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高参谋总长”将兵

东山论史 

                                                                      ☆魏远峰

《水浒传》宋江者流，他们咬牙切齿地认为，高俅就是踢得几脚好球，就得到皇帝宠爱，直至平步青云。

后世史家，也多有持此观点者。

实际上，如果这样，就小看了高俅。

可以说，高俅决非寻常辈，在为官弄权方面，高俅相当有一手，甚至可能有两手。或者也可以说，官场厚黑，修行深厚。正因为此，他才能居高位数十年，而屹然不倒。

                                                                           徽宗画作

首先，高俅非常明白，只有徽宗信任，他才能不在湍急的东京政治旋涡中被淹没。所以，高俅所为，任何情况下，他会权衡是否与皇上对他的信任有冲突。如果有，他会毫不犹豫放弃。

还可以肯定地说，高俅的前两个“贵人”，既是他早年学习文化知识的老师，又是他终生为官的参照。但是，必须看到，同样的官场参照，往往是看上去同一坐标，个人取舍会截然不同。

政治？什么是政治？

在许多时候，政治或许就是把野蛮粉饰成文明，把简单谎言包装成复杂谎言，把私利说成子民需要，把子民需要转化成私利，用真诚雕刻虚伪，用虚伪装扮真诚，让杀人利剑闪烁美丽的微笑，把美丽的微笑磨砺成对付政敌的利剑……

公元1071年夏4月，苏东坡接圣谕：“权开封府推官苏轼，出任杭州通判。”这是苏和王安石斗法的必然结果。

起初，是东坡对王安石的独断有意见，就乘进士考试之机，向皇上进策：“晋武帝平东吴，独断而克敌制胜，符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恒公专任管仲而使齐称霸诸候，燕王哙专任子之而败亡，事同而功异。”

很显然，苏轼的潜台词是：“王安石这人，是不可以让他独断专任的。”纵然，苏大有爱国赤诚，可他明显有性格缺陷，至少在官场上看，是这样。

                                                                        苏轼书法

从此，苏东坡开始了长达一生的颠沛流离。

苏东坡的骄傲与不妥协，让他一辈子过得不开心，也可以说，一生之中背着罪名，行走在漆黑的人生路上。

王诜，由于“好色”，同时有因政治原因，他是元祐党人。一生之中，在中年丧妻，也就是公主死后，日子过得与东坡差不多，非常凄苦……

高俅的两位老师，对高俅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大约在2001年，著名作家柳建伟来广州，一帮人在五羊新城的“枫木廊酒吧”聊天，当时在场的还有傅建文，还有其他几人，酒酣耳热，谈兴甚浓。

期间，我们就聊到了这个问题，我当时最大的疑问是，如东坡、王诜这么两位名师，怎么会教出高俅这么个学生？

说来说去，聊来聊去，大家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高俅总结了苏东坡和王诜的为官经验。也就是说，他看到了才高八斗的东坡、王诜，以伟岸的才情学识，却混得相当失意。

在另一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高俅直接汲取了他们失败教训。

所以，当时柳建伟说，这个事儿挺有意思，你不妨剑走偏锋，把他写成小说……

于是，这就是我的中篇小说《奸佞是怎样炼成的》，最初的创作由头。

当然，这是题外话。

大量的事实证实了一个推测，即：对于高俅言，他在东坡、王诜身上，看到或者汲取到的是，决不能像他们那样，背着罪名流浪一生。

高俅，他是个破落子弟，失落与磨难，或许早就受够了！所以，他对已经取得的官位，是非常在意的。

严格意义上讲，东坡王诜与高俅，的确不是一类人——对于高俅这类人言，每当遇到挫折，可能得罪上司，可能触怒龙颜，他生命中的坎坎坷坷，就会挥之不去地出现在眼前。同时，苏东坡、王诜的遭遇，也会让他不寒而栗。

恩格斯说，“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等于人的本身”，这话说的很有道理。高俅复杂的灵魂，是从他复杂的人生经历那儿来的。所以，要求高俅高尚，会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

可以说，高俅为官之后，在得与失、荣与辱间徘徊，大约也很辛苦，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很多人，不理解苏先生的刚正不阿和小徒高俅的奸诈无比，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其实，东坡、王诜两面镜子，让高俅看清了，他们是怎样怀才不遇的。

于是，高俅选择了与他们不同的人生。

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什么差别，在我看来，就是：东坡一生，为理想活着；高俅一生，为现实活着。

有一种可能是，或许在内心深处，高俅也非常景仰东坡。可是，高俅非常明白，在现实层面，他决不会向他那样。

《水浒传》中那帮“英雄”，还有不少史学者，他们提起高俅时的义愤填膺，大约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高尚须有高尚的基础，卑鄙自有卑鄙的理由。也可以说，对于任何人，如果你只关注他的坏，而忽略了他为什么坏，就会偏颇。

那么，苏先生崇高品质，就高俅就不起作用？

或许，我们应该这样想，在精神层面，东坡、王诜他们对高俅人格的影响与熏陶，是柔性的。因为，人格影响，从不具约束。

可是到了现实层面，高俅与东坡、王诜他们，面对的同样是制度、体制。纵然，历朝历代的制度，总是向好的方向制定，可历朝历代的制度执行水准，从来不取决于制度本身，而是取决于执行制度的人。

就在北宋末年，那个时代的制度，正是在执行环节上，败坏了的。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执行制度——于是，对于高俅，要么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员，要么就像东坡他们那样，被放逐。

所以，许多迹象表明，高俅选择混迹于官场，或许也是他的无奈之举。当然，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一定会匹配什么样的方法论。

                                                   高俅最大的“贵人”徽宗赵佶

所以，高俅，作为被徽宗赵佶“慧眼识‘猪’”，一眼看中，提拔、推举起来的新权贵，作为北宋王朝军队的参谋总长，首先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志大才疏，好名贪功的心理。

高俅管理禁军，在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东京梦华录》中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

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

这一点上，颇是让人不由想起当年“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哈哈，历史总是如此奇怪……

在任职军界后，高俅或许也曾想把军纪整肃一下，把训练加强一下，把兵器更新一下。或许，也做过一些尝试。譬如，今天军事领域仍在沿用的“对口令”，就是高俅发明的。

当时，高俅要负责皇上的安全，为了严密防卫，防止坏人混入，高俅想了一个办法：“喝探”。

这是因为，每当皇帝出巡，高俅就得提前就到目的地，实施肃清戒严，在没有“喝探”时，曾有人穿着兵丁衣服，小到偷窃物品，大到行凶作乱。有了“喝探”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高俅把士兵分为十人一队，共编10队，昼夜巡逻，每遇到行人，就大声喝道：“是与不是？”

那么便答：“是。”

“是甚人？”又问。

“殿前都指挥使高俅。”那人答。

这样，高俅每晚换一句最终的秘密应语，由他个人掌握着，传到各兵营，其他人就混不进来了……这是一件小事，不过也可看出，高俅不是个傻瓜。

但是，也必须指出，高俅的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

《靖康要录》中记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

       徽宗赵佶的《听琴图》，所画人物栩栩如生，就连迎风的松树都像是在音乐神韵里陶醉了……

哈哈，这个告状人，把高俅的问题弄得很清楚，主要事实有，一是，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

二是，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

三是，如果没手艺，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

四是，上述行为造成的恶果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摆设……

所以，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这个问题上，高俅是有罪的，可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不能完全归罪于高俅……

　　                                                      徽宗赵佶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