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的中国改革方案

【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改革】

         从明季输入西学开始，中西文化的差别便成了中西人士的热门话题。鸦片战争以后，清帝国的窘相毕露，这个话题又以中西贫弱与富强差别悬殊为背景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些传教士也发表了许多意见。

　　首先，他们把虚妄与真实看作中西学术内容的主要差别。他们说：“中之格致虽亦察物，而大抵格之于书。西之格致虽亦读书而大抵格之于物。中虚而西实，中无凭而西有据。”韦廉臣：《泰西格致诸名家有益于国序》，《万国公报》第十四卷第8页。这里实际是将西方近代科学比对宋明理学。严格说来，两者有不可比之处。但从这两个不同类型文化的总趋势看，确实一者着力研究客观世界，一则沉溺于故纸堆，甚至空谈心性。从这个角度看，这样的区别又是准确和深刻的。

　　其次，他们还注意到了两者在思维方法上的差别。他们批评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两大不足：一是“中国之学问增人之记性则有余，开人之心思则不足。”二是“惟知学古训”，“重古而薄今。”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六五三卷，第23、28、29页。从今天对中西文化差别研究所达到的水平看，这些见解不过是常识。但在100多年前，当多数中国士子对此仍茫然无知之际，这却是适时的探索和忠告。

　　他们的思虑深刻之处在于把这些差别的性质规定为时代性。他们指出：“我西国百年以前亦如中国人，但读古人书而不肯用心探索物理。”《格物穷理论》，同上六九三卷第388页。基于这样的认识，早在70年代，在猛烈抨击中国习惯于率由旧章的同时，他们反复宣扬伴随着西方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蜕变过程中的思维方法的变革。他们指出，中国士人“向遵古训……西国夙昔士人亦然……逮夫明季，有英士名曰培根……其意更易古昔之遗传，尽人探求天地万物，兼综条贯，精察物理，岂可茫然莫辨，徒从古昔遗言哉!……而于二三百年之间，凡有志修明者莫不奉为圭臬。”慕维廉：《〈格致新法〉小序》同上五四卷第58页。于是，中西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被还原为古今不同时代之差。

　　这里提出的是聚讼百年的大问题。毫无疑问，时代差异并不是19世纪以降中西文化差异的全部内容。任何时候都不能抹煞文化的民族特点。这是由不同的人类共同体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经历的歧异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人类文化的发展毫无共同规律可言。例如，不同民族的中世纪文化都以愚昧的盲目服从和维护等级关系为特征；而现代文明则离不开平等、个性自由、民主和法治。由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具有浓烈的中世纪式的宗法专制性质，它与现代西方文化确实具有强烈的时代差异性。这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最重要的差别所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和新文化运动领袖们赖以冲击早已过时的思想桎梏的主要武器正是这种文化时代性的理论。而在中国首倡此论的是西方传教士。

　　与此密不可分的是，他们预期中西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一道同风。”这是上述理论的直接延伸。他们说，当时已是“联五洲并二极”之时，一切“要质诸天下之公是公非为准绳。”台北鹭江氏：《说僻》，同上四十九卷第9页。“自来国分中西，人分中西，惟学问之道可通天下……是无论何法，合用则用之而已，胡问其由何方而出，自何国而来哉!”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作为传教士，他们自然期望广其教于中国，这是所谓“一道”的重要内容。但是，除去这个为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易接受的神学呓语，其“一道同风”的主要内容是期望科学和治国之道的统一。所以，他们一再宣扬：“以中国治国之法治欧洲，欧洲能必其不弱乎!以欧洲治国之法治中国，中国未有不兴者也。”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同上三九一卷第583页。在当时，这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走向富强的合理主张，尽管由于守旧势力过于强大，“欧洲治国之法”根本无法付诸实践。

　　那么，这是不是等于无视中华民族的特点而鼓吹“全盘西化”呢?为了得出准确的答案，必须考察他们是主张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

　　其一，他们认为学习西方应该是有所选择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效西法，善于变通者，亦岂事事尽效夫西人，如日本人之冠西冠，衣西衣，竟驱中国而西之乎?”金琥：《富国要策·如何能善》，《万国公报》六四八卷第424页。后来，李提摩太在他所编的《醒华博议》中再一次肯定：“今中国欲办一切事件，当细考泰西所有利弊。有利，则当仿而兴之，有弊，则当舍而不学。查东方有日本国，事事摹仿泰西，其一切弊窦，亦有与泰西相若者，中国当留意谨防焉。”《万国公报》一二卷第1页。长期担当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助手，合作编译《万国公报》等书刊的中国人蔡尔康更明确地提出，学习西方的方针应该是：“撷其菁华，而弃其糟粕。”蔡尔康：《以士保国续说》，《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21页。这个概括也表达了许多西方在华人士的共同认识。百年来，这个方针一直为许多爱国志士所首肯，甚至直到今天仍一再被人们视为“伟大贡献”而讴歌，尽管齐声喝彩的时贤未必知道这是19世纪的有识之士早已确认的指针。

　　其二，他们也提醒中国人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只看西方的弱点甚至排外。早在1876年，他们就尖锐地批评只承认西方枪炮好，自夸西方“文理远逊中国”之辈不过是“未识西国字，未读西国书，而乃强不知以为知。”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第三，《万国公报》三九三卷第611页。后来又一再指出，中国的官员和士绅们“真能明于西事者十无其一”。他们承认西方有欺压中国之处，“西官亦间有责取不当赔之款项者”。李提摩太：《富晋新规》(光绪十年七月)，同上十一卷，第2、3页。西方也有黑暗和丑恶的一面。但他们尖锐地提出国家和人民互相交往，应该如何看待对方弱点的问题。“有甘居下流之士，则专究心于其恶俗，而津津乐道之。彼西人之初通贸易于粤东者，辄曰华人无他长，惟知食鼠及赌钱耳。试问华人，服乎不服?即问达于事理之西人，信乎不信?泰西诸国，亦何尝无陋劣之俗，淫乱之事，若遗其至善而举其至不善，亦何尝不可以成书，而君子不为者，恶居下流也。以纪其至善之政为可疑，则将以纪其至不善者为可信乎!”林乐知：《游说》，同上六十九卷第3页。当时，在整体水平上，西方文化远高于中国。不少中国人闭目塞聪，不愿正视本国落后而造成的危险处境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振兴的流行病。在此情况下，这些尖锐的批评应该说是适时的忠告。

　　富强之路安在

　　洋务运动是围绕着富强这个轴心转动的。朝野上下都在议论如何才能富强。西方在华人士也围绕着这个中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他们甚至感慨万千地说曾为此“焦唇敝舌”!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些意见究竟是帝国主义者的特洛伊木马，还是有益于中国独立和发展的箴言?这是值得我们认真考究的问题。

　　第一，要富强就必须全面、认真地学西方。

　　洋务运动追求的富强主要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的。当时，世界上只有这些国家才称得上富强，而中国的贫弱也正是在与这些国家的冲突和对比中一览无遗的。因此，西人在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中开设“富国策”一类课程，在报刊中发表文章都把学习西方看作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通道。“处今日之时势而以为西学可不事者，非迂谈即狂言耳。”《习西学不宜专事西文说》(选录《申报》)，《万国公报》六六五卷第128页。这是当时在华西人和许多中国人的共同认识，差别仅在于学什么和如何学。

　　值得注意的是，洋务运动开始不久，他们已敏锐地察觉到当局所办洋务走偏了方向。1875年，他们便指出：“即如欲自强其国者，徒养多兵，广购兵船枪炮，自谓可以示威，而实与驴服狮皮，终为群兽觑破而丧其身者无异也。”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总结前论》，《万国公报》三六八卷第245页。当时，只有郭嵩焘、王韬等少数中国人察觉到同一问题。对什么是西方富强的根本，这些西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总的说来他们都主张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学习西方；作为传教士，自然包括宗教。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富是强的基础；要求富必须学习西方，致力于开矿、修路、办工厂和发展贸易；为此就要有人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译书兴学刻不容缓；而要使上述要求成为现实，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改革政治，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作，解决君民阻隔、官民互不信任和部分官员守旧不变，不愿借法自强的问题。根据这些指导思想，孤立求强的洋务方针，遭到他们反复抨击便是意料中的事了。狄考文说，清政府“独取新学问可以强兵……殊不知各国创造军器之法皆恃文人之变化，层出不穷，日显精妙。如中国徒法西人之旧式，而不求兴学校，独出新奇，吾恐强兵之愿终难偿也。夫学问固有益于武备，然而学问之大福见于太平之世者十居八九。”狄考文：《振兴学校论·错误》，同上六五四卷第30页。在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至90年代初屡见不鲜的这类批评，表明在甲午战争前，他们已一再为洋务运动敲警钟。

　　辛亥革命后，严复回忆上一世纪80年代“曾与总税务司赫德谈言，赫告予曰：‘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二册第352－353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这是来自西人的又一次切中肯綮的箴言。可惜，热衷洋务的官僚们对诸如此类的意见都充耳不闻。

　　第二，反对官办路线，倡导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洋务运动有两条奉为天经地义的指导思想：一是以购买军备和办生产军事装备的工厂为主，精力和资金大部分消耗在这些项目上。二是一切都在官僚控制下进行，事事以官办为主。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点正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致命弱点。

　　在华西人除了对以军事为主的方针不以为然外，也一再劝喻当道，官办的弊端层出不穷，应该改弦易辙，走以商办为主的大道。

　　首先，他们把发展贸易，培育市场机制看作是发展经济的关键所在。林乐知在1876年写道：“种植佳矣，制造精矣；而卖者不易销，买者不易得，非懋迁未得其法乎!是以种植制造之前，当以懋迁之法为首务也。……本国各省通商，天下各国通商，有利无害……欲知某国之强与不强，民之利与不利，先观其国中懋迁之法为何如也。”林乐知：《强国利民论》第五次，《万国公报》四一八卷第234页。把贸易摆到首位，不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前所未见的，而且为同一年代所仅见。薛福成作出“握四民之纲者，商也”的论断，已是光绪十六年(1891)的事，后此十有五年。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82页，岳麓书社1985，长沙。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蜕变的关键，从经济上说，正在于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而将一切生产推向商品经济的轨道。不少洋务官僚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无知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他们只了解现代西方的生产技术——“奇技淫巧”远胜于中国传统的官办手工业，而不了解两者在经营机制上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他们反复鼓吹应该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他们一再以欧美各国为例，说明应该依靠民力去发展经济。他们不无所指地说：“国家与民同乐，即与民同利，独享其乐，独专其利，美国家不为也。即如造轮船，开铁路，民力所能为者，听其好自为之，朝廷不禁也。倘使民间资本不敷，发国帑助之可耳。”《利民之政》，《万国公报》三四二卷第580页。由于指导思想不当，洋务运动开始后不久，便遇到官办军事工业的资金难以为继的难题。出路何在，众说纷纭。针对这个情况，他们便对比中西，说明困难的产生就在于清政府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发展经济的错误道路。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写道：“中外殊风。凡举大事、兴大利，中凭乎官而事多难举。外则凭乎民焉，各人有各地，若开矿铁路等事，地属何人之界，即事属何人所办，惟上输国课而仍藏富于民也。”因此，要解决资金困难，出路仍然在要依靠本国商贾：“中华如有事而需用，何必贷诸外邦耶!富商大贾中国非鲜……即如上海亦有华商口轮船等均有股份，惟隐匿其名而不显露恐有碍难口耳。”问题是要解除他们的顾虑，使之相信经营工商图利“毫无窒碍……则心可安而力可助矣。”慕维廉：《公报弁言》，同上五卷第687页。这是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与洋务运动推行的路线有别的另一种主张。

　　鉴于此事关系重大，他们还对执政者的一些错误措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至论民间开新之工，如开矿、铁路、火车、制造等事，须禀告官长，准而后行，若私自为之，动加责罚，故百姓不敢自擅。夫如是抑民自主之意，即阻挡诸事之兴，岂能富强哉!”慕维廉：《论中华今有之事》，《万国公报》五一五卷第198页。事情已经提到关系富强即现代化与国家独立成败的高度去认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准而后行”，绝非各国至今通行的依法进行工商登记，而是官员随意阻难他们所不喜欢的新事物。如果考虑到像郭嵩焘这样的二品大臣回到家乡后，10年内三次申请开办轮船运输，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而终归化为泡影；郭嵩焘：《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就会理解，他们的批评绝非无的放矢。可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到了甲午战争前后，他们更加尖锐地指出：“如铁路，如商轮，如制造，如矿务，皆小民分所得为之事，朝廷惟订立例章，以资约束，填给信券，以便稽查……且居今日而谈时局，凡所谓铁路商轮制造矿务大公司者，几遍地球矣……但使公司无越分之举，公家即无顾问之烦。若年中大吏之挑剔是非，过往委员之需索赃秽，则概乎未有闻也。又若购定商船，独开大局；派定总办，视等专门；亦概乎未有见也。”林乐知：《英国铁路考》，《万国公报》六十六卷第4页。这里所说的官史贪赃枉法以及不恰当地垄断和干预企业，正是清政府习以为常的日常行为。意见也从以正面劝导为主转向权利的抗争。不幸，结果依然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受到损害的不是外国或外国人，而是中国对独立和现代化即富强的追求。1881年，长期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的沈毓桂沉痛地写道：“近来中国制造各物亦既有年，而卒无可以胜于西人之处，此其故何哉?盖由官办而非商办故也。”古吴志道老人：《中西相交之益》，同上六四九卷第435页。这实际是西方在华人士及其合作者的共同认识，而后来者要推翻这个结论，显然十分困难。

　　第三，介绍现代经济知识，提倡计算和提高经济效益。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都离不开相应的理论指导。19世纪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当作富强的典范，但对这个制度所知极为有限。在戊戌变法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前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介绍资本主义西方的经济理论。填补这个空白的正是西方在华人士。

　　分工、资本、工价、地租、利润、利息、经济周期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流行的经济范畴，他们都根据西方通常的观点作了常识性的介绍。他们的介绍以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理论为中心。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写道：“英人亚当·斯米所著有《富国探原》书，英国斯时兴盛多由于研求其生财之学术致之也。缘其书能使人洞晓贸易应无过禁、工作应无定限之一应利益，书出至今足(百)载，独惜人之不钦佩其良法，违忤其智谋而行，若等差谬者何其多也。”艾约瑟：《富国养民策》，同上四十三卷第10页。很明显，他们也力图以经济自由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正如海内外许多学人所指出，甲午战争以前，从客观条件看，中国确实存在着向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转化的机会。他们推崇的经济自由理论有助于冲刷阻碍中国前进的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专制式的控制及自然经济观念。

　　在经济生活的实际操作方面，他们也介绍了一系列实际知识。例如，银行和公司的有关章程，货币的统一和发行，建立有预算、决算制度的现代财政，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财务和会计制度，等等。他们甚至还介绍了劳资纠纷的发生和解决以及合作经济等方面的知识，为预防社会矛盾的激化作准备。

　　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投资的经济效益。当80年代初，有些筹办中的企业顺利实现了招股计划时，他们就提醒必须十分注意防弊兴利：“如其任事非人，弊日丛而利日绌，或更见弊而不见利，附股者灰心索意，将来别有兴作，欲如今日之章程甫出而股份挂齐，不可得也。”《矿务以用人为最要论》(选录《申报》)《万国公报》七二九卷第164页。他们还一再提醒筹办企业必须做好市场调查，计算未来的产销状况，同时尽可能使企业接近原料产地。1878年，左宗棠力主兴办的兰州机器织呢局还在筹办之中，他们就坦率地说，此举“无益而有损”。原因一是官办有很多弊端，德法等国“织布之局亦由民自为之”；二是“夫开局甘肃也，只为一省之用，所用几何?……苟开局以后，其货若欲装运他省，未免路程寥远，装费浩繁……或曰局必衰，本必亏，或曰本资出于国家税饷，设竟亏本，弥补不易，定非重担压肩者乎?”《中国拟开织呢局》，同上五五卷第58页。也就是从市场容量、经营成本和官僚资本与生俱来的体制弊端等方面预告了这类企业的失败。可是，左宗棠不听善言，一意孤行。1880年这个企业勉强开工，一半以上的机器便处于闲置状况；加上水源和原料无法保证，日后更每况愈下，1883年夏就不能不停工了。139万银元就这样付诸东流!

　　第四，力主自力更生，同时积极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

　　作为西方人，他们是主张中国打开大门的。林乐知曾语重心长地说：“当此之时非惟海上不能造万里长城，即旱地亦今非昔比，可任华人造万里长城以自固也。”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总结前论，同上三六八卷第245页。除了发展对外贸易外，他们还鼓吹按照国际惯例，利用外国资金。以铁路为例，“泰西各国开造铁路以便商贾，非必本国自行开造，多有别国设立公司出本开路。出本之国得路之利以偿资本，而有路之国以通贸易以得捐税，彼此均获利益也。”《开墨西哥国铁路生利》，同上三一四卷第192页。应该指出，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间提出的建议。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还未成为列强的对华政策；没有足够的根据可以把这类建议视为侵略者的阴谋。当时也有一些人认为洋鬼子劝中国修铁路不怀好意，他们曾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段说：“泰国各国均有车路，惟中国独无。……特有无知者或谓洋人劝作此路，以其中有意私(私意)存焉。噫嘻，是何言欤!试思泰西各国皆因有车路而受益，岂中国之制车路而独有害耶!……择善而从，古有明训。安可一国徒执己见，甘让他国各有其利而不思善善从长乎!”《大美国事·论火轮车近证》，同上三七卷第93页。百年回首，令人感慨的只能是：为什么当时的统治者那么愚蠢，不认真听取这类充满善意的劝告?!

　　70年代，日本藉故侵扰台湾后不久，开发和保卫台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在华西人甚至提出了类似设立经济特区的建议：“台湾一岛孤悬海外，隐然别一天地，其地幅员辽阔，物产繁丰，惟商舶货□往来尚少，近有欲拟请当道准免出入税饷，以旺贸易而广招徕，将见商贾云集，且可大兴种植，辟地聚民，则不出三年而台地必当改观。”《闽省船政并拟仿照各国专尚艺术说》，同上五四卷第48页。这不同于当时的租界，对于苦无资金的中国说来，应该说是可以考虑的开发边疆的一个方案。

　　不能忽视的是，在提倡开放和利用外资的同时，他们力主中国应该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