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侯仁之与北京的半世缘

　　■1939年侯仁之与张玮瑛（1／5张）

　　侯仁之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曾经评价侯仁之“是中国学术成果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是当代地理学的世界级领导人物”。 12月6日是侯仁之诞辰99周年的日子，按照中国人计算虚岁的习惯，这一天正是侯仁之100周岁的生日。侯仁之从20岁来到北京，在北京生活了80年的时间，北京可以说是他的“故乡”。侯仁之一直致力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保护工作，他对于北京的感情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让我们在为大师庆贺百岁诞辰的时候，也祝愿其成为生活最久的人。现在让我们按照侯仁之先生的人生脚步，去探寻他在北京留下回忆的地方。

　　■北京东站，侯仁之被北京城市建筑之美打动，从此结下了他与北京的半世情缘

　　侯仁之生于河北省枣强县，那是1911年 12月6日，不过他一直把北京当作自己深爱的“故乡”。如果追寻侯仁之的人生脚步，他对北京的“一见钟情”始于北京东站，那是1931年初秋，侯仁之20岁。侯仁之的父亲一直想让他将来成为医生，为了这个愿望，他准备将侯仁之送到通县潞河中学高中上学，然后再报考大学。就这样，侯仁之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侯仁之到达北京的第一个地点就是北京东站。很多年之后，侯仁之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北京东站时的情景：“那是我在中学的最后一年，1931年的初秋，我从南方来，到了北京城，夕阳西下的时候出北京东站，那个东站在前门外的东边，现在搬家了，随着人群走出来灯火辉煌之中，我看见正阳门的箭楼雄伟孤立在那儿，那时候城墙可以看到一个城门，从城东可以穿过去，雄伟的建筑，深厚的城墙，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在那一刻，侯仁之爱上了北京。

　　侯仁之所说的北京东站，就是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人们俗称前门火车站。这座火车站建成通车于1906年，车站一经建成就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火车站，也是进出北京城的重要门户。我追寻的脚步来到正阳门外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在正阳门箭楼的东侧偏南，从这个角度看去，雄伟的正阳门箭楼近在眼前。这座老火车站是一座典型的欧式建筑，进入车站内部，顿觉进入了一个高大宽敞的空间。从如此宽大的设计中，可以想见当年这座火车站是多么繁华的地方，熙熙攘攘的旅客在这里擦肩而过，奔向自己的旅程。侯仁之在这里没有过多地停留，因为他的目的地是北京城东的通县，而通县离这里还有几十里的路程。

　　■通县潞河中学和杨梅竹斜街开明书店分店里的《中学生》杂志，改变了侯仁之的人生路

　　通县现名“通州”，现在是北京的一个区，而在侯仁之来北京的上世纪三十年代，通县还属于河北省，1958年，北京市界调整，将通县纳入北京市的版图中。通县位于北京城的正东，地处举世闻名的京杭运河最北端，是大运河的“龙头”，素有京东首邑之称。不仅如此，通县还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建于西汉初年，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最初称为路县，取水路、陆路交通方便之义。东汉光武帝时改称潞县。侯仁之所要去的通县潞河中学名字中的“潞”字，就是取自通县的古称。潞河中学是通县最好的中学，这所学校历史悠久，它是1867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的。

　　侯仁之在这所学校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准备按照父亲的愿望，力争高中毕业时考入一所理想的医科大学，将来成为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然而就在侯仁之为了“理想”而努力学习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事情，改变了他人生的道路，那是一本杂志和一篇文章。

　　侯仁之在紧张学习之余，很喜欢去北京城里的杨梅竹斜街，因为上海开明书店在这条街里有一家分店，侯仁之喜欢这家书店里售卖的《中学生》。我来到杨梅竹斜街时发现，杨梅竹斜街正处在正阳门外，东起煤市街，西至琉璃厂东街，东北至西南走向，因为是一条斜街，明代称斜街，清时一度称杨媒斜街，清末雅化为杨梅竹斜街沿用至今。北京城的街巷是棋盘式的设计，大多横平竖直，而宣南多斜街，因其地为金中都旧址。元灭金，在中都城东北重建都城大都，城南约在今长安街一线。当时，虽然金中都殿宇皆毁，但仍有遗民居于故地，他们若欲往大都城内，大都是向东北方向行走，进大都城南之丽正门。年深日久，便踩出多条斜街，如杨梅竹斜街附近还有铁树斜街、樱桃斜街与棕树斜街等。

　　我站在杨梅竹斜街的街头，街里的景物已无从追寻，我回想起侯仁之对杨梅竹斜街的回忆。那是1931年，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侯仁之回忆到：“同学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宣传抗日，抵制日货，检查日货，军训……但是到了年底，政府再也不许提抗日了。我们想不通……那天，我实在闷得很，一个人去城里，从学校一直走到前门。我是想买一本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我非常喜欢这个杂志。我一个人走，心里太烦闷了。当时没希望啊，抗日也不允许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了杨梅竹斜街开明书店的分店，买了这本杂志回去了。它对我影响太大了！里面有一篇文章，不长，但写得特别好，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那作者的署名是顾颉刚。”

　　顾颉刚是燕京大学的著名历史学教授，一位爱国学者，由于他那篇文章的影响，侯仁之有了到民间去的想法。因此潞河中学的校长陈昌佑建议侯仁之投考顾颉刚教授所在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侯仁之与胞弟侯硕之商量是学医呢还是到燕京大学学习历史？侯硕之说：“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给社会看病。” 弟弟的一番话，使侯仁之豁然开朗，侯仁之改变了学医的志向，决定报考燕京大学，投至顾颉刚门下，改攻历史。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选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燕京大学是20世纪初北京一所著名教会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燕京大学的部分学科和校园并入北京大学。

　　最初燕京大学在北京城内，但是校园分散而且面积狭小不敷使用，司徒雷登任校长后四处奔走，1921年在北京西郊购买了前清亲王赐园，聘美国建筑设计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1926年，学校正式迁址。

　　我来到北京大学，现在北京大学所在地大致就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校址。进入北京大学，雕梁画栋的建筑呈现在眼前，北京大学以一种典雅之美展示给世人，我心中不禁被墨菲的设计所折服。墨菲对燕京大学的设计，建筑群全部采用了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燕京大学校园巧用远山近水之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精心布设校园建筑，校园之内林木幽深，湖光旖旎，成为西郊一处新的“风景名胜”，人们称它为“燕园”。燕京大学建筑虽然在外部尽量模仿中国古典建筑，但是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等，成为当时最为时尚和先进的大学。

　　侯仁之1932年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他在这里学习了4年本科，侯仁之在学贯中西的洪业和顾颉刚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训练和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本科毕业后，侯仁之应历史系主任顾颉刚之命，留校为研究生兼助教。因“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顾颉刚被迫离校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这时他的学术思想已向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发展。洪业教授预感到侯仁之将是一个可以成大器的学生，他对侯仁之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他建议侯仁之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地理系继续深造。1940年，侯仁之在洪业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生论文，并获得硕士学位。本来按照洪业教授的安排，侯仁之要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但是因为欧战，计划不得不搁浅。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收获了学业和爱情，他与妻子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了婚礼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在学业和爱情上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侯仁之与他的夫人张玮瑛就是在这里相识相恋。

　　我到北京大学探访，在未名湖南岸的小土山上找到了隐没在竹林深处的临湖轩，这是一座静谧的三合庭院，四周种植着郁郁葱葱的翠竹。临湖轩可以称得上是燕园里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早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前，这里一度是乾隆皇帝赠与其宠臣和珅的淑春园中的“临风待月楼”。淑春园被烧成灰烬之后，只有未名湖边的石舫基座和此楼保存了下来。后来燕京大学在此建校，“临风待月楼”由美国人乔治·柯里夫妇捐资修缮一新。1931年，当时在燕大执教的著名作家冰心为此处命名为“临湖轩”，后来北大文科院院长胡适为这个小院题写了“临湖轩”的匾牌。修建完成的“临湖轩”最初作为燕京大学校长的住所，不过司徒雷登校长只住了很少一部分，其余都成了学校接待开会的场所。临湖轩还有一项作用，就是燕大青年教师结婚时，常常在临湖轩举行婚礼，而司徒雷登校长很乐意担任他们的证婚人。侯仁之与张玮瑛1939年在临湖轩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校长司徒雷登是他们的证婚人。

　　■从北大红楼到炮局胡同，侯仁之在日寇铁蹄下的牢狱生活

　　侯仁之作为学生、学者、教授，他生活的地方都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学术气息，但是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侯仁之被日寇抓捕，投入监狱，度过一段艰难的狱中生活，那是1941年 12月，日寇占领北平后，由于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因此还能保持相对平静。但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燕京大学随即遭到日本人查封，这时在燕大任教并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侯仁之和一些燕大教授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到位于北大红楼的日军监狱。当时，与侯仁之一同关押在牢房中的是一位青年学生——孙以亮，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孙道临。侯仁之在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工作：秘密协助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解放区或大后方。据侯仁之回忆，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仅经他负责联系前往解放区的学生便有三批。日本人在监狱中多次审问侯仁之，侯仁之闭口不提，一口咬定自己是基督教大学教授。

　　日本人后来又把侯仁之等教授，送往炮局胡同监狱。牢狱生活残酷而艰苦，年老体弱的邓之诚教授因冻饿致病，侯仁之偷偷调换铺位，移到邓之诚旁边，把自己的衣服给老师盖上御寒，晚上则紧紧地贴在老师身边，用自己的体温温暖老师。侯仁之被送到炮局胡同的监狱关押后，日本人依然查无实据，只好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判处侯仁之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那已是1942年6月。侯仁之取保开释后，就到天津与夫人张玮瑛会合，在天津居住，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侯仁之居住在天津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燕大的两名学生被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对燕大学生去解放区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如果他们是因这件事情而被捕，那侯仁之就难逃一死了。侯仁之想必须尽快逃离沦陷区。在这关键时刻，张玮瑛表现得异常镇定，说：“这样的大事，应当告诉洪业老师，听听他的意见。”于是，她独自前往北平，当晚返回天津，告诉侯仁之老师的意见：一是侯仁之不能走，万一事情牵连到他，却又抓不到他，必然要抓他的铺保。二是如果再次被捕，甚至被判处死刑，燕大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听洪业老师的意见，侯仁之决定不走了。不久传来消息说，那两位学生遭受了极为严酷的刑讯，但都坚贞不屈，日本人最后不得不将他们释放。侯仁之这种临危不逃，勇于担当的精神，也受到了燕大师生的敬仰。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按照洪业老师的安排，1946年夏，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在利物浦大学，侯仁之有幸成为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当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达比教授的学生。在达比教授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侯仁之在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并获得博士学位。

　　■燕南园61号，侯仁之居住了60年的地方

　　我从临湖轩一路南行，去寻找位于燕园南部的燕南园。燕南园是燕京大学建成初期专门为教师打造的住宅区，燕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很多都居住在这里。

　　我来燕南园之前，查找过有关资料，资料中燕南园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园子入口处有一对乾隆年间的石碑。有了这条线索，我很容易就找到了燕南园。远远地在燕南园的入口处，我就看到了两块石碑，一左一右立在一群院落的前面，我知道这一片院落就是燕南园了。走入园中，一座一座独栋的“小洋楼”呈现眼前。据说当时燕京大学在京城以“高薪养师”而著名，学校给教授、学者们提供了一流的住宿条件，体现在燕南园的建设上，可以说是精益求精。首先在建筑风格上，燕南园采取美国城郊庭院别墅的模式，这种别墅式的住宅居住十分舒适。其次在建筑材料上，燕南园建筑除泥石砖瓦取自当地外，其他建材多由国外运来。门扇窗框用的是上好的红松，门把手全由黄铜制成，房间里铺了木地板。屋内有精美的壁炉，卫生间里有冷热水供应。当年燕南园的“小洋楼”名冠京城，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如今这些“小洋楼”却如饱经风霜的老人，讲述着燕南园里的故事。燕南园建成之初主要作为燕大外籍教授的住宅，按照当时所有中外教师住宅的编号顺序，燕南园的住宅被定为51号到66号，这一编号从燕大到北大，一直没有变更。我在燕南园中还能看到，一些宅院的门口还有当年那种黑底白字的木门牌。

　　从燕南园入口一路南行，走到园子的深处就是61号了，这里便是侯仁之的家。61号是一座西式的两层小楼，小楼的外墙是灰黄色的，映衬着周围的翠竹，侯仁之和夫人自1950年搬入燕南园，至今已有60年了。

　　1949年，侯仁之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作为留英同学回国，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学任教，不久就搬到燕南园61号居住。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侯仁之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果。1950年，他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兼任刚刚成立的地质地理系主任，自此，“历史地理学”便正式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而侯仁之也开始了系统的学术研究。侯仁之还深入研究北京城的起源和演变，为首都建设提供参考。同时，他北入沙漠，考察西北沙区历史地理，探讨环境的变迁。

　　“文革”期间，侯仁之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那里是严重的血吸虫病区，侯仁之等人在这里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艰苦的环境，使侯仁之的身心更加坚强。

　　“文革”结束后，侯仁之重新开始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他开展了对邯郸、承德、淄博、芜湖等城市的历史地理考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城市地理研究的成果。

　　1997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他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作出了贡献，最重要的成果已反映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1999年10月，获得1999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12月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侯仁之还是中国“申遗”第一人。在他的努力之下，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

　　离开燕南园61号已是下午，斜阳照在61号的西墙上，一片金黄笼罩了这座小楼。侯仁之85岁的时候，曾用“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来自勉。作为一名学者，侯仁之在学术的道路上一直孜孜不倦，奋蹄前行。

　　■文并摄、供图/李微

　　■本版制图/冼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