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天良”与东北边业银行

边业银行柜台。 张静翻拍

　　东北沦陷，边业银行落入魔掌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边业银行落入日本人魔掌。1931年9月19日，关东军派懂金融的特务酒井辉马带人到边业银行总行办理接收。酒井辉马的办事效率很高，9月24日，伪新业银行即重新开张，但物是人非，沦入日人之手的边业银行已经不再姓张了。当时，银行总裁彭贤在辽阳养病，副总裁杜荣时及协理梁文彬逃至北京，只有经理郭尚文、副理张宝扬仍在沈阳，在日本人的逼迫下，二人只得继续“工作”，但这样的“工作”已经有了汉奸色彩了。不久，又有一个大汉奸出场，此人便是阎泽溥，他也是张作霖的理财能手，曾任张作霖安国军政府的财政总长。这一次，日本人安排阎泽溥做了伪边业银行总裁。但日本人显然并不信任阎泽溥，次年3月，又派来一个纯种日本人，名叫中川帆三郎，驻在伪边业银行，随时监督。

　　虽然动作很麻利，但日本人并不想扩大边业银行的业务，反而要清算了事。事实上，伪边业银行复业之后，所从事的业务便有清算意味。9月24日，关东军即公布了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管理办法”。说是叫管理办法，其实叫“限制办法”或者叫“吸血办法”可能更恰当一些。在关东军颁布的条文里，存款的提取和钞票的兑换均要受到严格的限制。至于钞票兑换，也同样不讲道理。日本人的规定是，每人每日最高兑换50元，并且规定不许携带百元以上现洋出城。显然，日本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多的榨取。

　　另外，日本人的财政理念显然不同于张作霖和张学良，他们更强调“中央银行”的作用。1932年6月11日，伪满按着日本人的意思，装模作样地颁布了“中央银行法”，并于6月15日宣布成立伪满中央银行。按照日本人的思路，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原永信公司)，还有边业银行，均归并于伪满中央银行。

　　但莫名其妙的是，边业银行的新名称是伪“业字总支行”，这“总”的“支行”颇让人难以理解，而日本人的解释是该行在东北的分支机构，仍归其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称之为“总”。但它同时又归伪满中央银行管辖，所以又可称之为“支行”。其他三家银行也是如此。大概日本人也觉得这样别扭，就于1932年年末，将各行人事及业务完全并入伪满中央银行，取消了原来的机构名称。

　　损失惨重，张氏边业银行的“收入”与“支出”

　　边业银行除与一般性商业银行的业务以外，还享有钞票发行特权，此外，还经营大豆、小麦等农产品。边业银行的收入，除留存一部分公积金之外，分作四份，其中四分之一做职工资金，另外四分之三就是张氏父子的红利了。其中，职工资金的分配非常有讲究，也非常细致。按等级来说，总裁、副总裁、总理、协理为一级，分得25%；总行经理、副经理为一级，分得20%；文书、稽核为一级，分得15%；各股股长、分行经理及一般员工为一级，分得40%，这一部分资金按员工年薪水平来计算。规定是规定，但每年的红利分配也很有讲究，据韦锡九回忆，边业银行每年处终结算后，并不向张作霖报告资产负债等报表，只是开具一张纯益及红利分配清单(在红纸上书写)，趁张作霖高兴的时候呈上去，张作霖批示“照准”，大家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分钱。韦锡九称：“当张情绪不高或不喜悦时，不敢去递，因恐其发脾气，批不准，无法进行分配工作。”

　　除了红利，边业银行还有一些“特别开支”也可能从边业银行支取。比如1927年间，张作霖曾由边业银行支取日本金票50万元，赠给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作为竞选议员之用。另据《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沈阳文史资料》第12辑)记载，町野武马给张作霖做了9年顾问，深得信任。每年，张作霖都要派町野到日本“联络”各界要人，一般来说，张作霖每次都给町野“交际费”3万元，而町野回来时，只把少数结余缴还。“这项费用多系张作霖的五夫人经手，参谋长、秘书长全不知道”。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边业银行总行及分行，日本人可以发挥其强盗特权，肆意掳掠。但关内的边业银行各支行，日本人却鞭长莫及，仍在张学良控制之下。于是，张学良把天津支行改为总行，继续经营，我们可以将此称之为“后边业银行”。“后边业银行”的管理模式改为经理制，由当时驻天津的长芦盐运使荆有岩兼任边业银行监理，韦锡九任经理。

　　但是，边业银行在东北的全部资产，被日本人掳去，并入伪满中央银行。原关内各分行资金有限，只有不到170万元的资产。不久，张学良又支出现洋120元左右(笔者猜测，可能是资助义勇军抗日)。后来，张学良又给边业银行拨去30万元。而东北籍要人入股的资金不过20万元，旋即抽出。因为边业银行的资金较弱，再加之东北军丢了东北，张学良成了“不抵抗将军”的负面影响，边定银行的业务基本陷于停顿状态。有资料记载，自“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后关闭边业银行止，数年时间，边业银行一直没有盈利。

　　这期间，伪满中央银行曾想跟天津的边业银行做一笔“买卖”。原来，他们在沈阳边业银行总行“接收”了一批盖有天津字样的钞票(天津边业银行曾作为总行，发行过钞票)。伪满中央银行的人一合计，如果把这批钞票兑换成真金白银，那该多好。于是，便差人到天津兑现。当时，韦锡九已经升任天津边业银行的总经理，对此“严厉拒绝”。这就好像是你抢了一台汽车，却偏要原来的车主给你修路，真是岂有此理。据说，那个日本人离开后，以后也“未敢再来”。

　　因为资金不足，人气不旺，边业银行已经难续旧日辉煌。张学良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当银行家，对边业银行的关注已经不多。再说，满腔热忱的张学良显然认为，救亡图存显然要比开银行重要得多。不久，张学良着实“教训”了一次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此后，张学良被蒋介石用一个团的经费“养”了起来。情势发展到这步，边业银行也就没了主心骨，很难再存在下去了。当张学良被囚禁于浙江奉化雪窦寺时，韦锡九通过宋子文，请示了张学良，张学良同意停业。

　　在西安事变时，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张学良驻节西安时，曾在西安开了一处分行，经理名叫王德俊。事变当晚，西安分行里突然闯进去一批西北兵，“似系企图抢劫财物”，但因为银行没有现款，那群西北兵没有抢到什么。气愤之下，竟将经理王德俊，还有与王德俊同住的一位东北大学的学生枪杀了。

　　1937年4月，边业银行正式停止营业。而在此前，边业银行已经在清理“善后”，用韦锡九的话说：“此时边业银行不欠存户一文存款，没倾过民众一张钞票”。如此说来，在那个年月，边业银行完全可称得上是君子了。人们称张作霖讲义气，对张学良也尊崇有加，可能也与这样的“小事”有关系吧。

　　薛西斯/文