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化人--------我的知青生活回忆

                                                              引  子 

      我是文化人。

      哆哆嗦嗦、颤颤惊惊写下这五个字，心里一阵阵发毛。我算是哪门子文化人？不怕您笑话，过了一辈子，家里没个书架。除了几本词典，就再没什么“馆藏”了。

      春节这阵子打麻将，打一场灭一场。好友老刘说：“别整了，跟我上论坛吧，“五十相聚”，我在那好几年了，挺好的，消磨时间。”听人劝，吃饱饭。我这一个字还不会打的脑盲，狠下心，用自己的小份子买了电脑。

      网络世界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多月来，我如饥似渴、狼吞虎咽地浏览、读帖。被一篇篇生动、深刻进而华美的文字所陶醉和震撼，被网友们真诚、诙谐以及尖刻的回复所吸引和感动。

      我几次找到老刘说：“算了吧，我退出，光看不写。我整的那些东西，小学生作文都不如，谁稀看？”老刘说：“别介呀，既来之，则安之。玩这个要有个良好心态，只谈自己情感人生，不和别人比文字高低。慢慢来，我现在也弄20多个‘精’了，还建了《文集》。”我茫然：“哪儿敢和你比啊！在集体户时，我就处下风，这么多年一个字也不捅咕，完犊子了。再说了，也不知道写啥啊！”老刘停了片刻说：“写集体户吧，这里基本都是下过乡的，写集体户有人看。这几年，我写了咱们户到大队的乡间小路，写了咱们钓鱼摸虾的乡村池塘，写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瓦匠老包，写了漂亮村姑春芳，还写了说书的穆瞎子。”我说：“你都写完了，我写个屁，我还能写过你？”老刘急了：“爱写不写。再说了，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能一样吗。”

     于是，就有了集体户里狼哭鬼叫的《夜半歌声》。硬着头皮上吧。妈呀，还真吓着我了，那么个怂玩意，470多个阅读，一串子回复，版主还宽手善心地给了个“荐”。我又去找老刘：“还写啥？”老刘说：“我还得天天告诉你?你在农村整赛诗会，搞新闻报道，写毛笔字，当教书先生，做广播员，演节目，俏工分比我挣得还多。”我一寻思：“他妈对呀，那时咱们在乡下也算是文化人啊，这会儿咋都忘了呢。”整！题目就叫《我是文化人》。

      整个屁！回家好几天，整了没有100个字。我1963年上小学，1966年就闹“文革”了，从武斗停课到复课闹革命，一下就是三年。天天在家割草养兔子，溜地瓜，拣白菜邦子，大字不识多少。70年上中学，不是学工就是学农，我还患上了肺结核，休了一年学。回城后为了工作，混了张大专文凭。这算什么文化人，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我又去找老刘，他说：“咱们过去都一样。别着急，慢慢来。写不出来，先放几天，总有写出来的时候。”

      说到这，一点集体户的事也没回忆。我也想好了，闭着眼睛整吧，硬憋。说不上哪天一使劲儿，就憋出来了。 

                                                      第一章    诗  人  

      时光真像奔流不息的长河，三十多个年头就这样汩汩而过了。我可以忘记每一个日子，譬如说我哪天入团，哪天入党，哪天进工厂，哪天相的对象，都有些模糊不清了。但唯有那天不会忘记，我想你也不会忘记。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地离开家，离开父母亲，一个人出去闯荡。那一天是1975年3月28日。

      解放牌大卡车一路颠簸，把我们带到了吉林省德惠县边岗公社娄家大队一个叫周士福的屯子。周士福是个人名，是这一带有名的大地主，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县参议员，解放时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他的后代仍然住在这个屯子里。当然这都是后来知道的。

      我们是插户。因为我们这一拨人都是历年没下，被一个叫做张李明（当时的市革委会主任）的人集体轰下去的。我们同车六个同学。老王老马是68届的毕业生，还有四个74届的，头年夏天该下没下，第二年开春必须得下。有小王、小杨、我、还有前面说到的老刘。那时他就叫老刘。户里还有五个老同学，以后可能提到。

      农村当时什么样子，我不说你也知道。我不会形容，老刘会。这几年，他把那个屯子描绘得不错，又是乡间小路，又是乡村池塘，风光如画。反正事到如今我也没看出来哪儿好。

      在“老人家”说的那个“广阔天地”里，碰到的第一件农活是刨茬子。用捅锹改装成刨茬锹，锹口磨得铮亮飞快。那是累活，没体力是干不动的。我们几个知青一没工具，二没体力，只能跟在后面磕茬子。就像张飞一样，一手拿起一个大锤一般重的茬子，相互磕碰，把土磕掉，然后当做烧柴分给社员家。其实这活一点儿也不轻，主要是累腰。前面我说过，我得了肺结核，休了一年学。近1.80米的大个子，体重只有一百零几斤，典型的一根刺、豆芽菜。除了两个屁股，浑身没有几块肉，就别说肌肉了。收工回来躺在火炕上，一动也不会动了。没办法，只好干两天歇一天，硬挺着。

      那天晚上天特黑。我和老刘躺在火炕上谈心，那时都叫谈心。忍着一天的疲劳和疼痛，我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儿。我愤愤地说：“这什么世道，肺结核还让下乡，不叫人活了。”老刘一个激灵翻身坐起，用手狠狠地捂住了我的嘴：“兔崽子，确实不想活了？！”我自己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话要是弄出去，你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我还嘴硬：“反就反吧，左六儿也这么回事儿了……”老刘安慰我：“再干一阵子，顺过架来就好了。”

      俗话说得太好了，“天老爷饿不死瞎家雀”。就在这当会儿，门吱嘎一声开了，生产队长周家二哥推门而进：“你们两个小子嘀咕啥呢？”我俩连忙坐起。二哥说：“白天我去大队开会，全国上下要学天津市宝抵县小靳庄办赛诗会。大队翻看了你们的《知青登记表》，顶数你俩字儿写得好，叫我打听打听你们，能不能整几首诗，明儿个送过去。”我一听，脑袋瓜子立马儿炸开了，心里那个乐呀！我也不谦虚了，“行。”上那几年破学，别的没记住多少，毛主席诗词倒记住了，看到过的基本上倒背如流。这就叫没吃过猪肉，看过猪跑。当然，这话也是反革命语言，不能和任何人说。

      二哥一出门，我和老刘马上放桌子，点洋腊，铺纸，抽钢笔水。“整啊，赶紧整！”我一口气弄了五、六首。那时正值春耕，我有一首这样写道：“月儿躲树梢，星星眨眼笑。／队部钟声响，大地闹春潮。／扬鞭催骏马，犁出涌波涛。／人民干劲大，革命志气高。／吟诗赞时代，处处呈英豪。”赶紧拿给老刘看，老刘一笑了之。我不满：“你他妈也给我看看。”我一看，比我强多了。写的啥我现在记不起来了。那天我俩找《三十年前互赠诗》，上“五十相聚”，我在他那发黄的笔记本上看到了那些诗，我说：“放上去。”老刘说：“拉倒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俩全副武装，就差武装到牙齿。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姓徐，后来我们也叫他二叔。他拿着我们的东西看，我们忐忐忑忑地站在一边。徐书记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把手一挥：“有才，太有才了！娄家大队出了才子了！”现在有人说，“太有才了”是赵本山发明的，纯属扯淡。

      当天晚上，大队有线广播现场直播“诗歌朗诵会”，我们俩立刻又武装到了牙齿。一通下来，还是我们最好。徐书记说：“明天你们不用上工了，先到大队十个小队赛诗，完了去别的大队。 

      夜很深了。我和老刘搂着肩膀一起往回走，一路又说又笑。满天的星星，哪一颗都那么亮。风很凉，但我浑身一阵阵发热。

       我知道，从这一天起，我们的“文化人”生活就算开始了...... 

                                                         第二章  书法家 

      这几年，老刘研习书法。那天我去他家做客，看到他写字，我说：“有这能耐在乡下时用多好。”老刘说：“你愿意坐就坐一会儿，不愿意坐就赶紧走。在乡下，你整个破毛笔头子乱甩，能轮到我么？”我立即打住，不能再说下去了。

      那年开春，我和老刘出去赛诗，一晃春播就算混过去了。初夏，漫山遍野都是刚刚冒出嫩芽的青苗，铲地开始了。第一个作业是搂夹板锄，就是铲谷子。一边铲一下，中路不动。农村干活有“毛”的说法，打头的“毛”起来，比跑的还快。

      一天铲谷子，不知谁叫号，“毛”了。把我算坑苦了。全体劳力转移到第四个阵地了，我还在第二块田里运作。整个田野就留出一条垄，明晃晃地放在那里，丢我的呵碜。

      队长二哥回过头来接我，看我累得驴（缕）脸淌汗，说：“先歇会儿吧。”我和二哥坐在地头。二哥不看我，仰脸瞅着没有一片云彩、瓦蓝瓦蓝的天空。他说：“看来你小子真是个“熊货”，给你找点儿活吧。”我以为放猪。二哥说;“放个屁猪，你放猪，傻子昌春干啥去？”我说：“那干啥啊？”二哥转过头，问我：“你会写毛笔字不？”我想都没有想，赶快回答：“会呀！”“那行，明天我买点纸，家里小子有支毛笔，你把生产队墙上那些破玩意儿重写一遍。”

      第二天，我来到队部，看到了墙上那些东西。其中有队委会、贫委会、民兵连、妇委会等组织机构，会计、保管等制度，还有一圈儿大标语，早已破败不堪。我铺好纸，开始写。写一张一看，不行，团了。再写一张，还是不行，又团了。“操！你他妈败家啊！”一声厉喝，吓我一跳。保管员程大叔横眉楞眼，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么祸害，我得多少纸能够？当你们家呢？”我啥也不敢说，脸憋的通红。 

      临收工时，二哥来了。二哥看一看字，瞅一瞅我的脸。我觉得好象要扒我的衣服。看着看着，二哥乐了：“你小子行啊，这字还真有点张老先生的意思。”张老先生何许人也？没敢去问。只是心中说，行了，这点活儿，也别快也别慢，能靠几天算几天吧。

       过了一阵子，大队革委会杨副主任来生产队视察。看到满墙的红绿纸，新写的大标语，立刻抬高了声音：“周老二，你行啊，找谁写的？”二哥大笑：“写这点东西还用找人？”“谁写的？”“集体户老孙，就是念诗的那个大个子。”“这小子多才多艺啊，明个儿叫他到大队，把卫生所药匣子上的药名都给我换了。” 

      第二天我去大队卫生所，看到了那些放中药的小抽屉。一个里面放三味药，外面是三个药名。我一看，标准的颜体，只是字迹模糊，有些看不出个来了。杨主任说：“这是十几年前张老先生写的。张老先生是咱们这儿有名的私塾先生，我们的名字差不多都是他给起的，只可惜死了好几年了，连个后人也没有留下……”我肃然起敬，一个文化老人的高大身影出现在眼前。

      我裁好纸条，把桌子放到药匣跟前，沾饱墨，一点一点临摹，写不好就重写。纸条小，也不怕浪费，觉得写得有些像了，才把旧的盖上。在心里说上一句：“老先生，对不起您了。”再写下一个。

      中午在大队回不去，杨主任叫我到大队果园吃饭，大队食堂设在果园。我平生第一次和领导一起用餐。小米捞饭，大辣椒炒干豆腐，土豆炖茄子，油没少放。比集体户里老曹做的还香。老曹是老生，我们户里的大姐。那次怕领导笑话，我没敢猛撑。

      写完药匣子，杨主任没让我回去。我又拎着小桶，装满白灰浆，挨个小队去写标语。房头墙头到处乱写一通，就是“农业学大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啥的。那年头还没有“计划生育”，也没有治疗阳痿早泄的“广告”。  

      写标语最便宜的是，写到哪个小队，就在哪个小队社员家里吃派饭。虽然那时农村贫困，但乡亲们格外热情，特别对下乡知青。记得一次在一个老乡家吃饭，老乡为我蒸了鸡蛋糕。孩子要吃，女主人不答应，把孩子弄得直哭。我心里不得劲儿，咽不下去，大嫂还一劲儿劝我多吃。临走时按规定要留下一毛钱四两粮票，但没有一家要的。后来，看见那些城里人买菜时和农民斤斤计较，心里就骂，咋不把你们都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永远也别回来。

      干完这活儿回到集体户，看到老刘。老刘说：“行啊，我们肩膀子都晒秃噜皮了，你一天到晚凉快儿的。”

      我心里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总觉得好象欠了老刘什么……  

                                                      第三章  新闻记者  

      那时，我和老刘最愿意听有线广播里播送通知，比什么文艺节目都好听。一有通知，我们俩的耳朵比兔子竖得还高。只要传出让我们立刻到大队的信息，我们心里的一朵花就开了。那一天，刚吃完晚饭，喇叭里就急促地喊开了我的名字。

      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大队。徐书记说：“今天晚上，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社论，让你参加。你的任务是念社论，然后再写篇报道。”直到今天，我都特别佩服徐书记，真是太有水平了，看人看得特准。上中学时，我是语文课代表，每上一节新课，都由我先读一遍课文，我的作文还拿到好几个班级去念过。说到这里，不免有些心虚。在《引子》里，我把自己糟蹋够戗，这会儿又不知天高地厚了。

      晚上，大队党支部、革委会成员都到齐了。那天是双号，没电。农村供电紧张，分单双号。在一支洋蜡前，我开始读《社论》。我完全模仿中央台夏青的语气和声调，读得有声有色。读完，有几个领导还为我鼓了几下掌。我心里又是美滋滋的。会后，我按照徐书记的意图，写了一篇署名大队革委会的稿子。

      第二天，骑车送到公社广播站，播了。第三天坐车到县广播站，有个女编辑看了稿子，问：“这稿子谁写的？”我小声回答：“我写的。”她说：“不错，挺跟形势，应该给省里的《红色社员报》投一下。”我连忙到邮局给大队通了电话，是手摇的那种。然后把稿件装进信封。那个女编辑告诉我，投稿不用贴邮票，把右上角剪下去就行了。

      把稿件丢进信箱，接下来就是等待。每天公社邮递员一来，第一个跑出去的就是我。那阵子，大伙都以为我疯了。大约有一个礼拜，喜讯可算到“边寨”了。印着红色报头的报纸上，终于出现了娄家大队的字样。文章有两块豆腐大，当然不是现在的豆腐。标题给换了，内容里好象只有三分之一是我说过的话。徐书记看完，大伙轮着看。大伙看完，徐书记就要回去锁抽屉里了。我感觉就象我的孩子被抢走了一样，但没敢吱声。直到今天，我再也没看到过那篇文章。

      第二天，大队收到了一张《红色社员报》寄来的汇款单，收款人写着我的名字，标明人民币大写伍圆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到稿费。我回趟家，我妈才给我两块钱，这一下子就是五块。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把钱取回来，小心放在兜里，好几天不舍得花。当天我被正式任命为大队革委会通讯报道组的组长。

      又一个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我们的稿件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公社、县广播站的广播里。还星嘣儿地闪现在省市一级的报纸上。这时，我已经是娄家大队一支响当当的“笔杆子”了。可能在公社也小有名气。

      1976年，就是毛主席逝世那一年。这年8月，县里召开宣传报道工作会议。我被评为县宣传报道先进个人，并作为全县十大典型，在大会上做中心发言。我把好消息写信告诉了父母，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双当时很名贵的回力牌白球鞋，让我开会穿。我长这么大，想都没敢想过。

      到县里开会一共三个人，公社刘书记带队，还有一个女知青。当天我们“下榻”在县委第二招待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宾馆。洁白的墙壁，柔软的被褥，房间里有暖瓶、烟缸、台灯、拖鞋，整个屋子飘着一丝丝说不出来的香味……我狠劲地掐了一下大腿，有痛感，不象是做梦。

      预备会后，县里招待我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宴会。我们几个典型和县领导坐在一起。桌子上那些菜别说叫名，我根本没见过。县领导给我们敬酒，我激动得手没端住杯子，把酒弄洒了，给公社刘书记丢了脸面。

      现在说我平生最重要的第一次，即我的初恋。刚才讲过，同去开会的还有一个女知青，她是我们公社知青里最美的美人。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白里透红的脸蛋儿，高挑苗条又不失饱满的身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的名字，但我今天绝对不说。

      那年公社文艺汇演，我看见她跳舞。她跳“我为亲人熬鸡汤”，就是沂蒙山大嫂给八路军伤病员吃奶的那个剧。漂亮的长相，婀娜的身段，优美的舞姿，不知击碎了多少男知青的眼球。更叫我想象不到的是，这样一个美人，竟然还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我好感谢上天的眷顾，把她送到了我的身边。

      月光下，我们在县城街头漫步。我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牵了人家的手。那手纤细、柔软，被我的大手紧紧握着。我们都出汗了，那我们也不舍得松开。

      六天会议结束了，我们早已是难舍难分。她给我留下了家庭住址，悄悄告诉我，回家后一定去找她。上车前，她问我最喜欢吃什么？我说：“炉果。”她象鸟儿一样地飞出去，不一会儿，捧着两袋炉果回来，塞到我的手里。

      要上车了，我们俩兵分两路，她回家，我回大队。上车时，在刘书记面前，我俩没敢拉手，也没说话。她两只黑黑的大眼睛，饱含着就要喷涌而出的泪水。我回过身去，心里刀绞一样的难受。

      车发动了。美丽多情的姑娘啊，你带走了我的心，带走了我的思念。从现在开始，我就盼望着重逢的那一天了……     

                                                        第四章  播音员 

      啥事都怕有人惦记。

      在县里参加宣传报道会议，上台发言，我清一色用的播音员腔调，台上台下听了个愣眉愣眼。还没散会，县广播站一个站长就去找了刘书记。他说：“刘书记，这小伙子音质音色不错，文章写得还好，给我得了。”

      刘书记找我谈，我坚决不干。这是县城，回家是省城。这是外边，回家是家。我能干吗？不想，这成了我平生的第一个遗憾！1979年知青大返城，在县城工作的知青一起回家。那时，我要是去县广播站，现在恐怕是省城广播电台的播音指导了！不说了。

      那年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主席接连开了三个会。即农业学大寨会议、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科技大会。学大寨会议后，全国农村响应华主席号召，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

      秋收刚过，公社农田基本建设就在兴隆河畔打开了场子。兴隆河就在我们小队南边，一湾河水静静流过。河两岸过去是宽阔的牧场，现在要变成公社柳编厂的原料基地。

      工地上，高音大喇叭接上了，广播站要成立了，就差广播员。这时候，带队去县里开会的刘书记就想起我来了。他在会上说：“娄家有个知青，绝对一流，闭上眼睛听和电台也没差哪去，还会写稿子，我看连编辑都省了。”用一个人来干两个人的活，搁谁谁都愿意。

      那天，队长二哥通知我去工地顶民工，我挺生气：“让我去顶民工，挖沟挑土篮子，我能干动吗？集体户里除了老马老王，哪个能顶得下来。你问老刘行吗？那年小王顶，晚上睡觉把炕都尿了，你不知道？”尿炕的小王，返城结婚后不久即患病去世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提起这事我心里一阵阵地难受。

      二哥说：“你尿激啥啊，让你顶民工又不是让你出苦力。公社刘书记让你去当广播员，还给我顶了个名额，你还拿着高工分，多好啊。”我一听，刺棱就下地了。心想，这下又妥了。

      广播站设在老乡家里。其实也就是一张桌子，一个放大器，一个电唱机，20几张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的唱片，一个包着红绸子的话筒，现在叫“麦”。

      每天清晨起床，我先把放大器预热，然后把前一天收到的稿件改一下。打开电唱机放上唱片儿，工地一下子就沸腾了。接下来就该我出场了，现在叫直播：“边岗公社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社员同志们，请听工地新闻，××大队报道……”非常遗憾，那时没有录音设备，自己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那段日子，给我们工地指挥部做饭的是个女知青，跟我一个学校，比我低一届，上学时挺有名。她能歌善舞，长得也蛮漂亮，就是个儿略微小点，上学时根本没拿正眼瞧过我这一类人。现在可好，端碗朝前撂碗朝后地伺候我，一口一个甜甜的“孙哥”叫着，一早一晚，洗脸水、洗脚水烧得热热乎乎的。我表面上装着挺不好意思，心里面特受用，那感觉用现在的话说，就一个字：“爽！”我没打算和她处对象，要是想处的话，我感觉十有八九能成。

      还有一个深刻记忆，就是伙食好。农民顶民工，一日三餐就是一尺长的苞米面大饼子，梆梆硬，就着大锅的白菜萝卜汤，可谓艰苦卓绝。指挥部则不同了，吃的是白面花卷，烙油饼。这还不算，还要啃大鹅，喝烧酒。那时没有“腐败”这个词，也不知啥叫腐败。

      那天，指挥部郭主任安排我：“你们大队开烧锅，娄家小烧蛮不错么，你去整几斤。”我准备好了空瓶子，站在那里。郭主任看着我，有些着急：“你怎么还不动身？”我轻声说：“您还没给我钱呢。”郭主任哈哈大笑：“要个屁钱，告诉你们孟会计，记我帐上。”这个孟会计和我挺好，会写诗。我、他、老刘是“诗友”。

      回到大队，找到孟会计。孟会计说：“老‘郭盖’叫你打酒来了吧，龟孙子欠咱们10多斤了，等他来送钱，猴年马月吧。”我有时回忆起这些事，心里就犯琢磨。前些年搞绿化，去乡下采购树苗，一般乡里都有了洗浴中心。叫你说，要搁现在，郭主任是不是早领着我们洗桑拿、泡小姐去了……

      工程完工了。此刻，冬天的第一场雪已覆盖上北国的莽莽原野。我迎着寒风站在河畔，望着面前已冰封雪盖的兴隆河，想起昨天还万马奔腾、红旗招展的工地，想着在这里度过的每天每夜，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再见了，美丽的兴隆河！再见了，我的“播音员”岁月！

                                                          第五章  教   师 

      教师，这是人类社会最崇高的职业。当今社会就更了不得了，这几年工资涨得没边了，叫我们这些人看得眼红心跳。我老婆就是教师，一个月近4000元的收入，整天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给我们爷俩儿做点儿饭，洗件儿衣服，收拾下儿屋子，还时不时有些怨言。

      我告诫她：“亲爱的林老师，您干这些事情，和您的职业、您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它取决于您是妻子，同时您还是一个母亲。”我心里骂，有什么了不起，我当老师那会儿，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撒尿和泥玩呢？ 

      书归正传。那一天，我在大队闲逛，大队中心小学校长来了。校长姓祖，个子不高。我去学校采访过他，好像采访一个老师的事迹。当时俩人谈得挺投机，也就是他挺欣赏我的所谓“才华”。祖校长一进院，没跟我说话，先用眼睛掂量我，我以为自己裤子开口没系上，用手摸了好几下，差点摸出感觉来。和我打个照面，他就直奔徐书记那去了。

      祖校长什么时候走的我忘了，我就记得孟会计喊我：“老孙，徐书记叫你过去。”我一听，恐怕又有好事。一进门，就看见徐书记抽卷烟，蛤蟆头那种，呛得厉害。徐书记说：“中心小学一个老师歇病假，没人代课，祖校长点名来要你。我不想放，可人家说一个月给33块钱的代课费，我就没啥说的了。”我连忙说：“谢谢二叔。”我只有没人在场的时候才敢叫二叔。

      大队中心小学校离大队部有一里多地，是个独立的院落。几幢土房，不到10间教室。一个操场，一个七裂八瓣的篮球架子，一口水井。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校园西边的杨树林。几十棵杨树枝繁叶茂，树影婆娑。炎炎夏日，我和孩子们在树荫下读过课文。

      那天校长把我引荐给全体老师，大家为我鼓了掌。我和潘老师分在一个教研组。我在潘老师家吃过饭，因为她是大队团书记的母亲，我是副书记。潘老师有着非常慈祥的微笑，她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她的身边。我感觉她象我妈一样对我好。她从抽屉里拿出两本课本递给我，她说：“这是四年级语文算术，咱们都是自己写‘教案’，把我的教案你先拿去看，不懂的再来问我。”

      上第一堂课的情形大体是这样的：临出集体户，我穿上了那件平时不舍得穿的蓝上衣，洗得干干净净的。当我拿着本夹子，故做镇静地走进教室时，大脑一片空白，眼前一片漆黑，我一声“上课”，同学们全都站起来高喊“老师好”，我说：“同学们好，请坐。”后边倒数第二桌就弄翻了板凳，把同桌女生狠狠地摔在地上，全班一阵哄堂大笑，全乱套了！

      晚上回到集体户，老刘问我咋样，我说不咋样，他说给学学，我说全忘了。老刘说：“你能不能给我来点正经的。”我寻思了一下：“正经的还真有，就是没看出班里的女同学年龄有多大，我咋感觉跟户里新生小杜差不多呢？有两个女生老盯着我看，把我都给看毛了。”老刘一窜老高：“太好了，娶个农村媳妇回家吧。”我毫不客气地照老刘屁股踢了一脚。

      第二天上课，后排倒数第二桌男生没来，就是昨天弄翻板凳的位置。我在黑板上写字，听到后边一片嘈杂。待我回过头来，那个空位置已经端端正正地坐上了人。一个黑小子立刻举手：“报告老师，他跳窗户进来了。”我非常绅士地走到他的身边：“这位同学，请你从窗户跳出去，然后敲门进教室。”他跳出去敲门，我说：“请进！”我问他迟到的理由，他说：“家里活没干完。”我让他站在前面，然后向大家讲了有事要请假，进屋要走门，要敲门，如何才是懂得礼貌的一些道理。

      第三天上课，我在前面讲课，忽然闻到教室里飘来一阵阵瓜香，我仔细看又是他，他的腮帮子还鼓着。此时，我所有的绅士风度荡然无存。我把书桌里搜出的大香瓜“啪叽”扣在他的脑袋上。香甜的瓜汤顺着他的头流下，流过他的脸和脖子，停在衣服领子上……晚上，我带着歉意去他家家访，当着他的父母亲向他赔礼道歉，他爸爸丝毫没有责怪我，倒是给了他两个大耳刮子…… 

      很快，一个学期就要度过了。我和我的学生们还有他们的家长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几乎每天都有同学带来鸡蛋、沙果、葡萄、玉米、香瓜等等给我吃，我享受着不知什么人才能得到的待遇。临近学期结束，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又一个老师病倒了，一个老师来代课。这个代课老师不是别人，他是老刘。

      从上次我们出去赛诗开始，这次我们的“文化人”生活又出现了第二次重叠，只可惜我们不能做同事了。因为，我代课的那位老师新学期就要复工了。

      我在心里默默的祝福老刘：“好兄弟，这次终于让你走在我的前面，你放心，我一定经常到学校来看你......”

                                        第六章    干部 

      我在大队写报道、编节目、跑腿打杂，有些人以为我也是干部。我算啥干部，人家大队干部挣大队工分，我充其量是个临时工，帮忙的。当时叫做“因工误工补工”，展开说可能是：因为大队用工，耽误了小队出工，再给你补上工。听着好象绕口令。

      我每年在大队干活，自己给自己记天数，年终时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拿给大队孟会计盖上大队革委会公章，交给小队核算工分。我前面说过，孟会计和我、老刘是“诗友”，我们经常弄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摇头晃脑假模假样一唱一和。

      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郭沫若新填的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我不动声色，躲到一边用纸抄了下来，然后把报纸揣在兜里。我找到在大队烧锅烧酒的老刘，说：“哥们，我写的，你给看看。”孟会计正站在那儿扯闲篇儿，老刘没等看，他一把薅过去了。用眼睛扫了一遍说：“操，顺口溜。”我说：“大哥，你可看好了？”他说：“叫老刘看。”老刘拿过去看，说：“挺好。”他说：“操，你俩一伙。”我把报纸拿出来，说：“郭老也写了一首，和我这首有点不谋而合。”孟会计一看，脸造通红，马上抬高声音：“就是郭老写的，也是顺口溜！”只不过把前面那个字省略了。没过几天，这首词谱成了豫剧唱段，叫常香玉唱红了全国。这段恶作剧一直记到了今天。

      你说那时候的人傻不傻？孟会计给我盖戳，从来就没审查过。写多少天自己说了算，可我一天工也没给自己多写过。要搁现在，我干一天不写三天才怪呢！

      我在大队的一个差事是大队团总支副书记，兼着小队团书记。我作为团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公社召开的团代表大会。那时农村团的活动不是太多，我组织团员青年们为小队编过套包，就是马拉车套在脖子上挡夹板的。我们把挑好的苞米叶子抱到队部里，吃完晚饭后，大家围在一起编。

      那时生活很苦，但年轻人在一起却非常快乐。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讲笑话，队长二哥说：“解放前，娄家窝棚有个娄老六。”我觉着又象绕口令，二哥说：“别打岔！老六养了一个傻儿子，因家境富裕娶了一房好媳妇。老两口住里屋，小两口住外屋。一天深夜，暴雨倾盆。只听‘咔嚓’一声惊雷，儿媳妇‘妈呀’一声尖叫。老六问，咋的啦，儿媳妇说，爸呀我害怕。老六说，好孩子别害怕，害怕上爸被窝来吧！”

      二哥一讲完，大伙一顿乐。老曲家大闺儿不干了，大闺儿刚刚相了门户，是娄家窝棚的，也姓娄。大闺儿说：“这事儿是你们老周家的。”二哥说：“你要不信，赶明儿问问你老公公，让他告诉你！”二哥刚说完，老张家春芳就笑岔气了，长长的大眼毛上都是泪水……

      那时侯做团的工作，收团费是个硬指标。每个团员一年要交一毛钱的团费。在贫困的农村，就这一毛钱要拿出来也是很困难的。我清楚记得，很多团员的团费都是一分一分凑起来的。有个团员叫周老疙瘩，我要了三次没要出来，给他逼急了，他说：“老孙，你先给我垫上吧！等哪天你到我家买鸡蛋，我叫我妈多给你俩鸡蛋中不？”一番话整得我好难受。那时农村鸡蛋6分钱一个，好多人家都等着从鸡屁眼儿里往出抠钱呢。我把钱交了，可是我再也没有到他家去买过鸡蛋。

      改革开放后，周老疙瘩在乡政府所在的镇子里开了饭店。有点钱了，他把原配的老婆辞了，又重新聘了一个小服务员做了他的媳妇儿。

      那年我和老刘回去，碰巧在他的饭店里吃饭，我们仨这顿喝。完事我要买单，他急得把衣服脱了，紧紧搂着我的脖子：“老孙，你别跟我扯犊子行不行，你他妈别忘了，我还欠你两个鸡蛋呢！”说到这，他哭了。没控制住，我也哭了。他那个比他孙子大不了几岁的小儿子也哭了……。妈的，和他儿子放一起说，我吃亏了！

      我在大队还当过一个差事，是治保会的副主任。实际上就是跟着主任一起查青。查青就是督察各小队看青和冬天看场院人员是否忠于职守。大队治保主任姓王，我们也叫二哥。我们一般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动。提起来就背气，这一辈子，净给人家当副的了。

      那年农历八月十四晚上，乌云遮住了月亮。我和王主任半夜分手，一个人往家走。走到一片坟地里，困得实在不行了，就抱了几捆谷子，选了一个背风的坟头躺下了。我望着天空，圆圆的月亮勉强透过云层，鬼火一闪一闪地在眼前飘动，我渐渐地睡着了。

      睡梦中老刘一瓢凉水泼在我脑袋上，我一急，醒了。这大雨下得真跟瓢泼似的。我一个人在坟地里，躲没处躲，藏没处藏。狂风四起，电闪雷鸣。怕雷劈死，我趴在坟丘上，一动也不敢动。待风停雨住，我踏着泥泞回到集体户时天已大亮了。此时，我浑身筛糠，冷作一团。

      户里做饭的老曹大姐马上给我烧了一锅热水。我擦完身子躺在被窝里，还是抖个不停。曹大姐给我端来了开水，不知哪位同学献出了白糖。喝着白糖水，我开始出汗。我身子还有些冷，但一股股暖流却在我的心中流淌着……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虽然不能和亲人团圆，但我们全体同学要团圆。在这里，我们就是最亲的亲人。屯子里有人家杀猪，户里去赊了猪肉，我们要包饺子。老刘他们去场院里劈芥菜梗，那是饺子馅儿。

      包饺子了，同学们围着面板又说又笑，我不顾老刘的劝阻爬起来，加入了欢乐的队伍。饺子下锅了，老曹惊叫：“坏了，我准备的豆油还在窗台上，没放馅儿里！”大家一阵哄堂大笑。饺子没放油，可我们依旧吃得很香。

      晚上，我们来到池塘边赏月。雨过天晴，一轮明月高高挂在天空，同时映在池塘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我们两眼含泪，轻轻地唱着那首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第七章  乡村文书 

      临近春节，集体户的同学们除一人看家外，其他的都回家过年去了。我和老刘走不了，要留下来排练节目，上我们大队的“春节联欢晚会”。

      排完节目，回到屯子里，我就成了屯子里最忙的人。我要给整个屯子里的人家写春联、写挂钱。因为那时我已是这个大队远近闻名的“书法家”了。

      那年，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小队要向大队表决心，大队要向公社表决心。就是那个《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10个小队加上大队的决心书都出自我的手笔。

      写决心书时，我两眼含泪，凝神专注。一字一字，端端正正，来不得半点马虎。写坏了，一大张白纸立即团掉。这时，保管员程大叔要在，给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再骂我。除非他不想活下去。几天下来，心情虽然沉重，但书法技艺见长。回过头去，再看小队墙上和大队药匣子上面的东西，我总怀疑那是我用脚描出来的。

      到社员家去写春联、挂钱，可以享受到“国家总统”一级的款待，至少我和老刘感觉是那样的。杀年猪，是中华民族几千来留下来的习俗。那段日子，屯子里到处传出公猪母猪们绝命之前的哀号。但我和老刘听着，就象男女歌唱家的歌声一样美妙。我们被整个村庄的猪肉包围着，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佳肴美酒，每天晚上都是喝醉了相互搀扶着回到集体户。

      这里郑重声明，老刘喝酒吃肉绝不是跟我借光，他也是受到庄重邀请的。因为第一，他是他们孩子的“恩师”;第二，他和我一样，也是乡村里没人任命、不拿薪金的“文书”。

      “乡村文书”的职责，一是代写家书。这个屯子里很多人家的家信都是由我和老刘完成的。写家信时，我们俩竭尽笔墨、满纸倾诉亲人之间的离别思念之情。一般写完，都给老乡先读一遍。远在家乡的亲人还不知道什么事，寄信的人已是泪流满面了。

      二是为集体户同学策划情书，当然主要是男生。方圆十里，同学、恋人之间的浪漫情书基本上都是由我们完成的。我们写情书的蓝本就出于那时能看到的几部小说，如《家》、《春》、《秋》，《雾》、《雨》、《电》等等。我最怕写这些东西，一写进去，气儿就跟不上，心砰砰乱跳，一阵一阵地蠢蠢欲动。

      说到策划情书，有这样一个情节必须要讲，但这个情节和一些文学作品似乎有些雷同，我怕叫人说成抄袭。好在有当事人老刘可以作证。

      老马向新生小王展开爱情攻势，情书是老刘策划的。几轮下来小王芳心被俘。但小王乃心灵手巧之人，心里明镜似的。她深知，此等作品非孙刘二人莫属。因此，她开始用那双并不美丽的眼睛试探。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老刘自然很快败下阵来。于是，老刘有麻烦了。“我给你洗呀？”“你吃吧！”“你还想吃啥？”不绝于老刘耳。在那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 

      老刘找到我，向我倾诉苦恼。我异常冷静，向老刘掏了心窝子。我说：“尔要当断。当断不断，必有其乱。马现已毒火攻心，尔若卷入，势必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此乃一。二，王虽德居上品，但相貌与之反差巨大，如若婚配，天下人笑之！不仅笑尔之，且笑吾之。”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平生第一次干了“缺德事”，拆散了一段姻缘。但也成就了老马和小王无比美好的婚姻。如今，我、老刘、老马三家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刚刚吃完老马儿子的喜酒。

      老李是集体户里的老生。他是跟着市杂技团走“五七”道路来这里的。他爸爸是杂技团的美工，善画虎，精烫画。烫画就是用电烙铁在胶合板上出溜儿。爸爸妈妈返城，他不够资格，把他扔在集体户里。

      他在城里有个对象，吹了。三天没吃一口饭。那天，他突然打起了精神：“老孙，你帮大哥写信，噘她！”我拿起笔作刀枪，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寻找着我所知道的全世界最污秽、最肮脏、最无耻、最下流的语言，把那个我还不知名的美丽姑娘骂了个狗血喷头！给老李念完信，老李非但不感谢我，还实实在在地给了我一拳，打得我现在还有些疼痛。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好人呢，你他妈整个也是个流氓啊！”

      一天，屯子里程五叔满街找我。程五叔是保管员程大叔的叔伯兄弟，生产队里的更倌儿。五婶是我们屯子里的疯子。毛主席逝世那几天，我们去公社参加追悼大会，都戴了黑纱。被她看见了，她回家整了两块蓝布，做了两块“蓝纱”，一左一右戴在两个胳膊上，成了屯子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五叔四十岁左右，五婶满足不了他的感情生活。他就在邻居周二小子媳妇儿身上下了茬子。整天围在二小子媳妇身边，嬉皮笑脸、动手动脚，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性骚扰。全屯子都知道，就瞒着老二一个人。赶巧，一天二小子歇气回家喝水，把五叔和媳妇堵在了屋里…… 

      大队治保主任和两个民兵把五叔“请”了去，他就交代了他的全部“罪行”。大队决定在小队召开批斗大会，由五叔“宣读”自己的检讨书。他找我就为这检讨书，我坚决不答应，一百个不行。五叔痛哭流涕，扑通一下跪倒在我的面前。我连忙扶起他，平生第一次写下了那样的一篇东西，那篇文字我没敢保留。

      除夕一大早，我和老刘去大队。整个屯子的门楣、粮仓、猪圈、鸡窝都贴出了我写的春联、挂钱。红色的春联和洁白的雪相映成趣，格外引人注目，整个村庄就象在办我的“书法大展”。

      老刘忿忿不平：“这点活儿算是让你整到手了，你小子自己说说，上学时我比你差吗？”我说：“你活该倒霉，活该愿意……”

                                                      第八章   编剧和演员 

     那个时候，城市乡村每个单位都有个业余文艺团体，叫做“毛泽东思想战斗宣传队”，简称“战宣队”。娄家大队也不例外。

      大队宣传队里，有说东北大鼓的穆瞎子，就是老刘在《乡村评书》里写的那个人。还有他的徒弟程家大哥，程大哥是骂我那个保管员的儿子，他还会唱样板戏，他整天象牵狗一样牵着他的师傅。

      穆瞎子有几个绝活，老刘没说，我替他说。一是穆瞎子吃饭，知道菜的大体位置后，他能准确夹到每一道菜，吃饭时绝不掉下一个饭粒;二是数九隆冬，他能走着直角、去明眼人都怕滑的井沿儿挑水，从不失足;三是分别多年，可以凭声音搜索到你的名字。我在给《乡村评书》写的回复中提到了这件事。

      宣传队里还有个唱地方戏和评戏的姑娘小张，她年青、漂亮、活泼、大方，充满了朝气，是我们宣传队的台柱子。她要不是农村青年，我和老刘是不会放过他的，最起码老刘是不会放过的。最让我俩不能接受的是，回城后，听说她患脑瘤死了，据说还没有结婚。唉，实在太可惜了。

      开始我和老刘不登台演出，做现在所说的编剧工作，我们合作的小评剧《开镰之后》，在公社汇演中拿了剧本创作一等奖，得了一面明晃晃的大镜子。前几年我们回去，看见还挂在村主任的办公室里。这个剧差点没整到县里去。那时不能突出个人，必须说是集体创作。因此这个剧，是以我和老刘谁为主创作的，我也没法说，各自心里有数就得了。剧中说的是东北农村南坡生产队，开镰后，一个会瓦工活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破坏秋收生产，组织劳力出外搞黑包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故事。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生产小队，那个剧中的反面人物“黑老包”就是老刘在“五十相聚”写过的《老包》里的老包。

      一天，大队党支部审查节目。徐书记看完后说：“这些节目还可以，就是没有快板书和相声什么的。”宣传队长姓蒋，又是大队团书记，就是潘老师的儿子。他说：“咱没这方面的演员。”徐书记笑眯眯的瞅瞅我，又看看老刘：“还没有演员？我看老孙、老刘就行！这两个小子成天在大队合伙捉弄人，说整谁就整谁，没谁整了就互相剋，就他俩了。” 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俩你瞅我，我瞅你，心里一阵突突。

      在农村，大队书记就是“土皇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我和老刘共同创作并一起排演了相声《苦战蛤蟆塘》，反映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故事。排练时就是模仿马季和唐杰忠，按现在的说法我是逗哏，老刘是捧哏。几天后，在大队说了一遍，把大伙乐得前仰后合。

      徐书记乐完，指着我俩的鼻子说：“我的话就听一半是不，快板书呢？”我说：“快板书我能说，但不会打板。”徐书记说：“啥叫不会，老杨没老婆时啥都不会，现在四个孩子，外边有的还不算。”老杨就是让我上大队写药匣子的杨主任。老杨说：“你能不能别一天总拿我开涮，我又不是你姐夫。”

      我马上开始练板儿，回到集体户一顿“呱唧”。老刘负责写段子，写完拿给我看，题目叫《乡村新事》，内容是歌唱社会主义新农村里的新风尚。我说：“你这叫快板书吗，你这是诗朗诵，是不用竹板的。”不管他愿不愿意，我一顿乱改。此时，我竹板打得有了些意思，梁厚民的几个花样也弄会了。这个段子到公社参加了汇演，我憋足了劲要拿奖，但没整上。

      过年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年三十儿后晌儿，我们在大队演出。一个拖拉机的拖车搭建成临时舞台，舞台四周围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我和老刘说完段子，大队院子里就成了欢乐的海洋。我们俩下不去了，老乡们一个劲起哄。那时不懂得返场，也没准备小段儿。我们俩就在台下找熟人，埋汰这个几句，窝囊那个两句，把大姑娘小媳妇乐得直捂肚子…… 

      晚上，徐书记把我和老刘叫到他家吃年夜饭。二婶一个劲儿的给我们俩夹菜，反复说：“你俩可给我笑死了，可给我笑死了。”二叔若有所思：“唉，乡下缺少的就是你们这样的文化人哪，可惜你俩是下乡青年，是我养不住的‘金凤凰’啊……”

      这一年，是我和老刘平生第一次没有在家过除夕。午夜，我们站在集体户门前，望着漆黑漆黑的夜空，想念着远在家乡的亲人。一阵阵鞭炮声，震颤着我们两颗年轻的心。我即兴赋诗一首：“物转星移岁自流，心灰意冷血方休。爆竹声声惊瑞雪，飘落几多苦和愁……”

                                                                      尾  声

      写到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好写的了。我和老刘这两个“文化人”把农村里和文化相关的事情做的差不多了。

      还有两个行当我俩望尘莫及。一是画匠，若放在标题里就叫“画家”。户里老李的爸爸是真正的画家，十里八村，大柜、炕琴上那些美丽的花朵都是老李爸爸画上去的。他还会画棺材。二是赤脚医生。赤脚也就是不穿鞋的意思，实际农村赤脚医生也穿鞋。医生包括那些用手去掏马屁股的兽医和那些流动的为猪、马、牛做“计划生育”手术的人。这些活靠的是真本事，像我俩这样指着耍一点小聪明躲避劳动的人，万万不敢靠前。

      1978年7月，市里给了集体户一个招工名额。国营企业，是我们父亲所在的单位，一个近万人的铁路工厂。如果有两个名额，那必须是我们一起走，但只有一个。

      那时招工返城，怕就怕这件事。昨天两个知青同学是最要好的朋友，今天就有可能分道扬镳。这样的事我能在我的同学中举出很多例子来。那天晚上，我和老刘把手紧紧攥在一起，对天发誓，不管谁先回城，都不能破坏我们的友谊。

      尽管这样说，我和老刘的接触明显少了，我们各自揣着自己的心腹事。终于熬到了集体户同学民主选举的时刻。经过投票、计票、唱票一个个环节，老刘胜出。其实，这个结果我早就预料得到，因为老刘的人缘在集体户里要比我好上一千倍。

      老刘回城了，我躺在火炕上，脑海里反复回放着我们俩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三年多了，我们一道走过了艰苦的岁月，我们拥有着一样的人生旅程，我们共同享受着其他同学享受不到的人生快乐。一个个场景、一件件往事都让我激动万分。此时此刻，我的心中翻江倒海，已经夜不能寐，我悄声下地，走进厨房，拉开了电灯，一口气写下了150行的长诗《别离抒怀》。

      “用什么赞美我们的友谊 /  用什么纪念我们的别离  /  痛饮黄龙  /  我们已不止一次把酒杯高高举起  /  畅叙友谊   /   我们已说过几夜同志式温情的话语……”

      整个诗篇，描绘了我和老刘在农村经历的一切一切，抒发了我对同学、对同志、对朋友不尽的思念，憧憬了我们人生美好的未来。我个人觉得这首诗大气豪放、酣畅淋漓，让我的心潮波澜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前些天，我把它放在了“五十相聚”上，我不管网友们怎样看待它，但我一生都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永远抱在怀抱里，自己去说好。

      老刘回城了，我好几天没去大队，同学们都去上工了，我把自己闷在房间里，静待着老刘的回音。那一天，保管员程大叔叫我去队里取信，把一个厚厚的大信封交到我的手里。此时，我的心就要跳出胸口，我没有回户，急不可耐地坐在当街的柳荫下，打开信封。《春城寄语》，几个大字立刻映入我的眼帘。这是一首和《离别抒怀》大小等同的诗篇。优美的词句，真挚的情感又一次盖过了我，使我甘拜下风。我在心里骂着：“老刘，你等着吧，你等哪天回去我再和你较量，我的诗不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你写得好……”

      “老孙，你看啥呢？”队长二哥把我从诗的意境中拉回到现实。“大队徐书记叫你马上过去呢。”我急忙站起，转身向大队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