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者非王，败者非寇

古往今来，成王败寇，弱肉强食，几乎成了一条铁律。尤其是中国历史，历次改朝换代，敌对双方非得争个你死我活才肯罢休，因为一山是容不得二虎的。胜利的一方一旦当权便是合法，拥有立法权，拥有了公共宣传、历史编撰的自由。战败者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他们被打入“另册”，除了受到法律上的惩罚外，还会受到社会上的各种歧视和伤害。于是，仇恨、报复；新的仇恨，再报复；如此循环反复，永无穷尽。

而读美国历史，感觉却似乎有些不同，尤其是南北战争时期。一场持续了四年付出了六十多万士兵生命的内战，却得到了圆满的结局。战败的南方既没有成为战胜的北方任意宰割的战利品，也没有被打入历史的“另册”而遭受上升到国家政策或法律上的歧视清算。

通过对细节的再现，可以看到美国的政治家们对所谓“胜者成王败者寇”思想的彻底颠覆。当战争由最初北方的劣势在格兰特将军的指挥下转为强势，南方败局已定时，按常理，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除了载歌载舞地庆祝胜利外，接下来的事应该是大封功臣和追歼穷寇了。但历史资料表明，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等北方领导人在胜利来临之际，他们非但没有痛饮庆功酒，反而忧心忡忡焦虑万分。为何？因为他们所忧虑的是，该怎样在赢得战争胜利、结束分裂局面的同时，不留下南北隔阂、种族仇恨等战争后遗症，他们既不想让战后的美国人民生活在互相敌视、互不信任的阴影之中，更不想整个国家陷入永无休止的战争泥潭中。于是，格兰特将军诚恳地向他的对手罗伯特·李写信，要求其投降，而且是有条件地投降。

几乎在同一时候，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也在痛苦地思考这个问题：是放下武器投降还是坚持抵抗到底？当时罗伯特·李面临着另一种选择，那就是脱下军装转入民间的游击战，以便迅速扭转南方政治上的失利，造成划疆而治的政治局面。若干部下也提议拒降以让部份小单位渗透出包围圈外，进入山区以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但是，作为职业军人的罗伯特·李清醒地知道，他所从事的战争必须是一项高尚的事业，“军人”对他的全部含义就是维护民众利益。丛林游击战固然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但更多的是在民众间积累起仇恨和报复，给同胞带来长期的痛苦和牺牲。游击战打破军人、平民的角色区别，将暴力引入民间，把本该由军队承担的责任、伤亡、饥饿、疾病转嫁平民，平摊到每一个老百姓头上，这种东方政治家惯用的谋略向来为职业军人所不齿。军民不分不仅直接伤害妇女、儿童、老人和无辜的自然环境，而且在人民内部积聚仇恨，埋下打击报复、政治运动迭起的种子，使道德正义离人们而去，造成整个民族的道德沦丧。游击战远远超出职业军人的道德底线，李将军宁肯接受敌人强加给他的叛乱罪名，把自己交给北方吊死在绞架上，也不愿用游击战牺牲美利坚全民族的和平。于是罗伯特·李拒绝了部下的提议，选择了放下武器投降。惟一的条件是，希望北军能确保每一个南军士兵的安全和尊严。此时此刻，这两位来自西点的毕业生接下来的问题就只剩下一个：谈判。他们的这个决策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历史。

整个谈判过程非常短暂，格兰特这个在战争中以最不容情著称的人，这时显示出了宽宏的度量和机智的策略，开出的唯一投降条件是：“南军官兵将凭誓获释，不得重新拿起武器，全部武器、弹药、给养都要作为缴获的物品而交出，但不包括军官的随身武器”，最令美国历史学家感动的是，格兰特还同意了李将军的请求，“让每个声称拥有骡马的人把牲口带回家去耕种他们的小块田地”，以助于解甲归田的他们收获下一季庄稼，养活家中老小安然度过冬天。经过双方谈判，格兰特将军在投降书中给予了南军全体将士不同寻常的承诺：南军军官可以携带手枪或佩剑，每个军官和士兵都得到一份由格兰特将军签署的证明书，证明他们都是放下武器的平民，他们可以自由地回到家乡，不予追究战争罪行。这种证明书，签署了近三万份。格兰特将军的承诺，多年来保障了每一名投降军人个人和家庭的安全和尊严，无论士兵或军官在战争后都没有被逮捕或坐牢，也没有遭受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他们和北方人一样获得了一个普通平民安宁和平静生活的权利。当联邦军士兵欢呼胜利时，格兰特将军马上下令阻止：“战争结束了，叛乱者们重新成了我们的同胞。”林肯获悉李将军投降后大喜过望，当即下令白宫演奏南方歌曲《迪克西》以示敬意：“从现在起，南方人又是我们的骨肉兄弟”。

一场历时四年的内战，就这样平息了。这里，胜者不必为王，败者未必是贼。战后，罗伯特·李将军的军衔得以保留，他来到美国小镇列克星顿为南军将士守灵，在谢绝了很多高额收入的工作邀请后，最后选择出任弗吉尼亚华盛顿大学的校长，年薪只有1500美元。任期内，李在教育哲学上提出了终生学习的必要性，还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系和商业系，改善了学校的财政状况和校园建设，一度使该学校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学院之一。1870年10月12日，李由于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