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教授结合社会学实地调查后发现，完成了身份转换和地域转移后

农民市民化更需要角色再造

日期：2010-11-25 作者： 来源：文汇报                      
    我研究的主要群体是上海郊区的农民，不包括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因为这两个群体的市民化途径很多是不一样的。我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目前郊区农民市民化处于怎样的状态，面临哪些困境，怎么真正融入城市体系。
    
真实状态：“被市民化”的农民市民化  53.8%的农民不愿被市民化
    
    根据我的团队连续两年在上海市郊9个区2000份的调查问卷显示，53.8%的郊区农民并不愿意变成市民，一些已经转变身份的人甚至向政府提出，要求重新从市民变回农民。
    
    农民市民化是在巨大的城乡差距背景下被迫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城乡巨大差距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理论上讲，城市比农村更发达、更文明、更美好，从农民到市民应该是千百年来很多农民梦寐以求的梦想，农民市民化具有内在的驱动力，但是目前郊区农民的市民化却成了一个问题，这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
    
户籍等四种途径使农民“被市民化”
    
    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可以通过联姻、考大学、招工或者参军的方式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但现在这种路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户籍的转变、土地的流失、职业的转换、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制度安排的过程，由此生发而成的农民市民化也主要是一种“被市民化”的过程。
    
    首先，户籍的变化改变了农民的身份。传统中国农民的特质大体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描述：农业户口、以地为本、从事农业生产、居住和生活在农村。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出台，一开始只是登记条例，最后却变成了身份和社会权益划分的依据。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慢慢发生松动，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籍的划分；2001年1月1日上海规定，所有新出生的农业户籍人口直接登记为城市居民户口，1993年后出生的人口根据自愿的原则也可以实现“农转非”。截至2009年末，上海户籍上的农民只有160多万。
    
    其次是郊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大量流失。各地开发区、工业区、大学园区开发盛行，土地流失严重。从1996年到2001年国家总共减少了1.17亿亩土地，如果按郊区农民人均1.1亩来算，全国失地农民数量在1亿左右，上海大概也有150万失地农民。
    
    三是职业转换，非农人口增加。2009年上海非农业人口为88.3%，也就是说，上海只有11.7%的户籍意义上的农民,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4.56%。可见,即使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到一半。农民的收入来源已经多元化了，不仅来自于第一产业，也来自第二和第三产业，而且农民在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远远超过了第三产业。
    
    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的扩张，农业的比较效益下降，人口流动在加快，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文化场域也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很多人被迫外出打工，从而导致了农村的“空心化”趋势：人空、地空、财空、服务空。城市化在城乡一体化的口号下实际上存在很多“陷阱”，必须予以警惕。
    
真正市民化还需要完成第四个阶段
    
    综上所述，从农民“被市民化”的过程来看大概有三个阶段：一是职业的转换，二是地域的转移，三是身份的转变。职业的转换是个体选择和市场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地域选择和身份选择上，主要不是由农民个体来决定的。当我们完成这三个阶段的转变以后，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了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了呢？实际上，农民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等等都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还是原来的那个“人”，这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市民化。所以，最重要的是第四个阶段，即通过角色转型和再造，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从理论上讲，职业的转换、地域的转移、身份的转变都是外在的力量，而角色的转型是靠内在力量完成的，实际上农民市民化的真正难点是在第四个阶段。
    
困境解读：更大挑战是生活结构的影响
    
    正是因为农民市民化主要是一种“被市民化”的过程，所以导致了很多问题，使得农民市民化也被“问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的经济理性被忽略，二是农民的身份政治被遗忘，三是农民的日常生活结构被破坏。
    
    农民的经济理性被忽略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操作制度上的就业安置难、征地补偿费过低和社会保险的缺失；第二，操作制度的落实情况不能令农民满意。不仅标准没有统一，政策透明度有待提高，而且有的地方补偿不到位，承诺不落实。农民失地以后进入城市，实质上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市民，与老市民相比，其在社会权利上依然是“二元”的。
    
    农民的身份政治被遗忘，主要体现为失地农民并未取得与市民同等的公民权。失地农民问题的根本所在不是争取多少收入、福利、服务等，最关键的是在身份政治上还没有享受到国家公民的同等待遇。国家或政府给予失地农民平等的“市民权”本来就是一个义务，而不是一种“政治施舍”。
    
    农民的日常生活结构被破坏。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新市民群体的生活结构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会出现日常生活成本的增加、邻里交往的阻隔、社会网络的中断、社区认同的丧失等一系列新问题。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漂亮了，但是郊区农民未必因此就会过上幸福的城市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结构完全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修复的。
    
融入途径：社会网络可弥补制度缺陷
    
    怎么真正地促进农民的市民化？我把它看成是“系统工程”，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的制度，二是中观层面的社会网络，三是微观的人力资本。宏观层面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农民市民化的保障；如果制度没有任何松动，农民市民化是很难启动的。
    
    中观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农民融入到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社会学者的研究重点，它们可以在正式制度缺位或失效的情况下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具体来说，农民在城市中的关系资源、职业经历、生活体验、城市认同都会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更快地融入到城市体系中。社会网络不仅能够为新市民开创更多的生活空间，而且还能够有效地降低其融入城市的成本和风险。此外，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城市原有的居民对新市民的心理排斥也很严重，我把这种现象称做城市原居民的“集体自私”行为。
    
    微观层面的人力资本对新市民融入城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相对年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身体素质也相对较好的新市民群体，其融入城市的可能性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
    
    总之，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是在城乡比较差异和相关政策的背景下被迫启动的，它依赖于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网络综合运作来实现。所以，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受到政策、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影响。新市民的角色再造在微观上表达了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融入城市社会的愿望，但是在宏观上则预示着整个农村和城市社会结构的双重变化。
    
    农民市民化有三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政府应该积极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与城市市民相同的政策资源和社会权利。二是社会公众也要反思，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接纳新市民的环境，老市民应摒弃“集体自私”，主动与新市民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社会角色的转换，而不是表面上需要你，内心却是排斥你。三是对于农民自身来说应该也要做好各种准备。户籍的转变只是市民化的开始，而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社会角色等方面自觉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再社会化过程，才是新生活的关键。
    
未来前景：乡村将重新获得生命力
    
    所以说，农民市民化既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以及城市生活的再社会化和结构化的过程。传统农民的终结只是农民市民化的开始，而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恰恰才是农民市民化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所在。
    
    最后，我要用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话来结束演讲：“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可见，“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也不是乡村的“终结”。相反，它为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农民市民化在当前中国出现的情况，跟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法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而当年逃离农村进入城市体系的法国农民，后来又开始慢慢回迁到农村去了，农村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农村的地位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以新的方式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