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人民日报夺权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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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旁落：“文革”中人民日报夺权纪实
余焕椿
“小政变”：陈伯达夺吴冷西的权
自从1965年11月1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人民日报就一直在揣摸上海“气候”和观察吴冷西的情绪、行为和举止中过日子。 编辑部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观察动向，刺探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这两个地方对人民日报似有防范和警惕，滴水不漏。有时觅得一点蛛丝马迹，又往往凭主观愿望推断，得出错误结论。 吴冷西仍同往常一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有时突然召开编委会，有时从钓鱼台打个电话过来，传达一点中央精神，每一次这样的举动都在编辑部引起不同反响。有人说“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也有人说“吴冷西是故作镇静”，其实，谁也把握不准。 这个时候，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这段时间发泄对《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对中央第一线领导的不满，给该报设置陷井：遇事撇开《人民日报》，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别的报上发表，重大决策对报社封锁。因为这样，人民日报一度对政治动向不摸底，对中央领导意图不清楚，处境十分艰难"。（穆欣：《劫后长忆》）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统一部署，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明攻"三家村"，实攻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口气很大，调门很高，充满杀机。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晴 辨明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诬蔑《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两天后，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宣称《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荡"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北京、上海舆论同时发起对"三家村"的狂轰烂炸，显然是在配合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等人的批判。而挖"最深的根子"的意图也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像这样的重大举动，总是《人民日报》先发社论或文章，其它报纸转载。现在颠倒过来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和社论。这种怪现象，使编辑部大多数人感到吴冷西大势已去，《人民日报》已被"开除出局"。 面对这种局面，报社人员开始分化，纷纷起来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敦促吴冷西作检查。编委会和党委会主要领导仍抱幻想，同群众对立。他们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施加压力，目的自然是保吴冷西。 1966年5月18日，陈伯达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批评人民日报一潭死水，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内部的分化。 领导层方面，继续保吴冷西。编委会中胡绩伟提出了著名的"保旗论"，他说，"吴冷西是一面旗帜，人民日报在风雨飘摇中要同舟共济，保护这面旗帜"。党委会则积极策划"民主运动"，准备抓"右派"，提出要抓"四条黑线"--彭真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 群众方面，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人民日报这潭"死水"真的动起来了，陈伯达感到高兴，说"大字报好，是教育自已，教育编辑部同志们的很好的工具"。他提出要批判"保旗论"，并根据大字报点名的情况，提出人民日报有一个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四大家族，鼓动人们起来把他们打倒。 陈伯达要把"死水"搞成"活水"，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夺权。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陈伯达宣布他是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康生是顾问。会上，陈伯达、康生再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5月5日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的删节。康生指出，这不仅仅是"大报思想问题"，"这种错误同人民日报领导人在这场阶级斗争中长期处于中间立场有关"。陈伯达当场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 5月23日，陈伯达又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劫后长忆》） 下午，邓小平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负责人会议，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邓小平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党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一面批评《人民日报》，一面又鼓励吴冷西振作精神，好好工作。邓小平说，"《人民日报》跟《北京日报》不一样，不要自已把自已置于同北京日报一样的位置"。"《北京日报》出了问题好办，是北京市委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出了问题怎么办？是中央出了问题"。"首都各新闻单位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还说，人民日报的大字报乱哄哄的，以后只能在几间小屋子里面贴。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全都出席了怀仁堂会议。他们当中一些人受邓小平讲话鼓舞，兴奋异常。会后，党委书记和一位编委挤进吴冷西的汽车，想讨好吴冷西。党委书记说，"你看吧，那些写大字报的都要缩回去了"。那位编委则表示："幸好我只发了一次言，只写了一张大字报，差一点上当了。"他们只知道邓小平在讲话中保了吴冷西，可是他们怎能知道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呢？从此，领导成员也不再铁板一块，"四大家族"分化了，各人按各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有的后来成了鲁瑛的"高参"，紧跟"四人帮"。 晚上，陈伯达率工作组、"记者团"来到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让吴冷西停职反省，并把他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让印刷厂工人把大字报贴到编辑部楼道上来。陈伯达一举一动，无不显示他与几个小时前邓小平的讲话针锋相对。其用意无非是要向报社传递这样的信息：邓小平救不了吴冷西。 《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开始陷落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煽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鼓动人们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伯达得意洋洋地说："我在人民日报几间房子里搞了个小小政变"。所谓几间房子，指的就是总编辑办公室、评论组办公室和秘书室（也称机要室或值班室），这都是报社核心部门，掌握了这几个部门，就等于掌握了全局。更何况他还带来一个"记者团"，将他们分派到各部门为他当耳目。这个"记者团"实际上是工作组，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比后来毛泽东称之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早50天。
"夺权"：判定是非的惟一标准 报社机关党委策划的所谓"民主运动"还没有来得及运动起来，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就来到了报社，组织队伍的工作也因此而夭折。报社内部虽不平静，但尚未出现两派严重对立的乱局。 10月中旬情况发生变化。由1966年《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煽动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形成了高潮。受其影响，报社对"前期运动（1966年6月到10月）执行了什么路线"开展了一场辩论。一部分同志提出，报社前一段运动"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贴大字报批评陈伯达，大字报题目就是《陈伯达同志有三错》： 一错。陈伯达不依靠群众，而依靠像王揖那样的"黑帮分子"。大字报说，"人民日报坚定的革命分子有的是，可是伯达同志偏偏找上了王揖"，"找错了对象"。陈伯达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向王揖亮了底"，"这一步首先就走错了"。大字报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揭吴冷西黑帮的盖子，陈伯达同志所依靠的，首先不是人民日报广大的坚定的革命群众，而是像王揖那样有严重问题的人。照他这样的计划作战，打起来的势必是一场'兵临城下'式的战争，而不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二错。陈伯达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提出的"四大家族"作为打击重点，是"最大框框"，"这一定，实际上限制了群众起来揭发'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的黑帮"，"故意把其他比这四个人更甚的黑帮分子放在一边"。 三错。陈伯达派记者团是"错误路线的产物"，"这个记者团不光听，光记，实际上是指挥报社运动的工作组"，报社运动的"革命良机被记者团断送了"。 根据以上三错，大字报断言，人民日报贯彻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反动路线，把人民日报运动搞成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惨局'"，因此"要另起炉灶，进行全面夺权"。 这样的大字报在报社挑起了一场大辩论。大字报提出"'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黑帮"的问题，甚至提出要"另起炉灶，全面夺权"，不仅是对报社前期运动如何估价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报社运动今后按什么方向和路线向前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党组织已完全瘫痪，群众为表达自己的观点，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多达十余个。以观点分主要是两派，一派以"遵义红旗战斗团"（简称"遵义"）为代表，认为前期运动"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派，以"井冈山战斗团"（简称"井冈山"）为代表，与"遵义"观点相反，认为前一段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打击的重点放在"四大家族"上是对的，报社没有一个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有反动路线的影响，应当揭发批判，但不能说报社还有"'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黑帮"，并强烈反对"另起炉灶，全面夺权"。这是个少数派，总共不过30人，其中有王若水、李希凡等在报社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辩论结果，"井冈山"占了上风，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在辩论过程中也一再修改自已的观点，最后只提"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社的严重影响"。双方的观点已经相当接近，但在夺权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遵义""输"了，但主张全面夺权，得到陈伯达、王力、关锋和唐平铸的支持，后来成了报社最大的掌权派。"井冈山""赢"了，但反对全面夺权，为陈伯达等人所不容，被打成保皇派，长期受压制。 两派之间在夺权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完全是王力、关锋和唐平铸一手造成的。1967年1月9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指出："6月1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当晚贴大字报，断章取义，片面强调"要夺权"，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把报纸的领导权真正地全部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让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靠边站"。这样，继"六·一夺权"之后，人民日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全面夺权。
“小政变”：陈伯达夺吴冷西的权
自从1965年11月1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人民日报就一直在揣摸上海“气候”和观察吴冷西的情绪、行为和举止中过日子。 编辑部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观察动向，刺探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这两个地方对人民日报似有防范和警惕，滴水不漏。有时觅得一点蛛丝马迹，又往往凭主观愿望推断，得出错误结论。
吴冷西仍同往常一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有时突然召开编委会，有时从钓鱼台打个电话过来，传达一点中央精神，每一次这样的举动都在编辑部引起不同反响。有人说“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也有人说“吴冷西是故作镇静”，其实，谁也把握不准。 这个时候，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这段时间发泄对《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对中央第一线领导的不满，给该报设置陷井：遇事撇开《人民日报》，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别的报上发表，重大决策对报社封锁。因为这样，人民日报一度对政治动向不摸底，对中央领导意图不清楚，处境十分艰难"。（穆欣：《劫后长忆》）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统一部署，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明攻"三家村"，实攻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口气很大，调门很高，充满杀机。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晴 辨明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诬蔑《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两天后，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宣称《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荡"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北京、上海舆论同时发起对"三家村"的狂轰烂炸，显然是在配合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等人的批判。而挖"最深的根子"的意图也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像这样的重大举动，总是《人民日报》先发社论或文章，其它报纸转载。现在颠倒过来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和社论。这种怪现象，使编辑部大多数人感到吴冷西大势已去，《人民日报》已被"开除出局"。 面对这种局面，报社人员开始分化，纷纷起来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敦促吴冷西作检查。编委会和党委会主要领导仍抱幻想，同群众对立。他们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施加压力，目的自然是保吴冷西。 1966年5月18日，陈伯达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批评人民日报一潭死水，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内部的分化。 领导层方面，继续保吴冷西。编委会中胡绩伟提出了著名的"保旗论"，他说，"吴冷西是一面旗帜，人民日报在风雨飘摇中要同舟共济，保护这面旗帜"。党委会则积极策划"民主运动"，准备抓"右派"，提出要抓"四条黑线"--彭真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 群众方面，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人民日报这潭"死水"真的动起来了，陈伯达感到高兴，说"大字报好，是教育自已，教育编辑部同志们的很好的工具"。他提出要批判"保旗论"，并根据大字报点名的情况，提出人民日报有一个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四大家族，鼓动人们起来把他们打倒。
陈伯达要把"死水"搞成"活水"，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夺权。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陈伯达宣布他是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康生是顾问。会上，陈伯达、康生再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5月5日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的删节。康生指出，这不仅仅是"大报思想问题"，"这种错误同人民日报领导人在这场阶级斗争中长期处于中间立场有关"。陈伯达当场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 5月23日，陈伯达又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劫后长忆》） 下午，邓小平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负责人会议，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邓小平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党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一面批评《人民日报》，一面又鼓励吴冷西振作精神，好好工作。邓小平说，"《人民日报》跟《北京日报》不一样，不要自已把自已置于同北京日报一样的位置"。"《北京日报》出了问题好办，是北京市委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出了问题怎么办？是中央出了问题"。"首都各新闻单位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还说，人民日报的大字报乱哄哄的，以后只能在几间小屋子里面贴。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全都出席了怀仁堂会议。他们当中一些人受邓小平讲话鼓舞，兴奋异常。会后，党委书记和一位编委挤进吴冷西的汽车，想讨好吴冷西。党委书记说，"你看吧，那些写大字报的都要缩回去了"。那位编委则表示："幸好我只发了一次言，只写了一张大字报，差一点上当了。"他们只知道邓小平在讲话中保了吴冷西，可是他们怎能知道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呢？从此，领导成员也不再铁板一块，"四大家族"分化了，各人按各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有的后来成了鲁瑛的"高参"，紧跟"四人帮"。 晚上，陈伯达率工作组、"记者团"来到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让吴冷西停职反省，并把他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让印刷厂工人把大字报贴到编辑部楼道上来。陈伯达一举一动，无不显示他与几个小时前邓小平的讲话针锋相对。其用意无非是要向报社传递这样的信息：邓小平救不了吴冷西。 《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开始陷落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煽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鼓动人们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伯达得意洋洋地说："我在人民日报几间房子里搞了个小小政变"。所谓几间房子，指的就是总编辑办公室、评论组办公室和秘书室（也称机要室或值班室），这都是报社核心部门，掌握了这几个部门，就等于掌握了全局。更何况他还带来一个"记者团"，将他们分派到各部门为他当耳目。这个"记者团"实际上是工作组，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比后来毛泽东称之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早50天。
"夺权"：判定是非的惟一标准 报社机关党委策划的所谓"民主运动"还没有来得及运动起来，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就来到了报社，组织队伍的工作也因此而夭折。报社内部虽不平静，但尚未出现两派严重对立的乱局。 10月中旬情况发生变化。由1966年《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煽动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形成了高潮。受其影响，报社对"前期运动（1966年6月到10月）执行了什么路线"开展了一场辩论。一部分同志提出，报社前一段运动"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贴大字报批评陈伯达，大字报题目就是《陈伯达同志有三错》： 一错。陈伯达不依靠群众，而依靠像王揖那样的"黑帮分子"。大字报说，"人民日报坚定的革命分子有的是，可是伯达同志偏偏找上了王揖"，"找错了对象"。陈伯达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向王揖亮了底"，"这一步首先就走错了"。大字报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揭吴冷西黑帮的盖子，陈伯达同志所依靠的，首先不是人民日报广大的坚定的革命群众，而是像王揖那样有严重问题的人。照他这样的计划作战，打起来的势必是一场'兵临城下'式的战争，而不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二错。陈伯达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提出的"四大家族"作为打击重点，是"最大框框"，"这一定，实际上限制了群众起来揭发'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的黑帮"，"故意把其他比这四个人更甚的黑帮分子放在一边"。 三错。陈伯达派记者团是"错误路线的产物"，"这个记者团不光听，光记，实际上是指挥报社运动的工作组"，报社运动的"革命良机被记者团断送了"。 根据以上三错，大字报断言，人民日报贯彻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反动路线，把人民日报运动搞成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惨局'"，因此"要另起炉灶，进行全面夺权"。 这样的大字报在报社挑起了一场大辩论。大字报提出"'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黑帮"的问题，甚至提出要"另起炉灶，全面夺权"，不仅是对报社前期运动如何估价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报社运动今后按什么方向和路线向前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党组织已完全瘫痪，群众为表达自己的观点，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多达十余个。以观点分主要是两派，一派以"遵义红旗战斗团"（简称"遵义"）为代表，认为前期运动"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派，以"井冈山战斗团"（简称"井冈山"）为代表，与"遵义"观点相反，认为前一段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打击的重点放在"四大家族"上是对的，报社没有一个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有反动路线的影响，应当揭发批判，但不能说报社还有"'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黑帮"，并强烈反对"另起炉灶，全面夺权"。这是个少数派，总共不过30人，其中有王若水、李希凡等在报社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辩论结果，"井冈山"占了上风，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在辩论过程中也一再修改自已的观点，最后只提"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社的严重影响"。双方的观点已经相当接近，但在夺权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遵义""输"了，但主张全面夺权，得到陈伯达、王力、关锋和唐平铸的支持，后来成了报社最大的掌权派。"井冈山""赢"了，但反对全面夺权，为陈伯达等人所不容，被打成保皇派，长期受压制。 两派之间在夺权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完全是王力、关锋和唐平铸一手造成的。1967年1月9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指出："6月1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当晚贴大字报，断章取义，片面强调"要夺权"，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把报纸的领导权真正地全部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让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靠边站"。这样，继"六·一夺权"之后，人民日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全面夺权。 尽管唐平铸因军报"一一三夺权"事败，从人民日报代总编辑的位置上摔了下来，被揪回了军报，但比唐平铸更有力的人物王力、关锋直接介入夺权行动，干得更疯狂，更肆无忌惮。
以革命名义王力关锋再夺权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文革"开始走向社会。"破四旧"、"大串连"、抄家、揪"牛鬼蛇神"、揪"黑帮"活动，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和混乱。从6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停止了工作。8月底，全国政协也停止活动。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知名人士遭到迫害，各地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高潮。半年时间，中国被搅得昏天黑地。 就在这半年时间内，中央文革所有成员都在这乱势之下，为全国范围内全面夺权，出谋划策，做着各种准备工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上海夺权，制造所谓的"一月革命"，为全国树立一个夺权样板。康生坐镇北京，做煽动各地响应上海夺权的思想发动工作。陈伯达、王力、关锋对人民日报实行第二次夺权，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夺权做舆论准备。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的"六·一夺权"并不顺利。他低估了吴冷西的影响，低估了人民日报编辑队伍的水平和能量。尽管"六·一"夺了权，但一些重要部门，像评论、理论等还在吴冷西时代的原班人马手中，他们并不完全听命于陈伯达和他的工作组，许多有识之士虽无力与其抗争，但都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消极抵制或不合作态度，使陈伯达和他的工作组遇到不小的阻力。他曾万般无奈地说："人民日报这个组织，5月31日以后是改良的，不是革命的。人民日报不能改良，要革命。" 6月以后，陈伯达已不常来报社，他正忙于策划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于是把联系、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交给"文革小组"两名成员──王力和关锋。陈伯达说，"王力主要管人民日报，关锋主要管红旗杂志"。 1月19日，王力到报社接见极力主张夺权的一派，大肆散布极左狂言，鼓动全面夺权。王力说，"上海革命^造**派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两个字：'夺权'"。"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不能无动于衷。""你们报社死气沉沉，没有革命气息，你们同北京文化大革命没什么联系，可以请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北师大井冈山、首都兵团、政法公社和革命^造**派的工人进驻报社，参加报社的工作。""人民日报不要不让人进来，欢迎你们（指跟随王力进报社的北航等校学生）监督，这个报不单是他们的，也是你们的。你们外来的应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否把你们办的《红卫兵报》的同志调一部分人来办报呢？""每个办报的同志，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战士，然后才有资格办报，不然就请靠边站，养老去，不配在党报工作。""都那么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完全是错误的"，"如果是保字派，就要打一点儿官腔"。 王力还说，"1949年以来，有些人变成了资产阶级"，"这次要彻底打碎一切旧机器，创立新机器"，"要在一切部门，一切领域，凡是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权，都要统统把它夺过来"。 20日凌晨，王力、关锋又来报社，重申支持夺权。王力说，他同陈伯达、康生、江青研究了几点意见：人民日报的权，凡掌握在资产阶级当权派手里、执行反动路线者手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手里者，统统要把它夺过来，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几个代表手里；赞成报社内一些人成立"监督小组"，监督报纸工作；赞成社会上一些人进驻报社，成立"监督小组"，监督报纸工作；在版面上不发表内部改革的"革命宣言"。 接着，"遵义红旗战斗团监督小组"和"首都红卫兵监督小组"正式宣布成立。会上，关锋讲话特别强调要"火烧理论部"，"砸烂评论组"，"要把理论部的保守势力打垮"。王力甚至说，"理论部还能不能挽救出一两个人来"。 王、关点理论部、评论组的名，是有针对性的。这两个部门在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时，态度消极，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的言行持怀疑态度，对他们"指示"从不以为然。在报社内部，他们坚决反对陈伯达、王力、关锋在人民日报煽动夺权，拉社外红卫兵进报社介入报社运动，砸烂机构，打击一大片等一系列极左做法，并经常以"井冈山"名义贴大字报，表明观点。因此，"井冈山"和理论部、评论组就成了他们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遵义"积极响应王、关号召，趁机压垮"井冈山"。当夜，他们在报社涂满了"砸烂理论部"、"火烧理论部"、"砸烂评论组"、"摧垮顽固保守势力堡垒"等大标语，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王力、关锋的讲话录音，公布"社内监督小组"、"社外监督小组"成立通告，宣布全面"夺权"。 2月5日，人民日报根据王力"人民日报、广播电台、新华社要成立三角人民公社"的"指示"，于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同一天，成立了"人民日报公社"。但好景不长，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召到北京谈话。毛泽东说：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上海人民公社"只存在20天，便改名"上海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公社"也随之消声匿迹。 毛泽东虽不赞成上海政权叫"上海人民公社"，但对上海"一月革命"给予了很高评价。毛泽东说，"文汇"、"解放"两报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还通过由"中央文革"起草向上海各^造**派团体发的贺电，对"一月革命"表示完全支持。贺电说："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榜样"。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人民日报》在王、关的直接控制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将上海"一月革命"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对上海夺权的所谓经验加以总结："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进攻，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说，这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 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自己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从1967年1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起，到1968年9月西藏和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止，《人民日报》接连发表29篇祝贺各地夺权"成功"的社论，题目虽不相同，什么《东北的曙光》（黑龙江）、《西南的春雷》（云南）、《天翻地覆慨而慷》（江苏）、《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内容却千篇一律，基调就是"夺权"，什么"全国夺权形势大好，就是好，就是好！"，"夺权！夺权！！夺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等等。 除了发社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要登一篇致敬电，内容也是千篇一律，极尽歌功颂德，宣扬个人崇拜，表示忠心之能事。什么"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盘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都夺回来了！"什么"凯歌高奏，红旗漫卷，在欢庆胜利的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热血沸腾！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逐浪热泪流，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什么"千年垂史，在您的指导下，由我们来谱写--谱写成您的光辉思想颂歌；万里山河，在您的指导下，由我们来安排，--安排成您光辉思想的新天下！我们永远永远是忠于您的新一代！"……有的贺电为表达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决心，甚至整段整段用语录编写而成。一篇社论，一篇贺电，互相配合，不仅造成夺权声势，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假大空"八股风。
这段夺权舆论，堪称报业史上的一大发明创造！ "批邪运动""四人帮"夺权得手
人民日报"六·一夺权"后，机构和人员一直处在混乱和不稳定之中。 夺权前，人民日报实行编辑委员会领导制，编委会由正副总编辑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19人组成，正副总编辑为常委。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带领唐平铸、鲁瑛等8人组成的工作组进报社，将吴冷西等19名编委，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由他们指挥一切。 6月20日，陈伯达宣布唐平铸为代理总编辑。三个月后，人民日报成立党委会，变编委制为党委制，唐平铸任第一书记。1967年1月17日，唐平铸被军报揪回，人民日报党委陷入瘫痪，随即自行解散。3月18日，王力出面说唐平铸无问题，并指定他牵头，组成一个18人的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报社全面工作。但这个"临工委"毫无威信，根本担当不起报社的运动和业务，令上面"头痛"。 1968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又组织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四百余人进驻报社，领导报社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12月，"工宣队"全部撤出。1973年12月，"军宣队"除少数人员外也全都回了部队。 1970年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垮台，张春桥、姚文元趁虚而入。当时有人反映，目前报社的状况是"上面是无主义政府，下面是无政府主义"。1972年8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鲁瑛、吴冷西、崔金耀（军宣队政委）等6人谈建立人民日报领导班子问题。张春桥说，"现在也不是完全无政府，军宣队，宣传组，再加上在座的几位"。"鲁瑛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这番话当然是讲给鲁瑛以外的人听的，目的是要大家支持鲁瑛的工作。张春桥说"你们各位要在影响所及之内，把工作推动起来"。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机毁人亡，毛泽东重又让周恩来管人民日报。周恩来深知鲁瑛的水平，鲁瑛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文理不通、标点不对的社论稿子也往他那里送。周总理曾无可奈何地对鲁瑛说："你们以后不要让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1972年7月12日，周总理召集外贸部、外经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外事干部开会。会上，就法国内阁改组的新闻位置放得过低，批评了人民日报。周恩来说："你们究竟是谁专政？校对专政，还是排字工人专政？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嘛！""你们自已组织个班子，看大样，行不行？你们搞一个集体领导行不行？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轮流值班，看大样的人要统观全局。"鲁瑛对总理的批评无动于衷，回报社既不传达，也不执行。 7月14日，周总理再次召集涉外部门领导干部开会，批评当天《人民日报》处理新闻不当，问鲁瑛："你们看大样的班子组织起来没有？"鲁瑛说："这两天我病了，还没有组织起来。"周总理很生气，严厉批评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在周总理一再催促下，报社成立了由鲁瑛、陈浚、王揖、潘非、崔奇、王若水等人组成的临时"看大样小组"。 1975年2月，人民日报建立起新的领导班子：12人组成的"党的核心小组"和19人组成的"宣传小组"。两个小组吸收了几名"解放"了的原正副总编辑，吴冷西、胡绩伟、安岗等，但只是做做样子，两个小组的组长还是鲁瑛一人担任。但这并不意味着鲁瑛地位的巩固，也不意味着人民日报的权完全被张、姚所掌握，因为周总理还管着人民日报。只是到了"批邪运动"之后，人民日报才完完全全地落入张、姚之手，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
这场批邪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呢？还得从头说起。 林彪集团的覆灭，毛泽东重新委托周恩来主管人民日报，报社同志十分高兴。但鲁瑛等人不高兴，张、姚更不高兴。他们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再落到周恩来手里。于是，他们寻找机会，上排挤周恩来，下打击报社革命群众，稳住鲁瑛的地位。 1972年机会来了。先是一块版引起的轩然大波，后是王若水的一封信导致一场"批邪运动"。这两件事都是为了宣传上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批林是批"左"还是批右。 先说一块版。1972年3月，国务院领导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省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几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提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写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另外配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介绍巴枯宁的书评，也是批无政府主义的。三篇文章组成一块版，都是反"左"的，颇有声势。王若水当时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经他审定后，鲁瑛根本看不出"问题"，就这样于10月14日，在理论版上发出去了。 这块版立刻引起广泛关注。法新社当天发了一条电讯，说龙岩文章是为老干部说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同时上海方面也打电话向鲁瑛查问，文章作者是谁，谁组织的，谁审定的，送给谁看过。还说"上海工人反映强烈"。11月4日，上海《文汇情况》312期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个版的报道，说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一大堆罪名。《文汇情况》一连发了三期，最后一期说，这篇反无政府主义文章，全国有九个省市报纸转载，八个报纸虽未转载，但也跟着发了反无政府主义文章。 姚文元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给人民日报，随后又将《文汇情况》转到人民日报，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当时理论部党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管业务的是王若水，他们都看穿了张、姚玩的把戏，无非又是"引蛇出洞"。胡绩伟对王若水说："怎么讨论啊，同意吧，它是错的；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怎么好反驳？" 他们把"球"踢到看大样小组，让他们先讨论。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结论。姚文元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家学习中央文件。这下好，不学则已，一学反而更理直气壮了。1972年26号、31号、38号、42号文件，多次提到反无政府主义。而且，姚文元自己主持的《红旗》杂志1972年第11期中，也有反无政府主义的内容，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张、姚为什么视而不见，装聋作哑，而偏偏要抓《人民日报》？说穿了就是周总理分管人民日报后，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制约，已不能同以前那样为所欲为，所以想法儿排斥周总理。 更令他们害怕的是，《人民日报》这块版中一篇文章矛头所向，实际上指的是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是他们，搞极左的是他们，假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他们。他们无法狡辩，只好把群众抬出来，说文章批到了群众头上。 批林到底批什么？《文汇报》说要批右，11月6日，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几天后，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是当时张春桥到上海后，透露出来的"新提法"，是冲着人民日报要批"左"来的。 再说一封信。为了澄清批林宣传方针，王若水上书毛主席。1972年7月20日，毛泽东在商业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报纸上的文章太长，谁看？要改一下。"周恩来看到后说，"林彪就是搞这一套，批林整风要从整顿文风开始"。 8月1日，周恩来对外交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有关人员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后来又针对一些单位的情况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周恩来强调批林批极左。 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左"，他们主张批右。8月8日，张、姚找报社几位负责人谈话，针对周恩来批极左的意见，要人民日报注意，"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人民日报》那块批无政府主义的版出来之后，张、姚更大动干戈，演出"文革"初批《海瑞罢官》那套做法，利用他们控制的《文汇报》批《人民日报》。 批林到底批什么？是批"左"还是批右？正是在批林方针出现混乱的情况下，王若水才下决心写信给毛主席，说明他赞成周总理批"左"的方针，不同意张、姚主张的批右。王若水认为这是宣传上的大问题，应当搞清楚。但他没有料到，毛泽东虽让周恩来再度主管人民日报，但在重大的宣传方针上，又不支持周恩来，反而支持张、姚。报社许多人都以为毛泽东在林彪垮台后，一定会吸取教训，赞成批"左"，所以都支持王若水写信，把问题挑明，谁知事情会弄成后来这个样子！ 据王若水回忆，他给毛泽东的信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这些话表明，毛泽东是不同意批极左的。王若水仍不敢相信，但他已心中有数，而且预感到他写给主席的信会有麻烦。 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这就给周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不得不违心地改变他的主张，转向批右。这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有了机会，能够在人民日报掀起一场运动，既能排挤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又能打垮批"左"力量，帮鲁瑛巩固地位。 1972年12月1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小型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有汪东兴、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人民日报有鲁瑛、吴冷西、王若水和崔金耀。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周对着王若水说，"主席收到你的信后，批给我们办"。"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周恩来接着说："我8月1日讲极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杂志11期也提过，但我们没把林彪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无政府主义代表也不对，林彪也有他自已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批判的主要矛头。" 接下来是江、张、姚讲，气氛就大不一样了。他们虽然在批林方针上占了上风，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决非明确了宣传方针就罢休，而是要借这有利之机彻底夺取人民日报领导权。 江青说："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是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份了。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瑛进行人身攻击。"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 江青接着说，"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她提出，"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个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张、姚一起响应，叫嚷"要把邪气压下去！" 张春桥说，"人民日报不是王若水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需要研究"。然后，他又自己回答说，"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要注意。" 姚文元说，"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讨论？" 周恩来早就看出张、江、姚别有用心，努力想把一块版一封信的问题定个性质，提出解决的办法，以免节外生枝。他对王若水说，"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并且说："人民日报基本上是执行主席路线的，是跟毛主席走的，红旗是树着的。" 但张、江、姚步步紧逼，他们自有打算。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 1972年12月19日的这次谈话导致批林方针从"左"到右的转折，同时也导致《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彻底陷落。从此，周恩来就无法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人民日报》在张、江、姚的控制下，连续两年开展了一场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力量，一股邪气"的运动，其规模与声势，都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 张、姚是如何策划"批邪"运动呢？ 排挤周恩来。1973年4月初，姚文元让秘书打电话告诉鲁瑛："以后送总理、东兴同志、江青同志、春桥同志的信，要先给文元同志看看再印发。"4月9日，鲁瑛写信给姚文元："送上进一步贯彻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指12月19日讲话）的报告，请你先看看，是否妥当可行，请指示。如果可以这样做，再报告总理和春桥同志。"姚文元立即把这封信转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批道："现在可以不印。要修改以后再看。王若水、胡绩伟的秩序似应以胡为主，王为次。这一点，现在似乎可以看清楚了。应由此考虑工作部署。"以后鲁瑛写信不再提姚文元"先看看"，而是干脆将周总理排挤在外。 对王若水问题乱扣帽子，无限上纲。1973年12月6日，姚文元在钓鱼台对鲁瑛说："王若水的信是右的，是当时社会上的反映的集中表现。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王若水的检查我看过，在那个检查中，还提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政治局常委如何如何，将来他会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不是对我和春桥同志，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你的毛病是有点软弱，当然也有斗争，删去批极左，当然在那样的气氛中也难以顶住。一方面在报上那样搞，发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一方面要夺权。在这样情况下要斗争，路线问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要斗争，不能让步。"这番话，实际上是为1974年批"一股力量，一股邪气"定下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1974年初，"四人帮"倾巢而动，对王若水问题发动了一次"狂轰滥炸"。1月27日，江青在接见工农中央委员读书班学员和批林批孔试点记者的会议上，大肆攻击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之后，莫名其妙地点了王若水的名，说："王若水态度不好，批他！"3月，王洪文、张春桥利用接见解放军报负责人的机会，大谈人民日报问题。 张春桥说："王若水是人民日报里的坏蛋，利用在报社工作的方便，搞了一个版批无政府主义，当然就是批广大革命群众。是上海工人发现的起来反对这个东西。最后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主席那里。王若水直接给主席写信，说这是张姚观点。他们就是要抓我们两个，说我们不赞成批极左，因为我们是'极左派'。人民日报内部也不都是听中央的话，也有两条路线斗争。"王洪文说："王若水拉着一帮人，是个专门搞阴谋的坏蛋。" 大整干部和群众，策划搞所谓"长短录俱乐部"。鲁瑛等人，有了"四人帮"这番狂言之后，一方面把王若水搞成敌我矛盾，下放劳动。一方面大揪所谓王若水的"一帮人"，实际上是要搞掉反对鲁瑛的人，千方百计要搞出"大大小小的分裂中央（实即反"四人帮"）的'长短录俱乐部'"来。整了理论部办公室的，还要整其他办公室的；整了煤渣胡同宿舍的，又整豫王坟宿舍的；甚至连两人步行上班，也要整出个"马路俱乐部"来。其整人的手段也极其卑劣，完全是恫吓、威逼、诱诈和哄骗，让张三揭李四，让王五批赵六；拉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还设立了42人的个人专案，搞了二千多张按人头和问题分类的卡片。吴冷西的名下就分了22类问题；胡绩伟名下分了19类问题；王若水名下分了14类问题。住在煤渣胡同宿舍的几位老同志家中，有什么人来往，都有人监视、报告，甚至上街还有人盯梢。 鲁瑛等人把搜罗到的材料，汇集成简报，向姚文元报告。在一份简报清样上，有这样一句话，"极少数人中流传着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的政治谣言"。姚文元在电话里对鲁瑛说："已送给春桥、江青同志去看了。惊心动魄呀！我在考虑给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看。"姚文元在清样上那句话后面，加上"其矛头所指，与林彪反党集团《'五七一工程'纪要》一样"，令鲁瑛改后再送他审阅。 经过这番"批邪"运动，王、张、江、姚牢牢地控制了《人民日报》，为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扫清了道路。鲁瑛等人踌躇满志地说："人民日报现在路线是非清楚了"，"领导班子是强的"，"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这样紧跟中央，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这样正确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中央派迟浩田为首三人小组进驻报社，夺了鲁瑛的权，《人民日报》才重新获得新生。
大权旁落：“文革”中人民日报夺权纪实 余焕椿
余焕椿
“小政变”：陈伯达夺吴冷西的权
自从1965年11月1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人民日报就一直在揣摸上海“气候”和观察吴冷西的情绪、行为和举止中过日子。 编辑部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观察动向，刺探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这两个地方对人民日报似有防范和警惕，滴水不漏。有时觅得一点蛛丝马迹，又往往凭主观愿望推断，得出错误结论。 吴冷西仍同往常一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有时突然召开编委会，有时从钓鱼台打个电话过来，传达一点中央精神，每一次这样的举动都在编辑部引起不同反响。有人说“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也有人说“吴冷西是故作镇静”，其实，谁也把握不准。 这个时候，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这段时间发泄对《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对中央第一线领导的不满，给该报设置陷井：遇事撇开《人民日报》，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别的报上发表，重大决策对报社封锁。因为这样，人民日报一度对政治动向不摸底，对中央领导意图不清楚，处境十分艰难"。（穆欣：《劫后长忆》）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统一部署，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明攻"三家村"，实攻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口气很大，调门很高，充满杀机。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晴 辨明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诬蔑《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两天后，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宣称《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荡"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北京、上海舆论同时发起对"三家村"的狂轰烂炸，显然是在配合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等人的批判。而挖"最深的根子"的意图也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像这样的重大举动，总是《人民日报》先发社论或文章，其它报纸转载。现在颠倒过来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和社论。这种怪现象，使编辑部大多数人感到吴冷西大势已去，《人民日报》已被"开除出局"。 面对这种局面，报社人员开始分化，纷纷起来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敦促吴冷西作检查。编委会和党委会主要领导仍抱幻想，同群众对立。他们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施加压力，目的自然是保吴冷西。 1966年5月18日，陈伯达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批评人民日报一潭死水，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内部的分化。 领导层方面，继续保吴冷西。编委会中胡绩伟提出了著名的"保旗论"，他说，"吴冷西是一面旗帜，人民日报在风雨飘摇中要同舟共济，保护这面旗帜"。党委会则积极策划"民主运动"，准备抓"右派"，提出要抓"四条黑线"--彭真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 群众方面，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人民日报这潭"死水"真的动起来了，陈伯达感到高兴，说"大字报好，是教育自已，教育编辑部同志们的很好的工具"。他提出要批判"保旗论"，并根据大字报点名的情况，提出人民日报有一个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四大家族，鼓动人们起来把他们打倒。 陈伯达要把"死水"搞成"活水"，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夺权。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陈伯达宣布他是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康生是顾问。会上，陈伯达、康生再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5月5日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的删节。康生指出，这不仅仅是"大报思想问题"，"这种错误同人民日报领导人在这场阶级斗争中长期处于中间立场有关"。陈伯达当场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 5月23日，陈伯达又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劫后长忆》） 下午，邓小平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负责人会议，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邓小平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党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一面批评《人民日报》，一面又鼓励吴冷西振作精神，好好工作。邓小平说，"《人民日报》跟《北京日报》不一样，不要自已把自已置于同北京日报一样的位置"。"《北京日报》出了问题好办，是北京市委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出了问题怎么办？是中央出了问题"。"首都各新闻单位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还说，人民日报的大字报乱哄哄的，以后只能在几间小屋子里面贴。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全都出席了怀仁堂会议。他们当中一些人受邓小平讲话鼓舞，兴奋异常。会后，党委书记和一位编委挤进吴冷西的汽车，想讨好吴冷西。党委书记说，"你看吧，那些写大字报的都要缩回去了"。那位编委则表示："幸好我只发了一次言，只写了一张大字报，差一点上当了。"他们只知道邓小平在讲话中保了吴冷西，可是他们怎能知道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呢？从此，领导成员也不再铁板一块，"四大家族"分化了，各人按各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有的后来成了鲁瑛的"高参"，紧跟"四人帮"。 晚上，陈伯达率工作组、"记者团"来到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让吴冷西停职反省，并把他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让印刷厂工人把大字报贴到编辑部楼道上来。陈伯达一举一动，无不显示他与几个小时前邓小平的讲话针锋相对。其用意无非是要向报社传递这样的信息：邓小平救不了吴冷西。 《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开始陷落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煽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鼓动人们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伯达得意洋洋地说："我在人民日报几间房子里搞了个小小政变"。所谓几间房子，指的就是总编辑办公室、评论组办公室和秘书室（也称机要室或值班室），这都是报社核心部门，掌握了这几个部门，就等于掌握了全局。更何况他还带来一个"记者团"，将他们分派到各部门为他当耳目。这个"记者团"实际上是工作组，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比后来毛泽东称之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早50天。
"夺权"：判定是非的惟一标准 报社机关党委策划的所谓"民主运动"还没有来得及运动起来，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就来到了报社，组织队伍的工作也因此而夭折。报社内部虽不平静，但尚未出现两派严重对立的乱局。 10月中旬情况发生变化。由1966年《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煽动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形成了高潮。受其影响，报社对"前期运动（1966年6月到10月）执行了什么路线"开展了一场辩论。一部分同志提出，报社前一段运动"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贴大字报批评陈伯达，大字报题目就是《陈伯达同志有三错》： 一错。陈伯达不依靠群众，而依靠像王揖那样的"黑帮分子"。大字报说，"人民日报坚定的革命分子有的是，可是伯达同志偏偏找上了王揖"，"找错了对象"。陈伯达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向王揖亮了底"，"这一步首先就走错了"。大字报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揭吴冷西黑帮的盖子，陈伯达同志所依靠的，首先不是人民日报广大的坚定的革命群众，而是像王揖那样有严重问题的人。照他这样的计划作战，打起来的势必是一场'兵临城下'式的战争，而不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二错。陈伯达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提出的"四大家族"作为打击重点，是"最大框框"，"这一定，实际上限制了群众起来揭发'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的黑帮"，"故意把其他比这四个人更甚的黑帮分子放在一边"。 三错。陈伯达派记者团是"错误路线的产物"，"这个记者团不光听，光记，实际上是指挥报社运动的工作组"，报社运动的"革命良机被记者团断送了"。 根据以上三错，大字报断言，人民日报贯彻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反动路线，把人民日报运动搞成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惨局'"，因此"要另起炉灶，进行全面夺权"。 这样的大字报在报社挑起了一场大辩论。大字报提出"'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黑帮"的问题，甚至提出要"另起炉灶，全面夺权"，不仅是对报社前期运动如何估价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报社运动今后按什么方向和路线向前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党组织已完全瘫痪，群众为表达自己的观点，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多达十余个。以观点分主要是两派，一派以"遵义红旗战斗团"（简称"遵义"）为代表，认为前期运动"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派，以"井冈山战斗团"（简称"井冈山"）为代表，与"遵义"观点相反，认为前一段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打击的重点放在"四大家族"上是对的，报社没有一个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有反动路线的影响，应当揭发批判，但不能说报社还有"'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黑帮"，并强烈反对"另起炉灶，全面夺权"。这是个少数派，总共不过30人，其中有王若水、李希凡等在报社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辩论结果，"井冈山"占了上风，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在辩论过程中也一再修改自已的观点，最后只提"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社的严重影响"。双方的观点已经相当接近，但在夺权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遵义""输"了，但主张全面夺权，得到陈伯达、王力、关锋和唐平铸的支持，后来成了报社最大的掌权派。"井冈山""赢"了，但反对全面夺权，为陈伯达等人所不容，被打成保皇派，长期受压制。 两派之间在夺权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完全是王力、关锋和唐平铸一手造成的。1967年1月9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指出："6月1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当晚贴大字报，断章取义，片面强调"要夺权"，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把报纸的领导权真正地全部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让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靠边站"。这样，继"六·一夺权"之后，人民日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全面夺权。
“小政变”：陈伯达夺吴冷西的权
自从1965年11月1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人民日报就一直在揣摸上海“气候”和观察吴冷西的情绪、行为和举止中过日子。 编辑部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观察动向，刺探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这两个地方对人民日报似有防范和警惕，滴水不漏。有时觅得一点蛛丝马迹，又往往凭主观愿望推断，得出错误结论。
吴冷西仍同往常一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有时突然召开编委会，有时从钓鱼台打个电话过来，传达一点中央精神，每一次这样的举动都在编辑部引起不同反响。有人说“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也有人说“吴冷西是故作镇静”，其实，谁也把握不准。 这个时候，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这段时间发泄对《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对中央第一线领导的不满，给该报设置陷井：遇事撇开《人民日报》，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别的报上发表，重大决策对报社封锁。因为这样，人民日报一度对政治动向不摸底，对中央领导意图不清楚，处境十分艰难"。（穆欣：《劫后长忆》）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统一部署，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明攻"三家村"，实攻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口气很大，调门很高，充满杀机。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晴 辨明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诬蔑《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两天后，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宣称《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荡"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北京、上海舆论同时发起对"三家村"的狂轰烂炸，显然是在配合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等人的批判。而挖"最深的根子"的意图也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像这样的重大举动，总是《人民日报》先发社论或文章，其它报纸转载。现在颠倒过来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和社论。这种怪现象，使编辑部大多数人感到吴冷西大势已去，《人民日报》已被"开除出局"。 面对这种局面，报社人员开始分化，纷纷起来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敦促吴冷西作检查。编委会和党委会主要领导仍抱幻想，同群众对立。他们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施加压力，目的自然是保吴冷西。 1966年5月18日，陈伯达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批评人民日报一潭死水，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内部的分化。 领导层方面，继续保吴冷西。编委会中胡绩伟提出了著名的"保旗论"，他说，"吴冷西是一面旗帜，人民日报在风雨飘摇中要同舟共济，保护这面旗帜"。党委会则积极策划"民主运动"，准备抓"右派"，提出要抓"四条黑线"--彭真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 群众方面，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人民日报这潭"死水"真的动起来了，陈伯达感到高兴，说"大字报好，是教育自已，教育编辑部同志们的很好的工具"。他提出要批判"保旗论"，并根据大字报点名的情况，提出人民日报有一个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四大家族，鼓动人们起来把他们打倒。
陈伯达要把"死水"搞成"活水"，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夺权。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陈伯达宣布他是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康生是顾问。会上，陈伯达、康生再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5月5日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的删节。康生指出，这不仅仅是"大报思想问题"，"这种错误同人民日报领导人在这场阶级斗争中长期处于中间立场有关"。陈伯达当场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 5月23日，陈伯达又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劫后长忆》） 下午，邓小平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负责人会议，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邓小平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党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一面批评《人民日报》，一面又鼓励吴冷西振作精神，好好工作。邓小平说，"《人民日报》跟《北京日报》不一样，不要自已把自已置于同北京日报一样的位置"。"《北京日报》出了问题好办，是北京市委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出了问题怎么办？是中央出了问题"。"首都各新闻单位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还说，人民日报的大字报乱哄哄的，以后只能在几间小屋子里面贴。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全都出席了怀仁堂会议。他们当中一些人受邓小平讲话鼓舞，兴奋异常。会后，党委书记和一位编委挤进吴冷西的汽车，想讨好吴冷西。党委书记说，"你看吧，那些写大字报的都要缩回去了"。那位编委则表示："幸好我只发了一次言，只写了一张大字报，差一点上当了。"他们只知道邓小平在讲话中保了吴冷西，可是他们怎能知道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呢？从此，领导成员也不再铁板一块，"四大家族"分化了，各人按各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有的后来成了鲁瑛的"高参"，紧跟"四人帮"。 晚上，陈伯达率工作组、"记者团"来到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让吴冷西停职反省，并把他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让印刷厂工人把大字报贴到编辑部楼道上来。陈伯达一举一动，无不显示他与几个小时前邓小平的讲话针锋相对。其用意无非是要向报社传递这样的信息：邓小平救不了吴冷西。 《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开始陷落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煽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鼓动人们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伯达得意洋洋地说："我在人民日报几间房子里搞了个小小政变"。所谓几间房子，指的就是总编辑办公室、评论组办公室和秘书室（也称机要室或值班室），这都是报社核心部门，掌握了这几个部门，就等于掌握了全局。更何况他还带来一个"记者团"，将他们分派到各部门为他当耳目。这个"记者团"实际上是工作组，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比后来毛泽东称之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早50天。
"夺权"：判定是非的惟一标准 报社机关党委策划的所谓"民主运动"还没有来得及运动起来，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就来到了报社，组织队伍的工作也因此而夭折。报社内部虽不平静，但尚未出现两派严重对立的乱局。 10月中旬情况发生变化。由1966年《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煽动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形成了高潮。受其影响，报社对"前期运动（1966年6月到10月）执行了什么路线"开展了一场辩论。一部分同志提出，报社前一段运动"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贴大字报批评陈伯达，大字报题目就是《陈伯达同志有三错》： 一错。陈伯达不依靠群众，而依靠像王揖那样的"黑帮分子"。大字报说，"人民日报坚定的革命分子有的是，可是伯达同志偏偏找上了王揖"，"找错了对象"。陈伯达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向王揖亮了底"，"这一步首先就走错了"。大字报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揭吴冷西黑帮的盖子，陈伯达同志所依靠的，首先不是人民日报广大的坚定的革命群众，而是像王揖那样有严重问题的人。照他这样的计划作战，打起来的势必是一场'兵临城下'式的战争，而不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二错。陈伯达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提出的"四大家族"作为打击重点，是"最大框框"，"这一定，实际上限制了群众起来揭发'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的黑帮"，"故意把其他比这四个人更甚的黑帮分子放在一边"。 三错。陈伯达派记者团是"错误路线的产物"，"这个记者团不光听，光记，实际上是指挥报社运动的工作组"，报社运动的"革命良机被记者团断送了"。 根据以上三错，大字报断言，人民日报贯彻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反动路线，把人民日报运动搞成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惨局'"，因此"要另起炉灶，进行全面夺权"。 这样的大字报在报社挑起了一场大辩论。大字报提出"'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黑帮"的问题，甚至提出要"另起炉灶，全面夺权"，不仅是对报社前期运动如何估价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报社运动今后按什么方向和路线向前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党组织已完全瘫痪，群众为表达自己的观点，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多达十余个。以观点分主要是两派，一派以"遵义红旗战斗团"（简称"遵义"）为代表，认为前期运动"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派，以"井冈山战斗团"（简称"井冈山"）为代表，与"遵义"观点相反，认为前一段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打击的重点放在"四大家族"上是对的，报社没有一个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有反动路线的影响，应当揭发批判，但不能说报社还有"'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黑帮"，并强烈反对"另起炉灶，全面夺权"。这是个少数派，总共不过30人，其中有王若水、李希凡等在报社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辩论结果，"井冈山"占了上风，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在辩论过程中也一再修改自已的观点，最后只提"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社的严重影响"。双方的观点已经相当接近，但在夺权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遵义""输"了，但主张全面夺权，得到陈伯达、王力、关锋和唐平铸的支持，后来成了报社最大的掌权派。"井冈山""赢"了，但反对全面夺权，为陈伯达等人所不容，被打成保皇派，长期受压制。 两派之间在夺权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完全是王力、关锋和唐平铸一手造成的。1967年1月9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指出："6月1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当晚贴大字报，断章取义，片面强调"要夺权"，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把报纸的领导权真正地全部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让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靠边站"。这样，继"六·一夺权"之后，人民日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全面夺权。 尽管唐平铸因军报"一一三夺权"事败，从人民日报代总编辑的位置上摔了下来，被揪回了军报，但比唐平铸更有力的人物王力、关锋直接介入夺权行动，干得更疯狂，更肆无忌惮。
以革命名义王力关锋再夺权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文革"开始走向社会。"破四旧"、"大串连"、抄家、揪"牛鬼蛇神"、揪"黑帮"活动，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和混乱。从6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停止了工作。8月底，全国政协也停止活动。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知名人士遭到迫害，各地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高潮。半年时间，中国被搅得昏天黑地。 就在这半年时间内，中央文革所有成员都在这乱势之下，为全国范围内全面夺权，出谋划策，做着各种准备工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上海夺权，制造所谓的"一月革命"，为全国树立一个夺权样板。康生坐镇北京，做煽动各地响应上海夺权的思想发动工作。陈伯达、王力、关锋对人民日报实行第二次夺权，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夺权做舆论准备。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的"六·一夺权"并不顺利。他低估了吴冷西的影响，低估了人民日报编辑队伍的水平和能量。尽管"六·一"夺了权，但一些重要部门，像评论、理论等还在吴冷西时代的原班人马手中，他们并不完全听命于陈伯达和他的工作组，许多有识之士虽无力与其抗争，但都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消极抵制或不合作态度，使陈伯达和他的工作组遇到不小的阻力。他曾万般无奈地说："人民日报这个组织，5月31日以后是改良的，不是革命的。人民日报不能改良，要革命。" 6月以后，陈伯达已不常来报社，他正忙于策划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于是把联系、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交给"文革小组"两名成员──王力和关锋。陈伯达说，"王力主要管人民日报，关锋主要管红旗杂志"。 1月19日，王力到报社接见极力主张夺权的一派，大肆散布极左狂言，鼓动全面夺权。王力说，"上海革命^造**派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两个字：'夺权'"。"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不能无动于衷。""你们报社死气沉沉，没有革命气息，你们同北京文化大革命没什么联系，可以请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北师大井冈山、首都兵团、政法公社和革命^造**派的工人进驻报社，参加报社的工作。""人民日报不要不让人进来，欢迎你们（指跟随王力进报社的北航等校学生）监督，这个报不单是他们的，也是你们的。你们外来的应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否把你们办的《红卫兵报》的同志调一部分人来办报呢？""每个办报的同志，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战士，然后才有资格办报，不然就请靠边站，养老去，不配在党报工作。""都那么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完全是错误的"，"如果是保字派，就要打一点儿官腔"。 王力还说，"1949年以来，有些人变成了资产阶级"，"这次要彻底打碎一切旧机器，创立新机器"，"要在一切部门，一切领域，凡是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权，都要统统把它夺过来"。 20日凌晨，王力、关锋又来报社，重申支持夺权。王力说，他同陈伯达、康生、江青研究了几点意见：人民日报的权，凡掌握在资产阶级当权派手里、执行反动路线者手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手里者，统统要把它夺过来，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几个代表手里；赞成报社内一些人成立"监督小组"，监督报纸工作；赞成社会上一些人进驻报社，成立"监督小组"，监督报纸工作；在版面上不发表内部改革的"革命宣言"。 接着，"遵义红旗战斗团监督小组"和"首都红卫兵监督小组"正式宣布成立。会上，关锋讲话特别强调要"火烧理论部"，"砸烂评论组"，"要把理论部的保守势力打垮"。王力甚至说，"理论部还能不能挽救出一两个人来"。 王、关点理论部、评论组的名，是有针对性的。这两个部门在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时，态度消极，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的言行持怀疑态度，对他们"指示"从不以为然。在报社内部，他们坚决反对陈伯达、王力、关锋在人民日报煽动夺权，拉社外红卫兵进报社介入报社运动，砸烂机构，打击一大片等一系列极左做法，并经常以"井冈山"名义贴大字报，表明观点。因此，"井冈山"和理论部、评论组就成了他们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遵义"积极响应王、关号召，趁机压垮"井冈山"。当夜，他们在报社涂满了"砸烂理论部"、"火烧理论部"、"砸烂评论组"、"摧垮顽固保守势力堡垒"等大标语，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王力、关锋的讲话录音，公布"社内监督小组"、"社外监督小组"成立通告，宣布全面"夺权"。 2月5日，人民日报根据王力"人民日报、广播电台、新华社要成立三角人民公社"的"指示"，于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同一天，成立了"人民日报公社"。但好景不长，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召到北京谈话。毛泽东说：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上海人民公社"只存在20天，便改名"上海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公社"也随之消声匿迹。 毛泽东虽不赞成上海政权叫"上海人民公社"，但对上海"一月革命"给予了很高评价。毛泽东说，"文汇"、"解放"两报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还通过由"中央文革"起草向上海各^造**派团体发的贺电，对"一月革命"表示完全支持。贺电说："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榜样"。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人民日报》在王、关的直接控制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将上海"一月革命"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对上海夺权的所谓经验加以总结："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进攻，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说，这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 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自己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从1967年1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起，到1968年9月西藏和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止，《人民日报》接连发表29篇祝贺各地夺权"成功"的社论，题目虽不相同，什么《东北的曙光》（黑龙江）、《西南的春雷》（云南）、《天翻地覆慨而慷》（江苏）、《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内容却千篇一律，基调就是"夺权"，什么"全国夺权形势大好，就是好，就是好！"，"夺权！夺权！！夺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等等。 除了发社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要登一篇致敬电，内容也是千篇一律，极尽歌功颂德，宣扬个人崇拜，表示忠心之能事。什么"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盘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都夺回来了！"什么"凯歌高奏，红旗漫卷，在欢庆胜利的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热血沸腾！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逐浪热泪流，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什么"千年垂史，在您的指导下，由我们来谱写--谱写成您的光辉思想颂歌；万里山河，在您的指导下，由我们来安排，--安排成您光辉思想的新天下！我们永远永远是忠于您的新一代！"……有的贺电为表达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决心，甚至整段整段用语录编写而成。一篇社论，一篇贺电，互相配合，不仅造成夺权声势，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假大空"八股风。
这段夺权舆论，堪称报业史上的一大发明创造！ "批邪运动""四人帮"夺权得手
人民日报"六·一夺权"后，机构和人员一直处在混乱和不稳定之中。 夺权前，人民日报实行编辑委员会领导制，编委会由正副总编辑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19人组成，正副总编辑为常委。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带领唐平铸、鲁瑛等8人组成的工作组进报社，将吴冷西等19名编委，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由他们指挥一切。 6月20日，陈伯达宣布唐平铸为代理总编辑。三个月后，人民日报成立党委会，变编委制为党委制，唐平铸任第一书记。1967年1月17日，唐平铸被军报揪回，人民日报党委陷入瘫痪，随即自行解散。3月18日，王力出面说唐平铸无问题，并指定他牵头，组成一个18人的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报社全面工作。但这个"临工委"毫无威信，根本担当不起报社的运动和业务，令上面"头痛"。 1968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又组织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四百余人进驻报社，领导报社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12月，"工宣队"全部撤出。1973年12月，"军宣队"除少数人员外也全都回了部队。 1970年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垮台，张春桥、姚文元趁虚而入。当时有人反映，目前报社的状况是"上面是无主义政府，下面是无政府主义"。1972年8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鲁瑛、吴冷西、崔金耀（军宣队政委）等6人谈建立人民日报领导班子问题。张春桥说，"现在也不是完全无政府，军宣队，宣传组，再加上在座的几位"。"鲁瑛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这番话当然是讲给鲁瑛以外的人听的，目的是要大家支持鲁瑛的工作。张春桥说"你们各位要在影响所及之内，把工作推动起来"。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机毁人亡，毛泽东重又让周恩来管人民日报。周恩来深知鲁瑛的水平，鲁瑛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文理不通、标点不对的社论稿子也往他那里送。周总理曾无可奈何地对鲁瑛说："你们以后不要让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1972年7月12日，周总理召集外贸部、外经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外事干部开会。会上，就法国内阁改组的新闻位置放得过低，批评了人民日报。周恩来说："你们究竟是谁专政？校对专政，还是排字工人专政？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嘛！""你们自已组织个班子，看大样，行不行？你们搞一个集体领导行不行？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轮流值班，看大样的人要统观全局。"鲁瑛对总理的批评无动于衷，回报社既不传达，也不执行。 7月14日，周总理再次召集涉外部门领导干部开会，批评当天《人民日报》处理新闻不当，问鲁瑛："你们看大样的班子组织起来没有？"鲁瑛说："这两天我病了，还没有组织起来。"周总理很生气，严厉批评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在周总理一再催促下，报社成立了由鲁瑛、陈浚、王揖、潘非、崔奇、王若水等人组成的临时"看大样小组"。 1975年2月，人民日报建立起新的领导班子：12人组成的"党的核心小组"和19人组成的"宣传小组"。两个小组吸收了几名"解放"了的原正副总编辑，吴冷西、胡绩伟、安岗等，但只是做做样子，两个小组的组长还是鲁瑛一人担任。但这并不意味着鲁瑛地位的巩固，也不意味着人民日报的权完全被张、姚所掌握，因为周总理还管着人民日报。只是到了"批邪运动"之后，人民日报才完完全全地落入张、姚之手，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
这场批邪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呢？还得从头说起。 林彪集团的覆灭，毛泽东重新委托周恩来主管人民日报，报社同志十分高兴。但鲁瑛等人不高兴，张、姚更不高兴。他们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再落到周恩来手里。于是，他们寻找机会，上排挤周恩来，下打击报社革命群众，稳住鲁瑛的地位。 1972年机会来了。先是一块版引起的轩然大波，后是王若水的一封信导致一场"批邪运动"。这两件事都是为了宣传上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批林是批"左"还是批右。 先说一块版。1972年3月，国务院领导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省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几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提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写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另外配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介绍巴枯宁的书评，也是批无政府主义的。三篇文章组成一块版，都是反"左"的，颇有声势。王若水当时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经他审定后，鲁瑛根本看不出"问题"，就这样于10月14日，在理论版上发出去了。 这块版立刻引起广泛关注。法新社当天发了一条电讯，说龙岩文章是为老干部说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同时上海方面也打电话向鲁瑛查问，文章作者是谁，谁组织的，谁审定的，送给谁看过。还说"上海工人反映强烈"。11月4日，上海《文汇情况》312期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个版的报道，说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一大堆罪名。《文汇情况》一连发了三期，最后一期说，这篇反无政府主义文章，全国有九个省市报纸转载，八个报纸虽未转载，但也跟着发了反无政府主义文章。 姚文元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给人民日报，随后又将《文汇情况》转到人民日报，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当时理论部党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管业务的是王若水，他们都看穿了张、姚玩的把戏，无非又是"引蛇出洞"。胡绩伟对王若水说："怎么讨论啊，同意吧，它是错的；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怎么好反驳？" 他们把"球"踢到看大样小组，让他们先讨论。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结论。姚文元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家学习中央文件。这下好，不学则已，一学反而更理直气壮了。1972年26号、31号、38号、42号文件，多次提到反无政府主义。而且，姚文元自己主持的《红旗》杂志1972年第11期中，也有反无政府主义的内容，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张、姚为什么视而不见，装聋作哑，而偏偏要抓《人民日报》？说穿了就是周总理分管人民日报后，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制约，已不能同以前那样为所欲为，所以想法儿排斥周总理。 更令他们害怕的是，《人民日报》这块版中一篇文章矛头所向，实际上指的是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是他们，搞极左的是他们，假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他们。他们无法狡辩，只好把群众抬出来，说文章批到了群众头上。 批林到底批什么？《文汇报》说要批右，11月6日，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几天后，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是当时张春桥到上海后，透露出来的"新提法"，是冲着人民日报要批"左"来的。 再说一封信。为了澄清批林宣传方针，王若水上书毛主席。1972年7月20日，毛泽东在商业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报纸上的文章太长，谁看？要改一下。"周恩来看到后说，"林彪就是搞这一套，批林整风要从整顿文风开始"。 8月1日，周恩来对外交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有关人员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后来又针对一些单位的情况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周恩来强调批林批极左。 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左"，他们主张批右。8月8日，张、姚找报社几位负责人谈话，针对周恩来批极左的意见，要人民日报注意，"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人民日报》那块批无政府主义的版出来之后，张、姚更大动干戈，演出"文革"初批《海瑞罢官》那套做法，利用他们控制的《文汇报》批《人民日报》。 批林到底批什么？是批"左"还是批右？正是在批林方针出现混乱的情况下，王若水才下决心写信给毛主席，说明他赞成周总理批"左"的方针，不同意张、姚主张的批右。王若水认为这是宣传上的大问题，应当搞清楚。但他没有料到，毛泽东虽让周恩来再度主管人民日报，但在重大的宣传方针上，又不支持周恩来，反而支持张、姚。报社许多人都以为毛泽东在林彪垮台后，一定会吸取教训，赞成批"左"，所以都支持王若水写信，把问题挑明，谁知事情会弄成后来这个样子！ 据王若水回忆，他给毛泽东的信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这些话表明，毛泽东是不同意批极左的。王若水仍不敢相信，但他已心中有数，而且预感到他写给主席的信会有麻烦。 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这就给周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不得不违心地改变他的主张，转向批右。这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有了机会，能够在人民日报掀起一场运动，既能排挤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又能打垮批"左"力量，帮鲁瑛巩固地位。 1972年12月1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小型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有汪东兴、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人民日报有鲁瑛、吴冷西、王若水和崔金耀。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周对着王若水说，"主席收到你的信后，批给我们办"。"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周恩来接着说："我8月1日讲极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杂志11期也提过，但我们没把林彪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无政府主义代表也不对，林彪也有他自已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批判的主要矛头。" 接下来是江、张、姚讲，气氛就大不一样了。他们虽然在批林方针上占了上风，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决非明确了宣传方针就罢休，而是要借这有利之机彻底夺取人民日报领导权。 江青说："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是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份了。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瑛进行人身攻击。"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 江青接着说，"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她提出，"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个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张、姚一起响应，叫嚷"要把邪气压下去！" 张春桥说，"人民日报不是王若水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需要研究"。然后，他又自己回答说，"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要注意。" 姚文元说，"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讨论？" 周恩来早就看出张、江、姚别有用心，努力想把一块版一封信的问题定个性质，提出解决的办法，以免节外生枝。他对王若水说，"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并且说："人民日报基本上是执行主席路线的，是跟毛主席走的，红旗是树着的。" 但张、江、姚步步紧逼，他们自有打算。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 1972年12月19日的这次谈话导致批林方针从"左"到右的转折，同时也导致《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彻底陷落。从此，周恩来就无法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人民日报》在张、江、姚的控制下，连续两年开展了一场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力量，一股邪气"的运动，其规模与声势，都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 张、姚是如何策划"批邪"运动呢？ 排挤周恩来。1973年4月初，姚文元让秘书打电话告诉鲁瑛："以后送总理、东兴同志、江青同志、春桥同志的信，要先给文元同志看看再印发。"4月9日，鲁瑛写信给姚文元："送上进一步贯彻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指12月19日讲话）的报告，请你先看看，是否妥当可行，请指示。如果可以这样做，再报告总理和春桥同志。"姚文元立即把这封信转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批道："现在可以不印。要修改以后再看。王若水、胡绩伟的秩序似应以胡为主，王为次。这一点，现在似乎可以看清楚了。应由此考虑工作部署。"以后鲁瑛写信不再提姚文元"先看看"，而是干脆将周总理排挤在外。 对王若水问题乱扣帽子，无限上纲。1973年12月6日，姚文元在钓鱼台对鲁瑛说："王若水的信是右的，是当时社会上的反映的集中表现。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王若水的检查我看过，在那个检查中，还提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政治局常委如何如何，将来他会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不是对我和春桥同志，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你的毛病是有点软弱，当然也有斗争，删去批极左，当然在那样的气氛中也难以顶住。一方面在报上那样搞，发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一方面要夺权。在这样情况下要斗争，路线问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要斗争，不能让步。"这番话，实际上是为1974年批"一股力量，一股邪气"定下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1974年初，"四人帮"倾巢而动，对王若水问题发动了一次"狂轰滥炸"。1月27日，江青在接见工农中央委员读书班学员和批林批孔试点记者的会议上，大肆攻击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之后，莫名其妙地点了王若水的名，说："王若水态度不好，批他！"3月，王洪文、张春桥利用接见解放军报负责人的机会，大谈人民日报问题。 张春桥说："王若水是人民日报里的坏蛋，利用在报社工作的方便，搞了一个版批无政府主义，当然就是批广大革命群众。是上海工人发现的起来反对这个东西。最后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主席那里。王若水直接给主席写信，说这是张姚观点。他们就是要抓我们两个，说我们不赞成批极左，因为我们是'极左派'。人民日报内部也不都是听中央的话，也有两条路线斗争。"王洪文说："王若水拉着一帮人，是个专门搞阴谋的坏蛋。" 大整干部和群众，策划搞所谓"长短录俱乐部"。鲁瑛等人，有了"四人帮"这番狂言之后，一方面把王若水搞成敌我矛盾，下放劳动。一方面大揪所谓王若水的"一帮人"，实际上是要搞掉反对鲁瑛的人，千方百计要搞出"大大小小的分裂中央（实即反"四人帮"）的'长短录俱乐部'"来。整了理论部办公室的，还要整其他办公室的；整了煤渣胡同宿舍的，又整豫王坟宿舍的；甚至连两人步行上班，也要整出个"马路俱乐部"来。其整人的手段也极其卑劣，完全是恫吓、威逼、诱诈和哄骗，让张三揭李四，让王五批赵六；拉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还设立了42人的个人专案，搞了二千多张按人头和问题分类的卡片。吴冷西的名下就分了22类问题；胡绩伟名下分了19类问题；王若水名下分了14类问题。住在煤渣胡同宿舍的几位老同志家中，有什么人来往，都有人监视、报告，甚至上街还有人盯梢。 鲁瑛等人把搜罗到的材料，汇集成简报，向姚文元报告。在一份简报清样上，有这样一句话，"极少数人中流传着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的政治谣言"。姚文元在电话里对鲁瑛说："已送给春桥、江青同志去看了。惊心动魄呀！我在考虑给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看。"姚文元在清样上那句话后面，加上"其矛头所指，与林彪反党集团《'五七一工程'纪要》一样"，令鲁瑛改后再送他审阅。 经过这番"批邪"运动，王、张、江、姚牢牢地控制了《人民日报》，为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扫清了道路。鲁瑛等人踌躇满志地说："人民日报现在路线是非清楚了"，"领导班子是强的"，"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这样紧跟中央，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这样正确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中央派迟浩田为首三人小组进驻报社，夺了鲁瑛的权，《人民日报》才重新获得新生。
大权旁落：“文革”中人民日报夺权纪实 余焕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