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宋军“参谋总长”

东山论史 

                                                                      ☆魏远峰

《水浒传》中水泊梁山好汉，最恨的不是高俅这个人，是高俅不该那么幸运，不该什么好事都碰上，让他们心里不平衡。

实际上，高俅的幸运不能怪高俅，至少不能全怪他。

金圣叹在评《水浒》时，说：“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这一番话，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可是，如果把所有朝廷的问题——即“上”的问题，全归在高俅这一级官员身上，也有问题。

《挥麈后录》中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也就是几年之内，就当了节度使——也就是如今的大军区级。“遍历三衙”——即：殿前司、步军司、马军司，分别是御林军、步兵、骑兵的总司令，正式场合，分别称为：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一般场合也称为：殿帅、步帅、马帅。

因此，可以肯定地认为，高俅是北宋末年少有的军中历练完备的将领，分别当过“三军司令”，然后是宋军参谋总长——相当于如今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一点，是抹不去的事实。

当然，高俅任此职的合法性，是另一个问题。当然，按照宋朝当时的程序，高俅的任职是合法的。

宋朝有很好的规定，“没有边功，不得入三衙。”也就说，没有战场上的战功，就不能为“三衙”长官——也就是不能出任御林军、步军、马军司令。

于是，面对这么个没有学历、没有资历的“足球明星”，又有这么个祖制，徽宗在提拔使用高俅的问题上犯难了。他不得不想许多办法，才能把高俅放到御林军总司令的位置上。

这里，还必须再进一步说说宋朝军队，宋朝军队、军人没有地位，它既是历史的、又是延续的。直到南宋，依然如此。鼎鼎大名的抗金名将韩世忠，他老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相当有名，无人不知。

可是，少有人知道，梁红玉是个妓女出身，当时她嫁与韩世忠时，韩应该是个相当于今天的营团职军官。且，在当时的主流价值评判体系中，他俩是门当户对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人看来，他们的地位是相当的。

从这一点，可以旁证，当时军人的地位。

同时，宋朝的军队没有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赵宋王朝的江山，得来的不光彩。说白了，就是赵匡胤，用手握的重兵，夺走了柴家的江山。那个几岁的小皇帝，是他拜把子兄弟的儿子啊！

说实话，夺权的手法一点也不高明，甚至可以说欺负人家孤儿寡母，这事儿，很卑劣。好在，赵家没有肥人家孤儿寡母杀了，不然就更没人味了。大名鼎鼎的杨六郎的老婆姓柴，老戏中她一出来就称“柴郡主”，就是从这儿来的——她，是柴王的妹妹。

整个大宋朝，采用的“右文左武”政策——然而，这种说法，只不过是针对权力和威望罢了——也就是说，在整个国家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中，把武将抑制在一个张扬不得的状态中，防止任何武将有站出人群、振臂一挥，就有千千万万百姓山呼海啸般呼应的景况。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赵佶的祖上赵匡胤，是这样夺取的江山，他当然要防止同样被夺走。而当时，他夺取人家江山时，职务与高俅一样：都指挥使。也叫“都检点”。所以，所有宋朝皇帝都明白，不能让任何武将出现那样的威望。

所以，在重要军事部门，就必须多用庸才。

所以，重要军事部门，必须用绝对服从自己的庸才。

所以，真正的优秀人才，在宋朝军队中，混得都不好。

道理很简单，他不要你的本事，只要你的“忠心”。

道理很简单，你不能太有本事，太有本事了，他就不敢用了。

这些，赵家人不便说明，一直在用的选将法则，再加上，从来没有做过皇帝梦、没有任何准备的赵佶，仓猝上台，立刻面临纷纷扰扰的两党相争的局面，因此，他非常需要一个符合上述条件的人。

换句话说，他宁可选一个听话的混蛋，也不选个能干的威胁。这个哪怕是混蛋的家伙，至少不能打他屁股下面那把椅子的主意，也不能替别人打。如果，哪个哪怕混蛋的家伙，还能够帮他稳住那把椅子，防止别人掀翻那把椅子，那就再好不过了。

然而，高俅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混蛋。高俅这个混蛋，被赵佶这个混蛋，就这么选中了。

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要让徽宗为高俅的作为负全责，可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徽宗赵佶，至少要为高俅的所为，负上百分之七八十的责任。

因为，在选择、提拔、使用高俅的问题上，高俅充其量只有欲望，他做不到任何事。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徽宗为他设计好、安排好的。如果不是徽宗，高俅就“啥球”也不是。

为提拔高俅，徽宗可谓煞费苦心，先把高俅下放基层，托给守边大将刘仲武，或许就是今天说的“镀金”吧。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

《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有：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

高俅立过何种边功？

史书无记载，但刘仲武在崇宁三年（即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事变中，因为指挥得当，获得大胜。最终，使赵怀德等复降。

于是，有学者猜测，可能当时高俅也参加了战役。

大观二年（即1108年），童贯、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

徽宗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从徽宗的重视看，他是认为这是很大的胜利，高俅也有可能参与其役，《挥麈后录》说：“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

因此，可以相见，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是在刘仲武军中的建立的。一种可能是，刘仲武知道了徽宗将高俅放在己部的目的，有可能把高俅的功劳吹得大一点儿，算是做个顺水人情。

从之后，高俅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刘仲武在政和五年，吃过一次大败仗，但其仕途并没有受影响。这是因为，高俅在替他在皇上面前，说了好话。

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刘的儿子刘錡担任大将。

可是，这书推测高俅的战功，也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

历史上的“赵怀德叛宋事件”，实际是西夏联合青唐势力对北宋占领青唐地区的一次大规模反扑，时间是崇宁四年初。

刘仲武在这一事件中，既不是指挥，也没有功劳，反倒有罪！他作为副将，随高永年出兵救援宣威城，在高永年被帐下亲兵叛变送给了多罗巴被杀之后，刘仲武作为军中仅次于高永年副将，不但没有稳住军心，继续完成救援任务，反倒一路逃回西宁，坐看宣威城被围。

两个月后，才由其他两名将领，带兵解去宣威城之围。而刘仲武，也被监禁在秦州大狱。《十朝长编》中载，刘仲武本来至少会被判流放，但因为贿赂童贯，所以不但未流放，反而坐上了前上司高永年的位置。

而高俅，崇宁四年的时候，历史上记录的是，高俅以客省使身份，随林摅出使辽国。这大概，就是那份大诏令中，所写“耀使华于漠北”的根据。

因此，这件事，与高俅似乎不搭界。

大观二年，克复积石军活捉臧扑征哥一役，童贯是总指挥。军事上，临时的总指挥是刘法。本来，给刘仲武安排的任务是，堵住臧扑征哥的退路，但刘仲武利用其他几路军队的胜利，冒险派大儿子刘锡进入溪哥城，劝臧扑征哥投降，获得了成功。

实际上，这是利用儿子的性命，博老子和一家人的富贵！事后，童贯大约认为刘仲武有抢功之嫌，就没有特别强调刘仲武的功劳。

而刘仲武这一功劳，得以彰显是在政和年间，徽宗许其荫补一人，享受这一好处的就是老大刘锡。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刘仲武和高俅的关系，应该是在政和五年，攻打西夏时建立的。

政和五年，刘仲武率十万大军，攻打西夏臧底河城，大败而回。《宋史·夏国传》中记载，“秦凤第三将万人皆殁”。宋史上大约是为尊者讳的缘故，把王厚拉来陪绑，说王厚贿赂童贯，但据《建昌乡土志》墓志铭部分记载，王厚已经在大观元年下葬。一个死了八年的人，怎么可能跟刘仲武一起领兵出战？又怎么可能去贿赂童贯？

所以，真有贿赂，或许也是刘仲武干的。有一种可能是，高俅大约也帮说了好话，甚至高俅可能正是此战的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