这样做；（3）大量引入远程跨境教育，特别是印度，由于采用英文教学，未来20年内更可能是跨境教育的主要引入者。最大的疑问是远程教育朝着拥有高质量的亚洲巨型大学，如英迪拉·甘地开放大学、印度国立开放大学、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方向走呢?还是朝着二流质量的低成本高入学率的中学后教育的方向走呢?印度和中国为了达到50％的毛入学率，必然会产生投入成本和质量、效益的矛盾。在美国，营利部门通过扩大凤凰城网上大学等营利性机构的规模来发展远程教育。另一些私立教育的提供者主张通过降低一些质量，为经济金字塔底层的人提供服务，既可以扩大规模，又可以获取投资的回报。在中、印两国，公立教育机构有可能朝着成本—质量的经营模式转变吗? 　　印度国家科学院院长马歇卡（R．A．Mashelkar）的报告题目是《知识生产与人力资本》。他认为新流行的“地理学”和“新地图”是在世界范围内对科研和创新定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印度和中国在全球R／D研究中心的竞争中领跑。印度技术信息、预测和评价委员会的调查显示：200余家国家大企业在印度建立了研发中心，近期内计划投资45亿美元，在全世界顶级100家研发中心内，聘用了约23000名印度研发人员。印度存在着一些天然优势。印度25岁以下人口超过5亿，预期2050年人口总数将超过中国，在未来5年内世界新增劳动力总数中将占到23％。印度目前对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人才和有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供给。部分原因是印度国内的人才受跨国研发公司的吸引而大量离开，另一个原因是印度信息技术部门蓬勃发展需要大量人才。据（与印度国家软件服务公司协会与麦肯锡公司NASSCOM／McKinsey）测算，为了保持印度在全球知识服务的份额，印度到2010年需要230万专业知识人才，起码短缺50万人。尽管目前印度有几所位于世界前列的高校，但印度高教发展很不平衡，高质量人才培养密集于少量“精英”学校，80％的工程学博士由20所顶尖大学授予，65％的科学博士由30所大学授予，印度每年培养博士生不到7000人。印度准备全力面对这些挑战，为了应对高质量教育机构的不足，印度高教系统正在大力吸引国内和外国私立部门参与和资助高等教育。2006年11月，印度政府发表文件许可外资直接投入高等教育，外国大学可以在印度建立校园。这些举措不仅是为了增加投资，而且也是为了激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知识生产、传播和批判性的创新。 　　芬兰科学院美国纽约研究室主任、《诺基亚革命》一书的著作人丹·斯坦博克（Dan Steinbock）在发言中指出：过去25年，前10名创新型国家的排名位置变化不大，尽管印度和中国绝对排名还是比较落后，但在稳步提高。进步主要体现在一些关键产业专利项目的获取上。他认为，高附加值产品长期以来主要是美国、西欧、日本等国的特权，现在中国和印度已经不甘于复制和模仿了。最近中国和印度最富竞争力的公司加速高附加值产品链的研发工作，通过创新把成本优势转化为更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优势。由于不同的背景和传统，转化发生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和企业。中国的主要领域是信息技术产品（硬件），印度的主要领域是软件和服务，但两国也都相对比较狭窄。 　　OECD前任教育总干事、墨尔本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巴里·麦克高（Barry McGaw）提出，有证据表明高水平的教育对国家和个人存在高的经济回报，这个理论激发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教育需求；也有证据表明，义务教育入学年限的提高最终会激发高中教育和各类高中后教育的发展。他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国际排名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剧烈变化，中印两国将进一步上升。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列文研究生院教务长、副校长丹尼斯·西蒙（Denis F．Simon）长期从事中国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研究，他对中国科学、工程和管理人才的供求作了分析与预测，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需要技能复合型人才。他对2020中国人才趋势作了高、低和最可能的三种需求预测，并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与教育政策如何适应21世纪前20年的人才需要作了相关分析。 　　笔者应邀作了《高等教育创新与人才培养——美国、中国的比较与借鉴》的报告，指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能力，国民的学习能力是创新的基础，人才是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人才竞争的成败关系到国家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近年来，各国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对人才的培养及其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创新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发展战略，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笔者介绍和分析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及促进教育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对美国最新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措施作了比较分析，指出中美两国教育相互学习和借鉴，有助于在国际人才竞争的大背景下提高双方教育的水平和竞争力。 　　2．教育创新和人才培养问题 　　杰克逊·霍尔高等教育集团总裁、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威廉·麦西 （William F．Massy）发育题目为“为创新再造教育”。他认为一个现实是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包括地方大学在内的大多数高等学校都把全球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他们要求教授们用学生熟悉的地理、文化、经济和语言来思考，教育学生在全球化的社会中生活和竞争。什么是“教育创新?”他认为创新涉及到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技能。有些人认为这些能力是“天生的，非后天培养的”，他认为大学通过选择教育目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克服传统大学的弊端，是可以培养这些技能的。今日世界的创新要求在科学和工程学领域具备杰出的才能，而美国的教育制度不能激发学生足够的激情。教育创新要求借助科学和工程学之力。他引用约瑟夫·熊彼特所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的观点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地破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被看不见的手压倒了既得利益的诱惑，通过创新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是一个历经几十年的长周期过程，例如铁路、电力、内燃机、硅片和现在的生物技术。教育创新的设计者也要学习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地破坏理论，对旧有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造。创造性破坏有助于决策者平衡创新和打乱旧秩序引起的混乱，同时避免旧体制停滞不前的僵化效果。教育决策者和未来的创业者要懂得创新的过程也可以带来利益。新的产品、服务和过程不会破坏充满生气的生活。创新意味着风险，大多数革新者对失败不会灰心泄气，实验和错误对于通过新的路径来进行尝试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可能产生许多新思想但只有少数能够促成教育创新。无疑任何一所大学只要能够合理地调动教师资源就有助于促进教育创新，但传统大学似乎缺乏创新动力。他认为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的课程正在制度化地实施“学术审计”（academic audit），努力推进质量标准，中国和印度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是有利于促进教育创新目标实现的，应该引起美国的重视。 　　美国埃莫瑞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终身教授罗伯特·迪汉（Robert Dehaan）在他的报告《文化对大学教学的影响：印度、中国和美国的科学教学》指出，《学习科学》期刊的近期研究提出了关于传授科学观念和提高学生参与度的新的教学模式。从这些研究调查中得出的重要发现，是学生如何进行批评性思维和应用智慧是可以观察并衡量的。这份报告针对下述三个问题：（1）如何使科学教学更有效的应用来促进学生学习和提高学生解决创新性问题的能力?（2）在这三个国家影响新的教学策略使用的历史文化的差异有哪些?（3）什么样的策略可以使三国的教育经验相互迁移和借鉴?他通过对印、中、美三国学生的观察和文献分析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本次研讨会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对教育创新的论述引起与会专家的重视。他提出在全球化的社会中生存和竞争要求必须创新，印度和中国必须依靠创新在西方国家的劳动市场竞争职业岗位，而美国的经济也必须依靠创新来捍卫这些职业岗位。教育创新体现在：（1）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2）CQ+PQ>IQ，C代表好奇，P代表激情；（3）教学生学会发掘信息而不是简单的记忆；（4）开发主导创新的右脑，而不是以往强调的理性支配的左脑，左脑再发达也发达不过电脑了。 　　科罗拉多大学的凯瑟琳和卡尔·维曼（Katherine and Carl E．Wieman）教授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1）培养有创新能力的学生要求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和实践?（2）将什么样的新教育手段技术提供给老师和学生以达到这些目标?为了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成为成功的创新者，学生必须对科学思想的概念要有深刻的理解，具有能够洞察这些思想和概念相互关系的视野，具备在现实世界不同环境下广泛应用这些思想和概念的能力。大量数据清楚表明，传统的科学教育课程——章节讲授、程式化考试，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是失败的。为了成功地培养未来的创新者，要求基于研究的教会学生如何学习的教学创新。学生必须积极主动地学习，动机和反馈是关键因素。学生只有看到理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及其用处时，学习动机才会真正被激发。为了使学习更有效，需要建立评价学生思维的机制和指导学生思维的反馈系统。他们介绍了两种新教学技术——学生应答系统（student response systems）和交互模拟（interactive simulations），认为这两种新技术有助于教师营造鼓励学生创新思维的学习环境。 　　美国莱斯大学电子和计算机工程教授理查德·巴拉尼克（Richard Baraniuk）介绍了connextions课程。他认为，为了促进全社会分享知识，在全球范围内需要有一个被普遍共同接受的国际标准。connextions是一种独特的以网络为基础的教学环境，旨在变革编制和使用教材的方式。教材作者和教学人员来自全世界，connextions免费将这些教材和教程上网，为学生免费提供单元式的互动课程。1999年connextions开始在网上采用开放教学。现在教学范围已逐步扩大到普通中小学、大学、远程教育和终生学习领域。需求在不断增长，2006年，来自157个国家的50万访问者1600万次点击了这些课程，志愿者将这些课程翻译成西班牙文、日文、泰文和中文，使学习者范围不断扩大。 　　三、几点认识与思考 　　1．加强美、中、印三国教育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比较研究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以美国为主的推动强三角国家科研、教育竞争力的研究方兴未艾，这种研究的驱动力来自中、印发展潜力实实在在的跨越式增长与显现。美国深刻感受到中、印崛起对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威胁与挑战，中印崛起引发了美国强烈的危机感。制造危机、应对挑战，是美国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加强联邦控制力度、形成和凝聚国家意识的常用手段。善于发现危机、正视危机和利用危机，以危机凝聚共识，是一个重大战略思路，已成为美国实施战略管理的成功经验之一。这种战略思路的形成往往是由有深刻背景的民间政策咨询机构或美国政府智囊团撰写的研究报告来促成的。要充分看到这些机构对政府决策和国家立法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例如正是《迎接风暴》这份报告激起了美国参众两院议会的高度重视，打动了国会绝大多数议员，投票支持大幅度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并导致布什总统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提出实施“美国竞争力计划”（American Competitive Initiative，ACI）。该计划承诺在今后十年内将用于科学、工程等领域的联邦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加一倍。美国2006年一系列研究报告提出的如何提升竞争力的应对措施针对性非常强，如教师队伍建设；制定国家标准和考试制度标准；提高学生学习与竞争能力；从全世界招收最好的学生，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设立总统创新奖。这些举措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 　　2．面对印度崛起的舆论呼声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印度的发展势头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印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的迅猛增长导致其国内中产阶层家庭的数量激增，对于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印度高等教育进一步大众化发展的需求已似离弦之箭，不可逆转。印度拥有一批一流的属于中央管辖的科技大学，招生严格，入学竞争非常激烈。另外每年还有一、二十万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的毕业生进入高科技信息技术领域。目前，NIIT已经成为印度第一、全球最大的软件培训教育之一，居世界软件培训及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自1981年NIIT成立以来已有200多万名毕业生，其中大部分毕业后受聘于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的大学毕业生、软件设计师和工程师队伍使印度目前在全球外包信息技术服务和后勤服务中所占的份额分别达到约65％和近50％ （这些业务包括提供电脑操作咨询援助服务、处理医疗索赔和信用卡业务等）。印度高校每年培养的250万毕业生中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为40万。在印度，市场对于熟练劳动力保持着旺盛需求的同时，对高素质毕业生的需求供应不足，这就提供了印度高等教育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国际上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以及更健全的法治环境终究会让印度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后劲。对这点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也不要过分高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通过对印度深入的考察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民主是将复杂的印度粘合在一起的必然选择；其二，不能以效率的眼光来衡量印度民主的优劣。印度民主的危险在于，这种趋势太过强烈，以至于政府始终处于无为的状态。” 　　印度虽然被西方投资者认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但不要忘记，印度的基建设施不足，能源供应不稳，贫穷问题仍普遍，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陆的差距仍然太大，而且行政关卡很多，腐败问题严重，法制的水平仍不高，外资很难直接进入当地的制造业，国际化程度远不如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高。加之基础教育薄弱，教育的不平衡加剧，因此印度的基础条件比中国差。总之，“印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充满活力和矛盾的社会”。对这个极富潜力的竞争对手，我们要保持全面清醒的认识。 　　3．中美两国教育各有优劣，要相互学习借鉴。 　　美国在创新与竞争力方面仍具有巨大优势。美国一贯重视基础研究，在科学与技术方面仍具有其他国家目前难以超越的强大实力。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性大学和基础研究能力，仍然处于世界顶尖地位。中国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与美国的最大差距表现在研究生阶段，特别是博士生阶段，首先是教师群体水平与美国的差距，其次是研究环境和研究室设备条件的差距，当然还有研究生培养经费不足等原因，但师资条件和学术氛围的差距可能需要多年的追赶。 　　中美两国在教育、尤其基础教育方面各有优劣。有专家概括说“美国的基础教育是在其个人本位的前提下追求学生最大的社会协调性，而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在社会本位的前提上追求学生最大化的个性发展”。实际上，人才培养既有其内在规律，更受社会价值观、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中美两国历史、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两国教育体制必定存在着很大不同。中国几千年来形成尊师重教、学生刻苦学习的社会氛围，而美国始终倡导教育民主、平等和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形成了宽松开放的教育大环境。中美两国教育体制不可能绝对融通，只能在深刻了解对方的基础上，相对地吸取对方的长处。 　　对中国而言，美国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想象力、实践动手能力，注重学生个性的培养，这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础，是最值得中国研究、借鉴的。对美国而言，中国的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系统积累和传输，培养孩子系统吸收知识的学习行为和接受能力，注意培养学生严格、严密、严谨精神，是最值得美国研究、借鉴的。 　　中国要完成构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功名为本”的学习观和“以考为本”的评价观和思维方式，缔造更宽松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一定要充分发挥其个性，挖掘其聪颖，体现其才智，坚持多样化、个性化的培养原则。中国正在倡导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对目前教育的弊端进行反思，并寻找中国特色的创新型人才的成长环境和有利于人才培养的管理模式。中美两国教育相互学习和借鉴，为在国际人才竞争的大背景下，提高各自教育的水平和竞争力，探寻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发展道路，提供了一条非常有益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