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干部”张国焘如何在鄂豫皖苏区确立威信

核心提示：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后，深知自己要真正起到第一把手的作用，树立一呼百应之威信，就必须大刀阔斧地干好几件事。于是，他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党的组织，一是解决当时最急迫的粮食问题。

张国焘（资料图）

文章摘自《张国焘传》 作者: 姚金果 苏杭 出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新集召开了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决定。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周纯全、郭述申、高敬亭等11名正式委员和甘元景等15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任分局书记。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的同时，还改组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会由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七人组成。张国焘兼任军委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另设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姜镜堂任主席(后为许继慎)。

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成立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军长仍为旷继勋，原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陈定侯任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所辖各师的主要领导人为：第十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第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军委会的改组，一方面为张国焘等人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做了组织准备，使张国焘控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

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后，深知自己要真正起到第一把手的作用，树立一呼百应之威信，就必须大刀阔斧地干好几件事。于是，他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党的组织，一是解决当时最急迫的粮食问题。

整顿党的组织是与推行王明路线结合在一起的。张国焘通过对鄂豫皖工作的考察，认为：的确自中生同志等到后，虽然有了相当的转变，但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的转变。《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关于鄂豫皖区的工作》(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4页。为此，在张国焘主持下，6月28日至30日召开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张国焘的推动下，全面接受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扩大会议批评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认为根据地的工作是在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进行的。《政治决议案》(1931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故决定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等领导机关进行改造，而改造的切入点则是打击原鄂豫皖的一些重要领导人。

舒传贤，这位鄂豫皖根据地老资格的领导人便首当其冲。

舒传贤，又名夏唯宁，安徽霍山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共安徽省临委工委书记，安徽省总工会委员长。1929年先后任中共霍山县委书记、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书记。是年11月领导发动了六霍农民武装起义，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30年11月，舒传贤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此时，正是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的工作在王明等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处于两难境地。他到上海以后，在反立三路线斗争未正式开始以前就向中央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并且承认皖西工作在立三路线下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不是传贤个人的错误。

但是，1931年春召开的中共皖西分区特委第一次扩大会上，在舒传贤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以腐化的民主主义、妥协改组派、感情超过组织等罪名，开除了舒传贤的党籍。这一决定得到中共鄂豫皖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批准。当舒传贤1931年4月同沈泽民一道从上海返回皖西苏区时，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4月17日，中共皖西北特委成立，重新讨论了舒传贤的问题，决定恢复舒传贤的党籍，但给予书面警告。此前，中共中央在3月10日通过的《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中，也已明文规定舒传贤为中央分局委员之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89页。但由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全会却未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这是为什么呢？张国焘在5月24日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写得很清楚：舒传贤同志却在这次会议(指中央分局成立大会)上发生了问题，原因是皖西同志说他曾妥协改组派，因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鄂豫皖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又批准皖西这一开除党籍的决定。传贤同志到皖西后，皖西扩大会是取消了开除他党籍的决定，不过同时批评他对改组派曾有不坚定不敏捷的政治错误。这些事件，当中央决定传贤同志任组织部原文如此。应为组织部长。时，中央是完全不知道的，因此中央分局决定暂不分配传贤同志工作，改由郭述申同志任组织部。对于传贤同志，组织一审查委员会来审查传贤同志的错误，现在审查委员会尚未结束。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张国焘指导下，对舒传贤的结论是：(一)给唯宁最后的严重警告。(二)开除唯宁的中央分局委员。(三)由分局支配唯宁到下层工作。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舒传贤的处分，充分体现了六届四中全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过火斗争特色。当大会宣布了对舒传贤的结论后，舒传贤立即站起来要求发言进行申诉。但大会主席团说：时间不允许。张国焘也不许舒传贤作简单的发言。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会议通过了对舒传贤的处分。大会主席团询问舒传贤是否接受处分，舒传贤表示完全服从这个决议，但要求准许他请求中央作最后的决议。张国焘对此答复是：准许舒传贤的要求。

扩大会议后，舒传贤被中央分局分配到光山县砖桥区做基层工作。

遭受到扩大会议无情打击的还有徐朋人、余笃三。同时，曾中生、陈定侯、曹大骏等人也受到了批评指责。张国焘对这些鄂豫皖老干部的打击，其原因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如对余笃三的打击和调换工作、职务，是按照中共中央1931年5月31日对曾中生、旷继勋等人的报告的复示执行的。其二是受到原鄂豫皖特区委及当地干部的影响。如对舒传贤的处分，即是按照当地干部的反映情况进行处理的。其三是中央分局、张国焘执行四中全会路线，对于反对四中全会的人进行打击。如对徐朋人、陈定侯、曹大骏、曾中生的批评和打击就是如此。

不可否认，张国焘对鄂豫皖根据地一批老干部的打击和批评，除了执行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外，还有个人的目的，这就是为了确立自己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