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酒席
乡下摆酒席是大事，都是婚丧嫁娶、小孩满月周岁这等人生大事时做的。在村里五年，似乎从未听说过有做寿的。当时开亮兄在村里的朋友多，一次一个小孩子上门，送了一张红纸，用毛笔写着儿子某某与某女子于几月初几结婚，最后是“敬请光”三个字。我们看了不甚明白，赶紧找人打听，老王见多识广，指点我们说是帖子分三种，“敬请光”是请一个人去参加，“敬请光临”是可以夫妇二人参加，如果是“敬请阖第光临”，则为最高规格，全家都去参加。而且参加这种结婚的酒席是要出份子的，一人去可以给一元，二人或全家去的一般都是给二元，用红纸包好现交最好。实在手头紧也可以事后交，或年底分红后交，那里人都厚道，从不赖账。如果是近亲或是至交，酒席结束时，主人家会把份子退还，以示不见外之意。
我有过几次参加酒席的经历。主人家从年初就要开始准备，腌鱼腌肉，攒鸡蛋等等。临到办席的头几天就要安排家人进丹阳城去办货了，无非是各种荤素菜肴烟酒等等。真正开起酒席来就是流水席，两三张台子，每台八人，大家轮流上桌吃。这组织工作都由村里善长之人担当，谁先谁后，什么亲戚可以放在一桌上吃等等都要妥善安排。如果主人的家境好，又是结婚这类大事，总要办个十桌左右，就要从上午十点左右吃到下午三四点才算结束。
能称得上是酒席，每桌的酒菜是有一定规矩的，白酒一斤，果酒一斤，菜八碗。那时乡下吃得简单，实惠。主要就是肉鱼鸡蛋豆腐蔬菜等等，凑够八碗就行。但主力菜也是有规矩的，就是必须有一个实力肉菜：百页包或是肉圆子，两者必得其一。百页包是本地名菜，把百页切成每张四寸见方，裹上肉馅，用线扎牢，十六个一组，放在锅里煮熟，一提一串，上桌大家剪开吃。肉圆子更厉害，每个至少一两半肉，每人两个，童叟无欺。每次吃完酒席的人，评论最多的就是这道主力菜。曾听说某次不知是大厨技术不行还是主人家扣得太紧，做肉圆子时芡粉放多了，大家吃起来很辛苦。于是就用荷叶包来带回家，用刀切开来，再烩蔬菜全家吃了。
十三、打伙
村里人冬天农闲时都喜欢“打伙”，发音打伙，也不知究竟是不是这两个字。意思就是凑份子聚餐。钱也不多，角把钱，多了也出不起。总有人挑头，出主意，说是邻村某人杀猪了，猪头割得不错，脖子肉留得宽，“吃得”。于是邀三请四，凑上十几个人，通常是一个生产队的男劳力们一起。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花钱并不多，每人一角至两角左右，但在当时这钱也不算少，因为盐也只卖一角三分一斤。常有家里女人与男人吵，嫌参加“打伙”把钱花掉了。但“打伙”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参加的活动，女人和孩子不参加，所以男人不参加或不被邀请参加多少是有点让人看不起，很没面子。知青一般总是被邀请参加，一是他们多少有点家里给的零花钱，再则要用知青的家作为“打伙”的地方。因为知青是“光棍”，家里清静，没有女人和孩子跟着沾光。
一旦决定“打伙”，就有人出头组织了，让勤快人去跑腿买猪头，另外差人去地里“找”配菜。然后由会弄的人来下刀剔猪头，据说鼻子下有块臭骨头，只有懂的人才能找到去除，否则不好吃。还吃过全羊。吃羊比较划算，一头羊当时要卖十二三元钱，但羊皮、羊肠可以卖给供销社，能折回不少钱来，十二三个人吃，有时每人也就摊两角钱，而且能吃得很饱。就是吃完后，好多天满屋子羊膻味。
光吃肉还不够，还要有酒来助兴。当时供销社的白酒分两种，一种叫乙种白酒，8角一斤；一种是甲种白酒，9角6分一斤。还有一种果子酒，也叫色酒，4角一斤。酒装在一种二两半（老秤四两）装的小瓶子里卖，这种瓶子现在已见不到。队里的几位头面人物，大队会计金和、生产队会计秋麟、老队长毛金根、老农南松、王金根等都能喝点白酒。队长镇海年轻，又有他老子王金根在场，只敢和我们几个不会喝的人喝色酒。一般喝到好的时候就热闹了，家长里短地说开来，还常生出些是非来。通常家里女人知道丈夫有这种胡说毛病的，会在差不多的时候支使孩子来探探，一旦发现不对就回去报告，然后女人就上门来拖丈夫回家，以防丢人现眼。打一次伙，要被大家议论好多天，有些经典的酒后“洋相”会被人们时时提起。当时这也是一种娱乐。
十四、粮食分配
丹阳是鱼米之乡，除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狠吃了一点苦头（据说没饿死什么人），平时倒也可基本满足温饱。每年的年终分配是农民最关切的事，也是国家最关切的事，史称为“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利益的兼顾”。
记得当时我们生产队每年每人平均可分到五百多斤原粮。年成最好时，有过五百六十斤，但据说只有过一次，于是总被生产队会计秋麟津津乐道，认为那才是“好日脚”，我们在乡下的几年最好也就五百五十斤，最少一年只有五百二十斤。所谓“原粮”就是田里收下来的稻子、麦子或其他尚未加工的粮食，因而实际下锅的没有这么多，平均一天一斤多点。但这五百多斤粮食只是平均数，不是每人都有的。占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叫基本口粮，这是人人有份的，不管男女老少，每人一份。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由生产队分配，分为工分粮和肥料粮。肥料粮是固定的，凡养猪人家，猪粪全数交生产队，按头数和天数计算，大约每养一头猪可以得五六十斤原粮。扣除肥料粮，剩下的就是工分粮，用全队全年的工分总数除，折出每个工（十分）可分配的原粮，大约有四至五两。一个精壮劳力全年可以挣下六百多近七百斤原粮。
当时还有个照顾单身户的政策，即口粮不打八折，可拿十足的平均粮，再加上其他的工分粮和肥料粮。我们知青当然享受了这种优遇，一年要从生产队分走两千多斤粮食不说，还额外多分了这几百斤单身照顾粮，搞得队里很难受，又不便明说。想来最后我们离开时，队里一定是松了一口气的。
所有分配给各户的粮食不是白拿，要按略低于交售给国家的粮食价格收钱。各家都是以工分值相抵，抵完后仍有富余的可以领到现金，就是又分粮又分钱，这样的人家在我们生产队占一半多一点。另外就是一些老人和孩子多的人家，所挣工分值不足以折抵分配到手的粮食款，就叫“超支户”。初下乡时觉得“超支户”很可怜，这日子怎么过？时间长了也就看出门道了，有的超支户的日子过得并不差。
一类超支户是因为家里的男人在城里工作，村里人叫“工人人家”，劳力不够，当然超支。但这种人家有工资收入，这点口粮款是小意思，而且比城里买粮的钱还便宜，日子自然好过。我们几个知青在头一年大约也可以归入这一类人家的。另一类纯粹因为是孩子多的人家，真算下来也不大吃亏。到底孩子吃不过大人，分的基本口粮其实有富余，可以出售，而且是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叫议价粮）来卖。当时国家粮店收粮票的大米卖一角二到一角四一斤，但集市上的议价大米，好的可以卖到四至五角一斤。当时村里只要有从丹阳城里传来的消息，最受注意的就是米卖多少钱一斤。最终超支户总是可以筹出钱来把粮食都称回家去的。全队好像只有一两户真正的困难户，主要是要负担的老人多。因为全村都是多多少少的亲戚，老人的辈分都高，没有让长辈挨饿的道理，于是帮助这样的人家过难关反而成了生产队和大队的责任了。好像最后都解决得不错，怎么弄的，队里一般不多声张，有点神秘。当时的乡间，人情味还是蛮重的。
十五、燃料问题
当时乡下的难题之一是缺燃料，农民都喊“没得烧”。照说乡下稻草、麦草之类的总是有的，但那几年很奇怪，总是不够烧的。一是因为用了改良的水稻-农垦58，稻子的产量增加，但是矮杆品种，稻草要少三分之一不止。这稻草是乡下烧饭最主要的燃料，马上就不够用了。大家只能开源节流。
开源的方式比较多，有钱有办法就在城里托人买煤用，一买几百斤。生起煤炉，把一些费火的操作，移到煤炉上去做。有的知青就烧煤油炉，当时上海出的十六个芯的煤油炉最受欢迎，不光好用，而且好看，外面涂着绿绿的珐琅釉，就是贵，要几十元一只。手巧的就自己用罐头铁皮做。在马甲村插队的同学德仁手很巧，自己用大号罐头筒做了个袖珍煤油炉，只用四个芯，省油，可以把大茶缸放在上面炖一只猪蹄子，让我非常羡慕。真正的农民无法这样奢侈，就把家里的半大孩子轰出去“嘬田埂”，就是用锄头到田埂上去削草皮，晒干了把根上的土打掉，用来烧火。嘬田埂很辛苦，半天弄不到多少，而且不能让队长看见，否则要挨骂。草是护田埂的东西，削草皮之后的田埂就不结实了，大雨之后容易塌。大家不是不知道这道理，只是没得烧给逼急了。但有一点很好，就是大家再怎么困难，没人打岗上的树的主意，据说全村的祖先都在岗上，动不得。
再就是节流，也有点办法。先是有人改灶，秋生就是鼓动人之一。因为他是瓦匠，改灶要由他来做。他自家先改起，砌了一个“豆腐灶”，据说省草。传统的灶，灶门宽，有六七寸宽，大把的草好放进去烧。豆腐灶的灶门只有三四寸宽，可放进去的草把子小，而且要抓住草把子上下晃，一边晃，一边慢慢地往里送，好像火是大点了，草也用得不多，但烧火的人累，烧长了手还酸，最后是看的人多，学的人少。另外的笨办法就是少烧，能不烧的就不烧了。从前烧饭都是烧滚之后三把火，再停火闷饭，后来就都改成滚了就停烧，省三把草。饭倒也能闷熟，但没锅巴了，缺点焦香味。本来吃完饭，盛起剩饭（如果还有的话），就要向锅里倒一瓢水，再加两把火，烧滚了就是锅巴汤，可以助消化打积食的，这些也就都免了，省草。我们还学了一个办法，就是“铲锅底”。大清早，动火之前，把冷锅从灶上起下来，拿到屋外路边上，用锅铲子把锅背面的底铲一遍，因为是烧草，锅底都积粘了一层灰，积厚了，影响导热。一般铲过的锅是好烧不少。就是铲锅的声音特别刺耳，是刮铁的声音。越是草不够烧的时候，村里听到铲锅的声音就越多。
困难是有一些，但村里听到的怨言不多，毕竟比起中国农民曾经的苦难而言，这些真是不算什么了。
十六、自留地
在乡下，自留地是个好东西。当时的政策规定，每人拥有一分二厘自留地，但是以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某次核准为限，一定下来就不能动了，叫“生不添，死不灭”，每户的人口增减都不再改变自留地的面积。另外还有一条规定说是，单身汉每人可以拥有二分自留地。各户的自留地面积都有限，但还有一些“三边地”不在正式的面积之内。三边指“田边、塘边和路边”，自开自用。但当地是耕种了几千年的熟地，三边地很少。正式的自留地田块，各户都拿来种粮食，小麦和水稻，并且种得出奇地好。确实是种得最好看的地一定是自留地，亩产比生产队的地要高一二成。这全部归自家的收成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三边地就种了蔬菜，还有将故去的老人葬在边上的，再围着种点葫芦、南瓜，以及可以沿坟包长藤子的蔬菜，不浪费地。
我们下乡后，也应该有自留地。我们五人虽然是一个知青户，但我们坚持要按单身汉的政策每人二分地。队里实在舍不得给，一亩地是多么大的一块地啊，但到底拗不过政策，只好答应。我们到村的时候，小麦已播下去了，根本没有闲田了。好像拖了好长一段时间，都开春了，还未解决。后来我们想通了，只要在麦收前给就行，可以收现成的。队里后来看到拖不过去了，就先给了一块五分大小的地，在一个叫“双塘”的池塘边上。这块地的位置高，地力不行，再加上我们不如农民下力气种，产量不太高，但好处是在塘边上，缺水时拿个粪勺浇浇就成。后来又给了一块小点的地，说是有三分，我们一直怀疑不足三分，但也明白了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太争了。队里还给了点从别人手里匀出来的三边地给我们种菜，算是解决了我们的自留地问题。
我们五人都回城之后，队里自然也就把自留地都收回去了，但按照“生不添，死不灭”的原则，好像我们还可以申请把地要回来的，老了去盖间房子，“告老还乡”也有个去处。
十七、蓑衣和芦帽
到我们下乡时，已有塑料布出现，但还有一些人在用蓑衣，供销社里也有得卖。蓑衣其实是两块棕榈皮组成的，上面一块扇形用绳子系在脖子上，展开在肩膀上，遮住上身；下面一块扇形，用绳子系在腰上，遮住下半身。我借着试穿过，刚上身还好，过一会就不行了，颈子不舒服。系的绳子也是棕绳，脖子转几次就觉得磨得吃不消。据说蓑衣穿上身时只有几斤重，但是在雨里淋上一天之后，就有十几斤重了，估计那时候，颈子总要磨出血。所以我们都是用的塑料雨衣，一开始把城里用的雨衣带去用，但很不方便，太长，下水田之后，下摆就拖到水里了，又是泥又是水的，把裤子搞得一塌糊涂。后来到公社供销社买了专用的农用雨衣，好点了。但塑料雨衣终有缺点，就是太轻，风一刮就飘起来，雨就会把衣裤打湿，蓑衣就没这个毛病，不会飘。另外队里还有些日子过得紧的人家，就把化肥袋剪了，用针缝成雨衣用，也比较实用。
用蓑衣就要配斗笠，但当地斗笠叫“芦帽”。用芦苇压扁了编成的，扁三角形，里面衬一个两寸高的镂空竹圈，芦帽实际上是支在头上的，好处是既遮阳又通风。讲究的妇女，还给帽子缀上漂亮的布边，经用也好看。休息的时候，我们都把芦帽摘下来，里朝上，垫在田埂上坐，可以隔潮。在乡下五年着实用坏了好几个芦帽。
十八、收团费
插队的第三年入了团，还当了团支书，也没什么太多的事，开个支部会学习学习。但头一次收团费就遭了挫折。当时规定，农村团员每一季度交团费五分钱。这本来是组织委员的事，但过了期了，组织委员还是没收上来。公社团委来催了，我只好自己出马去收，还真是难了，十个团员有九个手一摊说：“没钱”。他们是真的没钱，不光他们没钱，他们家里也是一分钱都没有。
我向大队党支书毛才生汇报，让他好一顿挖苦，说我是个书生。用他的话说是：“收团费不用箩（当地用细蔑编的可淘米的小筐）怎么行？”由他带着我，一家一家地走，进门也不用客气，先问有鸡蛋没有，有就拿一个，没有就到米缸里去插半升米，放到箩里。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家家都有人，大家也都客气得很，个把钟头全村转遍，十几份团费全部收齐。我马不停蹄地赶到邻村的供销小店去折换成现金，鸡蛋七角一斤，米一角四分一斤。那时鸡蛋小，一斤可称十一、二个。一升米有一斤半左右，半升米怎么也不止五分钱。反正收上的折成人民币，还有得超。让小店主任（那时不作兴叫老板）开了个发票，第二天托乡邮员交到公社团委。
此事让我对农村的经济发生了兴趣。细问之下才明白，村里大部分人家一年中，大部分时候口袋里是真的不名一文。日常用钱的地方也有限，粮食是自己种的，蔬菜也是自留地里的，油也是队里分的。基本要买的就是盐、酱油、点灯的煤油和香烟。因为小店收购鸡蛋，于是家家都用鸡蛋去换日用品。谁家的鸡要是死了，就会说“盐钵子打破了”。这就是一个基本不需要货币的社会，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
十九、出工
出工就是下地干活。每天早晨，队长在天不亮时就会在全队每户人家的窗口下经过，大声喊：“出工了！”一字一顿拖长了喊。只要一回想起来，这声音似乎就永远在我耳中回响。一般喊完一遍之后，队长会大声宣布，哪几个人去哪块田干什么活。
我们到村后，每天早晨都听到这种喊出工的声音，但没觉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到第三天上午，生产队会计秋麟客客气气地来到家，拿来五条扁担和五付挑箕，说是今天天好，又暖和，可以下地了，可以一边嬉（玩），一边做活。他讲得诚恳，我们也正好闲得难受，就跟着他到大田里去了。这一去，我就再也没停下来过，彻底地再不是个学生，整整一直干了五年农活。当天干活，说是嬉嬉，其实是挑塘泥积肥，还没干半天，肩膀就痛起来，但又不好意思说，只能忍着。特别是看到队里一些半大的孩子也不比我们挑得少，还有说有笑的，更是无地自容。好在队里的老农金根精通人情世故，看出我们不行了，就来讲解挑担子的诀窍，还不时讲点笑话逗我们，总算帮我们熬过这漫长的第一天。
第二天早晨依然是天不亮，队长又开始喊出工了，我们好像仍然未想到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直到听见队长直着嗓子叫到：“知识青年和XXX一起到竹子棚棚后面挑泥。”才霍然明白我们也是要出早工的了，大家很痛苦地起床，下地了。应该说从这一刻起，我们才开始好好地思考下乡的真实意义，我们这时才想明白，这与过去在学校时的下乡支农是完全不一样了。比起现在，那时候才叫“嬉嬉”呢。在后来的五年中，我的每一个早晨都是在队长的“出工啦”的叫声中醒来的。
二十、耕田与耕牛
耕田是技术活，因为必须会使唤牛和掌控犁。在我们知青的心目中耕田也是一项轻松活，特别是每天只需干四五个小时活（农忙时节）。但一个生产队只需要一头牛一张犁，每天耕四、五亩地就够了，耕多了，插秧的人力跟不上也没用。另外，耕田对牛来讲也是重体力活，时间长了就干不动了，于是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就结束。这活在队里是由资深老农毛金根和毛南松二人垄断的，偶尔毛秋生搭把手，其他人碰都别想碰。这也是我在乡下唯一没学会的农活。
虽说耕田不让学，但放牛却是必干的活。牛在乡下是重要的生产工具，解放初期就制定了法律，屠杀耕牛犯法，要判两年徒刑，乡下人都知道的。只有经兽医判断失去耕作能力的老牛或病牛才可以屠宰。在乡下几年也没吃过几回牛肉。牛是生产队公有的，但养牛也充满矛盾。毕竟放牛是比较轻松的活，特别是在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大忙季节，最后的妥协就是所有劳动力（当时的专有名词，指所有参加生产队劳作的人员）不分男女强弱轮流放牛。
放牛就是牵着牛在田埂上慢慢地走，让牛一边休息，一边啃田埂边上长的草皮，但又要时时留心，不能让牛吃田里的秧苗，否则老农或是队长要骂的。牛是精明而倔强的动物，总是要时时地偷吃秧苗。我初时不懂，又怕挨骂，每当牛吃秧时就猛拽牵牛绳，还用手上的竹杆打牛的脑袋。这牛绳的末端是系在牛鼻环上的，牛鼻环是一个一头大，一头尖的铁制或木制的销子，尖的一头有孔，穿过牛鼻孔中事先扎出的洞，再在尖端的孔里系上绳子就可以牵着牛走了。一般牛的鼻子比较敏感，一拽就跟着走了。但老牛就不灵了，不光要用力拽，而且还可能把牛绳拽断掉。我就有过拽断牛绳的事，急得要命。牛很机灵，感觉到没了牵制，马上就大嚼秧苗，而且把屁股转过来朝着我。这田埂只得一尺多宽，牛身子有两三尺宽，根本挤不过去，只得把鞋脱了，从旁边的水田里踩过去，要抓它鼻头的鼻环重新把绳子系上。但每当我扑到这头，它就转个身到那头，几经折腾，我毫无办法。最后只能用竹杆打牛屁股，不让吃，撵它跑。它一旦跑开了，我也只能跟在后面追，一面追一面赶。好在当时年轻，牛又干了一天耕地的活，最后牛跑不动了，只能任我把鼻绳重新穿好，牵回村来。
二十一、罱泥
罱泥也是技术活，就是站在船头上操弄一种特制带长柄的竹编夹子（罱），将池塘底部的稀泥夹到船舱里来，因为船不大，比较轻，必须先学会驾船，然后还要两人同时在船的两头操作，动作一致协调，船才不会在水里打转转。装满一船后再将船驾到岸边的草塘旁，因为船在水里位置低，草塘在岸上位置高，还必须两人各用一种带长杆的类似大木瓢的“舀子”将舱里的稀泥“戽”到草塘里去。这活会干的不难，每天大约有个定量，罱多少船算完成，只要塘底的稀泥厚，可以满罱，很快就可以弄满一船。但这是个农闲时干的活，而且大冬天要赤脚站在船上，冷，因而竞争不激烈，我们知青稍作争取就让干了，干到最后，我的技术可作“炉火纯青”来形容，让在别的村插队的同学看得目瞪口呆。
我学罱泥也付过代价。初学怕冷，穿着鞋袜上船，倒也还行。我和教我罱泥的秋生，一人站在船的一头，像模像样地慢慢罱了一船泥，然后把船撑到池塘的另一端把塘泥戽到草塘里去沤肥。我站在船头撑，秋生在船尾掌舵。这池塘叫双塘，像哑铃，中间有一道浅坎，没在水中。去时船轻，没觉得，回时满载着一舱泥，吃水就深了，过坎时稍稍地蹭了一下底，但紧接着又向前一冲。我也是先向前一踉跄再向后一仰，脚下的球鞋踩在一点稀泥上，于是整个人后仰着直直地跌进身后的泥舱里，等到躺实了，还可以听见塘泥灌进后脖领子的“卜落卜落”的声音。
回来就学乖了，光脚上船。因为光脚，脚下滑与不滑心里有数，可随时防备。另外五个脚趾头可以帮助扒紧船板，站得更稳。
后来罱泥还罱到一条桂鱼，因为桂鱼冬天是卧在塘底不动的，可能是冬眠，罱到泥舱里鱼跳起来才知道。秋生连忙告诉我不能用手下去抓，因为桂鱼背上有一根毒刺，万一扎到手心里，要发“痨哽（中毒）”的。最后是“捧”上岸弄回家的，刚好我的大妹妹从县城东边的访仙过来看我，一起美美地享受了一顿。
二十二、插秧
插秧是苦活。插每年的主产水稻--晚稻时，正逢黄梅季节（阳历六月中旬到七月初），阴雨绵绵，气温也低，在水田里插秧真是说不出的辛苦。下田之前，大家都站在田头，队长用一根事先做好的竹杆量好固定的宽度，一米左右一个人。每人都带来绕成一大陀的秧绳，农民的秧绳是用稻草搓的，我们的是在供销社买的塑料绳。每人下田前先把秧绳从田埂的一头拉到另一头，保证从头到尾的宽度都一致。一般快手先下田，我们知青都是排在老末，以免耽误别人。
在每人负责的宽度内要插七列秧，向后退着挪步，在左脚印的外侧插两列秧，右脚印外侧两列，两脚印中间插三列。以马步方式向后退，躬着腰，左手抓一满把秧，同时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把秧分出 三、四枝来放在指尖上，右手接过来以食指和中指夹住向泥里塞下去。插秧的技术其实在左手，只要分秧利落，就插得快。有心灵手巧的妇女，插起来飞快而有节奏，而且一趟秧插下来不直腰，让我们嫉妒得要命。
我的个子太高，腰弯得更低，分外辛苦，不光老是要直起腰来放松一下，一趟秧插到头也不管田埂上的泥水，直接把腰就搁在埂上杠杠。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有人来“救”，把我的后面给插上了，于是自己被困在中间，最后要小心地从别人插好的秧中走出来。后来队长大约实在看着不忍心，让我去挑秧，就是把当天清早从育秧田里拔起来扎成把的秧苗用扁担和簸箕挑到插秧的田里，并且尽量均匀地抛到田里，让插秧的人随手就能在附近掂到秧。这活我后来干得不错。
插秧就难免有蚂蟥，一开始觉得了不得，怕得很，真咬上了，也并不觉得痛。种过田的人很有经验，一巴掌拍下去，蚂蟥就掉下来了。比起腰酸来，蚂蟥真的不算什么了。倒是有一种叫水蛆的东西很厉害，样子长得像蛆，白白的，但两头各有一个尖刺，碰到人时两头合起来像钳子一样扎到肉里，过后被扎的地方就会肿起来，非常疼，要几天才能好。我是吃过它几回苦的。
二十三、拉草
当地农民都讲：“读书怕上考（考试），种田怕拉草”。我们直到下乡大半年后才尝到拉草的味道。
秧插下去后，大约十天就返青了，再过个十天左右就要开始除头遍草。这次比较轻松，用一种叫做“虎头”的工具，一种木头做的鞋型板，底下装几排耙头铁钉，上面装一根斜伸出去的长竹杆，竹杆的顶上还装上个握手的木把。我们就是站在田里抓着竹杆和木把，把虎头在两列秧中间来回推拉几次，向前走几步，再推拉几次，直到一块田的秧趟全都被拉过一遍。这活学名叫“耘趟”，也就是给稻田除草和松土。
然后再过上半个多月，到了七月中下旬，就要拉草了。农民也有叫“跪草”的，因为就是名副其实地跪在田里干活。此时稻秧已经长得有一尺高了，虎头也无法下去耘趟了，再要除草和松土，就只能用手指头去耙了。我们要两膝并拢，跪在两列秧之间，用手指甲去划拉稻秧周围的土，把长得像绒绒的草刮掉。这活有两处最辛苦，一个是七月中下旬的大热天，闷在尺把高的稻田里，脸上的汗像蚂蚁在爬，但两手全是泥，如何擦？另外就是此时的稻叶子的边上已经开始长出小锯齿了，拉得胳膊生疼，全是血痕，放下长袖子也不怎么管用，几天干下来，袖子都拉破的。
这遍活干完，稻田里就没什么大活了。在稻子分蘖、拔节和灌浆时下点肥，然后就等稻子熟了开镰收割。
二十四、双季稻
当地原本只种一季水稻，一季冬麦。一般是阳历十月中旬收完稻后，十一月中旬前将麦子种下，能出苗后松松土，兼顾着把过密的苗间掉些，就积积肥准备过年了。来年早春麦苗返青后，施肥浇水，大约在五月底六月初收割。紧接着就插秧种水稻（晚稻）了，七月初前插完，到十月收割。冬小麦产量当时每亩一百六、七十斤，晚稻每亩大约六、七百斤。有的地块隔几年还要种一次绿肥，以恢复地力。绿肥一般种红花草（苜蓿）或是蚕豆，来年四月份就翻耕了，或做秧田，或种早稻，有时也种点糯稻给大家解解馋。
到我们插队第三年时，上面号召种双季稻了，还办了专门的培训班。队里的农技员友桐去学的。然后就开始实验，搞了廿亩地，用薄膜保温，三月中旬就下秧了，四月中旬秧才两、三寸长（晚稻秧五、六寸长）就下田插了。生长期九十天，七月廿日前后收割，紧接着再插晚稻，必须在八月五日前插完，迟了的话，在稻秀穗灌浆时，一下霜就颗粒无收。
因为从割早稻到插晚稻只有十几天时间，中间还要整地，非常紧张。割稻最苦，正值八月初的三伏 天，田里又湿全是烂泥，撅着背，全身的汗从鼻尖流下来，手上全是泥又擦不得，稻叶子边上的小刺还拉手臂，其状可想而知。农民都讲“双抢脱层皮”。
一年下来算帐，好像并不上算。因为早稻插得早，不能种冬小麦，连五月初收割的大麦也不能种，先就少了一季收成。另外早稻的品种不同，是一种籼稻，产量只有四、五百斤，还不出米，百斤稻只能轧六十多斤米，比粳米要少近十斤左右。价格也低，每担（百斤）籼稻，粮站收购只卖十二元，比粳稻要便宜二元。最不行的是籼米口感不好，糙，村里人都不爱吃。唯一的好处就是出饭，比粳米要多加不少水才能煮熟，一斤米做的饭要多出大半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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