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马克思不知道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 【文化散论】-凯迪社区

马克思不知道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听途说

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冲击最大的无疑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号或褒或贬的文字数量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还列入了中国的宪法。

然而有一个高度一致的奇怪现象，无论曾经如过江之鲫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还是近三十年来难以数计“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仔细读过马克思和其亲密朋友恩格斯基本著作的，哪怕是其中一篇的，都是少之又少。所以完全可以说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或褒或贬的评论者实际上都是道听途说而已，尤其是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甚至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简直都跟向风车挑战差不多。

有人可能要问了，即使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很少，哪怕只有一个中国人读过，只要他解读得对头，大家来道听途说有何不可呢？何况一百年来中国读过马克思主要著作的人再少也会数以千计吧，难道就没有一个解读正确的？

问题是，就象有理不在声高一样，有理也不在人多，在真理面前，人越多反而是越靠不住的，譬如数以千计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里面，不要说有一个人，就是有十个几十个解读正确的，也还是百分之一，他们的声音很难被“道听途说”，早就被百分之九十九错误解读的声音给压制住了，能够被道听途说蔚然成风的当然就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了。

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到一个社区去跟一些退休干部座谈业主自治问题，一位退休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某刊物编辑的老研究员发言时提到，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是决定性因素，所以应该如何如何……，我就问道：马克思在哪篇文章里主张过人是决定性因素？

老先生愣了一下，反问道：“怎么，人是决定性因素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吗？”

我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读不了，但是主要著作我都读过，没有发现一个地方提到人是决定性因素观点的，您是社会科学刊物的老编辑了，应该也熟悉马克思的著作，能告诉我哪一篇文章里讲过这个观点吗？”

老先生倒不急，又问：“那马克思说什么是决定性因素呢？”

我回答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指出，‘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生产的物质条件’，明确指出了人不是决定性因素，相反，工具是决定性因素，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工具决定论’”，这是他主张的物质决定精神这个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必然逻辑嘛。

“但是，既然你也熟悉马克思主义，你就应该知道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这句话吧？”老先生点出了这句中国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再引以为据的话。

于是我说：“问题就在这里，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这据话的前面是逗号，逗号前面还有一句，是‘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所有教科书都给删去了，原话是‘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革命阶级本身’，有了‘在一切生产工具中’这句话，革命阶级就成为了一种生产工具了，似乎很难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再看紧跟着后面还有一句话，说革命阶级的产生是以全部生产力为前提的，显然，马克思指的是革命阶级体现了工具发展的要求，至少是说革命阶级是生产力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

老先生继续问道：“难道工具不都是人创造的吗？”

我说：“中国人可以认为工具都是人创造的，但是不能认为这是人家马克思的观点，因为马克思同样也没有说过这句话，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工具首先是自然工具与人工工具的对立统一，工具里首先是自然工具，既然是自然工具，就不是人创造的。马克思的意思是工具先于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存在，先有一定的工具，后有一定的人，每一代人都是根据前面一代工具的性能来改进工具，所以是工具决定人，而不能说工具都是人创造的，所谓人创造工具不过是人对工具的决定性作用产生的反作用，把反作用当作决定性作用，显然就颠倒了，恰恰是跟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反的”。

许多人也许会觉得，这不过是一个跟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扯不清当然也没有实际意义的纯粹理论问题吧？

其实不然，如果相信“人是决定性因素”和“工具是决定性因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那就应该相信两者的社会实践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

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譬如拿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很热衷的民主宪政问题来说，由于主张“人是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必然引申出来人人参与的“普遍参与论”，主张凡事人人都来关心和参与，大力主张政府首长的直接普选，说这样才能体现民意。然而真是如此吗？上周台湾“五都市长选举”前一晚连胜文遭枪击案一发生，民进党方面立刻心里一沉，知道这次自己要完了，一声枪响民意就会明显改观。而六年前的“3。19事件”，两颗子弹竟然使得民意完全翻盘，倒是都证明了起决定性因素的，要么是拿着一件小小杀人工具的个别人，要么就是个别人手里的一件小小的工具，而不是人人之众。

相反，从“工具决定论”出发，如马克思，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许多基本著作里反复演绎的逻辑是，工具发展推动社会分工来形成各种社会组织和市民社会，进而产生法律来规范社会制度，因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政治，而不是国家政治决定市民社会。所以民主宪政要从市民社会建设开始。根据社会分工原理，必然要反对“普遍参与论”，主张分权制衡和程序正义，也就是代议制，所谓普选不是人人直接选举政府首长，而是人民分区选举代表，由代表经过会议充分讨论以后选举出来政府首长；根据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原理，公民选举代表应该建立在各个行业的业主自治基础上，尤其是住宅业主自治的基础上。

两种观点哪个更有道理先暂且不论，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大众，就是整天鼓噪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有几个知道马克思的上述思想的？即使是很少一些自以为拥护和知晓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学者，眼里也没有业主自治的概念，甚至不知道住宅是最重要的工具，所以他们想当然地宣称市民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完全不懂得市民社会相对应的是私权范畴，而公民社会相对应的是公权范畴，更意识不到住宅业主阶层是市民社会的两大主体之一（另一个是企业主阶级），更不相信业主阶层会是民主宪政的主要推动力量。极少数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业主自治的伟大意义，也由于根本不相信甚至不知道“工具决定论”而没有社会分工的概念，当然也不懂得社会分工决定社会组织和分权制衡这个西方社会科学的常识，居然多年来一直依据“人是决定性因素”观点产生的“普遍参与论”，鼓吹社区的全体业主组成所谓业主大会成为业主组织和自治权力机构，坚决反对业主成立业主代表大会来选举和罢免业主委员会，以至于十年来虽然全国一些社区业主历经周折选举出来的业主委员会基本上被投机业主所控制，成为盘踞社区以政府自居的物业服务公司的帮凶，广大业主空顶着“业主大会”这个所谓组织和决策机构的帽子却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等待这些业主委员会期满以后不再参与换届选举，因而在北京这样自诩的民主宪政分子最多、业主自治热情最高的首善之区，成立起来业主委员会的社区始终没有超过百分之二十，虽然年年冒出来几个豪情万丈而且颇有风头的业主维权领袖，却都如一现昙花，很快就被所在社区的广大业主鄙弃了，简直可以说是被弃如敝履一般。

可悲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宪政民主分子，面对广大人民，即使是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算是最高的业主阶层，连业主委员会这个没有党政背景而且是中国最小的民间权力机构尚且难以制约这样的现状，不仅拿不出来解决办法，也不知道反思自己的苍白无能，却一方面一味抱怨广大业主冷漠麻木沉默愚昧和缺乏“参与意识”，甚至更加相信业主自治与民主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另一方面继续沉湎于幻想推动公民“普遍参与”的选举来制约拥有强大资源和历史经验的政府，甚至用“实现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和“鞠躬尽瘁”来麻醉自己努力一生依然成效甚微的痛苦，与鲁迅先生笔下那位到死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的阿Q何其相似呵。

尤其令人怒其不争的是，那些民主宪政分子看起来对民主宪政求之若渴，而且时常表现出来渴得要死似的情绪，但是他们看到或者听说北京一个叫上地西里的社区里业主自发地通过成立业主代表大会组织来有效支持和制约业主委员会，特别是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民主会议规则，从而实现了社区宪政的实践案例，已经有很多年了，依然无动于衷甚至故意不屑一顾，除了中国知识分子自从过了唐代就越来越趋于精神狭隘的劣根性以外，说到底也还是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决定论，觉得如果接受了工具决定论，那自己作为精神贵族居高临下夸夸其谈指导芸芸众生的理论基础不就土崩瓦解了吗？所以，即使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左派知识分子，从本能上就会想像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人是决定性因素”，而右派知识分子却既相信“人是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来自马克思主义并且欣然接受，又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吗？

当然可以预见，对中国宪政民主分子来说最糟糕的命运是，中国三十年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不可逆转地造就了一个庞大而且还将继续膨胀的业主群体，他们不仅将率先在基层社会实现以成立业主代表大会为核心的结-社自由和举行业主代表大会议事为内容的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以及发布业主代表大会文件为核心的出版-自由，因为正如六年来上地西里业主代表大会的实践所证明的，只要业主愿意，就没有任何党政和资本的力量愿意出来阻拦。因而一旦业主代表大会实践发展起来，自然就会推动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向名副其实的方向发展，逐步稳定有序地实现民主宪政，到那时候，这些今天夸夸其谈的宪政民主分子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是现代住宅和发动机为核心的现代工具造就了这一切了，自然也就会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决定论的伟大了,也许还会感到奇怪，马克思主义怎么跟自己想像和希望的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